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
摘要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2002年6月4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224次会议通过 法释[2002]21号）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已于２００２年６月４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１２２４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２００２年１０月１日起施行。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李国光在公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新闻发布会上的讲话
摘要1：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李国光在公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新闻发布会上的讲话(2002年7月25日)
摘要2：
松业石料厂诉荥阳市劳保局工伤认定案
摘要1：【裁判摘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十九条，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受理工伤认定申请后，依照法定程序要求用人单位在规定时间内提供相关证据，用人单位无正当理由拒不向行政机关提供证据，事后在行政诉讼程序中向人民法院提供的，人民法院可不予采纳。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16)最高法行申2907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16)最高法行申2907号
【裁判要旨】在行政诉讼中，被告适格包括两个层面的含义。一是形式上适格，也就是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第二项规定的“有明确的被告”，以及第二十六条规定的关于适格被告的各款规定。形式上适格属于法定起诉条件的范畴，不符合这些规定的，应当裁定不予立案或者在立案后裁定驳回起诉。二是实质性适格，它是指被诉的行政机关作出了被诉的那个行政行为，并且该机关在此范围内能对案涉标的进行处分。实质性适格问题相对复杂，通常需要通过实体审理查明，如果通过实体审理确实不构成实质性适格，则以理由不具备为由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当然，也不排除在特别明显地不具备实质性适格的情况下，在进入实体审理之前即以起诉不符合法定条件为由裁定驳回起诉。
【摘要１】第三人制度是行政诉讼法的明确规定，该法第二十九条第一款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同被诉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但没有提起诉讼，或者同案件处理结果有利害关系的，可以作为第三人申请参加诉讼，或者由人民法院通知参加诉讼。”一般认为，行政诉讼第三人制度的性质是“诉讼参加”，设立这一制度不仅是对利害关系人权利的尊重和维护，也有利于增强判决的确定性和稳定性，减少诉讼周折，从而实现诉讼的最佳效益。与被诉行政行为有关的其他行政机关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通常属于一种单纯辅助参加，尤其在涉及批准行为、前置行为、辅助行为、行政合同以及超越职权的案件中，允许其他行政机关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对于查明案件事实、分清法律责任，更具有积极意义。本案中，作为被诉行政行为实际实施者的渤海路街道办显然与本案具有密切关系，通知其参加诉讼对于查清案件事实肯定有所帮助，所以原审法院通知其参加诉讼，不仅必要，而且合法。原审法院根据再审申请人的诉讼请求以及查明的案件事实，在不予认可其对于庆云县政府的指控的同时，不去确定仅是单纯辅助参加而非共同被告的第三人承担何种责任，亦符合不告不理的诉讼原则。
摘要2：【摘要２】《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六条规定：“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应当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但该条同时规定：“经过阅卷、调查和询问当事人，对没有提出新的事实、证据或者理由，合议庭认为不需要开庭审理的，也可以不开庭审理。”按照本条的规定，行政诉讼的第二审程序并非完全是“以新的一审代替原一审”，第二审程序中实行言词审理，主要限于“提出新的事实、证据或者理由”的情形，而且，在第二审程序中提出“新的证据”也并非不加任何限制，主要应当限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十二条规定的三种证据，即：在一审程序中应当准予延期提供而未获准许的证据；当事人在一审程序中依法申请调取而未获准许或者未取得，人民法院在第二审程序中调取的证据；原告或者第三人提供的在举证期限届满后发现的证据。而本案并不存在以上情形。因此，二审法院在认为不符合开庭审理的条件时采用书面审理的方式，并不违反行政诉讼法第八十六条的规定，再审申请人主张“二审不应进行书面审理”，“二审程序严重违法”，依法不能成立。
【解读】被告不适格的情形及相应的处理方式：
（１）形式上不适格（《行政诉讼法》第４９条第２项规定“有明确的被告”；第２６条规定适格被告的各款规定）：应当裁定不予立案或者立案后裁定驳回起诉；
（２）实质性不适格：如经过实体审理确实不构成实质性适格，则以理由不具备为由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特别明显不构成实质性适格的，也可以在实体审理之前即以起诉不符合法定条件为由裁定驳回起诉。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6)最高法行申1751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6)最高法行申1751号
【裁判要旨】被诉行政行为违法、符合撤销判决条件的，但是撤销该行政行为将会给国家利益或者公共利益造成重大损失的，人民法院应当作出确认被诉行政行为违法的判决，并责任被诉行政机关采取相应的补救措施；造成损害的，依法判决承担赔偿责任。
【裁判摘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六条规定：“经合法传唤，因被告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而需要依法缺席判决的，被告提供的证据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据此，浙江省政府经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其提供的相关证据依法不能作为定案依据，被诉行政行为应予撤销。但是，鉴于被诉土地批准行为所涉土地系用于“台州医院新院区建设项目”建设，且再审申请人卢某某、谢某某的相关土地仅是被批准征收范围内的一小部分，若撤销被诉土地批准行为，将导致作为医疗卫生公益项目的整个台州医院新院区建设无法如期开展，将对社会公共利益产生重大损害，故原审法院据此判决确认被诉行政行为违法，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8)最高法行申1186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8)最高法行申1186号
【裁判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提起诉讼。《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第一款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向人民法院起诉时，应当提供其符合起诉条件的相应的证据材料。据此，起诉人提起行政诉讼，应当提供证据初步证明与被诉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具有原告资格。否则，起诉不符合法定条件。本案中，宋屋七队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撤销被诉的颁发第02×××1号土地证行为。但是，根据20号批复及所附界址图、用地现状和生效的（2016）桂09民终593号终审民事判决，第02×××1号土地证项下的土地并不在宋屋七队根据20号批复获得的回建地范围内，宋屋七队与第02×××1号土地证没有利害关系。二审裁定驳回宋屋七队的起诉，并无不当。
摘要2：【解读】起诉人需初步证明其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
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8)桂01行终44号
摘要1：【案号】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8)桂01行终44号
【裁判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行政行为相对人以外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提起行政诉讼，应当与被诉行政行为具有利害关系。行政诉讼作为一种主观诉讼，其既然将行政行为相对人以外的当事人纳入权利保障的范围，就必然要设置一个标准以防止诉权的滥用，这就是“利害关系”标准。只有行政行为相对人以外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主观权利可能受到被诉行政行为的不利影响，才可作为原告对相应的行政行为提起诉讼。《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第一款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向人民法院起诉时，应当提供其符合起诉条件的相应证据材料。根据该条规定，具体到原告资格的问题上，要求当事人提起行政诉讼，应当举证证明其与被诉行为具有利害关系，否则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相应诉讼后果。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7)最高法行再41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7)最高法行再41号
【裁判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条第一款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和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有权依照本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该法第四十九条一项、第二十五条则进一步规定，提起行政诉讼的原告应当是符合该法规定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即必须是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在审查原告资格时，原告主张的合法权益仅是可能存在，经过实体审查后可能出现两种结果，一种结果是原告主张的合法权益实际存在，其诉讼请求可以获得支持；还有一种结果是原告的诉讼请求不成立，没有可以保护的合法权益。但不能以实体审查标准中的事实上的利害关系代替原告资格审查中的可能性的利害关系。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提起行政诉讼，其原告资格中的利害关系应当以“可能性”为标准，只要原告的主张与被诉行政行为存在利害关系的可能性即具有利害关系。至于是否事实上存在利害关系则不属于原告资格的审查范畴，而是实体审查的范畴。因为原告资格本身的利益之诉中，所谓的利益无论是民事诉讼还是行政诉讼，都是一种存在可保护合法利益的可能性。如果要求原告资格中就必须要有实际的利害关系，也就是要求原告在起诉的时候就必须要有胜诉的绝对把握，这是不符合诉讼规律的。诉讼本身就是以存在争议为前提，只要争议存在，与争议有关的各方当事人就具有诉讼当事人的资格，而不是说只有绝对胜诉的一方才具有当事人的资格。进一步而言，在原告资格存在的情况下，如果被诉行政行为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不存在主体越权情况和滥用职权、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等情况，应当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如果行政行为存在轻微违法，但对原告权利不产生实际影响的，可以判决确认违法。这样的判决方式有利于体现人民法院对被诉行政行为实质审查的结果，有利于体现行政诉讼实质性解决纠纷的诉讼目的。如果进入实体审查，审查完毕却做出一个驳回原告起诉的程序性裁定，则完全抹杀了人民法院实体审查的成果，未从实体上做出判决也不利于对被诉行政行为合法性的监督，更不利于当事人服判息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向人民法院起诉时，应当提供其符合起诉条件的相应的证据材料。结合前述有关原告资格的规定，则公民、法人或
摘要2：（续）结合前述有关原告资格的规定，则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向人民法院起诉时，应当对其与被诉行为有利害关系提供证据材料，但此时其仅需承担初步的证明责任。
【解读】
（１）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提起行政诉讼，其原告资格中的利害关系应当以“可能性”为标准，只要原告的主张与被诉行政行为存在利害关系的可能性即具有利害关系。
（２）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向人民法院起诉时，应当对其与被诉行为有利害关系提供证据材料，但此时其仅需承担初步的证明责任。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6)最高法行申284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6)最高法行申284号
【裁判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第（三）项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第一款规定，起诉人提起行政诉讼，应该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条、第四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第二款规定，赔偿请求人单独提起行政赔偿诉讼的，应当以侵权的行政行为被确认违法且赔偿义务机关先行处理为前提。即，起诉人提起行政诉讼应当初步证明被诉行政行为的存在，单独提起行政赔偿诉讼应当先向赔偿义务机关提出申请。如果不能证明被诉行政行为的存在，行政赔偿诉讼中未提供证据证明已经赔偿义务机关先行处理的，起诉不符合法定条件。对于不符合法定条件的起诉，人民法院应当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第（十一）项之规定，裁定不予受理；已经受理的，裁定驳回起诉。本案中，李某某请求区政府、区计生局、区街道办、区工商局赔偿其经济损失，但并未提供证据证明上述行政机关有侵犯其合法权益的违法行政行为的存在，亦未提供证据证明上述行政赔偿请求已经赔偿义务机关先行处理。因此，其起诉不符合法定条件。一、二审裁定不予立案，处理结果并无不当。
【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和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有权依照本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前款所称行政行为，包括法律、法规、规章授权的组织作出的行政行为。据此，行政诉讼中，只有依法享有行政职权的行政机关或者法律、法规、规章授权的组织实施的行为，才可能是行政诉讼法规定的可诉的行政行为；只有行政机关和法律、法规、规章授权的组织，才可能成为行政诉讼的适格被告。李某某以区工商总公司为被告提起行政诉讼，区工商总公司不是行政机关或者法律、法规、规章授权行使行政职权的组织，不是行政诉讼的适格被告。一、二审裁定不予立案，并无不当。
摘要2：【解读】法律、法规、规章授权的组织可以作为被告。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5)行终字第1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5)行终字第1号
【裁判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十六条规定：”高级人民法院管辖本辖区内重大、复杂的第一审行政案件。”对于条文中”重大、复杂”，法律和司法解释并未作出明确界定和解释，高级人民法院应当根据案件的性质、疑难程度、规则价值、社会影响等，全面分析考量认定。由于法律规定的抽象性、原则性，本条规定实质是赋予了高级人民法院对何谓”本辖区内重大、复杂的第一审行政案件”一定程度的司法自由裁量权，上级法院一般应当尊重下级法院的判断。据此，中宇公司以被告为沈阳市政府、案情特别复杂、涉及面广、诉讼标的特别巨大等为由，主张本案应属高级人民法院管辖的”重大、复杂”的第一审行政案件，其理由是否成立，应属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的司法自由裁量权范畴。
摘要2：【摘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第一款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向人民法院起诉时，应当提供其符合起诉条件的相应的证据材料。”也就是说，起诉人提起行政诉讼，应当对其起诉是否符合法定条件承担初步的证明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第（三）项规定，提起诉讼应当符合下列条件：”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根据”。所谓”具体的诉讼请求”前提是要有明确的被诉行政行为。起诉人提起行政诉讼应当初步证明被诉行政行为的存在。如果不能证明被诉行政行为的存在，起诉人的起诉不符合法定条件，人民法院应当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第（十一）项之规定，裁定不予受理；已经受理的，裁定驳回起诉。本案中，中宇公司一审请求”确认沈阳市人民政府于2003年9月5日作出的将暂扣中宇公司证件移交沈阳市城乡建设委员会的会议处理决定违法”，但是，并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沈阳市政府作出过相关的”会议处理决定”，其所提供的2009年12月3日沈阳市人民检察院向其出具的《检察机关处理信访事项答复意见书》也只能证明”2003年9月5日，联合调查组由中共沈阳市纪委牵头召开协调会……决定将暂扣证件移交市城乡建设管理委员会”，不能证明沈阳市政府曾就相关移交事项作出对外发生法律效力的行政决定。因此，中宇公司的该项起诉不符合起诉的法定条件，原审裁定不予立案的处理结果并无不当。
【解读１】行政起诉应明确被诉行为，证明被诉行为存在。
【解读２】起诉条件的审查范围——人民法院以案件不属于本院管辖为由裁定不予立案或者驳回起诉的，应当对其他起诉条件一并审查：（１）认为符合其他起诉条件的，可以在裁定中释明，起诉人有权依法向有管辖权的法院起诉；（２）认为不符合其他起诉条件的，也应当在裁定中予以明确。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7)最高法行再9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7)最高法行再9号
【裁判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规定了提起行政诉讼应当符合的四项条件，即具有原告资格、明确的被告、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根据、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但是，根据行政诉讼法及司法解释的规定，行政诉讼中的起诉条件还应包括起诉期限在内。行政诉讼中的起诉期限不同于民事诉讼中的诉讼时效，是法律设定的起诉条件之一，解决的是行政起诉能否进入司法实体审查的问题。行政行为具有公定力，行政行为作出后除了关系到行政相对人的权利义务，还影响到社会公众对行政机关的信赖利益。如果允许当事人超过起诉期限提起行政诉讼，则会使行政行为一直处于效力不明的状态，面临随时可能被撤销或变更的可能。一旦行政行为被撤销或变更，行政相对人、利害关系人、相关行政机关的权利义务都随之发生变化不确定，导致社会成本提高，行政机关的社会公信力降低。法律规定起诉期限的目的，就是督促当事人及时提起诉讼，尽早解决行政纠纷，使社会关系达到稳定的状态。因此，即使当事人未提出有关起诉期限问题的抗辩，人民法院也应主动进行审查，并据以判断是否立案或继续审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四条第六项的规定，起诉超过法定期限且无正当理由的，应当裁定不予受理，已经受理的，裁定驳回起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一款第二项作了相同的规定。可见，对于行政诉讼起诉期限应当作为起诉条件进行审查，司法解释的制度安排在行政诉讼法修改前后并未发生变化，即对于行政起诉期限的审查应当贯穿于立案受理和审理阶段，在立案受理阶段发现应当裁定不予立案，如果进入审理阶段则应裁定驳回起诉。而且目前的行政诉讼法律及司法解释中均没有关于法院对行政起诉期限不应主动审查的规定。虽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第三款规定，被告认为原告起诉超过法定期限的，由被告承担举证责任。但该条规定仅是对举证责任的分配，即当被告在诉讼中提出原告超过起诉期限的抗辩理由时，应当提交证据对其主张予以证明，否则将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但是，从该条规定无法得出法院不能主动审查起诉期限的结论。
摘要2：【解读】起诉期限属于法院主动审查事项——行政诉讼中对于起诉期限应主动进行审查｜行政诉讼中的起诉期限不同于民事诉讼中的诉讼时效，是法律设定的起诉条件之一，解决的是行政起诉能否进入司法实体审查的问题。即使当事人未提出有关起诉期限问题的抗辩，人民法院也应主动进行审查，并据以判断是否立案或继续审理。对于行政诉讼起诉期限应当作为起诉条件进行审查，起诉超过法定期限且无正当理由的，应当裁定不予受理，已经受理的，裁定驳回起诉。本案一、二审均未审查起诉期限问题，进行实体审理并作出判决，适用法律错误，应予纠正。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6)最高法行申2233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6)最高法行申2233号
【裁判摘要】设置起诉条件的旨趣在于不使那些不符合法定条件或者没有进入实体审判必要性与实效性的诉进入实体审理，所以，这是法院应当依职权主动调查的程序性事项，不用基于当事人申请，在当事人没有提交相关证据的情况下法院也可以主动调取相关证据。对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二条第二项已有明确的规定。由于与起诉条件有关的事实并非都很复杂，因此无需都要经过开庭审理才能查明，对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二款有明确规定：人民法院经过阅卷、调查和询问当事人，认为不需要开庭审理的，可以迳行裁定驳回起诉。因此，原审法院在查明相关事实后迳行作出驳回起诉的裁定，并不违反法律规定。
摘要2：【摘要】再审申请人主张无效的行政行为自始无效，不能适用起诉期限的规定。但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五条规定，所谓无效行政行为须具备“行政行为有实施主体不具有行政主体资格或者没有依据等重大且明显违法情形”，而本案被诉行政行为的违法性显然没有达到这种程度。还须指出的是，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并没有明文规定请求确认行政行为无效是否适用起诉期限的规定，但根据一般诉讼原理，请求确认行政行为无效，仍须于适当期间内提起，如果时过境迁又重提旧事，则难以维持法律秩序的安定，并不无滥用诉权之嫌疑。
【解读】确认无效之诉仍然有起诉期限（备注：已被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20）最高法行再341号改变）。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8)最高法行申2009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8)最高法行申2009号
【裁判摘要１】土地证无法确定争议地权属仍属土地权属争议——《土地权属争议调查处理办法》第二条规定，土地权属争议，是指土地所有权或者使用权归属争议，且该办法第十四条列举的排除土地权属争议的案件并不包括已经颁发土地证的案件。60号复函关于“土地登记发证后已经明确土地的所有权和使用权，土地登记发证后提出的争议不属于土地权属争议”的规定，是指已经发证的土地登记对土地权属、四至范围界定清楚明确，无需进行土地权属确权的情形。如果根据已经核发的土地证无法确定争议地权属，当事人申请确权的，仍应当属于土地权属确权争议。
【裁判摘要２】行政诉讼证据的采信，在于查明案件事实。机械适用行政诉讼证据规则，完全排除被告超过举证期限提供证据的可采信性，是完全错误的。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二条第（一）项规定，在涉及国家利益、公共利益或者他人合法权益的事实认定的情形下，人民法院有权向有关行政机关以及其他组织、公民调取证据。土地确权案件直接涉及第三人合法权益的保护，行政机关在超过举证期限后，主动向人民法院提交证据，证明案件事实的真实性，经审查该证据符合可定案证据的法定条件，人民法院应当予以采信。
摘要2：【解读】已核发的土地证还有地权争议的，仍应当属于土地权属确权争议——土地证四至不清导致权属争议仍属于确权争议。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8)最高法行申5585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8)最高法行申5585号
【裁判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第三项规定，提起诉讼应当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根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五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提起诉讼时应当提交被诉行政行为或者不作为存在的材料。《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第一款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向人民法院起诉时，应当提供其符合起诉条件的相应的证据材料。也就是说，起诉人提起行政诉讼，应当对其起诉是否符合法定条件，被诉行政行为是否存在承担初步的证明责任。如果起诉人不能提交相应材料，完成初步证明责任，则其起诉不符合法定起诉条件，人民法院应当不予立案或者驳回起诉。本案中，刘某某田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的内容存在起诉状格式错误、将湘潭市人大常委会列为被告、没有具体明确哪个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违法。经一审法院书面通知补正后，刘某某亦未明确诉讼请求，也未提供证据证明湘潭市人民政府对其实施被诉的行政行为。刘某某的起诉不符合法定的起诉条件，一、二审裁定不予立案，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7)最高法行申9063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7)最高法行申9063号
【裁判摘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起诉不符合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的条件，人民法院应当裁定驳回起诉。《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第（三）项规定，提起行政诉讼应当要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第一、二款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向人民法院起诉时，应当提供其符合起诉条件的相应的证据材料。在起诉被告不作为的案件中，原告应当提供其在行政程序中曾经提出申请的证据材料。行政复议行为属于应申请的行政行为，起诉前向复议机关提出过行政复议申请，是行政复议申请人提起行政诉讼，请求判令复议机关履行行政复议法定职责的法定起诉条件。《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规定的原告申请被告履行法定职责理由不成立，应当是指实体上被告履行法定职责的条件不成就或时机不成熟，原告请求履行法定职责理由不能成立，不包括行政机关没有相应法定职权从而不是适格被告、或申请人未提出申请因而起诉没有事实根据等起诉不符合法定条件的情形。本案中，根据大村一至六经济社提供及一审法院调查的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起诉前大村一至六经济社已经向云浮市政府提出过行政复议申请，大村一至六经济社的起诉不符合法定条件，一、二审本应裁定对其起诉不予立案，或立案后裁定驳回起诉，判决驳回诉讼请求不妥，本院予以指正。
摘要2：【解读】（１）在起诉被告不作为的案件中，原告应当提供其在行政程序中曾经提出申请的证据材料。（２）行政复议行为属于应申请的行政行为，起诉前向复议机关提出过行政复议申请，是行政复议申请人提起行政诉讼，请求判令复议机关履行行政复议法定职责的法定起诉条件。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7)最高法行申6384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7)最高法行申6384号
【裁判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第（三）项规定，提起行政诉讼，要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根据。第十二条第一款规定，申请行政机关履行保护人身权、财产权等合法权益的法定职责，行政机关拒绝履行或者不予答复的，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行政机关不履行保护人身权、财产权等合法权益法定职责的行为可诉，应当同时具备两个前提条件：一是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具有合法的、值得法律保护的权益；二是行政机关依照法律规定、行政协议约定或者先前行为产生的附随义务等，具有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的职责义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第一款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向人民法院起诉时，应当提供其符合起诉条件的相应的证据材料。提起不履行法定职责诉讼，起诉人应当提供证据初步证明其享有相应的合法权益，行政机关具有相应的法定职责义务。不能初步证明的，起诉不符合法定条件。本案中，刘某某等48人主张华安公司应当支付其资产股受益款15420000元。但是，即便作为公司股东，是否能够实现分红的权利，也要根据公司的盈利情况，由股东大会决议是否分红以及分红的具体形式和数额。股东的收益与公司的经营风险、盈利状况直接相关联，并非只要是股东就必然会有收益。刘某某等48人以享有华安公司资产股为由，主张华安公司应当向其支付资产股受益款15420000元，其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根据。同时，刘某某等48人提起本案行政诉讼，并未提供证据初步证明，根据法律、法规、规章规定，或者行政协议约定，或者因先前行为产生的附随义务，在华安公司拒不支付刘某某等48人资产收益款的情形下，贺州市政府具有责令华安公司支付相应款项的法定义务。因此，刘某某等48人以贺州市政府为被告提起本案行政诉讼，请求判令贺州市政府履行责令华安公司支付资产收益款法定职责，起诉缺乏基本的事实根据。一、二审裁定不予立案，处理结果并无不当。刘某某等48人主张，诉请贺州市政府履行法定职责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其主张本身并无错误。但是，鉴于起诉时，刘某某等48人没有提供证据证明起诉具有初步的事实根据，以此为由申请再审，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解读】起诉政府履行责令公司支付资产收益款不符合起诉条件。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18)最高法行再204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18)最高法行再204号
【裁判摘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三十五条第一款规定：“原告或者第三人应当在开庭审理前或者人民法院指定的交换证据清单之日提供证据。因正当事由申请延期提供证据的，经人民法院准许，可以在法庭调查中提供。逾期提供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责令其说明理由；拒不说明理由或者理由不成立的，视为放弃举证权利。"第四十二条规定：“能够反映案件真实情况、与待证事实相关联、来源和形式符合法律规定的证据，应当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十二条第三项的规定，按照第二审程序和审判监督程序审理的案件，当事人依法提供的“新的证据"包括原告或者第三人提供的在举证期限届满后发现的证据等。上述司法解释规定了当事人提交证据的期限、逾期提交证据的处理、证据采纳的标准以及新证据的界定。在行政诉讼中，较之行政机关，行政相对人或者利害关系人处于相对弱势地位，可能由于法律知识欠缺或诉讼能力不足而在举证期限内未能提交相应的重要证据，其在二审、再审审查、再审审理阶段提交起诉前已经存在但未能提交的证据，且该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的，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二条第一、二款规定，人民法院应当在考虑当事人未在原审诉讼程序中提交该证据的原因及过错程度、该证据对双方当事人合法权益的影响以及行政诉讼权利保障价值的基础上，进行综合审查评判。本案中，余某某在再审审查程序中提交的证据2即案涉土地权属登记档案依法应由阳春市国土资源局保管，因阳春市国土资源局不予提供,导致余某某在一审、二审审理阶段不能及时提交。余某某确因客观原因不能取得并在举证期限内提交上述证据，且并无证据证明余某某存在故意延迟举证的情形，应当认定余某某提交的证据2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十二条的上述规定，属于新的证据，能够反映案件真实情况、与待证事实相关联、来源和形式符合法律规定。
摘要2：【摘要】行政机关怠于举证消极应对的法律责任——还应当指出的是，人民法院的公正裁判必须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必须以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向法庭提供真实证据，向法庭如实陈述为基础。诉讼参与人必须遵循诚信诉讼义务，保证所提交证据和发表意见的客观真实性，否则将被依法追究诉讼失信的法律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九条第一、二款的规定，作为诉讼参与人的单位伪造、隐藏、毁灭证据或者提供虚假证明材料，妨碍人民法院审理案件的，可以根据情节轻重，对其主要负责人或者直接责任人员予以罚款、拘留。土地登记资料包括土地登记结果和原始登记资料，是保证土地交易安全、保护土地权利人合法权益的重要资料。《土地登记办法》第二十条第一款规定，土地登记形成的文件资料，由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管理。第七十一条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土地登记结果的信息系统和数据库建设，实现国家和地方土地登记结果的信息共享和异地查询。《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第十二条则规定，不动产登记机构应当指定专人负责不动产登记簿的保管，并建立健全相应的安全责任制度。本案中，阳春市国土资源局未依照相关规定，妥善保管并及时归档案涉土地的登记资料，致使阳春市政府在一、二审程序中无法提交相关证据材料。阳春市政府对此问题未予纠正并消极应对诉讼，本院本应依照前述规定对阳春市政府的相关负责人及直接责任人员予以处罚。但鉴于阳春市政府已采取措施调取相关证据并向本院申请再审，余某某的合法权益已经得到保护，故本院仅对其逾期举证行为予以指正。阳春市政府及阳春市国土资源局应对此次逾期举证问题进行调查核实，对存在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责任人员依法依规作出相应处理，并对相关土地登记资料的保管及归档问题开展专项核查，杜绝此类情况再度出现。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7)最高法行申6214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7)最高法行申6214号
【裁判摘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十条和第七十一条第（五）项规定，无法与原件核对的复制件并非完全没有证明效力，只是不能单独作为定案依据。本案颁发18557号土地证及一、二审判决，并非仅仅根据《协议书》而认定案涉土地的权属来源清楚，同时还结合历史上案涉土地的管理、使用情况等各项证据，综合认定案涉土地权属。
摘要2：【摘要】《土地登记办法》【备注：已失效】第九、十二、十三、十四、十七、三十二、三十三条规定，申请人申请集体土地初始登记的，应当提交土地登记申请书、申请人身份证明材料、集体土地所有权证明等材料，如实向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提出登记申请。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对申请人的申请进行审查，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的，应当受理土地登记申请。受理土地登记申请后，认为必要的，可以就有关登记事项向申请人询问，也可以对申请登记的土地进行实地查看。审查后认为符合法定登记条件的，应当根据审核结果，以宗地为单位填写土地登记簿及土地归户卡、土地权利证书。在办理土地所有权及土地使用权登记手续前，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报经同级人民政府批准。依法使用本集体土地进行建设的，当事人应当持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的批准用地文件，申请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初始登记。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7)最高法行申6051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7)最高法行申6051号
【裁判摘要】调解协议仅仅是双方为解决纠纷达成的协议，并非国家机关公文。双方反悔，则调解协议不发生法律效力。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十三条第（一）项并参照第六十六条规定，作为国家机关公文文书的27号裁决，与未实际发生法律效力的双方当事人之间签订的调解协议相比较，国家机关公文文书的证明效力显然高于调解协议的效力；同时，行政程序中，为解决纠纷，双方经协商妥协达成的、未最终执行的调解协议，并非当事人双方对争议事实的认可，也不能作为行政机关作出行政决定的根据。大陂头村主张27号裁决未根据调解协议作出确权决定应予撤销，阳东区政府根据27号裁决颁发700003号林权证主要事实不清，理由不能成立。
摘要2：【解读】为达成调解协议对相关事实的认可不能作为作出行政决定的根据。
【注解１】基本案情：（１）两村对山林权属存在争议，1983年6月7日经调处达成７号通知调解协议，认为争议双方填发山林权证应按协议书签字的界至为准；但双方达成的调解协议未得到落实，纠纷仍未解决，其中一村随后申请土地确权，1996年9月3日区政府作出27号裁决；（２）2012年8月6日该村以２７号裁决作为权属依据申请林权证，2012年12月29日区政府颁发700003号林权证；（３）2015年10月19日另一村提起本案行政诉讼请求撤销700003号林权证。
【注解２】确权行政裁决效力高于调解协议。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7)最高法行申6059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7)最高法行申6059号
【裁判摘要】综合分析全部证据材料的基础上作出事实认定——《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四条第一款规定，被告对作出的行政行为负有举证责任，应当提供作出该行政行为的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十四条规定，法庭应当对经过庭审质证的证据和无需质证的证据进行逐一审查和对全部证据综合审查，遵循法官职业道德，运用逻辑推理和生活经验，进行全面、客观和公正地分析判断，确定证据材料与案件事实之间的证明关系，排除不具有关联性的证据材料，准确认定案件事实。也就是说，人民法院对证据进行分析判断时，既要注重对单个证据证明力的判断，更要综合分析全部证据材料，运用逻辑推理和生活经验，对争议事实作出客观、公正的认定。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7)最高法行再4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7)最高法行再4号
【裁判摘要】民事裁判错误指引行政诉讼如何处理？｜生效民事裁定定性为行政行为驳回民事诉讼起诉，当事人根据生效民事裁定提起行政诉讼，即使生效裁定错误也应当中止行政审理，通过审判监督程序撤销生效民事裁定后才能裁定驳回行政诉讼的起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七十条规定，生效的人民法院裁判文书确认的事实，可以作为定案依据。如果发现裁判文书认定的事实有重大问题的，应当中止诉讼，通过法定程序予以纠正后恢复诉讼。本案中，（2014）葫民一终字第24号生效民事裁定认为，绥中县政府制定补偿款发放标准、绥中县渔业局发放补偿款的行为，是依附在行政权力之下的职权行为，与补偿请求人之间的主体地位不平等，不属于民事案件受案范围，裁定驳回王某某提起的民事诉讼。王某某根据生效民事裁定，提起本案行政诉讼。在生效民事裁定已经将绥中县政府、绥中县渔业局的行为定性为行政行为，驳回王某某的民事诉讼起诉，生效民事裁定尚未被依法撤销的情况下，一、二审裁定又以“本案不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为由，裁定驳回王某某的起诉，与生效的民事裁定相抵触。即便本案一、二审裁定认为王某某请求绥中县政府、绥中县渔业局发放补偿款的诉讼应当属于民事诉讼的理由成立，也应当中止本案审理，通过审判监督程序，撤销生效民事裁定后，才能裁定驳回王某某的起诉。一、二审裁定违反上述司法解释的规定，作出与生效民事裁定相冲突的裁定，审判程序违法，依法应予纠正。
摘要2：【解读】下级行政机关拒绝履行上级行政机关交办事项的行为，直接影响当事人财产权益的，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8)最高法行赔申186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8)最高法行赔申186号
【裁判摘要】合法权益受到行政机关侵害是赔偿前提——《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二条第一款规定，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有本法规定的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情形，造成损害的，受害人有依照本法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也就是说，国家赔偿的前提条件是，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受到国家公权力的侵害。没有合法权益受到损害，或者损害并非国家公权力行为造成，均不符合国家赔偿的法定条件。本案中，银海区政府强制拆除再审申请人李某某在中信国安公司北海生态旅游区项目用地范围内的虾塘及附属设施，已被另案生效判决确认违法。但是，根据一、二审查明的事实，涉案虾塘所在地块属于已征收的土地，是中信国安公司依法取得的项目用地，而再审申请人不能提供其在涉案用地范围内搭建虾塘养殖设施和挖塘养殖经营的相关批准手续，且一审庭审时再审申请人对其虾塘未办理相关手续的事实亦予以认可，因此，银海区政府强制拆除的是再审申请人不具有合法经营使用权的虾塘。再审申请人请求恢复土地原状，没有合法利益可保护，再审申请人主张赔偿涉案虾塘及附属设施的建造费和虾塘三年可获的利润损失的请求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八条第二款规定，在行政赔偿、补偿的案件中，原告应当对行政行为造成的损害提供证据；因被告的原因导致原告无法举证的，由被告承担举证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十四条规定，法庭应当对经过庭审质证的证据和无需质证的证据进行逐一审查和对全部证据综合审查，遵循法官职业道德，运用逻辑推理和生活经验，进行全面、客观和公正地分析判断，确定证据材料与案件事实之间的证明关系，排除不具有关联性的证据材料，准确认定案件事实。本案中，银海区政府在实施强制拆除过程中，并未依法对再审申请人被拆除的虾塘及附属设施内的养殖物和相关物品损失进行清点、登记、保全，造成目前无法对再审申请人被拆除的虾塘及附属设施内的合法财产损失准确认定，银海区政府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尽管再审申请人不能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其合法财产遭受的具体损失情况，但一、二审法院基于公平原则，根据当地的生活水平、再审申请人的经济状况以及银海区政府的违法情节等，酌定银海区政府赔偿再审申请人损失30000元，符合本案实际，合乎情理，且与再审申请人在一、二审时提出赔偿其他损失30000元的主张一致，本院予以支持。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9)最高法行申4006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9)最高法行申4006号
【裁判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八条第二款规定，在行政赔偿、补偿的案件中，原告应当对行政行为造成的损害提供证据。因被告的原因导致原告无法举证的，由被告承担举证责任。江南区城市执法局野蛮强拆，未对屋内物品进行清点造册、妥善保管，确实依法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责任。但是，行政赔偿涉及国家利益、公共利益，在原、被告均不能举证证明具体损害事实的情况下，人民法院应当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十四条规定，遵循法官职业道德，运用逻辑推理和生活经验，全面、客观和公正地分析、判断、采信证据，准确认定损害事实，而不是简单按照原告的主张认定损害事实。
【摘要】拆除违法建筑中责成行为是内部行为不可诉——应当指出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作出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是被告。本案中，作出被诉强制拆除行为的行政机关是江南区城市执法局，江南区政府并未实施强制拆除行为。江南区政府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六十八条规定“责成”江南区城市执法局强制拆除违法建筑，是依法分配行政强制执行职权的内部职权分配行为，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不产生实际影响，不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8)最高法行申5388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8)最高法行申5388号
【裁判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八条第二款明确规定：“在行政赔偿、补偿的案件中，原告应当对行政行为造成的损害提供证据。因被告的原因导致原告无法举证的，由被告承担举证责任。”根据上述规定，在赔偿、补偿案件中，通常情况下应当由原告对损害承担举证责任，但是因被告原因导致无法举证时，举证责任发生转移，由被告承担举证责任。但无论是原告承担还是被告承担举证责任，都不意味着另一方可以免除相应的举证责任。本案中，因防城区政府未依法申请强制执行超越职权强制拆除，故对于江某某等人被拆除时屋内财产情况，应当承担举证责任以证明其未对案涉房屋中的财产造成损失。防城区政府提供强拆现场视频与《财产物品登记表》，证明该府在拆除过程中，当场对涉案房屋内的物品进行清点登记并搬出置放，已尽到妥善安置的义务。《财产物品登记表》虽未取得江某某户的人员签名与认可，也未邀请基层组织在场见证，但能够与现场视频资料相互印证，可予采信。防城区政府强制拆除行为程序存在瑕疵，但未对江某某户的财物造成实际损害，不存在需要赔偿的情形。在防城区政府已经提交相应证据的情况下，江某某等人仍然认为存在财产损失，应当提供相反的证据予以证明其主张。江某某等人主张有财产损失及生猪被压，但根据江某某等人一审诉讼请求及其提供的证据材料，《丢失或被损坏财物清单》系单方提供，且列明的物品和数量前后不一致，并未列明详细价值，亦无其他证据可予佐证；提供的照片拍摄日期早于强制拆除行为发生的日期，且缺乏原件核对，与申请人主张的财产损失并不吻合。根据一、二审查明的事实，江某某户成年家属在拆除现场一起搬运财物。如果存在物品和生猪被压埋在废墟内的事实，其在场家属却不当场提出异议，亦不符合常理。一、二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十四条有关证据审核认定的要求，综合全部在案证据，认定江某某户提出的赔偿请求不能成立，判决驳回江某某等人的赔偿请求，依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5)行监字第634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5)行监字第634号
【裁判摘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十八条第（五）项规定，“根据日常生活经验法则推定的事实”，“法庭可以直接认定”。也就是说，依据生活常理能够推定的事实，无需当事人举证证明。本案中，尽管被申请人未举证证明房屋被强拆后实际支付了房租，但是，在居住房屋被强制拆除的情况下，被申请人必须要另找生活居住的地方。无论是租住他人房屋，或者另行购房居住，还是投亲靠友借住他人家中，在获得赔偿之前，被申请人因失去原有住房另行安排住处的损失都是实际存在的。即便是投亲靠友，未实际支出房租，客观上房租损失也是依然存在的，只是亲朋好友免除了被申请人的房租损失而已。而在法律上，并不能因为亲朋好友的馈赠而免除侵权人的赔偿责任。因此，根据经验法则可以推定：在房屋被强制拆除的情况下，被申请人的房租损失是必然存在的。据此，二审判决在被申请人未出具实际支付租金证据的情况下，认定租金损失存在，符合行政诉讼事实认定的基本规则。房租损失的具体金额认定应当科学合理，以保障被征收人的基本居住条件为原则。沈阳市政府办公厅发布的98号通知规定：临时安置补助费18元／平方米，按照被拆迁房屋的建筑面积计算，每户每月最低600元，最高1000元。二审判决以该安置补偿标准为基准，结合案件实际情况，酌定租房损失为每月900元予以赔偿，判决结果依法有据，本院应予支持。
摘要2：【摘要】关于参照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标准予以赔偿问题｜（2005）行他字第5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关于农村集体土地征用后地上房屋拆迁补偿有关问题的答复》规定：“行政机关征用农村集体土地之后，被征用土地上的原农村居民对房屋仍享有所有权，房屋所在地已被纳入城市规划区的，应当参照《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及有关规定，对房屋所有权人予以补偿安置。”法释（2011）20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集体土地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二条第二款亦规定：“征收农村集体土地时未就被征收土地上的房屋及其他不动产进行安置补偿，补偿安置时房屋所在地已纳入城市规划区，土地权利人请求参照执行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标准的，人民法院一般应予支持，但应当扣除已经取得的土地补偿费。”最高人民法院上述答复意见和司法解释的精神实质是一致的，即，在集体土地征收过程中，如果未同时对被征收的集体土地上的房屋进行征收补偿，经过若干时间后，原坐落于集体土地上的房屋所在区域已经被纳入城市规划区，基本实现了城镇化，此时再对原集体土地上的房屋实施征收，可以参照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标准予以安置补偿。司法解释之所以作如此规定，其目的在于避免同区域内原集体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标准低于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标准，充分保障原集体土地上房屋权利人的合法权益。
【注解】行政机关因违法强拆除产生的行政赔偿责任其赔偿标准不得低于行政机关依法实施征收补偿的标准——根据因违法强制拆除被征收人获得的行政赔偿不应低于合法征收获得补偿的基本原则，行政赔偿应当包含被征收人依照地方行政规范性文件在合法征收中可获得的优惠。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7)最高法行申2926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7)最高法行申2926号
【裁判摘要１】行政诉讼法的立法目的在于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和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有权依照行政诉讼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根据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行政行为的相对人有权提起诉讼，这是因为，对于不利行政行为的相对人而言，侵权的可能性总是存在的，因而其原告资格总是显而易见。但对于“非相对人”而言，该款则特别规定，他必须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第一款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向人民法院起诉时，应当提供其符合起诉条件的相应的证据材料。”这里所说的“符合起诉条件的相应的证据材料”，自然包括与行政行为具有利害关系的相关证明。具体来讲，作为“非相对人”的起诉人，不仅必须要证明有一个属于自己的权利，而且还要表明，该权利受到了那个并非针对他的行政行为的可能侵害。
【裁判摘要２】本案中，再审申请人曹某某请求撤销的是再审被申请人长治市政府为原审第三人牛某某颁发的国有土地使用证。．．．．．．再审申请人对此主张，涉案国有土地使用证上的房屋系其购买，并由其一直使用至今，故认为其对该房屋享有所有权，长治市政府为牛某某颁发涉案国有土地使用证侵犯了其合法权益。众所周知，房屋所有权是一种典型的不动产物权。．．．．．．据此，在行政诉讼中主张其不动产物权受到侵害，就应当出具不动产权属证书以为权利证明。不能提供相关权属证书，也就不能证明与被诉行政行为存在利害关系。一审法院据此裁定驳回再审申请人的起诉，符合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的规定。二审法院认为曹某某与涉案的国有土地使用证及其房屋均有利害关系的观点不能成立。
【裁判摘要３】修改后的行政诉讼法专门增加了在行政诉讼中一并解决相关民事争议的规定。即，在涉及行政许可、登记、征收、征用和行政机关对民事争议所作的裁决的行政诉讼中，当事人申请一并解决相关民事争议的，人民法院可以一并审理。但是，如果行政案件的审理需以民事诉讼的裁判为依据，则应当依照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裁定中止行政诉讼，待基础民事争议先行解决后再恢复行政案件的审理。裁定中止行政诉讼，适用于行政案件和相关民事案件都在审理且都尚未审结的情形，而本案的情况则不同。根据生效的晋民再终字第44号民事判决的认定
摘要2：（续），涉案国有土地使用证上的房屋所有权处于不确定状态，这一基础民事法律关系事关行政诉讼的原告是否具有诉权，关乎行政案件能不能受理，必须在立案前先行解决。因此，二审法院认为曹某某应当在涉诉国有土地使用证上房屋所有权的民事基础法律关系确定之后，再对本案涉诉的土地行政登记行为的合法性提起行政诉讼，并据此维持一审驳回起诉裁定，并非如再审申请人所称是对诉讼条件的限制。
【裁判摘要４】行政行为“案卷”以外的证据可以在行政行为作出后搜集和提出——行政诉讼法第四十条规定：人民法院“不得为证明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调取被告作出行政行为时未收集的证据”。这一规定既是案卷主义的要求，也是中立原则的要求。根据行政诉讼法的规定，行政行为合法性举证责任由被告承担。受“先取证，后裁决”规则的约束，被告提供的旨在证明行政行为合法性的证据只能限于其在作出行政行为时已经收集的证据。人民法院在审查被诉行政行为合法性时，同样受案卷主义的约束，既不能接受被告在作出行政行为时未收集的证据，也不能为了证明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调取被告作出行政行为时未收集的证据。如果被诉行政行为是在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的情况下作出的，该行政行为就已经构成违法。但是，行政诉讼的证明对象具有多样性，行政诉讼证据也绝不仅仅限于证明行政行为合法性的证据，那些行政行为“案卷”以外的证据就可以在行政行为作出后搜集和提出，包括起诉条件在内的那些诉讼程序事实，人民法院就可以依职权调取。
【注解】行政诉讼的证明对象具有多样性，行政诉讼证据也不仅仅限于证明行政行为合法性的证据，那些行政行为“案卷”以外的证据就可以在行政行为作出后搜集和提出，包括起诉条件在内的那些诉讼程序事实，人民法院就可以依职权调取。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8)最高法行申1658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8)最高法行申1658号
【裁判摘要】《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办法》第七条第（三）项，第八条第（一）、（三）项规定，当事人之间依法达成的林权争议处理协议，国有林业企业事业单位设立时的总体设计书所确定的经营管理范围，以及能够准确反映林木、林地经营管理状况的有关凭证等证据，均可以作为处理林权争议的参考依据。《湖南省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办法》第六条规定，已经双方协商解决的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其协议书一律有效；同一起争议有多次处理结果的，以最后一次为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十四条规定，法庭应当对经过庭审质证的证据和无需质证的证据进行逐一审查和对全部证据综合审查，遵循法官职业道德，运用逻辑推理和生活经验，进行全面、客观和公正地分析判断，确定证据材料与案件事实之间的证明关系，排除不具有关联性的证据材料，准确认定案件事实。根据上述规定，市、县政府在处理土地、山林权属纠纷的过程中，如果相关争议曾由有关政府或部门组织调处，历史上双方达成调解协议的，应当以该协议为准确定争议土地、山林权属；根据协议仍不能准确确定争议权属的，应当综合分析认定证据材料，准确认定案件事实，公平、公正确定权利归属。
摘要2：【解读】权属纠纷如经调处达成协议，应当以该协议为准确定权属；根据协议仍不能确权，应当综合分析认定证据材料确认权属。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8)最高法行申2401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8)最高法行申2401号
【裁判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规定,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提起诉讼。《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向人民法院起诉时，应当提供其符合起诉条件的相应的证据材料。也就是说，与被诉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是行政诉讼原告主体资格的法定条件，且起诉人应当提供证据初步证明，其与被诉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不能证明与被诉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不具有原告主体资格。在国有土地使用权经收回，并再行出让、转让的法律关系中，原土地使用权人超过法定起诉期限未对政府收回土地行政行为提起行政诉讼，收回土地行政行为已经实际发生法律效力，原土地使用权人丧失对相关土地的权利，之后再对政府出让被收回土地的行为，以及受让人取得土地使用权后转让相关土地给他人的转移登记行为提起行政诉讼的，原土地使用权人因丧失对相关土地的权利，与政府出让土地、办理相关土地转让手续的行政行为没有利害关系，不具有原告资格。
摘要2：【解读】国有土地收回后，原土地使用权人与政府对该土地上的其他行政行为无利害关系，不具有原告主体资格。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6)最高法行申25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6)最高法行申25号
【裁判摘要】《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十九条第一款规定，对被征收房屋价值的赔偿不得低于房屋征收决定公告之日被征收房屋类似房地产的市场价格。该规定中的“类似房地产”，应当综合考虑房地产区位、房屋结构、物业管理、绿化环境等配套设施情况予以确定，而不能理解为相邻地块的建筑即为“类似房地产”。本案中，李某某主张应当参照邻近的万达广场商品房价格确定其房屋的赔偿价格，因万达广场的房屋结构、物业管理、绿化环境等配套设施情况，与李某某被拆除房屋相关配套设施情况完全不同，两者并非“类似房地产”，李某某以万达广场商品房市场价格主张被拆除房屋的赔偿价格，与事实不符。
【摘要】强制拆除损失举证责任转移——《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八条第三款规定，在行政赔偿、补偿的案件中，原告应当对行政行为造成的损害提供证据。因被告的原因导致原告无法举证的，由被告承担举证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十四条规定，法庭应当对经过庭审质证的证据和无需质证的证据进行逐一审查和对全部证据综合审查，遵循法官职业道德，运用逻辑推理和生活经验，进行全面、客观和公正地分析判断，确定证据材料与案件事实之间的证明关系，排除不具有关联性的证据材料，准确认定案件事实。新抚区政府违反法定程序、越权强制拆除李帮伦的房屋，导致李帮伦无法举证证明屋内物品损失，为此，依法应当免除李帮伦对行政赔偿损失事实的举证责任。鉴于新抚区政府在违法强制拆除房屋过程中，未对屋内物品进行清点登记造册，亦无法证明损失的具体情况，根据司法解释的上述规定，法庭应当运用逻辑推理和生活经验，结合案件实际，全面、客观和公正地分析判断认定损失。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9)最高法行申8365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9)最高法行申8365号
【裁判摘要】原告或者第三人提供的在举证期限届满后发现的证据属于”新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十二条对当事人在二审程序中和审判监督程序中依法提供的新证据作了规定。通常认为，该条第三项规定的“原告或者第三人提供的在举证期限届满后发现的证据"，系指原告或者第三人在举证期限届满之前无法取得或者还没有出现的证据，即基于不可归责于原告或者第三人的原因在举证期限届满后才发现的证据。从本院组织的询问情况看，《靖边县土地利用现状图》（大桥畔J49G058018）系由再审申请人从靖边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获取。对于该图，本案并无证据显示再审申请人在举证期限届满前已经取得或者应当能够取得而未取得。在本院组织的询问中，再审被申请人及冀某某等人对该图的真实性并无异议。故该图构成《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十二条第三项规定的新证据。
摘要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