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借名购房不存在规避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或国家、地方政府限购政策，亦不违背公序良俗的，借名人对于房屋的权利能够排除强制执行。

解析：部分地方法院判例不支持借名购房排除强制执行（如：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闽民申443号）。

经典案例１：借名购房可以排除强制执行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最高法民申3543号

【裁判要旨】“借名买房”情形下借名人对于房屋的权利可以排除强制执行——

（１）不动产物权登记产生的公示公信效力，亦仅是一种推定效力，登记行为本身不产生物权，当事人有证据证明其为真正权利人时可以推翻不动产登记的推定，维护事实上的真实。

（２）当事人之间确存在借名购房关系，借名人也也提供证据证明其系案涉房屋实际出资人及占有人，房屋因尚未还清银行贷款未及时变更产权登记。且借名人通过借名买房，将真实物权登记于出名人名下，并非为了规避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或国家、地方政府限购政策，亦不违背公序良俗，符合法律关于当物权登记与实际权利状况不符时，以实际权利状况为依据认定事实的情形，借名人对于房屋的权利能够排除强制执行。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最高法民申3846号

【裁判要旨】在借名买房法律关系中，出名人（登记人）不是实际所有权人，借名人（注：一般表现为实际出资、占有、使用标的房屋的一方）对标的房屋享有所有权并可排除普通金钱债权人的执行。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最高法民申4号

【裁判摘要】借名买房（房屋代持）实际权利人（借名人）可以排除法院对登记在出名人（名义产权人）名下房产的执行——首先，根据原审查明的事实，本案用于购买案涉房屋的合同、收据等凭证的原件均在孙某处保管，案涉房屋亦由孙某实际占有使用，结合案涉房屋买卖中介公司对该房屋购买过程出具的情况说明，以及孙某与秦某签订的《劳动谅解相关协议》等证据相互佐证，可以证明孙某借陈某之名购买案涉房屋的事实。其次，孙某主张本案房款由其实际出资购买，提交了相关银行转账凭证、流水记录及和陈芸之间短信记录，亦可证明房屋首付款及贷款由孙某支付并每月偿还。鑫瑞公司、陈某虽对此不予认可，但没有提出相反证据，也不能提出合理解释，不足以反驳孙某的主张。再次，依照《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第八条第三款之规定，房屋产权登记仅用于记载不动产自然状况和权属情况，仅具有不动产权利的推定效力，并不具有不动产实际归属的确定效力，在现有证据能够证明孙某借陈某之名购买案涉房屋并实际支付房款的情况下，不动产权属的登记状态并不影响孙某对案涉房屋享有实际产权。最后，关于孙某对案涉房屋享有的权益是否足以排除执行的问题。陈某并非案涉房屋所有权人，鑫瑞公司基于其与陈某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申请执行不能及于案涉房屋。

·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辽民终211号

【裁判摘要】首先，关于徐某某与曾某某就案涉房屋存在真实的“借名买房"关系，徐某某是实际购买人并实际占有使用案涉房屋的事实，业经上述阐述，不再赘述。徐某某虽然以曾某某名义购买案涉房屋，案涉房屋的产权登记在曾某某名下，但不动产登记行为并非是行政赋权行为，行政登记行为只能产生权利推定效力，登记行为本身并不产生物权。当不动产登记与真实权利状态不一致时，仍然要依据权利的实际归属情况来确定物权权利人。《物权法解释一》第二条也规定：“当事人有证据证明不动产登记簿的记载与真实权利状态不符、其为该不动产物权的真实权利人，请求确认其享有物权的，应予支持。"该条规定说明物权登记与实际权利状况不符时，要以实际权利状况为依据认定事实。“借名买房"系“不动产登记簿的记载与真实权利状态不符"的一种情形。本案中徐某某与曾某某就本案的诉争房屋存在借名买房关系，而且徐某某已经证明其是案涉房屋的实际出资人和占有人，因此，当徐某某主张该房屋的物权应当归属于自己时，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或者人民法院在审理案件时根据民诉法解释第三百一十二条规定的需要，应当对真实的权利主体予以审理认定。其次，案涉房屋的代持行为，不能导致物权丧失。借名买房在合同形式上，属于债的关系，而实质上，是双方当事人通过借名买房的外在形式，将真实的物权登记于出借名人的名下，是双方当事人对物权的一种安排或处分方式，借名人实际上享有真实的物权。因此，当借名买房双方当事人如果因为借名买房的物权归属发生争议时，真实权利人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请求确认物权的归属，而不是仅仅可以请求出借名人变更登记，行使的不是债权请求权。另外，物权的消灭必须有法定事由，即使购买案涉房屋的行为违反了有关地方政府关于商品房限购文件的规定，由于上述文件并非法律和行政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借名买房的合同关系也不因此而无效，而应当认定有效。我国法律也没有违反限购政策将导致物权消灭的法律规定，且案涉房屋的代持行为亦无证据证明存在恶意转移财产、逃避债务的情形，认定徐某某不享有案涉房屋的物权，不符合上述司法解释的规定精神。一审判决认定徐某某以案涉房屋享有物权期待权而非物权，适用法律不当，本院予以纠正，但认定徐某某对案涉房屋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的裁判结果正确，应予以维持。

【解读】（１）借名购房违反限购政策但不因此无效（“限购令”属于调控市场的管理性规定，违反不导致合同无效；“借用”他人购房资格不影响调控的市场总量，不损害公共利益）；（２）借名人享有物权并对案涉房屋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

【注解】该案裁判观点已经被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最高法民再328号改变：（１）借名人依据规避国家限购政策的借名买房合同关系不能排除对案涉房屋的执行；（２）借名人依据规避国家限购政策的借名买房合同关系也不能当然成为房屋所有权人。

·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苏民再168号

【裁判摘要】虽然案涉房产登记在出名人（被执行人）名下，只要出名人在查封之前已将房产转让给借名人由借名人占有使用，而借名人提出执行异议时已支付全部房款并且合法占有房屋，未办理过户的原因也不可归责于借名人时，申请执行人无权执行借名人本应占有且已经占有的房产——首先，乘××是本案争议房产的实际购买人，该房产虽因开发公司原因不能办理过户手续，但是买受人名为殷××，实为乘××，有证据证明殷××已经将附带有一定福利性质的购房权以2万元的价格转让给乘××，购房款也是乘××实际支付。因此，殷××对房产的权利是名义上的，不是实质上的，乘××才是房产的实际购买人及权利人。其次，乘××已经实际占有了争议房屋，殷××并没有向乘××主张返还房屋的权利。沈×只是殷××的一般债权人，对于房产也不享有物权，其对房产的权利来源于殷××对房产的权利，其权利的范围当然也不能超过殷××本身，如果殷××本身不能向乘××主张返还房屋，那么，沈×也无权去执行乘××本应占有且已经占有的房产。第三，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金钱债权执行中，买受人对登记在被执行人名下的不动产提出异议，符合下列情形且其权利能够排除执行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一）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已签订合法有效的书面买卖合同;（二）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已合法占有该不动产;（三）已支付全部价款，或者已按照合同约定支付部分价款且将剩余价款按照人民法院的要求交付执行;（四）非因买受人自身原因未办理过户登记。”的规定，即使殷××已经取得了房产证，只要他在查封之前已经将房产转让给乘××，而乘××提出执行异议时已经支付全部房款并且合法占有房屋，未办理过户的原因也不可归责于他时，乘××的相关主张也应当得到法院支持。

·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7)津民申2041号

【裁判摘要】不动产权属证书是证明当事人享有不动产物权的依据，但其仅具有推定的证据效力，而非绝对的证据效力。本案中，两审法院审理期间，不动产权属证书虽显示涉案房屋登记在刘××名下，但在案证据能够证明苗××支付了涉案房屋的购房首付款、偿还了银行贷款，并交纳物业费、采暖费等费用，同时结合刘××、姚××在一审法院对其进行询问时的陈述，能够认定涉案房屋的实际占有使用人为苗××，两审法院综合考虑上述情况，认定苗××就涉案房屋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并无不当。

·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5)浙民申字第2635号

【裁判摘要】借用他人名义购买商品房并占有使用的，真实权利人可以请求确认其享有所有权并对抗登记人的一般债权人。《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条规定“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肯定了不动产物权变动的登记生效原则，但并不否定例外情形的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十七条还规定“不动产权属证书是权利人享有该不动产物权的证明。不动产权属证书记载的事项，应当与不动产登记簿一致；记载不一致的，除有证据证明不动产登记簿确有错误外，以不动产登记簿为准”，明确不动产权属证书以及与之一致的不动产登记簿的权利推定效力，但权利推定属于可以推翻的法律事实。因此，真实权利人能够证明该登记簿的记载与真实权利状态不符的，有权提出确认其享有所有权的请求。当然，基于不动产登记的公示、公信原则，如果第三人信赖登记显示的物权状态而与登记人进行交易行为，真实权利人不得据此对抗该第三人。本案中，本案叶××、张××借用苏××、黄××名义购买商品房并占有使用的事实清楚，并无规避法律的情形，应××系申请执行人，对登记人仅享有金钱债权，不属于公示、公信原则需要保护的交易第三人，叶××、张××作为真实权利人有权请求确认享有所有权并据此对抗登记人的一般债权人。

经典案例２：部分判例认为借款购房不能排除强制执行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最高法民申5818号

【裁判摘要】基于物权公示原则，设立或转让物权，必须采用法律规定的公示方式，才能取得对抗第三人的效果。在借名买房的情况下，借名人与出名人之间的借名登记约定不得对抗善意的申请执行人。本案中，案涉房屋依法登记的物权权利人是康１，康１应是案涉房屋的真实物权权利人。康２主张其借康１名义购买案涉房屋的事实即使属实，其与康１因此签订的《委托购买房屋协议书》也仅具有债权性质，并非法律规定可以发生物权变动的法定事由，不能产生物权变动的法律后果，康２对案涉房屋仅享有依据该委托协议，要求康１将案涉房屋办理过户登记至其名下的债权请求权，依法不享有物权。因此，原审认定康２并非案涉房屋物权的真实权利人，其以借康１名义购买案涉房屋为由，请求排除对该房屋的强制执行，不予支持，适用法律亦无不当。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一中民终字第04224号

【案号】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京民申1942号

【裁判要旨】借名购房关系不能对抗法院的强制执行。借名人以其是房屋实际所有人为由要求停止执行不予支持。

【裁判摘要】

（１）本院认为：法院在执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金钱债权过程中，对登记在被执行人名下的特定房屋实施强制执行，案外人以其与被执行人之间存在借名买房关系，其是房屋实际所有权人为由，要求对该房屋停止执行的，一般不予支持；申请执行人要求对该房屋许可执行的，一般应予支持。本案中，人民法院依据公证债权文书依法对诉争房屋进行了查封，属于对生效法律文书中金钱债权的执行，在执行查封过程中，陈伯X以其与被执行人杨X之间存在借名买房关系为由要求停止对诉争房屋的执行，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

（２）金钱债权执行中，案外人依据执行标的被查封、扣押、冻结后作出的另案生效法律文书提出排除执行异议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在诉争房屋被查封后，陈伯X与杨X通过另行诉讼对诉争房屋达成的确权调解书，属于执行标的被查封、扣押、冻结后作出的另案生效法律文书。陈伯X以此为据要求对诉争房屋停止执行，本院不予支持。

·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闽民申443号

【裁判摘要】借名买房的约定不能对抗善意第三人，更不能对抗人民法院的执行，即借名买房“实际权利人”不可以排除执行——诚中砂石公司虽然称其与陈某某之间的存在借名买房的事实，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六条规定“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应当依照法律规定登记。动产物权的设立和转让，应当依照法律规定交付"规定，我国城市房地产交易实行实名登记（公示）制。2000年3月15日，陈某某作为乙方与福建亚协房产有限公司作为甲方签订的《商品房预售合同》，本案涉案房产虽未正式办理产权过户登记，但已经以被执行人陈某某的名义在产权交易管理机关办理了预售登记，陈某某作为合同相对方才享有购房合同中所约定的权利。而诚中砂石公司即使与陈某某之间的存在借名买房的约定，其双方内部约定不能对抗善意第三人，更不能对抗人民法院的执行。特别是陈某某作为诚中砂石公司的董事长，公司与其存在着利益关联关系，故二审法院判决继续执行涉案房产并无不当。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最高法民申82号

【案号】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内民终197号

【裁判要旨】《物权法》第九条第１款（《民法典》第２０９条第１款）“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其中“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应指该法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第三十条（《民法典》第２２９条、第２３０条、第２３１条）等法律明确规定的不以登记为物权变动生效要件的情况。

【摘要】法律并未规定在多人共同出资购买房产的情况下，其他共有人可以不进行登记即取得物权，本案不符合《物权法》第九条“法律另有规定”情形。

【摘要】首先，王××１、王××２与王××３之间于2009年12月31日签订《协议书》约定，三人共同出资购买案涉房屋，按份享有该房屋所有权，并认为尽管案涉房屋产权登记为王××３所有，但仍属于三人共有财产。该《协议书》系王埃利、王××２与王××３之间的借名登记契约，只在其内部产生债权债务关系，而不发生物权变动的效果，不能据此即认定王××１、王××２是案涉房屋的所有权人。王××１、王××２基于《协议书》享有的是物权期待请求权，即属于债权请求权，而非物权，不具有优先性和排他性。其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条规定："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第十六条规定："不动产登记簿是物权归属和内容的根据。不动产登记簿由登记机构管理。"基于不动产物权公示原则，设立物权必须采用法律规定的公示方式，才能取得对抗第三人的效果。因此，在王××１、王××２借王××３名买房的情况下，王××１、王××２与王××３之间的借名登记约定不得对抗善意的申请执行人王××４等九人。最后，《协议书》是王××１、王××２与王××３之间的合意，王××１、王××２对房屋登记在他人名下本身具有过错，对由此产生的风险其应自行承担。因此，王××１、王××２所享有的权益并不能阻却对案涉房产的执行，其上诉理由本院不予支持。

【解读】（１）借名买房合同只在当事人内部产生债权债务管辖，而不发生物权变动的效果，不能据此即认定借名人是案涉房屋的所有权人，借名人享有的是债权请求权而非物权，不具有优先性和排他性；（２）基于不动产物权公示原则，设立物权必须采用法律规定的公示方式才能取得对抗第三人效果。

·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苏民终330号

【裁判摘要】案涉房屋的权利流转情况非常明晰。张××于2006年6月20日将案涉房屋出售给夏××，双方签订了买卖合同并经房地产管理部门备案，同时张××将案涉房屋所有权转移至夏××名下，已产生物权变更的公示效力。时隔多年之后，因顾××及夏××欠付他人债务导致案涉房屋被强制执行，张××、夏×却主张其与夏××之间的房屋买卖行为属于虚假转让，同时主张案涉房屋实际上系其所有，意图在于阻却无锡中院的强制执行行为。本院认为，张××、夏×的上诉理由不足采信。

·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2019）京03民终3883号民事判决书

——房屋产权代持不能阻却法院强制执行

【案号】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京民申4418号

【裁判摘要】依照《物权法》第九条之规定，我国采取的是登记生效主义的不动产物权变动模式，即除法律另有规定外，不动产物权变动原则上以登记完成为生效要件。而所有权代持并不属于法律另有规定的情况，亦不属于《物权法》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第三十条“其他规定”之情形。因此，依据《物权法》规定的物权公示原则，产权代持协议的效力主要体现在对内的效力上，对外不具有物权效力，不能直接引起物权变动。另外，王某琦出于某些因素考虑将×号房屋登记在赵某田名下，就应当预见到可能由此带来的风险，并应当承担此种风险出现的后果。因赵某田经生效法律文书确定对王某彬承担债务，本院在执行中依据不动产登记簿，采取查封登记在赵某田名下的×号房屋符合物权法定原则，该执行措施并无不当。至于所查封的房产，在被执行后用于偿付债务而导致王某琦经济损失的，王某琦可基于债权关系向赵某田主张损失赔偿。

【摘要】再审申请人王××提供的新证据，即二审判决后再审申请人通过确认案涉房屋买卖合同无效民事判决即北京市怀柔区人民法院于2019年3月28日作出的(2019)京0116民初848号民事判决和通过撤销案涉房屋产权证的行政判决即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于2019年12月3日作出的(2019)京0102行初454号行政判决，上述新证据是否足以推翻本案生效一、二审判决结果，尚须进一步审查分析判断，并依法作出公正处理。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最高法民再328号

【裁判要旨】

限购政策是为稳定房价、抑制不合理住房需求、严格限制各种名目的炒房和投机性购房，切实解决城镇居民住房问题而制定的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和社会经济发展的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借名人与出名人为规进国家限购政策签订的借名买房合同，目的在于规避国务院和北京市的限购政策，通过投机性购房获取额外不当利益。司法对于此种行为如不加限制而任其泛滥，则无异于纵容不合理住房需求和投机性购房快速增长，鼓励不诚信的当事人通过规避国家政策红线获取不当利益，不但与司法维护社会诚信和公平正义的职责不符，而且势必导致国家房地产宏观调控政策落空，阻碍国家宏观经济政策落实，影响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和社会秩序。故借名人与出名人为规避国家限购政策签订的借名买房合同因违背公序良俗而无效，借名人依据规避国家限购政策的借名买房合同关系，不能排除对案涉房屋的执行。

借名人依据规避国家限购政策的借名买房合同关系也不能当然成为房屋所有权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二条系适用于利用虚假资料骗取登记、登记机关人员错误登记、非基于法律行为导致物权变动后未及时更正登记等情况下，已经过法定程序取得权利的真实权利人与登记簿记载不一致导致的登记错误等情形。借名人借用出名人的名义购买房屋，故意将房屋登记在出名人名下，不属于该条规定的登记错误等情形。在经法定变更登记程序完成物权公示之前，借名人仅享有债权请求权，不能依据借名买房的合同关系未经公示程序即直接被确认为房屋的物权人，这是借名人故意制造名义买房人与实际买房人不一致时应面临的权利风险。

【注解】（１）借名人依据规避国家限购政策的借名买房合同关系不能排除对案涉房屋的执行；（２）借名人依据规避国家限购政策的借名买房合同关系也不能当然成为房屋所有权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