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１）买卖合同价格约定含税还应当约定增值税税率，否则因税率变化将无法主张调整价格；（２）买卖合同价格约定不含税，但未约定税费承担主体，由哪一方承担税费将产生争议。

法条链接：

《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

　　第三条　任何部门、单位和个人作出的与税收法律、行政法规相抵触的决定一律无效，税务机关不得执行，并应当向上级税务机关报告。

　　纳税人应当依照税收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履行纳税义务；其签订的合同、协议等与税收法律、行政法规相抵触的，一律无效。

《发票管理办法》

　　第十九条　销售商品、提供服务以及从事其他经营活动的单位和个人，对外发生经营业务收取款项，收款方应当向付款方开具发票；特殊情况下，由付款方向收款方开具发票。

经典案例：

·鸿鑫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与杭州卡卡物资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上诉案

【案号】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3)浙杭商终字第959号

【裁判摘要】合同中仅约定“不含税单价”未对税款如何负担作出明确约定，开具发票义务人买方承担其应缴纳的税款缺乏法律依据——本院认为，增值税具有可转嫁的性质，纳税人可以将其所承担的增值税纳入产品的价格之中，从而转嫁给购买产品的消费者。《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第一条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销售货物或者提供加工、修理修配劳务以及进口货物的单位和个人，为增值税的纳税人，应当依照本条例缴纳增值税”。卡卡公司系货物销售方即增值税的纳税义务人，其在向鸿鑫公司销售钢材时可以将其所承担的增值税纳入产品的价格中、从而将增值税转嫁给购买方的鸿鑫公司。然而本案中，卡卡公司在签约时确认合同约定的价格为“钢材单价按‘我的钢铁网’杭州市场价格（此价格为不含税单价）”，并未主动将增值税纳入价格中，亦未就税款负担问题与鸿鑫公司作出明确约定，在此后的每月货款结算及最终货款总确认过程中，卡卡公司亦从未向鸿鑫公司作出转嫁其应承担的增值税的意思表示。本院认为，销售货物应按规定开具发票，并计算缴纳税款。卡卡公司作为增值税的纳税义务人，在交易发生之时就知晓必须履行交纳税款及开具增值税发票的义务，而无论鸿鑫公司是否向其索要发票。根据卡卡公司的前述行为可以确认，卡卡公司已经放弃了向鸿鑫公司转嫁增值税的权利。本院还注意到，在（2012）浙杭商终字第1110号案件审理中，卡卡公司并不否认“我的钢铁网”公布的钢材单价是含税价，但认为双方约定以此作为不开票的结算价。也就是说，在“我的钢铁网”公布的钢材单价系含税价的情况下，卡卡公司与鸿鑫公司之间却特别约定为不含税价、是“不开票”的结算价。显然，从上述约定内容看，合同价格对鸿鑫公司并无优惠。卡卡公司对此解释，“我的钢铁网”公布的钢材单价系一级代理商送货到码头的价格，因卡卡公司不是一级代理商，还需另行承担运费、装车费、卸车费以及赚取利润等，因此双方达成的不含税价格并未违背正常的市场交易价格。本院认为，即便如此，卡卡公司完全可以明示的方式在合同中对价格进行调整或者直接将增值税额纳入价格中，以达到其期待的利益。而卡卡公司先是以不含税的价格成交，并以不开票为条件，待本次交易完成后再向鸿鑫公司追索税款，显然有逃避税收之嫌。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依法纳税的义务，即便合同中有“不含税单价”的约定，也不能因此而免除相关义务。同样，无论鸿鑫公司是否向卡卡公司索要增值税发票，都不能当然免除卡卡公司交纳税款的义务。涉案合同签订于2010年12月，卡卡公司于2012年2月向原审法院起诉，要求鸿鑫公司支付货款及利息等，在该案审理期间鸿鑫公司履行了支付货款本金及支付利息的义务，此后，卡卡公司又于同年7月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要求鸿鑫公司支付该笔交易的税金。从以上事实可以看出，卡卡公司以不含税的价格成交，现交易已完成且鸿鑫公司也已履行付款义务，卡卡公司又因税款承担问题再次向法院提起本案诉讼，本院认为，卡卡公司的上述行为不但存在规避税收的嫌疑，还造成了交易的不稳定，况且，在合同中仅对“不含税单价”作出约定的情况下，双方并未对税款如何负担作出明确约定，因此，卡卡公司作为开具发票的义务人，要求鸿鑫公司承担其应缴纳的税款，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深圳市铭成铜业有限公司与东莞市李泰铜业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上诉案

【案号】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3)深中法商终字第1231号

【裁判摘要】双方约定以不含税价格计算货款，如请求开具增值税发票则需另行支付货款17%的税金——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双方交易价格是否包含17%增值税税金。．．．．．．本院认为，买卖合同中涉及的税款通常为增值税，交易中“含税”、“不含税”已约定俗成地特定地指代增值税。且从铭成公司请求扣减17%增值税税金可知，铭成公司亦明知“不含税现金”中的税种及相应的税率；再次，由于涉案红铜板与红铜带的原料电解铜的同期均价与送货单上记载价格基本一致，如按铭成公司的主张送货单上价格为含税价，则意味着涉案货物的实际价格比其原材料还低17%，与常理不符。铭成公司提出此为上海市场价格，且非订货时的价格，但未提交证据证明双方的订货时间，亦未提出当时红铜板原料或红铜板本身的广东市场价格予以佐证，故根据证据优势原则，本院采信李泰公司的主张，即双方约定以不含税价格计算货款。铭成公司如请求李泰公司开具增值税发票，则需另行支付货款17%的税金。

·远鹏电气（北京）有限公司与广东迪控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二审民事判决书

【案号】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京03民终15245号

【裁判摘要】一审法院认为：关于远鹏电气公司主张的应予扣除的增值税税率变化导致的货款差额。《采购合同》约定的货款金额包含17%的增值税税率金额，诉讼中双方认可自2018年5月起税率自17%减少为16%，则针对远鹏电气公司尚未付款且广东迪控公司未交付增值税发票部分货款，远鹏电气公司有权要求扣除相应税率变化导致的货款差额。远鹏电气公司的相应答辩意见，于法有据，一审法院予以采信。经一审法院核算，广东迪控公司应向远鹏电气公司支付货款288629.55元（291545元-2915.45元）。

【解读】合同明确约定合同价款是含税价且税率是16%，合同价款能明确区分增值税费和不含税价，现增值税税率下调为13%，因增值税最终是缴交给国家，现国家出台税收优惠政策，应由买方享受税收优惠，故减少的3个税点的价款归买方。

·林某与苏州旭高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商品房销售合同纠纷一审民事判决书

【案号】江苏省苏州市虎丘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苏0505民初3520号

【裁判摘要】合同签订后因国家税收政策变化导致增值税税率下调是否调整价款应以合同约定为准——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因涉案商品房销售而产生的应税销售行为适用的增值税税率由11%降为10%后，对房屋总价款的影响。针对上述争议焦点，本院认为：首先，原被告在合同第四条约定，本合同约定的总房价款除面积差异的原因外，不再做变动，上述约定系原被告双方就涉案房屋约定了固定房屋总价款的计价方法；且不动产属于家庭的大额财产，不动产买卖事宜关系重大，故原被告通过合同作出固定房屋总价款的约定有利于维护商品房交易秩序的稳定；其次，合同补充条款第23条第5项约定，原告购买涉案房屋适用增值税税率为11%，被告辩称上述约定仅是基于当时营改增政策，原被告双方对税种、开票种类的约定，原告主张上述约定系原被告双方约定将增值税税率作为房屋总价款的计价因素之一，故税率下调后房屋总价款应当随之调整，本院认为，开发商因销售商品房而产生的增值税税款系开发商的经营、销售成本之一，开发商在计算商品房的成本时将其考虑在内无可厚非，但原被告已经通过合同第四条作出固定房屋总价款的意思表示，且补充条款第23条第5项的约定并不具有降税即降价的意思表示，故在没有降税降价明确约定的情形下，被告是否缴税、缴税的具体金额、种类对于房屋总价款不产生任何影响；换句话说，如果增值税税率并非下降而是上调，对房屋总价款亦无影响；第三，增值税是以商品（含应税劳务）在流转过程中产生的增值额作为计税依据而征收的一种流转税。从计税原理上说，增值税是对商品生产、流通、劳务服务中多个环节的新增价值或商品的附加值征收的一种流转税。本案被告作为开发商销售涉案商品房后，发生了增值税应税销售行为，应当缴纳增值税，故增值税的纳税义务人为被告，并非原告。现国家降低了增值税的税率，直接目的是给企业减轻税负，激发企业活力，但降税后必将会产生一系列的积极效应和连锁反应，从长远来看也必将作用于消费领域，从而惠及广大消费者。综上，本院认为，因涉案商品房销售而产生的应税销售行为适用的增值税税率由11%降为10%后，不影响涉案房屋的总价款，现房屋总价款因面积差异原因变动为1621699元，被告根据上述价款开具增值税发票及收取契税的行为并无不妥，故原告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解读】法院认为，开发商因销售商品房而产生的增值税税款系开发商的经营、销售成本之一，开发商在计算商品房的成本时将其考虑在内无可厚非，在合同双方已在合同中作出固定房屋总价款的意思表示，故在没有降税降价明确约定的情形下，开发商是否缴税、缴税的具体金额、种类与房屋总价款无关，故增值税税率调整对房屋总价不产生任何影响。

【注解】合同仅约定合同价款是含税价而未约定税率，增值税税率从16%下调为13%。虽然在订立合同时是以16%增值税点计算合同价款，但因未明确税率，无法从书面上区分增值税费和不含税价，且未明确税率下降对总价款的影响，无法跟卖方要回3%增值税点的费用，等于是卖方享受了3%的税收优惠。

·黔东南州兴源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与长沙市展源金属材料贸易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上诉案

【案号】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湘01民终7322号

【裁判摘要】“不含税价”系无效条款，由索要发票方承担税款——本案的争议焦点是增值税应由谁承担。根据展源公司与兴源公司签订的《钢材供需合同》第7条中的约定，双方合同约定的钢材单价为“不含税价”。此种“不含税价”意在销售方不开具增值税发票给购货方，或购货方不要求销售方开具增值税发票。即上述价格并未约定增值税的承担主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第一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销售货物或者提供加工、修理修配劳务以及进口货物的单位和个人，为增值税的纳税人，应当依照本条例缴纳增值税”之规定，在双方未就增值税承担做出明确约定的情况下，增值税应由法定纳税主体承担，即由销售公司即展源公司承担，如果买受人向出售人索要相应的增值税发票，则应向出售方支付相应的税款，但该种逃避纳税义务的条款，违反了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为无效条款。本案中，兴源公司事后向展源公司索要相应的增值税发票，原审判决根据双方约定的不含税价的合同价款，并按照法律相关规定计算增值税额，判决由兴源公司向展源公司支付相应的税款，符合法律相关规定及双方当事人的约定，并无不当。

·福建宏途渣土运输有限公司、邹某某运输合同纠纷民事申请再审审查民事裁定书

【案号】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闽民申4590号

【裁判摘要】本案属于双方合同对于增值税额实际承担未约定情形下引发的纠纷，根据双方签订的合同无法确定税款承担主体，双方亦未能举证证明交易习惯等。在此情况下，宏途公司主张应由邹××实际负担本案的税额，合同和法律依据并不充分。原审根据法律规定认为接受货款的人为增值税的纳税义务人，驳回宏途公司的本案诉讼请求，并无不当。

·戴某、李某与武某买卖合同纠纷二审民事判决书

【案号】山西省吕梁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晋11民终422号

【裁判摘要】合同中约定的价款是含税价还是不含税价系双方对交易价格的特别约定，属于当事人意思自治范畴，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依法应当认定为有效——买卖合同中所涉及的税通常为增值税，结合本案庭审情况及双方当事人陈述，案涉合同约定“本单价不含税，若需方需要税票，需方支付货款总额的6%税款”所指“税”及“税票”为增值税及增值税发票。增值税发票包括增值税专用发票及增值税普通发票。《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第一条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销售货物或者加工、修理修配劳务、销售服务、无形资产、不动产以及进口货物的单位和个人，为增值税的纳税人，应当依照本条例缴纳增值税。《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四条规定，法律、行政法规规定负有纳税义务的单位和个人为纳税人。武某作为案涉货物销售方系相应增值税纳税义务人，应依法向税务部门缴纳相应增值税。双方当事人在合同中约定的价款是含税价还是不含税价，系双方对交易价格的特别约定，属于当事人意思自治范畴，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依法应当认定为有效。《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第十九条规定，销售商品、提供服务以及从事其他经营活动的单位和个人，对外发生经营业务收取款项，收款方应当向付款方开具发票；第二十条规定，所有单位和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个人在购买商品、接受服务以及从事其他经营活动支付款项后，应当向收款方取得发票。武某作为自然人，在其与戴某买卖合同履行过程中，应依法向戴某出具增值税普通发票，戴某应依法向武某索取增值税普通发票，相应增值税税率为3%。本案中，武某与戴某关于“若需方需要税票，需方支付货款总额的6%税款”的约定至少包含三层含义：1、如戴某不需要，武某可以不向戴某出具增值税发票；2、如戴某要求武某出具增值税发票，则戴某应当支付武某相应税金；3、税金计算方式为合同总价款的6%。关于第一层含义，因出具发票及收取发票系法定义务，该约定违反相关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且损害国家利益，依法应当认定无效。第二层含义涉及税负转嫁。虽然我国税收法律法规对于各种税收的征收均明确规定了纳税义务人，但并未禁止纳税义务人与合同相对人约定由合同相对人或者第三人负担税款。因此，当事人在合同中约定由纳税义务人以外的人承担税费并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当认定为有效。此外，增值税以包含在货物价格范围的方式进行转嫁亦是一般买卖合同的交易模式。武某与戴某约定案涉交易所产生税费由戴某负担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予以确认。第三层含义特指案涉交易税费的税率为6%，因税率法定，双方当事人对案涉税率的约定违反法律规定，应属无效。综上所述，武某应依法向戴某出具增值税发票，戴某向武某支付相应税费。戴某主张其要求武某出具的系增值税专用发票，而非增值税普通发票，因其与武某之交易应出具增值税发票类型依法确定，其此项上诉理由缺乏法律依据，不予采信。武某主张按照戴某按照合同价款的6%支付相应税费亦于法无据，不予支持。就案涉交易，武某共向国家税务总局文水县税务局共计补缴增值税428420.91元，该部分税费按照双方约定由戴某向武某支付。已经生效的山西省吕梁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晋11民终514号民事判决确认李某作为戴某配偶，对戴某所欠武某货款与戴某共同承担清偿责任。因本案所涉税费承担亦属于武某与戴某买卖合同范畴，故按照生效民事判决，该部分增值税费由戴某、李某负担。

·沭阳县拼板厂诉绍兴市双林木业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案

【案号】浙江省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浙0602民初7608号

【裁判摘要】未约定含税应认定为含税价格——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第一条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销售货物或者提供加工、修理修配劳务以及进口货物的单位和个人，为增值税的纳税人，应当依照本条例缴纳增值税。”原告作为销售货物的一方，开具增值税发票系其法定义务，亦是买卖合同关系中出卖人的附随义务。本案双方未明确约定被告拖欠的货款不含税，则应认定为含税价格。双方确已发生价款为269178元的买卖关系，故被告反诉要求原告开具价款为269178元的增值税发票的理由成立，本院予以支持。

·黔东南州兴源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与长沙市展源金属材料贸易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上诉案

【案号】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湘01民终7322号

【裁判摘要】“不含税价”系无效条款，由索要发票方承担税款——本案的争议焦点是增值税应由谁承担。根据展源公司与兴源公司签订的《钢材供需合同》第7条中的约定，双方合同约定的钢材单价为“不含税价”。此种“不含税价”意在销售方不开具增值税发票给购货方，或购货方不要求销售方开具增值税发票。即上述价格并未约定增值税的承担主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第一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销售货物或者提供加工、修理修配劳务以及进口货物的单位和个人，为增值税的纳税人，应当依照本条例缴纳增值税”之规定，在双方未就增值税承担做出明确约定的情况下，增值税应由法定纳税主体承担，即由销售公司即展源公司承担，如果买受人向出售人索要相应的增值税发票，则应向出售方支付相应的税款，但该种逃避纳税义务的条款，违反了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为无效条款。本案中，兴源公司事后向展源公司索要相应的增值税发票，原审判决根据双方约定的不含税价的合同价款，并按照法律相关规定计算增值税额，判决由兴源公司向展源公司支付相应的税款，符合法律相关规定及双方当事人的约定，并无不当。

·诸暨市宏利制衣有限公司诉杭州佳裕制衣有限公司加工合同案

【裁判摘要】上诉人宏利公司认为28957．72元加工费中，不包含税金在内。绍兴中院认为上诉人宏利公司应当知道依法纳税是我国法院规定的法定义务，并不是以当事人的约定是否纳税，因此，在该加工费中不能免除上诉人宏利公司的纳税义务。

【判决书字号】一审判决书：浙江省诸暨市人民法院（2004）诸民二初字第101号；二审判决书：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2004）绍中民二终字第196号

·江苏省镇江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苏11民终1774号

【裁判摘要１】一审法院认为：关于案涉设备的价款问题。腾达公司与戴××签订《工业品买卖合同》中约定了“不含税价"，“不含税价"意在销售方不开具发票给买方，或买方不要求销售方开具发票，即达到“逃税"的目的。据国务院《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第三条规定，此种约定违反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为无效条款，并不能据此认定腾达公司放弃了其应买方要求开具发票后依法享有的转嫁税款的权利。戴××作为买方负担税款符合交易惯例，亦有利于维护交易公平。况且双方合同中还另行约定了“含税价"，所以腾达公司按照“含税价"向戴××主张剩余价款，符合法律及双方合同约定，一审法院予以支持。

【裁判摘要２】二审法院认为：关于案涉设备的价款问题，在腾达公司与戴××签订的《工业品买卖合同》中，同时约定了“不含税价"和“含税价"。本院认为约定“不含税价"意在逃避交税义务，此种约定违反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为无效条款。故腾达公司按照合同约定的“含税价"向戴××主张剩余价款，符合法律规定及合同约定，一审法院判令戴××向腾达公司按含税价支付剩余价款并无不当。

【解读】《工业品买卖合同》不含税价款为260万元，含税价款为291万元（此款包含改造、安装费）；

·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豫01民终11678号

【裁判摘要１】一审法院认为：关于2006年12月10日至2007年5月14日原、被告在钢材《出库单》上不含税价格、价款的约定是否有效的问题。原、被告在钢材交易过程中，原告出具的钢材《出库单》上均注明“以上价格为不含税，现款价”等内容，该内容应当系双方为促成交易而作出的关于钢材交易价格的特别约定，意思表示真实且已经实际履行，属于当事人意思自治的范畴，并不违反《宪法》、《合同法》及《增值税暂行条例》相关规定，应为有效约定。原告主张确认原、被告2006年12月10日至2007年5月14日供应钢材《出库单》上不含税的货物价格、价款约定无效的诉讼请求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原告所诉的税款21,7837.27元是否应当由被告承担的问题。原告出具的《出库单》中除载明其向被告所供钢材的型号、吨数、单价及价款金额外，还同时注明“以上价格为不含税，现款价”的内容，据此应当确认《出库单》所载明的钢材价格、价款为不含税的交易价格、价款，至于交易税款应当由哪一方承担，双方没有约定。．．．．．．其次，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财税〔2016〕36号”通知规定，在2016年5月1日之前，被告系营业税的纳税人而不属于增值税纳税人，原告在此之前所缴纳的涉案销售钢材税款，被告依法不能享受增值税抵扣利益，原告诉请被告支付2016年5月1日之前的涉案税票税款183,134.21元（217,837.27元-34,703.06元），实际上增加了被告的购货成本，使其货物交易利益明显受损。．．．．．．2016年5月1日之后，虽然被告公司由缴纳营业税改为缴纳增值税，而且原告于2019年1月7日及同年1月14日开具了3张购货方名称为被告公司、税款为34,703.06元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但因原告并未将该3份税票交付给被告，致使被告在客观上不能享受相应进项税、销项税额抵扣利益，在双方没有约定税款负担的情形下，原告主张此34,703.06元税款由被告负担的诉讼请求，既不符合《增值税暂行条例》的相关规定，同时也有悖于公平、诚实信用的民事活动原则，故对原告要求被告支付税款34,703.06元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裁判摘要２】二审法院认为：本案中双方当事人之间的钢材买卖交易发生于2006年12月10日至2007年5月14日期间。一审在卷证据《出库单》上均注明“以上价格为不含税，现款价”等内容，但对于税款由谁负担，并未进行约定。在双方没有约定税款负担的情形下，上诉人兴发公司依据其提交的《纳税申报表》、增值税发票等纳税凭据，主张涉案税款应由买方即被上诉人负担的上诉理由，依据不足，其在一、二审中均未提交有力证据证明其主张，且上诉人兴发公司长期滞后的申报、纳税行为有违企业应当及时缴纳税款的相关税法规定和一般缴税习惯，一审法院结合本案案情及在卷证据，认定上诉人承担案涉税款并无不当。　

·浙江省玉环县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3)台玉商初字第1997号

【裁判摘要】对账单项下的货款在原告无法证明系不含税的情形下依法推定为含税价。

·江苏省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苏12民终1214号

【裁判摘要１】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规定，我国境内销售货物或者提供加工、修理修配劳务以及进口货物的单位和个人，为增值税的纳税义务人，纳税人销售货物或者应税劳务，应当向购买方开具增值税发票，并在发票上分别注明销售额和销项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三十六条规定，出卖人应当按照约定或者交易习惯向买受人交付提取标的物单证以外的有关单证和资料。《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七条规定，合同法第一百三十六条规定的“提取标的物单证以外的有关单证和资料”，主要应当包括保险单、保修单、普通发票、增值税专用发票、产品合格证、质量保证书、质量鉴定书、品质检验证书、产品进出口检疫书、原产地证明书、使用说明书、装箱单等。因此，双方在合同中约定不开发票的行为，违反上述法律法规的规定，南通四建公司要求上海凌拓公司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或普通发票的诉讼请求，符合法律规定，应当予以支持。但从双方签订的两份合同中关于单价约定内容的文义看，2014年7月22日合同约定的“综合单价（……各种社会保险费、税金、进退场车旅费等全部费用）”中“税金”两个字上面用笔划了一条杠，而“综合单价24元/米（按实际有效合格施工数量进行验收和计算）后面还有四个字也被用笔涂掉了，对照第二份合同被划掉的字应该是（不开发票）的字样，故该合同项下的价格，应当认为是不含税价，再结合2015年3月13日合同中明确约定“不开发票”，且前后两份合同中所供规格Φ250某1000的结算单价均是24元/根的事实，可见双方交易时约定的价格均应为不含税价。从诚信和公平的角度出发，现南通四建公司要求开具增值税发票，则开票需缴纳的6%的增值税税款应当由南通四建公司加付给上海凌拓公司。

【裁判摘要２】二审法院认为：结合两份合同签订的时间相隔不久、Φ250某1000的结算单价均为24元/米等因素，亦应认定2015年4月17日合同中的结算单价不包含税金。．．．．．．上诉人要求被上诉人开具发票，被上诉人对此并无异议。因双方约定的价格为不含税价，被上诉人要求上诉人承担税费不违反合同约定，一审据此作出判决并无不当。

【注解】（１）双方在合同中约定不开发票的行为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无效；（２）不含税由买方承担税费不违反合同约定。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粤民申2134号

【裁判摘要】约定租金不含税费但并未约定增值税的承担主体，增值税应由法定纳税主体承担——关于涉案的增值税由谁承担的问题。经一审法院查明，案外人清远市清新区××投资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景源公司）将涉案土地及地上建筑物出租给一路顺风公司使用，并约定租金不含税价格；景源公司在租赁期间将租赁物权属转让给广源公司，广源公司承继景源公司的租赁合同的权利义务。案涉《租赁合同》约定，租金不含税费，并未约定增值税的承担主体。在双方未就增值税承担作出明确约定的情况下，增值税应由法定纳税主体承担。广源公司作为涉案租赁物新的权属人，其以经营租赁方式将涉案租赁物出租给他人使用，应当承担上述增值税费用。据此，一、二审法院认定广源公司要求承租方一路顺风公司承担因土地（及地上建筑物）租赁所产生的增值税，没有合同及法律依据，并无不当。

·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粤06民终2110号

【裁判摘要】约定“不含税价款”由付款方承担增值税款更符合公平原则——双方签订的销售合同载明“说明：以上产品报价为出厂价，包安装与运输，不含税票"“说明：以上产品报价为出厂价，不含包税票和运输"“以上产品报价为不含税价，不包安装与运输"等内容，明确双方约定的货款为不含税价；且日鼎公司对此亦予确认，可见双方均认同合同所载价格为不含税价款的货款。在百巨公司依法向日鼎公司开具增值税发票的情况下，涉及的税费实为增加了百巨公司的销售成本，减少了百巨公司合同约定的收入，利益明显受损，日鼎公司亦明知此种客观事实和法律后果。如继续以原合同约定的价格作为双方结算价格，则日鼎公司实际减少了应负担的购货成本，获得了不当利益；而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第四条规定，百巨公司向日鼎公司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发票上所载的增值税额可以作为受票方日鼎公司抵扣的进项税额，即日鼎公司可以就此获得税收利益。因此，在双方没有对开发票的税费进行约定的情况下，由日鼎公司负担增值税款更符合公平合理原则，故百巨公司要求日鼎公司向其支付百巨公司向日鼎公司所开增值税发票项下的税额53034.51元，本院予以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