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办理邻氯苯基环戊酮等三种制毒物品犯罪案件定罪量刑数量标准的通知
摘要1：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办理邻氯苯基环戊酮等三种制毒物品犯罪案件定罪量刑数量标准的通知（公通字[2014]32号）
摘要2：
福建省公检法关于福建省盗伐、滥发林木案件有关具体数量标准的规定（2001.7.15）
摘要1：福建省公检法关于福建省盗伐、滥发林木案件有关具体数量标准的规定（2001.7.15）
摘要2：
特约商户对信用卡签名真实性仅负有形式审查义务——因交易惯例、验证手段和比对样本数量限制，特约商户对信用卡签名真实性的核对仅为形式审查，并非专业判断
摘要1：【要旨】由于交易惯例、验证手段和比对样本数量限制，POS机使用单位对信用卡交易持有人签名的核对仅为形式审查，并非专业判断，只有存在显见的重大差异情况下，才对其允许继续交易造成他人损失承担相应的过错责任。
【案例】北京一中院（2006）一中民终字第2382号
摘要2：
宋某某贩卖毒品案
摘要1：[第365号]宋某某贩卖毒品案——对购买数量巨大的毒品且被告人本人系吸毒成瘾者的应当如何定性
【裁判摘要】对购买数量巨大的毒品且有证据表明行为人系瘾君子，在没有充分的证据足以证明被告人购买毒品是为了以贩养吸的情况下，应认定构成非法持有毒品罪。
【裁判要旨】购买毒品数量巨大，有证据表明行为人系吸毒者的，应以非法持有毒品罪论处。
摘要2：
唐某某运输毒品案
摘要1：[第12号]唐某某运输毒品案——毒品犯罪数量不是决定判处死刑的唯一标准
【裁判摘要】毒品犯罪数量不是决定判处死刑的唯一标准，被告人涉案毒品数量大的，应当考虑全案的犯罪事实和情节决定是否对被告人判处死刑。
摘要2：
非法持有其他毒品数量较大、数量大的标准如何认定？
摘要1：非法持有其他毒品数量较大、数量大的标准认定
摘要2：
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罪如何认定“其他毒品数量大”、 “其他毒品数量较大”、和“情节严重”？
摘要1：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罪如何认定“其他毒品数量大”、 “其他毒品数量较大”、和“情节严重”
摘要2：
申某某、汪某某贩卖毒品案——如何认定毒品犯罪案件中的数量引诱
摘要1：[第538号]申某某、汪某某贩卖毒品案——如何认定毒品犯罪案件中的数量引诱
摘要2：
李某某运输毒品案——被告人运输毒品数量大，但不排除受人雇佣的，如何量刑
摘要1：[第533号]李某某运输毒品案——被告人运输毒品数量大，但不排除受人雇佣的，如何量刑
摘要2：
乐某某等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案——在无法准确认定经济损失、用户数量的情况下，如何认定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的“后果严重”
摘要1：[第1029号]乐某某等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案——在无法准确认定经济损失、用户数量的情况下，如何认定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的“后果严重”
摘要2：
包某某贩卖毒品案——在毒品犯罪案件中，如何区别侦查机关的“犯意引诱”和“数量引诱”？对不能排除“数量引诱”的毒品犯罪案件能否适用死刑立即执行
摘要1：[第639号]包某某贩卖毒品案——在毒品犯罪案件中，如何区别侦查机关的“犯意引诱”和“数量引诱”？对不能排除“数量引诱”的毒品犯罪案件能否适用死刑立即执行
【裁判要旨】购毒者在侦查人员控制下，以非真实交易意思，明显超出其往常交易数额向贩毒者示意购买毒品，属于数量引诱的毒品犯罪案件。特情介入是影响毒品犯罪量刑的重要因素，对因数量引诱实施毒品犯罪的，应当依法从轻处罚，一般不应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摘要2：
古某某贩卖毒品案——司法机关查获部分毒品后，被告人主动交代了实际贩毒数量，并达到死刑数量标准的，如何量刑
摘要1：[第742号]古某某贩卖毒品案——司法机关查获部分毒品后，被告人主动交代了实际贩毒数量，并达到死刑数量标准的，如何量刑
【裁判要旨】对于被告人主动交代了实际贩卖数量且达到了当地实际掌握的死刑数量标准的死刑再犯，不应一律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摘要2：
陈某某复制、贩卖淫秽物品牟利案——以手机存储卡为载体复制淫秽物品牟利的行为应如何定罪处罚
摘要1：[第665号]陈某某复制、贩卖淫秽物品牟利案——以手机存储卡为载体复制淫秽物品牟利的行为应如何定罪处罚
【裁判要旨1】以牟利为目的复制淫秽物品，应以复制、贩卖淫秽物品牟利罪论处。
【裁判要旨2】通过手机存储卡复制淫秽物品的，其犯罪数量标准应当适用《关于审理非法出版物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存储在被告人电脑内的淫秽物品，推定为属于准备向他人复制淫秽物品的一部分，也应计入复制、贩卖淫秽物品牟利罪的犯罪数量。
摘要2：
李某某贩卖淫秽物品牟利案——贩卖指向淫秽视频链接的行为定性和数量认定
摘要1：[第666号]李某某贩卖淫秽物品牟利案——贩卖指向淫秽视频链接的行为定性和数量认定
【裁判要旨】指向淫秽电子信息的链接应按照淫秽物品处理，以牟利为目的通过互联网贩卖淫秽视频链接的，应以贩卖淫秽物品牟利罪论处。贩卖淫秽物品的数量，应以其贩卖的压缩文件数计算。
摘要2：
张某某传播淫秽物品牟利案——利用互联网、移动通讯终端实施的淫秽电子信息犯罪的行为方式与罪名认定及该类犯罪的数量认定
摘要1：[第668号]张某某传播淫秽物品牟利案——利用互联网、移动通讯终端实施的淫秽电子信息犯罪的行为方式与罪名认定及该类犯罪的数量认定
【裁判要旨】通过互联网、移动通讯终端实施的淫秽电子信息犯罪，构成制作、复制、出版、传播淫秽物品牟利罪，具体罪名应根据其具体行为方式而定。
摘要2：
吉某某运输毒品案——如何把握运输毒品案件中毒品数量与死刑适用的关系
摘要1：[第532号]吉某某运输毒品案——如何把握运输毒品案件中毒品数量与死刑适用的关系
摘要2：
龙某某贩卖毒品案——对毒品犯罪数量接近实际掌握的死刑适用标准，又系毒品再犯的，如何体现从重处罚
摘要1：[第543号]龙某某贩卖毒品案——对毒品犯罪数量接近实际掌握的死刑适用标准，又系毒品再犯的，如何体现从重处罚
摘要2：
呷某某贩卖毒品案——对贩卖毒品数量刚达到死刑适用标准，但系毒品惯犯的，如何量刑
摘要1：[第544号]呷某某贩卖毒品案——对贩卖毒品数量刚达到死刑适用标准，但系毒品惯犯的，如何量刑
摘要2：
欧阳某某非法持有毒品案——从吸毒人员住处查获数量较大的毒品，但认定其曾贩卖毒品的证据不足的，是认定为贩卖毒品罪还是非法持有毒品罪
摘要1：[第1070号]欧阳某某非法持有毒品案――从吸毒人员住处查获数量较大的毒品，但认定其曾贩卖毒品的证据不足的，是认定为贩卖毒品罪还是非法持有毒品罪
摘要2：
邱某某等走私、运输毒品案——走私、运输毒品数量大，罪行严重，且有累犯情节，但有证据表明被告人系受雇走私、运输毒品，且非单独实施走私、运输毒品行为的，是否适用死刑
摘要1：[第852号]邱某某等走私、运输毒品案——走私、运输毒品数量大，罪行严重，且有累犯情节，但有证据表明被告人系受雇走私、运输毒品，且非单独实施走私、运输毒品行为的，是否适用死刑立即执行
摘要2：
高某贩卖毒品、宋某非法持有毒品案——如何认定以贩养吸的被告人贩卖毒品的数量以及为他人代购数量较大的毒品用于吸食并在同城间运送的行为如何定性
摘要1：[第853号]高某贩卖毒品、宋某非法持有毒品案——如何认定以贩养吸的被告人贩卖毒品的数量以及为他人代购数量较大的毒品用于吸食并在同城间运送的行为如何定性
摘要2：
阿某某等贩卖、运输毒品案——对临时结伙贩卖、运输毒品起组织作用，但本人实际贩卖毒品数量相对较少的主犯如何量刑
摘要1：[第953号]阿某某等贩卖、运输毒品案——对临时结伙贩卖、运输毒品起组织作用，但本人实际贩卖毒品数量相对较少的主犯如何量刑
【裁判要旨】根据《大连会议纪要》的规定，对于“共同犯罪毒品数量刚达到实际掌握的数量标准，但各共同犯罪人作用相当，或者责任大小难以区分的”，可不判处被告人死刑立即执行。本案中，各共同犯罪人之间存在亲属、熟人关系，因有贩卖毒品的故意而临时结伙，三名主犯均系积极主动参与犯罪，且被告人对同案被告人和毒品的控制力较弱，在各共同犯罪人责任相对分散的情况下，考虑到被告人系初犯，毒品未流入社会造成实际危害，根据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精神，对被告人判处死刑，可不立即执行。
摘要2：
张某某、彭某某走私毒品案
摘要1：张某某、彭某某走私毒品案——走私毒品案件中毒品数量及含量的认定
【裁判要点】送检的检材系粘有可疑粉末的薄棉纸，因粉末吸附在薄棉纸上，技术上无法将粉末和薄棉纸完全分离而得出粉末准确的净重，故在鉴定时把薄棉纸和粉末整体当成检材，将薄棉纸的重量当成杂质计算，根据标准进行比对得出毒品含量的结论。
【案件索引】
一审：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2012）厦刑初字第214号（2012年12月12日）
二审：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2013）闽刑终字第132号（2013年7月3日）
摘要2：
杨某某、申某某、陈某某、郑某某贩卖毒品案
摘要1：杨某某、申某某、陈某某、郑某某贩卖毒品案——毒品犯罪案件中“犯意引诱”和“数量引诱”的证据规格
【裁判要点
1．认定毒品犯罪中是否存在“犯意引诱”和“数量引诱”问题，应从被告人的犯罪动机、经济能力、吸毒前科及特情介入的时间点等多方面事实进行综合考量判断，在案证据足以印证存在此二情节的，应当依法认定并对被告人从轻处罚。
2．对于证据规格上无法达到“确实、充分”的证明标准，但又不能排除存在此二情节的合理怀疑的，应当从有利于被告人的原则出发，在量刑时予以从轻考虑。
【案件索引】
一审：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厦刑初字第45号（2013年6月20日）
二审：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2013）闽刑终字第378号（2013年10月31日）
摘要2：
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福建省人民检察院、福建省公安厅《关于盗伐、滥伐林木案件有关具体数量标准的规定》
摘要1：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福建省人民检察院、福建省公安厅《关于盗伐、滥伐林木案件有关具体数量标准的规定》（2001年7月15日）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7)最高法民申2454号
摘要1：——上市公司股权代持协议应认定为无效
【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7)最高法民申2454号
【裁判观点】随着证券二级市场的活跃及公司上市融资的兴起，上市公司股权代持现象出现得越来越多，由此引发的纠纷亦频频出现。关于上市公司隐名持股的问题，针对代持协议的效力目前在实务及学界均存在不同的认识。目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以下简称公司法解释（三）》已对有限责任公司的隐名持股问题进行了规定，但对于股份公司尤其是上市公司隐名持股问题并没有明确的界定。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对于上市公司隐名持股问题没有作出直接的禁止性规定，但相关监管部门明确规定公司上市股权应当清晰明确，不允许上市公司存在隐名持股。《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管理办法》第十三条规定：“发行人的股权清晰，控股股东和受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支配的股东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不存在重大权属纠纷。”《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第三条规定：“发行人、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忠实、勤勉地履行职责，保证披露信息的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公平。”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可以看出，公司上市需要遵守如实披露的义务，披露的信息必须真实、准确、完整，公司上市发行人必须股权清晰，股份不存在重大权属纠纷，这是证券行业内部的基本要求，也是上市公司应当知晓的基本共识。本案对股份公司股权转让形成隐名持股的事实进行了分析认定，并对上市公司股权隐名代持的效力作出无效的认定，对于司法实践中大量出现的此类纠纷提供了处理方案。
【解读】代持股协议虽未违反法律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但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无效。
【案号】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苏民终1031号
【摘要】括号中的“１２００万股实为１２００万元”之误，双方对转让标的达成合意——上述协议项下的股权转让标的数量应为120万股亚玛顿公司股份。2010年10月25日的《委托投资协议书》第二条约定“林××承诺以杨××的出资额代为杨××投资并持有亚玛顿公司总股本1%（即1200万股）的股权”。2010年10月19日的《协议书》亦约定“杨××受让林××合法持有的目标公司总股本1%（即1200万股）的股权”。虽然用（）对（）之前的内容作进一步解释说明是汉语的语言习惯之一，但本案不应简单以此认定股权交易的数量，
摘要2：（续）而应结合协议的其他条款、交易的价格、交易双方的认知能力、证券交易的特点等进行综合认定。一是《协议书》中明确约定“杨××透过本协议拟有条件受让林××在亚玛顿公司的部分股权成为附属于林××名下的亚玛顿公司隐名股东”，“林××承诺，在代持期间其在亚玛顿公司的股份不得以转让第三方、赠与或其他形式减持导致名下股份低于1%（含本数）”。由此可见，杨××受让的并非林××所持的亚玛顿公司的全部股份，而该协议是杨××公司的法律顾问丁×起草，且系杨××作为自身证据在一审中提交。二是《协议书》中多次出现了“亚玛顿公司1%股权”的表述，而“亚玛顿公司1%股权”对应的股份数是确定的，即为120万股。亚玛顿公司在2010年6月即由有限责任公司整体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亚玛顿公司的股权结构及林××的持股情况均可公开查询，杨××作为股权投资人理应进行查询后再作出商业价值判断。如果进行查询，杨××即可知晓亚玛顿公司的股权是1.2亿股，总股本1%应为120万股。三是林××持有的亚玛顿公司10%的股份系于2010年5月以1600万元的对价取得，其后亚玛顿公司经营状况良好，净资产持续上升，至2010年10月已达281270303.99元，2010年度基本每股收益已达1.71元，而双方均是股权投资人，明知亚玛顿公司正在运作上市，理应知晓股份上市将会获取高额收益，事实上，亚玛顿公司股票的发行价即为38元每股，故杨××主张林××以1200万元的低价全部转让其持有的亚玛顿公司1200万股股份，不合常理。四是《协议书》还约定“自股权受让生效日起两年内，亚玛顿公司未能实现上市交易，则上述股权受让的解除条件成就；一旦解除条件成就，则双方应无条件恢复原状，即林××应当向杨金国返还受让款本金人民币1200万元及相应利息（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息）”，《委托投资协议书》亦约定“三年内未上市商量赎回，自主权归杨××”。如果如杨××所称，林××系将其全部股份转让，则林××转让股份后不仅不享有股份收益，还需承担亚玛顿公司不能上市的风险，此亦有违常理。．．．．．．综上，鉴于杨××主张股权转让标的数量为1200万股存在诸多疑点，故其应就此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根据本案现有证据并考虑全案案情，应认定案涉股权转让的标的数量为120万股。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最高法民再195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最高法民再195号
【裁判要旨】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权的，应将（１）股权数量、（２）价格、（３）支付方式和（４）期限等转让事项书面通知其他股东征求意见。
【裁判摘要】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是王某某将其嘉恒公司股权转让给王某是否已尽到通知义务，王某诉请嘉恒公司、朱某某为其办理股权转让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依据是否充分。公司法第七十一条第二款、第三款分别规定：“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权，应当经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股东应就其股权转让事项书面通知其他股东征求同意，其他股东自接到书面通知之日起满三十日未答复的，视为同意转让。其他股东半数以上不同意转让的，不同意的股东应当购买该转让的股权；不购买的，视为同意转让”、“经股东同意转让的股权，在同等条件下，其他股东有优先购买权。两个以上股东主张行使优先购买权的，协商确定各自的购买比例；协商不成的，按照转让时各自的出资比例行使优先购买权”。据此，股东向公司股东以外的其他人转让股权，应当遵循法定程序，将其股权转让事项，包括转让股权的数量、价格、支付方式和期限书面通知其他股东征求同意。本案中，王某某向王某转让嘉恒公司股权，已将转让股权的价格、数量通知朱某某，但未具体通知支付方式和期限，一审法院关于王某某履行通知义务不完整，影响朱某某行使优先购买权的认定符合法律规定。由于转让股东王某某未适当履行通知义务，导致朱某某无法行使优先购买权，故本案股权转让程序受阻，王某关于案涉股权转让合同内容、形式合法，嘉恒公司、朱某某应为其办理股权转让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的诉请应予支持的主张依据不足，二审法院对此予以支持属于适用法律有误，本院予以纠正。
摘要2：【解读】
（１）《公司法解释（四）》第十七条第一款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权，应就其股权转让事项以书面或者其他能够确认收悉的合理方式通知其他股东征求同意。其他股东半数以上不同意转让，不同意的股东不购买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视为同意转让。”对股东对外转让其股权时对其他股东的通知以外的具体履行方式作了规定，但未对通知内容的要求进行明确。
（２）《公司法解释（四）》第十八条规定：人民法院在判断是否符合公司法第七十一条第三款及本规定所称的“同等条件”时，应当考虑转让股权的数量、价格、支付方式及期限等因素。
（３）本案裁判理由明确了股东对外转让其股东时对其他股东通知内容的要求，与《公司法解释（四）》第十八条规定的”同等条件“的判断精神基本一致。
【笔记】《民法典》实施后如何认定合同是否成立？
摘要1：解读１：《民法典合同编司法解释》第３条第１款规定——当事人对合同是否成立存在争议，人民法院能够确定（１）当事人姓名或者名称、（２）标的和（３）数量的，一般应当认定合同成立。（２）但是，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
解读２：根据《全国法院贯彻实施民法典工作会议纪要》第６条规定，合同成立要件为能够确定（１）当事人名称或者姓名、（２）标的和（３）数量的，人民法院一般应当认定合同成立，但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
解析：当事人可以约定合同是否成立的条件。
摘要2：【注解１】数量是否属于合同成立必备条款？（数量属于合同成立的必备条款）——关于数量条款是否属于必备条款问题，起草合同法解释二时便有一定争议，但当时最高人民法院审委会和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民法室均认为数量条款属于必备条款。经过十余年的实践，效果良好；而且有关的民法典立法资料也仍然认为，“在大多的合同中，数量是必备条款，没有数量的合同是不能成立的。许多合同，只要有了标的和数量，即使对其他内容没有规定，也不妨碍合同的成立与生效”（备注：黄薇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释义（中》，法律出版社２０２０年版，第９０４页）。综合考虑各方意见和历史沿革后，本条第１款明确了标的、数量的合同的必备要素。——来源：《全国法院贯彻实施民法典工作会议纪要》条文及适用说明，最高人民政策研究室编著，人民法院出版社２０２１年版，第２６页
【注解２】合同成立是指当事人就合同主要条款（不包括非必要条款）达成合意，当事人另有约定除外｜（１）合同成立须基于当事人的合意（合同当事人相互作出意思表示达成一致）——我国合同成立以表示主义为原则，仅在合同因欺诈、胁迫等原因而成立时采取意思主义；（２）当事人就合同全部内容或者必要之点达成合意时合同成立（合同必要之点没有达成合意合同不成立）——当事人就合同必要之点达成合意而对于非必要之点未达成合意可推定合同成立，但当事人明确约定非必要之点必须达成合意合同始为成立除外。
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16)苏03行终118号
摘要1：【案号】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16)苏03行终118号
【裁判摘要】发票领购是用票单位和个人取得发票的法定程序，是发票投入使用的第一步。领购发票不仅仅是一种申领和发放发票的行为，更是税务机关依相对人的申请依法赋予其使用发票权利的一种行政措施。税务机关有权依法赋予用票单位和个人使用发票的权利，用票单位和个人获得使用发票权利的同时，也应承担后续环节依法开具和保管发票的义务。领购发票只是使用发票的开始，发票管理相对人一旦获得发票的使用权，就可以根据自身经营业务的需要自主安排发票的使用，这种使用经常处于税务机关的管理控制和监督之外，为防止发票被不正当使用，税务机关对发票使用的管理不能仅依赖事后的检查监督，还应加强事前的制度预防。《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第十五条规定：“需要领购发票的单位和个人，应当持税务登记证件、经办人身份证、按照国务院税务主管部门规定样式制作的发票专用章的印模、向主管税务机关办理发票领购手续。主管税务机关根据领购单位和个人的经营范围和规模，确认领购发票的种类、数量以及领购方式，在5个工作日内发给发票领购簿。”依据上述规定，用票单位和个人向税务机关申请办理发票领购手续，税务机关应按照领购发票的单位和个人的经营范围和规模确认领购发票的种类及领购方式。本案中，上诉人向被上诉人申请领购二手车销售统一发票，要求按照二手车交易市场经营者资格领取二手车销售统一发票，被上诉人向上诉人作出《税务事项通知书》要求上诉人如实提供二手车交易市场的有关证件、资料以核定供票资格，符合上述法律的规定。《二手车流通管理办法》第三条规定：“二手车交易市场是指依法设立，为买卖双方提供二手车集中交易和相关服务的场所。”第四条规定：“二手车经营主体是指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依法登记，从事二手车经销、拍卖、经纪、鉴定评估的企业。”第二十六条规定“二手车交易市场经营者应当为二手车经营主体提供固定场所和设施，并为客户提供办理二手车鉴定评估、转移登记、保险、纳税等手续的条件。”本案上诉人营业执照载明的经营范围是：二手车销售、市场设施租赁；农用机械销售，汽车信息咨询服务。由于二手车销售企业和二手车交易市场企业均可以领用二手车销售统一发票，申请人营业执照中的经营范围包括二手车销售但未包括二手车交易、二手车市场管理服务的经营范围。
摘要2：（续）因此，上诉人以二手车交易市场主体的身份向被上诉人申请领购发票，被上诉人在上诉人没有提供材料证明其具有二手车交易市场经营条件的情况下未向上诉人发放发票的行为，并不违反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徐州市建伟二手车交易市场有限公司与国家税务总局徐州市税务局第二税务分局再审行政裁定书》【案号】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7)苏行申1298号
【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第十五条第一款规定，需要领购发票的单位和个人，应当持税务登记证件、经办人身份证、按照国务院税务主管部门规定样式制作的发票专用章的印模、向主管税务机关办理发票领购手续。主管税务机关根据领购单位和个人的经营范围和规模，确认领购发票的种类、数量以及领购方式，在5个工作日内发给发票领购簿。根据《二手车流通管理办法》第二十六条的规定，二手车交易市场经营者应当为二手车经营主体提供固定场所和设施，并为客户提供办理二手车鉴定评估、转移登记、保险、纳税等手续的条件。本案中，再审申请人建伟公司向原车税分局申请领取《二手车销售统一发票》，原车锐分局依法应当对申请领购发票的纳税人，应结合其经营行业、经营项目、经营规模，对申请领购发票的票种、版别、数量认真进行核对和确认，故原车税分局作出1号《税务事项通知书》要求建伟公司提供二手车交易市场的有关证件、资料以核定建伟公司的供票资格，具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建伟公司提供的工商营业执照中载明的经营范围为“二手车销售、市场设施租赁；农用机械销售，汽车信息咨询服务”，并未包含二手车交易，故建伟公司以二手车交易市场主体身份向原车税分局申请领购《二手车销售统一发票》缺乏事实根据。建伟公司请求法院责令原车税分局为其发放《二手车销售统一发票》缺乏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原审法院判决驳回建伟公司的诉讼请求正确。
【笔记】已经抵扣增值税发票能否作为标的物数量、价格等结算依据？
摘要1：解读：买卖双方对交付标的物的事实没有争议，已经抵扣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上记载内容具有推定力，可以作为付款结算依据——（１）增值税专用发票是由国家税务总局监制印制并由一般纳税人领购使用，既作为纳税人反映经济活动中重要交易凭证、证明，又是兼记销货方纳税义务和购货方进项税额的合法证明；（２）在双方对交易关系存在的事实没有争议，仅对标的物数量、价格等发生争议的情况下，经认证抵扣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上的记载内容对此有推定力，否认的一方当事人，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反驳。
【问题】买方接受增值税发票并实施认证或抵扣，卖方能否主张增值税发票作为结算依据和结算凭证？
【解答】（１）《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５条只是规定增值税发票及税款抵扣资料不能单独作为证明出卖人已经履行交付标的物的义务的证据；除此之外，司法解释并未否定增值税发票及税款抵扣资料的证据证明力。（２）在卖方已经证明交付标的物或者买卖双方对交付标的物没有争议的情况下，买方接受增值税发票并对发票实施认证或抵扣，该纳税行为与接受发票的行为形成证据链，可以证明双方存在债权债务关系，增值税发票可以作为双方结算依据和结算凭证。
【注释１】（１）增值税发票及税款抵扣资料不能单独证明货物已经交付和双方存在债权债务关系；（２）双方对交付标的物没有异议，接受增值税发票一方对增值税发票实施认证或抵扣的行为对双方之间存在合同关系、交易金额等事实具有证明力。
【注释２】《买卖合同解释》第５条第１款规定：“出卖人仅以增值税专用发票及税款抵扣资料证明其已履行交付标的物义务，买受人不认可的，出卖人应当提供其他证据证明交付标的物的事实。”（１）仅凭增值税发票不能证明标的物已经交付（增值税发票只能证明双方存在债权债务关系的可能性）；（２）买卖双方对交付标的物没有争议，增值税发票及税款抵扣资料可以作为债权债务结算凭证，能够证明双方存在债权债务关系。
【总结】增值税发票能否作为结算凭证？｜增值税发票及税款抵扣资料不能单独证明已经交付标的，但标的物已经交付并且已经认证或抵扣的增值税发票可以作为结算凭证证明双方存在债权债务关系——（１）增值税专用发票及税款抵扣资料不能单独证明标的物已经交付；（２）除了不能单独证明标的物已经交付外，接受增值税发票一方对增值税发票实施认证或抵扣，则该纳税行为与接受发票的行为形成证据锁链，对双方之间的合同
摘要2：（续）关系、交易金额等事实具有证明力，增值税发票可以作为结算凭证，能够证明双方存在债权债务关系。
【注解１】已经抵扣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上记载内容具有推定力，可以作为付款结算依据。——参考案例：(2022)浙06民终2616号
【注解２】在双方没有详细的送货单、结算单等充分证据证明双方实际发生的总加工费金额的情况下，法院主要以开具并认证抵扣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的数额认定双方发生的总加工费金额有相应的依据。——参考案例：(2017)浙民申3787号
【注解３】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证明力｜增值税发票证明的只是事实发生的一种可能性而非必然性。对合同关系的存在及履行等待证事实，法官不能仅仅依据增值税发票判定，必须结合是否认证、抵扣等其他证据，依据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及举证责任分配的基本原理加以裁量，从而对当事人的主张成立与否作出合理判定。——参考案例：（2008）通中民二终字第0073号
→【备注】（１）增值税发票不能单独证明双方存在债权债务关系；（２）但若双方存在合法交易关系且接受发票一方对发票实施认证或抵扣，则该纳税行为与接受发票的行为形成证据锁链，对双方之间的合同关系、交易金额等事实具有证明力。
【注解４】（１）增值税发票属于结算凭证，能够证明原、被告间存在债权债务关系；（２）双方对交付事实未予以否认，应按增值税发票载明的数额支付价款。——参考案例：(2016)浙0481民初2745号
【注解５】增值税费发票公司均已认证抵扣，应视为公司对交易关系的认可。——参考案例：（2015）浙绍商终字第163号
【注解６】已将该发票均进行了抵扣认定已履行合同。——参考案例：(2018)沪民申1841号
→【备注】增值税发票和抵扣的事实可以推定出对方当事人已经履行了合同项下的交货义务。——参考案例：(2017)沪01民终13863号
【注解７】（１）仅有增值税发票不能取代合同而成为判断当事人之间是否存在真实交易关系依据。（２）实际进行增值税发票抵扣行为并不能必然反推出当事人真实交易关系的存在。——参考案例：(2011)沪二中民四(商)终字第1329号
【注解８】双方之间虽无书面买卖合同但能够证明双方之间交易习惯做法是一方按照另一方提货数量和金额及协商价格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认定双方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和已经履行交付货物义务。——参考案例：(2022)鲁03民终3344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