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最高法民申1501号
【裁判摘要】涉案《工程项目经营承包合同书》约定税款由阜阳建工集团代收代缴，阜阳建工集团在二审中上诉称依据该份《工程项目经营承包合同书》的约定，应由实际施工人胡×承担的税款11889976元(217565909元×5.465%)应从工程款中扣除，胡×在二审期间未主张已经缴纳了部分税款，二审据此认定涉案工程总造价中应扣除由阜阳建工集团代收代缴的税金并不缺乏依据。
摘要2：
摘要1：重整中的新融资债务属于破产程序中的共益债务
【来源：《人民司法·案例》2014年第24期】
【裁判要旨】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破产程序包括重整、和解和破产清算程序，故该法关于破产程序中共益债务的规定适用于重整程序。新融资债务属于重整程序的共益债务具有合理性，在债务人进入破产清算程序后应作为共益债务清偿。
【案号】一审：（2013）东中法民二初字第3号；二审：（2014）粤高法民二破终字第2号
摘要2：【案号】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4)粤高法民二破终字第2号
【摘要】关于该笔债务是否属共益债务问题。本案中，东莞金卧牛公司向亿商通公司借款100万元发生于该公司破产重整期间，东莞金卧牛公司管理人（时任管理人：众泰会计事务所）亦在涉案《借款协议》上盖章确认。该100万元分三笔，分别由东莞金卧牛公司收取25万元现金、汇入一审法院账户25万元、众泰会计事务所代收50万元构成，对于亿商通公司已经支付该100万元给东莞金卧牛公司，双方均无异议。该笔借款系经由东莞金卧牛公司破产管理人确认且约定用于“东莞金卧牛公司破产重整期间继续营业而应支付的劳动报酬、水电费用、安保费用和社会保险费用以及由此产生的其他费用”之目的，系为维护全体权利人和破产财产利益而发生，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四十二条第一款第（四）项规定的“为债务人继续营业而应支付的劳动报酬和社会保险费用以及由此产生的其他债务”情形，依法应当认定为东莞金卧牛公司的共益债务。东莞金卧牛公司在借得该笔100万元款项后，如何使用该笔款项，并非否认该笔债务为共益债务的充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四十六条第二款规定：“附利息的债权自破产申请受理时起停止计息”，因此，亿商通公司向破产企业东莞金卧牛公司主张借款利息，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四十三条规定：“破产费用和共益债务由债务人财产随时清偿。债务人财产不足以清偿所有破产费用和共益债务的，先行清偿破产费用。债务人财产不足以清偿所有破产费用或者共益债务的，按照比例清偿……”，东莞金卧牛公司应依法向亿商通公司返还涉案借款100万元。
摘要1：解读：（１）根据《税收征收管理法》第８８条第１款规定，纳税争议适用行政复议前置规定，且申请行政复议之前必须先缴纳或解缴税款及滞纳金或者提供纳税担保；（２）根据《税收征收管理法》第２款规定，对税务处罚决定、强制执行措施、税收保全措施不服可以申请行政复议或者直接提起行政诉讼，不以行政复议为前置条件。
【注释】根据《行政复议法》第１２条规定：（１）凡是对地税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既可以向地税所属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向上一级地税申请行政复议；（２）对国税作出具体行政行为不服，只能向上一级国税申请行政复议（国税属于垂直管理），地方政府不是复议机关。
摘要2：【注解１】纳税担保方式分为纳税保证、纳税抵押和纳税质押。
【注解２】股权不能用于地税担保：（１）单纯的权利凭证的占有并不会影响股权的行使，只有经过质押登记后质权人才有可能处分股权，股权无法用于纳税质押担保；（２）依法需要办理出质登记的股票、股份不在纳税质押之列。
【注解３】根据《税收征收管理法》第８８条第１款之规定：（１）纳税人、扣缴义务人、纳税担保人同税务机关在纳税上发生争议时，必须先依照税务机关的纳税决定缴纳或者解缴税款及滞纳金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即纳税担保），然后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２）纳税人、扣缴义务人、纳税担保人必须先申请行政复议，然后才能提起行政诉讼，而不能不经行政复议程序直接提起行政诉讼。
【注解４】纳税争议（在纳税上发生争议）是指对税务机关的征税行为有异议：根据《税务行政复议规则》第１４条第（一）项之规定，征税行为包括（１）确认纳税主体、征税对象、征税范围、减税、免税、退税、抵扣税款、适用税率、计税依据、纳税环节、纳税期限、纳税地点和税款征收方式等具体行政行为，（２）征收税款、加收滞纳金，（３）扣缴义务人、受税务机关委托的单位和个人作出的代扣代缴、代收代缴、代征行为等。
【注解５】申请行政复议时一并提供担保而非先提供担保再申请行政复议，不符合规定，不予受理行政复议。——参考案例：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13）浙杭行终字第334号《常山兴隆废旧物资回收有限公司与浙江省国家税务局行政复议二审行政判决书》
【注解６】税务处罚不属于纳税争议（征税行为，不包括罚款），不需要行政复议前置，可以直接提起行政诉讼。
摘要1：【案号】河南省安阳市中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17)豫05行终52号
【裁判摘要】纳税人未按规定期限办理纳税申报税务机关不能直接核定纳税人应纳税额——《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纳税人必须依照法律、行政法规规定或者税务机关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确定的申报期限、申报内容如实办理纳税申报，报送纳税申报表、财务会计报表以及税务机关根据实际需要要求纳税人报送的其他纳税资料。”该法第六十二条规定：“纳税人未按照规定的期限办理纳税申报和报送纳税资料的，或者扣缴义务人未按照规定的期限向税务机关报送代扣代缴、代收代缴税款报告表和有关资料的，由税务机关责令限期改正，可以处二千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可以处二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的罚款。”该法第三十五条第一款第五项规定：“纳税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税务机关有权核定其应纳税额:(五)发生纳税义务，未按照规定的期限办理纳税申报，经税务机关责令限期申报，逾期仍不申报的。”该法第三十二条规定：“纳税人未按照规定期限缴纳税款的，扣缴义务人未按照规定期限解缴税款的，税务机关除责令限期缴纳外，从滞纳税款之日起，按日加收滞纳税款万分之五的滞纳金。”从上述规定可以看出，对纳税人不依法进行纳税申报的，税务机关应责令其限期申报，纳税人在税务机关规定的期限内仍未申报的，税务机关有权核定其应纳税额，并通知其限期缴纳。本案中，针对牧星公司少申报和未申报税款的行为，原滑县地税局道口分局在未责令其限期改正的情况下，直接作出被诉税务事项通知书，核定牧星公司应纳税额并责令其限期缴纳，明显违反法定程序，应予撤销。
摘要2：
摘要1：【案号】福建省龙岩市中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17)闽08行终59号
【裁判摘要１】税务行政处罚时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二十九条第一款规定：违法行为在二年内未被发现的，不再给予行政处罚。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八十六条规定：违反税收法律、行政法规应当给予行政处罚的行为，在五年内未被发现的，不再给予行政处罚。联系本案而言，2013年10月9日上诉人以扣缴义务人名义向新罗区地税局白沙分局申报纳税人苏××股权转让收益个人所得税税款239.683463万元，填写了《代扣代缴、代收代缴税款报告表》，并于当日以纳税人苏××的名义交纳了个人所得税239.683463万元。新罗区地税局白沙分局于当日出具了一张税种为个人所得税的完税证给上诉人。至此，上诉人向苏××支付完毕股权转让款3000万元（含代扣税款290.75万元），印花税1.5万元。也就是说，上诉人违法行为发生之日应为2013年10月9日，至今未超过前述法律规定的五年时效，上诉人主张超过行政处罚法二年时效的理由于法无据，本院依法不予采纳。
【裁判摘要２】本案被上诉人龙岩市新罗地税局对上诉人作出的罚款数额高达147.175万元，应属重大行政处罚，依前述法律规定，被上诉人龙岩市新罗区地税局的负责人应当集体讨论决定，但被上诉人龙岩市新罗地税局并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其经过负责人集体讨论决定。前述所述程序违法均属于违反法定程序中“步骤违法”的情形。
摘要2：【注解】本案股权转让方的股权转让收入为３０００万元，财产原值为取得股权支付的金额５５万元，合理费用为１.５万元，应缴纳股权转让个人所得税：（３０００万元－５５万元－１.５万元）×２０％＝５８８.７万元；已扣缴个人所得税２９４.３５万元，应扣未扣股权转让的个人所得税为２９４.３５万元。
摘要1：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有关条款解释的通知（财法[2012]8号）
【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财政部令第51号）第七条第二款规定，“委托加工的应税消费品直接出售的，不再缴纳消费税”。现将这一规定的含义解释如下：委托方将收回的应税消费品，以不高于受托方的计税价格出售的，为直接出售，不再缴纳消费税；委托方以高于受托方的计税价格出售的，不属于直接出售，需按照规定申报缴纳消费税，在计税时准予扣除受托方已代收代缴的消费税。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7)最高法民申3507号
【裁判摘要１】法院可以当事人在法院其他案件中当事人联系地址作为送达地址——虽然本案中黄××１、黄××２夫妇并未向法院提供送达地址，但由于在原审法院审理的若干涉及黄××１的民商事案件中，黄××１均以联邦印染公司即福建省晋江市安海镇坑边工业小区的地址作为其内地联系地址，因此原审法院将黄××１及其配偶黄××２的应诉材料送达至联邦印染公司，该送达方式能够保障黄××夫妻的诉讼权利，符合本案的实际情况，并无不妥。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以法院专递方式邮寄送达民事诉讼文书的若干规定》第十一条关于“因受送达人自己提供或者确认的送达地址不准确、拒不提供送达地址、送达地址变更未及时告知人民法院、受送达人本人或者受送达人指定的代收人拒绝签收，导致诉讼文书未能被受送达人实际接收的，文书退回之日视为送达之日”的规定，虽然联邦印染公司将法院送达给黄××２、黄××１的应诉材料退回，但其退回行为并不影响本案法律文书已经向黄××１、黄××２送达的效力。在黄××、黄××２未出庭应诉的情况下，原审法院依法缺席判决，审理程序并无不当。
【裁判摘要２】借款人将借款资金通过配偶账户转账应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本案中，虽然黄××１是以个人名义向王××借款以偿还联邦印染公司的债务，但从资金流向上看，王××将款项汇入黄××账户后，黄××随即将款项汇给黄××２，经由黄××２账户汇给联邦印染公司，由此可知黄××２对该笔借款应为明知并实际参与。因此原审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关于“债务人就婚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主张权利的，应当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的规定，认定黄××１的借款为夫妻共同债务，符合本案实际情况。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最高法民终557号
【裁判摘要】《人民法院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十二条规定，诉讼过程中因鉴定、评估等发生的依法应当由当事人负担的费用，人民法院根据谁主张、谁负担的原则，决定由当事人直接支付给有关机构或者单位，人民法院不得代收代付。该条内容解决的是在鉴定、评估程序启动时，由申请鉴定、评估的当事人直接将相关费用交给鉴定、评估机构，禁止人民法院代收代付，而不是解决鉴定、评估费在当事人之间的最终分担问题。《人民法院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二十九条第二款规定，部分胜诉、部分败诉的，人民法院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决定当事人各自负担的诉讼费用数额。本案一审判决结果属于当事人部分胜诉、部分败诉的情况，一审法院判决桑海公司负担60%的鉴定、评估费，符合上述规定。桑海公司关于应当由亿隆公司全部承担本案鉴定、评估费的上诉请求，并无相应的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7)最高法民申297号
【裁判摘要】法院邮寄诉讼文书被退回，退回原因应以“退改批条”记载为准而非以邮政速递系统查询记录为准——传票退回原因以司法专邮退改批条记载的内容为准，悠派公司的名称和地址未曾变更，在本案诉讼过程中能够持续收到其他诉讼材料，因此，悠派公司仅凭邮政速递物流回单主张传票因“收件人名址有误”被退回，依据不足。
摘要2：【解读１】悠派公司提交的快递单查询打印页显示邮件曾因名址有误的原因两次未妥投，第三次投递结果为“退回，妥投”。2016年5月18日邮件被退回，司法专邮所贴的退改批条记载邮件退回原因为“拒收”。一审法院于2016年6月27日对本案进行了缺席开庭审理。
【解读２】二审法院认为：经查，一审法院在受理本案后，以法院专递方式将本案相关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应诉通知书、证据复印件等诉讼文书资料寄送至悠派公司的住所地，虽两次未妥投，但第三次因被拒收而被退回。《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以法院专递方式邮寄送达民事诉讼文书的若干规定》（法释[2004]13号）第十一条第一款规定：“因受送达人自己提供或者确认的送达地址不准确、拒不提供送达地址、送达地址变更未及时告知人民法院、受送达人本人或者受送达人指定的代收人拒绝签收，导致诉讼文书未能被受送达人实际接收的，文书退回之日视为送达之日。”一审法院对悠派公司的送达依法可视为已经送达。在此情况下，一审法院进行了缺席审理，符合法律的规定。此外，本案悠派公司的地址并未变更，人民法院向相同的收件地址进行送达，悠派公司能够收到一审判决和一、二审的其它诉讼材料，却唯独不能收到一审的开庭传票，不符合常理。悠派公司应对此提供证据证明，否则，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因此，悠派公司关于一审法院程序违法的上诉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1：【裁判摘要】关于二审法院是否存在送达程序违法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三十七条规定，当事人在提起上诉、申请再审、申请执行时未书面变更送达地址的，其在第一审程序中确认的送达地址可以作为第二审程序、审判监督程序、执行程序的送达地址。经审查，在本案的一审过程中，白马置业公司出具的《当事人送达地址确认书》中确认的送达地址为宿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金海大道×号。一审法院按照上述送达地址向白马置业公司邮寄送达了应诉通知书（参加诉讼通知书）、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在本案的二审审理过程中，白马置业公司并未书面申请变更送达地址，依据上述司法解释的规定，二审法院根据白马置业公司在一审确认的送达地址进行送达符合法律规定。白马置业公司出具的《当事人送达地址确认书》内容虽不完整，但该地址确认书上加盖了白马置业公司公章，能够确认上述送达地址即为白马置业公司确认的地址。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以法院专递方式邮寄送达民事诉讼文书的若干规定》第十一条第一款规定，因受送达人自己提供或者确认的送达地址不准确、拒不提供送达地址、送达地址变更未及时告知人民法院、受送达人本人或者受送达人指定的代收人拒绝签收，导致诉讼文书未能被受送达人实际接收的，文书退回之日视为送达之日。经审查，二审法院于2019年3月26日按照白马置业公司确认的送达地址邮寄送达了开庭传票等法律文书，后邮件被值班人员拒收。因白马置业公司拒收邮件，邮件于2019年3月31日被退回之日即为送达之日。后二审法院又多次联系白马置业公司相关人员，但均无人员与二审法院联系，故因白马置业公司自身原因致使其未能参加诉讼，二审法院以此按白马置业公司撤回上诉处理并无不当。另，白马置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是否被监禁并不影响法院根据白马置业公司确认的送达地址确认书向其公司送达。综上，白马置业公司主张二审法院送达程序违法，剥夺了白马置业公司参加二诉讼及举证、质证、辩论等权利的再审申请，理由不能成立。
摘要2：
摘要1：【裁判摘要】对用人单位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应当做如下理解：一方面，用人单位对劳动者负有按照生效法律文书给付相应金额的义务；另一方面，用人单位对国家负有从其应给付劳动者的款项中代扣代缴其个人所得税的义务。由于用人单位代扣代缴的税款本质是劳动者应当向国家缴纳的税款，因此用人单位为劳动者代扣代缴的个人所得税税款实质也应当来源于劳动者。用人单位代扣代缴的税款，应当视为是其履行生效法律文书所确定的给付款项的组成部分——本案的焦点问题为申诉人在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金钱给付内容时，主张从中扣除其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的理由是否合法有据。首先，关于用工单位是否应当对离职员工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个人因解除劳动合同取得经济补偿金征收个人所得税问题的通知》（国税发[1999]178号）第一条之规定，对于个人因解除劳动合同而取得一次性经济补偿收入，应按“工资、薪金所得”项目计征个人所得税。《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第九条规定，个人所得税以所得人为纳税人，以支付所得的单位或者个人为扣缴义务人。另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发布的公告》第二条及第四条的规定，扣缴义务人有义务实行全员全额扣缴申报，并在代扣税款的次月十五日内，向主管税务机关报送其支付所得的所有个人的有关信息、支付所得数额、扣除事项和数额、扣缴税款的具体数额和总额以及其他相关涉税信息资料。因此，就本案而言，申诉人履行生效调解书，对周××支付的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工资、奖金应当履行代扣代缴义务。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第十条、《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个人所得税自行纳税申报有关问题的公告》，本案所涉个人收入不符合自行申报的情形，不能由所得人自行申报，应由扣缴单位代扣代缴。如单位未代扣代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六十八、六十九条规定，税务机关除向纳税人追缴税款外，应对扣缴义务人处予以相应的罚款。其次，关于代扣代缴个人收入所得税的在法律上的后果。《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第九条规定“个人所得税，以所得人为纳税义务人，以支付所得的单位或者个人为扣缴义务人。”持有纳税人收入的单位和个人，根据法定义务在支付纳税人收入的同时，从所持有纳税人收入中扣缴其应纳税款，并代为汇总向税务机关缴纳税款，因此，在税收法律关系中，扣缴义务人是一种特殊的纳税主体，一方面，代扣、代收税款时，它代表国家行使征税权；
摘要2：（续）另一方面，在税款上缴国库时，又在履行纳税主体的义务。其产生的法律后果均是劳动者履行完毕缴纳税款的义务，且缴纳税款的费用虽然形式上来源于用人单位，但实质均是劳动者的个人劳动所得。因此，对用人单位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应当做如下理解：一方面，用人单位对劳动者负有按照生效法律文书给付相应金额的义务；另一方面，用人单位对国家负有从其应给付劳动者的款项中代扣代缴其个人所得税的义务。由于用人单位代扣代缴的税款本质是劳动者应当向国家缴纳的税款，因此用人单位为劳动者代扣代缴的个人所得税税款实质也应当来源于劳动者。用人单位代扣代缴的税款，应当视为是其履行生效法律文书所确定的给付款项的组成部分。因此，申诉人关于在向周××履行的金额中应当扣除其代为缴纳的个人所得税税款金额的主张成立，应予支持。
摘要1：【裁判摘要】被执行人代扣代缴申请执行人劳动报酬所得的个人所得税，代扣代缴的税金为被执行人履行判决给付义务组成部分——本案执行依据所判决的代理费依照法律规定应当缴纳个人所得税。申诉人纽威公司依照法律规定属于扣缴义务人，履行代扣、代收税款的义务，申诉人代缴税款系履行法定义务。苏州市地方税务局第四税务分局出具的情况说明，也对申诉人作为扣缴义务人代缴税款的情况予以确认。而增值税不属于代扣代缴的税种。
【解读】生效判决内容：纽威公司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周××支付代理费6042371.83元及逾期付款利息损失(以6042371.83为基数，自2014年7月31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档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至实际支付之日止)。2018年1月19日，纽威公司向周××支付4852842.58元及20204元；向江苏省苏州地方税务局第四税务分局支付周庆明个人所得税2273396.5元，品目名称为劳务报酬所得。2018年1月29日周××向虎丘区法院申请执行，执行标的为2279395.74元。执行法院立案后，向纽威公司发出执行通知书，执行案号(2018)苏0505执342号，纽威公司遂向执行法院提出书面异议。
摘要2：
摘要1：【裁判摘要】（１）利息所得以取得所得的个人为纳税人，以直接向纳税人支付利息的单位和个人为扣缴义务人，扣缴义务人如不依法履行扣缴义务，将被税务机关处以罚款；（２）扣缴义务人在支付利息的同时一并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的行为应视为其已经按照生效判决履行义务——第一，《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第二条第七项规定，利息、股息、红利所得应纳个人所得税。第八条规定：“个人所得税，以所得人为纳税义务人，以支付所得的单位或者个人为扣缴义务人。”《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三十条第二款规定：“扣缴义务人依法履行代扣、代收税款义务时，纳税人不得拒绝。”故利息所得以取得所得的个人为纳税人，以直接向纳税人支付利息的单位和个人为扣缴义务人。扣缴义务人在向个人支付应纳税所得时，应代扣代缴个人应纳的个人所得税税款。《税收征收管理法》第69条规定：“扣缴义务人应扣未扣、应收而不收税款的，由税务机关向纳税人追缴税款，对扣缴义务人处应扣未扣、应收未收税款百分之五十以上三倍以下的罚款。”故扣缴义务人如不依法履行扣缴义务，将被税务机关处以罚款。本案中，生效判决确定凯威公司应归还许×借款19625980元并支付相应利息，凯威公司系直接向纳税人支付利息的扣缴义务人。根据凯威公司结欠利息及已付利息之和计算得出的应纳税款5784921.15元，由凯威公司向税务机关代缴代扣符合上述法律规定。第二，凯威公司在案件审判过程中未进行应纳税款的代缴代扣，并不意味着凯威公司放弃其代扣代缴的义务。且扣缴义务人的代扣代缴义务系法定义务，并不以纳税人的授权为依据。故许×主张凯威公司已经放弃代扣代缴义务或属于无权处分行为，没有法律依据，依法不予支持。第三，复议申请人援引的《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六十九条规定：“扣缴义务人应扣未扣、应收而不收税款的，由税务机关向纳税人追缴税款，对扣缴义务人处应扣未扣、应收未收税款百分之五十以上三倍以下的罚款。”该条文系对扣缴义务人未依法履行扣缴义务时承担何种法律责任的规定，并不能得出扣缴义务人可以放弃其法定扣缴义务的结论，而本案中，被执行人凯威公司已经依法履行其扣缴义务，并不存在应扣未扣、应收而不收税款情形，该条法律规定并不适用于本案。第四，《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第一条规定：“在中国境内有住所，或者无住所而在境内居住满一年的个人，从中国境内和境外取得的所得，依照本法规定缴纳个人所得税。
摘要2：（续）在中国境内无住所又不居住或者无住所而在境内居住不满一年的个人，从中国境内取得的所得，依照本法规定缴纳个人所得税。”本案中，利息所得的个人所得税的纳税人系取得利息的申请执行人许×，凯威公司并非纳税人，只是扣缴义务人，其所代扣代缴的个人所得税产生于申请执行人取得的利息，应由申请执行人在所得利息中支出，而非由凯威公司承担。因此，凯威公司在支付利息的同时一并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的行为应视为其已经按照生效判决履行义务。
摘要1：【裁判摘要】上诉人恶意拖延诉讼，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按撤回上诉处理——送达是人民法院民事审判活动中的一个重要环节，不仅关系到当事人双方诉讼权利和实体权利的实现，也直接制约和影响着民事裁判的质量和效率。《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以法院专递方式邮寄送达民事诉讼文书的若干规定》(法释[2004]13号)第二条规定：“以法院专递方式邮寄送达民事诉讼文书的，其送达与人民法院送达具有同等法律效力。”第十一条第一款规定：“因受送达人自己提供或者确认的送达地址不准确、拒不提供送达地址、送达地址变更未及时告知人民法院、受送达人本人或者受送达人指定的代收人拒绝签收，导致诉讼文书未能被受送达人实际接收的，文书退回之日视为送达之日。”中山市××照明科技有限公司作为本案的上诉人，不服一审判决提出上诉，本应积极参加二审诉讼，但在本院已成功向其电子送达案件受理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后，拒不接收本院向其电子送达的开庭传票，且本院按其工商登记的住所地址，也即中山市××照明科技有限公司上诉状载明的住所地址邮寄送达开庭传票，经邮递员多次投递，以拒接电话、甚至以“电话拉黑”的方式拒收送达邮件，严重违反诚实信用原则，意欲拖延诉讼、恶意逃避法律责任，不仅影响了人民法院正常的诉讼秩序，更重要的是妨碍了另一方当事人诉讼权利的及时行使和对实体权利的维护。上诉人中山市××照明科技有限公司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六条、第一百五十七条第一款第十一项、第一百八十一条规定，裁定如下：本案按上诉人中山市××照明科技有限公司撤回上诉处理。一审判决自之日起发生法律效力。
摘要2：
摘要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对私营客车保险期满后发生的车祸事故保险公司应否承担保险责任问题的请示的复函（１９９３年８月４日 法经﹤１９９３﹥１６１号）
【摘要】根据１９８９年１２月２８日四川省财政厅、交通厅、保险分公司、人寿保险公司８９字第５６号文件批准实施的《公路旅客意外伤害保险条款》的规定，旅客乘坐经国家有关部门批准营运的客车，均应向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投保公路旅客意外伤害保险。投保的形式是旅客购买由交通管理部门统一印制的客运票，车票注明“内含保险费”，保险公司不再另行签发保险凭证。客票中所含保险费由公路客运部门代收汇缴保险公司。公路旅客意外伤害保险条款属法定强制保险，旅客购买车票经验票进站后，或者中途上车购票后，即为投了意外伤害险，至于公路客运部门（或私营客车车主）是否向保险公司汇缴保险费，并不影响保险责任的发生。你院请示的问题，符合上述情况，保险公司应承担保险责任。至于私营客车不按规定投保，保险公司有权依有关规定要求私营车主承担相应的责任和赔偿有关损失，你院也可向有关主管机关提出司法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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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裁判摘要】失票人向法院提起诉讼应向法院说明曾经持有票据及丧失票据的情形——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票据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七条、第三十八条的规定，失票人一是在票据丧失以前最后持有票据的人；二是能够举证证明失票原因的人。而对最后持票人的涵义，应作宽泛解释，即不仅包括姓名或名称已被记载于票面上的权利人，而且包括基于票据权利人意思委托占有的保管人、代收款项人等，以及通过直接交付方式受让票据的人。票据受让人如能证明自己最后合法占有票据，亦可成为适格的票据权利人。本案中，广裕配件厂主张存在遗失票据的事实，并未提供充分的证据加以证明。从案涉票据的背书内容来看，广裕配件厂从张家港中集圣达因低温装备有限公司处取得票据，但此仅能证明广裕配件厂曾合法持有票据，不能当然认定其系票据的最后合法持票人。即使广裕配件厂遗失票据，在其失票后一旦被第三人善意取得即失去票据权利，其失票受损的权利可向拾得或盗得等以恶意方式取得票据的人主张权利，而不应要求正当持票人返还，否则有违票据的流通性原则。综上，恒美纺织公司所举证据能证明其系通过支付对价方式且系在公示催告及承兑到期日前从其前手合法取得案涉汇票，广裕配件厂未能举证证明恒美纺织公司系以欺诈、偷盗或者胁迫的手段，或明知有前列情形出于恶意，或因重大过失取得票据，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十二条规定的不得享有票据权利的情形，故恒美纺织公司系诉争票据的合法持票人，依法享有票据权益，广裕配件厂要求恒美纺织公司返还其合法取得的票据及项下款项依据不足，二审法院驳回其诉请的处理，并无不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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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裁判摘要】（１）持票人向前手主张权利即持票人向前手作出行使追索权的意思表示是采发出主义还是到达主义生效，我国现行法律并无相应规定——在没有特别规定的情况下，应当适用一般规定。根据《民法总则》第一百三十七条第二款中“以非对话方式作出的意思表示，到达相对人时生效”的规定，持票人向前手作出行使追索权的意思表示应当自到达前手时生效；（２）汇票持票人以线下发函方式向前手行使追索权，非因持票人过错导致未经前手签收而被退回，发生票据权利时效中断的法律效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十七条“票据权利在下列期限内不行使而消灭：……(三)持票人对前手的追索权，自被拒绝承兑或者被拒绝付款之日起六个月；……”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票据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条“票据法第十七条规定的票据权利时效发生中断的，只对发生时效中断事由的当事人有效”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十七条规定的六个月期间应为票据追索权的消灭时效期间，持票人未在该期间内行使票据权利，追索权将消灭；持票人在该期间内向前手主张了权利，将发生票据时效中断的效果。然而，持票人向前手主张权利，也即持票人向前手作出行使追索权的意思表示是采发出主义还是到达主义生效，我国现行法律并无相应规定。本院认为，在没有特别规定的情况下，应当适用一般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三十七条第二款中“以非对话方式作出的意思表示，到达相对人时生效”的规定，持票人向前手作出行使追索权的意思表示应当自到达前手时生效。本案中，案涉票据被拒付之日为2019年12月27日，长丰汽车公司应于2020年6月27日之前向鹰明智通公司行使票据追索权。长丰汽车公司先后两次于2020年6月10日、2020年6月16日以鹰明智通公司法定代表人熊×为收件人、鹰明智通公司工商登记地址(实际办公地址)为收件地址,邮寄了行使追索权的律师函。虽然邮件上收件地址在鹰明智通公司工商登记地址(实际办公地址)“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区天泰路××号×栋××层××号”前多写了“成都市新都区”，但在“天泰路××号×栋××层××号”清楚的情况下，不会因为该地址前同时出现了“成都市新都区”和“成都市高新区”而使邮件无法准确投递。同时，尽管该两封邮件投递结果均显示未最终妥投，但编号为11xxx42425的邮件在2020年6月16日寄出后，曾于2020年6月18日进行投递，未妥投，
摘要2：（续）时隔11天后于2020年6月29日再次投递，显示为“已签收，他人代收”，又经过十余天，于2020年7月10日由投递员收回该邮件再次投递，最后退回寄件人。该封邮件投递过程极为不正常。本院认为，长丰汽车公司在2020年6月27日届满前先后两次向鹰明智通公司邮寄行使追索权的信函，且在通常情况下，该邮件应当能够在六个月期限届满前送达鹰明智通公司。长丰汽车公司有积极行使追索权的意思表示且已依法定形式发出，依照常理，该意思表示应当在法定期间内到达鹰明智通公司，长丰汽车公司对意思表示未实际到达鹰明智通公司没有过错，其行使追索权的意思表示虽因未实际送达鹰明智通公司而略有瑕疵，但该瑕疵并不足以否定长丰汽车公司向鹰明智通公司行使追索权的意思表示行为的客观存在。因此，应该认定长丰汽车公司向鹰明智通公司行使了追索权，票据时效中断，长丰汽车公司对鹰明智通公司享有的票据追索权并未消灭。此外，长丰汽车公司邮寄信函的收件人虽为熊×而非鹰明智通公司，但熊×是鹰明智通公司法定代表人，向熊×作出行使追索权的意思表示即为向鹰明智通公司作出的意思表示。据此，鹰明智通公司关于收件地址和收件人错误导致邮件并未送达，长丰汽车公司已丧失票据追索权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1：【裁判观点】
1.法人登记信息具有公示效力，在当事人没有确定送达地址的情况下，人民法院在诉讼中基于法人登记信息进行送达具有法律效力。以法院专递方式邮寄送达民事诉讼文书的，其送达与人民法院送达具有同等法律效力。被送达人主观怀疑不构成拒收司法专递的理由。原审法院在法院专递上填写了公司的登记地及法定代表人的户籍所在地，在已经接到邮递员电话通知有司法专递的情况下，拒收司法专递邮件可以视为有效送达；
2.计算机软件开发合同具有相对性，一方当事人有权请求合同相对方履行合同义务、承担违约责任。不能证明已明确告知将软件开发转交他人进行的事实的，仍应当履行合同义务，承担违约责任；
3.再审申请人提交的新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张的新事实，不足以推翻原审判决的，再审理由不成立，应当裁定驳回再审申请。
摘要2：【裁判摘要】法院以司法专递方式向公司登记地及自然人的户籍所在地邮寄诉讼材料及开庭传票等，已经接到邮递员电话通知有司法专递的情况下拒收司法专递邮件可以视为有效送达——关于原审送达程序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的问题，原审法院于2018年5月10日立案受理李×与卓翔公司、冯××计算机软件开发合同纠纷一案，并于2018年6月14日通过司法专递分别向卓翔公司的登记地及冯××的户籍所在地邮寄了本案的应诉材料以及开庭传票。邮寄至冯××户籍所在地的司法专递于2018年6月22日由他人代收；邮寄至卓翔公司登记地的司法专递因收件人拒收而退回。冯××称卓翔公司登记地没有营业，其曾两次接到要求签收法院快递的电话，但无法判定邮递员说话的真伪。本院认为，法人的住所具有法律意义，我国实行企业法人登记管理制度，登记信息具有公示效力。在当事人没有确定送达地址的情况下，人民法院在诉讼中基于法人登记信息进行送达具有法律效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以法院专递方式邮寄送达民事诉讼文书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以法院专递方式邮寄送达民事诉讼文书的，其送达与人民法院送达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原审法院以司法专递方式向卓翔公司登记地寄送诉讼材料及传票符合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冯××的主观怀疑并不构成拒收司法专递的理由。电话通知并不是民事诉讼中送达的必经程序，原审法院在司法专递邮单上填写了冯××的联系方式，邮递员电话通知了冯××有司法专递，因此原审法院没有电话通知冯××不构成程序违法。综上，原审法院以司法专递方式向卓翔公司登记地及冯××的户籍所在地邮寄诉讼材料及开庭传票等，冯××在已经接到邮递员电话通知有司法专递的情况下，拒收司法专递邮件，可以视为有效送达，两申请人关于原审法院未经合法传唤即缺席审理的申请理由不能成立。
摘要1：【裁判摘要】用人单位代扣代缴的税款应当视为是其履行生效法律文书所确定的给付款项的组成部分——本案的焦点问题为被执行人在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金钱给付内容时，主张从中扣除其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的理由是否合法有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第九条规定“个人所得税，以所得人为纳税义务人，以支付所得的单位或者个人为扣缴义务人。”持有纳税人收入的单位和个人，根据法定义务在支付纳税人收入的同时，从所持有纳税人收入中扣缴其应纳税款，并代为汇总向税务机关缴纳税款，因此，在税收法律关系中，扣缴义务人是一种特殊的纳税主体，一方面，代扣、代收税款时，它代表国家行使征税权；另一方面，在税款上缴国库时，又在履行纳税主体的义务。其产生的法律后果均是劳动者履行完毕缴纳税款的义务，且缴纳税款的费用虽然形式上来源于用人单位，但实质均是劳动者的个人劳动所得。因此，对用人单位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应当做如下理解：一方面，用人单位对劳动者负有按照生效法律文书给付相应金额的义务；另一方面，用人单位对国家负有从其应给付劳动者的款项中代扣代缴其个人所得税的义务。由于用人单位代扣代缴的税款本质是劳动者应当向国家缴纳的税款，因此用人单位为劳动者代扣代缴的个人所得税税款实质也应当来源于劳动者。用人单位代扣代缴的税款，应当视为是其履行生效法律文书所确定的给付款项的组成部分。因此，被执行人关于在向张××履行的金额中应当扣除其代为缴纳的个人所得税税款金额的主张成立，应予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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