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调解书（2016）最高法行再17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调解书（２０１６）最高法行再１７号
【裁判要旨】在行政给付行为和给付变动行为中，行政主体是否实施给付、给付的方式与幅度、是否行使给付变动权、采取何种变动行为等方面有裁量权，行政机关行使法律、法规规定的裁量权的案件可以调解结案。有关城市低收入家庭廉租房权益保障的案件属于上述情形，可以通过调解结案。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最高法民申1498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最高法民申1498号
【裁判摘要】本案中王某某作为购房消费者，对案涉房屋是否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可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问题的批复》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若干问题的规定》的相关规定及原则予以确认。结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问题的批复》第一条关于“人民法院在审理房地产纠纷案件和办理执行案件中，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八十六条的规定，认定建筑工程的承包人的优先受偿权优于抵押权和其他债权”和第二条关于“消费者交付购买商品房的全部或者大部分款项后，承包人就该商品房享有的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不得对抗买受人”的规定可知，该批复确定的权利顺位为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优先于抵押权，而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不能对抗已经支付全部或大部分购房款的消费者。故在已经支付全部或大部分购房款的购房消费者的权利与银行抵押权产生冲突时，亦应优先保护购房消费者的权利。参照上述权利顺位原则，原审法院认定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规定的购房者对案涉房屋所享有的权利能够对抗基于抵押权对该房屋的执行，适用法律并无不当。建银公司有关再审申请理由，不能成立。
摘要2：【摘要】本案购房人王某某提出的执行异议是否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规定的情形，涉及以下几方面问题：（一）关于王某某是否与中天公司签订合法有效的书面买卖合同，王奶奶提交了其在中天公司已经取得房屋预售许可证后至人民法院查封案涉房屋前期间与中天公司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中天公司为其出具的案涉房屋销售不动产统一发票记载内容亦与《商品房买卖合同》所载信息相符并盖有中天公司发票专用章，且双方已实际履行合同，据此可以认定王某某与中天公司之间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合同已经订立。（二）关于王某某与中天公司之间的房屋买卖合同是否因无权处分而属效力待定，根据建银公司、中天公司与盛京银行签订的《委托贷款合同之补充合同》中关于“在中天公司清偿全部委托贷款之前，中天公司应将天鸿1.7英里项目中除政府回购安置住房之外的房产的销售收入在取得后一个工作日内按以下比例存入监管账户……建银公司和中天公司同意，为了配合天鸿1.7英里项目销售，在中天公司按本补充合同约定提供足额担保资金或其他建银公司认可的担保物的情形下，建银公司同意按照本补充合同约定的条件配合办理部分抵押物的解除抵押登记手续”的约定，以及中天公司取得案涉房屋商品房预售许可证的相关情况，原审法院认定建银公司已同意中天公司销售案涉房屋，并无不当。建银公司关于中天公司无权处分涉案房屋、《商品房买卖合同》效力待定的主张，不能成立。（三）一审法院已查明，王某某在大连市无其他用于居住的房屋。（四）对于王某某已全额支付购房款的事实，建银公司并未提出异议。因此，王某某提出的执行异议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规定的情形。
【解读】在已支付全部或大部分购房款的购房消费者的权利与银行抵押权产生冲突时，应优先保护购房消费者的权利。
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晋民终144号
摘要1：【案号】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晋民终144号
【裁判摘要】1993年1月7日财政部发布的《房地产开发企业会计制度》第311号科目"资本公积"部分规定："一、本科目核算企业取得的资本公积，包括接受捐赠、资本溢价、法定资产重估增值、资本汇率折算差额等......。"对于资本溢价的范围，第二款明确规定"投资人交付的出资额大于注册资本而产生的差额，作为资本溢价。"《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六十七条（1994年7月1日起施行的原公司法为第一百七十八条）规定，国务院财政主管部门规定列入资本公积金的其他收入，应当列入公司资本公积金。据此可知，股东对公司的实际出资大于应缴注册资本部分的，应属于公司的资本公积金。本案中，公路建设公司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公司成立时在章程中对出资的性质为借款以及借款期限、借款利息等有特别约定，在此情形下，根据财政部的规定，公路建设公司的额外出资应为资本公积金，而非借款债权。资本公积金属于公司的后备资金，股东可以按出资比例向公司主张所有者权益，但股东出资后不能抽回，也不得转变为公司的债务，变相抽逃。
摘要2：【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最高法民申3252号
【摘要】本院经审查认为，本案二审判决将公路建设公司投入建设交通大厦的资金定性为交通大厦公司的资本公积金缺乏事实依据，进而影响到有关公路建设公司和伟达公司之间协议效力的认定。公路建设公司的再审申请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第六项规定的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裁定如下：指令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再审本案。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最高法民终828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最高法民终828号
【裁判摘要】2016年4月14日《股权转让协议》中约定，股权转让款涉及税费的，按照2004年8月30日签订的《新疆基钰投资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合同》相关约定执行，即《股权转让协议》第八条8.3约定，“股权转让过程中，如涉及税费则由转让方和受让方各承担50%"。双方对该约定中的“股权转让过程中涉及的税费"是否包含股权转让个人所得税发生争议。对此，《股权转让所得个人所得税管理办法（试行）》第四条规定，“个人转让股权，以股权转让收入减除股权原值和合理费用后的余额为应纳税所得额，按‘财产转让所得’缴纳个人所得税。合理费用是指股权转让时按照规定支付的有关税费"，按照该条的规定股权转让除缴纳个人所得税外，还可能存在其他税费。双方此约定是针对如果涉及税费如何负担进行的约定，而个人所得税是必然涉及的税。可见该约定中的股权转让过程中涉及的税费，不包括股权转让个人所得税。再者，股权转让个人所得税是针对自然人所取得的财产性收入征收的税款，纳税义务人为转让人，转让人认为中石油新疆公司应承担50%个人所得税，无事实和法律依据。
【摘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四十七条“扣缴义务人应扣未扣、应收未收税款的，由扣缴义务人缴纳应扣未扣、应收未收税款。但是，扣缴义务人已将纳税人拒绝代扣、代收的情况及时报告税务机关的除外"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第十三条第二款“纳税人取得应税所得，扣缴义务人未扣缴税款的，纳税人应当在取得所得的次年六月三十日前，缴纳税款；税务机关通知限期缴纳的，纳税人应当按照期限缴纳税款"的规定，对于未缴纳的股权转让个人所得税，不是必然由中石油新疆公司缴纳。中石油新疆公司申请对两次股权转让的个人所得税进行核算，已无必要，不予准许。本院在本案应扣除的股权转让个人所得税数额不确定的情况下，不宜对未缴纳部分进行扣除。对于未缴纳的股权转让个人所得税，由谢某某自行主动缴纳。因此，中石油新疆公司主张扣除未缴纳的股权转让个人所得税，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解读１】所得税按照纳税人负担能的大小和有无来确定税收的负担，所得税计税依据是收益额而不是交易额。约定“股权转让过程中，如涉及税费则由转让方和受让方各承担50%"，从字面理解应指交易过程中发生的税费。而个税是根据交易后针对所得额而征收的税收，只有在交易之后才能确定转让方的交易所得，不属于交易过程中发生的费用。
【解读２】转让方与受让方应有效约定：转让方因股权转让而缴纳的个税由受让方承担（不宜约定：“因股权转让所产生的税费由受让方承担”）。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最高法民终295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最高法民终295号
【裁判要旨】国有资产管理部门事后对股权转让合同效力出具商榷函未予否认的，股权转让合同应认定有效。
【裁判摘要】合同法第四十四条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生效的，依照其规定。”该条是对合同法定生效要件的规定。《企业国有资产法》第三十条规定：“国家出资企业合并、分立、改制、上市，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发行债券，进行重大投资，为他人提供大额担保，转让重大财产，进行大额捐赠，分配利润，以及解散、申请破产等重大事项，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以及企业章程的规定，不得损害出资人和债权人的权益。”《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暂行条例》第二十三条规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决定其所出资企业的国有股权转让。对于重要子企业的重大事项。”国务院国办发明电（1994）12号《关于加强国有企业产权交易管理的通知》规定：“地方管理的国有企业产权交易，要经地级市以上人民政府审批，其中有中央投资的，要事先征得国务院有关部门的同意，属中央投资部分的产权收入归中央。”因此，国有股权转让，应经过国有资产管理部门批准。未经批准的，合同未生效。本案中，兰驼公司是甘肃省国资委设立的企业，其股权转让行为，应经甘肃省国资委批准后才生效。
【裁判规则】股权转让价款远低于询问是否行使优先购买权时征询函载明的价款，征询函并不构成有效通知。
【摘要】常柴银川公司向兰驼公司发出的《征询函》，告知0.5%股权转让的价款为500万元并询问兰驼公司是否行使优先购买权。．．．．．．故应认定兰驼公司对以500万元转让0.5%股权不行使优先购买权。但兰驼公司主张，案涉0.5%的股权的价格为50万元而非500万元，其证据为宁夏高院2010年10月19日作出的（2009）宁高法执裁字第12-5号《执行裁定书》载明的事实。．．．．．．由于万通公司与常柴银川公司签订的《执行和解协议书》明确载明0.5%的股权抵债50万元的事实，且该事实被法院裁定书认定，故该0.5%股权的对价款为应50万元而非500万元。鉴于0.5%的股权的转让款为50万元，远低于询问兰驼公司是否行使优先购买权时《征询函》载明的价格，故载明案涉0.5%的股权的转让款为500万元的《征询函》并不构成有效通知。
摘要2：【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7）最高法民申2526号
【摘要】《企业改制规定》规范的是与企业改制相关的民事纠纷案件中出现的问题。本案是因兰驼公司将西北车辆公司的股权转让给常柴银川公司抵债以及常柴银川公司将上述股权抵债给万通公司引发的纠纷，并非是“与企业改制相关的民事纠纷”，因此，原审法院适用该规定审理案件错误。
【解读】当事人协议转让股权用以抵偿债务不属企业改制——本案是因兰陀公司将西北车辆公司的股东转让给常柴银川公司抵债以及常柴银川公司将上述股权抵债给万通公司引发的纠纷，两份协议的本质是转让股权用以抵偿债务，其实质为股权转让行为。
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鲁01民终3909号
摘要1：【案号】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鲁01民终3909号
【裁判要旨】公司高管违反自我交易禁止规则与公司进行股权交易，股权转让合同并不因此无效。但是交易双方恶意串通，具有不正当目的，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利益，该股权转让行为无效。
【裁判摘要１】本院认为，2013年2月26日恒远公司与高某林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时，高某林系恒远公司和百瑞公司两个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恒远公司在没有召开股东会、没有征得公司其他股东同意的情况下，与高某林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导致在高某林没有支付任何对价的情况下，就获得恒远公司持有的百瑞公司的股权。高某林作为恒远公司高管，违反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对恒远公司的忠实义务。宋某芳作为高某林配偶，不是恒远公司的股东、在恒远公司也没有任职，却直接参与了股权转让事宜，并代表恒远公司在协议书上签字并加盖恒远公司公章，将恒远公司股权转让给高某林。根据高某林对于股权转让目的的陈述可以看出，高某林和宋某芳转让恒远公司股权存有不正当目的。鉴于高某林与宋某芳系夫妻关系，二人对于该股权转让存在恶意串通行为，损害了恒远公司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二条规定：“合同的内容由当事人约定，一般包括以下条款：（一）当事人的名称或者姓名和住所；（二）标的；（三）数量；（四）质量；（五）价款或者报酬；（六）履行期限、地点和方式；（七）违约责任；（八）解决争议的方法。”而涉案《股权转让协议书》除了约定了转让的股权数量之外，对于股权的转让价格、支付方式、支付时间约定由双方自行决定。但是至今双方也没有就上述事项进行约定，高某林作为恒远公司与百瑞公司两个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与其配偶宋某芳实施的股权转让行为必然损害恒远公司及恒远公司其他股东和债权人的利益。综上分析，2013年2月26日恒远公司与高某林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款“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情形，应认定为无效。故一审法院认定《股权转让协议书》无效的结论正确。
【裁判摘要２】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的规定，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因涉案股权转让协议无效，故高某林基于该无效协议取得的股权应予以返还。因为百瑞公司出现增资行为，百瑞公司的注册资金已经增加至5600万元，因此，一审法院认定高某林返还恒远
摘要2：（续）公司曾持有的百瑞公司73.85%的股权，忽视了百瑞公司注册资本的变化这一事实，本院依法予以纠正。因此，高某林应当返还960万元的股权，而不应认定返还73.85%的股权。
【案号】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鲁01民再147号
【摘要】再审判决认为：本院认为，《股权转让协议书》无效，高某林基于该无效协议取得的股权应予返还。因为高某林对百瑞公司增资行为发生在上述股权转让之后，一审判决高某林将增资部分一并向恒远公司返还没有法律依据，二审改判高某林应当返还960万元的股权正确，本院予以支持。
【解读１】违反自我交易的法律后果是《公司法》第１４８条第２款规定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违反前款规定所得的收入应当归公司所有。”《公司法》第１４８条并非效力性强制性规定，违反该条并不导致法律行为的绝对无效，因此，不能以自我交易来判断行为效力，判断自我交易行为效力的依据是《合同法》第５２条规定。
【解读２】股权转让合同被确认无效后受让方基于该无效协议取得的股权应予返还，但股权受让方认购的新股不属于返还的股权收益。因此，法院判决受让方返还的股权应当用出资额而不是股权比例来表述。
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5)深中法涉外仲字第149号
摘要1：【案号】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5)深中法涉外仲字第149号
【裁判摘要】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八条规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得有下列行为：（一）挪用公司资金；（二）将公司资金以其个人名义或者以其他个人名义开立账户存储；（三）违反公司章程的规定，未经股东会、股东大会或者董事会同意，将公司资金借贷给他人或者以公司财产为他人提供担保；（四）违反公司章程的规定或者未经股东会、股东大会同意，与本公司订立合同或者进行交易；（五）未经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同意，利用职务便利为自己或者他人谋取属于公司的商业机会，自营或者为他人经营与所任职公司同类的业务；（六）接受他人与公司交易的佣金归为己有；（七）擅自披露公司秘密；（八）违反对公司忠实义务的其他行为。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违反前款规定所得的收入应当归公司所有。”本院认为，公司法上述规定属于禁止性规定。作为麦金利公司的股东、执行董事、法定代表人，孙某某与麦金利公司签订《解除及返还股权协议》并进行股权交易未经股东会、股东大会或者董事会同意，违反了公司法上述规定，该协议（包括仲裁条款）不能视为麦金利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对麦金利公司不具有法律效力，即孙某某与麦金利公司就涉案纠纷不存在合法有效的仲裁协议。
摘要2：【解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违反公司章程规定或者未经股东（大）会同意与本公司订立合同无效。
江苏省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盐商终字第00105号
摘要1：【案号】江苏省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盐商终字第00105号
【裁判摘要】根据我国公司法的规定，如股东会的召集程序、表决方式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或者决议内容违反公司章程的，股东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本案中，由响水恒祥公司执行董事提议于2013年6月3日召开的临时股东会程序为合法。在该股东会议上形成了三条股东会决议，上诉人认为第二条即“将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年薪上调30%”及第三条即“任命张某某担任公司总经理”决议内容均为合法有效。经审查，就董事长、总经理的年薪问题，双方在2007年1月19日的补充协议中已有明确约定各为20万元。2009年8月5日，响水恒祥公司召开临时股东会议表决通过的给予公司执行董事及总经理加薪的决议内容已被盐城市亭湖区人民法院判决撤销，该判决并被本院二审予以维持。现上诉人友创公司以物价上涨为由再次提出要上调董事长、总经理的年薪，并以其表决优势通过该项决议。因该项决议内容与补充协议内容相悖，且年薪20万元在响水当地应为不低的收入，友创公司事实上也未能就上调年薪给予充分的理由说明，故该决议内容不排除是友创公司为了自身的利益而设置，原审对此予以撤销是正确的。关于总经理人选问题。根据双方合作协议约定，南通恒祥公司享有响水恒祥公司总经理人选的提名权。现友创公司在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南通恒祥公司放弃总经理人选的提名权或南通恒祥公司存在怠于提名等不利于公司发展的行为的情况下，任命张某某担任响水恒祥公司总经理明显违背了双方合作协议的约定，对此亦应予以撤销。
摘要2：【解读】股东协议可以作为股东会撤销之依据。
简法｜公司对外签订重大交易合同是否应当经过股东会决议？
摘要1：解答：《公司法》第２０条第２款规定,“公司股东滥用股东权利给公司或者其他股东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第２１条规定,“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得利用其关联关系损害公司利益。违反前款规定，给公司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第１４８条规定,“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定和公司章程，对公司负有忠实义务和勤勉义务。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得利用职权收受贿赂或者其他非法收入，不得侵占公司的财产”。因此，为避免滥用股东权利、公司高管违法忠诚和勤勉义务导致的损害赔偿，公司对外签订重大交易合同应当当经过股东会决议。
摘要2：
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4)深中法房终字第2266号
摘要1：【案号】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4)深中法房终字第2266号
【裁判摘要】根据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涉案土地为行政划拨土地，横岭塘公司出租划拨土地使用权及其地上建筑物未取得主管部门的批准，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有关划拨土地使用权不得转让、出租、抵押的规定，根据该条例第四十六条规定，主管部门有权没收其非法收入并处以罚款。由此可见，该条例有关划拨土地使用权不得转让、出租、抵押的规定属于管理性强制性规定，此类规范旨在管理和处罚违反规定的行为，以禁止其行为为目的，但并不否认该行为在民商法上的效力，原审法院据此认定横岭塘公司与坪山志生厂签订的土地租用合同为无效合同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予以纠正。
摘要2：
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5)苏民终字第00128号
摘要1：【案号】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5)苏民终字第00128号
【裁判摘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国有土地使用权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房地产建设项目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的当事人请求分配房地产项目利益的，不予受理；已经受理的，驳回起诉。本案中，当事人签订了《合作开发房地产协议》，但未办理相关房地产开发手续，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因此，当事人要求分配房地产项目利益的，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案件的范围。虽然高某某、陈某某在原审中变更了诉讼请求，仅要求返还两人的出资款，但是否应当返还出资款必须对涉案房地产开发项目进行清算，核定收入、成本等之后，才能作出判断。因此，原审法院认为高某某、陈某某的诉讼请求实质上仍属于请求分配房地产项目利益，并据此驳回高某某、陈某某的起诉，符合法律规定。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5)民申字第1817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5)民申字第1817号
【裁判摘要】一审中，张某某等三人为支持其诉讼请求第三项，向法院提交鉴定申请，请求对远东公司的预期利润进行鉴定。由于远东公司系具有房地产开发资质的企业，案涉房地产开发建设的相关资料均由其掌握，远东公司不提供鉴定资料，导致鉴定不能，一审适用诉讼证据规定第二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判决远东公司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事实清楚，程序合法。“谁主张、谁举证”是举证责任的一般性原则，法律还规定举证责任倒置、举证责任免除以及法律有明确规定的应依规定执行的其它一些原则。就本案而言，现有证据证明进行鉴定的资料在远东公司手中，在此情况下，应依法律的明确规定分配举证责任，二审法院对举证责任的分配并无不当。
摘要2：【案号】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3)陕民一终字第00103号
【摘要】上诉人远东公司于2009年12月21日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截止2013年4月1日，其公司已预售登记备案住宅房94套，被上诉人诉请远东公司按照双方协议的约定支付项目利润及赔偿损失符合法律规定。一审被上诉人申请对项目利润进行司法鉴定，因远东公司提供的鉴定资料不齐并存在财务账及报表只有支出部分（开发成本），无收入部分，也无银行往来账目，民间借贷只有协议，无本金入账等问题，鉴定单位要求远东公司提供其公司的收入、银行往来及民间借贷本金入账的账目及凭证。远东公司以无相关资料为由拒绝提供，致使一审终结司法鉴定程序。被上诉人再次申请进行评估，远东公司表示不同意进行任何方式的评估鉴定。致使本案项目利润无法通过鉴定评估程序予以认定，原判认定应由远东公司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并无不当。被上诉人一审诉讼主张双方共修建了17000平方米的房屋，按双方协议的约定，上诉人应支付1600万元，但本案双方一审中均认可涉案项目共修建了15000平方米，且二审中远东公司表示本案无须鉴定，其公司亦无法按一审鉴定机构的要求提供完整的鉴定资料，故本院对被上诉人的损失酌情认定为1400万元。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5)粤高法民申字第590号
摘要1：【案号】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5)粤高法民申字第590号
【裁判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四十八条第一款规定：“发包方将农村土地发包给本集体经济组织以外的单位或者个人承包，应当事先经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者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的同意，并报乡（镇）人民政府批准。”1999年10月20日，陈某某与迈炉村民小组签订土地承包合同书，约定发包期限为5年（即从1999年10月至2004年10月止）。承包期满后，陈某某于2005年9月9日与该村陈某、陈某某签订《续承包土地合同书》，继续承包涉案土地。一、二审期间，陈某某一直未能提供证据证明该《续承包土地合同书》经迈炉村民小组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者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同意，并报乡（镇）人民政府同意；且陈某、陈某某并非时任的迈炉村民小组组长，亦未经迈炉村民小组授权；《续承包土地合同书》签订后，迈炉村民小组未在该合同书上加盖公章确认；承包金亦未作为迈炉村民小组的收入入帐；故陈某某与陈某、陈某某签订的《续承包土地合同书》无效，一、二审判决判令陈某某返还涉案土地给迈炉村民小组，并无不当。
摘要2：【解读】发包人将农村土地发包人本集体经济组织以外的的单位或者个人承包，应当事先经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村民会议２／３以上成员或者２／３以上村民代表同意，并报乡（镇）人民政府批准，否则承包合同无效。
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辽民终147号
摘要1：【案号】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辽民终147号
【裁判摘要】寇某某生前将案涉183.3万元款项存入6张存单，并将上述存单存放于弥陀寺铁柜中，同时留有3张便条，经朝阳市公安司法鉴定中心鉴定为其亲笔书写，其中1张便条明确表示“弥陀寺的钱上铁柜里找”，另一张便条为寇某某向释宽歆告知存单密码。上述内容说明寇某某生前认为案涉6张存单内的183.3万元为弥陀寺所有，并作出将案涉款项交由弥陀寺相关宗教教职人员释宽歆保管的意思表示。寇某某作为我国公民具备自然人的各项权利能力，释演彻是寇某某作为宗教教职人员在从事宗教活动中所使用的身份，由于受我国现行法律、行政法规以及社会保险机构、银行等组织行业规范的限制，寇某某无法使用宗教身份释演彻办理社会保险、银行金融等业务，只能以其自然人寇某某的身份来具体办理。而寇某某生前是弥陀寺宗教活动场所证书上登记的负责人，也是弥陀寺的主持，负有管理弥陀寺财产的责任。在弥陀寺没有设立银行账户的情况下，寇某某以其个人银行账户保管弥陀寺的相关财产存在合理性。赵某虽主张案涉款项为信徒向寇某某的个人捐赠，但双方当事人均无法提供弥陀寺及寇某某接受捐赠的相关记录，现有证据亦无法证明寇某某接受的捐赠是信徒对弥陀寺作出的还是针对寇某某本人作出的，则赵某以案涉款项存入寇某某个人账户为由主张系信徒对寇某某的个人捐赠，缺乏事实依据。而在寇某某已就案涉款项归属作出明确意思表示的情况下，现有证据又无法证明案涉款项为寇某某的个人收入或信徒针对其个人的捐赠，应当认定案涉183.3万元为弥陀寺所有，不属于寇某某的个人财产，寇某某之子赵某通过公证方式取得案涉183.3万元款项，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一审法院判令赵某返还弥陀寺183.3万元，并于2014年12月23日支取案涉款项之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存款利率给付利息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
摘要2：
【笔记】民间借贷产生的利息收入应否纳税？如何纳税？
摘要1：
摘要2：
中国2019“年度影响力税务司法审判案例”之十：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京03民终12171号
摘要1：【案号】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京03民终12171号
【裁判摘要１】根据我国税收征管的有关规定可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销售不动产的单位和个人，为营业税的纳税人，应当缴纳营业税；转让地上的建筑物及其附着物并取得收入的单位和个人收入的单位和个人，为土地增值税的纳税义务人，应当缴纳土地增值税；凡缴纳消费税、增值税、营业税的单位和个人，都是城市维护建设税的纳税义务人，应当缴纳城市建设维护税。本案中，空港天瑞公司通过司法拍卖购得涉案土地、房屋及附属物。虽《竞买须知》载明标的物所涉及的一切税、费等均由买受人承担，但该约定系司法拍卖过程中对税费最终承受主体的约定，系拍卖人制定的、买受人和出卖人均应遵守的对费用承担的约定，不能产生变更法律规定的纳税义务人主体的效力，亦不能阻碍顺义区税务局作为税收征管部门向金兆宏业公司申报破产债权。一审法院认定金兆宏业公司应为诉争税款及滞纳金的负担主体，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竞买须知载明税费等由买受人承担，金兆宏业公司可与空港天瑞公司另诉解决。金兆宏业公司以其收到的拍卖款不含税款、不存在法律意义上的转让或销售行为、未获得会计意义上的收入等为由主张其非诉争税款及滞纳金的负担主体，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信。
摘要2：【解读】《竞买须知》载明标的物所涉及的一切税、费等均由买受人承担，该约定系司法拍卖过程中对税费最终承受主体的约定，系拍卖人制定的、买受人和出卖人均应遵守的对费用承担的约定，不能产生变更法律规定的纳税义务人主体的效力，亦不能阻碍税务局作为税收征管部门向纳税主体申报破产债权。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民提字第143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民提字第143号
【裁判要旨】可得利益损失的范围应当遵循可预见性规则。
【裁判摘要】可得利益仅是当事人在付出劳动、正常经营情况下可能获得的收入，可以作为判决赔偿的一个参照依据。根据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三条之规定，可得利益损失不得超过违反合同一方订立合同时预见到或者应当预见到的因违反合同可能造成的损失。本案合同约定的总标的额仅1443万元，当事人很难预见到迟延履行会承担上千万元的赔偿责任。综合考虑本案合同金额、履行情况以及国众联评估公司评估报告等，根据公平原则，本院酌情判定南发总厂向新华公司赔偿可得利益损失500万元。综合违约责任和损失赔偿责任，两项合计南发总厂应对新华公司承担543.29万元的责任。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2020修正）
摘要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2013年7月29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586次会议通过，根据2020年12月23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823次会议通过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破产企业国有划拨土地使用权应否列入破产财产等问题的批复〉等二十九件商事类司法解释的决定》修正）
摘要2：【债务人财产的认定】；【非债务人财产】；【设定担保物权的财产】；【共有财产】；【执行回转财产】；【对债务人财产的保全】；【对债务人财产原有保全的解除】；【对债务人财产保全的恢复】；【撤销行为追回的财产】；【程序转入下撤销行为的起算点】；【明显不合理价格交易撤销时的返还】；【未到期债务提前清偿撤销的例外】；【债权人撤销权】；【有担保债务个别清偿行为撤销的例外】；【履行生效法律文书或基于执行行为的个别清偿】；【必要个别清偿的撤销排除】；【无效行为追回的财产】；【可撤销行为和无效行为产生的赔偿】；【对外债权的诉讼时效】；【追收未缴出资和抽逃出资】；【破产受理前基于债务人财产诉讼的审理】；【破产受理前基于债务人财产诉讼的执行】；【破产受理发后基于债务人财产诉讼的受理】；【非正常收入的追回】；【质物和留置物的取回和变价】；【非债务人财产取回权的行使时间】；【非债务人财产取回权的异议与诉讼】；【非债务人财产取回权行使的对待给付】；【需及时变现财产取回权的行使】；【违法转让构成善意取得时原财产权利人的权利行使】；【违法转让未构成善意取得时受让人的权利行使】；【占有物毁损、灭失时代偿性取回权的行使】；【占有物转让、毁损、灭失时管理人等的责任】；【所有权保留买卖合同的挑拣履行】；【出卖人破产决定继续履行合同时买卖合同出卖人取回权的行使】；【出卖人破产决定解除合同时出卖人追收权利的行使】；【买受人破产决定继续履行合同时买卖合同出卖人取回权的行使】；【买受人破产决定解除合同时出卖人破产取回权的行使】；【在途标的物取回权的行使】；【重整期间紧急取回权的行使】；【破产抵销权的行使】；【破产抵销的生效】；【未到期债务和不同种类品质债务的破产抵销】；【破产申请受理前民法抵销的无效】；【别除权人债权的抵销】；【抵销的禁止】；【破产受理后债务人衍生诉讼的管辖】；【法律适用】
简法｜买卖合同能否约定因税务机关重新核定应纳税额的风险由买受人承担？
摘要1：解答：根据《税收征收管理法》第３５条第１款之规定，对于买卖合同交易价格过低，有可能导致“纳税人申报的计税依据明显偏低，又无正当理由的”，税务机关有权核定其应纳税额，从而导致纳税人加重纳税义务。因此，买卖合同中应明确约定因税务机关重新核定应纳税额的风险由买受人承担。
【注解１】纳税人申报计税依据明显偏低又无正当理由的，税务机关有权核定应纳税款（即核定征收）。
【注解２】“保障国家税收收入”优先于“保护纳税人的合法权益”——《税收征收管理法》第１条规定：“为了加强税收征收管理，规范税收征收和缴纳行为，保障国家税收收入，保护纳税人的合法权益，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制定本法。”即“保障国家税收收入”优先于“保护纳税人的合法权益”。——参考案例：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15)行提字第13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十大典型案例（第一批）之二：广州德发房产建设有限公司与广东省广州市地方税务局第一稽查局税务处理决定纠纷上诉案》
摘要2：【问题】交易价格过低的买卖合同应否约定因税务机关重新核定应纳税额的风险由买受人承担？
【解答】（１）根据《税收征收管理法》第３５条第１款第６项之规定，对于交易价格过低的买卖合同，“纳税人申报的计税依据明显偏低，又无正当理由的”，税务机关有权核定其应纳税额，从而加重纳税人的纳税义务。（２）因此，对于交易价格过低的买卖合同应当明确约定因税务机关重新核定应纳税额的风险由买受人承担。
【注解】税收征管中对民事法律关系与行政法律关系处理——（１）拍卖行为的效力与应纳税款核定权分别受民事法律规范和行政法律规范调整，拍卖行为有效并不意味税务机关不能行使纳税额核定权，另行核定应纳税额也并非否定拍卖行为的有效性；（２）保障国家税收的足额征收是税务机关的基本职责，税务机关对作为计税依据的交易价格采取严格判断标准符合《税收征收管理法》目的。因此，有效的拍卖行为并不能绝对排除税务机关的应纳税额核定权，但税务机关行使核定权时应有严格限定。
【法律问题】税务机关能否在房产拍卖形成的拍卖成交价格作为计税依据纳税后，以“计税依据价格明显偏低,又无正当理由”为由重新核定应纳税额补征税款?
青海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青民终55号
摘要1：【案号】青海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青民终55号
【裁判摘要】青海湘亚医院是否具备保证人的主体资格，应以其是否以公益为目的为要件，对此应综合审查判断。首先，根据卫生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财政部、国家计委《关于城镇医疗机构分类管理的实施意见》的规定，医疗机构分为非营利性医疗机构和营利性医疗机构，其中，非营利性医疗机构是指为社会公众利益服务而设立和运营的医疗机构，不以营利为目的，其收入用于弥补医疗服务成本，实际运营中的收支结余只能用于自身的发展；营利性医疗机构是指医疗服务所得收益可用于投资者经济回报的医疗机构。青海湘亚医院所持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标注其为“非营利性医疗机构”，其应系为社会公众利益服务而设立和运营的医疗机构，不以营利为目的。其次，青海湘亚医院经西宁市民政局核准登记为民办非企业单位，根据《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第二条“本条例所称民办非企业单位，是指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其他社会力量以及公民个人利用非国有资产举办的，从事非营利性社会服务活动的社会组织”的规定，青海湘亚医院应系从事非营利性社会服务活动的社会组织。第三，2016年6月23日西宁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批复青海湘亚医院按照二级综合医院登记标准建设，根据《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第三条“医疗机构以救死扶伤，防病治病，为公民的健康服务为宗旨”的规定，青海湘亚医院作为医疗机构，服务于全体社会成员利益，具有公益性质。由上，可认定青海湘亚医院是以公益为目的的民办非企业法人。根据《担保法》第九条“学校、幼儿园、医院等以公益为目的的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不得为保证人”以及《担保法司法解释》第三条“国家机关和以公益为目的的事业单位、社会团体违反法律规定提供担保的，担保合同无效”的规定，青海湘亚医院作为非营利性机构，具有公益目的，其不得作为保证人，案涉担保条款无效。
摘要2：
【笔记】民办医疗机构提供担保合同是否有效？
摘要1：解读：根据《关于城镇医疗机构分类管理的实施意见》之规定，民办医疗机构划分为营利性或非营利性医疗机构。（１）根据《民法典担保制度解释》第６条第１款规定，以公益为目的的非营利性民办医疗机构提供担保合同无效，但以公益设施所有权保留和融资租赁担保以及以公益设施以外的财产设立担保物权有效；（２）根据《民法典担保制度解释》第６条第２款规定，登记为营利性的民办医疗机构具有担保人资格，营利性民办医疗机构提供担保合同有效。
摘要2：【解析１】（１）非营利法人类型：非营利法人包括公益目的非营利法人和其他非营利目的非营利法人；（２）《民法典担保制度解释》第６条第１款规定的仅限于以公益为目的的非营利法人和非营利非法人组织，不包括其他非营利目的非营利法人和非营利非法人组织。
【解析２】以公益为目的的非营利性民办医疗机构要件：（１）形式要件：民办医疗机构登记为非营利法人、非营利非法人组织；（２）实质要件：民办医疗机构的运营不以营利为目的，收入用于弥补医疗服务成本，收支结余只用于自身发展。
【解析３】（１）以公益为目的的非营利民办医疗机构除了公益设施所有权保留和融资租赁担保以及非公益财产设立担保物权有效外，提供担保合同无效；（２）非以公益为目的而是其他非营利目的的非营利民办医疗机构提供担保合同有效。
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闽民申1832号
摘要1：【案号】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闽民申1832号
【裁判摘要】差别电价属于电费的一部分，应与电费一并收取，供电企业向用电企业收取差别电价的行为应为民事行为，属于民事诉讼范围——本院经审查认为，虽然差别电价系根据政府相关文件规定执行并征收，但电价本身就属于政府定价范围。且根据福建省经贸委、财政厅、物价局、福州市电监办联合下发文件《关于差别电价收入管理有关事项的通知》（闽经贸能源[2008]860号）规定：“差别电价收入由省经贸委、省财政厅、省物价局和福州电监办委托供电企业代征。各供电企业根据省经贸委和物价局批准公布的执行差别电价企业名单、电价加价标准和执行时间，向执行差别电价的企业收取电费时一并征收差别电价收入，按月计征。”因此，差别电价属于电费的一部分，应与电费一并收取。供电企业向用电企业收取差别电价的行为应为民事行为，本案属于民事诉讼范围。原裁定认定征收行为系行政行为，适用法律错误。
摘要2：【案号】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闽09民终1436号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京0108民初49433号
摘要1：【案号】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京0108民初49433号
【裁判摘要】判断保理合同是否成立应当从债权可转让行和基础合同（对应未来应收账款）的真实性两个方面进行判断，无法确定应收账款谁发生则不成立商业保理法律关系——商业保理是以应收账款转让为前提，集融资、应收账款催收、管理及坏账担保于一体的综合性金融服务。保理法律关系的成立与否应当以债权的转让为前提，且该债权应是合法有效、客观存在的债权，包括因提供商品、服务或者出租资产而形成的金钱债权及其产生的收益。保理法律关系涉及债权人、债务人及保理商三方主体，涵盖基础合同关系、保理合同关系两种法律关系，基础合同关系是否真实存在关系到保理合同关系是否成立。因此，本案应从债权的可转让性和基础合同是否真实存在两方面分析进而判断保理合同是否成立。首先，根据江山保理公司与深海八百米公司签订的《国内保理业务合同》约定，深海八百米公司将2016年5月29日至2018年5月28日所享有的未来所有营业收入及相关权益（统称应收账款）无条件转让给江山保理公司，江山保理公司为深海八百米公司提供保理服务。转让债权为“未来所有营业收入"及“相关权益"。债权具体金额不明确，债务人未知，产生债权的基础事实并未实际发生，与传统意义上“应收账款"性质不符，且江山保理公司在庭审中也未进一步对该笔债权的可转让性予以证明，故该笔债权是否具有可转让性并不明确，因此不符合保理合同中“债权的转让"前提。其次，本案基础合同对应事实是未来饭店的经营，经营事实在签订保理合同时尚未发生，未来营业收入情况是否存在未知，该基础合同将来是否发生具有不确定性，无法明确认定保理合同对应的基础合同真实存在。故，虽然深海八百米公司与江山保理公司签订合同名为《国内保理业务合同》，但并不符合商业保理法律关系。．．．．．．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规定：“法人之间、其他组织之间以及它们相互之间为生产、经营需要订立的民间借贷合同，除存在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本规定第十四条规定的情形外，当事人主张民间借贷合同有效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江山保理公司与深海八百米公司签订的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亦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合同效力应认定为有效。
摘要2：
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内民申1248号
摘要1：【案号】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内民申1248号
【裁判摘要】受害人工资并未扣发且无有效证据证明其将领取的工资交付他人不予支持误工费——张某某提供的工资发放的银行流水显示其并未因本案交通事故被单位扣发工资，且张某某未提供充分有效的证据证明其将领取的工资交付给他人，应由其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二审判决认定其因本案交通事故发生误工损失证据不足并无不当。
摘要2：【解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７条第３款规定：“受害人有固定收入的，误工费按照实际减少的收入计算。受害人无固定收入的，按照其最近三年的平均收入计算；受害人不能举证证明其最近三年的平均收入状况的，可以参照受诉法院所在地相同或者相近行业上一年度职工的平均工资计算。”对于有固定收入的受害人，误工费应当按照实际减少的收入计算；如实际收入并未减少，不予支持误工费；但构成工伤则不得以实际收入未减少为由不支持误工费。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最高法民申1583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最高法民申1583号
【裁判摘要】债权人是否有权代债务人提起物权确认之诉？｜债权人依据另案生效判决依法享有合法到期债权，确认登记于债务人子女名下的房产是否属于家庭财产关乎债权人合法债权的有效实现，该债权人系诉争房产的利害关系人，其有权提起物权确认之诉——原《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条第一款规定：“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根据上述规定，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物权公示效力，即登记的权利人在法律上被推定为不动产物权的实际权利人。但是，如有证据证明登记的权利人不是该不动产物权的实际权利人，应根据实际出资情况确定房产的真实归属。原《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三十三条规定：“因物权的归属、内容发生争议的，利害关系人可以请求确认权利”。本案中，刘某某１依据另案生效判决依法享有合法到期债权。刘某某２、梁某某２对上述债务应承担连带责任，但未予清偿。因此，确认登记于刘某某２、梁某某２女儿梁某某１名下的8套房产是否属于家庭财产，关乎刘某某合法债权的有效实现。所以，原审判决认定刘某某系诉争房产的利害关系人，其有权依照上述规定提起本案物权确认之诉，并无不当。
摘要2：【摘要】关于原审判决认定涉案7套房产属于梁某某１与刘某某、梁某某２的家庭共有财产是否有误的问题。关于位于郑州市中原区，产权证号：郑房权证字第××号、第××号两套商业用房。据已查明的事实，该两套商业用房的60万元意向金系刘某某刷卡支付。两份购房合同明确载明，该两套商业用房购房款系一次性支付，而梁某某１未提交剩余410余万元购房款由其支付的凭证。且两份购房合同载明的购房时间为2010年11月，但梁某某１此时刚从北京市景山中学毕业不久，无稳定的工作收入来源，也无证据证实梁某某１已通过接受赠与、继承、投资等途径获得大额的财产，足以支付该购房款。梁某某１称系刘某某用梁玲玲长期积攒的压岁钱、礼金等全额支付470余万元的购房款，无证据证实，不予采信。据此，原审判决认定该两套商业用房系梁某某１父母刘某某、梁某某２支付购房款，属家庭共有财产并无不当。关于位于郑州市金水区丰庆路以东3幢1层1号、ｌ层2号、2层1号、2层2号，产权证号：郑房权证字第××号、第××号、第××号、第××号四套商业用房。据已查明的事实，该四套商业用房系刘某某向他人出借款项后，通过以房抵债的形式所获得，登记于梁某某名下。故原审判决认定该四套商业用房为梁某某１与刘某某、梁某某２家庭共有财产并无不当。关于位于郑州市郑东新区，产权证号：郑房权证字第××号的一套房产。该购房合同明确载明，购房款为2124738元，系一次性现金支付，但梁某某１未提交付款凭证。且此套房产购置时间为2006年11月12日，而梁某某１此时年仅14岁，也无证据证实梁某某１已通过接受赠与、继承、投资等途径获得大额的财产，足以支付该购房款。结合梁某某１的母亲刘某某多次购置房产并登记于梁某某１名下的事实，原审判决认定该套房产的购房款为刘某某、梁某某２支付，属于梁某某１与刘某某、梁某某２的家庭共有财产亦无不当。
河南省周口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豫16民终2704号
摘要1：【案号】河南省周口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豫16民终2704号
【裁判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七十九条规定“侵害他人造成人身损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营养费、住院伙食补助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出的合理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造成残疾的，还应当赔偿辅助器具费和残疾赔偿金；造成死亡的，还应当赔偿丧葬费和死亡赔偿金”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20】17号）均删除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问题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3】20号）第十七条第三款“受害人死亡的…还应当赔偿丧葬费、被扶养人生活费、死亡补偿费以及受害人亲属办理丧葬事宜支出的交通费、住宿费和误工损失等其他合理费用”中关于处理丧葬事宜的交通费、误工费的规定，且各赔偿分项的解释也没有该项目，故可以认定死者亲属处理丧葬事宜的交通费、误工费、住宿费不再是法定的人身损害赔偿项目，2021年1月1日之后发生的交通事故死亡案件不再赔付该赔偿项目。但因本案事故发生于2020年8月11日，对上述规定尚不适用，故受害人处理丧葬事宜的误工费、交通费等于法有据。但是本案中田某某、梁某、梁某某并未提供相关的证据证明花费情况，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其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因此，一审法院对该项费用不予支持并无不当。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最高法民终865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最高法民终865号
【裁判摘要】请求返还土地出让金差价不予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十九条规定：土地使用权出让金应当全部上缴财政，列入预算，用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和土地开发。《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支管理办法》第十条亦规定：任何地区、部门和单位都不得以“招商引资”、“旧城改造”、“国有企业改制”等各种名义减免土地出让收入，实行“零地价”，甚至“负地价”，或者以土地换项目、先征后返、补贴等形式变相减免土地出让收入。．．．．．．本案中，《补充协议》中城乡控股公司与衡阳市政府约定对土地出让差价款予以事后返还，其合同标的直指国家所有的土地使用权出让金财政收入，《补充协议》中上述约定及协议双方后续安排，属于国家严格禁止的以先征后返方式变相减免土地出让金收入的行为。并且，国土资源部武汉督察局已经要求将差价款返还衡阳市财政局。据此，鹏泽公司诉请华耀城公司交付土地出让差价款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
【笔记】“先征后返”土地出让金差价是否合法有效？
摘要1：解读：（１）国家严格禁止以“先征后返”等方式变相减免土地出让金收入的行为；（２）约定返还土地出让金因排除其他竞买者且损害国家利益而无效。
摘要2：【注解】（１）政府通过溢价分成协议变相减免土地出让金无效；（２）招商引资落实奖励政策应属有效。
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闽0203民初6230号
摘要1：【案号】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闽0203民初6230号
【裁判摘要】本院在审理中要求王某某明确提出诉讼请求的请求权基础，对此王某某明确主张本案各项诉讼请求均基于供用电合同项下消费者的应有权利而提出。而莲花广场小区公摊用电系基于南方物业公司受莲花广场小区业主委员会委托，与厦门供电公司签订的《高压供用电合同》产生。前述供用电合同中的消费者应为代表莲花广场小区全体业主的业主委员会，而非王某某等个别业主。在业主专用表产生的电费之外，王某某个人并非公摊用电供用电合同的主体，其与公摊用电供用电合同的履行并无直接的利害关系。王文某某对公摊用电及公共用电设施收入的异议，应当通过业主民主议事程序或业主撤销权诉讼解决。
摘要2：
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18）京02民终2929号民事判决书
摘要1：——死者部分近亲属与侵权人达成赔偿协议并领取赔偿款后，其他近亲属能否请求侵权人再次赔偿
【案号】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18）京02民终2929号民事判决书
【裁判摘要】本院认为，张某母亲黄某与侵权人就全部赔偿事宜达成协议并取得赔偿款后，张某的其他近亲属无权再向侵权人提出赔偿请求，理由如下：第一，从死亡赔偿金性质的角度分析．．．．．．死亡赔偿金在性质上应属于死者近亲属之共同共有的财产。故黄某根据协议所取得的款项并非黄丽单独所有，而应该是张某近亲属之共同共有财产。．．．．．．第二，从黄某与张某其他近亲属是否构成表见代理的角度分析。死亡赔偿金在死者近亲属中分配时，应综合考虑近亲属与死者的亲密程度，以及生活状况等因素。死亡赔偿金的受偿主体范围，一般参考法定继承中的继承顺位。法定继承中的第一顺位为配偶、子女、父母，因张某去世时仅21岁，目前尚无证据表明其有配偶和子女，故张某之父母应系当然的受偿主体。侵权人没有能力，也没有必要调查死者张某的所有其他近亲属。在此前提下，本院认为侵权人有理由相信，黄某作为死者张某之母亲，与张某具有最密切之亲缘关系，有权利代表张某其他近亲属取得赔偿款项。如果其他近亲属认为黄某存在隐瞒或者侵占赔偿款情形，属于近亲属内部赔偿款之分割事宜，应直接向黄某主张。第三，从黄某和侵权人是否存在恶意串通之角度分析。从事故发生、签订赔偿协议的时间以及协议约定的赔偿金数额来看，侵权人主张双方和解时，计算死亡赔偿金所参考标准为2014年北京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本院予以采信。按照该标准计算，侵权人向黄某支付的54万元赔偿款略高于一般司法赔偿标准，故难以认定黄丽和侵权人存在恶意串通损害其他近亲属利益。第四，从司法效果和社会行为指引的角度分析。司法救济是实现正义的重要方式之一，但未必是效果最好的一种。侵权人在事故发生后，第一时间与受害人或其近亲属进行协商并履行赔偿义务，既能使得受害人或其近亲属及时得到救治、赔偿或抚慰，又能避免占用宝贵的司法资源。在合议庭看来，以上情形是处理赔偿事宜兼顾公平和效率的最佳途径，亦是我们所乐见的．．．．．．故从司法效果和社会行为指引的角度来看，不应支持张某的其他近亲属再向侵权人提出赔偿的诉讼请求。综上，侵权人与张某的赔偿问题属于外部关系，赔偿款或补偿款的分配问题系张某近亲属的内部关系。
摘要2：（续）死者张某的赔偿事宜已由张某母亲黄某出面处理完毕，其他近亲属应向黄某主张分割相应赔偿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