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同一标的和相同被告再次起诉，应属重复诉讼——生效判决作出后，当事人基于同一标的和相同被告，再次向法院起诉的，因不符合受理条件，故应裁定驳回起诉
摘要1：【实务要点】生效判决作出后，当事人又基于同一标的和相同被告，再次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的，因不符合受理条件，故应裁定驳回起诉。
【案例索引】最高人民法院（2003）民四终字第2号《美国×××工程公司诉××发电公司等侵权纠纷案》
摘要2：
指导案例123号：于红岩与锡林郭勒盟隆兴矿业有限责任公司执行监督案
摘要1：【裁判要点】生效判决认定采矿权转让合同依法成立但尚未生效，判令转让方按照合同约定办理采矿权转让手续，并非对采矿权归属的确定，执行法院依此向相关主管机关发出协助办理采矿权转让手续通知书，只具有启动主管机关审批采矿权转让手续的作用，采矿权能否转让应由相关主管机关依法决定。申请执行人请求变更采矿权受让人的，也应由相关主管机关依法判断。
摘要2：【解读】探矿权受让人主体资格是否符合法定条件应由行政机关作出判断，通过申请执行主体变更不能最终解决——生效判决所称的转让方按照合同约定为受让人办理采矿权转让手续，并非对采矿权归属的确定，而首先应是指履行促成合同生效的报批义务，合同经过审批管理机关批准后才涉及办理矿业权转让过户登记。
简法｜人民法院作出否认公司人格的生效判决是否具有既判力？
摘要1：解答：（１）人民法院在个案中否认公司人格的判决的既判力仅仅约束该诉讼的各方当事人，不当然适用于涉及该公司的其他诉讼，不影响公司独立法人资格的存续。（２）法院生效判决确认当事人人格混同的，已生效判决认定的事实可以作为另案证据使用，除非当事人举证予以推翻，否则应当依法承担责任。
摘要2：【解读】法院个案中否认公司人格的判决不具有既判力。因此，即使在个案中公司被判决否认独立人格，银行也能以公司不具有独立人格为由将公司存款划转用于偿还其他公司贷款。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7)最高法行申5524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7)最高法行申5524号
【裁判摘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第（八）项规定，起诉人重复起诉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第（十）项规定，诉讼标的为生效判决的效力所羁束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所谓重复起诉，是指当事人对同一被诉行政行为提起诉讼，经人民法院依法处理后，再次提起诉讼的情形。其特点是原告和被诉行政行为均为同一个。对于一些案件究竟应当通过民事诉讼途径解决，还是通过行政诉讼途径解决，实践中存有争议的，当事人只能选择一种途径进行救济。当事人提起民事诉讼败诉后，又对同一争议所涉行政行为再次提起行政诉讼的，亦属于重复起诉的情形。所谓“诉讼标的为生效判决羁束”是指当事人起诉所指向的诉讼标的已经不具有可争议性，诉讼标的物的归属或者法律关系的性质，已经被生效的人民法院判决所确认。此种情形中，起诉人并非一定是生效判决的起诉人，包括生效判决案件的诉讼当事人，也包括其他相关联的案外人。生效判决具有对世的法律效力，不仅对案件当事人有拘束力，对案件当事人之外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同样具有拘束力。本案中，伍某某曾就征收补偿协议的效力问题以援建指挥部为被告提起过民事诉讼。征收补偿协议的效力争议，与本案对签订协议行为提起的行政诉讼，实质属于同一纠纷。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修改之前，征收补偿协议争议究竟应当通过行政诉讼途径解决，还是通过民事诉讼途径解决，确实存在争议。但是，无论是选择民事诉讼，还是行政诉讼，当事人对同一纠纷只能选择一次救济。伍某某在民事诉讼败诉后，再次提起行政诉讼，属于重复起诉，一、二审裁定驳回其起诉，处理结果并无不当。对陈某某而言，先前并未提起过民事诉讼，但是终审民事判决的结果已经对其本次提起的行政诉讼的诉讼标的——征收补偿协议的效力作出明确确认，协议效力已经不具有可争议性，伍某某、陈某某又针对该协议的效力问题提起行政诉讼，受民事生效判决的羁束。一、二审裁定驳回伍某某、陈某某玲的起诉，亦无不当。
摘要2：【解读】选择民事诉讼还是行政诉讼不明确的只能选择其一。
【摘要】行政协议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诉讼标的为行政协议行为——应当指出的是，行政协议案件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是指行政协议行为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行政协议行为既包括行政机关不依法履行、未按照约定履行或者单方变更、解除行政协议的行为，也包括行政机关与协议相对人签订行政协议的行为。一审裁定将签订行政协议行为排除在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之外不妥，二审裁定予以纠正，符合法律规定。修改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十二条第一款第（十一）项列举的可诉行政协议行为并非完全列举，凡是有可能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人身权、财产权等合法权益造成侵害或者不利影响的行政协议行为，都是可诉的行政行为，均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
【笔记】一部分人选择诉讼、一部分人选择复议如何处理？
摘要1：解答：（１）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５７条规定，在法律、法规未规定行政复议前置的情形下，当事人可以自行选择申请复议或者提起诉讼来主张权益；如果当事人同时采取两种方式，则应当以立案时间先后确定管辖机关。（２）但是，在行政机关对若干行政相对人作出同一行政行为的情形下，如果行政复议并非前置程序，且其中一部分当事人申请复议，另一部分当事人提起行政诉讼，则不能简单地仅以立案时间先后确定管辖机关。．．．．．．根据司法最终裁判的原则，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九项的规定，在人民法院已针对同一行政行为作出生效判决的情况下，复议机关既不能作出与生效判决不一致的复议决定，也无必要再行作出与生效判决结果相同的复议决定。行政诉权是当事人请求人民法院提供司法保护或者帮助的权利，对于诉权的保障既包含对当事人起诉权的保障，也包含对当事人诉讼请求的选择权的保障。当事人行使诉权必须遵守行政诉讼法的规定，依照法定的程序和起诉条件来行使行政诉权，但如何行使诉权，包括选择和固定诉讼请求则是属于当事人的权利，人民法院不能代为行为。——最高人民法院（２０１８）最高法行申５６６９号
摘要2：【注解】在行政机关对若干行政相对人作出同一行政行为的情形下，如果行政复议并非前置程序，且其中一部分当事人申请复议，另一部分当事人提起行政诉讼，根据司法最终裁判的原则，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６９条第１款第９项的规定，在人民法院已针对同一行政行为作出生效判决的情况下，复议机关既不能作出与生效判决不一致的复议决定，也无必要再行作出与生效判决结果相同的复议决定。
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18)渝执复71号
摘要1：【案号】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18)渝执复71号
【裁判摘要】生旺煤炭公司通过XX年XX月XX日的股东会决议，已经明确将公司对红林煤业公司及周某某享有的债权转归股东孙某、阳中元共同所有（按出资比例分配），该债权系人民法院的生效判决书予以确认，且涉及债权的执行案件尚在执行中，并未执行完毕，故生旺煤炭公司于其后XX年XX月XX日的股东会决议和清算报告中对公司已经分配处理完毕的债权，均未再重复提及，符合常理。市二中院根据本案的实际情况并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的相关规定，裁定将孙某、阳中元变更为执行案件的申请执行人，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结果应当依法维持，复议申请人红林煤业公司、周某某的复议请求于法无据，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解读】有限公司注销前对外享有经人民法院生效判决书确认的债权尚未终结执行的，注销后作为承受公司权利义务的原股东可以向执行法院申请变更其为申请执行人。
【笔记】生效判决在公司被注销后作出，公司股东能否作为申请变更股东为申请执行人？
摘要1：解读：生效判决系在公司被注销后作出，在生效判决作出前公司已不具备民事诉讼主体资格，也不具有申请人主体资格，公司股东更不能申请变更其为申请执行人。
摘要2：
【笔记】必须参加诉讼的当事人人数众多，人民法院是否可以参照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四条规定，发出公告，说明案件情况和诉讼请求，通知权利人在一定期间向人民法院登记参加诉讼
摘要1：答：行政诉讼中，同一被诉行政行为涉及多人，则必须参加诉讼的当事人人数很多，部分利害关系人起诉，其他利害关系人在一审开庭前申请参加诉讼的，作为共同原告加入诉讼。未参加诉讼的利害关系人，在其他人提起的诉讼判决生效后，受生效判决羁束。行政诉讼中不适用民事诉讼第五十四条的规定。
摘要2：【解读】（１）行政诉讼不适用《民事诉讼法》第５４条关于人数不确定的代表人诉讼规则；（２）同一个被诉行政行为涉及多人均可作为共同原告加入诉讼，未参加诉讼的利害关系人受生效判决羁束不予受理。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１９９９）行终字第２１号
摘要1：（法公布（２０００）５０号）
【载《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00年第6期(总６８期)】
【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１９９９）行终字第２１号
【摘要】与人民法院生效判决相抵触的行政行为属于超越职权——重庆市丰都县高家镇罗边槽村一、四社之间的林地林木权属争议，在丰都县林业局、高家镇人民政府、高家镇林业站、罗边槽村村民委员会调解下，达成了“林木林地权属争议调解协议”。虽然该调解协议书未加盖林权争议处理机构的印章，与林业部《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办法》第十八条关于“林权争议经林权争议处理机构调解达成协议的，当事人应当在协议上签名或者盖章，并由调解人员署名，加盖林权争议处理机构印章，报同级人民政府或者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备案”的规定不尽一致，但丰都县林业局以丰都林发（１９９７）４６号文向丰都县人民政府呈报的《关于高家镇罗边槽村一、四社林地林木权属争议的调解情况的报告》中盖有林业局的印章，附有调解协议书，可视为林业局对该调解协议书的认可；而且该调解协议书被重庆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１９９８）渝三中级人民法院（１９９８）渝三中民终字第２７５号民事判决认定为具有法律效力。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十七条关于“单位之间发生的林木、林地所有权和使用权争议，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依法处理”的规定，重庆市丰都县人民政府有权处理丰都县高家镇罗边槽村一、四社之间的林地林木权属争议。但是，在罗边槽村一、四社已经达成调解协议，并被人民法院的生效判决认定为具有法律效力的情况下，重庆市丰都县人民政府又作出丰都府发（１９９８）１５７号《关于高家镇罗边槽村一、四社林权争议的处理决定》，否定该调解协议具有法律效力，与人民法院的生效判决相抵触，属于超越职权。
摘要2：【注解】行政机关作出否定生效判决的处理决定属超越职权——已经达到调解协议并被人民法院的生效判决认定为具有法律效力的情况下，行政机关又作出决定否定该调解协议具有法律效力，与人民法院的生效判决相抵触，属于超越职权。
【笔记】离婚协议约定房屋归子女所有，该子女对房屋买卖合同生效判决能否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
摘要1：解读：（１）夫妻在离婚协议中约定房屋归子女所有，但在协议签订后并未将房屋变更登记至子女名下的，该房屋并未发生物权变动；（２）该子女对房屋买卖合同生效判决不具备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的起诉条件。
摘要2：
【笔记】受让人履行债权人撤销权生效判决向债务人返还财产是否应通知债权人？
摘要1：解读：（１）受让人履行债权人撤销权生效判决向债务人返还财产，应当通知债权人；（２）受让人返还债务人财产未通知债权人致使撤销权诉讼目的无法实现的，不能认定债权人撤销权生效判决已经得到有效履行，债权人有权申请对受让人执行债权人撤销权生效判决确定的财产返还义务。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最高法民申3314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最高法民申3314号
【裁判摘要1】本院认为，虽然上述针对同一案涉工程的两起诉讼就机械、外架增补费用问题均有涉及，但因讼争工程并未完工，当事人之间没有明确的交接手续，相关事实并未明晰。且本院注意到，（2015）闽民终字第402号案件的一、二审程序均未就工程损失进行鉴定。因此，本案原审法院在鉴定结论基础上结合实际情况对垂直运输机械、外架增补费用作出认定符合客观事实。
【裁判摘要2】40份签证单在其他案件中经鉴定存在形成时间倒签（即伪造笔迹形成时间），在本案中发包人以此主张40份签证单系伪造不予支持——关于一审法院认定工程量、支付工程款的重要证据40份“工程签证单”的真实性。……根据上述鉴定意见和生效判决（指福建高院（2015）闽民终字第402号民事判决）认定，可以说明另案生效判决仅对该40份签证单的形成时间进行了鉴定，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并未进行鉴定，（2015）闽民终第402号民事判决关于该40份签证单“不真实”的认定，系根据惠建发公司（即本案被申请人）提交该40份签证单的证明对象即“合理顺延工期”是否真实所作，并未涉及该签证单其他内容的真实性，故平和嘉泰公司主张该40份签证单系伪造，依据不足。
摘要2：【解读】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闽民再363号摘要：平和嘉泰公司主张本案作为检材的40份签证单在另案生效判决中已被认定是中科城建公司伪造，而该另案系平和嘉泰公司诉中科城建公司诉要求解除双方的建设施工合同并由惠建发公司（本案中变更为中科城建公司）支付逾期竣工违约金【一审案号：（2013）漳民初字第138号，二审案号：（2015）闽民终第402号】，惠建发公司为证明其未逾期，提供了该40份签证单以证明其系合理顺延工期，该案一审根据平和嘉泰公司的申请依法委托鉴定机构对该40份签证单上手写字迹和“监理单位”处所盖印章的形成时间进行鉴定，鉴定结论为手写字迹和印章的形成时间分别为“2012年5月后”和“2012年9月或近其左右形成”，平和嘉泰公司同意该鉴定结论，（2015）闽民终第402号根据该鉴定结论作出“上述40份签证单惠建发公司事后制作，惠建发公司并没有按照合同约定在其所主张的顺延事由发生后14天内向监理或建设单位书面报告，因此该40份签证单不能作为认定工期顺延的证据”和“经原审法院委托司法鉴定，证实惠建发公司提供的上述40份签证单系事后制作，由于惠建发公司提供的上述证据不真实，故为鉴定上述证据真实性而产生的费用依法应由惠建发公司承担”的认定，根据上述鉴定意见和生效判决认定，可以说明另案生效判决仅对该40份签证单上的形成时间进行了鉴定，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并未进行鉴定，（2015）闽民终第402号关于该40份签证单“不真实”的认定系根据惠建发公司提交该40份签证单的证明对象即“合理顺延工期”是否真实所作，并未涉及该签证单其他内容的真实性，故平和嘉泰公司主张该40份签证单系伪造，依据不足。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最高法民再34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最高法民再34号
【裁判摘要】已支付购房款但未取得产权方能否起诉未支付购房款取得产权登记方构成不当得利？——樊××认为，生效判决认定史××取得房屋所有权，但其未支付房款，故而构成不当得利。二审法院将本案定性为不当得利纠纷正确。．．．．．．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樊××已证明涉案房产为其向洛溪地产购买，而在该房产被认定为属史××所有的情况下，樊××有理由请求史××向其支付购房款。对此，史××须举证证明其已经向樊××支付了购房款，方可构成有效抗辩，否则，樊××关于史××未支付购房款而取得房屋产权构成不当得利的主张即为成立。质言之，樊××支付了案涉房产的购房款，但未能取得该房产的所有权；与此相对应，史××取得了该房产的所有权，如不能证明已经支付了对价，其因此取得的利益正是樊××所遭受的损失，两者之间构成法律上的因果关系。由此可见，本案的关键在于，史××能否证明其向樊××支付了购房款。二审法院认为，樊××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史×ד无法律上的原因”取得案涉房屋的产权登记证书导致自身受损，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其举证责任分配不当，认定事实、适用法律均有明显错误，应予纠正。第三，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史××向樊××支付了购房款。在本案再审庭审中，史××认可本案存在两个房屋买卖合同关系，一是樊××从洛溪地产处购买案涉房屋，二是樊××将该房产转卖给史××，并主张其已经支付了购房款。．．．．．．综上，史××不能证明其已实际向樊××支付了案涉房屋的购房款，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其应向樊××支付案涉房屋的购房款及利息，以及与购房相关的转名费、印花费、房产证费等樊××交纳的税金或费用。
摘要2：【摘要】不当得利诉讼时效起算——《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八条规定：“返还不当得利请求权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当事人一方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不当得利事实及对方当事人之日起计算。”本案中，史××于2013年以案涉房屋所有权人的身份起诉樊××１的弟弟樊××２之后，樊××１便起诉请求确认其为案涉房屋的所有权人，此时双方对于案涉房屋的所有权归属仍存有争议，直至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9月18日作出生效判决后，案涉房屋才确定归史××所有。因此，樊××１知晓不当得利事实的时间应为该判决送达之日，其提起本案诉讼的时间为2017年6月8日，原审法院认定其起诉并未超过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并无不当。
【笔记】法院驳回当事人管辖权异议裁定生效后，在作出生效判决前当事人还能否寻求其他救济途径？
摘要1：问题：原审法院确无地域管辖权但原审法院驳回当事人管辖权异议裁定已经生效，当事人在作出生效判决前还能否寻求其他救济途径？
解读：原审法院确无地域管辖权，但原审法院驳回当事人管辖权异议裁定已发生法律效力但尚未作出生效判决，当事人可以请求上级法院依照审判监督程序依职权裁定撤销该错误裁定并将案件移送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审理。
摘要2：
【笔记】原告主张被告对生效判决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是否构成重复起诉？
摘要1：解读：原告主张被告对生效判决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不属于重复起诉。
摘要2：
【笔记】申请执行人能否以其债权受偿受生效判决影响为由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
摘要1：解读：申请执行人的债权受偿受生效判决影响属于单纯事实上、经济上的影响，并不构成“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不符合第三人撤销之诉的实体性条件，其无权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8)最高法行申4932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8)最高法行申4932号
【裁判摘要】行政诉讼中，人民法院判决撤销被诉行政行为后，是否意味着应当将当事人的权利义务恢复到撤销之前的状态，行政机关作出将当事人权利义务恢复到撤销前状态的行政行为，是否属于执行人民法院生效判决的行为，应当根据生效判决认定的事实和作出撤销判决的理由具体判断。如果生效行政判决彻底否定据以作出被诉行政行为的事实认定或法律适用，从根本上否定被诉行政行为存在的合法性，则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应当恢复到撤销前的状态，行政机关根据该生效行政判决，作出将当事人权利义务恢复到撤销前状态的行政行为，属于执行人民法院生效判决的行为；如果生效行政判决撤销被诉行政行为的理由，仅仅是认为被诉行政行为认定事实不清，主要证据不足，或者认为行政行为适用法律、法规错误，违反法定程序，超越职权等，需要有权的行政机关重新作出行政行为的，则不能认为生效判决已经确认当事人的权利义务需要恢复到撤销前的状态，即便是撤销判决未在判决主文中作出责令被告重新作出行政行为的判项，也是需要行政机关依职权重新进行处理。在此情形下，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将当事人的权利义务恢复到撤销之前状态，与生效行政判决内容不一致，是行政机关自行判断作出的新的行政行为，不属于执行人民法院生效判决的行政行为。
摘要2：【摘要】本案中，1号撤销变更登记行为撤销2007年3月29日海南省工商局变更登记的理由是，国浩公司未在海南省商务厅批复规定的期限内支付全部对价，24号复函确认京灏公司的外商投资企业批准证书自动失效；（2009）琼行终字第1号生效行政判决撤销1号撤销变更登记行为的主要理由是，国浩公司已经按约定向北大青鸟公司支付人民币5亿元整，不再为并购京灏公司承担其他付款义务，且24号复函是两个行政机关之间的内部往来公文，不能看作是撤销国浩公司并购京灏公司行政许可的决定。两相对照，生效行政判决显然是彻底否定了被诉1号撤销变更登记行为的全部事实和理由，撤销判决的法律后果应当是将当事人的权利义务恢复到撤销前的状态。据此，一、二审判决认为海南省工商局于2014年10月10日作出的恢复工商登记行为，是执行人民法院生效判决的行为，不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符合本案的事实和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北大教育公司和北大公学公司主张，（2009）琼行终字第1号行政判决撤销的是1号撤销变更登记，并不是工商变更登记行为，海南省工商局根据24号决定而非生效行政判决作出被诉恢复京灏公司股东变更登记行为。但是，由于（2009）琼行终字第1号行政判决是彻底否定1号撤销变更登记行为的事实认定和决定理由，判决结果是要将当事人的权利义务恢复至撤销前的状态。所以，无论是24号决定，还是被诉恢复京灏公司股东变更登记行为，都是根据（2009）琼行终字第1号行政判决作出的行政行为，均属于不可诉的行政行为。
【笔记】根据生效判决享有权利人是否具有申请执行主体资格？
摘要1：问题：生效判决享有权利第三人是否具有申请执行主体资格？
解读：（１）《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第１８条第１款第２项之规定，“申请执行人是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权利人或其继承人、权利承受人；”（２）根据生效判决享有权利的人具有申请执行主体资格。
摘要2：【注解】执行依据确定债务人直接向第三人履行，第三人虽然是实际受益人，但并未否定债权人的法律地位，债权人具备申请执行的主体资格，有权就此项内容向法院申请执行，请求债务人直接向第三人履行。
【笔记】破产撤销权所涉及权利已被生效判决书所确认是应当通过审判监督程序改判还是行使破产撤销权予以撤销？
摘要1：解读：破产程序属于特别程序，即使破产撤销权所涉及权利已被生效判决所确认，也无需通过审判监督程序改判，不影响行使管理人行使破产撤销权予以撤销。
摘要2：
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闽民申4461号
摘要1：【案号】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闽民申4461号
【裁判摘要】范××与陈×通过协商达成和解，履行法院生效判决。虽然范××与陈×签订《协议书》约定的金额比民事判决书判决的金额少9万多元，但其约定的金额为38万元，多于范××需偿还胡××的20万元及利息和违约金。当事人自觉履行法院生效判决系当事人自觉履行义务的行为，范××适当放弃部分权利的行为，目的是为了其自身债权的顺利实现，最大限度地保全其债权，实际上并未减损其偿债能力，客观上亦未损害范××之债权。虽然范××与陈×签订的《协议书》约定的款项系通过代理人黄××的账户收款，但并不能据此得出范××通过与陈×签订案涉《协议书》逃避法院强制执行的结论。因此，范××与陈×通过协商达成和解，履行法院生效判决的行为，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四条规定的债权人可予行使撤销权之情形。
摘要2：【案号】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闽01民终7005号
【摘要１】一审法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和解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规定：“当事人可以自愿协商达成和解协议，依法变更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权利义务主体、履行标的、期限、地点和方式等内容。和解协议一般采用书面形式。”陈×与范××就履行（2013）仓民初字第4453号判决书及（2014）榕民终字2406号民事判决签订《协议书》不违反法律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四条规定：“因债务人放弃其到期债权或者无偿转让财产，对债权人造成损害的，债权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债务人的行为。债务人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对债权人造成损害，并且受让人知道该情形的，债权人也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债务人的行为。撤销权的行使范围以债权人的债权为限。债权人行使撤销权的必要费用，由债务人负担”。虽然陈×与范××就履行×××民事判决签订的《协议书》约定的执行款金额比上述民事判决书判决的金额少了9万多元，但是范××所放弃的债权的额度不属于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的行为，胡××亦未提交充分有效证据证明范××有恶意放弃到期债权或者无偿转让财产行为，故胡××的要求依法撤销范××和陈×于2014年11月18日签订的《协议书》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摘要２】二审法院认为，通过法院执行生效判决并不是履行生效判决的唯一方式，当事人通过自动协商、达成和解，履行法院生效判决并非法律所禁止；当事人自觉履行法院生效判决系当事人尊重法院判决，自觉履行法定义务行为。在自动履行法院生效判决过程中也大量存在通过协商适当放弃部分权利，并达成和解协议的情况，这些放弃部分权利的情形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
【解读】（１）事实和理由：三、本案中胡××对范××的债权为20万元，合同法第74条规定撤销权的行使范围以债权人的债权为限，一审判决收取上诉人8546元诉讼费，不合理。（２）一审法院：案件受理费8546元，由胡××负担。（３）二审法院：上诉认为“一审法院未按撤销权的行使范围收取诉讼费不合理”有理，予以支持，本院依法对诉讼费予以认定。二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2125元，二审案件受理费2125元，均由胡××负担。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最高法民申4940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最高法民申4940号
【裁判摘要】提起执行异议的案外人应相对于执行案件而言并非相对于做出原判决、裁定的原案；非执行案件的当事人有权依法提出案外人执行异议、提起执行异议之诉——本案二审裁定以邢××系原案当事人及邢××提出的排除执行的理由与“原判决有关”为由，认定邢××起诉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七条规定的提起执行异议之诉条件，属适用法律错误。第一，关于邢××是否属于可以提起本案执行异议之诉的案外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七条规定：“执行过程中，案外人对执行标的提出书面异议的，人民法院应当自收到书面异议之日起十五日内审查，理由成立的，裁定中止对该标的的执行；理由不成立的，裁定驳回。案外人、当事人对裁定不服，认为原判决、裁定错误的，依照审判监督程序办理；与原判决、裁定无关的，可以自裁定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根据此条规定，提起执行异议的案外人应相对于执行案件而言，并非相对于做出原判决、裁定的原案。本案邢××虽然是程××诉张××、邢××民间借贷纠纷案的当事人，但该案原审判决、再审判决均未判决邢××承担民事责任，案件进入执行程序后，邢××不是被执行人，并非执行案件的当事人，故其符合上述法律规定的“案外人”，有权依法提出执行异议、提起执行异议之诉。第二，关于邢××在本案执行异议之诉中提出的诉讼请求是否与原判决有关。程××诉张××、邢××民间借贷纠纷案是程××起诉要求张××归还借款460万元，并以该债务属于张××、邢××夫妻共同债务为由，请求判令邢××承担共同偿还责任。该案原审判决判令张××偿还程××借款债务。因张××、邢××均未出庭，法院未查清二人是否夫妻关系，以程××未能提供证据证明二人是夫妻关系为由驳回了程××要求邢××承担共同偿还责任的诉讼请求。该案原审判决作出后，因张××申请再审，法院经审查裁定再审该案。进入再审后，邢××在诉讼中主张其与张××已于2011年离婚，法院经调查后在判决中对双方是否离婚未作出认定，只是认定：经丛台区法院到东光县民政局婚姻登记处调查，该局证实自2011年9月7日至2016年5月9日没有邢××与张××办理离婚的登记记录。该案再审生效判决维持了原审判决。再审判决作出后，程××申请执行。
摘要2：（续）因执行法院查封了本案案涉的五处房产，邢××以该五处房产均系其与张××夫妻关系存续期间购买、系夫妻共同财产为由，提出执行异议，被驳回后，提起本案执行异议之诉。纵观整个案件的审判及执行情况来看，邢××在本案执行异议之诉中提出的确认被作为执行标的的案涉五处房产系其与张××夫妻共有，不得执行的诉讼请求，与原判决不是基于同一法律关系，与原案审理的民间借贷纠纷并无关联，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零五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的情形。综上，在程××诉张××、邢××民间借贷纠纷案件生效判决未判邢××承担共同偿还责任的情况下，邢××基于案涉五处房产系其与张××夫妻关系存续期间购买、为夫妻共同财产，提起本案执行异议之诉，提出确认该五处房产为夫妻共同财产等诉请，符合法律规定的受理条件。
最高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17)最高法执复16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17)最高法执复16号
【裁判摘要】不能将请求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债务利息作为申请执行人无条件的权利，应当允许执行法院在特定案件中根据被执行人的申请，根据双方在履行债务过程中的表现及过错等相关因素酌情减轻或免除加倍支付迟延利息——依照民诉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被执行人未按生效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该条规定于执行措施一章中，其主要目的是为了通过制裁不按照生效法律文书指定期间履行的行为，达到促使债务人及时履行义务的目的，同时也进一步补偿债权人因迟延履行造成的损失。通常情况下，生效判决确定的债权未得到实现，执行程序被启动的，可以推定是因为被执行人迟延履行义务的结果，执行部门因而主动依法起算迟延履行利息。但是，在个案中查明债务人有积极履行债务的具体行动，而债权人对债务未履行负有一定责任的情况下，如果对此具体情况完全不予以考量，一律无条件要求被执行人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则将对积极诚信履行债务的人施以制裁，此与设置迟延履行利息以达到促使债务人普遍积极履行义务的立法目的不符。因此，不能将请求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债务利息作为申请执行人无条件的权利，应当允许执行法院在特定案件中根据被执行人的申请，根据双方在履行债务过程中的表现及过错等相关因素酌情减轻或免除加倍支付迟延利息。本案需要考虑以下因素：首先，本案判决生效后，武汉国土局为了履行债务作了如下工作：一是在判决确定的给付期间内提请财政审批拨付了案款；二是在判决确定的给付期间内采取邮政快递、报纸公告等方式通知债权人受领案款；三是2015年2月12日发函并派员前往审判部门询问债权人账户信息并请求将案款付至法院账户。上述做法表明，武汉国土局在判决生效后并无怠于履行债务、拖延还款的意图，其曾已经取得了财政部门审批准备了案款，具备了向时利和公司支付的条件，且通过一定途径向债权人发出通知，向审判机关寻求帮助，即采取各种措施积极准备履行判决确定的义务。此种诚信履行义务的积极行动应当得到肯定。人民法院缺乏在判决生效后、执行程序启动前接受债务人向法院账户支付债款的相关制度，也是债务人不能及时解除责任的原因之一。而时利和公司作为债权人，对于武汉国土局履行债务应当给予基本的配合，即提供账号信息。如果在此期间时利和公司与武汉国土局取得联系，
摘要2：（续）则完全不需要启动强制执行程序而使判定债权得到实现。由于时利和公司未预留账户信息，住所地无人办公，未在判决确定的期限内与武汉国土局联系，致使武汉国土局未能在具备案款支付条件时顺利履行判决确定的债务，时利和公司应当承担一定的责任。其次，武汉国土局亦并未充分尽到使债务得到履行的责任。当然本院认为该责任不在于其未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一条的规定进行提存。依该条规定，债务人可以选择提存方式清偿债务，但该选择应是债务人的权利，而非债务人的法定义务。提存公证收费的通常做法是，提存公证的申请人先行交纳公证费用，办理提存后，受领人受领时可以提取的是提存本金及其产生的活期存款利息。因此，如果确实进行提存，不仅增加债务人负担，债权人在利息方面的利益也将受到减损。且武汉国土局申请财政审批该费用确实存在现行财务规则方面的障碍。因此，将武汉国土局未办理提存公证视为其未尽到履行责任，不尽合理。．．．．．．第三，本案生效判决将武汉国土局支付一般债务利息的截止期限设定为“判决确定的给付之日”，即判决生效后三十日。此类判项实际上是适应2014年8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程序中计算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施行前，人民法院在执行实务中将判决确定的一般债务利息计算到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给付日期，此后按照同期银行贷款利率的双倍计算迟延履行利息的做法。但本案判决生效于上述司法解释之后，依该解释，人民法院在执行中计算迟延履行利息的方法发生了变化，将迟延履行利息区分为一般债务利息和加倍部分的迟延履行利息，一般债务利息按照判决确定的方式计算，加倍部分的迟延履行利息的利率标准统一确定为日万分之一点七五，其计算结果接近于一般债务利息。鉴于本案债务未能实际履行的客观情况，可考虑以加倍部分的迟延履行利息弥补债权人一般债务利息的损失。综合以上因素，本院酌定将湖北高院审判人员就武汉国土局询问时利和公司账户信息及向该院账户付款的请求作出明确答复之日作为加倍部分迟延履行利息计算的时间节点。自判决确定的履行期限届满截止该答复之日，可视为武汉国土局的行为不构成迟延履行，不承担该期间内的迟延履行利息；从该答复之日起，武汉国土局应当承担迟延履行利息。
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17)苏执复106号
摘要1：【裁判摘要】（１）利息所得以取得所得的个人为纳税人，以直接向纳税人支付利息的单位和个人为扣缴义务人，扣缴义务人如不依法履行扣缴义务，将被税务机关处以罚款；（２）扣缴义务人在支付利息的同时一并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的行为应视为其已经按照生效判决履行义务——第一，《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第二条第七项规定，利息、股息、红利所得应纳个人所得税。第八条规定：“个人所得税，以所得人为纳税义务人，以支付所得的单位或者个人为扣缴义务人。”《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三十条第二款规定：“扣缴义务人依法履行代扣、代收税款义务时，纳税人不得拒绝。”故利息所得以取得所得的个人为纳税人，以直接向纳税人支付利息的单位和个人为扣缴义务人。扣缴义务人在向个人支付应纳税所得时，应代扣代缴个人应纳的个人所得税税款。《税收征收管理法》第69条规定：“扣缴义务人应扣未扣、应收而不收税款的，由税务机关向纳税人追缴税款，对扣缴义务人处应扣未扣、应收未收税款百分之五十以上三倍以下的罚款。”故扣缴义务人如不依法履行扣缴义务，将被税务机关处以罚款。本案中，生效判决确定凯威公司应归还许×借款19625980元并支付相应利息，凯威公司系直接向纳税人支付利息的扣缴义务人。根据凯威公司结欠利息及已付利息之和计算得出的应纳税款5784921.15元，由凯威公司向税务机关代缴代扣符合上述法律规定。第二，凯威公司在案件审判过程中未进行应纳税款的代缴代扣，并不意味着凯威公司放弃其代扣代缴的义务。且扣缴义务人的代扣代缴义务系法定义务，并不以纳税人的授权为依据。故许×主张凯威公司已经放弃代扣代缴义务或属于无权处分行为，没有法律依据，依法不予支持。第三，复议申请人援引的《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六十九条规定：“扣缴义务人应扣未扣、应收而不收税款的，由税务机关向纳税人追缴税款，对扣缴义务人处应扣未扣、应收未收税款百分之五十以上三倍以下的罚款。”该条文系对扣缴义务人未依法履行扣缴义务时承担何种法律责任的规定，并不能得出扣缴义务人可以放弃其法定扣缴义务的结论，而本案中，被执行人凯威公司已经依法履行其扣缴义务，并不存在应扣未扣、应收而不收税款情形，该条法律规定并不适用于本案。第四，《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第一条规定：“在中国境内有住所，或者无住所而在境内居住满一年的个人，从中国境内和境外取得的所得，依照本法规定缴纳个人所得税。
摘要2：（续）在中国境内无住所又不居住或者无住所而在境内居住不满一年的个人，从中国境内取得的所得，依照本法规定缴纳个人所得税。”本案中，利息所得的个人所得税的纳税人系取得利息的申请执行人许×，凯威公司并非纳税人，只是扣缴义务人，其所代扣代缴的个人所得税产生于申请执行人取得的利息，应由申请执行人在所得利息中支出，而非由凯威公司承担。因此，凯威公司在支付利息的同时一并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的行为应视为其已经按照生效判决履行义务。
【笔记】民法典实施后法院生效判决主文中能否直接明确担保人追偿权并向法院申请执行？
摘要1：解读：民法典实施后担保人仍然可以在法院生效判决主文中直接明确担保人追偿权并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在执行程序中直接实现担保人追偿权。
【注释１】（1）《担保法解释》第４２条只是规定判决书主文中明确追偿权的，保证人无须另行诉讼，未规定抵押担保人履行担保债务后行使追偿权的方式；（２）《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判决书主文已经判明担保人承担担保责任后有权向被担保人追偿，该追偿权是否须另行诉讼问题请示的答复》明确担保人（包括保证、抵押和质押等）可以适用《担保法解释》第42条规定行使追偿权。
【注释２】生效法律文件已经载明担保人承担担保责任后可向主债务行使追偿权——（１）担保人在承担担保责任后无须另行提起追偿权诉讼，可以持原执行依据和履行凭证等证明材料直接向有管辖权法院申请执行主债务人（但追偿权范围限于担保责任范围内）；（２）执行法院立案后应当作出主债务人偿还的追偿裁定作为执行依据（不允许上诉但可复议一次）。
【注释３】生效法律文书载明追偿权可以直接申请执行在于追偿权本质是一种代位请求权（原债权人退出债权，担保人取得债权人地位），执行依据载明的追偿权转化为具有可执行性。
摘要2：【注解】生效法律文书仅确定连带责任人之间享有追偿权但未明确各连带责任人应承担的责任份额——承担清偿责任后的连带责任人不能直接申请执行其他连带责任而应当另行诉讼取得执行依据。——参考案例：最高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18)最高法执监240号
北京金融法院民事判决书(2022)京74民终119号
摘要1：【裁判摘要１】提示付款待签收是否可以视为拒绝付款？——《票据法》第六十一条规定，汇票到期被拒绝付款的，持票人可以对背书人、出票人以及汇票的其他债务人行使追索权。汇票到期日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持票人也可以行使追索权：(一)汇票被拒绝承兑的；(二)承兑人或者付款人死亡、逃匿的；(三)承兑人或者付款人被依法宣告破产的或者因违法被责令终止业务活动的。根据上述规定，追索权分为拒付追索权和非拒付追索权，因本案不存在上述规定中第二款规定的非拒付追索权的情形。本案中，是否构成拒付追索，提示付款待签收是否可是视为拒绝付款，本院认为，首先，已有生效判决可以确认持票人顺发公司在提示付款期内进行了提示付款，在此之后承兑人发出公告，对延期兑付的相关事宜进行了公告。因此，认定承兑人视为拒绝承兑。其次，《电子商业汇票业务管理办法》第六十条规定，电子商业承兑汇票承兑人在票据到期后收到提示付款请求，且在收到该请求次日起第3日(遇法定休假日、大额支付系统非营业日、电子商业汇票系统非营业日顺延)仍未应答的，接入机构应按其与承兑人签订的《电子商业汇票业务服务协议》，代为进行处理。而根据已有生效判决查明的事实可以看出，持票人在票据到期后提示付款，承兑人未及时应答，从票据状态看接入机构也未及时代为处理。因案涉汇票为电子商业汇票，根据目前的商业汇票系统，如承兑人对于持票人的提示付款请求不予回应，相关接入机构也未及时代为处理，持票人将无法通过系统取得拒付证明。结合宝塔财务公司的公告及持票人发出《律师函》后亦未作回应的情形，案涉汇票已被拒绝付款。《电子商业汇票业务管理办法》第六十六条规定“持票人在提示付款期内被拒付的，可向所有前手拒付追索。”故持票人依法取得了对其前手的追索权。中冀建勘公司作为顺发公司的前手，在履行清偿义务后，享有对其前手的再追索权。
摘要2：【裁判摘要２】持票人的拒绝事由通知义务系其法定义务，也是为了给前手相应的准备时间；但持票人未履行通知义务，并不影响追索权的行使，只是因延期通知给其前手或者出票人造成损失的，由没有按照规定期限通知的汇票当事人，承担对该损失的赔偿责任，但是所赔偿的金额以汇票金额为限——《票据法》第六十六条规定：“持票人应当自收到被拒绝承兑或者被拒绝付款的有关证明之日起三日内，将被拒绝事由书面通知其前手；其前手应当自收到通知之日起三日内书面通知其再前手。持票人也可以同时向各汇票债务人发出书面通知。未按照前款规定期限通知的，持票人仍可以行使追索权。因延期通知给其前手或者出票人造成损失的，由没有按照规定期限通知的汇票当事人，承担对该损失的赔偿责任，但是所赔偿的金额以汇票金额为限。”由此可见，持票人的拒绝事由通知义务系其法定义务，也是为了给前手相应的准备时间。《票据法》第六十三条持票人因承兑人或者付款人死亡、逃匿或者其他原因，不能取得拒绝证明的，可以依法取得其他有关证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票据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2020年修正)第七十条规定，票据法第六十三条所称“其他有关证明”包括公证机构出具的具有拒绝证明效力的文书。承兑人自己作出并发布的表明其没有支付票款能力的公告，可以认定为拒绝证明。因此，在出现付款人或承兑人未能及时应答的情况时，一则持票人可以将此过程进行公证，二则可以将宝塔财务公司的公告内容书面通知其前手，二者择其一均可。即便按照当时的司法解释规定，持票人也可以选择公证机构出具具有拒绝证明效力的文书向其前手进行书面通知。由此，一审法院认定视为拒绝付款情况下持票人不负有向其前手或其他票据债务人的通知义务，本院难以认同。但持票人未履行通知义务，并不影响追索权的行使，只是因延期通知给其前手或者出票人造成损失的，由没有按照规定期限通知的汇票当事人，承担对该损失的赔偿责任，但是所赔偿的金额以汇票金额为限。该汇票金额应当包括汇票票面金额及相应的息费。但根据已有生效判决查明的事实，顺发公司未能将上述事由及时通知其前手，顺发公司向其前手中冀建勘公司追索权的金额应限于汇票金额。一审法院由此认定中冀建勘公司向其前手再追索的金额也限于票面金额及相应的息费，处理并无不当。
【笔记】生效判决未适用最高人民法院作出复函是否属于适用法律确有错误再审事由？
摘要1：解读：（１）复函不属于司法解释，不具有普遍约束力，不属于“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的“法律”；（２）生效判决未适用最高人民法院作出复函不属于适用法律确有错误再审事由。
摘要2：
【笔记】申请执行人能否申请追加另案生效判决确定对本案执行债务承担共同清偿责任的案外人为被执行人？
摘要1：解读：（１）另案生效判决确定案外人对本案执行债务承担共同清偿责任不构成追加被执行人的法定事由；（２）执行法院可根据申请执行人的申请在本案执行中一并执行另案生效判决（合并执行）。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21)最高法执监173号
摘要1：【裁判摘要】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是：广州中院直接将将红石公司列为本案被执行人并对其采取执行措施是否违反法律规定。根据本案查明事实，在云南高院(2017)云民初28号案中，中建公司、广州银行海珠支行的诉讼请求即是要求红石公司对(2013)穗中法金民初字第405号、第814号民事判决确认的石锁公司债务承担清偿责任。据此，云南高院作出(2017)云民初28号民事判决，判令红石公司应当“对广州中院作出的(2013)穗中法金民初字第405号民事判决书中第一项借款本金2亿元和第二项借款利息、复利、罚息及(2013)穗中法金民初字第814号民事判决书中第一项借款本金3亿元及利息、复利、罚息判决石锁公司应当承担偿还责任的两案款项”共同承担清偿责任，且应当结合广州中院两案的执行情况来确定红石公司的清偿义务，并且明确如果在红石公司实际履行了该判决项下的偿还义务，则在广州中院两案中不再偿还。由此可以看出，云南高院(2017)云民初28号民事判决本身即是根据中建公司和广州银行海珠支行的诉讼请求，对红石公司就广州中院(2013)穗中法金民初字第405号、第814号民事判决具体应当如何承担清偿责任作出的裁判，只有将云南高院(2017)云民初28号民事判决和广州中院(2013)穗中法金民初字第405号、第814号民事判决结合起来，才能明确本案中各债务人应当承担的清偿责任。云南高院(2017)云民初28号民事判决已经确认红石公司是广州中院两案的共同债务人，故广州中院依据生效判决确认的事实，直接将红石公司列为本案被执行人并对其采取强制执行措施，并不违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在广州中院已对同一笔案涉债权立案执行的情形下，从避免重复执行和提高执行效率的原则出发，云南高院也无需另立执行案件对(2017)云民初28号民事判决予以执行。因此广州中院将云南高院(2017)云民初28号民事判决一并予以执行，并不违反法律及司法解释关于执行管辖的相关规定。红石公司的申诉理由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案号】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20)粤执复764号
【摘要】执行法院对本案债务立案强制执行后，其他法院另案生效判决确定案外人应对本案执行债务承担共同清偿责任，执行法院对此判决能否合并管辖执行的问题，现行法律、司法解释尚无明确规定。本案中，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7)云民初28号民事判决是针对广州中院已经进入执行程序的债权债务关系作出的确认判决，判令云南红石公司因债务加入对本案执行债务承担共同清偿责任，申请执行的债权以及债权人均未改变，该判决亦指向本案执行依据确定的债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六条关于发生法律效力的民事判决、裁定，当事人必须履行。的规定，云南红石公司作为本案的共同债务人，必须与本案的其他被执行人共同向中建公司、广州银行海珠分行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务，故广州中院在本案执行中一并执行(2017)云民初28号民事判决，并未加重云南红石公司的债务负担，且能够避免重复执行，提高执行效率，更为有效地保护各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如将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7)云民初28号民事判决与广州中院(2013)穗中法金民初字第405、817号民事判决拆分由两地法院分别管辖执行，亦浪费司法资源。因此，广州中院将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7)云民初28号民事判决作为执行依据一并执行，符合民事诉讼法关于执行管辖的立法本意，有利于实现民事强制执行制度公正与效率的双重价值目标，本院予以维持。
【笔记】债务人自动履行生效判决后原判决被撤销能否执行回转？
摘要1：解读：债务人自动履行生效判决确定给付义务后原判决被撤销，履行给付义务的一方当事人可直接向法院申请执行，法院可参照执行回转的规定予以立案执行。
【注解】被告未经执行程序自动履行的内容在原判决被再审撤销后是另行提起不当得利之诉还是参照执行回转没有明确规定——可以参照执行回转制度。
摘要2：
【笔记】申请执行互负义务生效判决能否适用同时履行抗辩权？
摘要1：解读｜申请执行互负义务生效判决涉及适用同时履行抗辩权：（１）履行义务有先后顺序——申请执行权限在后履行一方（先履行义务一方只有在履行完毕自己义务后才能申请执行，否则法院不予受理申请执行或裁定驳回执行申请）；（２）履行义务没有先后顺序——应视为同时履行，双方当事人均有权申请执行。
摘要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