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案号】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7)闽民终1186号
【裁判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设立第三人撤销之诉制度的目的是为了保护受错误生效裁判损害的未参加原诉的第三人的权益，其法律效果是为了改变或者撤销已生效的民事裁判，因此该诉讼的对象是已经生效的民事裁判，因此余××本案提起的第三人撤销之诉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二十一条规定的“有关债务人的民事诉讼”，不属于集中管辖规定调整的范围，故一审裁定认定余××的起诉不符合第三人撤销之诉的管辖规定并无不当。
摘要2：
摘要1：【案号】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浙民申3807号
【裁判摘要１】对原审法院依其自由裁量权对案件事实认定、法律适用以及程序处理等问题进行分析和判断并作出裁判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判执行工作中切实规范自由裁量权行使保障法律统一适用的指导意见》第十二条的规定，只有原审人民法院行使自由裁量权显著不当的，才能按照审判监督程序予以撤销或变更。下级人民法院依法正当行使自由裁量权作出的裁判结果，上级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维持。
【裁判摘要２】履约保证金不属于破产财产有权主张取回权｜收取保证金仅享有占有权并未取得其所有权，保证金的财产权利人对履约保证金享有取回权——本案中，涉案履约保证金是瑞建公司为担保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履行而向发包方中房公司支付的保证金，在建设工程竣工并验收合格后，中房公司应当返还上述款项。瑞建公司在缴纳该笔款项时明确注明为“保证金"，中房公司收取该款项时亦已明知该款项的性质，中房公司对其仅享有占有权，并未取得其所有权。双方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中亦明确约定履约保证金的孳息即利息（按同期中国人民银行活期存款利率计算）由瑞建公司享有，进一步反映出该履约保证金的所有权尚未转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十五条的规定，债务人或者第三人将其金钱以特户、封金、保证金等形式特定化后，移交债权人占有作为债权的担保，债务人不履行债务时，债权人可以以该金钱优先受偿。上述法律条款对货币担保的特定化形式作出了规定，其明确保证金是货币特定化的形式之一。据此，二审判决认定案涉履约保证金以保证金的方式已经将货币特定化，有相应依据。中房公司主张对汇入中房公司账户后的履约保证金享有所有权，该履约保证金没有特定化，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中房公司收受履约保证金后未将履约保证金予以妥善存管，不影响履约保证金的权利归属。中房公司上述不当行为产生的不良法律后果，不应由无过错方即瑞建公司承担。中房公司作为财产权利人，对涉案履约保证金享有取回权。原审判决支持瑞建公司要求中房公司优先偿还与涉案履约保证金等量价值的货币，这并不属于行使自由裁量权显著不当，也不属于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的情形。本院不宜在审判监督程序中轻易撤销或变更并无显著不当的生效裁判文书。
摘要2：【案号】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浙03民终3054号
【摘要】未在规定期限内主张取回权不丧失取回权——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二十六条的规定，权利人依据企业破产法第三十八条的规定行使取回权，应当在破产财产变价方案或者和解协议、重整计划草案提交债权人会议表决前向管理人提出。权利人在上述期限后主张取回相关财产的，应当承担迟延行使取回权增加的相关费用。本案中，瑞建公司未在规定期限内主张取回权，依法应承担相关费用。中房公司主张瑞建公司未在规定期限内主张取回权即丧失取回权，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7)最高法民申4242号
【裁判摘要１】一个债权人针对同一被执行人多笔执行款清偿顺序问题不适用执行分配方案异议之诉，而是对执行行为异议——君慧公司提起执行分配方案异议之诉，认为北海中院在执行4200万案、4000万案、6000万案过程中，应将执行款项79794043.66元先清偿4200万、4000万元，而非6000万案。该异议本质是对人民法院4200万案、4000万案及6000万案执行行为的异议。因案涉《执行款物分配方案》主要是确定多个债权人参与分配的顺序和受偿金额，且君慧公司对该分配方案确定的债权人参与分配的顺序并无异议，故原判决认定即使君慧公司对6000万案执行行为提出异议，不属于本案审理范围并无明显不当。
【裁判摘要２】在没有充分证据证明被执行人存在主观恶意损害他人合法权益的情形下，被执行人请求优先履行同一债权人多笔债权的其中一笔债权应予支持——在4200万案、4000万案、6000万案申请执行人均为北海农行，被执行人均为北生集团、广厦集团的情况下，2014年7月20日广厦集团提交《关于请求主动履行债务并尽快结案的报告》，自愿履行最先立案的6000万案剩余债权,并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广厦集团自愿履行生效裁判文书确定的义务，主要为了解除对质押物及对应被查封物的查封。在没有充分证据证明广厦集团的自愿履行行为存在主观恶意损害他人合法权益的情形下，原判决认定6000万案已由北海中院执行完毕予以结案，亦无明显不当。
摘要2：
摘要1：【案号】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9)赣行申41号
【裁判摘要】在上下班途中发生交通事故，在交警部门无法认定事故责任的情况下，人社部门没有证据证明职工承担主要责任的，其他不予认定工伤证据不足——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第一款规定：“人民法院审理工伤认定行政案件，在认定是否存在《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六)项‘本人主要责任’时，应当以有权机构出具的事故责任认定书、结论性意见和人民法院生效裁判等法律文书为依据，但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事故责任认定书和结论性意见的除外”。因此，有权机构出具的事故责任认定书是人民法院审理工伤认定行政案件的重要证据，但并非前提条件。通常情况下，交通事故发生后交警部门结合现场调查情况能够作出事故责任认定书，但本案因事故现场无直接目击证人等原因，致事故责任无法确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第二款规定，有权机构出具的事故责任认定书、结论性意见等法律文书不存在或者内容不明确，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就前款事实作出认定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其提供的相关证据依法进行审查。该款规定明确了在交警部门无法认定事故责任的情况下，社会保险行政部门仍应依法作出事实认定。同时，该条还明确了法院对社会保险行政部门作出的事实认定应结合其提供的相关证据依法进行审查。本案中，樟树人社局在交警部门无法认定事故责任的情况下对本案事故开展了调查核实，对黎××的同事杨×、禹××分别进行了询问。根据其对杨×、禹××所作的询问笔录显示，只有禹××对事故责任情况进行了一些描述，该描述称“交警……进行勘探后说未发现其他车辆和黎××有碰撞的痕迹”，但交警部门在其出具的《交通事故证明》中并未说明“未发现其他车辆和黎××有碰撞的痕迹”，且禹××是在黎晓清发生事故后才到事故现场的，不是黎××发生事故时的目击证人，故其证言不能作为认定黎××负事故全部责任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四条第一款规定：“被告对作出的行政行为负有举证责任，应当提供作出该行政行为的证据和所依据的规范性文件。被告不提供或者无正当理由逾期提供证据，视为没有相应证据。…”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六)项的规定，职工在上下班途中遭遇交通事故的，除本人承担主要责任外，应当认定为工伤。
摘要2：（续）本案中，樟树人社局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黎××在此次交通事故中承担主要或全部责任，市人社局认为“本案所涉交通事故黎××应当承担事故主要责任”的证据不足，据此，应当认为樟树人社局作出不予认定为工伤的决定所依据的证据不足。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２０２１）最高法民终1203号
【裁判摘要】两公司系实际控制人关系，两公司就案涉借款纠纷并无实质性争议，完全可以自行偿还相关债务，两公司不能就诉讼原因给出合理解释，应驳回诉讼请求——对于翔龙公司主张的94笔借款，与泰和公司之间未就其中任何一笔签订借款合同。判断法人之间是否存在借贷关系，款项交付和借贷合意是判定两者之间借款合同关系成立与否的两项基本要件。泰和公司对于翔龙公司所主张借款事实及欠付金额均表示认可,两公司就案涉借款纠纷并无实质性争议。因翔龙公司系泰和公司实际控制人,不能就本案诉讼原因给出合理解释,应就双方借款、还款事实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九条之规定严格审查。．．．．．．综合全案查明事实、双方诉辩意见及证据情况，翔龙公司作为泰和公司唯一股东时曾起诉泰和公司案涉借款，因无诉的利益，被本院以(2016)最高法民终153号民事裁定驳回起诉。后吴××、刘××与翔龙公司就泰和公司股权发生纠纷，经生效裁判确认并经强制执行。2017年3月23日，泰和公司的股东变更为翔龙公司持有50%股权，吴××、刘××各持有25%股权。翔龙公司认为其已不再是泰和公司唯一股东，故就被驳回起诉的相关借款以及此后发生的借款提起本案诉讼，再次起诉泰和公司。但吴××、刘××未能介入公司管理，王×同时担任两公司法定代表人。翔龙公司系泰和公司实际控制人，两公司就案涉借款纠纷并无实质性争议，泰和公司完全可以自行偿还相关债务，两公司不能就本案诉讼原因给出合理解释。故翔龙公司主张的借款事实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最高法民申5767号
【裁判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四条规定，当事人不服地方人民法院第一审判决的，有权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上一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九十九条规定，当事人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认为有错误的，可以向上一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三条规定，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事实，当事人无须举证证明；但当事人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前述法律规定的判决、裁定存在错误的情形，系指生效裁判的处理结果存在错误，并不包括裁判文书在认定相关事实或论述法律意见过程中发生的错误。另外，人民法院在生效裁判文书中认定的事实，当事人如能提供相反证据予以推翻，则不能作为另案认定事实的当然依据。所以，本案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情况，并不必然对家品公司另行主张权益造成实质障碍。家品公司如果认为一审判决存在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应当在一审法院作出判决后依法提起上诉。其未依法提起上诉，视为认可一审判决。家品公司对于二审判决处理结果，亦无异议。在此情况下，其仅以原审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有误为由请求再审本案，不符合法律规定，不予支持。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最高法民申1789号
【裁判摘要】平安银行东莞分行只申请改判原判决认定事实，但维持原判决结果，不符合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规定的申请再审情形。《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九十九条规定：“当事人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认为有错误的，可以向上一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当事人一方人数众多或者当事人双方为公民的案件，也可以向原审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当事人申请再审的，不停止判决、裁定的执行。”该条中所称的判决有错误，系指判决结果，即判项有错误。当事人仅认为生效裁判认定事实错误，而要求维持判决结果的，不符合该条规定。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九条，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事实，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但该条同时规定：“当事人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即生效裁判认定的事实，如果当事人有充分证据证明，可在他案中进行举证予以推翻，不会对当事人权益产生不可改变的影响。原判决没有对申请人的权益产生确定、必然的损害。
摘要2：
摘要1：解读：股权工商变更登记属于典型的行政确认（备案登记）而不是行政许可，法院生效裁判文书或协助执行通知书即是公司登记机关作出股权变更登记依据，公司登记机关对法院要求变更股权协助执行不作实体审查。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6)最高法民申1268号
【裁判要旨１】《商业银行法》第２４条所规定的商业银行变更持股5%以上的股东应当经银监部门批准，旨在维护银行体系稳定与防控金融风险，商业银行5%以上股东变更如未经银监部门批准，应当认定股权转让合同未生效。
【裁判要旨２】案外人主张以其股权交付请求权对抗申请执行人之金钱债权必须同时具备以下要件：（１）已签订书面转让协议；（２）转让协议合法有效；（３）案外人已交付转让款项；（４）案外人已实际行使股东权利；（５）签订转让协议与实际行使股东权利均在冻结之前；（６）案外人不存在过错。
摘要2：
摘要1：【法官会议意见】在到期债权执行场合，执行法院往往会向次债务人发送履行通知，依据《执行工作规定（试行）》的相关规定，履行通知往往会指定１５天的履行或异议期限，次债务人在履行通知指定的期限内没有提出异议又不履行的，执行法院有权裁定对其强制执行。尽管该裁定性质上属于执行依据，但与生效裁判等执行依据不同，裁定本身并未对债务人与次债务人的权利义务关系进行实体判断，且次债务人也不是以自身对到期债权享有所有权、担保物权等民事权益而提出排除执行，故次债务人的异议只能通过执行复议等执行监督程序救济。
摘要2：
摘要1：【案号】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闽09民申92号
【裁判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不服地方人民法院第一审判决的，有权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上一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该法第十三条第二款规定：“当事人有权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处分自己的民事权利和诉讼权利。”据此，两审终审制是我国民事诉讼的基本制度，当事人如认为一审判决错误，应当提起上诉，通过二审程序行使诉讼权利，即当事人首先应当选择民事诉讼审级制度设计内的常规救济程序，通过民事一审、二审程序寻求权利的救济。再审程序是针对生效判决可能出现的重要错误而赋予当事人的特别救济程序，如在穷尽了常规救济途径之后，当事人仍然认为生效裁判有错误的，其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再审。一审程序后是否上诉，属于当事人对自己民事权利和诉讼权利的处分。对于未提起上诉的当事人，不应再为其提供特殊的救济机制，否则将变相鼓励或放纵不守诚信的当事人滥用再审程序，从而使得特殊程序异化为普通程序。这不仅是对诉讼权利的滥用和对司法资源的浪费，也有违两审终审制的基本原则。本案中，福安市人民法院于2020年6月10日作出(2019)闽0981民初402号民事判决，并以法院专递方式向一重集团大连国际科技贸易有限公司工商登记的住所地邮寄送达民事诉讼文书因“查无此单位”被邮政机关退回后于2020年7月21日向其公告送达了本案的判决书，程序并无不当。一重集团大连国际科技贸易有限公司在法定期限内未提起上诉，应视为其接受一审判决结果。现一重集团大连国际科技贸易有限公司又提出的再审请求，主张一审判决有误应予撤销，明显与其放弃上诉这一行使处分权的行为相悖。故本院对其申请再审事由依法不予审查。
摘要2：
摘要1：解读：（１）最高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２０１７）最高法执监１０６号确立裁判规则，受让股权后公司注册资本保持不变，受让股东不属于未缴纳或者未足额缴纳出资的股东，不应被追加为被执行人；（２）股权让与担保的受让股东在公司注册资本保持不变的情况下，不属于未缴纳或未足额缴纳出资的股东，不应追加为被执行人。
【注释】未缴纳或未足额缴纳出资、抽逃出资情形下申请追加受让股东为被执行人不予准许——（１）出资不是股东转让股东一般不宜在执行程序中申请追加受让股东为被执行人（受让股东知道或应当知道转让股东存在出资不实已被生效法律文书确认或者受让股东应当承担补充赔偿责任已经有生效裁判确认可以据此追加受让股东为被执行人）；（２）出资期限尚未届至的股东转让股权，不能追加未届出资期限的受让股东为被执行人（参考案例：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最高法民申4443号）。
【解析】（１）《公司法解释（三》》第１８条赋予债权人有权要求知道或应当知道瑕疵出资股东转让股权的受让人对该股东出资义务承担连带责任；（２）《执行工作规定》《变更追加规定》均未将受让股东列入可追加被执行人的情形（由于受让股东是否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转让股东瑕疵出资的事实通常不具有外观上的明显性，需要在审判程序中进行实体判断）。
摘要2：【注解】（１）《民法典担保制度解释》第６９条规定：“股东以将其股权转移至债权人名下的方式为债务履行提供担保，公司或者公司的债权人以股东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抽逃出资等为由，请求作为名义股东的债权人与股东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２）名义股东基于股权让与担保的目的并不取得股东资格，并非真正意义上的股东，故不应承担连带责任。
摘要1：【案号】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闽民终1168号
【裁判摘要】本院作出的(2020)闽执复212号民事裁定认定，“拍卖公告中明确载明办理过户过程中产生的买卖双方交易税费及相关欠费(包括但不限于拖欠物业、水电费等)等均由买受人承担，这是契约双方对支付款项的负担约定。竞买方接受该要约参与竞买，自愿选择负担该款项，系其对民事权益的处分。在拍卖成交确认书中，买受人亦申明其已认真阅读并接受本次拍卖有关规定，自觉遵守执行，并当场签署拍卖成交确认书，对拍卖过程及结果均予以认可，对自己的竞买行为负责，愿意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故买受人是在接受公告的所有条款后才实施拍卖行为的，买受人拍下不动产后理应缴纳这些税费。”即该生效裁定确认，尤×作为买受人应根据拍卖公告支付拍卖价款，并承担案涉房产办理过户过程中产生的买卖双方交易税费及相关欠费(包括但不限于拖欠物业、水电费等)等。上述税费中的卖方税费包含了本案讼争的3058433.78元款项。房地产估价是估算房地产在估价时点的客观合理价格或价值，房地产交易发生的税费是由征税机关计算并收取，非其他任何个人或组织可以确定。尤×以其实际缴纳的卖方税费超出《房地产估价报告书》确定的卖方应缴纳的税费，该超出部分是为顺丰公司代垫，属于其对顺丰公司享有的债权，并对该部分债权享有优先权，缺乏依据，且与拍卖合同约定不符。原审判决关于确认尤×对顺丰公司享有垫付税收债权3058433.78元，有权从拍卖价款中优先受偿的认定，缺乏合同和法律依据，且与本院作出的生效裁判存在矛盾，应予纠正。
摘要2：【解读】一审判决：一、确认尤×对顺丰公司享有垫付税收债权金额为3058433.78元；二、顺丰公司应当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从拍卖价款中优先支付该305.843378万元。
【解读２】二审判决：一、撤销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2021)闽09民初60号民事判决；二、驳回尤×的全部诉讼请求。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最高法民再375号
【裁判摘要】买受人请求排除对房屋强制执行异议不属于与确认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的生效裁判有关的异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七条规定的文义，该条法律规定的案外人的执行异议“与原判决、裁定无关”是指案外人提出的执行异议不含有其认为原判决、裁定错误的主张。案外人主张排除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的执行与否定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权利本身并非同一概念。前者是案外人在不否认对方权利的前提下，对两种权利的执行顺位进行比较，主张其根据有关法律和司法解释的规定享有的民事权益可以排除他人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的执行；后者是从根本上否定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权利本身，主张诉争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本身不存在。简而言之，当事人主张其权益在特定标的的执行上优于对方的权益，不能等同于否定对方权益的存在；当事人主张其权益会影响生效裁判的执行，也不能等同于其认为生效裁判错误。根据贾×提起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的请求和具体理由，贾×并没有否定原生效判决确认的中天公司所享有的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贾×提起案外执行异议之诉意在请求法院确认其对案涉房屋享有可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如果一、二审法院支持贾×关于执行异议的主张也并不动摇生效判决关于中天公司享有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的认定，仅可能影响该生效判决的具体执行。因此，贾×的执行异议并不包含其认为已生效的（2016）吉民初19号民事判决存在错误的主张，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七条规定的案外人的执行异议“与原判决、裁定无关"的情形。一、二审法院认定贾×作为案外人对执行标的物主张排除执行的异议实质上是对上述生效判决的异议，应当依照审判监督程序办理，据此裁定驳回贾琼的起诉，适用法律错误，本院予以纠正。
摘要2：【注解】买受人对判决确认有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的房屋还能否请求排除执行？——购房消费者对承包人享有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的房屋有权请求排除强制执行。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最高法民申5931号
《黄某某与厦门双润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等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案》【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最高法民终1946号
【摘要】股权受让人提出执行异议之诉成立要件应当包括：其一，受让人与被执行人应当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签订真实有效的转让合同；其二，受让人应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完成公司股东名册的变更，其可依据股东名册向公司主张股东权利；其三，受让人在查封之前已足额支付转让价款或已依约支付部分价款且将剩余价款按照人民法院的要求交付执行——关于股权被依法查封后，受让人提出执行异议之诉成立的要件|执行异议之诉的基本功能在于通过实体审理程序判断金钱债权申请执行人基于生效裁判对执行标的享有的权利与异议人对执行标的享有的权利谁更具有优先性。申请执行人基于对被执行人享有合法债权，而对被执行人名下执行标的具有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处置，所得价款用于清偿其债权的权利。执行异议之诉制度基本价值取向是基于公平原则，给予符合特定条件的异议人优于普通债权人的特别保护。基于执行异议之诉基本功能与价值取向，除存在法定优先权情形下，受让人提出对执行标的具有优先性因而可以排除强制执行的，一般应当具备以下要件。1.受让人对执行标的权利应当是真实的，且该权利早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即已客观存在。真实性是受让人提出的执行异议能够成立的前提条件，如受让人对执行标的权利为虚假，则无保护之必要，遑论优先保护。人民法院查封之后，任何针对执行标的处分行为均应属无效，故受让人的权利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即已客观存在亦属于其异议能够成立的前提条件。因此，受让人与被执行人应当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签订真实有效的转让合同。2.受让人已实际占有或控制执行标的。在受让人没有实际占有或者控制执行标的情况下，其所享有的仅是请求被执行人依约交付执行标的的权利，该权利属于债权请求权，而债权具有平等性，不能对抗强制执行。在受让人因被执行人的履约行为已实际取得对执行标的占有或控制后，受让人已经可以对执行标的进行占有、使用、收益，而被执行人对执行标的即不再享有上述权益。人民法院在执行程序中对被执行人所采取的强制执行措施，应当以其实际享有的财产或财产性权益为限。在被执行人因丧失对执行标的的占有或控制而对该执行标的不享有任何权益之时，即具有将该财产排除强制执行的可能，
摘要2：（续）也即受让人实际占有或控制执行标的是赋予其优先保护的实质要件。在转让对象系股权的情况下，在认定受让人实际控制执行标的要件时应当考虑到股权的基本特性。股权是股东或出资人对公司所享有的资产收益、参与重大决策和选择管理者等权利，该权利行使的对象是公司。《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二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应当置备股东名册，记载下列事项：（一）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及住所；（二）股东的出资额；（三）出资证明书编号。记载于股东名册的股东，可以依股东名册主张行使股东权利”。据此，股东名册是股东行使股东权利的依据。受让人能够实际行使股权的前提应当是公司股东名册已经变更、受让人已经作为股东记载于股东名册。故受让人应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完成公司股东名册的变更，其可依据股东名册向公司主张股东权利。3.被执行人的责任财产没有因转让行为而不当减少。首先，执行标的原本属于被执行人的责任财产，系债权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处置，用于清偿债务的对象。受让人取得对执行标的占有或控制是基于转让合同关系，而在该基础法律关系中，被执行人转让执行标的的目的是为了获得转让价款。被执行人转让执行标的与受让支付价款构成对待给付关系，两者相互依存，相互构成受领给付的基础。在受让人已经实际支付转让价款或者已依约支付部分价款、剩余价款交由人民法院执行的情形下，被执行人名下财产由该执行标的转化为转让价款，其责任财产范围并没有因转让行为而不当减少。考虑到受让人依约履行支付价款等合同主要义务的情况下，其有权继续保持受领给付状态，可以赋予其排除强制执行的权利。而在受让人未按照合同约定支付转让对价的情况下，受让人因未履行对待给付义务，缺乏对执行标的继续占有的基础。在该执行标的被人民法院依法查封时，即不应赋予受让人排除执行的权利。其次，执行异议之诉基本价值系公平原则。在受让人未支付价款且不愿意将剩余价款交付人民法院执行的情况下，如赋予受让人优于对执行标的采取查封措施且已支付对价的债权人特别保护则有悖于执行异议之诉制度基本价值。再次，现行司法解释关于受让人能够排除执行的规定中均将转让价款的支付作为核心要件之一。2004年颁布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规定》（以下简称为《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规定》）第十七条规定：“被执行人将其所有的需要办理过户登记的财产出卖给第三人，......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最高法民终1292号
【裁判摘要】第三人撤销之诉是针对生效裁判提起的诉讼，一方面是为因故未能参加诉讼而没有获得程序保障、却可能受到生效裁判拘束的第三人提供救济途径，另一方面则是防止第三人的合法权益受到他人诉讼可能导致的侵害。鉴于生效裁判的既判力和法律稳定性，第三人撤销之诉在原告适格性问题上，应当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之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规定的第三人撤销之诉，是指对当事人双方的诉讼标的有独立请求权，或者虽然没有独立请求权，但案件处理结果同他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的第三人，因不能归责于本人的事由未参加诉讼，但有证据证明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的部分或者全部内容错误，损害其民事权益的，可以向作出该判决、裁定、调解书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改变或者撤销原判决、裁定、调解书损害其民事权益的部分或者全部内容。据此，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的主体必须是原案诉讼中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或者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在本案中，谢××所针对的原案之诉讼标的是刘××与刘×之间的赠与合同关系。原案法律关系发生的时间是2006年。谢××不是赠与合同关系中的一方当事人，其将款项借给刘××并非基于对刘××享有案涉房屋权益的依赖，其更非对案涉房屋享有优先权的债权人。谢××作为刘××的普通债权人，对原案的诉讼标的无独立请求权，并非原案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进而言之，原案的处理结果不会导致谢××承担法律义务或责任，谢××亦没有证据证明刘××与刘×存在恶意串通、虚假诉讼的情形。虽然谢××依据（2015）郴民一终字第1156号民事判决申请执行案涉房屋一半产权，原案的处理结果会影响刘××的责任财产情况，进而影响到谢××债权的实现，但这种利害关系仅为事实上的利害关系，而非法律上的利害关系，谢××依旧享有对刘××的债权，故谢××亦非原案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因此，谢××不具备提起本案第三人撤销之诉的主体资格。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最高法民申6019号
【裁判摘要】违约方不享有通知解除合同的权利|（1）使用通知方式解除合同的权利属于享有法定或者约定解除权的当事人才能行使的权利，违约方并不享有单方通知解除权；（2）违约方向守约方发送解除合同的通知不能产生解除合同的法律后果；（3）守约方在对方违约导致合同无法履行的情况下可以终止合同，而不应解读为违约方可以通过严重违约的方式来任意解除或终止合同，否则将鼓励恶意违约行为，有违交易的初衷(案涉租赁合同约定的合同租期为20年)，不利于经济秩序的稳定——关于案涉租赁合同是否业已终止。《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一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的权利义务终止：(一)债务已经按照约定履行；(二)合同解除；(三)债务相互抵销；(四)债务人依法将标的物提存；(五)债权人免除债务；(六)债权债务同归于一人；(七)法律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终止的其他情形。”本案中，居然之家公司以经营不善为由向煜凯丰公司发函，要求解除租赁合同，但使用通知方式解除合同的权利属于享有法定或者约定解除权的当事人才能行使的权利，而居然之家公司作为违约方，并不享有上述单方通知解除权。如居然之家公司认为租赁合同继续履行下去将给其自身造成重大损害因而对其显失公平，应当通过起诉的方式向法院提出解除案涉租赁合同的诉讼请求，故居然之家公司向煜凯丰公司发送解除合同的通知，不能产生解除双方之间租赁合同的法律后果。案涉租赁合同亦不存在其他法律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终止的其他情形。居然之家公司主张其根据案涉租赁合同第15.2条第(3)项约定(即发生不可抗力或一方违约导致合同无法履行的，租赁合同终止)通过撤场腾退物业、于行政机关处办理关店备案、向社会进行公告等多种形式，达到了合同终止的目的和事实状态，对此本院认为，对上述条款的解读，应根据该条款的语境，结合诚实信用原则及鼓励交易等合同法基本原则，进行有利于守约方的体系解读，即：守约方在对方违约导致合同无法履行的情况下可以终止合同，而不应解读为违约方可以通过严重违约的方式来任意解除或终止合同，否则将鼓励恶意违约行为，有违交易的初衷(案涉租赁合同约定的合同租期为20年)，不利于经济秩序的稳定。
摘要2：北京居然之家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马鞍山市煜凯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二审民事判决书
【案号】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皖民终296号
【摘要】在合同履行中居然之家公司以经营不善为由发函，要求解除租赁合同。由于居然之家公司解除合同的事由不符合法定或者约定的解除条件，其不享有单方解除租赁合同的权利，所以居然之家公司向煜凯丰公司发送解除合同的通知，并不能产生解除双方之间租赁合同的法律后果。即使居然之家公司全部撤场，也不能产生解除合同的法律效果。如居然之家公司认为租赁合同客观上已无法继续履行，应当解除，其应当提出解除案涉租赁合同的诉讼请求，在双方未能协商同意解除合同或生效裁判确认解除合同的情形下，煜凯丰公司要求居然之家公司按合同约定支付租金和设备维护费的请求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予支持。
摘要1：【裁判摘要】卖方未开具发票导致买方无法缴纳住房专项维修基金亦无法办理房屋过户手续，属于“非因买受人自身原因未办理过户登记”——用以证明涉案房屋因舒斯贝尔公司的原因没有给范××开具购房发票，范××因此无法缴纳住宅专项维修基金，亦无法办理房屋过户手续——本案中，范××提供了其与舒斯贝尔公司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付款凭据、《舒斯贝尔新天地房屋移交协议书》及《房屋租赁合同》等，证明范××是涉案房屋的权利人。二审审理期间，范××又提供了公证书、涉案《土地登记卡》、《登记卡续表》及系列生效裁判文书等证据，用以证明涉案房屋因舒斯贝尔公司的原因没有给范××开具购房发票，范××因此无法缴纳住宅专项维修基金，亦无法办理房屋过户手续。《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第十九条规定：“销售商品、提供服务以及从事其他经营活动的单位和个人，对外发生经营业务收取款项，收款方应当向付款方开具发票；特殊情况下，由付款方向收款方开具发票”。据此，舒斯贝尔公司作为涉案房屋的销售方，在范××向其支付购房款后，负有向范××开具购房发票的义务。对没有开具发票的原因，舒斯贝尔公司原法定代表人金×出庭作证，证明因该公司没有缴纳相关税费等原因，不愿也无法向范××出具购房发票。证人金×作证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七十三条的规定，双方当事人对证人进行了询问，对证人证言进行了质证。证人金×是有关事实的亲历者，与双方当事人均无利害关系，其证人证言具有客观性，应当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范××提供的《土地登记卡》、《登记卡续表》证明涉案土地因舒斯贝尔公司原因自2013年以来陆续被法院查封至2018年。青岛中院、日照中院等法院的一系列生效文书亦证明，舒斯贝尔公司出售的其他房屋在购房户取得购房发票、缴纳了住宅专项维修基金及税款的情况下，依然无法办理房屋登记过户手续。上述证据之间可相互印证，能够证明因舒斯贝尔公司原因没有给范××出具购房发票，且即使在取得购房发票的情况下，舒斯贝尔公司亦无法为涉案房屋办理过户登记手续。关于住宅专项维修资金，根据《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管理办法》第二条规定，是指专项用于住宅共用部位、共用设施设备保修期满后的维修和更新、改造的资金。该项资金的缴纳以购房发票为计算依据。因舒斯贝尔公司不向范××出具购房发票，住宅专项维修资金亦无法缴纳。综上，范××关于涉案房屋没有办理过户手续非其原因所致的主张成立，
摘要2：（续）本院予以支持。一审法院认定系范××原因导致涉案房屋未能办理过户手续错误，本院予以纠正。范××对涉案房屋提出的异议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规定的情形，其对涉案房屋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一审法院认定范××不具有排除对涉案房屋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有误，本院予以纠正。
摘要1：【裁判摘要】（１）第三人撤销之诉的原告主体必须是第三人；（２）必要共同诉讼当事人无权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而只能提起案外人申请再审程序——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规定：”对当事人双方的诉讼标的，第三人认为有独立请求权的，有权提起诉讼。对当事人双方的诉讼标的，第三人虽然没有独立请求权，但案件处理结果同他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的，可以申请参加诉讼，或者由人民法院通知他参加诉讼。人民法院判决承担民事责任的第三人，有当事人的诉讼权利义务。前两款规定的第三人，因不能归责于本人的事由未参加诉讼，但有证据证明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的部分或者全部内容错误，损害其民事权益的，可以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民事权益受到损害之日起六个月内，向作出该判决、裁定、调解书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人民法院经审理，诉讼请求成立的，应当改变或者撤销原判决、裁定、调解书；诉讼请求不成立的，驳回诉讼请求。”民诉法解释第二百九十二条规定：“第三人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提起撤销之诉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民事权益受到损害之日起六个月内，向作出生效判决、裁定、调解书的人民法院提出，并应当提供存在下列情形的证据材料：（一）因不能归责于本人的事由未参加诉讼；（二）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的全部或者部分内容错误；（三）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内容错误损害其民事权益。”据前述法律及司法解释的规定，林×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首先应当具备（2013）桂民再终字第7号民事案件第三人的主体资格。本案中，林×主张自己未退出龙××与宇恒公司之间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关系，与龙××是案涉商品房的共同购买人。（2013）桂民再终字第7号民事案件审理的是宇恒公司与龙××之间的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即使林×的主张成立，其也应是该案的诉讼标的即案涉商品房买卖合同法律关系的主体之一，与龙××共同享有该合同项下的权利义务，即林×的诉讼地位应当是该案的必须共同进行诉讼的当事人，而非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规定的有独立请求第三人或者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确立的第三人撤销之诉制度，赋予了第三人对错误生效裁判的救济途径。第三人撤销之诉意味着对已生效裁判的效力进行评价，打破已经稳定的法律关系，是对判决的终局性和稳定性的挑战。第三人撤销之诉作为一种事后救济途径，不同于普通民事诉讼，其起诉条件被严格限定。
摘要2：（续）鉴于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第三款明确将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的原告限定为“前两款规定的第三人”，因此不宜再对“第三人”做扩大解释。对于非因自身原因未参加诉讼的必须共同进行诉讼的当事人，民诉法解释第四百二十二条另行规定了救济途径，即“必须共同进行诉讼的当事人因不能归责于本人或者其诉讼代理人的事由未参加诉讼的，可以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八项规定，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之日起六个月内申请再审，但符合本解释第四百二十三条规定情形的除外。”根据前述分析，从程序条件上审查，林×并非广西高院（2013）桂民再终字第7号民事案件的第三人，不具备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规定的第三人撤销之诉的原告资格，原审裁定不予受理林×的起诉正确。若林×认为自己仍然是案涉商品房的共同买受人之一，可以被遗漏的必须共同进行诉讼的当事人身份依照相关规定主张自己的权利。
摘要1：【裁判摘要】在不能直接查明刑事涉案财产属于赃款还是案外人合法债权情况下，公检法不宜直接认定赃款——本案主要争议焦点为案涉4000万元是否属于杨×的非法集资款。．．．．．．据此，无法得出案涉4000万元属杨×的集资款。现在未直接查明案涉4000万元是属杨×集资款还是案外人合法债权的情形下，原审直接依据安阳市公安局高新分局出具的《关于恒康案件涉案资产的侦办意见》、安阳市人民检察院出具的《关于恒康集资诈骗案有关资产问题审查意见》及安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一庭出具的《关于被告人杨×集资诈骗一案涉案资产的处理意见》认定案涉4000万元是杨×在健翔公司期间的集资款，存在认定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的情形。
摘要2：【案号】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豫民再8号
【摘要】关于认定案涉4000万元系集资款有无充足的事实依据。从杨×生效刑事判决认定事实看，案涉4000万元是振动器厂投资款，在公安机关采取扣押、冻结措施的恒康公司的财产权益内。杨×刑事案件审结后，一审法院依法启动了该刑事案件的执行程序并作出（2016）豫05执字第405号裁定，将案涉款项从裴××处提取。李××、韩×不服，提起执行异议和申请复议，本院作出（2018）豫执复323号执行裁定，认定案涉4000万元是杨×在健翔公司期间的集资款。上述生效的刑事判决和执行裁定对案涉4000万元的权属进行了认定。虽然李××、韩华×在此后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执行监督，最高人民法院（2019）最高法执监80号执行裁定撤销本院（2018）豫执复323号执行裁定，但上述执行行为和执行裁定是刑事裁判执行过程中作出，杨×的刑事判决仍然具有法律效力，执行行为据以作出的判决依据仍然存在，李××、韩×认为案涉4000万元被认定为集资款没有生效裁判文书认定、事实依据不充分的主张不能成立，不予支持。
摘要1：【裁判摘要】本案被上诉人作为福建海峡人力资源股份有限公司三明分公司派遣至中国邮政集团公司福建省大田县分公司屏山支局从事邮储营业工作的员工，从大田县城关骑助力车去屏山营业所上班，在去上班的路途中，由于雨天路滑，为躲避在地上的树木不慎摔倒致伤，经医院诊断为右肱骨大结节撕脱性骨折，因此，被上诉人受伤所涉事故，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项和第（五）项规定的交通事故。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一款第（六）项规定："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工伤：……（六）在上下班途中,受到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或者城市轨道交通、客运轮渡、火车事故伤害的。"因此，在上下班途中,受到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伤害，可以认定为工伤。换言之，若本起交通事故属本人负主要责任，则可以不予认定为工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第一款规定："人民法院审理工伤认定行政案件，在认定是否存在《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六）项"本人主要责任"等情形时，应当以有权机构出具的事故责任认定书、结论性意见和人民法院生效裁判等法律文书为依据，但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事故责任认定书和结论性意见的除外"。该条第二款规定："前述法律文书不存在或者内容不明确，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就前款事实作出认定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其提供的相关证据依法进行审查"。该条第二款明确了在有权机构出具的事故责任认定书、结论性意见和人民法院生效裁判等法律文书均不存在的情况下，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就交通事故中"本人主要责任"事实作出认定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社会保险行政部门提供的相关证据依法进行审查。由于上诉人向一审法院所举证据不足以证明被上诉人受到伤害属意外事故及被上诉人在该起交通事故中负主要责任，为此，上诉人作出的不认定为工伤的决定，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法规错误，原审法院作出撤销该工伤认定决定并责令上诉人重新作出行政行为并无不当。
摘要2：
摘要1：【案号】（2017）沪72民初2203号；（2018）沪民终81号
【裁判摘要１】一审法院认为：涉案保险条款要求索赔权利人必须在保险期间内取得生效裁判并申请执行，系采取不合理方式免除保险人主要责任、加重索赔权利人责任、排除索赔权利人主要权利，违背了诚实信用原则，应为无效。
【裁判摘要２】二审法院认为：涉案格式条款规定保险赔付要同时满足多项索赔条件，即“司法机关判决＋保险期内＋通过司法程序要求协助执行”。上述情况都致使投保人、被保险人等发生保险事故后保险索赔难度明显加重，一定程度上排除了投保人、被保险人等依法享有的权利，一审法院对该条款的效力认定并无不妥，据此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摘要2：
摘要1：【裁判摘要】生效判决认定当事人无权解除合同，不影响当事人起诉请求解除合同，不违反一事不再理原则——(2020)闽0102民初3001号民事判决已认定陈×无权仅以发函通知的形式单方解除合同，2019年6月24日所发《关于终止鼓楼区津泰新村××号楼第3层店面合作的通知函》不具有合同解除效力。陈×诉请确认其与叶××签订的《协议》于2019年6月25日解除，本质上是要求确认其发函解除合同行为有效，系对已生效判决的否定，一审认定构成重复起诉，本无不当。但前述生效判决在论述《协议》是否应当继续履行这一争议焦点时，认定双方已经形成合同僵局，陈×自愿以承担违约责任为由要求终止权利义务，在此前提下，应允许陈×起诉请求解除合同。这一认定本院在二审中亦予以维持肯定。综上，陈×发函解除合同行为虽被前诉生效裁判否定，但不影响其可通过诉讼途径解除合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五百八十条规定，为避免当事人诉累，本案宜由一审法院依法向当事人释明变更诉讼请求后，针对案涉《协议》是否达到因无法继续履行而解除的程度这一焦点问题进行审理。
摘要2：【案号】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2)闽01民终4103号
【摘要】违约行为发生时,继续履行是令违约方承担责任的首选方式,这是因为继续履行比采取补救措施、赔偿损失或者支付违约金更有利于实现合同目的。但当违约方继续履行所需的物力、财力超过合同双方基于合同履行所能获得的利益,合同就不具备继续履行的条件,为平衡双方当事人利益,可以允许违约方解除合同,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于2019年11月8日印发的《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的规定,违约方符合相应条件时可以起诉请求人民法院解除合同,但违约方应承担的违约责任不能因解除合同而减少或免除,以保证对方现实既得利益不因合同解除而减少或免除。本案中,刘××、陈×以经营亏损为由向叶××要求提前解除租赁合同,该理由并非属合同履行不能的情形,若就此解除合同势必对叶××因合同确定的现实既得利益造成不合理的损失,且刘××、陈×也未通过诉讼程序对案涉合同请求解除,在案涉合同未依法解除的情形下叶××有权利选择继续履行来维护自己现实既得利益,对于叶明龙在本案中的租金损失不能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五百九十一条的规定而要求叶××承担减损责任，故一审法院认为叶明龙作为守约方未能及时止损，对损失扩大存在过错，对2021年4月1日至2021年9月7日的收益金予以调整并未支持该部分收益金的滞纳金,本院予以纠正。
摘要1：【裁判摘要】保全行为所指向的财产属于“诉讼争议标的财产”，申请保全人可在诉讼案件中主张其权利，而无权提起执行异议之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财产保全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七条第一款规定：“人民法院对诉讼争议标的以外的财产进行保全，案外人对保全裁定或者保全裁定实施过程中的执行行为不服，基于实体权利对被保全财产提出书面异议的，人民法院应当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七条规定审查处理并作出裁定。案外人、申请保全人对该裁定不服的，可以自裁定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执行异议之诉。”该规定赋予了诉讼保全的案外人、申请保全人提起执行异议之诉的权利，其与针对生效裁判的执行过程中所引发的执行异议之诉有所不同。因诉讼案件正在审理过程中，且保全的财产最终是否会被执行取决于诉讼结果及执行程序中的相关情况，故提起诉讼保全中的执行异议之诉的前置情形限于对“诉讼争议标的以外的财产进行保全”，以避免诉讼案件和执行异议之诉平行审理同一争议标的，造成程序适用糅杂和实体裁判结果矛盾。当申请保全人提出继续执行保全财产的，该诉讼请求虽不同于诉讼案件的诉讼标的，但如其直接指向诉讼案件的争议标的或标的物，则该保全行为所指向的财产属于“诉讼争议标的财产”，申请保全人可在诉讼案件中主张其权利，而无权提起执行异议之诉。在188号案件中，渝康公司起诉主张对案涉房屋享有抵押权，并通过一审法院对该财产进行了保全，广安市驻渝办则针对对案涉房屋的所有权、抵押权提出了独立的诉讼请求，故案涉房屋的相关权利争议属于188号案件的诉讼争议标的。根据前述，渝康公司已通过诉讼案件主张了对案涉房屋的抵押权，无权再通过执行异议之诉加以救济。综上，一、二审法院受理申请保全人渝康公司提起的执行异议之诉，属于适用法律错误，本院予以纠正。（一审判决驳回诉讼请求；二审维持原判；再审裁定驳回起诉）
摘要2：【解读１】渝康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判决准许执行案涉房屋；二、判决全部诉讼费用由广安市驻渝办承担。
【解读２】2018年6月11日，一审法院向重庆市江北区不动产登记中心发出《协助执行通知书》，查封美全公司名下的案涉房屋以及其他抵押房屋。随后，广安市驻渝办作为案外人对执行标的提出书面异议，一审法院于2018年8月16日作出(2018)渝01执异381号执行异议裁定，中止对案涉房屋的执行。中信银行遂向一审法院提起申请执行人执行异议之诉。另查明，188号案审理过程中，第三人广安市驻渝办提出独立的诉讼请求：确认案涉房屋属于广安市驻渝办所有，中信银行与美全公司关于上述房屋的抵押无效。
【解读３】本案执行法院的中止执行裁定如何处理？
摘要1：【裁判摘要】员工或雇员能否直接起诉雇主责任险保险公司要求赔偿？——雇主责任险属于责任保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六十五条第四款的规定，责任保险是以被保险人对第三者依法应负的赔偿责任为保险标的的保险。团膳公司与平安保险公司签订的雇主责任保险条款第三条约定“在保险期间内，被保险人的雇员在其雇佣期间因从事保险合同所载明的被保险人的工作而遭受意外事故或患与工作有关的国家规定的职业性疾病所致伤、残或死亡……应由被保险人承担的经济赔偿责任，保险人按照本保险合同约定负责赔偿”，表明该保险合同的被保险人是雇主团膳公司，平安保险公司所承保的是雇主团膳公司对雇员依法应当承担的损害赔偿责任，而雇员并不是保险合同当事人。本案再审申请人王××１、于××、万××、王××２、王××３系雇员王４××的继承人，其作为第三者依据雇主责任保险直接向保险人主张赔偿保险金应当有合同的约定或者法律的规定，而团膳公司与平安保险公司签订的案涉雇主责任保险条款中未对此进行相应的约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四)》第十四条规定了雇员可直接向保险人主张保险金的情形：“……(一)被保险人对第三者所负的赔偿责任经人民法院生效裁判、仲裁裁决确认；(二)被保险人对第三者所负的赔偿责任经被保险人与第三者协商一致；(三)被保险人对第三者应负的赔偿责任能够确定的其他情形。前款规定的情形下，保险人主张按照保险合同确定保险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因团膳公司对王××１、于××、万××、王××２、王××３所负的赔偿责任未经生效裁判确认，双方也未就赔偿协商一致，不能确定团膳公司的责任，且亦无证据证明团膳公司怠于行使向平安保险公司索赔权利。二审法院据此认定王××１、于××、万××、王××２、王××３不具备主张某某安保险公司直接赔付保险金的诉讼主体资格，驳回起诉并无不当。
摘要2：
摘要1：【裁判摘要】非被征收房屋所有权人并非征收补偿相关规定的保护对象，不是提起履责诉讼的适格原告——宽鑫公司主张其房屋被征收，但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已有人民法院生效裁判文书即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1996）执字475号民事裁定认定依据生效的执行公证书，涉案房屋经沈阳市房产评估中心作价后抵给了案外人皇寺信用社（现已变更为××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阳市北市支行，以下简称北市支行）所有。据此，宽鑫公司并不享有涉案被征收房屋的所有权，其与涉案房屋被征收行为不具有利害关系，不存在实体上应受保护的合法权益，依法不具有本案原告主体资格。于洪区政府在与宽鑫公司及北市支行多次协商未达成共识的情况下，作出第31号会议纪要决定“由平罗街道办事处、区征收办负责，与宽鑫公司按照现行评估价格签订补偿协议；由平罗街道办负责，待补偿金到位后××银行××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介入执行该征收补偿金，以便根本解决问题"，并与宽鑫公司签订《城市房屋拆迁货币补偿安置协议书》，存在不当。一、二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错误，本院予以指正。但原审裁定驳回宽鑫公司起诉的结论并无不当，本案并无提起再审纠正之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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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裁判摘要】行政诉讼中对行政机关逾期举证的条件作出了严格限制，行政机关因自身主观原因在原一、二审中未能提交证据，不属于逾期举证正当理由成立的情形——关于凌河区政府再审审查期间向本院提交的证据问题。凌河区政府申请再审时提交的证据，均系未在一、二审向法庭提交的证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四条第二款规定，被告不提供或者无正当理由逾期提供证据，视为没有相应证据。本案系再审审查程序，再审审查的对象是生效裁判，审判监督程序设置的目的，是救济权利义务严重失衡、严重背离法治准则的错误裁判，在保障当事人合法权益的同时，也要考虑裁判既判力和司法成本，在逾期举证正当理由的标准上，要体现督促行政机关在一、二审程序中及时举证、将诉讼权利用尽的原则。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十一条的规定，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审理的案件，对当事人依法提供的新的证据，法庭应当进行质证。根据第五十二条的规定，第五十一条中的“新的证据”是指以下证据：（一）在一审程序中应当准予延期提供而未获准许的证据；（二）当事人在一审程序中依法申请调取而未获准许或者未取得，人民法院在第二审程序中调取的证据；（三）原告或者第三人提供的在举证期限届满后发现的证据。可见行政诉讼中对行政机关逾期举证的条件作出了严格限制，行政机关因自身主观原因在原一、二审中未能提交证据，不属于逾期举证正当理由成立的情形。故对凌河区政府主张其提交的系“新证据”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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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裁判摘要】对被征收房屋的面积、产权等核实认定与公示行为是否属于可复议、可诉讼的行政行为？｜对房屋面积核实认定与公示行为是否作为独立的行政行为申请行政复议、提起行政诉讼，并不从根本上影响当事人就此事项要求上级行政机关或司法机关审查的权利，主要是审查强度上存在一定差别——关于房屋征收过程中征收单位实施的对被征收房屋的面积、产权等核实认定与公示行为，是否属于独立可复议、可诉讼的行政行为，法律中没有明确的规定，司法实践中存在不同认识。一方面，由于该核实认定与公示行为系之后房屋补偿安置的主要依据，对当事人权益具有直接且重大的影响，故作为独立的行政行为看待更具有合理性。另一方面，由于在有关补偿协议或补偿决定的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中，必然会对被征收房屋的面积、产权等基本事实进行审查，该审查可涵盖对房屋的面积、产权核实认定与公示行为的审查，只是在审查强度上可能会弱于专门针对核实认定与公示行为之诉中的审查。综合两方面而言，对房屋面积核实认定与公示行为是否作为独立的行政行为申请行政复议、提起行政诉讼，并不从根本上影响当事人就此事项要求上级行政机关或司法机关审查的权利，主要是审查强度上存在一定差别。行政诉讼再审审查程序的根本目的在于实现监督和支持行政机关依法行政，保障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促进社会公正；同时，再审审查程序作为对已生效裁判的审查，亦须注重生效裁判的稳定性与既判力。因此，再审审查程序着重于纠正确有错误且对当事人权益确有明显影响的生效裁判。对于征收房屋过程中对房屋的面积、产权核实与公示行为，再审审查程序中，总体上认可行政复议机关和人民法院将其作为可复议、可诉讼的独立行政行为对待；同时，鉴于对此问题法律尚无明文规定，故对于能够在此后的补偿协议或补偿决定之程序中对核实认定与公示行为进行审查，而生效裁判已确定不予单独审查的，再审审查程序中一般亦不认为该生效裁判确有错误需启动再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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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裁判摘要】对于国有土地上房屋的征收而言，无论是被征收人通过征收补偿获得补偿还是因被征收房屋被违法强制拆除而取得行政赔偿，就其被征收房屋所能得到的补偿权益或者赔偿权益均是以该房屋的价值为限，均是填平补齐其受损的财产权利——本案的争议焦点为案涉房屋被强制拆除后，在就案涉房屋已签订《房屋征收补偿协议》的情况下，王××能否再行要求赔偿案涉房屋因被强制拆除导致的损失。国家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职权的过程中侵犯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并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行政赔偿责任。生效裁判文书已确认道外区政府作出的《限期拆除公告》行为及道外区执法局强制拆除案涉房屋的行为违法。据此，如果王××因被诉行为违法而遭受损失，则相关行政机关应承担相应的行政赔偿责任。根据国家赔偿法相关规定精神，行政赔偿的赔偿范围为直接损失。行政赔偿领域中的直接损失是因遭受违法行政行为侵害而使现有财产的必然减少或消灭。案涉房屋系国有土地上房屋，道外区征收办与东腾公司（法定代表人王××１）已经以案涉房屋作为标的签订《房屋征收补偿协议》，王××、王××１亦已实际领取了补偿款，其所受到的损害已得到救济。在王××未提供充分证据证实领取补偿款后仍存有损害的情况下，其再行请求赔偿于法无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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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裁判摘要】从诉讼制度设计看，两审终审制是我国民事诉讼的基本制度。《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四条规定，当事人不服地方人民法院第一审判决的，有权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上一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第一百六十八条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依据上述法律规定，当事人如认为一审判决错误的，应当提起上诉，通过二审程序行使诉讼权利。即当事人首先应当选择民事诉讼审级制度设计内的常规救济程序，通过民事一审、二审程序寻求权利的救济。再审程序是针对生效判决可能出现的重要错误而赋予当事人的特别救济程序。如在穷尽了常规救济途径之后，当事人仍然认为生效裁判有错误的，其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当事人无正当理由未提起上诉，而在一审判决生效后直接申请再审，有违两审终审制的基本原则；从民事诉讼应遵循的基本原则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十三条规定，民事诉讼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当事人有权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处分自己的民事权利和诉讼权利。当事人处分自己的诉讼权利应当诚实守信，符合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当事人无正当理由未提起上诉，而在一审判决生效后直接申请再审，是对诉讼权利的滥用和对司法资源的浪费，也会对对方当事人的权益造成不当损害，有违诚实信用原则；从对当事人民事权利的保护力度看，二审程序针对当事人上诉请求，对有关的事实和法律适用进行全面的实体审理，对当事人程序权利和实体权利的保护均更为周延和全面。而再审审查程序针对的是已经生效的判决，审查当事人的申请是否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规定的情形，属于特别救济程序，启动再审的条件更为严格。因此，当事人选择二审程序进行救济能够更充分保护其民事权利。本案中，博泰公司没有在法定上诉期间内向本院提起上诉，且其再审申请中未提出任何理由，在本院询问过程中，博泰公司亦称，“对没有上诉的问题不清楚”。博泰公司的申请再审存在不当行使诉讼权利的情形。且经本院审查，其再审理由与一审理由基本一致，对此，一审判决已经进行了充分论述，本院予以认可。博泰公司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规定的应当再审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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