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 (2014)民提字第30号
【裁判摘要】本案中，苏某公司以于某出具的“说明”作为主要证据，认为于某与富春公司恶意串通，披露苏某公司商业秘密，构成共同侵权，因此起诉时将于某列为本案共同被告。于某在说明中虽称富春公司曾经给其打过电话，但却未提及具体人员，亦未提及具体商业秘密的内容，且其自认的事实对其不利；一审法院虽在前案中对其进行了询问，但于某在本案中却始终未出庭，一审法院亦未再次对其询问，其所述内容可信度存疑。虽然富春公司提供的录音证据的来源不明、通话人身份不明，其可信度也不高，但鉴于于某出具的“说明”不足以形成优势证据，不能证明于某与富春公司存在共同侵权的情形，因此，现有证据无法证明于某为本案的适格被告。一审法院以于某的住所地来确定本案管辖权错误。富春公司关于一、二审法院认定事实缺乏证据支持的再审申请理由成立，予以支持。
摘要2：
摘要1：【案号】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4)桂民终384号
【裁判摘要１】只提供技术性劳动未实际投资但约定盈余分配应视为合伙人——关于双方当事人是否构成合伙关系的问题。．．．．．．首先，因李××与黄×系口头约定合伙经营涉案船舶，不存在认定双方合伙关系的直接证据，但是结合李××与黄×对外以合伙人身份共同签署的借条、双方签字确认的各类结算表格和凭证以及共同协商涉案船舶的意向协议书等证据来看，以上证据可以印证双方为共同经营、共担债务的合伙关系。同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第四十六条“公民按照协议提供资金或者实物，并约定参与合伙盈余分配，但不参与合伙经营、劳动的，或者提供技术性劳务而不提供资金、实物，但约定参与盈余分配的，视为合伙人。”的规定，即使其仅为提供技术性劳务，但应约定有盈余分配，故其亦应视为合伙人；其次，在本院已经生效的（2015）桂民四终字第7号民事判决中，也已经确认了李××与黄×之间的合伙关系；最后，李××提起本案诉讼也是以合伙人身份主张盈余分配，应视为其对于自己作为合伙人身份的自认。故对李××以自己只是提供技术性劳动，未实际投资为由否认合伙关系，本院不予支持。
【裁判摘要２】主要合伙财产对外出售应视为合伙终止——关于合伙何时终止的问题。因双方之合伙关系主要是基于对涉案船舶的合伙经营，故合伙财产主要为涉案船舶。从2012年10月14日李××与黄×决定将合伙的主要财产即涉案船舶以500000元出售时，双方已有散伙之意思表示。此后，黄×找到案外人黄×１、吴××、颜××协商，由四人合伙出资50万购买涉案船舶另行合伙经营，并于2012年10月21日签订了《合伙协议书》及将50万购船款支付给黄×。后涉案船舶经改造后取得了所有权证书，船名为“南砂2099”号，所有权人为颜××。虽然涉案船舶的出售方式并非如《卖船意向书》之约定由广告公司予以出售，但是双方卖船之目的已实现，且50万的价格亦未低于双方约定之底价，故一审法院认定双方合伙关系于2012年10月21日终止并未不妥，本院予以维持。
摘要2：【裁判摘要３】合伙经营期间对外债务未清偿完毕主张分配合伙利润不予支持——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第八十九条“合伙企业财产在支付清算费用和职工工资、社会保险费用、法定补偿金以及缴纳所欠税款、清偿债务后的剩余财产，依照本法第三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进行分配。”的规定，合伙终止后利润的分配须在债务清偿后尚有剩余财产才能进行。而经双方确认，合伙经营期间对外形成之债务均未清偿完毕，故在收入尚不能清偿外债的情形下，李××主张分配利润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判决驳回李永发的该项诉讼请求并无不妥，本院予以维持。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6)最高法民申1279号
【裁判摘要１】“两个以上无利害关系人证明有口头合伙协议”并非在没有书面合伙协议时认定个人合伙关系的必备条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50条规定：“当事人之间没有书面合伙协议，又未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登记，但具备合伙的其他条件，又有两个以上无利害关系人证明有口头合伙协议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为合伙关系。”该条并非将“两个以上无利害关系人证明有口头合伙协议”作为在没有书面合伙协议时认定个人合伙关系的必备条件，没有排除在既无书面合伙协议，又无两个以上无利害关系人证明有口头合伙协议的情形下，根据其他证据并结合有关事实，认定存在合伙关系的可能。因此，二审法院以《自行和解协议》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并不违反法律规定。
摘要2：【裁判摘要２】《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七条规定：“在诉讼中，当事人为达成调解协议或者和解协议作出妥协而认可的事实，不得在后续的诉讼中作为对其不利的根据，但法律另有规定或当事人均同意的除外。”该条是关于诉讼调解或者和解过程中对事实的认可不适用自认规则的规定，旨在保护一方当事人因调解或和解而对某种案件事实的认可不能对后续的诉讼产生不良影响，鼓励当事人以和解方式解决纠纷。该条规定适用于同一案件诉讼过程中，当事人希望达成调解协议或和解协议而未达成的情形，此时，在后续的诉讼中，不得将当事人为达成调解协议或者和解协议作出妥协而认可的事实作为对其不利的根据。该条规定一方面未将当事人为达成调解协议或和解协议而认可的全部事实，均排除于在后续诉讼或另案诉讼中作为认定事实依据使用的可能；另一方面亦未排除将当事人之间已经达成的调解协议或和解协议，在另一诉讼案件中作为书证使用。对于此类证据的证明力，人民法院审查判断所遵循的原则与其他证据并无不同，均应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客观地审核，并根据当事人提交的其他证据，结合相关事实，综合认定待证事实存在的可能性。因此，一方当事人欲推翻调解协议或和解协议所证明的事实的，应承担提供相应证据加以证明的证明责任。本案系王××与李××、郭××之间的合伙协议纠纷，与曾××和以上三人的退伙纠纷系不同诉讼，《自行和解协议》能够作为书证在本案中使用，王××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七条为依据排除《自行和解协议》证据效力的主张，不符合该条规定的精神，于法无据，二审法院将《自行和解协议》中相关当事人认可的事实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并无不当。
摘要1：【案号】辽宁省铁岭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辽12民终1447号
【裁判摘要】本案代××一审提交的“韩××与富×通话录音”中，富×明确承认向代××借款的事实，且在一审的庭审笔录中，经一审法官询问后明确承认从代××处取得借款，并承认代××向其要求还款的事实。关于上诉人富×所述没有凭证能够证明其与代××存在借贷关系一节，本案中的通话录音，与上诉人富×一审中的自认，已经能够充分证明借款事实存在，且上诉人并未提交相反证据证明其主张，故本院不予支。关于上诉人所述该款项应认定为赠与一节，赠与是将自己财产无偿赠与他人的行为，上诉人未就其主张提供相关证据予以证明，本院不予支持。关于上诉人所述本案系单一证据定案一节，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九十条“下列证据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一）当事人的陈述；（二）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所作的与其年龄、智力状况或者精神健康状况不相当的证言；（三）与一方当事人或者其代理人有利害关系的证人陈述的证言；（四）存有疑点的视听资料、电子数据；（五）无法与原件、原物核对的复制件、复制品。”本案中不存在以上情形，证据形式合法且能够相互印证认定案件事实，故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最高法民终1075号
【裁判摘要１】集中供热工程属于关系社会公共利益的基础设施，是涉及基本民生的工程项目，属于强制性招标范围——《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第三条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进行下列工程建设项目包括项目的勘察、设计、施工、监理以及与工程建设有关的重要设备、材料等的采购，必须进行招标：(一)大型基础设施、公用事业等关系社会公共利益、公众安全的项目……”虽然《必须招标的工程项目规定》及《必须招标的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项目范围规定》比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有条件地放宽了必须招投标的工程项目范围，但从其规定的具体内容可以看出，我国对于关系社会公共利益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仍然要求经过招投标程序。案涉工程为集中供热工程，虽然未明确列入《必须招标的工程项目规定》及《必须招标的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项目范围规定》中的“大型基础设施、公用事业等关系社会公共利益、公众安全的项目”，但是，集中供热工程属于关系社会公共利益的基础设施，是涉及基本民生的工程项目。一审判决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第三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三项规定，认定案涉《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因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而无效，并无明显不当。
【裁判摘要２】鉴定意见不应涉及对具体鉴定内容司法认定的评判——鉴定机构的职责为按照人民法院委托事项和鉴定依据客观陈述鉴定结果，不应涉及对具体鉴定内容司法认定的评判。本案鉴定机构永拓公司在原一审审理过程中，根据双方当事人对初始鉴定意见提出的异议而部分扣减了工程总造价的鉴定数额，事实上对部分合同约定事项作出了评判。案涉《情况说明》系鉴定机构对其修改后的鉴定意见作出的解释说明，仅作为人民法院认定案件事实的参考意见，一审法院认为鉴定机构对合同约定是否公平合理不具有解释权，鉴定机构应严格遵守合同的约定，因此，除去苏华公司自认扣除的费用外，一审判决未予采纳鉴定机构调整鉴定意见后的工程总造价，并无不当。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最高法民再106号
【裁判摘要１】《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八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即转让股权，受让人对此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公司请求该股东履行出资义务、受让人对此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公司债权人依照本规定第十三条第二款向该股东提起诉讼，同时请求前述受让人对此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受让人根据前款规定承担责任后，向该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的股东追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但是，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本案中，杨××抽逃出资450万元后，将持有的平宇公司5%、5%、10%、10%的股权分别转让给唐××、洪××１、洪××２、江××，股东会决议和股权转让协议均未约定股权的转让价款。洪××、江××均参与了抽逃出资，洪××１此时为平宇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且与洪××系亲属关系，庭审中唐××亦自认对于所受让股份是否约定价格并不清楚，故受让人唐××、洪××１、洪××２、江××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出让人杨××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即转让股权的情形，唐××、洪××１、洪××２、江××四受让人应当在受让的相应份额范围内对杨和平抽逃出资的部分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即分别在45万（5%×1000万注册资本×450万杨××抽逃出资／500万杨××转让前总出资）、45万、90万（10%×1000万注册资本×450万杨××抽逃出资／500万杨××转让前总出资）、90万的份额内承担连带责任。
摘要2：【裁判摘要２】关于抽逃出资的股东应否相互承担连带责任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四条第二款规定：“公司债权人请求抽逃出资的股东在抽逃出资本息范围内对公司债务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协助抽逃出资的其他股东、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或者实际控制人对此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抽逃出资的股东已经承担上述责任，其他债权人提出相同请求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根据上述规定可知，其他股东对抽逃出资承担连带责任的要件是“协助抽逃出资"，本案中，2012年4月23日，杨××、尹×、洪××、江××、汤×5人将居民身份证交给中介机构办理增资业务，将公司注册资本增资至1000万元，共计增加注册资本900万元。其中，杨××增资450万元，尹×增资135万元，洪××增资135万元，江××增资90万元，汤×增资90万元。该900万元款项由中介机构转入农行6404验资账户，待办理验资手续之后，900万元增资款即于2012年4月24日全部转回中介机构，该增资和抽逃出资过程系杨××、尹×、洪××、江××、汤×5人将居民身份证交给中介机构后，由中介机构操作和办理，没有证据证明抽逃出资的股东之间相互实施了协助抽逃出资的行为，故萍钢公司要求抽逃出资的股东相互承担连带责任的上诉请求没有法律依据。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最高法民申1579号
【裁判要旨】出租人采取断电行为催租被判决赔偿承租人９３８万元多损失。
摘要2：长垣县鸿基置业有限公司、长垣金博大购物广场有限公司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二审民事判决书
【案号】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豫民终424号
【摘要１】关于断电行为，各方举证均非直接证据，原审法院认定鸿基公司实施了断电行为的主要依据是鸿基公司发出的催收租金函和公证书两份间接证据，催收租金函中“如不按期交纳租金就断电”的内容和公证书中“对一楼配电柜的电闸进行了上下推拉，商场仍处于停电状态”的内容对金博大公司的主张具有证明优势，能够证明鸿基公司有断电的意思表示且商场供电控制方为鸿基公司，二审中鸿基公司关于该事实的上诉主张和理由不足以改变原审法院对证据的判断，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２】关于金博大公司是否按时履行交付租金义务，双方分歧在于合同签订后金博大公司缴纳保证金的性质以及能否折抵租金。……因此，该160万元并非仅是对装修的保证，而具有更广泛的担保功能，在欠付租金的情况下同样有冲抵租金的作用。根据鸿基公司自认的事实，截止2017年9月23日断电之日，金博大公司共拖欠其租金100余万元，160万元保证金足以冲抵该笔租金。综上，原审认定鸿基公司在金博大公司未违反租金按时交付义务的情况下实施了断电行为，符合证据的采信规则，鸿基公司关于该争议事实的上诉理由和证据并不充分，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３】综上，原审法院对审计意见书的采信部分错误，鸿基公司赔偿金博大公司各项损失应为：前期费用损失774540.14元＋设备投资损失2465099.70元＋一次基础装修损失4640500.17元＋二次基础装修损失1067794.49元＋人员工资损失415481.37元＋对合作伙伴的违约损失20000元＝9383415.87元。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7)最高法民申496号
【裁判摘要】房地产开发资质借用关系(房地产开发挂靠关系)中不具有房地产开发资质的房地产挂靠人不能排除强制执行——和平家电公司作为借用房地产开发资质的案外人，不具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利。案涉房地产虽形式上登记于天府房地产名下，但实际由和平家电公司开发建设并占有经营。纵览本案一审、二审全过程，本案各方当事人以及一审、二审法院对此项事实的认识是基本一致的，和平家电公司也正是基于此而主张排除执行。本院认为，即使和平家电公司对案涉房地产享有实际权利，该公司仍不能据此排除强制执行。理由有二：（一）相关法律及行政法规对房地产开发具有明确准入许可限制，故借用房地产开发资质的案外人不应当在异议之诉案件中得到特殊保护。对于借用房地产开发资质问题，现行法律及司法解释虽未明确规定借用资质合同无效。但探究城市房地产开发相关法律及行政法规，国家对于借用房地产开发资质，明显采取禁止、限制至少是不鼓励的态度：《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三十条规定房地产开发企业应当具备名称、组织机构、固定经营场所、注册资本、足够的专业技术人员等条件。《城市房地产开发经营管理条例》第五条规定房地产开发企业应当具备100万元以上的注册资本、4名以上持有资格证书的专职技术人员、2名以上持有资格证书的专职会计人员；第九条规定房地产开发主管部门对房地产开发企业核定资质等级，房地产开发企业按照核定的资质等级承担相应的房地产开发项目；第三十四条规定未取得资质等级证书或者超越资质等级从事房地产开发经营的，由房地产开发主管部门予以行政处罚。基于上述规定，可以认为，房地产开发关系国计民生和社会公共安全，故国家将房地产开发作为特种行业，实行市场准入许可限制。借用房地产开发资质违反法律及行政法规相关规定，与房地产行业行政管理基本政策相悖。在执行异议之诉案件的审理中，作为借用房地产开发资质的案外人，即使对房地产具有实际权利，仍不应当得到司法的特殊保护，不能据此对抗申请执行人，也即不具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利。 （二）案涉房产长期未变更登记系由案外人自身原因导致，其本身存在过错，应当自行承担相应法律风险。执行异议之诉案件审理中，对于该类未及时办理不动产变更登记又主张其具有实际权利的案外人能否排除执行问题，“非因自身原因未办理过户登记"应当作为审理要件之一。
摘要2：（续）本案一审、二审及再审审查期间，和平家电公司均自认未将案涉房产变更登记至其名下的原因是为了避免交易费用，可见案涉房产未办理过户登记系和平家电公司自身原因导致。该公司消极不行使变更登记权利，其本身存在过错，应当自行承担相应法律风险。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最高法民申6481号
【裁判摘要】借用资质（挂靠）的实际施工人不能依据《建工解释（一）》第４３条规定主张权利，但可以依据民法典规定直接向发包人主张权利——第一，关于单××提起本案诉讼是否主体适格。根据原审查明的事实，在鑫源公司参与案涉工程招投标过程中，单××以鑫源公司名义交纳投标保证金并参与了投标全过程，并在中标后以鑫源公司委托代理人的身份在《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上签字。次日，单××与鑫源公司签订了《工程施工协议书》，约定鑫源公司将该公司在《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中的义务交由单××履行，单××承担工程实际施工内容、全部项目管理工作及所需费用，并向鑫源公司交纳管理费。因此，单××系借用鑫源公司的资质承包案涉工程，其与鑫源公司之间为挂靠关系。单××作为案涉工程的实际施工人，就其施工工程对管委会享有工程款给付请求权，其具备提起本案诉讼的主体资格。第二，关于案涉《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效力问题。案涉《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为没有资质的实际施工人单××借用有资质的建筑施工企业鑫源公司的资质参与招投标，并以鑫源公司名义与管委会签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之规定，《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为无效合同。．．．．．．第四，关于鑫源公司是否应向单××返还工程款问题。管委会累计给付工程款510万元，其中单××实际收到工程款285万元，鑫源公司实际收到工程款225万元。管委会基于《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将案涉工程款汇入合同相对方鑫源公司账户符合一般交易规则，鑫源公司应将其中属于单××施工部分的款项及时支付给单××本。单××自认应向鑫源公司交付管理费及材料费共计25万元。因此，鑫源公司从管委会处受领的225万元工程款，扣除前述鑫源公司施工的工程款206103元及25万元后，鑫源公司应将剩余工程款返还给单××。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2)最高法民终161号
【裁判摘要１】一审法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三条规定：“发包人与承包人约定放弃或者限制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损害建筑工人利益，发包人根据该约定主张承包人不享有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该条款表明约定放弃或者限制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不得损害建筑工人利益。案涉《承诺函》虽系作为承包人的惠一公司向作为发包人富泰公司的债权人建行新罗支行作出，而非直接向发包人富泰公司作出，但《承诺函》的核心内容是惠一公司处分了其自身享有的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且《承诺函》以建行新罗支行依约发放贷款给发包人富泰公司用于“香榭景园”项目建设为条件。判断惠一公司该意思表示、处分行为的效力，应当遵循《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三条的规定，即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的放弃或者限制，不得损害建筑工人利益。因富泰公司拖欠惠一公司工程款导致惠一公司拖欠诸多农民工工资，以至惠一公司多次向相关部门反映情况并提起诉讼。政府部门于2016年期间组织包括建行新罗支行在内的多部门协调会，由建行新罗支行负责解押“香榭景园”项目1800万元在建工程资产用于变现,筹措资金专项用于项目后续工程建设，以保障农民工等群体利益。本案若允许惠一公司基于意思自治放弃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必然使其整体清偿能力恶化影响正常支付建设工人工资，从而导致侵犯建筑工人利益。建行新罗支行根据上述《承诺函》主张承包人惠一公司不享有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有悖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裁判摘要２】在建工程的抵押权人对于该房屋建设工程承包人和发包人之间确认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的诉讼案件具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属于第三人撤销之诉的第三人——在建工程设立抵押后，抵押权人对该在建工程享有优先受偿权并优先于普通金钱债权。如果房屋建设工程承包人与发包人之间发生确认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的诉讼，因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优先于抵押权受偿，该案件一旦确认了承包人的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必然会影响抵押权的受偿顺序，而且在抵押物价值不足以同时覆盖二者的情况下，还会直接损害抵押权人的权益。因此，在建工程的抵押权人对于该房屋建设工程承包人和发包人之间确认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
摘要2：（续）权的诉讼案件，具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九条所规定的第三人。本案中，建行新罗支行作为案涉工程的抵押权人，在惠一公司已向其承诺放弃案涉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的情况下，就惠一公司与富泰公司对案涉工程确认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的诉讼，具备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的主体资格。
【裁判摘要３】第三人应当预见并关注到因案涉工程而发生诉讼的情况，其能够跟踪了解到与案涉工程相关的诉讼情况，其本应知道诉讼情况并申请参加该案诉讼，但因其自身原因未能参加该案诉讼，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不符合起诉条件——作为专业的商业银行，建行新罗支行在惠一公司已向其出具放弃案涉工程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承诺函》的情况下，多次参与龙岩市政府就案涉工程召开的协调会，知晓案涉工程因资金短缺而停工的情况，其应当预见并关注到惠一公司与富泰公司之间因案涉工程而发生诉讼的情况。此外，案涉工程由惠一公司与昌源公司两家建设公司承建，建行新罗支行自认得知涉及昌源公司与富泰公司的诉讼后，以第三人身份提交申请并参加诉讼，这表明其能够跟踪了解到与案涉工程相关的诉讼情况。但是，建行新罗支行并未跟踪了解惠一公司与富泰公司之间的诉讼情况，并陈述其在申请强制执行富泰公司后无需关注案涉工程的涉诉情况。而且，在(2018)闽民终790号民事判决的执行情况已于2019年5月28日在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上发布后，建行新罗支行仍然未及时了解到相关信息，直至长达一年零三个月后的2020年8月31日才提起本案第三人撤销之诉。综合考虑以上情况，建行新罗支行本应知道惠一公司与富泰公司之间的诉讼情况，并申请参加该案诉讼，但因其自身原因未能参加该案诉讼，故其提起本案第三人撤销之诉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九条第三款规定的起诉条件。建行新罗支行关于其已于2016年11月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2016)闽08民初32号民事判决，并在执行过程中时刻关注案件进展，没有必要时刻关注富泰公司涉诉信息的主张，不能成立。因建行新罗支行提起本案第三人撤销之诉不符合法定的受理条件，故本案应裁定驳回建行新罗支行的起诉。
【注解】在建工程的抵押权人是否属于第三人撤销之诉的“第三人”？——在建工程的抵押权人对于该房屋建设工程承包人和发包人之间确认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的诉讼案件具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属于第三人撤销之诉之第三人。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最高法民终172号
【裁判摘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规定：“金钱债权执行中，买受人对登记在被执行的房地产开发企业名下的商品房提出异议，符合下列情形且其权利能够排除执行的，人民法院应予以支持：（一）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已签订合法有效的书面买卖合同；（二）所购商品房系用于居住且买受人名下无其他用于居住的房屋。"庭审中，苏××自认其与银陇公司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的背景系其与银陇公司之间有债权债务关系，债务到期后，银陇公司用涉案商铺、车位抵顶债务。前述条款保障的是购买房屋并用于居住的消费者。苏××通过以物抵债的方式达成关于商铺的合意，不能对抗中仑公司享有的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不能排除涉案房屋的执行。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最高法民终337号
【裁判摘要１】质保金条款属于结算条款，合同解除不影响质保金条款效力，在合同约定的条件满足时，工程质量保证金应返还施工方——工程总价款5%的质保金是否应当扣除。福建九鼎认为合同解除后，质保金条款不再适用，故不应扣除质保金。本院认为，质保金条款属于结算条款，合同解除不影响质保金条款效力，因此在合同约定的条件满足时，工程质量保证金才应返还施工方。虽然案涉工程未完工，但福建九鼎的质量保修义务并不因此免除。根据《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中《工程质量保修书》之约定，工程质量保修金按实际完成工程结算总价款5%扣留5年，案涉工程于2016年1月8日完成主体封顶，至今工程未竣工验收，也未交付使用，质量保修期尚未届满，故福建九鼎主张质保金不应扣除的理由不能成立。
【裁判摘要２】关于福建九鼎是否享有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的问题。佳鸿宇合主张，福建九鼎自认的停工时间距离起诉时已超过六个月，超过了优先受偿权的行使期限，且会影响到案涉工程后续承包方的优先权。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二条规定：“承包人行使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的期限为六个月，自发包人应当给付建设工程价款之日起算。”本案中，建设工程施工合同解除时工程尚未完工，且双方对于已完工程价款尚存争议，后经司法鉴定得以明确案涉工程价款的具体数额。故一审法院以福建九鼎起诉之日确定佳鸿宇合应当给付建设工程价款的时间，于法有据。
摘要2：
摘要1：【案号】陕西省榆林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陕08民终2464号
【裁判摘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三十五条第二款之规定：“汇票可以设定质押；质押时应当以背书记载‘质押’字样。被背书人依法实现其质押时，可以行使汇票权利”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票据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十五条之规定：“依照票据法第三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以汇票设定质押时，出质人在汇票上只记载了“质押”字样未在票据上签章的，或者出质人未在汇票、粘单上记载“质押”字样而另行签订质押合同、质押条款的，不构成票据质押”，本案中，上诉人袁××未能提供任何证据证明涉案承兑汇票上记载了“质押”字样，缺乏票据质押的法定生效要件，故涉案借款不存在票据质押。同时，袁××与张××均自认涉案承兑汇票系张××所有及慕××已将涉案承兑汇票返还张××的事实，故上诉人袁××、朱××上诉主张将涉案借条的抵押物返回上诉人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袁某某等诉慕某某民间借贷纠纷案
【案号】陕西省榆林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陕08民申14号
【摘要】至于承兑汇票质押的问题，因申请人无证据证明该质押行为符合票据质押法定生效要件，故涉案借款不存在票据质押，且袁××与张××均认可涉案承兑汇票系张××所有及慕××已将该承兑汇票返还张××的事实，故二申请人所持被申请人慕××擅自将承兑汇票返还张××，慕××应当承担相应法律责任的理由不能成立。
摘要1：在法律没有特别规定的情况下，人民法院应依据银行账户名称认定银行账户内存款的所有权人
【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最高法民申884号
【裁判观点】货币作为特殊的动产及种类物，自交付时所有权即发生转移。在法律没有特别规定的情况下，人民法院应依据银行账户名称认定银行账户内存款的所有权人。非银行账户户主即便实际控制了该银行账户，也不影响银行账户内存款的所有权归属。
【裁判摘要１】关于林×对案涉执行标的是否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问题。货币作为特殊的动产及种类物，自交付时所有权即发生转移。银行账户中的存款，一般情况下，第三人可直接根据该账户名称判断存款的所有权人。林×自认其和建瓯市加丰贸易有限公司（简称加丰公司）汇给坤源公司股东的2000万元款项系为坤源公司增资目的。该款项经坤源公司两股东收取后又转至坤源公司验资账户，坤源公司即成为账户上该存款的权利人，林×主张其对该2000万元存款享有所有权，无事实与法律依据。林×及加丰公司汇给坤源公司股东2000万元，其可依法向接受该款项的坤源公司股东主张权利。至于林×主张的其对坤源公司案涉账户的实际控制问题，即便其实际控制了该账户，其控制行为也仅是其确保债权实现所采取的手段，并不影响案涉存款的所有权归属，林×应自行承担其债权不能实现的法律风险。关于林×认为二审法院在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中对银行账户存款权利归属应进行实质审查问题，本院认为，就银行账户存款而言，在法律没有特别规定的情况下，无论是采用形式审查标准，还是实质审查标准，都应依据账户名称认定账户内存款的所有权人。据此，二审法院认定林×对案涉执行标的不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并无不当。
【裁判摘要２】关于人民法院裁定受理对坤源公司的破产清算申请是否影响本案审理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五百一十五条规定：“被执行人住所地人民法院裁定受理破产案件的，执行法院应当解除对被执行人财产的保全措施。被执行人住所地人民法院裁定宣告被执行人破产的，执行法院应当裁定终结对该被执行人的执行。被执行人住所地人民法院不受理破产案件的，执行法院应当恢复执行。”本案执行异议之诉于2015年7月15日立案，一审法院于2015年12月24日又裁定受理案外人黄×１、林×２对坤源公司的破产清算申请，
摘要2：（续）但目前坤源公司尚未被宣告破产，案涉执行程序也未终结。故一、二审法院对本案执行异议之诉审理并作出判决，并无不当。案涉执行程序应否中止属于执行程序中的审查事项，不属于本案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的审理范围。
摘要1：【裁判摘要】买受人不具备购房资格导致无法办理过户登记存在过错无权排除执行——关于案涉房屋未办理过户登记是否因买受人自身原因的问题。青岛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下发的《关于落实住房限购政策有关事项的通知》明确规定，合同网签备案时间在2011年1月31日之前（含1月31日）的，不受住房限购政策限制。王×付款行为发生在2008年和2009年，至2011年1月31日之前仍未办理网签备案手续。再审审查期间，王×提交中海盛明置业于2018年6月出具的情况说明，拟证明案涉的《青岛市商品房出售合同》存放在中海盛明置业，没有交付王×；王×多次要求中海盛明置业办理网签备案及过户手续，但因中海盛明置业管理不善的原因，没有及时办理。本院认为，中海盛明置业系本案一方当事人，其出具的情况说明属于当事人陈述，其陈述中自认的事实涉及第三人的利益，对其陈述的事实应当提交相关证据证明。王×关于房产未能办理过户并非因自身原因的主张缺乏有效证据证明。一审法院于2014年7月15日查封案涉房屋时，争议房产仍登记在中海盛明置业名下，青岛市住房限购政策也未取消，王×未能办理过户登记是因其本人拥有多处住房而无法办理网签备案手续，属于因自身原因未能办理过户登记的情形。原审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二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认定王×对案涉房屋并不享有所有权，也不享有能够排除执行的其他实体权益，并不存在适用法律错误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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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裁判摘要】案外人申请再审必须是原审必要共同诉讼的当事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四百二十二条规定，必须共同进行诉讼的当事人因不能归责于本人或者其诉讼代理人的事由未参加诉讼的，可以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八项规定，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之日起六个月内申请再审，但符合本解释第四百二十三条规定情形的除外。该条是关于被遗漏的必要共同诉讼人申请再审的规定，即依据该条申请再审的当事人须是原审必须共同进行诉讼的当事人。从本案再审申请人肖××等七人提交再审申请书及相关材料看，其主张权利的标的物虽与原判决争议的标的物有部分重合，但肖××等七人与东鑫公司之间签订房屋买卖合同关系产生纠纷，与原判决因东鑫公司与三店农场、台商管委会之间合作开发合同、拆迁安置补偿、商品房买卖合同关系产生的争议，各方主体并未处于同一法律关系中，解决的也并非同一争议。肖××等七人不属于必须共同参加原审诉讼的当事人，且其在再审申请书中亦自认系对争议房产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肖丽君等七人以此为由申请再审，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该七人认为对案涉标的物享有权利，可依法另行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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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解读：（１）偷税的认定必须满足《税收征收管理法》第６３条列举的情形；（２）纳税人未实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６３条列举的行为，即使造成不缴、少缴税款也不构成偷税。
解析１：偷税包括——（１）纳税人伪造、变造、隐匿、擅自销毁帐簿、记帐凭证，不缴或者少缴应纳税款的；（２）或者在帐簿上多列支出或者不列、少列收入，不缴或者少缴应纳税款的；（３）或者经税务机关通知申报而拒不申报的；（４）或者进行虚假的纳税申报，不缴或者少缴应纳税款的。
解析２：根据《税收征收管理法》第６３条规定，构成偷税需要同时满足３个条件——（１）实施偷税行为的单位和个人负有某项纳税义务；（２）行为人实施了法律列举并禁止的方式和手段的偷税行为；（３）行为人的行为造成了不缴或者少缴税款的结果。
摘要2：【注解１】偷税认定客观上必须符合法律规定的四种违法情形：（１）伪造、变造、隐匿、擅自销毁帐簿、记帐凭证；（２）在帐簿上多列支出或者不列、少列收入；（３）不按规定办理纳税申报，经税务机关通知申报而拒不申报的；（４）进行虚假的纳税申报。
【注解２】（１）偷税认定主观上必须具有不缴或者少缴应纳税款的故意（即具有偷税的故意）；（２）虽然客观上实施了《税收征收管理法》第６３条规定的行为，但当事人并非以不缴或者少缴税款为目的则不以偷税认定。
【注解３】（１）《行政处罚法》第２３条第２款规定“当事人有证据足以证明没有主观过错的，不予行政处罚。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２）《税收征收管理法》第６３条第１款规定的偷税从文义和实质内容看都属于故意为之的行为，属于《行政处罚法》第２３条第２款“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的情形，税务机关需要调查认定行为人是否存在偷税的主观故意（主观故意除了行为人自认外，一般通过行为人的客观行为来推定认定），而不能适用过错推定原则。
【注解４】另外观点认为：定性偷税不以主观故意为构成要件——（１）主观过错条件不是行政违法行为的构成要件；（２）《税收征收管理法》并未规定偷税行为须以主观故意作为构成要件。
【注解５】（１）《企业所得税法》第１０条规定：“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下列支出不得扣除：．．．．．．（四）罚金、罚款和被没收财物的损失；．．．．．．”（２）罚金、罚款和被没收财物的损失不得作出企业所得税的扣除支出事项，即使收益有被罚没的可能仍具有将该笔款项记账并申报纳税的义务，不存在被处罚所羁束的问题。
【注解６】采取核定征收方式确定的应纳税额可以作为认定偷税数额的依据。
摘要1：【裁判摘要】根据民事诉讼理论，民事诉讼分为确认之诉、给付之诉、形成之诉三种类型。其中确认之诉是指当事人请求法院确认某种民事法律关系是否成立、存在或有效的一种诉讼类型。理论通说认为，民事法律关系的事实不能成为民事诉讼确认之诉的确认对象，当事人不能就某一事实提起确认之诉。实际施工人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创设的一个概念，是指建设工程施工领域中的建筑资质借用合同关系、转包合同关系、违法分包合同关系等合同法律关系之下的一方合同主体。即使当事人自认为是某建设工程的实际施工人，其能提起确认之诉的也只能是请求确认资质借用合同关系、转包关系、违法分包关系是否成立、是否有效。工程由谁实际施工完成的，是基于签订并履行资质借用合同、转包合同、分包合同所形成的客观事实，需要根据相关证据作出判断，是属于事实认定；而双方当事人之间构成何种合同法律关系，该法律关系是否成立、是否有效则是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根据法律规定作出的法律性质判断。事实是法律关系产生的基础，法律关系是对事实在法律性质上的判断。认定事实是民事诉讼裁判的基础和前提，原告的诉讼请求是否成立是裁判的结果。因此，原告杨××请求确认其为履行案涉《园林绿化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实际施工人，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金房集团请求确认其为案涉景观工程的唯一实际施工人，均不符合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其该诉讼请求均应驳回。
摘要2：【解读１】杨××一审诉讼请求：一、确认杨××为履行案涉《园林绿化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实际施工人，二、判令被告支付杨××工程款18745364.5元，并按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及交易习惯支付原告利息损失至债务清偿完毕（暂计算至2017年6月20日为11415118元），三、二被告支付违约金937268元。
【解读２】第三人金房集团一审中提出独立诉讼请求:1.确认金房集团为韶山高速公路至南环线景观工程项目（下称案涉景观工程）的唯一实际施工人，2.森鑫公司支付工程款1245364.5元及逾期付款利息1704177元(须付至工程款付清之日)，3.韶山市政府在欠付工程价款1245364.5元及相应利息范围内对本案承担连带付款责任，4.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负担。
【解读３】一审判决：一、驳回原告杨××的诉讼请求；二、被告韶山市政府在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向第三人金房集团支付工程款1245364.5元；三、被告韶山市政府按未按期拨付的工程款额（××××××）；四、驳回第三人金房集团的其他诉讼请求。
【解读４】二审判决如下：一、撤销湖南省湘潭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湘03民初25号民事判决；二、驳回原审原告杨××溪的诉讼请求；三、驳回原审第三人湖南金房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
摘要1：【裁判摘要】通常情况下协议管辖只能约束合同双方而不能约束第三人，但在合同转让中第三人受让合同权利或承担合同义务同时应视为接受合同关于协议管辖的约定——航汇公司与中航信托签订的《借款合同》第12.2条约定：“……如发生争议，双方应友好协商，协商不成的，任何一方均可向债权人住所地(即南昌市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该约定表明，中航信托、航汇公司就《借款合同》及后续协议发生争议的管辖法院已形成一致意见，由南昌市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管辖。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十三条规定：“合同转让的，合同的管辖协议对合同受让人有效，但转让时受让人不知道有管辖协议，或者转让协议另有约定且原合同相对人同意的除外。”该法条的立法本意为，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通常情况下，合同中关于管辖法院的约定，只能约束合同双方，而不能约束第三人。但在合同转让中，对第三人而言，其受让合同权利或承担合同义务同时应视为接受合同关于协议管辖的约定。本案中，鑫海汇公司亦自认接受原管辖条款。故债权转让后，管辖条款效力不变，对鑫海汇公司与航汇公司均有约束力。故本案应由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管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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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裁判摘要】虽登记为个人独资企业，但实际系合伙经营的个人合伙体，共担风险，共负盈亏，应认定为个人合伙——企业的性质原则上应以工商登记的企业类型为准，但如果有充分证据可以证明注册登记的企业类型与实际的企业类型存在矛盾，则应以实际的企业类型为准。本案，百合广场的成立虽没有书面或者口头合伙协议，但林××、陈×、谢××、魏××、吴××在庭审中自认除了领取工资外，还在各年度《股东分红表》、《股东奖金表》上签字确认领取钱款。2013年7月5日，陈×、谢××、魏××、吴××等人在林××亲自书写的”终止经营协议：本超市经营亏损，要求终止经营，同意此决定的股东请签字”空白处签字。虽然林××辩称其起草《终止经营协议》系依蒋××指示所书写；陈×、谢××、魏××、吴××等人辩称其签字行为系作为百合广场部门负责人身份签署，但林××、陈×、谢××、魏××、吴××系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当理解其在《终止经营协议》处签字的意义并承担相应民事责任。综合以上证据，可以形成完整证据链，证实百合广场虽登记为个人独资企业，但实际系蒋××、陈×、陈××、李××、谢××、魏××、林××、吴××、曾××等人合伙经营的个人合伙体，共担风险，共负盈亏。故曾××、陈×、陈××、李××、谢××、魏××、吴××、林××的诉讼主体适格，各上诉人关于其不是本案适格诉讼主体的主张，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经审查，百合广场尚欠佳联公司货款233071.6元，并有《领款凭证》、《百合广场结算申请单》予以佐证，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百合广场应予以归还。由于本案债权人佳联公司系与百合广场交易，故原审法院判令先以百合广场财产清偿，不足清偿债务的部分，由各合伙人承担无限连带清偿责任，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但各合伙人由于承担连带责任所清偿债务数额超过其应当承担的数额时，有权向其他合伙人追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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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裁判摘要１】鉴定费是否属于保险公司理赔范围｜受害人因诉讼所需，就专门事项委托鉴定机构鉴定而产生的鉴定费属必要、合理的支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六十六条关于“责任保险的被保险人因给第三者造成损害的保险事故而被提起仲裁或者诉讼的，被保险人支付的仲裁或者诉讼费用以及其他必要的、合理的费用，除合同另有约定外，由保险人承担。”的规定，保险公司认为对合理鉴定费不予承担，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裁判摘要２】第三者受损未取得有效赔偿（全部赔偿）的情况下，保险公司直接将保险金支付给被保险人是有背《保险法》第６５条第３款规定，故保险公司已付给被保险人的金额应要求对方返还，而不宜直接从应付保险金额中直接扣除——本案中，郑×驾驶闽Ｊ闽ＪＹ××**型普通客车与王××驾驶的闽Ａ闽Ａ3××**型半挂牵引车牵引闽Ａ闽Ａ××**型普通半挂车相追尾，造成闽ＪＹ闽ＪＹ××**普通客车乘车人任××等受伤，任××现有经济损失共计502234.44元。按事故主次要责任比例划分，郑×承担70%的责任比例，即351564.11元（502234.44元×70%）,由闽ＪＹ闽ＪＹ××**普通客车的所有人川源汽车出租公司及保险人大地财保宁德支公司承担，任××自认大地财保宁德支公司及川源汽车出租公司已经垫付医疗费283927.02元，应予扣减，故大地财保宁德支公司还应在道路客运承运人责任保险120万元限额内承担67637.09元（351564.11元-283927.02元）。庭审中，大地财保宁德支公司陈述就该起交通事故共向川源汽车出租公司支付了60万元，但川源汽车出租公司在个案中如何具体分配并给付给受害人不详。本院认为，第三者受损未取得有效赔偿的情况下，保险公司直接将保险金支付给被保险人是有背《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六十五条第三款关于“责任保险的被保险人给第三者造成损害，被保险人未向该第三者赔偿的，保险人不得向被保险人赔偿保险金”规定，故保险公司已付给被保险人的金额应要求对方返还，而不宜由本院直接从应付保险金额中直接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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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裁判摘要】投保人通过电子投保方式在保险公司投保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如何认定保险公司是否已就免除保险人责任条款向投保人作出提示和说明？——围绕赵××的上诉请求，归纳案件争议焦点为：第三者责任保险的免责条款是否产生效力，果××的停运损失应由谁承担。本案中，赵××通过电子投保的方式在人保葫芦岛公司投保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人保葫芦岛公司应对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向赵××作出提示和说明，未作提示或明确说明的，免责条款不产生效力。人保葫芦岛公司辩称，赵××系通过手机识别二维码后进行实名认证，认证通过即进入人保公司官方通用平台，该平台网页详细列明了投保内容及免责事项等内容，只有达到系统设置的阅读上述内容时间，才能进入下一页面。人保葫芦岛公司主张，其以通过该网页提示和工作人员口头告知的形式向投保人对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予以提示和说明，并依据该保险合同条款中停驶损失属于间接损失之约定，主张对案涉停运损失不承担赔偿责任。赵××对此持有异议，其主张没有看到保险条款，更没有看到免责条款，识别二维码后只看到了投保单并在投保单上签上了自己的名字，且签字后返到手机里的也只有投保单。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三条规定，保险人对其履行了明确说明义务负举证责任。本案审理期间，人保葫芦岛公司无法提供证据证明赵××点击二维码能够阅读保险条款及免责事项等内容，亦无法提供证据证明其对免责条款向赵××作出提示和解释说明，且人保葫芦岛公司一审提交的四份载有赵××签名的保险资料与其二审中关于投保过程中投保人只需在最后签一个名的自认，无法印证。因此，人保葫芦岛公司未完成对免责条款尽到提示和说明义务的举证责任，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该免责条款不产生效力。一审法院判令赵××赔偿果××停运损失6000元不当，本院予以纠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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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裁判摘要】公证机构作出的公证行为属于一般证明性质，均不具有可诉性——原武汉市江汉区公证处于2005年5月24日作出案涉公证书，徐××、乔×自认于2017年知道案涉公证行为，并提起本案确认违法之诉。对于当事人认为公证书有错误的情形，案涉公证书作出时有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暂行条例》并未明确规定相应救济途径，当时有效的《公证程序规则》第五十五条第一款仅规定了当事人可向司法行政机关提出申诉，并没有赋予当事人直接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2006年3月1日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法》将公证机构的性质定位于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证明机构，明确公证行为系依照法定程序对民事法律行为、有法律意义的事实和文书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证明的活动。公证内容的争议属于民事争议，应当通过民事诉讼途径解决，因公证行为造成损害的，公证机构及其公证员承担民事赔偿责任。故《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法》实施后，已明确公证行为不属于行政行为，不具有可诉性。因此，无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法》实施之前，还是实施之后，公证机构作出的公证行为，属于一般证明性质，在诉讼中仅作为一种证据来对待，均不具有可诉性。徐××、乔×诉请确认案涉公证行为违法，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其一并请求行政赔偿，亦无法律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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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裁判摘要】签字主体和履行主体不一致时如何确定合同主体？｜对民事合同主体的审查，不能仅仅依据载明的签字人，特别是签字人具有多重身份时，还要结合合同内容及履行情况来判断——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是：案涉《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书》的合同主体是否为中伟基公司与龙祥公司；龙祥公司是否具备原告主体资格。案涉《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书》首部列明：甲方，王××；乙方，于××；尾部只有王××、于××二人签字，未加盖公章。因此，中伟基公司主张签订案涉合同的是两位自然人，因均不具备房地产开发资质，案涉合同无效，龙祥公司不是合同当事人，无权向中伟基公司主张权利。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十三条第一款规定，民事诉讼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在民事诉讼过程中均应遵守。同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二条第一款规定，一方当事人在法庭审理中，或者在起诉状、答辩状、代理词等书面材料中，对于己不利的事实明确表示承认的，另一方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中伟基公司在本案原一审、再审的审理过程中，均认可其与龙祥公司系合作开发关系，在其举示的相关证据和再审申请书中，亦自认系两个公司之间合作开发案涉工程项目。并且，人民法院对民事合同主体的审查，不能仅仅依据载明的签字人，特别是签字人具有多重身份时，还要结合合同内容及履行情况来判断。王××、于××在签订案涉《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书》时，分别担任龙祥公司、中伟基公司法定代表人。从合同约定内容看，本项目以中伟基公司名义开发建设，由其对外签订并履行《建设工程承包合同》《建设工程监理合同》，以及有关建筑装饰材料、设施、设备的《买卖合同》等，并按照投资比例分享收益、负责项目方案设计、规划、房屋销售等事宜，均指向具有开发资质的公司法人。从合同实际履行看，中伟基公司实际取得案涉工程土地使用权、办理相关立项开发手续、与肇源县棚改单位签订委托开发合同、与肇源县祥生建设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签订《债券项目投资开发合同》、与龙祥公司签订《退股转让协议》。一审、二审法院认定《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书》中约定“乙方”的权利和责任，实际由中伟基公司承担并无不当，于××作为中伟基公司法定代表人签订的合同，所产生的法律后果应由中伟基公司承担。一审、二审法院认定案涉《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书》合同主体是龙祥公司与中伟基公司，双方系合作开发房地产法律关系，
摘要2：（续）因龙祥公司与中伟基公司均具有房地产开发资质，不违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国有土地使用权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五条的规定，案涉合同应当认定合法有效。龙祥公司以双方合作开发房地产法律关系提起本案诉讼，符合原告主体资格条件。中伟基公司以诉讼主体不适格为由主张驳回龙祥公司起诉，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1：【裁判摘要】但结合原审查明事实，根据陈××、许××及仙女鞋业当庭自认，仙女鞋业将涉案工程的土地转让给陈××后，因土地性质为工业用地，故只能以仙女鞋业职工宿舍名义建房。后陈××与许××签订合伙协议，以仙女鞋业的名义开发案涉工程项目。陈××、许××借用仙女鞋业的资质、公章及证照进行开发，工程款均由陈××、许××个人实际支付，涉案工程交付陈××、许××后，陈××、许××以仙女鞋业的名义出售，故陈××与许××为涉案工程的实际发包人，仙女鞋业为名义上的发包人。同时，陈××作为实际发包人认可陈××１、张××为实际施工人，且许××亦对陈××１、张××有付款行为，故原审认定陈××１、张××为案涉工程的实际施工人，事实依据充分。仙女鞋业向陈××、许××提供相关公司证照、协助办理施工审批手续，故应当对陈××１、许××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承担责任。
摘要2：【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最高法民申6062号
摘要1：【裁判摘要】土地竞拍人与政府加油站规划原不具有法律上利害关系；但由于加油站规划许可文件具有排他性和时效性，当事人通过竞拍方式与涉案土地使用权形成特殊权益后与政府加油站原规划确认文件即形成法律上利害关系——再审申请人金×、张××作为涉案土地使用权竞拍权益人，并不必然与湖南省商务厅在其参加竞拍前已经作出的新建加油站的规划确认文件有法律上利害关系，也不必然具有行政复议申请人资格或者行政诉讼原告资格。然而，湖南省人民政府与湖南省商务厅均认可新建加油站申请人应当提交《湖南省新建加油站(点)申报表》，且湖南省商务厅针对该申报表所作新建加油站的规划确认文件系行政许可行为。湖南省商务厅还陈述按照惯例进行新建加油站规划确认不以申请人取得新建加油站土地使用权为前置条件，并自认涉案同类新建加油站规划许可文件具有排他性和时效性，且目前仍在有效期内；即使再审申请人金×、张××竞得涉案土地使用权，但因目前原规划确认文件效力仍在存续期间，湖南省商务厅也不能为其办理另外的规划许可。因此，金×、张××通过竞拍方式与涉案土地使用权形成特殊权益后，其与湖南省商务厅事先作出的原规划确认文件即形成法律上利害关系，金×、张××有权另行申请新建加油站的规划确认文件或者要求湖南省商务厅重新审查原规划确认文件是否仍应保持效力。一、二审法院与湖南省人民政府仅以湖南省商务厅作出规划确认文件时，再审申请人未竞得涉案土地使用权益，湖南省商务厅无法考虑其事后取得的涉案土地相关权益，再审申请人与该规划确认行为之间没有利害关系，属于适用法律错误，应予再审纠正。
摘要2：——资源配置类行政许可案件中的利害关系
【裁判要旨】审理资源配置类行政许可案件，应当注重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审慎认定行政相对人与行政许可之间是否具有利害关系。对于被诉行政许可因其效力存续而对起诉人的合法权益可能造成不利影响、限制其参与公平竞争的，应当依法认定起诉人享有申请另行发放行政许可或者要求行政机关重新审查原行政许可文件是否仍应保持效力的权利。
【案号】一审：（2019）湘01行初15号；二审：（2019）湘行终1486号；再审申请：（2020）最高法行申6994号
摘要1：【裁判摘要】福鼎天行健公司此前以相同事由起诉，2018年1月25日福鼎市人民法院作出（2017）闽0982民初2117号民事裁定，以本案极有可能属于借签订虚假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并以该商品房买卖合同为依据，办理抵押以骗取银行信贷资金，本案涉嫌刑事犯罪为由裁定驳回福鼎天行健公司的起诉。2018年5月9日，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8）闽09民终678号民事裁定，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在移送公安机关处理后，彭××向提供按揭贷款银行申请主动还款，提供按揭贷款银行审批同意后从彭××还款账户扣收结清贷款本息。福鼎天行健公司在（2017）闽0982民初2115号一案起诉状中自认案涉房屋一直在福鼎天行健公司的控制之下，从未交付按揭银行提供的贷款发放至福鼎天行健公司账户。福鼎天行健公司上诉主张××晓具有明显的过错，或彭××主动还款具有明显的主观恶意、为了达到占有房产的目的而提前结清按揭贷款，该主张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解读】2018年9月13日，福鼎市公安局作出鼎公（经侦）撤案字〔2018〕00003号撤销案件决定书，因犯罪已过追诉时效期限，决定撤销此案。2019年5月30日，福鼎天行健公司遂起诉。
摘要1：——票据关系与基础关系合并审理时的举证责任分配
【裁判要旨】票据纠纷中，持票人以与自己有直接债权债务关系的持票人不履行基础关系中约定义务为由抗辩的，人民法院应当对票据关系和基础关系合并审理，持票人除证明票据关系合法有效外，还应证明其已履行基础关系约定的相应义务。
【案号】 一审：（2015）江法民初字第04432号
摘要2：【案号】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6)渝01民申90号
【摘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十七条第（二）项规定：“持票人对支票出票人的权利，自出票日起六个月。”本案中，九龙坡区九龙园区雅景建材经营部的票据权利因未在六个月内行使而消灭。但根据该法第十八条：“持票人因超过票据权利时效或者因票据记载事项欠缺而丧失票据权利的，仍享有民事权利，可以请求出票人或者承兑人返还其与未支付的票据金额相当的利益。”之规定，九龙坡区九龙园区雅景建材经营部仍享有民事权利。因九龙坡区九龙园区雅景建材经营部与重庆德欣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是支票的直接前后手，双方存在直接的债权债务关系，因此，双方的债权债务关系为签订的《购销合同》。且票据债务人重庆德欣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对持票人九龙坡区九龙园区雅景建材经营部享有抗辩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票据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条规定：“票据债务人依据票据法第十三条的规定，对与其有直接债权债务关系的持票人提出抗辩，人民法院合并审理票据关系和基础关系的，持票人应当提供相应的证据证明已经履行了约定义务。”原审法院根据查明的事实、证据，在九龙坡区九龙园区雅景建材经营部未提供其与重庆德欣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签订《购销合同》后履行了供货义务证据的情况下，以重庆德欣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举示的21份送货单及自认的金额，确认其给付九龙坡区九龙园区雅景建材经营部货款的义务并无不当。
摘要1：【裁判摘要】持票人未根据《票据法》第１７条规定的时效期间行使票据权利则票据权利消灭，票据债务人可进行抗辩——持票人对前手的追索权，自被拒绝承兑或者被拒绝付款之日起六个月，持票人对前手的再追索权，自清偿日或者被提起诉讼之日起三个月，票据权利在该期限内不行使则消灭。鹏翔公司持案涉商业承兑汇票于2016年4月28日向中铁公司申请付款被拒，至此鹏翔公司得行使追索权且应在六个月期限内行使，然而现无证据显示鹏翔公司在此期间内曾向雷恩公司行使追索权，也无证据证明原告雷恩公司向鹏翔公司支付的款项系因鹏翔公司行使追索权而支付，且原告雷恩公司自认鹏翔公司于2017年8月向其行使追索权，故鹏翔公司因未在自被拒绝付款之日起六个月内向其前手即原告雷恩公司行使追索权，其对前手的票据权利消灭，原告雷恩公司亦无权行使再追索权。被告永安公司关于原告雷恩公司无权向其前手行使再追索权的相关抗辩，理由成立，本院予以采纳。
摘要2：
摘要1：【裁判摘要】因贴现行为而丧失对票据的占有而非涉案票据被盗、遗失或者灭失不具有申请公示催告的主体资格——根据2007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九十五条规定，涉案票据只有在被盗、遗失或者灭失的情况下，利津强盛公司才可以向票据支付地的基层人民法院申请公示催告。本案中，利津强盛公司自认其工作人员将诉争票据交给潍坊××汽车销售有限公司进行贴现，潍坊××汽车销售有限公司虽未当场支付对价，但出具了约定支付期限的证明，利津强盛公司因贴现行为而丧失对票据的占有，而非涉案票据被盗、遗失或者灭失，因此，利津强盛公司已经不具有申请公示催告的主体资格，原判决驳回其主张诉争票据权利的诉讼请求，认定事实、适用法律并无不当。
摘要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