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要旨】我国旧担保法绝对禁止企业法人的职能部门作为保证人，企业法人的职能部门提供保证的保证合同一律无效。对于保证合同无效的民事责任，债权人知道保证人是企业法人的职能部门的，企业法人及提供保证的职能部门完全免责，即使是代表企业法人的职能部门订立合同的具体行为人也不承担民事责任；债权人确实不知道保证人是企业法人的职能部门的，企业法人根据其过错承担相应赔偿责任。企业法人的职能部门越权以企业法人名义对外提供保证的保证合同无效，符合表见代理构成要件的，保证合同有效。
摘要2：【解读１】民法典未单独规定法人职能部门能否提供担保。由于民法典将保证合同作为有名合同，法人职能部门提供保证合同应当按照一般合同规定认定是否成立和生效以及合同效力。
【解读２】法定职能部门属于法定分支机构（无须登记），法人职能部门对外担保适用《民法典担保制度解释》第１１条关于法人分支机构对外提供担保的规定（采用公司决议制）。
摘要1：——工程项目负责人擅自以公司名义对外借款不构成表见代理
【裁判要旨】建设工程的项目负责人在无明确授权的情形下，不具备对外借款的职权，其擅自以公司名义对外借款，不能认定为职务行为。项目负责人即使在客观上具有代理权的表象，但相对人不能证明自己善意无过失，项目负责人对外借款行为不构成表见代理，公司不承担还款责任。
【案号】一审：（2013）皋商初字第0215号；二审：（2014）通中商终字第0090号
摘要2：无
摘要1：【案号】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5)苏审二商申字第00151号
【裁判摘要】关于南通建工是否应当认定为共同借款人，即朱谦荣签订的借款合同是其个人行为，亦或代表南通建工的职务行为。首先，根据《合同法》第四十八条的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或超越代理权而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的，未经被代理人追认，对被代理人不发生效力，由行为人承担责任。本案中，南通建工对朱谦荣的授权委托书中明确载明授权事项仅为工程现场内部管理，从授权委托书载明事项看其授权范围并不包含对外代表公司订立合同，因此朱谦荣没有对外代表公司向蔡二虎借款的权利，且该借款行为事后没有得到南通建工追认，故该借款行为应视为朱谦荣个人向蔡二虎借款。其次，根据《合同法》第四十九条的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或超越代理权而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蔡二虎认为朱谦荣符合本条款规定的表见代理的情形，其法律后果应由南通建工承担。对此本院认为，根据南通建工出具的授权委托书可见，朱谦荣并无代表公司对外订立合同的权利，而根据蔡二虎的陈述，朱谦荣向其披露授权委托书，故蔡二虎应明知朱谦荣并无代表南通建工与之借款的权利。在此情况下，朱谦荣使用南通建工项目管理章与蔡二虎订立借款合同的行为并不构成表见代理，该借款行为对南通建工不发生效力。另外，借款与还款均发生于朱谦荣与蔡二虎的个人账户，蔡二虎亦没有证据证明借款实际流入公司帐户或还款来源于公司帐户。综上，蔡二虎在明知南通建工对朱谦荣的授权范围不包含代表公司对外借款的情况下，仍然与朱谦荣订立借款合同，且款项往来只发生于双方个人账户之间，该借款行为应视为其对朱谦荣个人的借款。
摘要2：无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5）民申字第1895号
【裁判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依据该规定，张玉航主张张玉的借款行为构成表见代理，应当承担举证责任，一方面需举证证明张玉的代理行为存在有权代理的客观表象形式要素，另一方面需证明其善意且无过失地相信张玉具有代理权。首先，从张玉航提交的借款合同及收款条上看，张玉在借款合同及收款条中均注明借款人为中太集团香格今典项目部，且加盖了中太集团香格今典项目部的印章，具备一定的有权代理的客观表象。但是，从张玉航出借款项的流向上看，相关款项系直接存入或转账存入张玉的会计田美娟、张春莲个人的银行卡，而非存入中太集团香格今典项目部或者中太集团的账户，形式要素上有所欠缺。其次，张玉航与张玉系表兄弟关系，张玉航对张玉的身份、借款的具体用途等情况应当是知晓的。张玉航未能证明其善意且无过失地相信张玉具有代理权，能够代表中太集团借款，故不符合表见代理的构成要件。
摘要2：无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5）民申字第1620号
【裁判摘要】鑫丰公司承包民和县保障性住房和棚户区改造工程安置房工程后，与刘建民签订《幢号承包责任制合同》，刘建民实际负责鑫丰公司该项目6号楼、7号楼、8号楼的施工。对此节事实，鑫丰公司无异议。鑫丰公司虽称其与刘建民之间是分包关系，但刘建民个人并无工程建筑的施工资质，鑫丰公司应当知晓刘建民只能以鑫丰公司的名义进行施工。而对华瑞公司而言，到工商管理部门核实签章的真实性并非签订合同的必要环节。华瑞公司根据“合同、付款协议、以及现场勘查”，已有理由相信刘建民具有鑫丰公司的授权，华瑞公司已尽到谨慎的审查义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的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刘建民以鑫丰公司6号楼、7号楼、8号楼项目部的名义签订合同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由此产生的法律后果应由鑫丰公司承担。“合肥鑫丰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6号楼、7号楼、8号楼项目部合同专用章”具体的刻制、加盖问题对本案并无实质性影响，鑫丰公司主张本案应当“先刑后民”，缺乏充分的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
摘要2：无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5）民申字第426号
【裁判摘要】本案中，景泰公司与兴隆公司北京工程处签订案涉张北县宏怡嘉苑工程、涿州工地的《钢材购销合同》，是以张希林所持北京工程处负责人王海霞分别于2010年7月21日、2011年3月17日出具的《委托书》和北京工程处的四证为依据，虽然该两份委托书上所记载的授权范围为委托张希林办理工程的前期业务及投标活动，因工程施工中的分包和挂靠现象大量存在，加之合同约定的交货地点均为施工工地，故景泰公司在签约时有理由相信张希林是代表兴隆公司北京工程处。在景泰公司与张希林签订通州工地的《钢材购销合同》时虽然没有在当时取得2011年5月1日王海霞出具的《委托书》，但因该合同与涿州工地的合同同时签订，景泰公司在签约时亦有理由相信张希林有权代表兴隆公司北京工程处。因此，再审申请人兴隆公司关于前述《委托书》所记载的授权范围不足以使景泰公司相信张希林有权代表北京工程处，景泰公司在签约时存在过错的申请理由，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信。原审判决已经查明，上述合同签订后，景泰公司已经依约将案涉钢坯实际交付至上述工地并由张希林聘用的人员签收，但兴隆公司北京工程处仅支付了部分货款，依法应当承担继续支付货款并承担赔偿损失的违约责任。原审判决关于张希林与兴隆公司签订并履行三份合同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并应由兴隆公司承担相应法律责任的认定正确，本院予以确认。本案中兴隆公司虽然提供了案涉合同的印章与其持有的印章不符的鉴定意见，但因其提交的作为比对检材的印章亦非备案印章，考虑到张希林与兴隆公司北京工程处存在着挂靠的约定，故原审判决以现实中企业存在两枚以上印章的情况客观存在这一经验法则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基础，并无不当。再审申请人兴隆公司对其主张的案涉工地均非该公司施工且钢材均为甲方自行采购的申请理由，并未提供相应的证据加以证实，故本院对其关于案涉购销合同并未实际履行、景泰公司和张希林涉嫌共同诈骗的申请理由，不予采信。
摘要2：无
摘要1：——项目负责人出具结算单的行为定性
【裁判要旨】项目负责人（项目经理）出具结算单的行为，究竟构成职务行为、表见代理还是无权代理，应该综合各方面因素综合判断。是否构成职务行为，应该从该行为人的身份、该行为与其工作职责的关联程度、实施该行为时的外在表现形式、实施的时间与地点等方面综合分析判断；而审查是否构成表见代理，则需要从客观上是否存在使相对人足以相信无权代理人拥有代理权的理由以及相对人是否善意无过失两个主要方面进行审查。
【案号】（2009）嘉秀商初字第1093号；二审：（2009）浙嘉商终字第591号
摘要2：无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5）民申字第2687号
【裁判摘要】关于表见代理，《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首先，在与发包人十堰市林森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签订“水岸新都”房地产项目建设施工合同时，张良义是以工建三公司委托代理人身份在承包人栏内签名，并加盖了工建三公司公章，随后十堰市林森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甲方）与工建三公司（乙方）签署的补充协议亦由张良义在乙方栏签名。施工合同履行中，张良义在该工程中全面负责施工，并将办公地点设在项目现场。据此应当认定工建三公司对于张良义以该公司名义开展施工活动予以认可。其次，张良义在与王传华签订《钢材供应合同》后，王传华按约将钢材运送至建设项目施工现场，嗣后结算时，王传华与张良义就供货钢材的结算提货明细表中注明的是“省工建三公司张良义”。因此，虽然张良义以自己的名义与王传华签订了《钢材供应合同》，但基于上述事实，王传华有理由相信张良义的行为代表工建三公司，二审判决据此认定张良义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的规定。综上，工建三公司关于张良义的行为不构成表见代理，二审判决认定为表见代理突破了合同相对性原则，并与认定张良义为实际施工人相互矛盾，以及二审判决以发生在后的事实来推断在先事实等申请理由均不能成立。
摘要2：无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5）民申字第1675号
【提示】实际施工人以承包人名义对外实施法律行为但第三人知道实际施工人真实身份的，不成立表见代理。
【裁判摘要】鑫盛公司与张永泉存在内部承包关系，对此，龙跃公司是知情的。本案购销合同上加盖的鑫盛公司印章系张永泉私刻，无证据证明得到鑫盛公司负责人员批准用于签订本案合同。因此，从合同签订情况看，鑫盛公司并非合同当事人。
摘要2：无
摘要1：【规则摘要】
1.循环贸易不构成闭合模式，应认定为买卖合同关系——如循环贸易关系不构成闭合模式，应基于合同相对性原则，认定当事人之间为买卖合同关系，而非民间借贷关系。
2.约定一方可单方终止合同，并当然赋予任意解除权——房屋长租合同约定一方可单方终止合同，应认定系对合同履行中违约责任约定，并非赋予双方任意解除合同权利。
3.项目负责人指示将已付货款转付他人，非表见代理——材料供应商依施工方项目部负责人指示将已付货款转付他人，虽具有权利外观，但不构成合理信赖，非表见代理。
4.政府工程财政经费审定表，不能作为工程结算依据——政府财政部门出具的工程相关经费审定表系对政府工程建设资金的监督管理，不影响双方当事人合同效力及履行。
5.出借账户当事人，对被害人损失，应相应过错赔偿——违反金融法规规定，出借银行账户当事人，对刑事诈骗案件中被害人损失，应承担与其过错程度相当的赔偿责任。
6.银行依银商转账协议约定指令履行职责，非为违约——银商转账业务中提供平台服务的银行，依银商转账协议约定完成指令，即为履行了约定职责，无需承担违约责任。
7.期货交易无效，交易平台应依过错赔偿交易者损失——未经批准的期货交易被认定无效，交易平台及承担部分交易账户管理责任的会员单位应相应过错赔偿交易者损失。
8.进出口代理公司报关编码错误，应赔偿委托人损失——进出口代理公司未尽注意义务，致委托人损失的，应赔偿。受损一方未采取适当措施的，应就扩大损失自担责任。
摘要2：无
摘要1：【裁判要旨】物权法第十五条确定了物权变动原因与结果区分原则之精神。合同本身属于负担行为，仅产生履行给付之义务，而不直接发生物权变动。合同之效力，不以处分人对标的物享有所有权或处分权为要件，无权处分行为并不必然导致合同无效。不动产抵押合同本身属于负担行为，当事人对抵押标的物没有处分权，并不影响抵押合同的有效性。冒名签订合同的行为原则上应适用无权代理的规则。无权代理行为原则上属于待追认行为，但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构成表见代理，合同有效。
【裁判规则】在相对人重视表意人的名义和真实身份一致性的情况下，冒用他人名义实施法律行为的利益结构和无权代理相近似，而和无权处分不同，应类推适用无权代理的规定。在类推适用《合同法》第49条的规定时，应综合考量名义被冒用人对产生名实相符外观的可归责性、相对人的善意等因素后方能判断法律行为是否对名义被冒用人生效。
【案号】一审：（2013）朝民初字第28005号；二审：（2014）三中民终字第11401号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5）民申字第3402号
【裁判摘要】湛江一建主张《租赁合同》上湛江一建及600mw项目部的印章均系梁某某私刻，不代表其真实意思表示，合同应无效。但因梁某某与湛江一建之间存在挂靠关系，足以使白某某有理由相信印章的真实性以及梁某某得到了湛江一建的授权，故梁某某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其行为后果应由湛江一建承担。
摘要2：
摘要1：【案号】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4)沪一中民六(商)终字第27号
【裁判要旨】父母抵押未成年人子女的房屋构成无权代理。
【裁判摘要】首先，为贯彻保护未成年人的意旨，处分未成年人的重大财产，原则上应由双方法定代理人共同决定，仅其中一方不具有代理权限；其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十八条第一款规定，法定代理人非为未成年人利益，不得处分未成年人财产。简言之，处分未成年人的重大财产，原则上应由双方法定代理人共同同意，并且必须为该未成年人的利益而为处分。本案中，重大房产的处分，是否系法定代理人双方共同同意，尚存疑义，而且唐某某系以两名未成年人的房产为一不相关联的企业的债务提供担保，就目前已查明的事实观察，并无任何证据证明该项处分对唐昕芫、唐某某1可能存在何种利益。因此唐某某代理其子女设立抵押权、以及在原审中认可在7,500万元范围内承担抵押担保责任，均属无权代理。建行明知唐昕芫、唐某某1系未成年人，且抵押房产为重大财产，无理由受表见代理之保护，故代理行为应为无效。
摘要2：
摘要1：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讨论纪要（一）（2005年9月23日由审判委员会第42次会议讨论通过）
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印发《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讨论纪要（一）》的通知（苏高发审委[2005]16号）
摘要2：【目录】一、合同的效力二、撤销权三、合同的履行四、表见代理五、债务加入六、合同的解除七、违约金八、其他问题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最高法民终568号
【裁判要旨】公司对外行为一般应由法定代表人作出，特殊情况下公司其他人员执行职务行为的法律后果也由公司承受。
【裁判摘要】根据我国社会交往的相关规范、习惯及通常的认识水平，公章是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签发文件使用的印鉴，加盖公章，代表该单位的确认。案涉《股权转让协议》上加盖了今世福公司的公章，表明该公司认可《股权转让协议》。一般情况下，公司对外行为是由法定代表人代表公司行使的，特殊情况下，公司的其他人员执行公司职务发生的法律后果，也由公司承受。案涉《股权转让协议》加盖的今世福公司公章是真实的，无论是今世福法定代表人持公章加盖的，还是其他人持公章加盖的，在没有关于股权受让方国开公司为非善意的证据时，应维护合同相对人的合理信赖利益，今世福公司以此为由主张股权转让行为系虚假的事实，难以成立。今世福公司上诉主张，《股权转让协议》中法定代表人“李某某”的签字是刻意伪造的，更说明其欲盖弥彰虚构事实的行为。由于他人模仿签名存在经本人授权或者未经授权模仿代签名等多种可能，仅模仿签名情节不足以否定《股权转让协议》非今世福公司真实意思表示，故今世福公司的该上诉观点，本院不予采信。案涉《股权转让协议》仅有一页，在合同文本底部注有关于“股东是法人和其他组织的由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签字，并加盖公章，本文书格式供参考”的记载，因该内容有供参考的记载，在双方当事人关于法定代表人签字和加盖公章同为合同生效要件有争议的情况下，本院认定当事人在签订协议时对此没有形成共同意思表示，仅为参考要件。
摘要2：【解读１】法定代表人签名被认定为伪造的情况下，仅有公司加盖公章是否影响合同效力？
（１）案涉《股权转让协议》加盖的公章是真实的，无论是公司法定代表人持有公章加盖还是其他人持有公章加盖的，在没有合同相对方为非善意的证据时，应维护合同相对人的合理信赖利益，认定为是公司的意思表示。
（２）仅凭法定代表人签字被认定是伪造不能否认公司真实意思表示，从而否定《股权转让协议》的效力。
【解读２】即使法定代表人或代理人超越了代表人或代理人权限，加盖公章行为构成表见代理制度，合同相对方是善意的，合同对公司仍然产生约束力。
【解读３】公司在合同上盖章无论是公司法定代表人持公章加盖的，还是其他人持公章加盖的，能推定为是公司的意思表示。
摘要1：【案号】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4)三中民终字第640号
【裁判要旨】离婚后不及时变更户口登记，前夫处分前妻房产签订房屋买卖合同构成表见代理的，代理行为有效。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最高法民再346号
【裁判要旨】相对人是否善意无过失是对相对人在订立协议时主观心态的判断，应结合案件的相关事实予以判定。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最高法民再200号
【裁判要旨】相对人以行为人曾参与协商付款过程为由主张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不予支持。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2)民提字第172号
【裁判要旨】行为人签字行为未获得书面授权，没有得到事后追认，且不存在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情形，不构成表见代理。
【裁判规则】根据《企业破产法》第１２２条“管理人于办理注销登记完毕的次日终止执行职务。但是，存在诉讼或者仲裁未决情况的除外”的规定，在破产程序终结、破产企业注销的情况下，管理人仍然可以依法代表债务人处理诉讼或仲裁未决的事宜。此处的“诉讼”，应包括申请再审的情形。因为申请再审的结果可能产生财产利益并提供债权人的分配比例。在法律没有明确限制的情况下，管理人此时申请再审的权利应当予以支持。
【摘要】长江公司清算组是否具备申请再审的诉讼主体资格问题｜本案一审诉讼时间为2008年5月9日，长江公司2008年9月25日破产程序终结后于2009年3月2日注销。根据《企业破产法》第一百二十二条“管理人于办理注销登记完毕的次日，终止执行职务。但是存在诉讼或者仲裁未决的情况除外”的规定，在破产程序终结，破产企业注销的情况下，管理人仍然可以依法代表债务人处理诉讼或仲裁未决的事宜。故长江公司清算组可以在破产企业注销后继续处理开始于破产程序中的未决诉讼，且长江公司清算组至今未解散，故对于巴士永达公司提出的长江公司清算组不具有诉讼主体资格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解读１】公司的业务员未获得公司授权，抵销公司的债权债务，是业务员超越代理权的行为，事后未得到公司追认的，其抵销行为无效。
【解读２】抵销是双方互负债务的抵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九条“当事人互负到期债务，该债务种类、品质相同的，任何一方可以将自己的债务与对方的债务抵销。当事人主张抵销的，应当通知对方。通知自到达对方时生效。抵销不得附条件或者附期限”的规定可以看出，抵销是双方互负债务的抵销。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民提字第32号
【裁判要旨】是否构成表见代理应当结合法律关于“被代理人”业务范围的规定、已有交易的通常做法予以认定——小额贷款公司的职员向他人借款，公司否认借款属于职务行为的，由于依据相关规定，对外融资借款不属于小额贷款公司的经营事项范围，即小额贷款公司没有对外融资的权利，故除非出借人与小额贷款公司存在相关的交易习惯足以导致出借人认为公司职员有代理权，否则出借人不能依据表见代理要求公司还款。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最高法民终36号
【裁判要旨】行为人以公司名义签订保证合同时未向债权银行出具证明其有对外担保签约权的文件，银行事后也未进行核保，未尽审慎注意义务，公司不应承担保证责任。
【裁判摘要】案涉编号为xxx的《保证合同》系由高某以华通凯路公司的名义与工行星海支行签订，该合同上加盖的华通凯路公司公章经鉴定与该公司备案印章不一致，但有高某真实签字。上述担保行为应否归属于华通凯路公司，应从高某是否有权代表华通凯路公司、工行星海支行签约时是否有理由相信高某有代表权等方面予以分析认定。其一，高某是否有权代表华通凯路公司。．．．．．．2014年4月28日高某以华通凯路公司的名义签订案涉《保证合同》时，其已不是工商登记上记载的法定代表人，对外不具有代表华通凯路公司的身份。但是，鉴于高某此前是华通凯路公司法定代表人，此后仍是实际投资人和公司股权的实际所有人，故不应仅凭工商登记来认定高智有无代表权的问题，还应审查华通凯路公司是否仍由高某实际控制经营、是否有权决定公司对外担保。．．．．．．首先，．．．．．．从本案查明的事实看，股权代持和法定代表人变更后高某已无权自行决定公章的使用，高某或者华通凯路公司用章须经现法定代表人王某在《公司印章、证照使用登记表》上签字同意。案涉《保证合同》上加盖的华通凯路公司公章与备案印章不一致、且无证据证明该公司同时使用多枚公章的情况，亦印证了高某未经新任法定代表人同意无权使用公司公章的事实。公章是公司对外从事经营活动的身份代表，华通凯路公司对高智使用公章的限制，足以表明高某对公司的经营管理权限已受到限制，亦即高某不得以华通凯路公司名义从事损害公司利益和债权人信邦典当公司利益的经营行为。基于以上分析，本案一审判决认定在股权代持后高某仍是华通凯路公司的实际控制人，证据不足，认定不当。其次，．．．．．公司法定代表人、实际控制人不享有公司对外担保的决策权，更何况是已不具备法定代表人身份、经营管理权受到限制的高某。因此，高某未经华通凯路公司授权以该公司财产为科技学院的债务提供担保，其行为构成无权代表、无权代理，一审判决认定其行为属于职务行为，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有误。其二，工行星海支行是否有理由相信高智有代表权或代理权。《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
摘要2：【裁判摘要（续）】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第五十条规定：“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超越权限订立的合同，除相对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超越权限的以外，该代表行为有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规定：“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超越权限订立的担保合同，除相对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超越权限的以外，该代表行为有效。"以上条文是关于表见代理以及表见代表制度的规定。依据上述规定，高某的无权代表、无权代理行为是否对华通凯路公司发生法律效力，应审查工行星海支行是否有理由相信高某有代表权或代理权。本案中，高某在签订案涉保证合同时未向工行星海支行出具华通凯路公司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华通凯路公司同意担保的股东会决议等证明高智有对外担保签约权的文件，缺乏使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高某有代表权或代理权的权利外观。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六条对公司对外担保的决策权和决策机构作出了明确规定，任何接受公司担保的相对人都应尽到谨慎注意义务，工行星海支行作为专业金融机构，更应尽到必要注意义务。案涉保证合同签订时，华通凯路公司的工商登记资料以及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已经进行了变更登记，高某已不是该公司法定代表人，上述工商登记信息具有公示公信力，工行星海支行能够查询知晓。而且，按照银行贷款担保的通行做法，银行一般应对担保人进行核保。但是，该行在签订案涉保证合同时并未要求高智提供相关证明文件，事后也未进行核保，未尽到审慎注意义务，主观上存在过失。因此，高某以华通凯路公司的名义签订案涉保证合同的行为，不符合表见代表或表见代理的特征。综上两方面分析，高某以华通凯路公司的名义与工行星海支行签订保证合同的行为不构成职务行为，亦不构成表见代表或表见代理，案涉《保证合同》应认定为无效合同，华通凯路公司对科技学院的借款债务不应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同时，华通凯路公司对保证合同无效不存在过错，而债权人工行星海支行对此存在过错，故华通凯路公司也不应对《保证合同》的无效向工行星海支行承担赔偿责任。
【解读】公司原法定代表人以公司名义签订担保合同加盖公章非公司备案公章，公司不承担担保义务也不承担赔偿责任。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最高法民终298号
摘要2：【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最高法民申5733号
【裁判摘要】本案中，王某某虽是宜顺公司的高管，但其与马某某系合伙人，有利害关系，在判断王某某是否有理由相信马某某能代表宜顺公司签订案涉《担保合同》时，应当从严把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六条规定：“公司向其他企业投资或者为他人提供担保，依照公司章程的规定，由董事会或者股东会、股东大会决议，公司章程对投资或者担保的总额及单项投资或者担保的数额有限额规定的，不得超过规定的限额，公司为公司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的，必须经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根据原审查明的事实，马某某非宜顺公司法定代表人，亦未得到宜顺公司授权，也没有宜顺公司董事会或股东会议决议同意，在宜顺公司对其行为事后亦未予以追认的情况下，马某某以宜顺公司的名义为其个人收购股权的行为进行担保属于无权代理。王某某与马某某属于利益共同方，对马某某代表宜顺公司签订《担保合同》是否经过宜顺公司授权、为他人提供担保是否经董事会或股东会议决议未予审查，仅凭《担保合同》中宜顺公司的签章即认定马某某有权代表宜顺公司对外从事民事行为，未尽到谨慎注意义务，原判决认定马某某的行为不构成表见代理，并不存在适用法律错误的情形。
摘要1：【案号】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鲁民一终字第399号
【裁判摘要】王某某上诉称应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主合同有效而担保合同无效，债权人无过错的，担保人与债务人对主合同债权人的经济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债权人、担保人有过错的，担保人承担民事责任部分，不应超过债务人不能清偿部分的二分之一”的规定由海港公司承担担保人赔偿责任。但该条规定的担保人责任是在担保合同成立且无效的情况下担保人应承担的赔偿责任。本案中，刘某某签订担保合同的行为不构成表见代理，对怡海公司不产生有权代理的法律效果，怡海公司不是该借款合同的担保人，不应适用该条承担赔偿责任。刘某某未经怡海公司同意，擅自在担保合同上加盖怡海公司的印章，事后也未得到怡海公司追认，属无权代理。本案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八条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的合同，未经被代理人追认，对被代理人不发生效力，由行为人承担责任。”
摘要2：【解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主合同有效而担保合同无效，债权人无过错的，担保人与债务人对主合同债权人的经济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债权人、担保人有过错的，担保人承担民事责任部分，不应超过债务人不能清偿部分的二分之一”的规定担保人责任是在担保合同成立且无效的情况下担保人应承担的赔偿责任。
摘要1：【解读】《民法典》删除《民法通则》第６５条第３款规定“委托书授权不明的，被代理人应当向第三人承担民事责任，代理人负连带责任。”（实践中对该条款争议太大，且有对代理人要求过苛之嫌）。
摘要2：【注解１】参考《民通意见》第７９条之规定：
数个委托代理人共同行使代理权的，如果其中一人或者数人未与其他委托代理人协商，所实施的行为侵害被代理人权益的，由实施行为的委托代理人承担民事责任。但是，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
其中一人或者数人未经其他被代理人同意而提出终止委托代理，给其他当事人造成损害，受害人请求由提出终止委托代理的被代理人承担赔偿责任，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但是，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
【注解２】参考《民通意见》第８０条之规定，由于急病、通讯联络中断等特殊原因，委托代理人自己不能办理代理事项，又不能与被代理人及时取得联系，如不及时转托他人代理，会给被代理人的利益造成损失或者扩大损失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属于民法典第１６９条中的“紧急情况”。
摘要1：解答：根据《民法典担保制度解释》第７条第２款规定：“法定代表人超越权限提供担保造成公司损失，公司请求法定代表人承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法定代表人越权提供担保造成公司损失，公司有权要求法定代表人承担赔偿责任——（１）相对人是善意且法定代表人构成表见代表，公司在承担担保责任后有权向法定代表人追偿；（２）相对人非善意，公司不承担担保责任，公司承担过错赔偿责任后仍然可以向法定代表人追偿。
摘要2：【注解１】法定代表人越权担保的情况下，公司因承担担保责任或者赔偿责任的损失可以向法定代表人追偿。
【注解２】代表与代理存在重大区别：（１）法定代表人是法人的机关，法定代表人的意思就是法人的意思，法定代表人的过错就是法人自身的过错——在越权代表的情况下，即使不构成表见代表，法人也要承担缔约过失责任（先由过失根据其过错向相对人承担赔偿责任，再向有过错的法定代表人追偿）；（２）代理人与被代理人在法律上是两个不同的主体，代理人的意思不一定是被代理人的意思，代理人的过错不是被代理人的过错——在无权代理的情形下，除非构成表见代理，被代理人无须承担任何责任。
【注解３】法定代表人越权代表对外提供担保，相对人非善意的情况下，担保合同对公司不发生效力，能否对作为行为人的法定代表人发生效力？——（１）《民法典》第１７１条第３款规定：“行为人实施的行为未被追认的，善意相对人有权请求行为人履行债务或者就其受到的损害请求行为人赔偿。但是，赔偿的范围不得超过被代理人追认时相对人所能获得的利益。”即无权代理的行为人所订立的合同对行为人发生效力的前提相对人是善意的。（２）法定代表人越权代表对外提供担保，如果相对人是善意的，则构成表见代表，担保合同直接约束公司而非约束法定代表人；而在相对人非善意的情况下，让法定代表人代表公司订立的担保合同对法定代表人发生效力不符合《民法典》第１７１条的规定。
摘要1：解读：根据《民法典担保制度解释》第８条规定，公司担保无须提供决议的情形仅限于“公司对外担保”情形，不包括关联担保之情形。因此，公司为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不适用无须提供决议之规定。
摘要2：【注解１】（１）《九民会议纪要》第１９条规定：“存在下列情形的，即便债权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没有公司机关决议，也应当认定担保合同符合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合同有效：．．．．．．（4）担保合同系由单独或者共同持有公司三分之二以上有表决权的股东签字同意。”（２）《民法典担保制度解释》第８条第１款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公司以其未依照公司法关于公司对外担保的规定作出决议为由主张不承担担保责任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三）担保合同系由单独或者共同持有公司三分之二以上对担保事项有表决权的股东签字同意。”强调“对外担保”和明确必须是“对担保事项有表决权的股东”（如果是关联担保，则被担保的股东不享有表决权，决议必须由２／３以上享有表决权的股东签字同意）。
【注解２】公司实际经营人、实际控制人以公司名义对外提供担保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公司依法应承担保证责任。——参考案例：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2)最高法民再115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最高法民申2995号
【裁判摘要】公司对法定代表人越权担保行为的追认也可以在诉讼中不提出异议而默示认可——本案讼争发生后，鑫盛源公司对其法定代表人付某某在《担保合同》上签名捺印并加盖鑫盛源公司印章的事实没有提出异议，且一审判令鑫盛源公司对借款本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后，鑫盛源公司没有上诉，故应视为鑫盛源公司自认其应当承担相应的担保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六条规定，公司为公司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的，必须经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条规定，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超越权限订立的合同，除相对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超越权限的以外，该代表行为有效。邓某某明知或应当知晓付某某未经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即以公司为其自身债务提供担保，不应再主张某某的行为可得构成表见代理。鑫盛源公司自认承担担保责任，是对其自身权利的处分。好思嘉公司抗辩担保未经过公司股东会决议而不应承担担保责任，邓某某确又对此明知或应当知晓，故二审改判好思嘉公司不承担担保责任正确。
摘要2：
摘要1：解读：１.根据《九民会议纪要》第４１条之规定，法院对印章真实性申请鉴定不予准许情形包括——（１）签约人为被告的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２）现有证据能够认定被告方签约人构成职务代理；（３）现有证据能够认定被告方签约人构成一般委托代理；（４）即使印章不真实，现有证据也能够认定签约人构成表见代理。２.法院准许被告对印章真实性鉴定申请的情形包括——（１）合同书只加盖印章无签约人签名且无法确定签约人；（２）签约人无权代理。
摘要2：
摘要1：——死者部分近亲属与侵权人达成赔偿协议并领取赔偿款后，其他近亲属能否请求侵权人再次赔偿
【案号】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18）京02民终2929号民事判决书
【裁判摘要】本院认为，张某母亲黄某与侵权人就全部赔偿事宜达成协议并取得赔偿款后，张某的其他近亲属无权再向侵权人提出赔偿请求，理由如下：第一，从死亡赔偿金性质的角度分析．．．．．．死亡赔偿金在性质上应属于死者近亲属之共同共有的财产。故黄某根据协议所取得的款项并非黄丽单独所有，而应该是张某近亲属之共同共有财产。．．．．．．第二，从黄某与张某其他近亲属是否构成表见代理的角度分析。死亡赔偿金在死者近亲属中分配时，应综合考虑近亲属与死者的亲密程度，以及生活状况等因素。死亡赔偿金的受偿主体范围，一般参考法定继承中的继承顺位。法定继承中的第一顺位为配偶、子女、父母，因张某去世时仅21岁，目前尚无证据表明其有配偶和子女，故张某之父母应系当然的受偿主体。侵权人没有能力，也没有必要调查死者张某的所有其他近亲属。在此前提下，本院认为侵权人有理由相信，黄某作为死者张某之母亲，与张某具有最密切之亲缘关系，有权利代表张某其他近亲属取得赔偿款项。如果其他近亲属认为黄某存在隐瞒或者侵占赔偿款情形，属于近亲属内部赔偿款之分割事宜，应直接向黄某主张。第三，从黄某和侵权人是否存在恶意串通之角度分析。从事故发生、签订赔偿协议的时间以及协议约定的赔偿金数额来看，侵权人主张双方和解时，计算死亡赔偿金所参考标准为2014年北京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本院予以采信。按照该标准计算，侵权人向黄某支付的54万元赔偿款略高于一般司法赔偿标准，故难以认定黄丽和侵权人存在恶意串通损害其他近亲属利益。第四，从司法效果和社会行为指引的角度分析。司法救济是实现正义的重要方式之一，但未必是效果最好的一种。侵权人在事故发生后，第一时间与受害人或其近亲属进行协商并履行赔偿义务，既能使得受害人或其近亲属及时得到救治、赔偿或抚慰，又能避免占用宝贵的司法资源。在合议庭看来，以上情形是处理赔偿事宜兼顾公平和效率的最佳途径，亦是我们所乐见的．．．．．．故从司法效果和社会行为指引的角度来看，不应支持张某的其他近亲属再向侵权人提出赔偿的诉讼请求。综上，侵权人与张某的赔偿问题属于外部关系，赔偿款或补偿款的分配问题系张某近亲属的内部关系。
摘要2：（续）死者张某的赔偿事宜已由张某母亲黄某出面处理完毕，其他近亲属应向黄某主张分割相应赔偿款。
摘要1：【目录】一、实际施工人的内涵是什么？二、实际施工人认定应把握什么原则？三、审判实践中哪些情形不能认定为实际施工人？四、借用资质的实际施工人向出借资质的建筑施工企业主张工程款能否得到支持？五、被挂靠企业（承包人）是否可以起诉发包人要求支付工程款？六、工程多次转包或违法分包的，实际施工人能否向所有转（分）包人主张工程款？七、发包人、承包人的身份是否可以相互转换？八、发包人在欠付工程款范围内承担何种责任？九、《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是否对合同相对性原则再次进行了突破，对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审理有什么影响？十、如何认定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中的表见代理？
摘要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