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典型意义】本案是人民法院推动和保障金融创新的典型案例。案件涉及“对赌协议”效力的认定。所谓“对赌协议”又称估值调整协议，主要发生在风险投资、证券市场等领域，是资本运作的一种方式，其核心条款通常表现为，投资方与融资方约定目标公司需要在未来一定期间内实现一定业绩或达到一定条件，一旦目标公司未达到上述约定业绩或条件，则投资方有权要求融资方给付一定的现金补偿或以股权回购、转让的方式获得补偿。承认并维护该类协议的法律效力，保证投资方的交易安全，更有利于资本市场合作的多样化，促进资本市场的繁荣与发展。本案判决承认了股东间“对赌协议”效力，支持了原告方行使赎回权的诉讼请求。该案的审判对于推动京津冀金融改革及创新发展，维护诚信交易秩序，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具有重要意义。
摘要2：
摘要1：【典型意义】“对赌协议”又称“估值调整协议”，其核心条款通常表现为，投资方与融资方约定目标公司需要在未来一定期间内实现一定业绩或达到一定条件，一旦目标公司未达到上述约定业绩或条件，则投资方有权要求融资方给付一定的现金补偿或以股权回购、转让的方式获得补偿。“对赌协议”主要发生在风险投资、证券市场等领域，是资本运作的一种方式，对该类纠纷的依法审理，将对企业的资本运作产生正确的导向作用。本案中，人民法院通过证据交换，查清基本事实，在此基础上对双方当事人签订的《增资协议》准确定性，不轻易否定新型交易方式和交易结构的合同效力，消除当事人对合同效力的疑惑，引导当事人的资本运作依法有序进行，最大限度地鼓励市场交易，优化了企业营商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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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目录】１.丹东欣泰电气股份有限公司、温德乙等欺诈发行股票、违规披露重要信息案——欺诈发行股票，数额巨大；违规披露重要信息，严重损害股东利益；2.唐汉博等操纵证券市场案——不以成交为目的，频繁申报、撤单或者大额申报、撤单操纵证券市场，情节特别严重；3.张家港保税区伊世顿国际贸易有限公司、金文献等操纵期货市场案——非法利用技术优势操纵期货市场，情节特别严重；4.周文伟内幕交易案——证券交易所人员从事内幕交易，情节特别严重；5.顾立安内幕交易案——非法获取证券交易内幕信息的知情人员从事内幕交易，情节特别严重；6.陈海啸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案——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情节特别严重；7.齐蕾、乔卫平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案——证券公司从业人员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情节特别严重
摘要2：
摘要1：【案号】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皖民辖终19号
【裁判摘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第八条规定，“虚假陈述证券民事赔偿案件，由省、直辖市、自治区人民政府所在的市、计划单列市和经济特区中级人民法院管辖。"第九条规定，“投资人对多个被告提起证券民事赔偿诉讼的，按下列原则确定管辖：（一）由发行人或者上市公司所在地有管辖权的中级人民法院管辖。但有本规定第十条第二款规定的情形除外。（二）对发行人或者上市公司以外的虚假陈述行为人提起的诉讼，由被告所在地有管辖权的中级人民法院管辖。（三）仅以自然人为被告提起的诉讼，由被告所在地有管辖权的中级人民法院管辖。"根据上述规定，本案应由发行人安徽盛运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所在地的安徽省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管辖。综上，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裁定正确，应予维持。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最高法民终295号
【裁判要旨】当事人在借款合同中明确约定了借款期限、利率、付息方式以及逾期付息的滞纳金等即符合借贷关系的法律特征。当事人约定将借款用于证券投资不影响借款合同性质为借款合同，不属于场外配资合同。
摘要2：【摘要】场外配资的基础法律关系亦是借贷关系，其本质上也是借贷关系的一种。只是由于场外配资存在于金融证券市场，因此须纳入金融法律法规监管的范畴。场外配资业务主要是指一些P2P公司或者私募类配资公司利用互联网信息技术，搭建游离于监管体系之外的融资业务平台，将资金融出方、资金融入方即用资人和券商营业部三方连接起来，配资公司利用计算机软件系统的二级分仓功能将其自有资金或者以较低成本融入的资金出借给用资人，赚取利息收入的行为。为确保融出资金安全，配资公司亦设置平仓线和预警线，当客户资金达到预警线，配资公司通知客户减仓或补保证金，一旦触及平仓线，配资公司有权平仓。可见场外配资合同因规避相关部门的行政监管而具有违法性，其主体、手段和权利义务具有与一般借贷关系所不同的特殊性，即其主体为P2P公司或者私募类配资公司，且以融资配资为业；手段上利用了互联网信息技术和二级分仓功能搭建融资平台。案涉《借款合同》约定科特公司出借20000万元资金给亿舟公司进行证券投资，明确约定了借款期限、利率、付息方式以及逾期付息的滞纳金等，以上形式和主要合同内容符合借贷关系的法律特征。但《借款合同》中亦详细约定了出借资金以及亿舟公司保证金如何汇入万某某、涂某某、袁某某证券账户、如何购买股票，并设置了警戒线、平仓线等内容，这些约定与场外融资合同有类似之处，但与场外配资合同有本质差别。首先，科特公司不具有场外配资业务的主体特征。科特公司并非从事融资配资业务的专门公司或融资平台，其借款给亿舟公司进行证券投资的行为具有临时性和偶发性，与融资公司的专门性与经常性有本质性的区别，故科特公司不符合场外配资的主体特征。其次，虽案涉借款用于证券投资，但科特公司并未运用互联网技术和二级分仓功能搭建融资平台，而是运用传统手段，将借贷资金打入合同指定的证券账户进行股票操作。故资金流入股市的方式亦不符合场外配资的操作流程。通过以上分析，案涉《借款合同》的法律性质为借贷法律关系，而非场外配资关系。
摘要1：【案号】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湘民再54号
【裁判摘要】名为借款实为场外配资，因违反证券管理法律规定应认定为无效——本案黄某向邓某某借款的行为符合民间借贷的要素。但是黄某向邓某某借钱的目的是为了借用邓某某的证券账户炒股，双方先后约定了80万和40万的警戒线和平仓线，在账户市值低于40万，而黄某又不能补齐资金的情况下，邓某某进行了平仓处理。其行为实质是场外融资炒股。所谓场外股票融资是指未经金融监督管理部门批准，法人、自然人或其他组织之间约定融资方向配资方交纳一定现金或一定市值证券作为保证金，配资方按杠杆比例，将自有资金、信托资金或其他来源的资金出借给融资方用于买卖股票，并固定收取或按盈利比例收取利息及管理费，融资方将买入的股票及保证金让与给配资方作担保，设定警戒线和平仓线，配资方有权在资产市值达到平仓线后强行卖出股票以偿还本息的合同。本案黄某向邓某某借钱炒股的行为符合场外股票买卖融资合同的表现特征及实质要求。虽然目前法律法规并没有关于场外配资合同的明确规定、及对该种行为和合同效力的禁止性规定，但从《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证券公司融资融券业务管理办法》和《关于清理整顿违法从事证券业务活动的意见》的相关规定来看，该行为是不应该提倡的，该行为的存在会严重扰乱证券市场的秩序，并给社会公共利益带来损害。因此，本案的性质应该认定为合同纠纷（无名合同）。但因邓某某出借其个人股票账户给黄勇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和《关于清理整顿违法从事证券业务活动的意见》第五条“证券投资者应当按照法律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严格遵守证券账户实名制要求开立证券账户。任何机构和个人不得出借自己的证券账户，不得借用他人证券账户买卖证券”的规定，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规定的情形，本案合同应当认定为无效合同。
摘要2：
摘要1：解读：（１）破产案件有关债务人民事诉讼案件（不包括仲裁案件）由受理破产申请法院管辖（《企业破产法》第２１条）；（２）受理破产申请法院可以由上级法院提审或者报请上级法院批准后交下级法院审理，专属管辖案件（如对有关债务人的海事纠纷、专利纠纷、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纠纷等案件不能行使管辖权的）可以由上级法院指定管辖。
【注解１】破产衍生民事案件管辖涉及：（１）不动产专属管辖和其他专属管辖与破产案件集中管辖竞合？（２）第三人撤销之诉专属管辖与破产案件集中管辖竞合？（２）申请再审案件与破产案件集中管辖竞合等？
【注解２】破产企业作为第三人案件不适用破产案件集中管辖：（１）（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第三人能否对管辖权提出异议问题的批复》（法）经复[1990]9号的相关规定，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主动参加到他人已开始的诉讼中去，应视为承认和接受了受诉法院的管辖；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地位，无权就管辖提出异议。（２）破产企业作为第三人不适用《企业破产法》第２１条关于“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后，有关债务人的民事诉讼，只能向受理破产申请的人民法院提起”的规定。“有关债务人”的规定较为宽泛，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企业破产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02]23号文件中第１９条和第２０条的规定和最高人民法院文件法【2007】81号文件的规定，“有关债务人”是指当破产企业作为诉讼程序中的原告或被告时，由受理破产申请的法院管辖。
【注解３】破产企业民事诉讼案件集中管辖不包括仲裁案件：（１）《企业破产法》第２１条规定：“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后，有关债务人的民事诉讼，只能向受理破产申请的人民法院提起。”《企业破产法规定二》第４７条第１款规定“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后，当事人提起的有关债务人的民事诉讼案件，应当依据企业破产法第二十一条的规定，由受理破产申请的人民法院管辖。”明确有关债务人案件集中管辖限于“民事诉讼”；（２）《企业破产法规定三》第８条规定债务人、债权人对债权表记载的债权有异议的，“当事人之间在破产申请受理前订立有仲裁条款或仲裁协议的，应当向选定的仲裁机构申请确认债权债务关系。”进一步明确破产企业民事诉讼案件集中管辖不包括仲裁案件在内。
摘要2：【注解４】《九民会议纪要》第１１３条第２款规定：“重整计划执行期间，因重整程序终止后新发生的事实或者事件引发的有关债务人的民事诉讼，不适用《企业破产法》第21条有关集中管辖的规定。除重整计划有明确约定外，上述纠纷引发的诉讼，不再由管理人代表债务人进行。”
【注解５】根据《企业破产法》第７３条之规定，重整程序终止后重整计划执行阶段：（１）不再适用《企业破产法》第２１条有关破产集中管辖规定；（２）管理人不再代表债务人参加诉讼，而是由债务人自行参加诉讼。——参考：《民事审判实务问答》１８９.重整计划执行期间的诉讼管辖及诉讼参加人
摘要1：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涉新冠肺炎疫情案件法律适用问题的系列问答四（2022年版）（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修订课题组 2022年4月18日）
【目录】问题1|在保险合同纠纷中，投保人、被保险人以保险公司在疫情防控中作出相关承诺为由，要求保险公司理赔的，应如何处理？问题2|因“隔离险”引发的纠纷，保险人提出被保险人申请理赔的情形不符合约定理赔条件的，应如何处理？问题3|疫情期间，部分保险公司向参与防疫的医护人员、志愿者、小区物业工作人员、居（村）委会工作人员等赠送保险产品，后续发生保险纠纷的，应如何处理？问题4|在信用卡纠纷、个人住房贷款及其他金融借款等融资类纠纷案件中，债务人以受疫情影响导致收入来源全部或部分丧失、经营困难或客观上履行还款义务存在障碍等为由，提出免除部分还款义务、延期归还欠款或调减违约金的，应如何处理？问题5|在涉金融征信记录案件中，个人以受疫情影响导致其未能及时归还欠款为由，要求金融机构撤销其不良征信记录的，应如何处理？问题6|金融投资者或金融消费者以金融机构利用疫情实施不当金融产品营销行为造成其损失为由，要求金融机构承担相应赔偿责任的，应如何处理？问题7|债券持有人以未按期支付利息、交叉违约、预期违约、合同目的不能实现等为由，主张提前还本付息，而发行人以疫情为由进行抗辩的，应如何处理？问题8|在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案件中，如投资者持股经历了疫情期间，上市公司或其他虚假陈述行为赔偿责任主体以疫情构成证券市场风险因素或疫情防控措施严重影响上市公司内外部经营环境等为由请求相应扣减损失赔偿金额的，应如何处理？
摘要2：
摘要1：【案号】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沪02民终1571号
【裁判摘要】债务人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应当适用第三人撤销之诉专属管辖向作出生效裁判的法院提起诉讼，不应当由受理破产法院集中管辖——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二十一条规定，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后，有关债务人的民事诉讼，只能向受理破产申请的人民法院提起。据此，通常情况下，涉及纪阳公司的民事诉讼应由一审法院受理。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四十七条第三款规定，“受理破产申请的人民法院，如对有关债务人的海事纠纷、专利纠纷、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纠纷等案件不能行使管辖权的，可以依据民事诉讼法第三十七条的规定，由上级人民法院指定管辖”，从该规定可以看出，对破产案件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基于法律对管辖的特别规定或一些特殊原因可以将相关案件交由其他法院管辖，而非必须由其受理。本案中，纪阳公司在一审庭审之前增加诉讼请求，要求撤销12794号民事调解书，并在此基础上对系争股权进行确认，本案也相应变更为第三人撤销之诉。根据民诉法第五十六条第三款的规定，第三人撤销之诉应向作出该判决、裁定、调解书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按此规定，本案亦属于法律对管辖有特别规定的案件。基于第三人撤销之诉涉及案情比较复杂、影响较大，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由宜兴法院受理并无不妥。况且一审裁定作出后，纪阳公司就本案所涉纠纷另行向宜兴法院提起诉讼，表明其已接受宜兴法院对此第三人撤销之诉的管辖，且宜兴法院也立案受理了该案，故本院维持一审法院的裁定结果。
摘要2：
摘要1：最高人民法院发布2022年全国法院十大商事案件之四——投资人和上市公司股东、实际控制人签订的与股票市值挂钩的回购条款应认定无效
摘要2：【解读】二审认为，案涉《修订合伙人协议》系绍兴闰康的合伙人之间签订，但房某某、梁某某系江苏硕世的实际控制人，高科新浚、高科新创借合伙形式，实质上与上市公司股东、实际控制人签订了直接与二级市场短期内股票交易市值挂钩的回购条款，不仅变相架空了禁售期的限制规定，更是对二级市场投资人的不公平对待，有操纵股票价格的风险，扰乱证券市场秩序，属于《民法典》第一百五十三条违反公序良俗之情形，应认定无效，故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摘要1：——未经股东会同意处置重大资产行为的效力
【裁判书字号】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锡商初字第00029号民事判决书
【裁判摘要】就上市公司而言，其资产与负债情况影响社会公众的利益，故包括处置重大资产在内的影响公司资产与信用的诸多事项需对全体股东进行公告披露，且就某些决定应在披露前召开股东大会并形成有效决议。如未经股东大会同意而处置重大资产，应属重大违规行为，因其侵害了众多投资者的利益，扰乱了证券市场的秩序，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的规定应认定为无效。安兴公司于2012年形成《股东会决议》决定向霞客公司分红1400万元，霞客公司于2013年亦实际取得该1400万元并入账。2014年7月，霞客公司同意就其获得的上述1400万元分红撤销并返还安兴公司，实际系处分霞客公司的重大资产，且会对霞客公司的资产、负债、权益等产生重要影响，该同意返还1400万元分红的行为应经股东大会决议通过后才能予以实施。但霞客公司既未就上述事项形成有效的股东会决议，亦未就该事项进行披露，而直接在2014年7月的《股东会决议》中盖章，该行为应认定为无效，对霞客公司不发生法律约束力。霞客公司既已获取分红，则无义务向安兴公司返还该笔款项。故对安兴公司要求确认享有霞客公司 1400万元债权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摘要2：
摘要1：【裁判摘要１】证券交易所作为法律法规规章授权组织，有权按照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实施包括对证券市场的违法行为予以处罚等监管行为，故证券交易所具有相应的行政管理职能，属于行政案件的适格被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颁布的《证券交易所管理办法》第九十九条规定：“证券交易所应当在其职责范围内，及时向证监会报告其会员、上市公司及其他人员违反国家法律、法规、规章、政策的情况；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章授权由证券交易所处罚，或者按照证券交易所章程、业务规则、上市协议等证券交易所可以处罚的，证券交易所可以按照有关规定予以处罚，并报证监会备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由证监会处罚的，证券交易所可以向证监会提出处罚建议。证监会可以要求证券交易所对其会员、上市公司进行处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对与证券交易所监管职能相关的诉讼案件管辖与受理问题的规定》第一条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七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二条的有关规定，指定上海交易所和深圳交易所所在地的中级人民法院分别管辖以上海交易所和深圳交易所为被告或第三人的与证券交易所监管职能有关的第一审民事和行政案件。”第二条规定：“与证券交易所监管职能相关的诉讼案件包括：（一）证券交易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证券交易所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对证券发行人及其相关人员、证券交易所会员及其相关人员、证券上市和交易活动作出处理决定引发的诉讼；（二）证券交易所根据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的依法授权、对证券发行人及其相关人员、证券交易所会员及其相关人员、证券上市和交易活动作出处理决定引发的诉讼；……”。根据上述规定，证券交易所作为法律法规规章授权组织，有权按照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实施包括对证券市场的违法行为予以处罚等监管行为，故证券交易所具有相应的行政管理职能，属于行政案件的适格被告。
摘要2：【裁判摘要2】一定期限内券商申报买入相关股票的顺序及数量信息不属于政府信息——郑×所申请的信息是否属于政府信息公开的范围。《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二条规定，本条例所称政府信息，是指行政机关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制作或者获取的，以一定形式记录、保存的信息。郑×申请公开一定期限内券商申报买入相关股票的顺序及数量信息，因该类信息属日常证券交易活动中形成的信息，并非证券交易所在履行监管职责过程中制作或者获取的，故不属上述条例所指的政府信息。
摘要1：解读：证券交易所作为法律法规规章授权组织，有权按照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实施包括对证券市场的违法行为予以处罚等监管行为，故证券交易所具有相应的行政管理职能，属于行政案件的适格被告。
摘要2：【注解】证券交易所属于行政案件适格被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