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解答：为最大限度避免法律适用上无谓的争执与风险，作为诉讼代理人，做好是按照《民事诉讼证据规定》在举证期限届满前提出变更、增加诉讼请求或者提出反诉的申请。
摘要2：【注解】根据《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２２５条第２项规定，至少在庭审开庭前应已固定当事人的诉讼请求。当然，为最大限度避免法律适用上无谓的争执与风险，最好是在举证期限届满前提出变更、增加诉讼请求的申请。——参考：《民事审判实务问答》２４５.当事人申请变更、增加诉讼请求或者提出反诉，第三人提出与本案有关的诉讼请求的期限
摘要1：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最高法民终117号
【裁判要旨】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履行过程中双方达成的结算工程价款补充协议属于合同结算清理条款，不因施工合同无效而必然无效。
【裁判摘要】经审查，4份补充协议均系双方因施工方案调整、设计图纸变更、延期开工、停工误工等事由而达成的补偿协议，其内容虽与《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存在关联，但并不是《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从合同。《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因违反招标投标的法律强制性规定而无效，4份补充协议却并不存在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的内容。一审认定4份补充协议属合法有效的合同正确，本院予以确认，世邦公司应按照补充协议的约定向锦通公司履行补偿赔偿之义务。
【要旨1】承包人报送的工程量报审表有监理单位的审核签证盖章，应认为承包人已举示证据证明其实际完成的工程量。
【摘要1】关于锦通公司实际完成工程量的认定。一审业已查明，锦通公司先后共向世邦公司报送《工程款支付申请（核准）表》7份，前5份均有承包人、发包人、发包人现场代表和监理单位的审核签字盖章，后2份虽无发包人和发包人现场代表签字盖章，但有监理单位的审核签字盖章。7份《工程款支付申请（核准）表》均附有《工程量报审表》，明确载有已经完成的工程量，故应认为锦通公司已举示证据证明其实际完成的工程量，世邦公司认为不实，则应举示相反的证据予以否认。世邦公司既未举证否定《工程款支付申请（核准）表》所载工程量的真实性，又要求另外通过鉴定的方式重新确定工程量，显与民事诉讼证据规则相悖。一审以7份《工程款支付申请（核准）表》认定锦通公司实际完成的工程量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
【裁判规则】施工合同无效，施工人仍然负有配合验收和质量保修义务。
【摘要2】至于30万元工程质保金，尽管《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锦通公司作为建设工程的施工人仍然负有配合验收和质量保修义务，《补充协议》约定“自乙方交房之日起，满两年后，7个工作日内无息退还乙方”，故一审认定未达支付条件正确，锦通公司应待条件成熟时主张。
摘要2：【要旨2】施工合同无效系因违反招标投标相关法律规定所致，发包人的过错大于承包人，发包人应向承包人支付工程款，是返还因无效合同所取得的财产的一种形式，不以工程竣工验收为条件。
【摘要3】关于工程款支付条件。世邦公司上诉主张案涉工程未竣工验收，锦通公司也未提供证据证明案涉工程不存在质量问题，故不满足工程款支付的条件。经二审庭审询问，双方确认，案涉工程主体已完工，至今未竣工验收，该工程于2015年8月28日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锦通公司于2016年10月正式停工，锦通公司未向世邦公司转移占有案涉工程，双方现已没有继续建设案涉工程的可能。本院认为，一审认定世邦公司与锦通公司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因为违反招标投标的相关法律规定而无效，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之规定：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本案《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锦通公司与世邦公司双方均应返还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锦通公司应向世邦公司转移占有案涉工程，世邦公司应向锦通公司偿付建设案涉工程的投入。鉴于《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系因违反招标投标相关法律规定，世邦公司作为发包人更清楚拟建工程是否属于法律规定必须进行招标的工程，其过错显然大于锦通公司，故世邦公司应以支付工程款的形式偿付锦通公司的投入。一审判令世邦公司应向锦通公司支付工程款，是返还因无效合同所取得的财产的一种形式，并不以工程竣工验收为条件，故世邦公司认为尚不满足工程款支付条件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
【要旨】承发包双方对欠付工程款的违约金计算标准约定过高，可以参照不超过年利率24%的标准计算。
【解读】司法解释规定实际施工人可以发包人为被告主张权利，但并未规定只能由实际施工人向发包人主张权利，鉴于实际施工人未向发包人主张权利，承包人有权向发包人主张权利。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3)民提字第46号
【裁判要旨】发票具有结算功能，但在不是现金交易的情况下仅持有发票并不能作为付款已完成的依据，发票持有人应该提供支付款项的支票存根、转账记录、银行对账单等用以对付款事实加以证明。
【裁判摘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条第二款规定，“对合同是否履行发生争议的，由负有履行义务的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康达公司主张其已经履行了付款义务，应当负有对该主张举证加以证明的责任。发票具有结算功能，但在不是现金交易的情况下仅持有发票并不能作为付款已完成的依据。发票持有人应该提供支付款项的支票存根、转帐记录、银行对帐单等用以对付款事实加以证明，因此，康达公司仅以持有发票而主张付清全部工程款依据不足。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最高法民终385号
【裁判要旨】当事人不能证明司法鉴定具有司法解释规定的重新鉴定的情形，亦不能证明鉴定意见存在缺陷的，对其提出的重新鉴定申请不予批准。
【裁判摘要1】关于力达公司鉴定资质的取得是否合法的问题。长城能源公司上诉主张力达公司的鉴定资质取得不合法，涉及主管鉴定资质认定的行政机关的意见，长城能源公司该项质疑不属于本案的审查范围。力达公司系由长城能源公司、中环建设公司协商一致所确定的鉴定机构，取得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颁发的《工程造价咨询企业甲级资质证书》，鉴定人员赵相荣、丛树茂亦取得煤炭行业造价工程师注册证书。长城能源公司在力达公司作出鉴定意见前未对鉴定机构的鉴定资质问题提出质疑，长城能源公司提出质疑后，力达公司对相关问题进行了说明，长城能源公司不能证明该说明的内容不属实。据此，本院不能认定力达公司鉴定资质的取得不合法。长城能源公司以力达公司鉴定资质的取得不合法、一审法院对此未予审查为由提出上诉，证据和理由不充分，本院不予采纳。
【裁判摘要2】 关于一审法院应否批准长城能源公司补充鉴定或者重新鉴定申请的问题。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十七条规定，当事人对人民法院委托的鉴定部门作出的鉴定结论有异议申请重新鉴定，提出证据证明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予准许：（一）鉴定机构或者鉴定人员不具备相关的鉴定资格的；（二）鉴定程序严重违法的；（三）鉴定结论明显依据不足的；（四）经过质证认定不能作为证据使用的其他情形。对有缺陷的鉴定结论，可以通过补充鉴定、重新质证或者补充质证等方法解决的，不予重新鉴定。经查，长城能源公司不能证明本案司法鉴定具有以上规定的情形，力达公司认为其作出的鉴定意见没有漏项、缺项，没有必要进行补充鉴定，长城能源公司亦不能证明力达公司作出的鉴定意见存在缺陷。故一审法院对长城能源公司提出的补充鉴定或者重新鉴定申请未予批准，不违反法律规定，长城能源公司该项上诉理由不能成立。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2003）民一终字第5号民事判决书
【裁判要旨】诉讼请求不当释明后仍不变更的，法院不予支持。
【摘要】广茂公司的诉讼请求与其依据的合同约定不符，在一审法院告知后，广茂公司既不变更诉讼请求，也不对其诉讼请求的赔偿数额举证证明，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二款的规定，广茂公司应承担诉讼风险。一审法院判决驳回广茂公司的诉讼请求是适当的，广茂公司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最高法民终729号
【裁判要旨】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争议属于民事纠纷而非行政纠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国有土地使用权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明确规定，根据《民法通则》《合同法》《土地管理法》《城市房地产管理法》及民事审判实践制定该解释，解释对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出让金及其调整、土地用途变更等作出了规范性规定，即该司法解释对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的民事性质有明确界定。且“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纠纷”作为民事案件处理也在《民事案件案由规定》中有明确规定。从本案《成交确认书》的内容来看，一是确认成交地块的位置、面积和成交金额；二是确认双方随后签订正式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从本案双方当事人争议的焦点来看，双方争议的是《成交确认书》能否履行、未能履行的责任如何承担等问题，并非对淮南国土局的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法提出异议。双方签订《成交确认书》的行为，符合自愿平等、等价有偿的民事法律行为的特征，一审法院认定本案属于民事合同纠纷是适当的。
【摘要1】如何界定“拍卖过程中产生的争议”——案涉地块的拍卖出让文件《竞买人须知》第二十六条规定“竞得人在本次拍卖过程中产生的争议，应通过协议处理，如协商不成的，应提交淮南仲裁委员会仲裁”，也就是说，关键是如何界定“拍卖过程中产生的争议”。本案的实际情况是，禹洲房产公司通过公开竞价的方式竞得签订案涉五宗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的资格，并于当日与淮南国土局签订《成交确认书》，双方在拍卖过程中并没有产生争议，拍卖行为已经完成。《成交确认书》中明确约定“竞得人缴纳的竞买保证金，成交后自动转作受让地块的定金”，本案双方争议的是签订《成交确认书》之后的履行行为，不属于拍卖过程中产生的争议，淮南国土局关于本案应提交淮南仲裁委员会进行仲裁的主张不能成立。
【摘要2】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十四条“当事人应当在举证期限内向人民法院提交证据材料，当事人在举证期限内不提交的，视为放弃举证权利。对于当事人逾期提交的证据材料，人民法院审理时不组织质证。但对方当事人同意质证的除外”的规定，淮南国土局在一审庭审结束后才提交有关证据资料，显然超过了举证期限，且所举证据与本案并无直接关系，一审法院没有组织质证不属于程序违法的情形。
摘要2：【解读】签订《成交确认书》说明拍卖行为已经完成，签订《成交确认书》之后的履行行为不属于“拍卖过程中产生的争议”。
摘要1：——应根据当事人的合同约定与履行情况综合认定合同之债的权利义务关系
【案号】最高人民法院（2012）民一终字第32号民事判决书
【法理提示】多个当事人为同一建设用地使用权转让前后签订了多份合同，在有关合同主体及合同内容并不完全一致的情况下，应通过对相应合同约定条款的理解，探寻当事人的真实意思，并结合有关合同履行情况，综合认定该合同之债中的权利义务关系。
摘要2：【来源：《民事审判指导与参考》（总第54辑），人民法院出版社2013年版，第203-204页】
【解读】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实际情况确定举证期限，可以根据案件具体情况要求当事人补充证据——最高人民法院认为，鼎新鉴定报告的形成时间是在本案一审开庭审理后的2011年9月28日，客观上存在无法在本案一审庭审前提供的合理原因。而且，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四十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中有关举证时限规定的通知》第一条的规定，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实际情况确定举证时限，针对某一特定事实或特定证据或者基于特定原因，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要求当事人补充证据。因此，一审法院在举证期限届满之后对锦尚公司提供的鼎新鉴定报告要求大西南公司进行质证，并不违反上述规定。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3)民申字第2332号
【裁判摘要】本案争议焦点是：林某某是否可以基于不当得利请求权要求林某返还案涉款项。本案中，因双方均无充分证据证明所争议的案涉款项性质，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三条第二款“因证据的证明力无法判断导致争议事实难以认定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举证责任分配的规则作出裁判”的规定，本案是否构成不当得利，关键在于举证责任的分配。我国现行法律基本确认了以法律要件分类说为基础的证明责任分配体系，即主张权利的人应就权利产生的法律要件事实举证。对于不当得利的构成要件，《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规定：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应当将取得的不当利益返还受损失的人。因此通说认为，不当得利的基本要件有四：一方获得利益，一方受到损失，获利与受损之间具有因果关系，获得利益及利益受损均无法律上的原因。现林某某主张其享有不当得利请求权，应当对本案是否符合不当得利的构成要件负举证责任。虽然不当得利构成要件中，无法律上的原因往往是一种消极事实，举证较为困难。但结合本案事实，林某某自始至终以及新提交的（2013）思民初字第172号民事判决，都在证明其给付行为系民间借贷关系，且林某某的给付对象和给付金额非常明确，说明林某某完全是基于其真实意思控制财产的变动。二审法院认定本案不存在给付意思欠缺或意思错误的情形，不构成不当得利正确。至于已生效的（2012）宁民初字第1号民事判决的既判力问题，虽然该判决因林某某主张债权依据不足，其诉请被驳回，但依据该判决结果并不必然推定出林家德的给付行为欠缺意思表示。只是基于现有证据，林某某的给付原因无法认定，在给付原因未查明之前，不能有责推定，直接视为无法律上的原因。故林某某在民间借贷案件中因缺少足够证据再以不当得利请求权要求林华返还款项，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不足。至于林某某和林华之间的借贷关系成立与否，本院对此不予审查。
摘要2：
摘要1：——诉讼请求变更的认定与处理
【裁判要旨】在当事人主张的法律关系的性质或者民事行为的效力与人民法院根据案件事实作出的认定不一致的情况下，人民法院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35条的规定向当事人释明，当事人应提出明确、具体的变更诉讼请求的意见，否则视为拒绝变更诉讼请求。当事人拒绝变更诉讼请求的，人民法院应判决驳回诉讼请求。
【案号】一审：(2014)—中民商初字第8630号；二审：(2015)高民商终字第2405号；再审审查：(2016)最高法民申1426号
摘要2：
摘要1：【案号】云南省玉溪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7)云04民终697号
【裁判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起诉必须符合下列条件：（一）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三）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理由；……。”．．．．．．《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十五条规定：“诉讼过程中，当事人主张的法律关系的性质或者民事行为的效力与人民法院根据案件事实作出的认定不一致的，不受本规定第三十四条规定的限制，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当事人可以变更诉讼请求。当事人变更诉讼请求的，人民法院应当重新指定举证期限。”本院认为，一审期间，对双方当事人如何商谈砍伐枯枝、报酬如何支付、人工如何召集、如何管理等均作了详细审查，结合商谈之后的履行事实，本案上诉人杜某某与被上诉人市场服务中心之间形成承揽法律关系。杜某某上诉认为其与市场服务中心形成事实劳务关系，其在为市场服务中心提供劳务过程中遭受人身损害等与查明的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信。．．．．．．一审法院基于审理查明的事实认为，杜某某诉请主张的“雇佣关系”不能成立，遂于一审审理中向杜某某行使释明权，告知其变更诉讼请求，否则自行承担诉讼风险，但杜某某拒绝对诉讼请求予以变更。此时，根据法律规定，法官行使释明权后，当事人不变更诉讼请求的，一审法院应当从程序上裁定驳回起诉，以便当事人在明确法律关系后重新起诉。杜某某上诉主张法院若审查认为本案属于其他案由，应根据认定的事实确定案由后作出判决与法律规定不符，对其该主张本院不予支持。本案中，经一审法院告知后，杜某某仍未变更诉讼请求，由于杜某某主张的法律关系性质与一审法院根据案件事实认定的不一致，一审法院不应作出实体判决，驳回杜某某的诉讼请求，而应驳回其的起诉。一审对此处理不当，本院予以纠正。
摘要2：
摘要1：解答：根据２０１９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四条规定，拟制自认的主体仅限于当事人而不包括诉讼代理人。诉讼代理人的自认必须以明示方式作出，诉讼代理人不能作出默示自认。因此，一方当事人的诉讼代理人对于对方当事人陈述的对己不利事实保持沉默，不构成拟制自认。
摘要2：【解读】诉讼代理人不适用拟制自认制度。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最高法民终109号
【裁判要旨】原告与本案不存在直接利害关系，起诉不符合受理条件，应不予受理。
【裁判摘要】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人民法院对光大银行南宁分行的起诉是否应予受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起诉必须符合下列条件：（一）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二）有明确的被告；（三）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理由；（四）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光大银行南宁分行的起诉不符合受理条件,应不予受理。．．．．．综上，光大银行南宁分行的起诉不符合受理条件，一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三条的规定，裁定对光大银行南宁分行的起诉不予受理，并无不当。此外，光大银行南宁分行主张其已完成立案阶段的举证责任，一审法院剥夺了其实体阶段的诉讼权利。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一条“原告向人民法院起诉或者被告提出反诉，应当附有符合起诉条件的相应的证据材料”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解释》第二百零八条第二款“需要补充必要相关材料的，人民法院应当及时告知当事人。在补齐相关材料后，应当在七日内决定是否立案”的规定，对于光大银行南宁分行提交的证据材料，一审法院认为不能证明其起诉符合起诉条件，裁定不予立案，并无不当。
摘要2：
摘要1：——合同未履行的证明责任由主张者承担
【裁判要旨】对于合同履行的积极行为，合同义务人在客观上有条件加以证明，因此其应承担合同已履行的证明责任。但主张未履行合同的消极不作为的证明责任，则应由主张者承担。
【案号】（2011）淅香民初字第86号；（2012）南民一终字第615号
摘要2：【法条链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
第五条【合同纠纷案件的举证责任分配】【删除】在合同纠纷案件中，主张合同关系成立并生效的一方当事人对合同订立和生效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主张合同关系变更、解除、终止、撤销的一方当事人对引起合同关系变动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
对合同是否履行发生争议的，由负有履行义务的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
对代理权发生争议的，由主张有代理权一方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
摘要1：解答：视听资料与电子数据证据原件规则，是指当事人以视听资料作为证据的，应当提供存储该视听资料的原始载体；当事人以电子数据作为证据的，应当提供原件（电子数据的制作者制作的与原件一致的副本，或者直接来源于电子数据的打印件或其他可以显示、识别的输出介质，视为电子数据的原件）。
摘要2：【注解１】在调查收集电子数据证据场合，电子证据的原件指最初生成的电子数据及首先固定所在的各种存储介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１５条第２款“当事人以电子数据作为证据的，应当提供原件”）：
Ａ．某一电子证据首先固定于某块计算机硬盘上、光盘等，则该硬盘、光盘等或其上的电子数据就是原件；
Ｂ．一般要求当事人提交原始存储介质或者提取的电子数据以封存状态提交（即原件）。
【注解２】在证据举证、质证和审核认定证据时，电子证据的原始载体本身对于案件事实的证明并无意义，发挥事实证明作用的是其转换形成的可识别形式，在举证、质证和审核认定证据时由当事人向法庭提交电子数据书面展示件（打印件）——只要电子数据“功能上等同或基本等同”于原件的效果，即可视为合法有效的原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１５条第２款“电子数据的制作者制作的与原件一致的副本，或者直接来源于电子数据的打印件或其他可以显示、识别的输出介质，视为电子数据的原件”）。
【注解３】法官可以依据以下情形考察电子数据副本是否可视为原件：（１）可准确反映原始数据内容的输出物或者显示物；（２）具有最终完整性和可供随时调取查用的电子副本；（３）双方当事人均未提出原始性异议的电子副本；（４）经公证机关有效公证，不利方当事人提供不出反证推翻的电子副本；（５）附加了可靠电子签名或其他安全程序保障的电子副本；（６）满足法律另行规定或者当事人专门约定的其他标准的电子副本。
——参考：《民事审判实务问答》１９４.电子数据作为证据时如何认定原件
——参考：《民事审判实务问答》216.电子数据原件的判断标准
摘要1：解答：从国家企业信息公示系统上查询所得的《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属电子证据，该报告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十五条第二款“直接来源于电子数据的打印件或其他可以显示、识别的输出介质，视为电子数据的原件”之规定，属于电子数据证据原件；且该信息与从注册地登记机关调取的档案机读材料具有同源性，应与传统档案机读材料具有相同的证据效力，对其真实性予以认可。
摘要2：
摘要1：【案号】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5）苏审二民申字第02113号
【裁判摘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十八条规定：“审判人员和当事人可以对证人进行询问。证人不得旁听法庭审理；询问证人时，其他证人不得在场。人民法院认为有必要的，可以让证人进行对质。”刘某某旁听了本案庭审，因而不能出庭作证。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6)最高法民终52号
【裁判摘要】本案中，王某某主张其与博海公司之间存在商品房买卖法律关系，并据此诉请确认房屋认购协议有效及履行该协议，由其取得该协议涉及的541套房屋的所有权，而其提供的证据材料又包含了借款的事实。对此，应当甄别王某某与博海公司之间签订房屋认购协议是否具有担保的意思，即考察双方签订房屋认购协议的真实意思是为借款行为提供担保，还是通过支付对价获得房屋的所有权。．．．．．．上述证据和协议约定的内容可以证明双方当事人在发生借款关系之后，为保证借款的偿还又订立了房屋抵顶及认购协议。双方签订房屋认购协议的真实目的是为了给借款提供担保，并非为了实现房屋买卖。即双方当事人在签订房屋认购协议时并无真正转移案涉房产所有权的意思，其真实意思是设定担保。简言之，王某某与博海公司之间的真实法律关系是民间借贷，房屋认购协议只是作为让与担保的一种方式。王某某主张其与博海公司之间借款合同关系转为商品房买卖合同关系，未提交足够的证据予以佐证，故本院不予支持。经审查，原审法院在庭审过程中明确向当事人释明案涉法律关系为借款合同关系，并询问其是否变更诉讼请求，王某某的代理人确认其不变更诉讼请求。原审法院向当事人释明法律关系并告知其可以变更诉讼请求的行为，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十五条的规定。王某某主张原审法院释明不当，适用上述规定错误，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亦不予支持。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16)最高法行申2907号
【裁判要旨】在行政诉讼中，被告适格包括两个层面的含义。一是形式上适格，也就是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第二项规定的“有明确的被告”，以及第二十六条规定的关于适格被告的各款规定。形式上适格属于法定起诉条件的范畴，不符合这些规定的，应当裁定不予立案或者在立案后裁定驳回起诉。二是实质性适格，它是指被诉的行政机关作出了被诉的那个行政行为，并且该机关在此范围内能对案涉标的进行处分。实质性适格问题相对复杂，通常需要通过实体审理查明，如果通过实体审理确实不构成实质性适格，则以理由不具备为由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当然，也不排除在特别明显地不具备实质性适格的情况下，在进入实体审理之前即以起诉不符合法定条件为由裁定驳回起诉。
【摘要１】第三人制度是行政诉讼法的明确规定，该法第二十九条第一款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同被诉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但没有提起诉讼，或者同案件处理结果有利害关系的，可以作为第三人申请参加诉讼，或者由人民法院通知参加诉讼。”一般认为，行政诉讼第三人制度的性质是“诉讼参加”，设立这一制度不仅是对利害关系人权利的尊重和维护，也有利于增强判决的确定性和稳定性，减少诉讼周折，从而实现诉讼的最佳效益。与被诉行政行为有关的其他行政机关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通常属于一种单纯辅助参加，尤其在涉及批准行为、前置行为、辅助行为、行政合同以及超越职权的案件中，允许其他行政机关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对于查明案件事实、分清法律责任，更具有积极意义。本案中，作为被诉行政行为实际实施者的渤海路街道办显然与本案具有密切关系，通知其参加诉讼对于查清案件事实肯定有所帮助，所以原审法院通知其参加诉讼，不仅必要，而且合法。原审法院根据再审申请人的诉讼请求以及查明的案件事实，在不予认可其对于庆云县政府的指控的同时，不去确定仅是单纯辅助参加而非共同被告的第三人承担何种责任，亦符合不告不理的诉讼原则。
摘要2：【摘要２】《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六条规定：“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应当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但该条同时规定：“经过阅卷、调查和询问当事人，对没有提出新的事实、证据或者理由，合议庭认为不需要开庭审理的，也可以不开庭审理。”按照本条的规定，行政诉讼的第二审程序并非完全是“以新的一审代替原一审”，第二审程序中实行言词审理，主要限于“提出新的事实、证据或者理由”的情形，而且，在第二审程序中提出“新的证据”也并非不加任何限制，主要应当限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十二条规定的三种证据，即：在一审程序中应当准予延期提供而未获准许的证据；当事人在一审程序中依法申请调取而未获准许或者未取得，人民法院在第二审程序中调取的证据；原告或者第三人提供的在举证期限届满后发现的证据。而本案并不存在以上情形。因此，二审法院在认为不符合开庭审理的条件时采用书面审理的方式，并不违反行政诉讼法第八十六条的规定，再审申请人主张“二审不应进行书面审理”，“二审程序严重违法”，依法不能成立。
【解读】被告不适格的情形及相应的处理方式：
（１）形式上不适格（《行政诉讼法》第４９条第２项规定“有明确的被告”；第２６条规定适格被告的各款规定）：应当裁定不予立案或者立案后裁定驳回起诉；
（２）实质性不适格：如经过实体审理确实不构成实质性适格，则以理由不具备为由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特别明显不构成实质性适格的，也可以在实体审理之前即以起诉不符合法定条件为由裁定驳回起诉。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6)最高法行申1751号
【裁判要旨】被诉行政行为违法、符合撤销判决条件的，但是撤销该行政行为将会给国家利益或者公共利益造成重大损失的，人民法院应当作出确认被诉行政行为违法的判决，并责任被诉行政机关采取相应的补救措施；造成损害的，依法判决承担赔偿责任。
【裁判摘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六条规定：“经合法传唤，因被告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而需要依法缺席判决的，被告提供的证据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据此，浙江省政府经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其提供的相关证据依法不能作为定案依据，被诉行政行为应予撤销。但是，鉴于被诉土地批准行为所涉土地系用于“台州医院新院区建设项目”建设，且再审申请人卢某某、谢某某的相关土地仅是被批准征收范围内的一小部分，若撤销被诉土地批准行为，将导致作为医疗卫生公益项目的整个台州医院新院区建设无法如期开展，将对社会公共利益产生重大损害，故原审法院据此判决确认被诉行政行为违法，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
摘要2：
摘要1：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依法妥善审理涉新冠肺炎疫情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三）》的通知（法发〔2020〕20号）
【目录】一、关于诉讼当事人；二、关于诉讼证据；三、关于时效、期间；四、关于适用法律；五、关于涉外商事案件的审理；六、关于运输合同案件的审理；七、关于海事海商案件的审理；八、关于诉讼绿色通道；九、关于涉港澳台案件的审理
摘要2：
摘要1：——董事辞职书送达公司董事会时发生法律效力
【案号】最高人民法院（2017）最高法民再172号
【裁判要旨】公司和董事之间属于委任关系，在法律和公司章程没有相反规定的情况下，公司董事辞职一般应于董事辞职书送达公司董事会时发生法律效力。
【摘要１】公司和董事之间属于委任关系，在法律和公司章程没有相反规定的情况下，公司董事辞职一般应于董事辞职书送达公司董事会时发生法律效力。金某某、蔡某某分别于2011年10月31日和11月11日向乙公司提交了关于辞去乙公司董事职务的辞职书。其时，赵某某系乙公司法定代表人，可以依法代表乙公司，因其认可已经收到该两份辞职书，故金某某、蔡某某的辞职已经生效。．．．．．．原审判决认为“对于公司而言，在董事提出辞职后公司股东会一般会对董事辞职事项进行审议，并将董事辞职的情况在一定范围内公示”，以及“乙公司在长达二年多的时间内不进行工商变更登记和增选董事有悖常理”，均缺乏足够依据，其据此否定金某某、蔡某某辞职已经生效系适用法律错误。．．．．．．金某某、蔡某某在辞职时虽表示“望公司批准”，以及丙公司虽在金某某、蔡某某辞职后作出召集乙公司临时股东会会议决议免除其董事职务等意思表示，但均属相关主体对公司与董事法律关系性质，以及董事辞职何时生效的法律认识偏差，不影响金某某、蔡某某辞职生效。对被申请人的相关主张，本院均不予支持。
【摘要２】丙公司系持有乙公司70％股份的大股东，2013年11月28日乙公司召集并主持的临时股东会会议即使在程序上存在瑕疵，会议作出的决议效力亦应经有权部门根据当事人诉请依法裁判方可被否定，此前应视为有效，而不应在不能否认决议上的签章等真实性的情况下，无视公司法关于取消决议效力的有关规定，直接适用民事诉讼证据规则否定其真实性，从而否定其效力。原审判决以2013年11月28日乙公司临时股东会决议在会议召集程序、表决方式及决议内容等方面存在瑕疵，或者与相关事实矛盾为由，不予采信该股东会决议，属于适用法律错误，应予纠正。该次股东会决议作出改选董事的决议应当视为有效，此后曹某某已经不再具备乙公司董事资格。
摘要2：【摘要３】《公司法》第47条规定：“董事会会议由董事长召集和主持；董事长不能履行职务或者不履行职务的，由副董事长召集和主持；副董事长不能履行职务或者不履行职务的，由半数以上董事共同推举一名董事召集和主持。”因该规定系针对董事会的召集和主持的法定主体，故“董事长不能履行职务或者不履行职务”亦应指向董事长召集和主持董事会的职责，而非指董事长的其他职责，故对丙公司以赵某某履行了乙公司董事长其他职责为由，认为320会议召集不符合《公司法》第47条规定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由于丙公司未能提交赵某某自其于2012年2月7日主持召开董事会会议至2014年3月4日副董事长吴某召集320会议前，在长达两年的时间内曾召集或者主持乙公司董事会会议的相关证据，而乙公司章程规定董事会会议应当每半年至少召开一次，因此320会议的召集符合《公司法》第47条规定的前提条件。《公司法》第47条并未规定在副董事长或者半数以上董事推举的董事依法召集董事会会议前须提请或者催告董事长召集，故对丙公司关于320会议召集前未要求赵某某召集董事会不符合《公司法》第47条规定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４】关于320决议内容是否违反公司章程规定的问题｜2009年9月28日舒某某、杨某、丙公司与乙公司共同签订的《增资扩股协议书》第4条第3款约定：“董事长在丙公司委派的董事中产生。”第9条第2款约定：“本协议作为解释新乙公司股东之间权利和义务的依据，长期有效，除非各方达成书面协议修改；本协议在不与新乙公司章程明文冲突的情况下，视为对新乙公司股东权利和义务的解释并具有最高法律效力。”该规定由全体股东一致同意，并经乙公司签署。因此，该文件虽名为协议，但在主体上包括公司和全体股东、内容上属于公司章程的法定记载事项、效力上具有仅次于章程的最高效力，其法律性质应属乙公司对公司章程相关内容的具体解释。违反该约定应为决议的可撤销事由。由于该协议对董事长选任范围的限制，并不违反公司章程关于董事长经选举产生的规定，应为有效。
摘要1：【案号】辽宁省沈阳市沈河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沈河民三初字第1040号
【裁判摘要】在原告没有对其股权作出处分的情况下，除非沈阳紫光软件公司进行了合法的增资，否则原告的持股比例不应当降低。依据被告沈阳紫光软件公司章程规定，公司增资应由股东会作出决议，被告沈阳紫光软件公司关于增资的股东会决议上时某某签字非本人所签，原告对于增资事宜不知情，对于原告而言，该增资行为无效，对于原告没有法律约束力，且股东认缴增资部分至今未到位，不应以工商变更登记后的人民币2，000万元注册资本金额来降低原告在被告沈阳紫光软件公司的持股比例，而仍旧应当依照5%的股权比例在股东内部进行股权分配。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确认原告时某某自2012年5月9日起持有被告沈阳紫光启明软件技术有限公司5%股权。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5)民申字第1817号
【裁判摘要】一审中，张某某等三人为支持其诉讼请求第三项，向法院提交鉴定申请，请求对远东公司的预期利润进行鉴定。由于远东公司系具有房地产开发资质的企业，案涉房地产开发建设的相关资料均由其掌握，远东公司不提供鉴定资料，导致鉴定不能，一审适用诉讼证据规定第二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判决远东公司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事实清楚，程序合法。“谁主张、谁举证”是举证责任的一般性原则，法律还规定举证责任倒置、举证责任免除以及法律有明确规定的应依规定执行的其它一些原则。就本案而言，现有证据证明进行鉴定的资料在远东公司手中，在此情况下，应依法律的明确规定分配举证责任，二审法院对举证责任的分配并无不当。
摘要2：【案号】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3)陕民一终字第00103号
【摘要】上诉人远东公司于2009年12月21日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截止2013年4月1日，其公司已预售登记备案住宅房94套，被上诉人诉请远东公司按照双方协议的约定支付项目利润及赔偿损失符合法律规定。一审被上诉人申请对项目利润进行司法鉴定，因远东公司提供的鉴定资料不齐并存在财务账及报表只有支出部分（开发成本），无收入部分，也无银行往来账目，民间借贷只有协议，无本金入账等问题，鉴定单位要求远东公司提供其公司的收入、银行往来及民间借贷本金入账的账目及凭证。远东公司以无相关资料为由拒绝提供，致使一审终结司法鉴定程序。被上诉人再次申请进行评估，远东公司表示不同意进行任何方式的评估鉴定。致使本案项目利润无法通过鉴定评估程序予以认定，原判认定应由远东公司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并无不当。被上诉人一审诉讼主张双方共修建了17000平方米的房屋，按双方协议的约定，上诉人应支付1600万元，但本案双方一审中均认可涉案项目共修建了15000平方米，且二审中远东公司表示本案无须鉴定，其公司亦无法按一审鉴定机构的要求提供完整的鉴定资料，故本院对被上诉人的损失酌情认定为1400万元。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8)最高法行申1186号
【裁判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提起诉讼。《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第一款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向人民法院起诉时，应当提供其符合起诉条件的相应的证据材料。据此，起诉人提起行政诉讼，应当提供证据初步证明与被诉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具有原告资格。否则，起诉不符合法定条件。本案中，宋屋七队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撤销被诉的颁发第02×××1号土地证行为。但是，根据20号批复及所附界址图、用地现状和生效的（2016）桂09民终593号终审民事判决，第02×××1号土地证项下的土地并不在宋屋七队根据20号批复获得的回建地范围内，宋屋七队与第02×××1号土地证没有利害关系。二审裁定驳回宋屋七队的起诉，并无不当。
摘要2：【解读】起诉人需初步证明其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
摘要1：【案号】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8)桂01行终44号
【裁判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行政行为相对人以外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提起行政诉讼，应当与被诉行政行为具有利害关系。行政诉讼作为一种主观诉讼，其既然将行政行为相对人以外的当事人纳入权利保障的范围，就必然要设置一个标准以防止诉权的滥用，这就是“利害关系”标准。只有行政行为相对人以外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主观权利可能受到被诉行政行为的不利影响，才可作为原告对相应的行政行为提起诉讼。《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第一款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向人民法院起诉时，应当提供其符合起诉条件的相应证据材料。根据该条规定，具体到原告资格的问题上，要求当事人提起行政诉讼，应当举证证明其与被诉行为具有利害关系，否则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相应诉讼后果。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7)最高法行再41号
【裁判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条第一款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和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有权依照本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该法第四十九条一项、第二十五条则进一步规定，提起行政诉讼的原告应当是符合该法规定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即必须是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在审查原告资格时，原告主张的合法权益仅是可能存在，经过实体审查后可能出现两种结果，一种结果是原告主张的合法权益实际存在，其诉讼请求可以获得支持；还有一种结果是原告的诉讼请求不成立，没有可以保护的合法权益。但不能以实体审查标准中的事实上的利害关系代替原告资格审查中的可能性的利害关系。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提起行政诉讼，其原告资格中的利害关系应当以“可能性”为标准，只要原告的主张与被诉行政行为存在利害关系的可能性即具有利害关系。至于是否事实上存在利害关系则不属于原告资格的审查范畴，而是实体审查的范畴。因为原告资格本身的利益之诉中，所谓的利益无论是民事诉讼还是行政诉讼，都是一种存在可保护合法利益的可能性。如果要求原告资格中就必须要有实际的利害关系，也就是要求原告在起诉的时候就必须要有胜诉的绝对把握，这是不符合诉讼规律的。诉讼本身就是以存在争议为前提，只要争议存在，与争议有关的各方当事人就具有诉讼当事人的资格，而不是说只有绝对胜诉的一方才具有当事人的资格。进一步而言，在原告资格存在的情况下，如果被诉行政行为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不存在主体越权情况和滥用职权、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等情况，应当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如果行政行为存在轻微违法，但对原告权利不产生实际影响的，可以判决确认违法。这样的判决方式有利于体现人民法院对被诉行政行为实质审查的结果，有利于体现行政诉讼实质性解决纠纷的诉讼目的。如果进入实体审查，审查完毕却做出一个驳回原告起诉的程序性裁定，则完全抹杀了人民法院实体审查的成果，未从实体上做出判决也不利于对被诉行政行为合法性的监督，更不利于当事人服判息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向人民法院起诉时，应当提供其符合起诉条件的相应的证据材料。结合前述有关原告资格的规定，则公民、法人或
摘要2：（续）结合前述有关原告资格的规定，则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向人民法院起诉时，应当对其与被诉行为有利害关系提供证据材料，但此时其仅需承担初步的证明责任。
【解读】
（１）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提起行政诉讼，其原告资格中的利害关系应当以“可能性”为标准，只要原告的主张与被诉行政行为存在利害关系的可能性即具有利害关系。
（２）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向人民法院起诉时，应当对其与被诉行为有利害关系提供证据材料，但此时其仅需承担初步的证明责任。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6)最高法行申284号
【裁判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第（三）项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第一款规定，起诉人提起行政诉讼，应该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条、第四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第二款规定，赔偿请求人单独提起行政赔偿诉讼的，应当以侵权的行政行为被确认违法且赔偿义务机关先行处理为前提。即，起诉人提起行政诉讼应当初步证明被诉行政行为的存在，单独提起行政赔偿诉讼应当先向赔偿义务机关提出申请。如果不能证明被诉行政行为的存在，行政赔偿诉讼中未提供证据证明已经赔偿义务机关先行处理的，起诉不符合法定条件。对于不符合法定条件的起诉，人民法院应当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第（十一）项之规定，裁定不予受理；已经受理的，裁定驳回起诉。本案中，李某某请求区政府、区计生局、区街道办、区工商局赔偿其经济损失，但并未提供证据证明上述行政机关有侵犯其合法权益的违法行政行为的存在，亦未提供证据证明上述行政赔偿请求已经赔偿义务机关先行处理。因此，其起诉不符合法定条件。一、二审裁定不予立案，处理结果并无不当。
【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和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有权依照本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前款所称行政行为，包括法律、法规、规章授权的组织作出的行政行为。据此，行政诉讼中，只有依法享有行政职权的行政机关或者法律、法规、规章授权的组织实施的行为，才可能是行政诉讼法规定的可诉的行政行为；只有行政机关和法律、法规、规章授权的组织，才可能成为行政诉讼的适格被告。李某某以区工商总公司为被告提起行政诉讼，区工商总公司不是行政机关或者法律、法规、规章授权行使行政职权的组织，不是行政诉讼的适格被告。一、二审裁定不予立案，并无不当。
摘要2：【解读】法律、法规、规章授权的组织可以作为被告。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5)行终字第1号
【裁判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十六条规定：”高级人民法院管辖本辖区内重大、复杂的第一审行政案件。”对于条文中”重大、复杂”，法律和司法解释并未作出明确界定和解释，高级人民法院应当根据案件的性质、疑难程度、规则价值、社会影响等，全面分析考量认定。由于法律规定的抽象性、原则性，本条规定实质是赋予了高级人民法院对何谓”本辖区内重大、复杂的第一审行政案件”一定程度的司法自由裁量权，上级法院一般应当尊重下级法院的判断。据此，中宇公司以被告为沈阳市政府、案情特别复杂、涉及面广、诉讼标的特别巨大等为由，主张本案应属高级人民法院管辖的”重大、复杂”的第一审行政案件，其理由是否成立，应属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的司法自由裁量权范畴。
摘要2：【摘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第一款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向人民法院起诉时，应当提供其符合起诉条件的相应的证据材料。”也就是说，起诉人提起行政诉讼，应当对其起诉是否符合法定条件承担初步的证明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第（三）项规定，提起诉讼应当符合下列条件：”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根据”。所谓”具体的诉讼请求”前提是要有明确的被诉行政行为。起诉人提起行政诉讼应当初步证明被诉行政行为的存在。如果不能证明被诉行政行为的存在，起诉人的起诉不符合法定条件，人民法院应当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第（十一）项之规定，裁定不予受理；已经受理的，裁定驳回起诉。本案中，中宇公司一审请求”确认沈阳市人民政府于2003年9月5日作出的将暂扣中宇公司证件移交沈阳市城乡建设委员会的会议处理决定违法”，但是，并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沈阳市政府作出过相关的”会议处理决定”，其所提供的2009年12月3日沈阳市人民检察院向其出具的《检察机关处理信访事项答复意见书》也只能证明”2003年9月5日，联合调查组由中共沈阳市纪委牵头召开协调会……决定将暂扣证件移交市城乡建设管理委员会”，不能证明沈阳市政府曾就相关移交事项作出对外发生法律效力的行政决定。因此，中宇公司的该项起诉不符合起诉的法定条件，原审裁定不予立案的处理结果并无不当。
【解读１】行政起诉应明确被诉行为，证明被诉行为存在。
【解读２】起诉条件的审查范围——人民法院以案件不属于本院管辖为由裁定不予立案或者驳回起诉的，应当对其他起诉条件一并审查：（１）认为符合其他起诉条件的，可以在裁定中释明，起诉人有权依法向有管辖权的法院起诉；（２）认为不符合其他起诉条件的，也应当在裁定中予以明确。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7)最高法行再9号
【裁判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规定了提起行政诉讼应当符合的四项条件，即具有原告资格、明确的被告、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根据、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但是，根据行政诉讼法及司法解释的规定，行政诉讼中的起诉条件还应包括起诉期限在内。行政诉讼中的起诉期限不同于民事诉讼中的诉讼时效，是法律设定的起诉条件之一，解决的是行政起诉能否进入司法实体审查的问题。行政行为具有公定力，行政行为作出后除了关系到行政相对人的权利义务，还影响到社会公众对行政机关的信赖利益。如果允许当事人超过起诉期限提起行政诉讼，则会使行政行为一直处于效力不明的状态，面临随时可能被撤销或变更的可能。一旦行政行为被撤销或变更，行政相对人、利害关系人、相关行政机关的权利义务都随之发生变化不确定，导致社会成本提高，行政机关的社会公信力降低。法律规定起诉期限的目的，就是督促当事人及时提起诉讼，尽早解决行政纠纷，使社会关系达到稳定的状态。因此，即使当事人未提出有关起诉期限问题的抗辩，人民法院也应主动进行审查，并据以判断是否立案或继续审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四条第六项的规定，起诉超过法定期限且无正当理由的，应当裁定不予受理，已经受理的，裁定驳回起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一款第二项作了相同的规定。可见，对于行政诉讼起诉期限应当作为起诉条件进行审查，司法解释的制度安排在行政诉讼法修改前后并未发生变化，即对于行政起诉期限的审查应当贯穿于立案受理和审理阶段，在立案受理阶段发现应当裁定不予立案，如果进入审理阶段则应裁定驳回起诉。而且目前的行政诉讼法律及司法解释中均没有关于法院对行政起诉期限不应主动审查的规定。虽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第三款规定，被告认为原告起诉超过法定期限的，由被告承担举证责任。但该条规定仅是对举证责任的分配，即当被告在诉讼中提出原告超过起诉期限的抗辩理由时，应当提交证据对其主张予以证明，否则将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但是，从该条规定无法得出法院不能主动审查起诉期限的结论。
摘要2：【解读】起诉期限属于法院主动审查事项——行政诉讼中对于起诉期限应主动进行审查｜行政诉讼中的起诉期限不同于民事诉讼中的诉讼时效，是法律设定的起诉条件之一，解决的是行政起诉能否进入司法实体审查的问题。即使当事人未提出有关起诉期限问题的抗辩，人民法院也应主动进行审查，并据以判断是否立案或继续审理。对于行政诉讼起诉期限应当作为起诉条件进行审查，起诉超过法定期限且无正当理由的，应当裁定不予受理，已经受理的，裁定驳回起诉。本案一、二审均未审查起诉期限问题，进行实体审理并作出判决，适用法律错误，应予纠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