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诉状（追加被执行人）
摘要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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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加被执行人申请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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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 (2019)最高法民再144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 (2019)最高法民再144号
【裁判摘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八条的规定，作为被执行人的企业法人，财产不足以清偿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务，申请执行人申请变更、追加抽逃出资的股东、出资人为被执行人，在抽逃出资的范围内承担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本案中，寒地黑土集团在减少注册资本过程中，存在先发布减资公告后召开股东会、变更登记时提供虚假材料等违反《公司法》关于公司减资程序规定的情形，但作为寒地黑土集团股东的省农资公司并未利用寒地黑土集团减资实际实施抽回出资的行为。省农资公司虽将其登记出资由5000万元减至3000万元，但寒地黑土集团的权益并未因省农资公司的行为受到损害，资产总量并未因此而减少、偿债能力亦未因此而降低。省农资公司的行为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二条规定的情形，不存在抽逃出资的行为，不应当被追加为被执行人。二审法院判决不得追加省农资公司为被执行人，并无不当。
摘要2：【解读】减资行为不同于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二条规定的抽逃出资的行为，不宜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八条规定的抽逃出资行为追加减资股东为被执行人。
【注解】（１）法律规定可以追加抽逃出资的股东为被执行人，并未规定可以追加减资股东为被执行人。减资行为是否合法不属于追加被执行人程序审查的范围。（２）公司减资虽未通过法定程序，但减资前后公司财产未发生变化，该减资仅是形式上的减资，减资股东并未取回公司资产，此时，不应追加减资股东为被执行人。
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19)沪01执异289号
摘要1：【案号】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19)沪01执异289号
【裁判摘要】本案争议焦点在于，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务人违法减资，申请执行人可否在执行程序中，以被执行人的股东抽逃出资为由，向执行法院申请追加该股东为被执行人。．．．．．．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八条之规定，作为被执行人的企业法人，财产不足以清偿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务，申请执行人申请变更、追加抽逃出资的股东、出资人为被执行人，在抽逃出资的范围内依法承担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被执行人原上海华能联合贸易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本案的第三人向农业银行借款后，于1997年10月将注册资本金减为人民币2000万元，违反法定程序未通知债权人，导致申请执行人长城公司受让了农业银行上述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权无法清偿，与股东抽逃出资在本质上并无不同。申请执行人以抽逃出资为由，申请追加被执行人的股东为被执行人，依法不受诉讼时效的限制，广安公司关于诉讼时效抗辩的答辩意见，本院不予采纳。被执行人增资时股东的虚假出资责任与违法减资股东的抽逃出资责任，是两个不同的法律责任，债权人农业银行对债务人原上海华能联合贸易开发有限责任公司3000万注册资本金有信赖利益。否则，也会导致本院（1999）沪一中经执字第302号追加裁定无效。申能公司主张已履行了出资未足额到位的责任，不应重复承担抽逃出资责任的答辩意见，本院不予支持。广安公司、久事公司、申能公司、陆家嘴公司作为被执行人的股东或受让股东，对被执行人广能公司违法减资均有过错，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综上，申请执行人长城公司在执行程序中请求追加被执行人广能公司的股东广安公司、久事公司、申能公司、陆家嘴公司为本案被执行人，在违法减资、抽逃出资的范围内依法承担责任的申请，本院予以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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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 (2017)京03执异49号
摘要1：【案号】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 (2017)京03执异49号
【裁判摘要】在执行过程中，变更或追加执行当事人的，应当严格按照执行方面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进行；没有明确规定可以变更或追加执行当事人的，不得变更或追加。本案中，被执行人经工商部门变更登记，将注册资金减资。现申请执行人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第三人存在抽逃资金的行为，故对其追加被执行人的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申请执行人所述被执行人的减资行为违反法定程序，不属于本案审查范围，可通过其他程序另行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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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20）京执复201号
摘要1：【案号】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20）京执复201号
【裁判摘要】法院对被执行人减资违法认定不属于抽逃出资追加被执行人情形属于适用法律错误——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八条的规定，作为被执行人的企业法人，财产不足以清偿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务，申请执行人申请追加抽逃出资的股东为被执行人，在抽逃出资的范围内承担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本案中，德通公司提出格瑞纳仕公司减资违法，认为名为公司减资实为股东抽逃出资，并以此为由申请追加其股东杨×、王××为被执行人。对其追加申请，北京二中院应当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八条的规定进行实体审查，根据审查的结果作出是否支持的裁定。北京二中院以不属于执行程序中追加被执行人的法定情形为由，从程序上裁定驳回德通公司的追加申请，属于适用法律错误，该裁定应予撤销，发回该院重新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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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5)民申字第1467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5)民申字第1467号
【裁判摘要１】股东是否构成抽逃出资，系以股东是否损害了公司的财产权益为认定标准，而与其他股东对抽逃出资行为是否知晓无关——《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五条规定：“公司成立后，股东不得抽逃出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二条规定：“公司成立后，公司、股东或者公司债权人以相关股东的行为符合下列情形之一且损害公司权益为由，请求认定该股东抽逃出资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一）制作虚假财务会计报表虚增利润进行分配；（二）通过虚假债权债务关系将其出资转出；（三）利用关联交易将出资转出；（四）其他未经法定程序将出资抽回的行为。”第十四条第一款规定：“股东抽逃出资，公司或者其他股东请求其向公司返还出资本息、协助抽逃出资的其他股东、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或者实际控制人对此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根据上述规定，股东是否构成抽逃出资，系以股东是否损害了公司的财产权益为认定标准，而与其他股东对抽逃出资行为是否知晓无关。因此，无论王××是否知晓或同意方××从博世公司账户中取出100万元，只要方××不能证明取出的款项用于了博世公司的生产经营，即不影响方××构成抽逃出资的认定。而其他股东知晓并协助抽逃出资的，将产生承担连带责任的法律后果。本案一、二审判决以方××未能就取款用于博世公司举出合理、充分的证据证明为由，认定方××的行为构成抽逃出资，并无不当。
【裁判摘要２】追收抽逃出资纠纷与追加被执行人是否构成“一事不再理”——从上述另案执行民事裁定可以看出，另案解决的是博世公司与王××之间的专利权转让合同纠纷项下确定的债务的执行问题，而本案解决的是博世公司与其两名股东之间追收抽逃出资款项的问题。本案不仅与另案当事人不同、诉讼请求不同，并不构成“一事”；更重要的是，本案判决确定的是当事人之间实体权利义务关系，而另案执行民事裁定仅仅解决的是执行环节的程序性问题。因此，本案一、二审判决没有违反“一事不再理”的民事诉讼原则。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最高法民申133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最高法民申133号
【裁判摘要】被执行公司原股东已在出资期限届满之前将各自股份转让，并非“未依法履行出资义务即转让股东”的情形，不得追加为被执行人——本案中，2007年4月27日鑫天利公司设立登记时的注册资本35万元已全额缴纳，2014年5月9日及2014年10月30日鑫天利公司的注册资本从35万元增加至1000万元及7000万元，公司章程约定两次新增注册资金由其股东分别于2019年5月9日前及2019年10月30日前缴足。本案执行依据确定的中启鑫公司对鑫天利公司享有的买卖合同债权发生于鑫天利公司2014年5月9日、2014年10月30日两次公司注册资本增资之间，鑫天利公司于2014年5月9日将公司的注册资本从35万元增加至1000万元对债权人鑫天利公司案涉交易产生公示效果和信赖基础。强制执行程序中追加被执行人是执行依据在法律、司法解释规定的前提下，在一定程度或者一定范围内对于作为执行依据的生效法律文书主文没有明确的义务履行主体的扩张。鉴于鑫天利公司的原股东麦××、武×、李××、隆昌煤矿公司已在出资期限届满之前将各自的股份转让，二审判决追加受让股份的袁××为被执行人，没有追加麦××、武×、李××、隆昌煤矿公司为被执行人并无不当。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20)最高法执监99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20)最高法执监99号
【裁判摘要】在执行程序中，未经审判，直接追加、变更第三人为被执行人，确定由生效法律文书列明的被执行人以外的人承担实体责任，对各方当事人的实体和程序权利均具有重大影响。因此，变更、追加当事人必须遵循法定原则，在法律和司法解释明确规定的范围进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二条规定，作为被执行人的法人或其他组织，被注销或出现被吊销营业执照、被撤销、被责令关闭、歇业等解散事由后，其股东、出资人或主管部门无偿接受财产，致使该被执行人无遗留财产或遗留财产不足以清偿债务，申请执行人申请变更、追加该股东、出资人或主管部门为被执行人，在接受的财产范围内承担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本案中，申诉人未能证明中成公司出现了“被吊销营业执照、被撤销、被责令关闭、歇业等解散事由，不符合追加被执行人条件"。申诉人关于孙××作为中成公司原股东，操控将公司资产转移至其个人账户，逃避债务，致使公司无偿债能力，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等申诉主张，可通过其他途径或方式予以解决。哈尔滨中院直接追加孙××为本案被执行人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
摘要2：
【笔记】能否将接收公司转账股东追加为被执行人？
摘要1：解读：股东与公司之间转款行为是否应认定为公司股东挪用、侵占公司财产或恶意转移财产、逃避债务应通过其他程序确认，而不能在执行程序中追加股东为被执行人。
【注释】能否申请追加转移公司财产的法定代表人为被执行人？——（１）法定代表人转移财产不是《变更追加规定》等法律和司法解释规定的追加被执行人的法定事由，不能直接以法定代表人转移公司财产为由追加被执行人；（２）如果有充分证据证明法定代表人作为股东转移公司资产符合《变更追加规定》第１８条、第２０条规定的抽逃出资及一人有限公司股东财产与公司财产混同的情形，可以追加被执行人。
摘要2：【注释】（１）不能追加转移公司资产的法定代表人（股东）为被执行人；（２）可以追加抽逃出资的股东为被执行人。——参考案例：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琼民终48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最高法民申4680号
【笔记】债权人能否追加夫妻公司股东为被执行人？
摘要1：解读：（１）用夫妻共同财产设立的夫妻公司全部股权实质来源于同一财产权并为一个所有权共同享有和支配，该股权主体具有利益的一致性和实质的单一性，实质为一人公司；（２）债权人有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２０条之规定，追加用夫妻共同财产设立的夫妻公司的股东为被执行人。
摘要2：【注解】另外裁判观点认为：（１）夫妻二人设立公司能够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个人的，不能认定为一个人公司，债权人追加股东为被执行人不予支持。——参考案例：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最高法民申105号；（２）即使由股东以夫妻共同财产出资设立，将其定性为“一人有限责任公司”仍缺乏法律依据。——参考案例：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最高法民申6688号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京民终344号
摘要1：【案号】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京民终344号
【裁判摘要】在追加被执行人案件中，被执行人主体资格不属于申请人执行异议之诉的起诉条件，被执行人被注销不影响执行异议之诉继续审理——首先，本案执行异议之诉中有两个被告，被告营口美盛公司被注销，不影响法院对美盛农资公司与另一被告门莉娜之间诉讼的审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二项规定，起诉必须有明确的被告。本案系美盛农资公司诉营口美盛公司、门××执行异议之诉，于2018年8月22日由一审法院立案受理。经一审法院查明，营口美盛公司于2018年8月23日才被盖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准注销，即在一审法院审查立案时，营口美盛公司被告主体资格是适格的。即便营口美盛公司在随后诉讼中被注销，但本案另一被告门××主体资格仍是明确的、适格的，不影响法院对美盛农资公司与门××之间诉讼的审理。其次，关于被执行人注销和执行异议之诉的关系问题。一是从司法解释上看，《变更、追加规定》第三十二条第二款规定：“被申请人提起执行异议之诉的，以申请人为被告。申请人提起执行异议之诉的，以被申请人为被告。”上述条款未要求被执行人必须参加执行异议之诉。二是从诉讼地位上看，变更、追加执行异议之诉系对申请人或被申请人不服执行法院变更、追加裁定的救济途径，申请人与被申请人之间存在实质性的对抗，二者也居于执行异议之诉的原告与被告地位，而被执行人即便参加变更、追加执行异议之诉，也只能是选择支持申请人或被申请人一方的诉讼，一般不具有独立的诉讼地位，对执行异议之诉的审理结果无实质影响。三是从权利救济上看，变更、追加执行异议之诉主要解决执行依据的执行力范围能否扩张到被申请人的问题，为不服相关裁定的申请人或被申请人提供救济途径；而若被执行人合法权益在执行程序中受到损害，无须通过变更、追加执行异议之诉，可依法通过执行异议、复议、监督等途径寻求救济。因此，就本案而言，虽然被执行人营口美盛公司在本案诉讼中被注销，但被申请人门××仍是本案的适格被告，一审法院应在执行异议之诉中，对美盛农资公司与门莉娜的主张及理由进行审查，并依法作出裁判。需要指出的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条第一款第三项、第二款规定，作为一方当事人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终止，尚未确定权利义务承受人的，中止诉讼；中止诉讼的原因消除后，恢复诉讼。
摘要2：（续）若根据本案执行异议之诉具体情况，一审法院认为确需向被执行人核实相关事实的，可依法对本案中止诉讼，等待被执行人营口美盛公司确定权利义务承受人，在中止诉讼的原因消除后，再行恢复诉讼，而不是直接对本案执行异议之诉裁定驳回起诉。综上，一审法院以营口美盛公司作为被告，主体不适格为由，裁定驳回美盛农资公司的起诉不当，本院依法予以撤销，指令一审法院继续审理本案。
【笔记】债权人能否强制执行被执行人由他人代持股权？
摘要1：问题：债权人能否强制执行隐名股东由显名股东代持股权？
解读：（１）隐名股东由他人代持股权属于隐名股东财产可以强制执行；（２）但隐名股东能否实际享有被代持涉股权具有不确定性，被代持股权不能认定为隐名股东的财产予以强制执行。
摘要2：【注解】能否追加被执行人作为实际控制人由他人代持股权及其收益？——执行法院可以执行被执行人作为实际控制人由他人代持股权及其收益。
最高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17)最高法执复60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17)最高法执复60号
【裁判摘要】法院能否在执行程序中直接追加被执行人所投资或入股企业为被执行人？｜申请执行人向法院申请追加被执行人所投资或者入股的公司未被执行不予支持——变更追加规定第一条规定，执行过程中，申请执行人或其继承人、权利承受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变更、追加当事人。申请符合法定条件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根据上述规定，人民法院在执行程序中变更、追加被执行人应当符合必要的法定条件，即应当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二条、变更追加规定等规定中的条件，否则不应支持。本案中，本院在（2014）民二终字第259号民事判决书中认定，陶×通过王×、陶××代持股权的方式并不改变其对天迈投资公司的实际控制关系。复议申请人周×据此提出，陶×是天迈投资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天迈投资公司为陶×个人开办的独资企业，其享有100%股权，故根据执行规定第53条、第54条等规定，应追加天迈投资公司为被执行人。．．．．．．分析上述规定，系关于人民法院如何执行被执行人在其独资开办的法人企业或者在有限责任公司、其他法人企业中的股权或投资权益的规定，与人民法院能否追加被执行人并无关联。换言之，即使符合上述规定中的条件，人民法院亦应是直接执行被执行人在相关有限责任公司、企业法人中所有的股权、投资权益，而不能迳行追加有关有限责任公司、企业法人为被执行人。本案中，无论被执行人陶×是否是天迈投资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抑或天迈投资公司是否是陶×独资开办的法人企业，人民法院均不能依据执行规定第53条、第54条的规定追加天迈投资公司为被执行人。至于是否可直接执行复议申请人周×所称的陶明在天迈投资公司的股权、投资权益，应由江苏高院在鑫圯公司提起的案外人异议程序及相关法律程序中审查处理。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17)最高法执复71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17)最高法执复71号
【裁判摘要】能否追加被执行人享有到期债权第三人为被执行人？｜执行规定第61条、65条规定系对法院如何执行被执行人享有的对第三人的到期债权的条件、方式的规定，该规定与人民法院能否追加被执行人并无关联，申请人申请追加被执行人享有到期债权的第三人为被执行人不符合法定条件，不应予以支持——变更追加规定第一条规定，执行过程中，申请执行人或其继承人、权利承受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变更、追加当事人。申请符合法定条件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根据上述规定，人民法院在执行程序中变更、追加被执行人应当符合必要的法定条件，即应当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二条、变更追加规定等规定中的条件。本案中，复议申请人周×认为，江苏高院应当追加天迈投资公司为被执行人，而由于天迈投资公司对青石公司享有到期债权，故根据执行规定61条、65条规定，亦应追加青石公司为被执行人。执行规定第61条规定，被执行人不能清偿债务，但对本案以外的第三人享有到期债权的，人民法院可以依申请执行人或被执行人的申请，向第三人发出履行到期债务的通知（以下简称履行通知）。第65条规定，第三人在履行通知指定的期限内没有提出异议，而又不履行的，执行法院有权裁定对其强制执行。本院认为，首先，经审查，天迈投资公司不是本案的被执行人，本院已以（2017）最高法执复60号裁定驳回复议申请人周飞申请追加天迈投资公司为被执行人的申请。其次，执行规定第61条、65条规定系对人民法院如何执行被执行人享有的对第三人的到期债权的条件、方式的规定，该规定与人民法院能否追加被执行人并无关联。故复议申请人周×申请追加青石公司为被执行人不符合法定条件，不应予以支持。
摘要2：
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吉民申665号
摘要1：【案号】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吉民申665号
【裁判摘要】债务人破产终结后债权恩不得再申请执行——九地公司作为一百连锁公司的债权人，其在破产程序终结后发现有应当追回或应当供分配的财产的，依法应当向人民法院请求按照破产财产分配方案进行追加分配或依法要求管理人行使相应权利或承担相应赔偿责任。同时，九地公司的债权已经在破产清算程序中被列入破产债权中，虽因破产财产不足以清偿破产费用而未得到实际清偿，但在破产终结裁定中已经明确载明：“破产程序终结后，未得到清偿的债权不再清偿”，故即便存在应当追回的财产，九地公司也应当在破产程序的后续处理程序中主张权利或救济，而非通过重新启动执行程序以实现其债权清偿的目的。综上，九地公司选择的权利救济途径错误，因九地公司对原执行人一百连锁公司的债权请求权已经丧失其强制执行力，不能通过执行程序行使其权利。故一、二审法院判决不得追加一百集团公司为被执行人的结论并无不当。
摘要2：上海九地节能科技有限公司与上海一百（集团）有限公司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二审民事判决书
【案号】吉林省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吉01民终2847号
【摘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十九条“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后，有关债务人财产的保全措施应当解除，执行程序应当中止”的规定，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05条的规定：“在执行中，被执行人被人民法院裁定宣告破产的，执行法院应当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五条第六项的规定，裁定终结执行。”（注：上述条文第二百三十五条第六项对应2012年8月31日修正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七条第六项。）如执行案件的被执行人一旦进入破产程序，申请执行人应通过破产程序申报债权并按分配方案受偿。如破产程序终结，则相关执行案件亦应终结执行。本案所涉执行案件究竟因何种原因，未依照相关法律规定终结执行，系属执行监督处理范围，本院不予评判。但就案涉执行案件继续执行所引发的是否应追加一百集团为被执行人的问题，无论一百集团是否存在抽逃出资的行为，均应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及相关司法解释等相关规定予以处理，且该争议事涉一百连锁公司的所有债权人的利益。因此，一审判决确认不得追加一百集团为被执行人处理结果适当，本院予以维持。
【注解】被执行人被法院宣告破产应当裁定终结执行,不得追加被执行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第６１规定：“在执行中，被执行人被人民法院裁定宣告破产的，执行法院应当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七条第六项的规定，裁定终结执行。”
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2)辽01民终6226号
摘要1：【案号】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2)辽01民终6226号
【裁判摘要】上诉人在二审程序提出的法律依据所规定的事实未经一审程序先行审查处理，不属于二审程序的直接审理范畴，应当发回一审法院重审——徐××在一审法院执行裁决程序中申请追加被执行人的理由中主张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但未列明具体条款。徐××在一审法院追加被执行人异议之诉程序中起诉理由中主张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四条第四款的规定。而徐××在本次二审程序中上诉理由中主张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九条的规定。司法解释有关条文所规定的内容并不相同，所调整的法律关系性质亦不相同。因徐××在本次二审程序中提出的法律依据所规定的事实尚未经一审程序先行审查处理，故不应属于本次二审程序的直接审理范畴。鉴于本案以上情况，应将本案发回一审法院重审。在重审期间，一审法院应围绕当事人明确的事实主张，准确适用有关法律依法作出裁判。
摘要2：
【笔记】能否要求抽逃出资后股权受让人承担连带出资责任？
摘要1：解读：（１）《公司法解释三》对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与抽逃出资作出了不同规定，两者应区别开来，不能混淆适用；（２）《公司法解释三》第１８条规定的是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即转让股权的法律责任，并未规定抽逃出资后转让股权的法律责任，根据《公司法解释三》第１８条规定要求抽逃出资后的受让人承担责任于法无据。
【解读】另外裁判观点认为受让股东应当对抽逃出资的出让股东出资义务承担连带责任。——参考案例：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最高法民再106号《洪某某等与江西萍钢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追偿权纠纷再审案》；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最高法民申1768号《赖某、张某某再审审查与审判监督民事裁定书》；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最高法民申2986号《唐某某、江西萍钢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追偿权纠纷再审审查与审判监督民事裁定书》
摘要2：【注解1】未履行出资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与抽逃出资存在区别——（１）《公司法解释三》第13条规定股东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之情形，第14条规定股东抽逃出资之情形，第18条规定受让股东承担连带责任情形仅限于股东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之情形而不包括股东抽逃出资情形；（２）《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7条规定未缴纳或者未足额缴纳出资追加被执行人之情形，第18条规定抽逃出资追加被执行人之情形。
【注解2】抽逃出资行为是否适用《公司法解释三》第１８条规定股东“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情形？——
（１）观点１：抽逃出资属于未履行出资义务的一种形式，即抽逃出资行为也可以适用《公司法解释三》第１８条。——参考案例：（2018）最高法民申2986号、（2018）鄂民终287号、（2017）闽民申583号、（2017）浙民申1228号、（2020）豫民申8250号、（2014）苏审三商申字第00403号；
（２）观点２：抽逃出资行为不适用《公司法解释三》第１８条。——参考案例：（2018）湘民终171号、（2019）鲁民终994号
【注解３】股权交易中如何认定“受让人知道或应当知道”判断标准？——（１）考虑“受让人是否实际支付股权转让对价款”和“受让人与转让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两大要素来判断受让人是否明知；（２）股权交易中若原股东抽逃出资，受让方存在0对价或低对价受让股权或者股权交易双方存在较为紧密的关联关系的情况，在后续诉讼纠纷过程中很可能会被推断为其“应当知情”；（３）若受让方对标的公司进行了股权收购成为标的公司控股股东，则后续诉讼纠纷过程中也可能会被推定为对原股东抽逃出资行为“应当知情”。——参考案例：（2018）最高法民申2986号、（2018）鄂民终287号、（2017）浙民申1228号、（2012）浙商提字第77号
最高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16)最高法执监71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16)最高法执监71号
【裁判摘要】（１）保证人只需按照其承诺的保证事项裁定保证责任而无需对被执行人所负金钱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２）追加担保人为被执行人缺乏相关法律依据——虽然富临公司及富临江苏分公司在《解除边控措施的申请书》担保人栏上加盖印章，但并未载明保证方式、保证范围、保证责任承担等内容，即并未明确表示为唐毅由民事判决所确定的金钱债务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按照本案查明事实，目前只能认定富临公司及富临江苏分公司仅就唐×解除限制出境后能够参加一审诉讼而提供担保。由于唐×本人已参加本案一审诉讼，富临公司及富临江苏分公司所担保事项已经完成，无需继续承担担保责任。江苏高院以有关司法解释及文件规定解除限制出境应当提供经济担保为依据，推定富临公司及富临江苏分公司所提供担保属经济担保，明显超出两公司真实意思表示，过分加大保证人责任。其次，执行过程中追加被执行人，必须严格遵循法定原则；凡法律及司法解释无明确规定，不能扩大自由裁量而超出法定情形追加。本案所涉解除限制出境中的追加保证人问题，目前无任何法律及司法解释予以规定，因此，常州中院追加富临公司及富临江苏分公司为被执行人，缺乏相关法律依据。江苏高院及常州中院所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第85条，系关于解除财产保全中保证责任的规定，不能扩大解释而适用于解除限制出境中的保证责任。
摘要2：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沪民终112号
摘要1：【案号】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沪民终112号
【裁判摘要】公司减资前股东的出资期限尚未届满，即使构成减资未通知特定债权人也不可直接要求追加规定为被执行人——公司未清偿到期债务一般不导致股东出资义务加速到期，除非存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二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三十五条等规定的法定情形。《变更追加规定》第十七条关于被执行人为企业法人，法院“追加未缴纳或未足额缴纳出资的股东为被执行人"的规定，是指向“未按章程规定的期限足额缴纳出资的股东”。本案中创齐公司就100万元的出资期限是2024年7月23日，三股东不存在没有按章程履行出资义务的情况，没有适用该条款的余地。至于《公司法》第三条规定的是股东以其出资额为限对公司承担责任，权利主体是公司，不是公司的债权人，亦不能成为追加三股东为被执行人的理由。同时本案涉及的是能否追加股东为被执行人，针对的是法院在执行过程中实施的执行行为，并非确定实体法上的责任，《公司法解释三》第十三条第二款无论从内容规定还是适用范围上，都不是本案追加被执行人的直接法律依据。又因本案系执行人当事人适格与否的纠纷，考虑到原先注册资本的出资期限还未届满，无追加被执行人的余地，已如上述。慧想公司庭审中提及创齐公司减资行为损害了其债权，本院也注意到创齐公司在诉讼过程中减资，客观上减少了将来的公司责任财产，与交易相对方预期不符。但该情况已不属执行当事人适格纠纷案件的调整范围，慧想公司可通过其他途径予以救济。
摘要2：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19)粤执复522号
摘要1：【裁判摘要】分公司不能清偿债务可以追加总公司为被执行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第一款规定：“作为被执行人的法人分支机构，不能清偿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务，申请执行人申请变更、追加该法人为被执行人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法人直接管理的责任财产仍不能清偿债务的，人民法院可以直接执行该法人其他分支机构的财产。”本案中，永安公司第二加油站作为永安公司的分支机构，广州海事法院在执行过程中未发现其有可供执行的财产，广州海事法院认定永安公司第二加油站不能清偿（2018）粤72民初350号民事判决确定的债务，准许申请执行人中行东莞分行追加永安公司为被执行人的申请，符合上述法律规定，并无不当。
摘要2：
青海省高级人民法院执行裁定(2020)青执复10号
摘要1：【裁判摘要】对于追加被执行人的申请一般应当公开听证查明案件基本事实——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公开的若干问题规定》（以下简称《执行公开规定》）第十二条、《变更、追加规定》第二十八条第二款的规定，对于追加被执行人的申请，一般应当公开听证查明案件基本事实。本案中，海北中院在作出追加卞××为被执行人之前，应当公开听证查明卞××的财产是否与海盛公司的财产混同的事实，但海北中院没有通过公开听证查明该事实，程序上违反了《执行公开规定》）第十二条、《变更、追加规定》第二十八条第二款的规定，致边××与海盛公司是否存在财产混同的事实不清。另外，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案件立案、结案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立、结案意见》）第九条第（四）项的规定，申请执行人申请追加被执行人的案件，应当按照执行异议案件予以立案审查。本案中，海北中院申请追加被执行人，没有按照执行异议案件审查，程序不当。综上，海北中院在执行实施中直接裁定追加卞××为被执行人及对卞××的异议均未公开听证审查，违反了法定程序，且事实不清。
摘要2：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执行裁定(2020)京执监30号
摘要1：【裁判摘要】当一人公司股东下落不明无法送达追加被执行人申请书等案件材料且现有证据不足以认定人格混同时不能在执行程序中追加一个公司股东为被执行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条规定，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股东个人财产适用于举证责任倒置的原则，由股东承担举证责任。考虑到追加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为被执行人会对股东个人的实体权利义务产生重大影响，在此类案件的审查中应当在程序上充分保障涉案股东进行举证、质证、辩论等诉讼权利。本案中，博名创业公司申请追加一人有限责任公司民远物资公司股东王××为被执行人，鉴于执行程序的权利保障不同于诉讼程序，在民远物资公司及其股东王××下落不明，无法送达追加被执行人申请书等案件材料，且博名创业公司提供的现有证据材料不足以证明民远物资公司与股东王××个人财产存在混同的情形下，不宜在执行程序中追加王××为被执行人。综上所述，大兴法院裁定终结（2020）京0115执异65号案件的审查程序并无不当。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7)最高法民再354号
摘要1：——申请执行人提起执行异议之诉应当具备法定要件
【裁判观点】本案争议的主要问题是申请执行人提起执行异议之诉是否符合法定条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零六条第一款规定，申请执行人提起执行异议之诉的前提条件是案外人提起阻却对执行标的的执行异议申请，且人民法院已经作出中止执行的裁定。也就是说，案外人提出执行异议，执行法院经审查认定案外人执行异议成立，且已作出中止执行裁定，是申请执行人提起执行异议之诉的前置程序。对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配偶的问题，其救济途径不应为提起执行异议之诉。本案中，王某普并不是基于案外人提出执行异议申请，执行法院作出中止执行裁定，其不服该裁定所提出的执行异议之诉，而是对执行法院作出的驳回追加申请裁定不服提起的诉讼。因此，王某普提起本案诉讼不符合上述法律规定的申请执行人提起执行异议之诉的条件。王某普对本案执行法院作出的驳回追加申请裁定不服，应通过普通民事诉讼提起确认之诉解决，即王某普可以提起确认之诉，请求确认叶某对案涉债务承担共同偿还责任。
摘要2：【裁判摘要】申请执行人对申请追加配偶为被执行人的裁定不服不能提起执行异议之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七条规定：“执行过程中，案外人对执行标的提出书面异议的，人民法院应当自收到书面异议之日起十五日内审查，理由成立的，裁定中止对该标的的执行；理由不成立的，裁定驳回。案外人、当事人对裁定不服，认为原判决、裁定错误的，依照审判监督程序办理；与原判决、裁定无关的，可以自裁定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根据该规定，第一，该条规定的是执行程序中案外人对执行标的提出异议的情形，而非申请执行人申请追加被执行人的情形；第二，人民法院经审查案外人提出的异议，认定理由不成立作出裁定驳回案外人执行异议申请后，对驳回裁定不服，可以提起诉讼的主体是案外人；第三，申请执行人可以提起诉讼的裁定应当是人民法院作出的中止执行裁定。因为只有在案外人对执行标的提出异议，人民法院作出中止执行裁定，阻却了执行程序时，申请执行人才有提起执行异议之诉，请求继续执行之必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零六条第一款进一步明确了申请执行人提起执行异议之诉的条件，即：“申请执行人提起执行异议之诉，除符合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外，还应当具备下列条件：（一）依案外人执行异议申请，人民法院裁定中止执行；（二）有明确的对执行标的继续执行的诉讼请求，且诉讼请求与原判决、裁定无关；（三）自执行异议裁定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提起。”该规定是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七条的进一步解释。根据该规定，申请执行人提起执行异议之诉的前提条件是，案外人提起了阻却对执行标的的执行异议申请，且人民法院已经作出中止执行的裁定。也就是说，案外人提出执行异议，执行法院经审查认定案外人执行异议成立，且已作出中止执行裁定，是申请执行人提起执行异议之诉的前置程序。本案中，王××并不是基于案外人提出执行异议申请，执行法院作出中止执行裁定，其不服该裁定所提出的执行异议之诉，而是对执行法院作出的驳回追加申请裁定不服提起的诉讼。因此，王××提起本案诉讼不符合上述法律规定的申请执行人提起执行异议之诉的条件。原审判决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七条规定，认定王××提起本案诉讼符合法律规定，适用法律不当，本院予以纠正。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 (2017)最高法民再314号
摘要1：【裁判摘要】抽逃出资股东对于追加裁定不服有权提起执行异议之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八条规定：“作为被执行人的企业法人，财产不足以清偿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务，申请执行人申请变更、追加抽逃出资的股东、出资人为被执行人，在抽逃出资的范围内承担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二条规定：“被申请人或申请人对执行法院依据本规定第十四条第二款、第十七条至第二十一条规定作出的变更、追加裁定或驳回申请裁定不服的，可以自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执行法院提起执行异议之诉。”本案中,辽宁省葫芦岛市中级人民法院在执行（2015）葫执字第00049号案期间，经申请执行人北京华班公司申请追加被申请人辽宁云基地公司股东郑州建安公司、张××、刘×为被执行人，后该院作出（2015）葫执异字第00058号执行裁定，认定郑州建安公司、张××、刘×在辽宁郑建公司、辽宁云基地公司的设立过程中均存在明显的抽逃注册资金的行为，故追加郑州建安公司、张××、刘×为被执行人，在各自抽逃注册资金的范围内对北京华班公司承担责任。此后，郑州建安公司、张××、刘×对上述裁定不服向辽宁省葫芦岛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执行异议之诉，该院作出（2015）葫民初字第120号民事判决认为追加案外人郑州建安公司、张××、刘×为被执行人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第八十条规定的追加案外人为被执行人的情形，停止对郑州建安建公司、张××、刘×的执行。北京华班公司不服葫芦岛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葫民初字第120号民事判决，向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该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的规定，郑州建安公司、张××、刘×对被追加被执行人的执行行为提出的异议，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应当通过该案执行程序主张权利。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八条以及第三十二条的相关规定，被申请人郑州建安公司、张××、刘×对追加裁定不服，可以向执行法院提起执行异议之诉，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故，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适用法律错误，本院予以纠正。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最高法民申2827号
摘要1：【裁判摘要】一人公司股东股权转让，如原股东和现股东不能证明其发个人财产独立于公司财产，公司债权人有权追加一人公司原股东和现股东为被执行人——关于张××、原××个人财产是否独立于大润公司财产问题。1.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张××于2016年4月19日成为大润公司唯一股东，2017年6月2日变更其母亲原××为大润公司唯一股东。张××作为大润公司股东期间与大润公司之间频繁进行银行转账，大润公司一有入账，基本都是很快将其转入张××个人账号，在大润公司需要对外支付时，再从张××个人账户转入大润公司账户，然后大润公司再对外支出，且大润公司转账给张××时的转账备注为“劳务费演出费”“往来款”等，而大润公司的记账凭证中却均记载为“还款”，张××在原审庭审中亦承认曾伪造大润公司部分账目；此外，张××多次以个人账户收取应由大润公司收取的租金。原审法院据此认定张××、原××个人财产没有独立于大润公司财产有相应的事实依据。2. 张××、原××提交的《破产审计报告》《审计报告》，系为大润公司破产申报时使用和大润公司在本案诉讼期间形成，均不是大润公司在运营过程中依《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第六十二条之规定进行的正常年度审计，不能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财务状况，原审法院未予采信并无不当。2.张××作为大润公司唯一股东，称其名下银行卡实际系大润公司使用，其无权使用卡号内的资金，明显与常识不符。如其所称大润公司经营模式仅为收取房屋租金和水电费、物业费，在长期拖欠评审中心房租的情况下，张××将大润公司转租租金收入转到个人账户或以个人账户收取大润公司应收租金，再称其个人财产独立于大润公司的公司财产，亦有违常理。3.张××在将大润公司财产混同于个人财产，造成大润公司资不抵债的情形下，为逃避公司债务和股东责任，让其80多岁老母原××挂名一人公司大润公司的股东，有违道德伦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八条第一款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即转让股权，受让人对此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公司请求该股东履行出资义务、受让人对此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公司债权人依照本规定第十三条第二款向该股东提起诉讼，同时请求前述受让人对此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第二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公司债权人以登记于公司登记机关的股东未履行出资义务为由，
摘要2：（续）请求其对公司债务不能清偿的部分在未出资本息范围内承担补充赔偿责任，股东以其仅为名义股东而非实际出资人为由进行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一方面原××并未提交证据证明其财产独立于大润公司财产，另一方面按照前述规定法理，原××接替张××成为大润公司股东，对于张××与大润公司财产混同的事实系知道或应当知道，亦应与张××共同对大润公司的债权人承担连带责任。．．．．．．关于追加张××、原××为被执行人是否适当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条规定：“作为被执行人的一人有限责任公司，财产不足以清偿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务，股东不能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自己的财产，申请执行人申请变更、追加该股东为被执行人，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虽然张××、原××不是济南仲裁委员会（2017）济仲裁字第1284号裁决书的义务主体,但根据评审中心提出的追加被执行人的申请，一审法院在执行程序中追加张××、原××为被执行人符合前述法律规定。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最高法民申178号
摘要1：【裁判摘要】公司由一人股东和该一人股东独资控制的公司共同设立，股东不能就其个人财产与公司财产没有混同承担举证责任的情况下，应认定为个人独立企业，公司债权人有权追加公司股东为被执行人——虽然重庆蓝宇公司系由股东蓝××与蓝东房产公司共同出资设立，但蓝东房产公司为蓝××一人独资控股的公司。因此，在雷××等四人提出重庆蓝宇公司与蓝××存在财产混同抗辩的情况下，蓝××应对其个人财产与公司财产没有混同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因蓝××未完成相应举证责任，原审法院认定蓝××与重庆蓝宇公司之间存在财产混同，并无不当。．．．．．．重庆蓝宇公司虽注册为有限责任公司，但其实质是由蓝××个人独资。又因重庆蓝宇公司与蓝××之间存在财产混同，故原审法院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三条规定，认定本案可以直接执行重庆蓝宇公司财产，亦无不妥。
摘要2：【法条链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三条【被执行人个人独资企业时变更、追加被执行人】作为被执行人的个人独资企业，不能清偿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务，申请执行人申请变更、追加其出资人为被执行人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个人独资企业出资人作为被执行人的，人民法院可以直接执行该个人独资企业的财产。／／个体工商户的字号为被执行人的，人民法院可以直接执行该字号经营者的财产。
最高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19)最高法执监490号
摘要1：【裁判摘要】申请执行人无权直接追加次债务人为被执行人——变更、追加当事人是指在执行程序中变更或者追加第三人为申请执行人或被执行人的制度，系直接在执行程序中确定由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被执行人之外的第三人承担实体责任，直接关乎多方主体的切身利益，对各方当事人的实体和程序权利将产生极大影响。因此，追加当事人应严格遵循法定主义原则，即变更、追加执行当事人应当严格限定于法律、司法解释明确规定的情形。本案中，申诉人史××以银光公司享有对同力达公司的到期债权，宣××为担保人为由，要求追加同力达公司、宣××为被执行人。《执行规定》第61条规定，被执行人不能清偿债务，但对本案以外的第三人享有到期债权的，人民法院可以依申请执行人或被执行人的申请，向第三人发出履行到期债务的通知。《民事诉讼法解释》第五百零一条规定，人民法院执行被执行人对他人的到期债权，可以作出冻结债权的裁定，并通知该他人向申请执行人履行。由此可见，对于被执行人对他人享有到期债权，申请执行人主张执行该到期债权的，司法解释规定了专门的执行程序以及救济途径。申请执行人应当依据上述规定通过向执行法院申请执行被执行人对他人到期债权的方式，而非通过申请追加该他人为被执行人的方式来实现对到期债权的执行。《变更、追加规定》中亦没有将被执行人对他人享有到期债权列为可以追加该他人为被执行人的情形。综上，申诉人史××以执行被执行人到期债权为由提出追加同力达公司、宣××被执行人的请求，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14)执复字第22号
摘要1：【裁判摘要１】以法人人格混同为由追加第三人为被执行人缺乏法律依据不应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2013修正）第十四条规定：“……公司可以设立子公司，子公司具有法人资格，依法独立承担民事责任”。本案中，振兴投资公司依法登记设立，该公司90%的股权被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另一公司振兴集团持有，其应为振兴集团的子公司，具有独立的法人地位。本案生效判决确定的债务人系振兴集团，不应由作为子公司的振兴投资公司承担清偿责任。执行程序中追加第三人为被执行人有严格的法定条件限制，法人人格混同的情形不在此列。因此，以法人人格混同为由追加第三人为被执行人缺乏法律依据，不应支持。债权人西飞铝业如认为振兴投资公司与振兴集团存在法人人格混同的情形，可另案提起诉讼，请求否认振兴投资公司的法人人格并承担振兴集团的债务。
【裁判摘要２】关于能否以振兴投资公司无偿接受被执行人财产为由追加其为被执行人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第81条规定：“被执行人被撤销、注销或歇业后，上级主管部门或开办单位无偿接受被执行人的财产，致使被执行人无遗留财产清偿债务或者遗留财产不足清偿的，可以裁定由上级主管部门或开办单位在所接受的财产范围内承担责任。”本案中，振兴投资公司并非振兴集团的上级主管部门或开办单位，且执行法院已查询到振兴集团在其他公司所持有的股权并予以冻结，表明被执行人振兴集团尚有其他财产可供清偿债务。因此，申请复议人提出振兴投资公司名下的海升大厦为无偿接受振兴集团的财产，进而主张追加该公司为被执行人，目前尚不符合前述追加被执行人的法定条件。对查控的被执行人振兴集团所有的财产，如将来变现后仍不能满足申请执行人的受偿请求，且又符合其他追加被执行人的法定条件的，申请执行人可另行向执行法院提出追加被执行人的申请。
【裁判摘要３】关于能否以振兴投资公司对振兴集团负有到期债务为由直接执行该公司的财产的问题。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第61条的规定：“被执行人不能清偿债务，但对本案以外第三人享有到期债权的，人民法院可以依申请执行人或被执行人的申请，向第三人发出履行到期债务的通知。”以被执行人对第三人享有到期债权为由执行第三人财产必须遵循法定程序，并保障第三人的异议权。本案中，执行法院尚未向第三人振兴投资公司发出履行到期债务的通知，以此为由执行第
摘要2：（续）三人的财产违反法定程序。因此，申请复议人可以另行向执行法院提出申请。
最高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16)最高法执监179号
摘要1：【裁判摘要】债务人无偿转让财产不属于追加第三人为被执行人的法定事由，申请执行人无权以此为由申请追加无偿受让人为被执行人——关于申诉人要求追加钢圈总厂为被执行人的问题，由于追加被执行人应当坚持法定原则，即使钢圈总厂无偿取得了被执行人的财产并将其出让，也不属于可以在执行程序中追加其为被执行人的法定事由。北京二中院执行工作管理办公室在2008年11月28日作出的通知中告知安华建筑公司通过诉讼主张权利，并无不当。
摘要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