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诉讼时效客体（适用权利范围）是指适用诉讼时效的权利范围，即诉讼时效适用于哪些权利范围。
【目录】诉讼时效客体的权利特征；诉讼时效客体应为债权请求权；民法典第１９６条、第１９９条规定的不适用诉讼时效的请求权；诉讼时效司法解释第１条规定不适用诉讼时效的债权请求权；民法权利与诉讼时效关系；保险索赔时效；仲裁时效；缺陷产品损害赔偿的诉讼时效期间为2年（产品质量法第45条）；申请执行时效期间为２年；申请仲裁时效期间１年；提示：继承权行使不受2年的诉讼时效限制；提示：房屋交付使用后请求办理过户登记的诉讼时效；提示：确认股东身份请求权不适用诉讼时效规定
摘要2：【解读】《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物权民事纠纷办案要件指南》规定“一般情形下，物权变动请求权的诉讼时效，仍适用二年的时效，因为在物权变动结果发生前，物权未发生转移或设定，请求人只能基于债权请求权要求对方交付或协助登记。”
摘要1：“楼盘广告”的性质如何认定？商品房销售广告和宣传资料性质如何认定？
商品房销售广告和宣传资料俗称“楼盘广告”，是房地产开发商或其代理人制作的，向不特定的的人宣传和发送的有关预售商品房的图片和文字说明。
摘要2：
摘要1：公示催告程序是指法院根据当事人的申请，以公示方法催告不明的利害关系人在法定期间申请权利，如果逾期无人申报，根据当事人申请依法作出除权判决的程序。
【注解１】现有一张银行承兑汇票，出票日期为２０１９年２月１日，付款提示期限为６个月。票据持有人于２０１９年２月２７日遗失该票据，后向法院申请公示催告。该法院经审查后受理了申请，并于２０１９年３月１日发出公告，请问公告期间届满日应如何确定？——（１）公告期间６０日为２０１９年５月１日；（２）付款提示期限届满日为２０１９年８月１日；（３）公告期间届满日不得早于２０１９年８月１５日。——参考：《民事审判实务问答》312.公示催告程序中，公告期间届满日应如何确定
【注解２】（１）《票据法》第１５条和司法解释没有明确列出票据丧失的具体情形；（２）公示催告的法定事由应理解为票据最后合法持有人因意志以外的原因导致可背书转让的票据脱离其有效控制下落不明；（３）对于“被盗、遗失或者灭失”三种情形其他失票情形（如抢劫、抢夺、欺诈、胁迫丧失票据）并非一概不能适用公示催告程序；如果失票人知道票据下落，知道占有票据的特定主体，应该向占有人提起返还票据之诉（票据返还请求权纠纷），而无须在通过公示催告督促不特定利害关系人申报权利。——参考：《民事审判实务问答》313.适用公示催告程序，是否仅限于票据“被盗、遗失或者灭失”三种情形
【注解３】（１）《民事诉讼法》规定的公示催告的申请主体是“票据持有人”，不仅限于票据权利人，也包括因各种原因持有票据的人；（２）票据义务人（出票人、付款人等）在一些情况下可能因为票据而遭受损失，有通过公示催告程序进行保护的必要，也可能成为公示催告程序的适格申请人：Ａ．已经完成票据记载事项但在交付给收款人之前丧失票据的出票人；Ｂ．已完成除授权补记事项外的其他绝对应记载事项但在交付给收款人之前丧失票据的出票人；Ｃ．已签章但未记载付款人的银行汇票的出票人；Ｄ．已经付款但持票人未在票据上记载“收讫”等字样并签名，付款人收回票据后又丧失票据的付款人。——参考：《民事审判实务问答》314.票据义务人能否成为公示催告程序的适格申请人
摘要2：【注解４】在除权判决作出后，作为合法持票人的救济途径需要视付款行是否付款——（１）付款行尚未根据除权判决付款：Ａ．作为合法持票人可以根据《民事诉讼法》第２２３条规定在法定期限内请求撤销除权判决，待票据恢复效力后再依法行使票据权利；Ｂ．作为合法持票人也可以基于基础法律关系向其直接签收退票并请求其直接前手另行给付基础法律关系项下的对价。（２）付款行已经付款：因恶意申请公示催告并持除权判决获得票款的行为损害了最后合法持票人的权利，作为最后合法持票人可以请求申请人承担侵权损害赔偿责任。——参考：《民事审判实务问答》315.恶意申请公示催告的救济
摘要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沈阳市信托投资公司是否应当承担保证责任问题的答复（2001年8月22日法民二[2001]50号）
【摘要】我国《担保法》所规定的保证，是指保证人和债权人约定，当债务人不履行债务时，保证人按照约定履行债务或者承担责任的行为。这里所称“保证人和债权人约定”系指双方均为特定人的一般情况。由于公司向社会公开发行债券时，认购人并不特定，不可能要求每一个认购人都与保证人签订书面保证合同，因此，不能机械地理解和套用《担保法》中关于“保证”的定义。向社会公开发行债券时，债券发行人与代理发行人或第三人签订担保合同，该担保合同同样具有证明担保人之真实意思表示的作用。而认购人的认购行为即表明其已接受担保人作出的担保意思表示。你院请示中的第一种意见，即只要沈阳市信托投资公司的保证意思是自愿作出的，且其内容真实，该保证合同即应为有效，该公司应对其担保的兑付债券承担保证责任，是有道理的。
【要旨】发行人向社会公开发行债券时与保证人签订的保证合同应当有效——向社会公开发行债券时，发行人与代理发行人或第三人签订担保合同的，应对其担保的兑付债券承担保证责任。
摘要2：
摘要1：最高额保证是指保证人对一定期间内连续发生的不特定债权，在最高限额内承担保证责任的保证方式。
摘要2：
摘要1：最高额抵押权是指抵押人与抵押权人协议，在最高额限度内，以抵押物对一定范围内连续发生的不特定债权设定抵押担保。
摘要2：无
摘要1：陈某某投放危险物质案——介入因素与刑法因果关系的认定？
【主要问题1】被告人的行为与被害人的死亡结果之间是否具有刑法上的因果关系？
【裁判要旨1】
即便通常情况下，某一行为并不足以导致某种看似异常的结果，但若因行为时的具体条件特殊，最终造成该异常结果出现的，不能以行为时存在特殊具体条件为由，否定行为与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
在因果关系发展进程中介入其他因素，如果介入情况并非异常、对结果发生的作用力较小、行为人的行为本身具有导致结果发生的较大可能性的，应当肯定前行为与结果之间存在刑法上的因果关系；反之，则应当认为前行为与结果之间不存在刑法上的因果关系。
【主要问题2】对被告人往被害人户外种植的丝瓜中注射农药危及他人生命的行为，应当如何定性？
【裁判要旨2】如果行为人所实施的投放危险物质的行为，除了可能造成其意图杀害的特定少数人死亡的结果外，还可能威胁或危害到其他不特定人的生命、健康或者财产安全，且行为人对此有认识，说明行为人在积极追求特定少数人死亡结果发生的同时，还存在放任危害公共安全结果发生的心态，行为人的行为属于（间接故意）投放危险物质罪与（直接故意）故意杀人罪的想象竞合犯，依照“从一重处断”原则应以投放危险物质罪论处；如果行为人的投放危险物质行为在客观上并不具有威胁或危害其他不特定人生命、健康或者财产安全的性质，或者虽具有这种性质，但行为人对此没有认识，则其行为不符合投放危险物质罪的构成，应当认定构成故意杀人罪。
【裁判摘要】对所谓被害人的死因并非被告人投放甲胺磷必然导致的辩解理由，经庭审已查明，被害人系因有机磷中毒诱发高渗性昏迷，在两种因素共同作用下致亡，没有被告人的投毒行为在前，就不会有被害人死亡结果的发生，故对该辩护理由也不予采纳。
摘要2：
摘要1：李泽强编造、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案 (检例第9号)
【要旨】
编造、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罪是选择性罪名。编造恐怖信息以后向特定对象散布,严重扰乱社会秩序的,构成编造虚假恐怖信息罪。编造恐怖信息以后向不特定对象散布,严重扰乱社会秩序的,构成编造、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罪。
对于实施数个编造、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行为的,不实行数罪并罚,但应当将其作为量刑情节予以考虑。
摘要2：
摘要1：【问题提示】基于债券公开发行认购民事法律关系产生的债券兑付请求权是否适用诉讼时效?
【要点提示】
证券发行方式分为公开发行和非公开发行，公开发行又有包销和代销两种方式。根据法律规定，公开发行是指发行人通过承销商向社会不特定投资人或累计达200以上的投资人销售证券。如果是向特定投资人发售证券，则不属于公开发行，也称定向发行或非公开发行。
证券主要有股票和债券两种，其持有人(投资人)的权利义务不完全相同。债券持有人享有到期向发行人请求兑付债券本息的权利。公开发行的债券持有人，其兑付请求权不因超过兑付期限两年而受到诉讼时效的限制。
【案例索引】
一审：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2006)赣民二初字第7号(2006年9月27日)
二审：最高人民法院(2006)民二终字第224号(2009年7月14日)
摘要2：
摘要1：【案号】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10）沪二中民四（商）终字第842号
【裁判摘要】产权交易所发布的产权交易信息是向不特定主体发出的要约邀请。根据产权交易市场的交易管理办法和交易习惯，信息一经发布，公告期内一般不得变更，但在无举牌申请人举牌的情况下，可以按照产权出让人的意愿，根据产权交易所的有关规则进行信息变更。举牌申请人在信息变更之后签收载明新信息的相关法律文件并举牌参加交易，应视为清楚并认可产权交易信息的变更。举牌申请人知晓变更情况并参加交易，在交易结束之后，又请求确认该信息变更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摘要2：【解读１】产权交易所发布的产权交易信息在无举牌申请人举牌的情况下可进行信息变更；举牌申请人在信息变更之后签收载明新信息的相关法律文件并举牌参加交易，应视为清楚并认可产权交易的信息变更。
【解读２】股权交易竞拍中举牌申请人知晓变更情况并参加交易，交易结束后又请求该信息变更无效不予支持。
摘要1：【提示】安慰函不能构成法律意义上的保证，不具有保证担保法律效力，不能依据安慰函申报担保债权。
【摘要】安慰函从形式上看，不是与特定债权人签订的，而是向不特定的第三人出具的介绍函件；从内容上看，安慰函并无担保的意思表示，没有约定当债务人不履行债务时，代为履行或承担还债责任。因此，安慰函不能构成中国法律意义上的保证，不具有保证担保的法律效力，依据安慰函申报担保债权全部被拒绝。
【裁判意见】安慰函是指发函人给债权人的一种书面陈述，表明当事人对债务人清偿债务承担道义上的义务，或者督促债务人清偿债务等：
①安慰函不是保证合同；
②特殊情况下，安慰函中有保证的内容，形成保证合同。
【裁判要旨】安慰函无担保意思表示，不构成法律意义上的保证——出函人向不特第三人出具的介绍性函件，内容上并无担保以上表示，未约定当债务人不履行债务时，代为履行或承担还款责任，故该安慰函不构成中国法律意义上的保证，不具有保证担保的法律效力。
【裁判规则】
①公司严重资不抵债，达到法定破产条件的，应依法破产还债。终结破产程序后，保留破产清算组完成追收破产财产、追加分配等善后事宜。
②实际出资人仅为享受中外合作企业的政策优惠而安排其全资子公司作为中外方股东，在实际出资人破产程序中，应依实际出资关系确定破产财产属性。
【注解】债权人与具有从事避险性衍生金融工具交易的主体资格的债务人进行掉期交易造成的损失可被确认为破产债权——债务人具有从事避险性衍生金融交易的主体资格，并不需要国家外汇管理局的逐笔核准；双方所进行的利率掉期交易如果存在相对应的基础工具交易则属于避险性衍生金融交易工具，债权人按照双方约定提供用于计算损失的市场报价证实债务人被关闭导致该笔掉期交易协议提前终止所造成的损失后，其所申报的债权应被确认。
摘要2：【摘要１】信托存款的存款人可以申报破产债权，但对信托存款无取回权。．．．．．．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审理认为，广东国投公司向存款人出具信托存款单，约定存款人将资金存入广东国投公司，到期取回本息，具有存款合同的特征，存款人与广东国投公司双方设定的是债权债务关系，并非信托关系。广东国投公司被宣告破产后，对于剩余存款应当确认为破产债权，存款人不享有取回权。
【解读１】存款人与债务人设定的并非信托关系，债务人被宣告破产后，对于剩余存款应当确认为破产债权，存款人不享有取回权。
【解读２】根据国际惯例和我国《信托法》的规定，信托作为一种管理制度，其载体是信托财产。信托财产具有独立性，受托人破产时，信托财产不能列入破产财产，委托人享有取回权。但是如果当事人之间法律关系并非信托关系而是存款关系，则债权人对存款债权不享有取回权而应当确认为破产债权，和其他债权人一起平等受偿。
【摘要２】商业银行及其分支机构对广东国投公司拥有的债权总额及所负的债务总额在破产清算前等额抵销。按照企业破产法第３３条“债权人对破产企业负有债务的，可以在破产清算前抵销”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的第２２条“商业银行分支机构不具有法人资格，在总行授权的范围内依法开展业务，其民事责任由总行承担”的规定，商业银行及其分支机构对广东国投公司拥有的债权总额及所负的债务总额可以在破产清算前等额抵销，商业银行分支机构各自申报债权后，由商业银行统一办理行使抵销权。广东国投公司破产清算组依法办理了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建设银行等商业银行债权债务抵销事宜。
【解读３】商业银行及其分支机构对破产企业拥有的债权总额及所负的债务总额可以在破产清算前抵销。
【解读４】依据掉期合同申报的破产债权的确认，关键在于认定利率掉期交易是否需要国家外汇管理局逐笔核准并对该笔利率掉期交易避险性或投机性作出判断。
【解读５】利率掉期交易是国际上广泛运用的一种金融工具，目的在于降低筹资成本、防范利率风险。（１）选择将浮动利率调成固定利率的成为定息方；（２）将固定利率调换成浮动利率的称为浮息方；（３）双方承诺在掉期交易期间内向对方就一笔假设本金支付利息，浮息方按照浮动利息支付利息，定息方按照固定利率支付利息。（４）如果固定利率高于支付计息日的市场利率，由定息方支付净额给浮息方；反之，则由浮息方支付净额给定息方。
摘要1：【提示】悬赏广告行为是要约，只要行为人依法完成了所指定的行为，广告人即负有给付报酬的义务。
【摘要】悬赏广告，系广告人以广告的方法，对完成一定行为的人给付报酬的行为。悬赏广告行为是要约，完成广告中指定行为是对要约的承诺。依照《民法通则》第57条的规定，只要行为人依法完成了所指定的行为，广告人即负有给付报酬的义务。
【裁判意见】该判例为学界誉为运用民法基本原则填补法律漏洞以明确法律适用的依据的典例。
摘要2：【解读】行为人履行了悬赏广告中指定的义务，即构成对广告人的有效承诺——悬赏广告系向不特定人发出的要约，只要行为人履行了悬赏广告中指定的义务，则构成对广告人的有效承诺。要约人不得以悬赏广告非真实意思表示而拒绝履行给付报酬的义务。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08)民二终字第91号
【裁判摘要】
一、当事人在网站发布公开拍卖推介书的行为，实质上是就公开拍卖事宜向社会不特定对象发出的要约邀请。在受要约人与之建立合同关系，且双方对合同约定的内容产生争议时，该要约邀请对合同的解释可以产生证据的效力。
二、公平原则是当事人订立、履行民事合同所应遵循的基本原则。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关于公平原则的规定，确立了合同履行过程中的情势变更原则，该解释第二十六条规定：“合同成立以后客观情况发生了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无法预见的、非不可抗力造成的不属于商业风险的重大变化，继续履行合同对于一方当事人明显不公平或者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当事人请求人民法院变更或者解除合同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公平原则，并结合案件的实际情况确定是否变更或者解除。”据此，由于无法预料的自然环境变化的影响导致合同目的无法实现，若继续履行合同则必然造成一方当事人取得全部合同收益，而另一方当事人承担全部投资损失，受损方当事人请求变更合同部分条款的，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
【备注】本案系最高人民法院适用合同法解释（二）第26条关于情势变更的问题的规定的一则典型案例。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03)民一终字第82号
【提示】挂牌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公告属于邀约邀请——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公告属于要约邀请，竞买人在竞买申请中提出报价并按要约邀请支付保证金的行为，属于要约。
【裁判摘要】根据合同法第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公告属于要约邀请，竞买人在竞买申请中提出报价，并按要约邀请支付保证金的行为，属于要约，双方当事人尚未形成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关系。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方因出让公告违反法律的禁止性规定，撤销公告后，造成竞买人在缔约阶段发生信赖利益损失的，应对竞买人的实际损失承担缔约过失责任。
【裁判规则】刊登于报纸上的挂牌出让公告与拍卖公告、招标公告相同，是向不特定主体发出的以吸引或邀请相对方发出要约为目的的意思表示，其实质是希望竞买人提出价格条款，其性质应认定为要约邀请。合同法对要约邀请的撤回未作条件限制，在发出要约邀请后，要约邀请人撤回要约邀请，只要没有给善意相对人造成信赖利益的损失，要约邀请人一般不承担法律责任。要约邀请不形成合同关系，撤回要约邀请不产生合同上的责任。
【裁判意见】
①明确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属于民事合同；
②明确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公告的法律性质是要约邀请；
③明确出让方因出让公告违反法律的禁止性规定，撤销公告后，造成竞买人在缔约阶段发生信赖利益损失的，应对竞买人的实际损失承担缔约过失责任，而非合同上的违约责任。
④在缔约阶段所发生的信赖利益的损失，必须通过独立的信赖利益的赔偿请求权而予以保护[应为法律特别规定的请求权]，受害人可以直接依据缔约过失请求有过失一方承担责任。
摘要2：【解读1】挂牌出让行为公共行为的法律性质为要约邀请——《合同法》第十五条第一款明确载明：“要约邀请是希望他人向自己发出要约的意思表示。寄送的价目表、拍卖公告、招标公告、招股说明书、商业广告等为要约邀请。”而刊登于报刊之上的挂牌公告与拍卖公告、招标公告相同，亦是向不特定主体发出的以吸引或者邀请相对方发出要约为目的的意思表示，该表示中并不包括合同成立的主要条件，特别是未包括价格条款，其实质只是希望挂牌人提出价格条款，属于当事人订立合同的预备行为，因此其性质而言应为一种“要约邀请”，时间公司2002年11月21日的报价则为本案的“要约”。
【解读2】要约邀请撤回——我国法律对要约邀请的撤回未作条件限制。在发出要约邀请以后，要约人撤回其邀请，只要没有给善意相对人造成信赖利益的损失，要约邀请人一般不承担法律责任（取消要约邀请应视为当事人的一项民事权利）。
摘要1：【案号】无锡市南长区人民法院（2014）南扬商初字第0402号民事判决书
【裁判摘要】双方当事人明知所发送的电子信息为商业广告性质，却无视手机用户群体是否同意接收商业广告信息的主观意愿，强行向不特定公众发送商业广告短信息，侵害不特定公众的利益，所发送的短信息应认定为垃圾短信，其签订的相关合同无效，所涉价款属于非法所得，人民法院应予收缴。
【裁判要旨】基于垃圾短信发布所签订的网络服务合同，因侵害不特定公众利益，依法应认定无效，所涉价款属于非法所得，法院应予收缴。
【裁判规则】网络服务提供者强行向不特定公众发送垃圾短信，所得价款属于非法所得。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07)民二终字第36号
【裁判摘要】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四条规定：“保证人与债权人可以就单个主合同分别订立保证合同，也可以协议在最高债权额限度内就一定期间连续发生的借款合同或者某项商品交易合同订立一个保证合同。”上述规定中的最高额保证，通常是为将来一定期间连续发生的债务提供保证，其中某一笔交易的效力并不影响最高额保证合同的效力，而普通保证则因主合同无效而无效。因此，最高额保证较之普通保证最大的区别，即在于最高额保证与主债务的关系具有更强的独立性。最高额保证人的责任是在订立合同时确立的，通过最高额保证期间和最高限额限定保证责任，即只要是发生在最高额保证期间内、不超过最高限额的债务余额，最高额保证人均应承担保证责任。在最高额保证的情形下，即使主债务无效，基于主债务无效而确定的债务额也要作为最高额保证计算债务余额的基数。
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三条关于“最高额保证合同的不特定债权确定后，保证人应当对在最高债权额限度内就一定期间连续发生的债权余额承担保证责任”的规定，最高额保证范围为最高额保证期间已经发生的债权和偿还债务的差额，并非指最高额保证期间已经到期的债权余额。
三、根据票据无因性理论，票据基础关系(包括票据原因关系)独立于票据关系，票据基础关系(包括票据原因关系)的效力不影响票据关系的效力。
【裁判意见】
①商业银行违反贷款审核义务不影响贷款合同效力——《商业银行法》、《贷款通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并未规定商业银行违反贷款中的严格审查义务的民事责任。上述规定与银行内部规定均是从商业银行风险控制角度加以规范，属管理性规范，银行即使违反相关规定亦不影响银行与借款人之间的借款合同效力。
②《担保法解释》第39条第1款规定：“主合同当事人双方协议以新贷偿还旧贷，除保证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外，保证人不承担民事责任。”适用前款规定的前提是，保证人应举证证明债权银行与主债务人以贷还贷，即银行与债务人有以贷还贷的意思联络。
③借款人将贷款人转让账户的贷款再次转入下属企业，不能认定系对主合同的变更，更不能认定为属于《担保法解释》第30条第1款规定的情形，保证人不能据此免责。
摘要2：【提示】最高额保证范围是最高额保证期间已经发生的债权和偿还债务的差额（而不是最高额保证期间已经到期的债权余额）；发生最高额保证期间内、不超过最高限额的债务余额，最高额保证人应承担保证责任。
【裁判规则】
①主张依据担保法第30条和担保法解释第40条免除保证责任需要证明两个事实：
A.债务人在与担保人订立担保合同时存在欺诈：债务人隐瞒真实财务状况，欺骗担保人签订担保合同，可以认定为欺诈；
B.债权人对债务人的欺诈是知道、应当知道的：债权人仅仅知道债务人财务状况并不足以证明债权人对债务人的欺诈是知道、应当知道，担保人还需证明债权人在接受担保人担保时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债务人对担保人构成欺诈。
②最高额保证较之普通保证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其与主债务的关系具有更强的独立性。根据担保法第14条规定，最高额保证通常是为将来一定期间连续发生的债务提供保证，其中某一笔交易的效力并不影响最高额保证合同的效力。而普通保证则因主合同无效而无效。在最高额保证情形下，即使主债务无效，基于主债务无效而确定的债务额也要作为最高额保证计算债务余额的基数。最高额保证人的责任是在订立合同时确立的，通过最高额保证期间和最高限额限定保证责任，不因为最高额保证期间发生的债务余额之增加而加重最高额保证人的保证责任。因此，只要是发生在最高额保证期间内，不超过最高限额的债务的余额，最高额保证人均应承担保证责任。
③根据票据无因性理论，票据的基础关系独立于票据关系，票据基础关系(包括票据原因关系)的效力不影响票据关系的效力。根据《票据法》第十条规定“票据的签发、取得和转让，应当遵循诚实信用的原则，具有真实的交易关系和债权债务关系”，票据行为应有真实的票据原因关系，即真实的交易关系。但该条规定应属管理性法条，基础关系欠缺并不当然导致票据行为无效。根据《票据法》第十三条规定“票据债务人不得以自己与出票人或者与持票人的前手之间的抗辩事由，对抗持票人”，票据基础关系(包括票据原因关系)效力不影响票据关系本身。
④担保法解释第23条规定：“最高额保证合同的不特定债权确定后，保证人应当对在最高债权额限度内就一定期间连续发生的债权余额承担保证责任。”规定了最高额保证范围为发生的债权余额，该余额为最高额保证期间已经发生的债权和偿还债务的差额，并非指最高额保证期间已到期的债权余额。
摘要1：最高额保证的期间与单个形式保证的期间是不同的。单个形式的保证期间即保证责任期间，是根据当事人约定或者法律规定，债权人应当向债务人或保证人主张权利的期间。该保证在设定时，因其担保的债权已经特定，债权额已经确定，因此保证期间是保证人对特定债权承担保证责任的最后期间，保证人仅于保证期限内承担保证责任。主债务履行期届满，债权人没有在约定或者法律规定的期间内向保证人主张权利的，保证期间届满，保证人的保证责任即消灭，因此单个形式的保证期间仅具有免除保证人的保证责任的效果。而最高额保证所担保的是“在一定期间内连续发生的”债权，最高额保证在设定时，其担保的债权尚未发生或虽已发生却仍处于变动的不特定状态之中，债权额是不确定的，只有一定期间届满，决算期届至，债权额才能确定，保证人的保证责任才能产生。因此，在最高额保证合同中，保证期间虽然从性质上也是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责任期间，但其存在两个期间：保证人应对一系列债权承担责任的范围期间；在不特定债权额确定之后，债权人向保证人主张权利的期间。因此从严格意义上讲，最高额保证的期间应区别为最高额保证的存续期间和最高额保证的责任期间。
摘要2：
摘要1：【裁判摘要】未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不以吸收公众存款的名义，向社会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但承诺履行的义务与吸收公众存款性质相同，即承诺在一定期限内返本付息的，属于刑法第一百七十六条规定的“变相吸收公众存款”。只要行为人实施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行为，无论采取何种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手段、方式，均不影响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成立。
摘要2：
摘要1：【问题提示】保本付息承诺的委托理财行为性质是否属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如何认定这类行为的涉案金额？
【要点提示】保本付息承诺的“委托理财”行为本质上是以委托理财为名向社会不特定人员借用资金，是一种变相吸收公众存款的行为。该类行为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金额应以实际收取客户享有所有权的自有资金为准。
【裁判规则1】承诺保本付息进行所谓投资理财，属于变相吸收公众存款行为。
【裁判规则2】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涉案金额，应以实际收取的客户享有所有权的自有资金为准——证券公司以保本付息承诺的所谓受托投资管理名义吸收存款，构成犯罪的金额应以实际收取客户享有所有权的自有资金认定为妥。
【案例索引】
一审：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05）沪二中刑初字第117号（2005年9月9日）
二审：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2005）沪高刑终字第160号（2005年11月7日）
摘要2：
摘要1：（最高额保证合同）
【裁判要旨】最高额保证的债权额应为决算期届满时债权余额——最高额保证是对一定期间内连续发生的不特定债权承担保证责任。确定债权额时，不应将次期间发生的总额作为最终债权额，而只应将决算期时的债权余额作为债权额。
【判决书字号】一审判决书：福建省泉州市鲤城区人民法院（2004）鲤民抗字第1号；二审判决书：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05）泉民再终字第3号
摘要2：
摘要1：【（2013）参阅案例109号】
【案号】江苏省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盐商终字第0270号
【裁判摘要】
1．商业银行向社会主体转让金融债权属于将合同权利义务转让给第三人，并不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只要第三人支付了相应对价，则该债权转让并未损害国家金融资产安全，应认定有效。
2.最高额抵押权所担保的不特定债权，在特定后，债权已届清偿期的，最高额抵钾权人可以根据普通抵钾权的规定行使其抵钾权。商业银行将最高额抵钾担保的债权转让后，该债权转让的行为发生债权确定的效果，最高额抵钾权可以随该特定债权转让。新的债权人有权就特定债权及债权确定后产生的利息、违约金等在最高债权余额限度内行使抵押权。
【裁判要旨】最高额抵押权所担保不特定债权特定后可以转让——最高额抵押权所担保的不特定债权特定后，债权已届清偿期的，最高额抵押权人可根据普通抵押权规定行使其抵押权。
【裁判意见】债权人将最高额抵押权担保债权转让后，该债权转让行为发生债权确定的效果，最高额抵押权可随该特定债权转让。新的债权人有权就特定债权及债权确定后产生的利息、违约金等在最高债权余额限度内行使抵押权。
摘要2：
摘要1：【要旨】出函人向不特定第三人出具的介绍性函件，内容上并无担保意思表示，未约定当债务人不履行债务时，代为履行或承担还债责任，故该安慰函不构成中国法律意义上的保证，不具有保证担保的法律效力。
【案例】广东高院2003年3月8日裁定《广东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破产案》
摘要2：
摘要1：——以不特定的个人资产作抵押为债权提供担保属于保证
【裁判要旨】当事人之间达成以个人资产作抵押为债权提供担保的约定，但未对个人资产进行特定化说明，因个人资产属集合概念，通常处于动态变化中，不具有特定性，与物权法规定的抵押财产须特定化不符，该约定不能起到抵押担保的作用。但该约定实质系指当事人以其个人资产信用为债权提供担保，符合担保法关于保证的规定，当事人应承担相应的保证责任。
【裁判规则】前后两案的当事人、争议事实、诉讼请求所基于的法律关系等并非一致，前案当事人为欧翔公司、翔鹿公司和张玉彪；本案当事人为张玉彪、欧翔公司。前案中，欧翔公司以抵押权人的身份，主张抵押人张玉彪就翔鹿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本案中，欧翔公司以被保证人的身份，主张保证人张玉彪就翔鹿公司的债务承担一般保证责任。因此，两案系欧翔公司基于不同的事实、理由、法律关系而提出的不同的诉讼请求，不属于重复诉讼。
【案号】（2011）锡法商初字第0554号；（2012）锡商终字第0169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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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第1072号]郑某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案——如何理解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中的“不特定多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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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第910号]黄某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案——如何理解危害公共安全犯罪中的“不特定多数人”以及如何把握醉驾案件中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死刑适用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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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7)最高法行申4731号
【裁判摘要１】规划和规划行为的性质——行政规划是指行政主体为实现特定的行政目标而对未来一定时期内拟采取的方法、步骤和措施依法做出的具有约束力的设计与规划。行政规划种类繁多，效力各有不同。某一规划和规划行为是否可诉，依赖于该规划和规划行为是否针对特定人，并对该特定人的权利义务直接产生影响。以城乡规划为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以下简称《城乡规划法》）的规定，城乡规划包括编制、审批、实施、修改等不同环节，依据《城乡规划法》作出的行政处罚、行政许可等具体实施行为，属于可诉的具体行政行为；给当事人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给予补偿或者赔偿。城乡规划的修改行为，如果给被许可人或者利害关系人合法权益造成损失，亦可以对其提起诉讼，请求补偿。但就规划的编制和审批而言，因其属于针对不特定对象作出的面向未来的一般性调整，因此具有抽象行政行为的特征，不能直接对其提起诉讼。本案中，被诉的黄石市政府办公室《关于中窑湾旧城改造等五个项目控制性详细规划的批复》，就属控制性详细规划的审批行为，再审申请人不能重建受损房屋，并非该审批行为所产生的直接法律效果，而是后续的具体规划措施，即城乡规划主管部门不予颁发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具体行政行为所致（事实上，再审申请人也已针对不予颁发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先行另案起诉），因此，原审法院裁定驳回其要求撤销规划批复的起诉，并无不当。
【裁判摘要２】抽象行政行为与行政规范性文件．．．．．．与行政规范性文件相类似，规划和规划批复同样具有不特定性和可反复适用性，但不能就此将规划和规划批复等同于行政规范性文件。规划和规划批复之所以不可诉，在于它和行政规范性文件一样，都具有“普遍约束”性，而不在于它必须是行政规范性文件本身。
摘要2：【裁判摘要３】二审裁判与一审裁判的统一性．．．．．．在论及行政复议决定与原行政行为关系时，有一个统一性原则。其含义是指，撤销之诉的审查对象是“以复议决定的形式体现出来的原行政行为”，换句话说，作为撤销之诉审查对象的原行政行为，是已经以复议决定修正之后的新形式出现的原行政行为。如果原行政行为的理由不当，但经过复议决定修正后理由已经合法的，则视为原行政行为也合法。行政诉讼的二审裁判与一审裁判的关系也是如此。我国实行两审终审制，第二审程序承担着对第一审程序的纠错功能，如果一审裁判结果正确但理由不当，二审裁判在对理由进行修正后维持一审裁判的结果，则视为一审裁判的理由已经不复存在，因为发生法律效力的是二审裁判而非一审。
【解读】规划和规划行为是否可诉——（１）规划和规划行为是否可诉的判断标准在于该规划和规划行为是否针对特定人并对该特定人的权利义务直接产生影响；（２）规划的编制和批复具有不特定性和可反复适用性不可诉，不能提起行政诉讼。
摘要1：解读：（１）针对不特定对象作出的面向未来的一般性规划调整，具有抽象行政行为的“普遍约束性”特征，不能直接针对其提起行政诉讼；（２）规划的编制和批复具有不特定性和可反复适用性均不可诉。
摘要2：【注解１】城市总体规划和镇总体规划不应纳入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参考案例：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9)最高法行申10407号
【注解２】规划和规划行为是否可诉？｜（１）规划和规划行为是否可诉的判断标准在于该规划和规划行为是否针对特定人并对该特定人的权利义务直接产生影响；（２）规划的编制和批复具有不特定性和可反复适用性不可诉，不能提起行政诉讼。——参考案例：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7)最高法行申4731号
【注解３】基本农田保护区划分不具有行政可诉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编制和审批系针对不特定的对象作出的，具有普遍约束力，明显不属于行政复议受理及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参考案例：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20)闽行终463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最高法民申5099号
【裁判摘要】（１）破产拍卖并非司法强制拍卖；（２）破产拍卖关于过户过程所涉及的一切税费由买受人承担的约定有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网络司法拍卖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规定：“本规定所称的网络司法拍卖，是指人民法院依法通过互联网拍卖平台，以网络电子竞价方式公开处置财产的行为。"本案拍卖财产系咸阳经纬公司破产程序中需要依法处分的财产，陕西省咸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是依据债权人请求对外进行的委托，不是人民法院强制处分财产的行为，原审判决认定案涉拍卖并非司法强制拍卖，并无不当。案涉《竞买公告》第六条规定，标的物过户登记手续由买受人自行办理，破产管理人协助，过户过程所涉及的一切税费由买受人承担。案涉《竞价须知》第八条第二款规定，处置人及破产管理人不承担任何费用，标的物过户所涉及的一切税费由买受人承担。南洋公司对于案涉《竞买公告》《竞价须知》的内容是知悉的。我国税收管理法律法规对于各种税收明确规定了纳税义务人，但并未禁止纳税义务人与合同相对人约定税款缴纳。原审判决认定《竞买公告》《竞价须知》系对不特定竞拍参与人作出的，南洋公司参与竞买，《竞买公告》和《竞价须知》对其应具有约束力，案涉拍卖税款及资金占用费由南洋公司承担，依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西部产权交易所不是财产处分权人，原审判决认定其无权对表意非常明确的文字作出解释，亦无不当。
摘要2：【案号】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陕民终574号
【摘要1】破产拍卖并非司法强制拍卖——关于案涉拍卖的性质。本案拍卖财产系咸阳经纬公司破产清算程序中需要依法处分的财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破产管理人负有管理和处分债务人财产的职责；破产管理人依照该法规定执行职务，向人民法院报告工作，接受债权人会议和债权人委员会的监督。《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网络司法拍卖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规定，本规定所称网络司法拍卖，是指人民法院依法通过互联网拍卖平台，以网络电子竞价方式公开处置财产的行为。本案案涉拍卖财产的处置，是咸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据债权人要求对外进行的委托，不是人民法院强制处分财产的行为。故一审法院认定案涉拍卖并非司法强制拍卖是正确的。
【摘要2】过户过程所涉及的一切税费由买受人承担约定有效——关于案涉拍卖涉及的税费及相应的资金占用费的承担。南洋公司参加网络竞拍时，对于《竞买公告》《竞价须知》的内容是知悉的。《竞买公告》第六条明确：“标的物过户登记手续由买受人自行办理，破产管理人协助，过户过程所涉及的一切税费由买受人承担”。《竞价须知》第八条第二款“处置人及破产管理人不承担任何费用，标的物过户所涉及的一切税费由买受人承担”，上述内容具体明确，不存在任何歧义。南洋公司称其向西部产权交易所咨询，该所工作人员告知其“一切税费”是指按照税收法律法规规定，由买受人缴纳的相关费用。因西部产权交易所不是财产处分权人，其无权对表意非常明确的文字作出解释。且《竞买公告》《竞价须知》系对不特定竞拍参与人作出的，南洋公司参与竞买，《竞买公告》和《竞价须知》对其应具有约束力。我国税收管理法律法规对于各种税收明确规定了纳税义务人，但并未禁止纳税义务人与合同相对人约定税款缴纳。税法对于税种、税率、税额的规定是强制的，而对于实际由谁缴纳税款没有做出强制性或禁止性规定。故一审法院认定案涉拍卖税款及资金占用费由南洋公司承担，认定事实及适用法律并无不当。
摘要1：解读：针对不特定法律关系纠纷所订立的管辖协议无效。
摘要2：【注解１】当事人能否预先订立管辖协议？——事人预先就不特定的法律关系或者一切诉讼订立管辖协议无效。
【注解２】“今后双方发生的一切争议均由××法院管辖”的约定不产生协议管辖的效力。
摘要1：【裁判摘要】（１）财产保险中第一受益人不享有保险法上受益人的法定权利；（２）该约定仅对参与协商的当事人有约束力，不能对抗不特定的权利人，损害第三人合法权利的财产保险第一受益人约定无效——涉案保单约定独秀农村商行为第一受益人是否合法有效。本院认为：虽然安庆平安保险公司于2011年1月17日签发涉案保险批单，载明保单第一受益人为独秀农村商行，但独秀农村商行是否可以基于该约定享有优先受偿权，应考量以下几个因素：1、财产保险中，约定的受益人主体是否享有法定的权利。根据《保险法》第十八条第三款规定：“受益人是指人身保险合同中由被保险人或者投保人指定的享有保险金请求权的人。投保人、被保险人可以为受益人”。上述法律规定了“受益人”的含义，是指在人身保险合同中存在受益人。上诉人安庆平安保险公司认为，根据《保险法》第二十六条“人寿保险以外的其他保险的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向保险人请求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的规定，可以认定受益人可以在人身保险合同以外的保险合同存在。但安庆平安保险公司对该法条理解不准确，根据该法条内容，明确载明人寿保险以外还存在受益人的保险合同，由于人身保险合同不仅包括人寿保险，至少还包括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健康保险等，人寿保险只是人身保险的一种，故人寿保险以外存在受益人这一主体，与该法第十八条第三款的规定不矛盾，《保险法》第二十六条的规定的“受益人”仍指人身保险中的受益人。因此在财产保险合同中，法律没有设定受益人这一主体，财产保险的当事人在保单中约定受益人主体，该主体不享有法定权利。2、财产保险当事人约定了第一受益人主体，是否应得到保护。两上诉人均认为，保单中对第一受益人主体的约定，不违反法律规定，符合契约自由之精神，应受法律保护，因此，独秀农村商行基于保单第一受益人的身份，对涉案的船舶保险赔偿金具有优先受偿权。本院认为：虽然《保险法》没有明确禁止财产保险合同中的当事人设定第一受益人主体，本案中，有关方在财产保险中也约定了第一受益人主体，但基于以下几点，独秀农村商行不能取得船舶赔偿金的优先受偿权。首先，如前文所论述，该第一受益人主体不享有法定权利；第二，由于该权利系约定权利，其效力受到法律制约。
摘要2：（续）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相关规定，当事人约定的权利是否有效及得到法律保护，要考虑许多因素，至少应包括：一是该约定仅对合同当事人具有约束力，对合同以外的当事人无约束力；另一点是约定的权利应符合法律规定，不得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不得损害他人权利。本案中，被保险人丰顺公司、船舶抵押贷款人独秀农村商行及保险人安庆平安保险公司三方协商，约定独秀农村商行为保单第一受益人，该约定仅对参与协商的三方具有效力，兴山财产保险公司并没有参与此协商，该条款对其无约束力，独秀农村商行不能依此约定对抗兴山财产保险公司。此外，上述三方约定独秀农村商行为第一受益人，意图排除其他可能存在的对该保险赔偿金具有请求权的不特定主体的合法权利，损害不特定主体的利益，该约定对其他不特定的权利主体应为无效。兴发公司的货物在涉案的保险事故中受损，丰顺公司应承担赔偿责任，却无能力履行赔偿责任；丰顺公司为分担风险，向安庆平安保险公司投保了船舶一切险及附加责任险，安庆平安保险公司应承担保险赔偿责任。兴山财产保险公司在支付了货物保险赔偿款后，对涉案船舶保险赔偿金具有合法请求权，丰顺公司及安庆平安保险公司在保单中约定独秀农村商行为第一受益人，损害了兴山财产保险公司的合法权利，违反了法律规定，该约定对兴山财产保险公司无效。因此，两上诉人认为独秀农村商行可基于保单约定的第一受益人主体身份，对涉案的保险赔偿款具有优先受偿权的上诉理由，无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