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1)民二终字第109号
【提示】当事人一方对前期合同违约，对方有权解除前期合同和以其为前提的主合同。
【裁判要旨】根据《合同法》规定，当事人一方有违约行为致使合同不能实现目的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当事人之间签订的股权交易合同以前期签订的租赁合同为前提，一方没有履行前期租赁合同主要条款，致该合同与股权交易合同的目的无法实现，则相对方可以行使解除权解除前期租赁合同和股权交易合同。
【裁判摘要】本案的项目股权交易协议包含了加气（油）站租赁和股权交易两部分内容，共同为实现股权交易这一目的。租赁合同是双方为履行约定的股权交易而签订的，是整个项目股权交易协议的一部分，也是整个股权交易的前期履行部分。英达公司收取的租金4710万元，是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的总价款的30％，最后也要在全部股权交易费冲抵。英达公司签订合同的目的是收取股权转让款，在英达公司交付加气（油）站后长达7个月的时间内既没有收到经营利润费，加气（油）站的正常经营又受到影响，在重庆市政府有关部门的协调下并未解决矛盾，使得英达公司签订合同的交易目的落空，其依法行使解除租赁合同的权利并无不当。鉴于《项目股权交易协议书》中的前期租赁合同在履行中已经实际解除，导致项目股权交易合同没有再履行的可能，中石化公司请求确认英达公司解除《项目股权交易协议书》无效的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解读】一方对前期合同违约，对方有权解除前期合同和以其未前提的股权转让合同。
摘要1：【载《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01年第6期（总第74期）】
【提示】入网费与通话费是为不同交易目的而设，当移动电话用户欠交话费时，电信公司仅有权对用户做停机处理，而无权将用户号码的使用权无偿收购并转让他人。
【摘要１】以移动电话号码所代表的移动电话通信频道，是移动电话公司开发出来的一项资源。移动电话公司通过向用户收取移动电话入网费，已将这项资源的使用权转让给用户。用户通过交纳入网费，购买了一定频道的使用权。该频道虽然仍在移动电话公司手中控制，但已成为用户随时可以使用的资源。用户使用该频道通话，移动电话公司为此又提供了通话服务，当然有权向用户收取通话费用。入网费和通话费是为不同的交易目的而设定的两种不同的费用，不能混为一谈。在用户欠交通话费用的情况下，移动电话公司为保护自己的利益，有权采取禁用户通话（即停机）的手段，也有权向用户催交所欠通话费和加收的滞纳金，但是不能以用户欠交通话费为由，利用自己控制移动电话频道的便利，将已被用户有偿占用的频道无偿收购，甚至再转让给他人使用。移动电话公司以格式条款的形式，只强调了自己的权利，忽视了用户的利益，损害了用户的财产权益，违背了公平原则，该格式条款应属无效。移动电话公司应对转让用户电话号码的行为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
摘要2：【摘要２】被上诉人电讯公司在《广州市数字移动电话（ＧＳＭ）安装申请卡》的用户须知第１０条规定，“停机三个月后，本营业处有权将该用户号码转给别人使用，一律不予退还所有入网费用”，是以格式条款的形式出现，只强调了自己的权利，忽视了用户的利益，损害了上诉人洪分明的财产权益，违背了公平原则，该格式条款应属无效。电讯公司应对转让洪某某电话号码的行为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
【解读】格式条款只强调一方权利损害另一方权益，违背公平原则的，应属无效。
摘要1：名称、内容相互矛盾的合同性质认定规则：一般来说，认定合同性质既要看合同名称，更要看合同内容；当合同内容互相矛盾时，要根据合同中是否有特别约定以及当事人的实际履行情况综合认定合同性质。
摘要2：《民法典合同编司法解释》第１５条规定——１.人民法院认定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不应当拘泥于合同使用的名称，而应当根据合同约定的内容。２.当事人主张的权利义务关系与根据合同内容认定的权利义务关系不一致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缔约背景、交易目的、交易结构、履行行为以及当事人是否存在虚构交易标的等事实认定当事人之间的实际民事法律关系。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1)民提字第45号
【提示】双方当事人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利益而签订的合同无效。
【裁判要旨】认定当事人恶意串通虽无直接证据，但从双方签约时的交易背景、主观认识状态，特别是关键人员在任职履历、管理经验及其在签约中的作用，足以证明双方签约行为对第三人构成了恶意，并损害了第三人的利益的，依法可认定该协议无效。
摘要2：【解读１】通过间接证据也可以证明双方签约行为对他人构成恶意串通：
（１）开发区管委会与中恒公司（法定代表人梅某某）签订《招商、投资协议书》，并约定中恒公司将来成立项目公司承接权利义务；
（２）《招商、投资协议书》签订后，梅某某代表中恒公司联系其他三家公司作为投资方成立国恒公司作为项目公司，开发区管委会明知国恒公司依约享有全部２９０亩建设用地使用权；
（３）开发区管委会与国晖公司于２００６年４月３０日签订《补充协议》，约定由国晖公司承继中恒公司在《招商、投资协议书》中全部权利义务；
（４）梅某某利用其特殊身份筹划并设立国晖公司，其目的就是让国晖公司从国恒公司从国恒公司规划建设的２９０亩土地中获得９２.７９亩用地并作为另一方项目公司。因此，尽管代表国晖公司在《补充协议》上签字的是其法定代表人王某某，但梅某某代表国晖公司从事协商、签约的行为，足以证明其代表了国晖公司的真实交易目的和动机，亦反映了国晖公司在其设立及其签订《补充协议》时的真实的主观状态，而国晖公司亦从未主张过梅某某对其实施了签约欺诈行为。因此，二审判决认定“国晖公司明知《补充协议》的内容损害国恒公司的合同利益”并无不当。国晖公司在签订《补充协议》时并不属于善意交易方。
【解读２】应当在当事人提交的证据或者已经查明的事实的基础上，依照日常习惯经验推理判断未知事实是否存在，并允许当事人进行反驳与辩驳，从而最大限度地反映案件真实情况。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5)民申字第1124号
【提示】房屋买卖中行使法定解除权的标准。
【裁判摘要】社会资源的流转有利于社会财富的增加，基于此，合同法的基本价值取向是鼓励交易，所以，除非一方当事人严重违约导致交易目的不能实现，人民法院在个案中判断是否应当解除双方当事人之间的合同关系时，应当秉持前述立法精神，综合个案情况在利益平衡的基础上具体考量。在交易相对人存在一般违约的情况下，尤其是如果解除合同将导致社会财富的不当浪费时，不宜支持当事人解除合同。尽管孙××、田××迟延支付部分购房款，构成违约，但迟延付款部分约占房款总额的三分之一，尚不构成根本违约。而且，案涉房产早在2012年即已交付，孙××、田××已进行装修并作为老年公寓投入经营，如果判决解除合同，必然涉及拆除房屋装修以及养老人员重新安置等一系列问题，何况，双方当事人还存在房屋质量、产权办理等其他争议，也就是说，孙××、田××的违约行为并未达到使合同目的不能实现的程度。因此，在目前情况下，相较解除合同，维持合同效力更有利于维护市场交易秩序的稳定，避免社会资源的浪费，防止衍生其他社会问题。同时，盛玺房地产公司可以按照约定向孙××、田××主张剩余房款，以实现合同目的。
摘要2：
- 日期： 02-18 12:04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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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3)浙嘉商终字第98号
【裁判摘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五十八条的规定，如果买卖标的物存在质量问题，买受人应该在检验期内将质量问题通知给出卖人。如果买受人怠于通知出卖人的，视为标的物质量符合约定。原则上，石育林应该在合同约定的提出质量异议的期限内对涉案机器进行使用、检验，并将相关的质量问题告知中星公司。其怠于通知，则丧失相关的提出质量异议的权利。《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八条中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五十八条规定进行了补充和完善。即：当事人约定的检验期过短，依照标的物的性质和交易习惯，买受人在检验期内难以完成全面检验的，该约定期间可视为买受人对外观瑕疵提出异议的期间，法院可另行确定买受人对隐蔽瑕疵提出异议的合理期间。该合理期间应综合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性质、交易目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买受人的自身技能、应尽的合理注意义务等进行评判。本案中，石育林对涉案机器的质量主要有两方面异议，一、产品无标识，无铭牌，无接地保护装置，是三无产品；二、机器编织速度慢、有漏针现象，某些参数设计不合理，达不到行业标准要求。异议一显然属于产品外观瑕疵，石育林应该可以在合同约定的20天检验期内发现，其未按照合同的约定在20天内以书面形式告知中星公司并进行交涉，显然怠于行使权利，且过于漠视合同对双方的约束力。据此，只能认定石育林默认并接受了产品的外观瑕疵，其已无权就上述质量问题主张中星公司的违约责任。关于异议二，即使如石育林所称，其作为不具有专业技能的普通老百姓，在20天内不可能对机器的内部质量问题作出判断，那么，在收到标的物后的三个月内，其作为机器的实际使用人，也应该发现机器是否存在编织速度慢、漏针等质量问题。其在该期间内未主张相关权利，只能视为中星公司交付的机器质量符合合同约定。石育林另称，中星公司在2011年11月对机器进行过维修，仍无法解决质量问题，其已向质量监督部门举报，以上也足以证实涉案机器存在质量问题。对此本院认为，中星公司对机器进行维修，只是履行合同约定的一年质量保修期内的维修义务，并不论质量问题是交付时就存在，还是在使用过程中产生。即使机器目前存在严重的质量问题，也不能证实该种质量问题交付时便存在。原审法院对石育林提出的质量鉴定申请不予同意并无不当。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民一终字第260号
【裁判摘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条第三款的规定，认定公司滥用法人人格和有限责任的法律责任，应综合多种因素作出判断。在实践中，公司设立的背景，公司的股东、控制人以及主要财务人员的情况，该公司的主要经营业务以及公司与其他公司之间的交易目的，公司的纳税情况以及具体债权人与公司签订合同时的背景情况和履行情况等因素，均应纳入考察范围。
摘要2：【摘要】综合上述多个证据，可以认定，兴通达公司的设立目的是为了通过兴通达公司恢复昆通公司的生产经营，昆通公司通过岳某、罗某某等持股的方式成为兴通达公司的股东，两公司在财务人员、工作人员、经营场所、生产经营等方面存在高度混同的现象。昆通公司通过此种方式设立兴通达公司并利用了兴通达公司的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损害了邵谋作为债权人的利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条第三款的规定，昆通公司应当对以兴通达公司的名义向邵谋的借款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摘要1：【实务要点】期货交易定性应结合交易形式要件和目的要件综合判断，如交易具备期货交易核心形式要件且交易目的系以对冲平仓获取差额利益而非以转移商品所有权为目的，则应认定交易为期货交易。未经批准组织期货交易的，相关交易应属无效。非法期货交易平台向交易者收取的手续费属于因无效交易而取得的财产，应予返还；因交易而产生的其他损失，交易平台与交易者本身根据各自过错比例分担；为交易者推荐交易平台并承担部分交易账户管理责任的交易平台会员单位对此与交易平台承担连带责任。
【案例索引】上海一中院（2016）沪01民终3065号《李××诉上海××投资有限公司、湖北××贵金属经营有限公司委托理财合同纠纷案——非法期货交易的认定要件及交易亏损赔偿责任的承担》
摘要2：无
摘要1：【案号】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沪01民终3065号
【裁判要旨】期货交易定性应结合交易形式要件和目的要件综合判断，如交易具备期货交易核心形式要件且交易目的系以对冲平仓获取差额利益而非以转移商品所有权为目的，则应认定交易为期货交易。未经批准组织期货交易的，相关交易应属无效。非法期货交易平台向交易者收取的手续费属于因无效交易而取得的财产，应予返还；因交易而产生的其他损失，交易平台与交易者本身根据各自过错比例分担；为交易者推荐交易平台并承担部分交易账户管理责任的交易平台会员单位对此与交易平台承担连带责任。
摘要2：无
- 日期： 06-12 08:18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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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拍卖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4)民申字第1071号
【裁判要旨】在我国相关法律行政法规并不禁止一人竞拍、双方已经履行了买卖合同、交易目的已经实现的情况下，以拍卖行为无效为由申请再审的，法院不予支持。
【裁判摘要】在我国相关法律行政法规并不禁止一人竞拍、双方已经履行了买卖合同、交易目的已经实现的情况下，三色公司主张本案拍卖行为无效的再审申请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
摘要1：【案号】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2)沪一中民四(商)初字第23号
【裁判要旨】股东优先购买权具有法定性、专属性、是一种附条件的形成权和期待权。公司外部第三人通过直接收购目标公司股东的母公司的100%股权的方式间接取得目标股东股权的交易模式，达到间接入股目标公司的交易目的，明显规避了股东优先购买权的规定，当属无效。
【裁判摘要】《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依据上述法律规定并结合本案基本法律事实，本院认为，被告绿城公司、被告证大五道口公司系海之门公司的直接股东，被告嘉和公司、被告证大置业公司又系被告绿城公司、被告证大五道口公司的唯一出资人，被告嘉和公司、被告证大置业公司与被告长昇公司之间实际实施的关于被告嘉和公司、被告证大置业公司持有的被告绿城公司、被告证大五道口公司股权的转让行为，旨在实现一个直接的、共同的商业目的，即由被告长烨公司、被告长昇公司所归属的同一利益方，通过上述股权收购的模式，完成了对被告绿城公司、被告证大五道口公司的间接控股，从而实现对海之门公司享有50%的权益，最终实现对项目公司享有50%的权益。综上所述，被告之间关于股权交易的实质，属于明显规避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72条之规定，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三）项规定之无效情形，应当依法确认为无效，相应的《框架协议》及《框架协议之补充协议》中关于被告嘉和公司、被告证大置业公司向被告长烨公司转让被告绿城公司、被告证大五道口公司100%股权的约定为无效，被告嘉和公司与被告长昇公司、被告证大置业公司与被告长昇公司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亦为无效。同时，基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之规定：“合同无效或者被撤消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上述交易行为亦应当予以恢复原状。被告之间因无效而产生的财产返还事宜，可自行协商解决。据此，原告的诉讼请求，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应当依法予以支持。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最高法民终435号
【裁判摘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的规定，在违约解除的情况下，守约方在解除合同后有权要求赔偿损失，这里的赔偿损失，在性质上系违约方应承担的违约责任。在此前提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六条的规定，就应当理解为，合同因一方违约而被解除后，不仅仅适用赔偿损失的违约责任，在当事人约定违约金条款的情况下，违约金责任亦应适用。该规定显然不仅能够适用于买卖合同，同时亦应适用于借款合同或者其他合同。其次，即使将上述司法解释的规定解释为仅适用于买卖合同并且按照李某某在本案中所主张的将案涉合同认定为股权转让合同，在性质上与买卖合同相同，前述规定亦应适用。因此，一审法院以前述司法解释的规定作为裁判依据，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
摘要2：【法条链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六条【违约解除与违约金条款】买卖合同因违约而解除后，守约方主张继续适用违约金条款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但约定的违约金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参照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二款的规定处理。
【裁判要旨】股权回购合同约定回购期满后另一方归还本金并支付固定利息的，实质为借贷关系。
【摘要】一审法院从案涉合同的利息约定、拟转让股权的份额确定、拟转让股权的交付方式、股权转让的价金、回购权的约定和合同的履行方式等六个方面综合分析，从双方的交易目的以及约定回购权的行使方式及行使条件等因素出发，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四条的规定，认定案涉《股权转让合同》名为股权转让实为民间借贷，股权转让合同是民间借贷资金的担保也是正确的。
摘要1：【案号】（2015）启开民初字第01662号，（2015）通中民终字第03134号
【裁判摘要】当事人将特定主观目的作为合同条件或成交基础并明确约定，则该特定主观目的之客观化，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一款第四项的规制范围。如开发商交付的房屋与购房合同约定的方位布局相反，且无法调换，购房者可以合同目的不能实现解除合同。
摘要2：【摘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一款第四项规定，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该条赋予合同目的不能实现时非违约方的法定解除权，案涉房屋内部布局左右相反导致张某某、徐某某合同目的不能实现，其有权解除购房合同。
其一，合同目的包括客观目的和主观目的。客观目的即典型交易目的，当事人购房的客观目的在于取得房屋所有权并用于居住、孩子入学、投资等，影响合同客观目的实现的因素有房屋位置、面积、楼层、采光、质量、小区配套设施等，客观目的可通过社会大众的普通认知标准予以判断。主观目的为某些特定情况下当事人的动机和本意。一般而言，《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一款第四项中的合同目的不包括主观目的，但当事人将特定的主观目的作为合同的条件或成交的基础，则该特定的主观目的客观化，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的规制范围。
其二，本案中，双方当事人对于房屋的内部左右布局约定明确。从现有证据来看，无论是取生置业的宣传图片还是购房合同附件中的房屋平面图，均明确了房屋进门后的左右布局。取生置业在购房合同附件中的房屋平面图加盖合同专用章，该附件并未提醒购房者，实际交付房屋的内部左右布局可能与平面图相反。取生置业辩称其工作人员在销售房屋时曾明确告知，但并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且张某某、徐某某所购房屋为期房，在购房时参观的样板房也与实际交付的房屋不一致，无法据此推断张某某、徐某某明知所购房屋的内部左右布局与合同约定相反。
其三，张某某、徐某某对于房屋内部左右布局明确约定并作为特定的合同目的，并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亦未侵害第三人权益，属于当事人意思自治的范畴，法律尊重和保护个体通过自身价值判断自由选择合适房屋的合法权利。房屋并非普通商品，购房者对所购房屋的谨慎选择符合生活常理。由于取生置业并未交付符合合同约定布局的房屋且无法调换，致使张某某、徐某某购买符合购房合同附件中约定布局房屋的合同目的落空，张某某、徐某某要求解除合同于法有据，法院予以确认。张某某、徐某某于2015年7月16日向取生置业发出律师函，告知取生置业构成根本违约，要求其拿出解决方案，但未明确解除合同，故法院确认案涉购房合同的解除时间为一审期间起诉状副本送达取生置业之日即2015年8月1日。
摘要1：——不确定履行期限的合理期限的确定，可以通常商业人士的合理预期为标准
【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最高法民终51号
【裁判要旨】双方关于“补偿款的最迟给付期限为楼盘开盘销售后2个月内”的约定，属于履行期限的约定，该期限非固定或确定的期限，解释该期限时，应以通常的商业人士的合理预期作为标准。
【摘要１】
（１）“5月5日补充协议”约定受让方一次性补偿转让方1.3亿元，并约定最迟给付期限为“乙方（即受让方）开发《股权转让合同》所对应的土地资产所形成的楼盘开盘销售后两个月内”。首先，从该补充协议的序言描述看，“5月5日补充协议”的签订背景及原因在于，双方就《股权转让合同》股价对应的土地价格定价偏低这一事实达成合意，所以通过“5月5日补充协议”增加补偿款的形式予以增加，其性质是增加的股权转让款。作为股权转让对价的一部分，受让方自然负有应当履行的义务，所以，双方前述关于该补偿款支付时间的约定，不是条件，不存在条件不成就时无须履行的问题。其次，从性质上看，是否开发楼盘以及何时开发楼盘，系由案涉股权转让后金某公司及其股东所决定，这种取决于一方主体意思表示或者行为的约定，并不属于条件。再次，“5月5日补充协议”第四条明确约定，受让方须以2.5%的年利率向转让方支付利息，直至一次性付清为止。该约定亦表明，受让方支付前述补偿金的义务自始确定，并不存在条件不成就不予支付的可能性。最后，既然受让方负有确定的给付义务，则当事人有关“最迟给付期限”的约定，性质上属于履行期限的约定，而非合同的生效条件或付款义务的履行条件。一审关于该条款性质的认定并无不当。
（２）“最迟给付期限”为“楼盘开盘销售后两个月内”，并无何时开始支付的约定。．．．．．．本院认为，综合考虑案涉合同及其补充协议的签订过程以及合同的有关条款，所谓转让方应在受让方“开发《股权转让合同》所对应的土地资产所形成的楼盘开盘销售后两个月内”支付该笔款项的含义是，由于该笔股权转让款的数额较大，受让方在将金某公司所有的土地使用权完成房地产开发并销售前难以支付，所以受让方以案涉股权转让合同对应的土地开发成楼盘并开盘销售取得一定利润后再支付该笔款项。这种解释，与当事人的签约过程、交易背景及真实意思最为接近，所以，转让方根据《合同法》第六十二条第四项的规定随时要求受让方支付该笔款
摘要2：【解读１】履行期限的约定不明的，可以商业人士的合理预期为标准确定合理的期限，合理期限经过后债务人仍未履行债务的，债权人即可请求履行。
【摘要２】公司的公章及相关证照资料等属于公司的财产，通常情况下，转让公司股权的原股东不得处分该财产，受让公司股权的股东在股权变更之后应以公司的名义请求控制该财产的原股东交付。但是，根据案涉协议的约定，受让方的目的是为了取得金某公司的全部股权并进行经营管理。在股权转让之前，金某公司的全部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为吴某、李某，且吴某是法定代表人，金某公司的公章及相关证照资料实际也由两人控制。案涉交易履行完毕的结果也是由受让方成为持有金某公司全部股权的股东。在此背景下，根据案涉股权转让合同及其补充协议的交易目的，将交付金某公司公章及相关证照资料的义务解释为转让方的义务，即具有合理性。因此，尽管双方签订的系列协议中并无转让方交付公司公章及相关证照资料的约定，但根据《合同法》第六十条的规定，转让方依据诚实信用原则和合同目的及金某公司股权转让前后的实际情况，转让方应将公司的公章及相关证照资料交付受让方。虽然受让方在公司股权变更后已经重新办理了新的公司公章、《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正、副本）、《税务登记证》（国税及地税正、副本）等证照，但是，这些证照及财务资料的交付仍具有避免转让方滥用权利，进而保护受让方以及金某公司权益的作用，属于《合同法》第六十条规定的基于诚实信用原则所派生的附随义务。所以，一审判令转让方向受让方交付公章及相关证照资料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
【解读２】受让方取得公司股权后已经实现对公司的经营管理和控制，转让方是否移交公章及相应证照资料并不影响受让股权交易目的的实现。
【解读３】共同的股权受让人在股权转让合同中未明确约定转让款比例的，共同受让人应当承担连带责任。
【解读４】双方约定剩余的款项从合同对应的土地开发成楼盘并开盘销售后两个月内支付剩余股权转让款，形式上属于履行条件，本质上仍属于履行期限的约定，只不过约定的是不确定的履行期限（支付股权转让款是受让人主要合同义务，股权转让款的支付可以有期限但一般不能附条件，除非双方在股权转让设立了对赌条款或估值调整条款）。不确定的履行期限并非履行期限不明确（不适用《合同法》第６２条第４项），而应当适用诚实信用原则受合理期限的限制，以一个正常的开发商会在多久时间开发并开盘销售作为合理标准。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最高法民终785号
【裁判要旨】股权回购中投资收益不与公司实际经营业绩挂钩，投资人不承担公司经营风险，具有明显债权融资特特征的，应属于“名股实债”关系。
【裁判摘要】本院认为，合同的性质不能仅依据书面协议的名称以及形式内容进行判定，还应当结合当事人的缔约过程、各方权利义务安排以及实际履行情况综合确定。．．．．．．本院认为，综合判断本案所涉系列协议的签订背景、目的和内容，在钟某某、联胜投资及世瑞公司之间形成“名股实债”法律关系。理由如下：第一，钟某某对世瑞公司享有在先债权。．．．．．．第二，2015年10月29日各方所签系列协议具有保障钟某某债权实现的交易目的。．．．．．．第三，钟某某在明确的投资期限内享有固定的投资收益，该收益不与世瑞公司的经营业绩相关，具有明显的债权投资特征。．．．．．．第四，就各方交易磋商过程来看，钟某某因转让崇义县振宇矿业有限公司股权、崇义县东岭背钨锡矿资产，以及嗣后以货款、现金支付等形式，对世瑞公司享有本金6200万元债权，该债权历经投资世瑞公司IPO、申请退款，以华世公司53.85%股权质押担保，以及以债权投资入伙、债权转股权、股权回购等系列安排，钟某某始终未放弃其债权，相关交易均具有实现其债权的担保功能。综上，《股权回购协议》的性质应界定为“名股实债”。本案所涉纠纷系钟某某、联胜投资、世瑞公司之间的内部关系，其实质系债权债务关系。钟某某的诉讼请求亦为要求世瑞公司还本付息、在本息范围内对华世公司质押股权享有优先受偿权以及陈某某、温某某承担连带责任，并不包括请求世瑞公司收购股权。．．．．．．就《股权回购协议》的效力而言，因“名股实债”的交易模式下，投资方持有股份及工商变更登记会对其他债权人（尤其普通债权人）形成权利外观，故应区别内部关系和外部关系分别处理。对外应遵循外观主义，保护第三人的信赖利益，尤其在目标公司破产或解散的情况下，应优先保护其他债权人的合法利益；对内则应采用实质重于形式原则，探究当事人之间的真实意思表示。本案系处理钟某某、联胜投资及世瑞公司之间内部的债权债务关系，尚不涉及外部第三人的信赖保护问题。《股权回购协议》作为处理内部债权债务关系的契约性安排，系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其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应为合法有效。
摘要2：【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最高法民申4091号
摘要1：解读：人民法院根据民法典第１５３条第１款的规定确认合同无效，应当以法律、行政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为依据，不得以法律、行政法规的其他规定或者地方性法规、行政规章为依据。
【解析１】如何理解“该强制性规定不导致该民事法律行为无效的除外”？——根据《民法典合同编司法解释》第１６条第１款规定，合同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由行为人承担行政责任或者刑事责任能够实现强制性规定的立法目的的，人民法院可以依据民法典第１５３条第１款关于“该强制性规定不导致该民事法律行为无效的除外”的规定认定该合同不因违反强制性规定无效：（一）强制性规定虽然旨在维护社会公共秩序，但是合同的实际履行对社会公共秩序造成的影响显著轻微，认定合同无效将导致案件处理结果有失公平公正；（二）强制性规定旨在维护政府的税收、土地出让金等国家利益或者其他民事主体的合法利益而非合同当事人的民事权益，认定合同有效不会影响该规范目的的实现；（三）强制性规定旨在要求当事人一方加强风险控制、内部管理等，对方无能力或者无义务审查合同是否违反强制性规定，认定合同无效将使其承担不利后果；（四）当事人一方虽然在订立合同时违反强制性规定，但是在合同订立后其已经具备补正违反强制性规定的条件却违背诚信原则不予补正；（五）法律、司法解释规定的其他情形。
【解析２】违反旨在规制合同订立后的履行行为的强制性规定是否无效？｜根据《民法典合同编司法解释》第１６条第２款规定——（１）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旨在规制合同订立后的履行行为，当事人以合同违反强制性规定为由请求认定合同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２）但是，合同履行必然导致违反强制性规定或者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
【解析３】违反强制性规定不导致合同无效情形如何处理？｜根据《民法典合同编司法解释》第１６条第３款规定——（１）依据前两款认定合同有效，但是当事人的违法行为未经处理的，人民法院应当向有关行政管理部门提出司法建议。（２）当事人的行为涉嫌犯罪的，应当将案件线索移送刑事侦查机关；属于刑事自诉案件的，应当告知当事人可以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另行提起诉讼。
摘要2：【解析４】如何认定“违背公序良俗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情形？｜根据《民法典合同编司法解释》第１７条规定——（１）合同虽然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但是有下列情形之一，人民法院应当依据民法典第１５３条第２款的规定认定合同无效：（一）合同影响政治安全、经济安全、军事安全等国家安全的；（二）合同影响社会稳定、公平竞争秩序或者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等违背社会公共秩序的；（三）合同背离社会公德、家庭伦理或者有损人格（２）人民法院在认定合同是否违背公序良俗时，应当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导向，综合考虑当事人的主观动机和交易目的、政府部门的监管强度、一定期限内当事人从事类似交易的频次、行为的社会后果等因素，并在裁判文书中充分说理。当事人确因生活需要进行交易，未给社会公共秩序造成重大影响，且不影响国家安全，也不违背善良风俗的，人民法院不应当认定合同无效。
【解析５】“应当”“必须”或者“不得”等表述是否一定属于强制性规范？——根据《民法典合同编司法解释》第１８条规定，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虽然有“应当”“必须”或者“不得”等表述，但是该规定旨在限制或者赋予民事权利，行为人违反该规定将构成无权处分、无权代理、越权代表等，或者导致合同相对人、第三人因此获得撤销权、解除权等民事权利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关于违反该规定的民事法律后果认定合同效力。
- 日期： 01-28 11:24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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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最高法民申2969号
【裁判摘要１】关于张××是否属于消费者购房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问题的批复》第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的规定，消费性购房者应是以生活居住为目的的购房人。本案中，第三人于××在广信公司无力偿还其借款的情况下，双方达成以物抵债的合意并签订《顶房协议》，约定广信公司将涉案房产抵顶给于××，并对抵顶房产的面积与金额作出明确约定。于××与张××系朋友关系，且欠付张××借款，其后张××与广信公司签订涉案《商品房买卖合同(预售)》，虽然合同约定的付款方式为支付定金并采取一次性付款的方式，但张××并未按照合同约定的付款方式向广信公司支付购房款。综合本案事实，广信公司与于××之间的借款行为，以房抵债行为，张××与于兰芳之间的借款行为，以及张××与广信公司之间的房屋买卖行为，相互关联、密不可分，其实质是实现以物抵债的交易目的。原审法院据此认定张××不属于商品房消费者，驳回其要求办理不动产过户登记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
摘要2：【裁判摘要２】预告登记原则上应认可其破产保护的效力，但不应一概而论；公司进入破产重整程序之时房屋尚未竣工验收，不具备转为本登记的条件，且预告登记行为发生在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前６个月内，管理人有权请求人民法院予以撤销，对交付房屋请求不予支持——关于预告登记的效力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十条规定：“当事人签订买卖房屋或者其他不动产物权的协议，为保障将来实现物权，按照约定可以向登记机构申请预告登记。预告登记后，未经预告登记的权利人同意，处分该不动产的，不发生物权效力。预告登记后，债权消灭或者自能够进行不动产登记之日起三个月内未申请登记的，预告登记失效”。据此，预告登记系为保全一项请求权而进行的不动产登记，其登记内容是对物权的请求权，能够排除在后的物权变动，故原则上应认可其破产保护的效力，但不应一概而论。本案所涉房屋虽已办理预告登记，但广信公司进入破产重整程序之时，案涉房屋尚未竣工验收，也不符合实际交付并办理产权过户手续的条件，并无证据证明案涉经预告登记的房屋已具备转为本登记的条件。且如果允许交付案涉房产将对整个破产重整计划的实施产生重大不利影响，再结合本案的预告登记行为发生在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前六个月内，而《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二条规定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前一年内债务人对没有财产担保的债务提供财产担保，或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前六个月内，债务人有该法第二条第一款规定的情形，仍对个别债权人进行清偿的，管理人有权请求人民法院予以撤销。原审法院对张××要求交付房屋并办理产权登记的请求未予支持，认为张英绍作为债权人可以向广信公司管理人申报相应的债权，并按《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的相关规定实现权利，亦无不当。
- 日期： 02-22 10:19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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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最高法民终1210号
【裁判摘要１】一审法院认为：．．．．．．瑞隆公司主张其与中恒信公司之间的法律关系为买卖合同关系，并以此为基础提起本案诉讼，向中恒信公司及其他担保人主张权利。为此，瑞隆公司提交了前述《粮食产品购销合同》《粮食产品购销补充协议》《贸易协议》《价格确认函》《收货确认函》《协议》《对账函》等证据，以证明双方之间建立了粮食买卖合同关系及其履行、对账结算的相关事实。仅从形式上看，该部分证据可以反映双方当事人建立的关系和交易过程。．．．．．综合本案证据所反映出的事实，瑞隆公司与中恒信公司之间的交易模式与合同法第一百三十条关于“买卖合同是出卖人转移标的物的所有权于买受人，买受人支付价款的合同”的规定不相符，二者之间的真实意思表示和实际关系并不是粮食买卖。综合现有证据判断，其更有可能是双方基于资金融通需求发生的借贷行为。鉴于此，一审法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十五条的规定向瑞隆公司进行了释明，但瑞隆公司明确表示不变更其诉讼请求。一审法院认为，瑞隆公司不具有其所主张的民事法律关系基础上的权利，其所主张的事实和理由不能成立，对其诉讼请求，依法不予支持。
【裁判摘要２】二审法院认为：于如何认定双方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的真实性质，不能仅对当事人签订的合同及往来函件进行形式判断，而应立足双方约定，并综合合同价款、交易过程、交易目的等因素，全面客观审查。本案中，瑞隆公司为证明其与中恒信公司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成立，虽举示了《粮食产品购销协议》及补充协议、《贸易协议》《玉米价格函》《收货确认函》《委托出库书》《协议》《对账函》《企业往来对账单》等证据，但《粮食产品购销协议》及补充协议、《贸易协议》仅能证明双方订立合同的情况，在无其他证据佐证的情况下，上述证据不足以证明双方之间实际履行了买卖合同并发生了真实的货物流转。．．．．．．《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行为人与相对人以虚假的意思表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以虚假的意思表示隐藏的民事法律行为的效力，依照有关法律规定处理。”2019年7月第九次《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强调，“民商事审判工作要树立正确的审判理念。注意处理好民商事审判与行政监管的关系，通过穿透式审判思维，查明当事人的真实意思，探求真实法律关系。”
摘要2：（续）同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十三条第一款规定：“诉讼过程中，当事人主张的法律关系性质或者民事行为效力与人民法院根据案件事实作出的认定不一致的，人民法院应当将法律关系性质或者民事行为效力作为焦点问题进行审理。但法律关系性质对裁判理由及结果没有影响，或者有关问题已经当事人充分辩论的除外。”．．．．．．综合本案情况，一审法院对瑞隆公司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并无不当。瑞隆公司可就其与中恒信公司之间形成的真实法律关系，另行主张权利。另，关于鑫顺公司是否有权就案涉法律关系的真实性进行抗辩的问题。鑫顺公司就案涉主合同提供了抵押担保，参照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二十条第一款关于“一般保证和连带责任保证的保证人享有债务人的抗辩权。债务人放弃对债务的抗辩权的，保证人仍有权抗辩”之规定，结合主债务人中恒信公司未参加一、二审诉讼的实际情况，鑫顺公司作为担保人享有债务人针对债权人的抗辩权，其可就主债务不成立、无效等事由进行抗辩。．．．．．．关于一审法院的调查取证是否程序违法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二款规定：“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第一百三十条规定：“人民法院派出人员进行调查时，应当向被调查人出示证件。调查笔录经被调查人校阅后，由被调查人、调查人签名或者盖章。”依照上述法律规定，为查清案件事实、保障当事人合法权益，人民法院可依职权向相关单位调查取证，并就被调查人了解的情况依法制作笔录予以留存。本案中，在主债务人中恒信公司未参加诉讼的情况下，一审法院为查清本案事实，依当事人申请向《粮食产品购销合同》涉及的青白江粮库调查取证，未违反法律规定。瑞隆公司主张一审法院调查取证超出人民法院依职权调取证据的范围，并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
摘要1：解读：（１）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的真实性质，不能仅对当事人签订的合同及往来函件进行形式判断，而应立足双方约定，并综合合同价款、交易过程、交易目的等因素，全面客观审查；（２）根据《民法典》第１４６条规定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５３条规定，当事人有权就法律关系的真实性提出抗辩，人民法院通过穿透式审判思维，查明当事人的真实意思，探求真实法律关系。
摘要2：【注解】（１）对于通谋虚伪行为，当事人可以根据《民法典》第１４６条规定请求确认虚假表示行为的合同无效；（２）对于原告的诉讼请求，当事人可以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５３条规定对诉讼请求的法律关系真实性提出抗辩，由法院驳回不真实法律关系的诉讼请求；（３）《民法典》第１４６条针对的是虚假表示行为的合同无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５３条针对的是驳回虚假表示行为的诉讼请求。
摘要1：【案号】贵州省铜仁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黔06民终1988号
【裁判摘要】根据双方签订《车辆转让协议》的内容以及双方交付车辆的具体情况，双方的交易目的是转让无车牌、行驶证等手续的车辆。然而，实际上该车有车牌、行驶证等相关手续，并且出卖人郑×知道该车的原有实际车主以及车辆挂靠于其他公司的情况。郑×在一审中陈述该车系从原实际车主陈×手中购得，但郑×未提供相应证据。以上情况说明，在双方交易过程中，郑×未向冯×如实告知该车的真实情况。其后，该车因泽晗公司与陈×之间车辆挂靠经营合同纠纷，被重庆市巴南区人民法院采取保全措施予以扣押。此事实说明郑×未尽到对买卖合同标的物权利瑕疵担保的合同附随义务。可见，在本案中，冯×购买该车的目的已不能实现；且造成该后果的原因及过错责任在出卖人郑×。据此，一审法院根据本案事实，作出“郑×向冯×出卖车辆的行为，损害了第三人（泽晗公司）的利益"的判断，进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项的规定判决本案双方《车辆转让协议》无效，并无不当。关于本案是否应当追加案外人陈×及泽晗公司作为当事人参加诉讼的问题，由于根据本案现有证据及事实，足以判断郑×的行为损害了案外人泽晗公司的权益，且本案所要解决的是郑×与冯×之间因车辆买卖合同形成的权利义务关系。故一审法院对郑×要求追加陈×及泽晗公司参加诉讼的申请不予准许，亦无不当。关于郑伟上诉称“一审判决合同无效、郑×返还购车款141,653元，但未同时判决冯×返还车辆，处理不当"的问题，根据本案事实以及前述分析，案涉车辆被依法扣押，在本案车辆买卖合同双方当事人之间，系因出卖人郑×的原因所致。对此应当由郑×承接车辆被扣的后果，以及承担本案合同关系法律责任即向冯×返还相应购车款141,653元，冯×在本案中不应承担返还车辆的责任。郑×在承担本案法律责任后，如果认为与陈×或泽晗公司之间存在其他权利义务关系，其可依法另寻途径解决。因此，一审法院针对本案事实，作出“双方签订合同无效，由郑×返还相应购车款141,653元，案涉车辆因被扣押，可由当事人另行解决"的裁判处理，符合法律规定，并无不当。
摘要2：【摘要】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冯×与郑×经协商签订《车辆转让协议书》，冯×购买无牌无证车辆，郑×将挂靠在运输公司的有牌有证车辆作为无牌无证车辆出卖，该买卖合同损害了泽晗公司等人的利益，为无效合同。
【注解】（１）买卖无牌无证车辆合同有效；（２）恶意串通损害他人利益的买卖无牌无证车辆合同无效。
- 日期： 03-17 09:27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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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最高法民申1707号
【裁判摘要】原审已经查明，在蓝海公司与康灿公司于2013年10月29日签订《采购协议》之后，蓝海公司、工艺品公司、家具公司及康灿公司在2013年11月14日至2014年7月14日期间先后十次签订内容基本一致的《采购合同》《购销合同》，总金额达4.8亿余元。款项依约从蓝海公司流至康灿公司，但每份合同项下货物均未实际发生流转。原判决通过对四方买卖交易情况、交易流程、资金流向、货物交付的剖析，结合各方当事人的陈述，认定康灿公司参与涉案交易的真实目的并非买卖橡胶而是从蓝海公司借款，蓝海公司作为《采购协议》的当事人先后十次参与相关交易，其对康灿公司交易行为有违商业逻辑及相关买卖合同项下标的物不存在真实流转的情况均知晓，蓝海公司对康灿公司所具有的真实交易目的亦有充分认识，进而认定本案蓝海公司与康灿公司之间不存在真实买卖合同关系，而是以橡胶买卖形式开展的企业间借贷行为，上述认定均有事实依据，并不缺乏证据证明。原判决据此认定案涉《采购协议》《采购合同》均系伪装行为而无效，适用法律亦无不当。
摘要2：
- 日期： 10-09 15:45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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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2)最高法民再187号
【裁判摘要】基于本案已经查明的事实，建行广东自贸区分行、永熙顺公司、华鸿公司之间签订的一系列合同主要有三类：建行广东自贸区分行、永熙顺公司、华鸿公司三方签订的《合作协议书》及二份《三方补充协议》，永熙顺公司与华鸿公司签订的五份《油品购销合同》，建行广东自贸区分行与华鸿公司签订的五份《银行承兑协议》及四份《人民币流动资金贷款合同》。由此，永熙顺公司与华鸿公司之间形成买卖合同关系，建行广东自贸区分行与华鸿公司之间形成借款合同关系，建行广东自贸区分行与永熙顺公司之间形成具有一定担保性质的债权债务关系。尽管建行广东自贸区分行、永熙顺公司、华鸿公司之间在形式上形成三种不同的法律关系，但从前述合同签订时间、约定内容及实际履行情况来看，三方当事人权利义务紧密关联、相互依存，均服务于一个整体的交易目的，即华鸿公司向建行广东自贸区分行借款用于购买永熙顺公司的油品。综上，前述三类合同实际上形成一个整体，构成事实上的合同联立；在合同均合法有效的情况下，三方当事人均应依约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
摘要2：
摘要1：解读：（１）动产抵押不能对在抗抵押人正常经营活动中通过支付合理对价取得已被设立担保物权的动产的买受人；（２）除非有“购买商品的数量明显超过一般买受人”、“购买出卖人的生产设备”、“订立买卖合同的目的在于担保出卖人或者第三人履行债务”、“买受人与出卖人存在直接或者间接的控制关系”、“买受人应当查询抵押登记而未查询的其他情形”之一。
【注解１】动产可以设立抵押权，但动产抵押权的设立不影响正常交易（目的：动产抵押豁免买受人查询义务）——《民法典》第４０４条不再区分动产浮动抵押和一般的动产抵押，也不再区分动产抵押是否办理登记，而是规定所有动产抵押都不得对抗“正常经营买受人”。
【注解２】正常经营买受人是指“正常经营活动中已经支付合理价款并取得抵押财产的买受人”（最早规定在《物权法》第１８９条第２款“依照本法第一百八十一条规定抵押的，不得对抗正常经营活动中已支付合理价款并取得抵押财产的买受人”）。
【注解３】《民法典》第４０４条所称的“正常经营活动”既指出卖人正常经营获得（两个要件：营业执照明确记载的经营范围内＋持续销售同类商品），也要求买受人交易本身没有异常性。
【注解４】已经办理登记的所有权保留、融资租赁不能对抗正常经营买受人（《民法典担保制度解释》第５６条第２款）。
摘要2：【注释１】（１）我国民法对于基于法律行为的物权变动原则上采取形式主义物权变动模式；（２）只有在例外情形下才采取意思主义物权变动模式（如《民法典》第403条规定的动产抵押），意思主义物权变动模式以不严格区分物权和债权作为理论基础，也就谈不上物权优先于债权，《民法典》第４０３条“善意第三人”也包括符合条件的债权人而非仅限于物权人。
【注释２】（１）《民法典》延续了《担保法》《物权法》关于动产抵押采意思主义物权变动模式的立法例；（２）《民法典》第403条明确规定“以动产抵押的，抵押权自抵押合同生效时设立；未经登记，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３）《民法典》第４０３条将动产抵押权不得对抗正常经营买受人的范围从《物权法》规定的动产浮动抵押扩张到所有的动产抵押，明确规定“以动产抵押的，不得对抗正常经营活动中已经支付合理价款并取得抵押财产的买受人。”（４）《民法典担保制度解释》第５４条就“善意第三人”、第５６条就“正常经营买受人”的认定进行具体规定。
摘要1：【法律问题】违法的短线证券交易如何认定，即交易标的、交易时点、交易方式、主观目的分别如何认定?
【法官会议意见】特定主体的短线交易之所以为各国证券法所禁止，是因为特定主体极易利用信息优势通过此种短线交易获取不正当利益并损害其他投资者利益，该种短线交易违反了证券市场的公开、公平、公正原则。对短线交易的交易标的、交易方式、交易时点、交易目的等方面的认定，根本标准是特定主体是否可能利用其信息优势、决策优势通过此种交易获取不正当利益等。
摘要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