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同生效
摘要1：合同生效是指合同产生法律约束力。
摘要2：【注解】未生效合同要求恢复原状均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参考案例：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最高法民申555号
最高人民法院执行工作办公室（2005）执监字第59-1号函
摘要1：最高人民法院执行工作办公室（2005）执监字第59-1号函（节录）
【摘要】关于暂缓执行期间是否计算双倍贷款利息的问题，按照《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二条（备注：修订后第229条）的规定，被执行人未按判决履行的，即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暂缓执行并未改变被执行人未按判决履行的状态，而且此案暂缓执行是因为被执行人申诉，为被执行人的利益而采取的。在申诉复查期间暂缓执行已经保护了被执行人的利益，申诉被驳回的，被执行人应当承担未按判决履行的不利后果。
摘要2：最高人民法院执行工作办公室就执行华和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与中国建设银行费县支行融资租赁合同担保纠纷一案的意见
【要旨】因被执行人申诉而暂缓执行的，恢复执行后对暂缓执行期间应计算双倍债务利息。
合同效力
摘要1：合同效力是双方当事人订立合同的效果意思产生的法律效力，是指依法成立的合同在当事人之间所产生的法律拘束力。
【目录】合同一般拘束力（内容都一样）；生效合同拘束力（内容具有特定性、不同性）；当事人超越经营范围订立合同效力；合同效力种类；提示1：合同效力；提示2：几份合同不一致以哪一份合同为准，法律没有直接规定；提示3：法院应主动审查合同效力；提示4：主张合同无效受合同相对性原则限制；提示5：合同有效要件（实质为《民法通则》第55条及《合同法》第44条第2款规定）；九民纪要解读：合同效力
摘要2：【注解】（1）一审法院可以释明对合同未成立、无效或者被撤销的法律后果；（2）一审法院未释明（一审法院并没有违反职权，没有出现适用法律错误的情形，当事人不得以一审法院未释明为由提起上诉），当事人提起上诉的，二审法院可以直接释明并改判（二审法院认为应当对合同不成立、无效或者被撤销的法律后果作出判决，可以直接释明并改判）；（3）如果返还财产或者赔偿损失的范围确实难以确定或者双方争议较大的，也可以告知当事人通过另行起诉等方式解决，并在裁判文书中予以明确。——参考：《民事审判实务问答》271.二审法院对合同未成立、无效或被撤销的法律后果的释明及处理
合同批准、登记等手续效力类型
摘要1：合同批准、登记等手续规定仅限于两种立法文件；批准、登记等手续性质；债权（合同）登记；物权（合同）登记；审批对合同效力影响；报批义务性质、效力；提示2：登记类型；提示3：违反《商业银行法》第28条规定未经行政监管部门批准的股权转让合同未生效；提示4：未经批准的合同具有形式拘束力而不具有实质效力
摘要2：【注解】批准不是合同成立要件和合同有效要件而仅是合同生效要件：（１）合同主要条款达成一致合同即成立，批准手续属于当事人合意以外因素，不属于合同成立要件范畴，而属于效力评价领域；（２）法律、行政法规关于批准要件规定并不都属于强行性规范，不能绝对化以批准与否来判断合同是否有效；（３）批准仅仅是合同生效要件（未生效不等于无效：未生效是合同现状，无效是对合同定性）。
最高人民法院执行办公室关于暂缓执行期间如何计算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的请示的答复
摘要1：最高人民法院执行办公室关于暂缓执行期间如何计算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的请示的答复（节录）（2006年12月1日 [2005]执监字第59-1号）
【摘要】关于暂缓执行期间是否计算双倍贷款利息的问题，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二条的规定，被执行人未按判决履行的，即应当加倍支付延迟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暂缓执行并未改变被执行人未按判决履行的状态，而且此案暂缓执行是因被执行人申诉，为被执行人的利益而采取的。在申诉复查期间暂缓执行已经保护了被执行人的利益，申诉被驳回的，被执行人应当承担未按判决履行的不利后果。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09)民申字第1068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09)民申字第1068号
【裁判摘要】
一、合作者一方转让其在中外合作企业合同中的权利、义务，转让合同成立后未报审批机关批准的，合同效力应确定为未生效，而非无效。
二、即使转让合同未经批准，仍应认定“报批”义务在合同成立时即已产生，否则当事人可通过肆意不办理或不协助办理“报批”手续而恶意阻止合同生效，有悖于诚实信用原则。
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二)》第八条规定，有义务办理申请批准手续的一方当事人未按照法律规定或者合同约定办理申请批准手续的，人民法院可以判决相对人自行办理有关手续，对方当事人对由此产生的费用和给相对人造成的实际损失，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据此，人民法院也可以根据当事人的请求判决义务人履行报请审批机关批准的义务。
【相关法条】《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第10条、《合同法解释（一）》第9条、《合同法解释（二）》第8条
【摘要】远兴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已由梁某某变更为林某。中鑫公司称林某系采取欺骗方式取得远兴公司法定代表人资格，但没有证据证明，且在远兴公司原法定代表人梁某某提起要求撤销变更登记的行政诉讼中，法院已驳回其请求。此外，根据远兴公司修改后的章程，远兴公司的董事长由理财公司委派，而理财公司在本案诉讼中从未否认林某为远兴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相反却向本院陈述称将追究梁某某的责任。《民事诉讼法》第四十九条规定：“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可以作为民事诉讼的当事人。法人由其法定代表人进行诉讼。”根据上述法律规定，远兴公司法定代表人林某签字委托的诉讼代理人有权代表远兴公司进行诉讼，有关诉讼代理人在诉讼阶段作出的陈述对远兴公司具有约束力。二审判决根据远兴公司诉讼代理人的意见，认定远兴公司表示《股权转让及项目合作合同》的审批手续可以办理、远兴公司同意将土地使用权证交由远兴公司法定代表人林某保管，是正确的。
【解读】根据《外商投资法》规定，不涉及国家规定实施准人特别管理措施的，外资企业股权转让仅适用于备案管理，不再因未经审批而认定其未生效。
摘要2：【裁判规则1】中外合作一方转让其在合作企业中股权的生效条件——中外合作者的一方转让其在合作企业合同中的全部或者部分权利义务的，必须经他方同意，并报审查批准机关批准；经批准才能生效的合同成立后，有义务办理申请批准手续的一方当事人未办理批准手续的，法院可以判决相对人自己办理有关手续。
【裁判理由】
①中外合作者的一方转让其在合作企业合同中的全部或者部分权利义务的，必须经他方同意，并报审查批准机关批准。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合同应当办理批准手续，或者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才生效的，在一审法庭辩论终结前当事人仍未办理批准手续的，或者仍未办理批准、登记手续的，法院应当认定该合同未生效。
②由于涉案合同未生效的原因是未经批准，而批准的前提是当事人报批，促成合同生效的报批义务在合同成立时即应产生。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经批准才生效的合同成立后，有义务办理申请批准手续的一方当事人未按照法律规定或者合同约定办理申请批准的，属于违背诚实信用原则的行为，法院可以判决相对人自己办理有关手续；对方当事人对由此产生的费用和给相对人造成的实际损失，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裁判规则2】中外合作经营企业股权转让未经审批，股权转让协议是无效还是未生效？——未经批准的中外合作企业股权转让合同只是未生效不是无效。
【裁判规则3】以转让股权解决资金困难并设定担保不等于借贷——在资金困难情况下，一方通过转让股权（权益）筹资，并为股权转让合同履行提供担保，同时约定以目标公司银行贷款先行收回部分投资的，不能据此定性为名为股权转让实为借款合同。
【裁判规则4】约定违约时退款并承担违约金不视为解约违约金——《股权转让合同》约定“若投资公司不能按约完成办理股权转让的全部法律手续，视为违约，投资公司应无条件退还开发公司投资款并按出资额每天1%承担违约金”，应解释为：只要投资公司违约，就应按每日1%支付违约金，开发公司亦可要求解除合同，至于是选择解除还是选择要求继续履行，则是开发公司法定权利。股权转让合同约定一方未办理审批手续，其应无条件退还转让款并承担违约金的，该违约金不能理解为解除合同的违约金。守约方有权选择解约或继续履行。若继续履行的情况下，未办理审批手续的一方仍应支付约定的违约金。
（2011）吴江行初字第0001号；（2011）苏中行终字第0046号（１）
摘要1：——基数、标准、期间：迟延履行期间利息计算的三个维度
【裁判要旨】根据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被执行人迟延履行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但迟延履行期间的利息如何计算，各地、各级法院莫衷一是。因此，有必要梳理迟延履行期间利息计算的方式方法，从基数、标准、期间三个维度来正确计算。
【裁判规则1】
①计算被执行人迟延履行期间利息的基数，应当包括本金及判决履行期限届满之日止的本金利息、滞纳金，律师费用、鉴定费等；
②判决履行期限届满之后产生的债务利息、滞纳金不应计入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的基数，但之后的利息应继续计算；
③诉讼费被告并未收到该笔钱，执行中该费用直接支付给申请人即可。
【裁判规则2】
④被执行人迟延履行期间同期银行利率调整的，利息应分段计算；法定标准低于当事人约定的，则可依当事人约定的利率及期间计算利息，不再按法定标准在计算迟延履行期间的利息。
⑤被执行人迟延履行期间利息起始日应从执行依据确定的履行期限届满的次日起算，截止日以款项到法院执行账户为准。
⑥因被执行人申请暂缓执行期间（因被执行人申诉而引起的再审、拍卖变卖被执行人财产、当事人申请执行和解而引起的执行期限延长或中止），应计入迟延履行期间。
【案号】（2011）吴江行初字第0001号；（2011）苏中行终字第0046号
摘要2：
最高法院：关于以物抵债的16个裁判观点及其适用依据
摘要1：1.当事人在债务已届清偿期后约定以物抵债，其本质为代物清偿。代物清偿属于实践性法律行为，若仅有代物清偿合意，而未实际履行物权转移的，原债务并未消灭，在实际履行物权转移后，原债务同时消灭。
2.以物抵债的成立需要符合要物合同的基本构成要件。
3.债务清偿期届满后当事人达成以物抵债协议但未实际履行，当事人诉请法院确认并判决履行的，人民法院应不予支持。经释明，当事人要求继续履行原债权债务合同的，人民法院应当继续审理。
4.当事人在债务清偿期届满前约定债务人不履行到期债务时以抵债物来清偿债权，但未明确抵债物的所有权直接归债权人所有，该代物清偿协议在当事人之间具有法律效力，但不具有对抗其他债权人的效力。对抵债物应进行折价或拍卖、变卖该抵债物，并从拍卖、变卖价款中清偿债务。
5.当事人在债务清偿期届满前明确约定债务人不履行到期债务时抵债物归债权人所有的代物清偿协议，该协议因违反了禁止流押、流质的强制性规定，应认定为无效协议。
6.当事人在债务清偿期届满前约定以房屋或土地等不动产进行抵债，并明确在债务清偿后可以回赎，债务人或第三人根据约定已办理了物权变更登记，该行为符合让与担保的特征，虽然不能产生物权变动的法律效力，但债权人可以主张对该抵债物进行折价或从拍卖、变动抵债物的价款中受偿。
7.当事人在债务清偿期届满后达成代物清偿协议，该协议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但应履行清算程序，对抵债物进行折价或者拍卖、变卖该抵债物，且当事人一方如认定协议存在可变更、可撤销情形的，可以依请求变更或撤销代物清偿协议。
8.当事人在债务清偿期届满后达成代物清偿协议，并完成给付行为，如已办理不动产变更登记或股权转让登记，该代物清偿协议当然属于有效行为。
9.当事人在执行程序中达成的代物清偿协议，如果抵债物是不动产，在尚未办理物权转移手续前，该协议对双方不具有法律约束力，债务人反悔不履行代物清偿协议，债权人要求继续履行抵债协议或要求确认所抵之物的所有权归自己的，应不予支持。
10.第三人与债权人、债务人达成三方协议，同意处分自己的财产来代替债务人原本的金钱给付，应成立第三人代物清偿合同，不构成债务加入或第三人履行。
11.对于代物清偿的实践性不应作严苛要求，只要综合考虑交易习惯、当事人意思表示和内部关系等因素在社会观念上达到现实交付与受领程度即可。对于抵债物不能完成交付或受领的责任，应适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12）执复字第4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12）执复字第4号
【裁判摘要】目前在生效裁判执行中适用不安抗辩权制度，尚缺乏法律依据。
【裁判要旨】民事诉讼法对于未按判决履行义务支付迟延履行利息的前提并未区分具体情形，只要符合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的条件，即应支付迟延履行利息。
摘要2：【解读】在生效判决作出后被执行人又将涉案不动产设定抵押时如何处理原判决确定的不动产的转移登记？
【摘要】本案判决确定嘉福公司负有在先履行的义务，且明确要求其自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江浙公司支付款项，嘉福公司应受该期限的约束，超过该期限未支付的，江浙公司有权要求其支付迟延履行利息。江浙公司在生效判决作出后将涉案土地使用权设定抵押，为判决作出时并无权利负担的土地使用权过户制造了不确定性，嘉福公司有理由关注自己支付款项后能否顺利取得无负担的土地使用权。但目前在生效裁判执行中适用不安抗辩权制度，尚缺乏法律依据。况且，嘉福公司在此种情况下仍可以采取提存或者向法院支付的方式先行履行，然后请执行法院解决抵押权问题；江浙公司在判决确定的收到款项后十日内清偿贷款并解除抵押权即符合判决的要求，不能得出江浙公司在嘉福公司履行义务后将丧失履行判决能力的确切结论。故即使按照不安抗辩权的观点，嘉福公司的主张也并不必然成立。
行政诉讼一审裁判
摘要1：【标签】判决驳回诉讼请求｜撤销判决｜履行判决｜给付判决｜确认判决｜确认无效判决｜变更判决（有限变更权）｜行政协议履行与补偿判决｜对复议决定和原行政行为一并裁判｜公开宣告判决｜裁定适用范围
【摘要】一审判决：判决驳回诉讼请求；销判决；履行判决；给付判决；确认判决；确认无效判决；变更判决（有限变更权）；行政协议履行与补偿判决；对复议决定和原行政行为一并裁判。
摘要2：【法条链接1】《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关于对六六一厂不服禄丰县公安局没收雷管行政处罚一案适用法律问题请示的电话答复》（【2000】行他字第4号，2000年11月14日）：根据《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第六十六条第二款规定：“自治州、县、自治县、市、市辖区的人民政府主管部门的业务指导或者领导。”《人民警察法》第四十三条规定：“人民警察的上级机关对下级机关的执法活动进行监督，发现其作出的处理或者决定有错误的，应当予以撤销或者变更。”根据上述规定精神，禄丰县公安局在上级公安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没有被认定错误与撤销之前，作出与省公安厅审批行为相冲突的具体行政行为，属于超越职权行为。
【法条链接2】《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关于铁路公安部门是否有权查封倒卖火车票经营场所的电话答复》（[1997]行他字第1号，1997年2月20日）：人民警察法及其他相关法律规范没有授予铁路公安部门实施查封倒卖火车票经营场所的职权。长春铁路公安处依据人民警察法作出查封倒卖车票经营场所的具体行政行为缺乏法律依据。
【注解１】全面审查原则：行政诉讼中的全面审查一般是指人民法院在行政案件审理中，应当对被诉行政行为的事实根据、法律依据、行政程序、职责权限等各方面进行合法性审查，不受诉讼请求和理由的拘束。——参考案例：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8)最高法行再128号
【注解２】未经核实直接依据广告宣传材料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属于主要证据不足。——参考案例：行政审判案例第７号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的通知
摘要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的通知（法〔2019〕254号）
【目录】引言一、关于民法总则适用的法律衔接二、关于公司纠纷案件的审理三、关于合同纠纷案件的审理四、关于担保纠纷案件的审理五、关于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纠纷案件的审理六、关于证券纠纷案件的审理七、关于营业信托纠纷案件的审理八、关于财产保险合同纠纷案件的审理九、关于票据纠纷案件的审理十、关于破产纠纷案件的审理十一、关于案外人救济案件的审理十二、关于民刑交叉案件的程序处理
关键词：民法总则与民法通则的关系及其适用；民法总则与合同法的关系及其适用；民法总则与公司法的关系及其适用；民法总则的时间效力；与目标公司“对赌”；股东出资应否加速到期；表决权能否受限；有限责任公司的股权变动；侵犯优先购买权的股权转让合同的效力；人格混同；过度支配与控制；资本显著不足；诉讼地位；怠于履行清算义务的认定；因果关系抗辩；诉讼时效期间；违反《公司法》第16条构成越权代表；善意的认定；无须机关决议的例外情况；越权担保的民事责任；权利救济；上市公司为他人提供担保；债务加入准用担保规则；何时成为股东不影响起诉；正确适用前置程序；股东代表诉讼的反诉；股东代表诉讼的调解；实际出资人显名的条件；请求召开股东（大）会不可诉；强制性规定的识别；违反规章的合同效力；合同不成立、无效或者被撤销的法律后果；财产返还与折价补偿；价款返还；损害赔偿；合同无效时的释明问题；未经批准合同的效力；报批义务及相关违约条款独立生效；报批义务的释明；判决履行报批义务后的处理；盖章行为的法律效力；撤销权的行使；抵销；履行期届满后达成的以物抵债协议；履行期届满前达成的以物抵债协议；通知解除的条件；约定解除条件；违约方起诉解除；合同解除的法律后果；违约金过高标准及举证责任；变相利息的认定；高利转贷；职业放贷人；独立担保；担保责任的范围；混合担保中担保人之间的追偿问题；借新还旧的担保物权；担保债权的范围；主债权诉讼时效届满的法律后果；未办理登记的不动产抵押合同的效力；房地分别抵押；抵押权随主债权转让；流动质押的设立与监管人的责任；浮动抵押的效力；动产抵押权与质权竞存；担保关系的认定；约定担保物权的效力；保兑仓交易；无真实贸易背景的保兑仓交易；保兑仓交易的合并审理；让与担保；适当性义务；法律适用规则；责任主体；举证责任分配；告知说明义务；损失赔偿数额；
摘要2：免责事由；共同管辖的案件移送；案件审理方式；立案登记；案件甄别及程序决定；选定代表人；揭露日和更正日的认定；重大性要件的认定；场外配资合同的效力；合同无效的责任承担；营业信托纠纷的认定；资产或者资产收益权转让及回购；劣后级受益人的责任承担；增信文件的性质；保底或者刚兑条款无效；通道业务的效力；受托人的举证责任；信托财产的诉讼保全；信托公司固有财产的诉讼保全；未依约支付保险费的合同效力；仲裁协议对保险人的效力；直接索赔的诉讼时效；合谋伪造贴现申请材料的后果；民间贴现行为的效力；转贴现协议；票据清单交易、封包交易案件中的票据权利；票据清单交易、封包交易案件的处理原则；票据清单交易、封包交易案件中的民刑交叉问题；恶意申请公示催告的救济；继续推动破产案件的及时受理；破产申请的不予受理和撤回；受理后债务人财产保全措施的处理；受理后有关债务人诉讼的处理；债务人自行管理的条件；重整中担保物权的恢复行使；重整计划监督期间的管理人报酬及诉讼管辖；重整程序与破产清算程序的衔接；庭外重组协议效力在重整程序中的延伸；审计、评估等中介机构的确定及责任；公司解散清算与破产清算的衔接；无法清算案件的审理与责任承担；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的审理；债权人能否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必要共同诉讼漏列的当事人申请再审；程序启动后案外人不享有程序选择权；案外人依据另案生效裁判对非金钱债权的执行提起执行异议之诉；案外人依据另案生效裁判对金钱债权的执行提起执行异议之诉；案外人系商品房消费者；商品房消费者的权利与抵押权的关系；案外人系商品房消费者之外的一般买受人；分别审理；涉众型经济犯罪与民商事案件的程序处理；民刑交叉案件中民商事案件中止审理的条件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6)最高法行申1286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6)最高法行申1286号
【裁判摘要１】根据2005年修订的公司登记管理条例和《企业登记程序规定》等相关行政法规的规定，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在办理公司登记时只需要进行形式审查。但是，即便工商行政管理机关作出该工商登记行为的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已经履行了形式审查的义务，在确有证据证明被诉工商行政管理机关作出的工商登记行为所依据的材料是虚假或错误时，也应确认违法。首先，确有实质错误的行政行为理应得到及时纠正。其次，《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规定：“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的，或者原告申请被告履行法定职责或者给付义务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依法进行形式审查的行政行为，如果所依据的材料是虚假或错误的，显然不属于上述“证据确凿”的情形，而应属于主要证据不足的行政行为。再次，如果对履行形式审查义务，但确有实质错误的行政行为，不判决确认违法，不利于行政机关不断提高行政执法水平。海南工商局于2009年4月22日为海南西昌公司办理股东及股权变更登记所依据的主要材料《海南西昌农业综合开发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海南西昌农业综合开发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书》已被（2012）西昌民初字第652号生效民事判决确认无效，因此海南工商局该股东及股权变更登记行为存在实质错误。又因刘绍全和杨文林不能依据2009年4月22日的变更登记行为取得在海南西昌公司的相关权益，故刘绍全和杨文林对取得或者增加的股权份额应没有处分权，因此，海南工商局于2010年9月20日为海南西昌公司办理股东及股权变更登记的基础，也即2009年4月22日的股东及股权变更登记错误，所以该股东及股权变更登记行为也存在实质错误。故上述两次核准股东及股权变更登记行为依法均应确认违法。
摘要2：【裁判摘要２】2014年2月20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七条第一款规定：“股权转让后尚未向公司登记机关办理变更登记，原股东将仍登记于其名下的股权转让、质押或者以其他方式处分，受让股东以其对于股权享有实际权利为由，请求认定处分股权行为无效的，人民法院可以参照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的规定处理。”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规定：“无处分权人将不动产或者动产转让给受让人的，所有权人有权追回；除法律另有规定外，符合下列情形的，受让人取得该不动产或者动产的所有权：（一）受让人受让该不动产或者动产时是善意的；（二）以合理的价格转让；（三）转让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依照法律规定应当登记的已经登记，不需要登记的已经交付给受让人。受让人依照前款规定取得不动产或者动产的所有权的，原所有权人有权向无处分权人请求赔偿损失。”根据上述规定精神，股权转让亦适用善意取得制度。海南工商局2009年4月22日的股东及股权变更登记行为，虽然违法，但在未被撤销的情况下，刘某某、杨某某作为股东登记在工商材料中，具有公示公信效力。杨某某、邱某某在2010年9月20日从刘某某、杨某某处受让股权并办理股东及股权变更登记时，并不知晓刘某某和杨某某未合法取得相应的股权份额，杨某某、邱某某基于对工商登记材料的信赖，与刘某某和杨某某签订《海南西昌农业综合开发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主观上是善意的，而且杨某某、邱某某已支付了相应的股权转让对价，．．．．．．并且海南工商局已核准了该股东、股权变更登记，故杨某某、邱某某从刘某某和杨某某处受让股权构成善意取得。因此，海南工商局于2010年9月20日核准海南西昌公司股权及股东变更登记的行为虽然违法，但由于杨某某、邱某某受让股权构成善意取得，不具有可撤销内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四条第二款第一项的规定：“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需要撤销或者判决履行的，人民法院判决确认违法：（一）行政行为违法，但不具有可撤销内容的”，对该登记行为依法不应予以撤销。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7)最高法行申7109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7)最高法行申7109号
【裁判摘要１】《行政诉讼法》第十二条第一款第六项规定，“申请行政机关履行保护人身权、财产权等合法权益的法定职责，行政机关拒绝履行或者不予答复的”，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这类诉讼在学理上通常称为请求履行法定职责之诉，有时也称为“请求应为行政处分之诉”。这两个概念本身，就比较清楚地阐明了这类诉讼的要义——所谓“请求履行法定职责”，是指请求行政机关履行的，必须是法律、法规、规章等明确赋予行政机关对外行使的行政管理职责。“请求应为行政处分”则是强调，请求行政机关作出的，只能是具有外部效力的调整。那些仅限于行政内部领域的措施，例如请求上级行政机关对下级行政机关作出一个命令、对下级行政机关实施监管监督，因其不具有对外性、不直接设定新的权利义务，通常不能在请求履行法定职责之诉中提出。
【裁判摘要２】虽然安阳市政府具有监督其所属工作部门的职责，但这种职责系基于上下级行政机关之间的层级监督关系，属于行政机关的内部监督管理范畴。上级行政机关对下级行政机关监督职责的履行与否，一般并不直接设定当事人新的权利义务。从司法权与行政权的关系出发，人民法院也不宜过多地介入行政机关的内部关系当中。此外，从诉的利益考虑，当事人如果认为下级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可以通过直接针对下级行政机关提起行政诉讼的方式寻求救济，在有更为便捷直接的救济方式的情况下，较为“迂回”和“间接”的方式就不能被容许。
【裁判摘要３】“继续确认之诉”是被《行政诉讼法》第七十四条第二款第三项所明确规定的，该项规定的具体内容是，“被告不履行或者拖延履行法定职责，判决履行没有意义的”，“人民法院判决确认违法”。由此可知，确认不履行或者拖延履行法定职责违法，只是请求履行法定职责之诉的一个亚类或者补充，其含义是指，本来应当判决责令行政机关履行法定职责，只是因为“判决履行没有意义”，才将履行判决的方式转为确认违法判决。正是由于继续确认之诉与请求履行法定职责之诉涉及的是相同的标的，所以存在相同的评判基础。如果请求行政机关履行的不是一个具有外部效力的调整，既不能责令行政机关履行，也无从确认行政机关拒绝履行这个请求违法。
摘要2：【解读】请求上级行政机关对下级行政机关实施监督不属于请求履行法定职责之诉，不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
【笔记】被确认违法行政行为是否属于无效行政行为？
摘要1：解读：（１）《行政诉讼法》第７０条规定的撤销判决、第７５条规定的确认无效判决，该行为行为无效；（２）《行政诉讼法》第７４条规定的确认违法判决，未被撤销依然作为有效的行政行为存在，可以作出后续行政行为的依据。
摘要2：【解析】被确认违法的行政行为属于有效行政行为。
【注解】确认行政行为违法的判决方式分为两种情况：
（１）情况判决即被诉行政行为违法，但撤销会给国家或公共利益造成重大损失的，法院作出确认违法的判决，但是行政行为继续有效——《行政诉讼法》第７４条第１款规定：“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判决确认违法，但不撤销行政行为：（一）行政行为依法应当撤销，但撤销会给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造成重大损害的；（二）行政行为程序轻微违法，但对原告权利不产生实际影响的。”
（２）行政行为违法但不具有可撤销内容的，实际上这种判决方式仍然是否定行政行为的效力——《行政诉讼法》第７４条第２款规定：“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不需要撤销或者判决履行的，人民法院判决确认违法：（一）行政行为违法，但不具有可撤销内容的；（二）被告改变原违法行政行为，原告仍要求确认原行政行为违法的；（三）被告不履行或者拖延履行法定职责，判决履行没有意义的。”
【笔记】法院能否直接判决行政机关在一定期限内作出具体内容的行政行为？
摘要1：解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９１条规定，（１）在尚需行政机关调查或者裁量时，法院应当判决被告针对原告的请求重新作出处理；（２）在无需行政机关调查或者裁量即裁判时机成熟时，法院可以直接判决行政机关在一定期限内依法履行原告请求的法定职责。
摘要2：【注解１】如果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对案件事实的调查已无裁量空间，法院可以直接判令行政机关作出是否属于工伤的工伤认定决定。
【注解２】（１）在行政行为仍有裁量余地时，法院只能概括地判决行政机关作出处理；（２）但没有裁量余地的，则可以判决行政机关作出特定的行政行为。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最高法民终727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最高法民终727号
【裁判摘要1】当事人一审抗辩意见已经获得一审法院支持，二审中改变抗辩意见不予支持——另，光明公司主张放弃其在一审要求抵扣税款的抗辩意见，变更为要求承包人按约提供发票。但光明公司的抗辩意见已经获得一审法院支持，现要求承包人提供发票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
【裁判摘要2】当事人一审否认对其不利事实，案外人提起诉讼胜诉后，当事人在二审中又上诉自认对其不利事实不予支持——首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十三条：“民事诉讼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的规定，参与诉讼的当事人应当遵守诚实信用的原则，不得滥用诉讼权利。本案中，申××及朱××、万××在一审庭审中多次陈述与刘××之间的债权债务已经了结，刘××所收款项为替桓大公司收取，并非归还其对刘××的欠款。正是由于申××等人的一再否认，才致恒大公司认可刘××的收款与申××等人的借贷无关，从而引发刘××另行以民间借贷纠纷起诉，形成重庆市璧山区人民法院(2019)渝0120民初8612号案。现在本院二审庭审时，申××提交了借条、委托支付函、承诺书等证据，拟证明光明公司支付给刘××的300万元系抵扣其欠付刘××的债务。上述证据并非二审新证据，申××在一审中对上述证据的三性均予以否认。二审中，恒大公司也不认可300万元已作为工程款支付给了申××。申××在一审中的陈述并不存在重大误解或受欺诈、胁迫等情形，为诉讼中的真实意思表示。现由于刘××提起另案民间借贷诉讼，且另案一审已判决申××等人承担还款责任，申××为获得有利于本方的另案最终判决，并在总体上获益，欲推翻其在一审中主张的行为有违诉讼诚信，属滥用诉讼权利，应承担相应后果。其次，申××对争议的300万元不具有上诉利益。为避免不必要的司法资源耗费以及对各方当事人的程序利益保障，当事人仅对未获一审法院支持的诉讼请求具有上诉利益，有权对该部分诉讼请求提起上诉。本案申××关于将300万计为未付工程款应予支付的诉讼请求已经获得了一审法院支持，其对该300万元已不具有上诉利益，不应在二审中获得支持。最后，本案不能损害案外人刘××的程序权利和实体权利。刘××并未参加本案诉讼，且已提起了另案诉讼，并获得了一审判决，如本案二审直接认定刘××接收300万元为冲抵借款将有损刘××的程序权利。同时，刘××在案涉款项收取中，除了争议的款项之外，还代表
摘要2：（续）桓大公司收取了其他多笔工程款，申××所举证据也未能充分证实刘××对300万元的收款行为是代表桓大公司还是其本人。综上，申××关于光明公司支付给刘××的300万元为已付工程款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裁判摘要３】桓大公司主张其收到的25万元安全措施管理费已经支付给了第三人朱××、万××。．．．．．．本院认为，关于第1项，桓大公司提交了转账明细等证据，经质证朱××、万××认为该证据未能证明案涉转账有二人的授权。本院认为，桓大公司举示证据只能证明其与万××１之间的交易往来记录，未能证实万××１所收款项受本案的当事人申××或者第三人朱××、万××授权，故桓大公司所提其支付给万××１的20万元应当认定为已付工程款的主张不能成立。
【裁判摘要４】承包人因实际施工人对外合同被判决承担责任后进入执行，已付执行费以及迟延履行利息不能视为已付实际施工人工程款——2.(2020)渝01民终8645号民事判决书还应当扣除执行费、迟延履行利息5130.62元。．．．．．．本院认为，．．．．．．关于第2项，申××等人认为该费用系桓大公司未按照生效判决履行义务产生，并非本案必须产生的费用。本院认为，桓大公司主张费用系其未积极履行人民法院生效判决导致，并非本案必然发生的费用，桓大公司的该主张不能成立。
【裁判摘要５】承包合同无效，约定的管理费和承包人支出的差旅费承包人可以要求实际施工人适当承担——桓大公司因涉案工程的工程管理、完善竣工资料等产生差旅费234,379元。4.申长松应当按照工程总造价的1%支付管理费，还应当扣除470,430.36元。本院认为，……关于第3、4项，鉴于双方对于合同无效均有过错，且桓大公司在案涉工程施工中对工程竣工、移交等事宜有过一定的参与，并实际支出了部分费用，一审法院酌情按照工程价款的0.5%支持了其部分主张，已综合考虑其差旅费及管理费。因此，桓大公司的上述主张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其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裁判摘要６】被挂靠方仅负有将收取的工程款支付给挂靠方的义务而非与发包人承担共同付款责任。
【裁判摘要７】借用资质的实际施工人（挂靠方）已取代名义上的承包人作为实际承包人与发包人成立事实上的建设施工合同关系，应当享有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
最高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16)最高法执复42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16)最高法执复42号
【裁判摘要】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是人民法院能否冻结、扣划商品房预售资金。商品房预售资金，是开发商将正在建设中的商品房出售给购房者，购房者按照商品房买卖合同约定支付给开发商的购房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的相关规定，货币作为一种特殊的动产，实行占有即所有原则。购房者将购房款存入开发商指定的账户后，该账户内的资金即属于开发商所有。由于开发商预售的商品房属于期房，对于购房者而言，具有比较大的风险，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四十五条第三款明确规定“商品房预售所得款项，必须用于有关的工程建设”。2013年3月26日，国务院以《国务院办公厅关于继续做好房地产市场调控工作的通知》（国办法[2013]17号）要求各地制定本地区商品房预售资金的监管办法，确保商品房预售资金能够用于工程施工建设，以保障购房者的利益不受损害。就本案所涉普通债权的执行，应当综合考虑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对有关商品房预售资金的管理规定，在保证建设工程施工正常进行的情况下，可冻结监管账户的相应款项；在确保工程建设资金充足的前提下，或者待工程竣工后，依债权性质依法执行。
摘要2：【摘要】山东高院认为，国隆置业公司未按照人民法院的生效判决履行相应的义务，人民法院依法冻结其银行账户并无不当。对于国隆置业公司主张案涉账户中的款项属购房者的购房款，不归其所有，应对案涉账户解除冻结的问题，从其提供的监管协议和监管账户说明载明的内容看，一、资金监管中心、中国银行青岛山东路支行及国隆置业公司三方签订监管协议的目的是规范案涉账户中款项的使用与管理，该协议不涉及案涉账户中款项的权属问题，即不改变账户中款项的所有关系。对于案涉账户中款项的权属问题，山东高院认为，人民币属于替代物和特殊种类物，不论来源如何，只要存在异议人的账户中，就归异议人所有。同时，资金监管中心、中国银行青岛山东路支行及异议人三方签订的监管协议仅能约束三方当事人，不能对抗人民法院的强制执行；二、监管账户说明中关于在购房者未取得案涉账户对应的房产前，该账户中预售资金的所有权应归属于购房者，而不属开发商所有的说明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且该说明的内容与上述监管协议约定的内容不符。另，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四十五条第三款规定：“商品房预售所得款项，必须用于有关的工程建设。”该条规定系针对与商品房开发建设有关的主体如何使用商品房预收款所作的规定，不能约束人民法院依法实施的查封、冻结等公法行为。
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20）晋行再31号
摘要1：【案号】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20）晋行再31号
【裁判摘要１】本案被强制拆除房屋所在的宅基地为集体土地，改造过程中用于城市公共道路建设用地，万柏林区政府主导辖区内城中村改造，组织整村拆除工作，故大井某社区城中村改造过程中发生的征收拆迁行为，包括本案被诉的拆除行为，应由万柏林区政府按照征收集体土地相关法律规定承担责任。由于大井某社区并非行政主体，不享有《土地管理法》规定的土地征收实施权，更不享有《行政强制法》规定的行政强制权，其直接实施的拆除行为应视为接受万柏林区政府的委托，万柏林区政府对大井某社区实施的拆除行为负有监督管理职责，并承担拆除行为的法律后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五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二款的规定，万柏林区人民政府是本案被诉拆除行为的责任主体，属于适格被告。
摘要2：【裁判摘要２】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在征收农村集体土地过程中不享有强制执行权，土地行政主管部门作出的责令交出土地的决定，是其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的实体性依据——关于本案被诉的行政强制拆除行为的合法性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四十五条规定：“违反土地管理法律、法规规定，阻挠国家建设征收土地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责令交出土地；拒不交出土地的，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五十三条规定：“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行政决定的，没有行政强制执行权的行政机关可以自期限届满之日起三个月内，依照本章规定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第五十四条规定：“行政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前，应当催告当事人履行义务。催告书送达十日后当事人仍未履行义务的，行政机关可以向所在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执行对象是不动产的，向不动产所在地的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在被征收人拒不搬迁时，应当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及时作出责令交出土地的行政决定，然后再依法催告、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在征收农村集体土地过程中不享有强制执行权，土地行政主管部门作出的责令交出土地的决定，是其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的实体性依据。本案中，涉案房屋在被强制拆除前，被申请人并没有按照上述法律规定履行相应程序，没有向再审申请人作出责令交出土地的行政决定，没有向再审申请人发出催告，也没有告知再审申请人可以行使复议、诉讼等权利，而是直接实施本案被诉行政强制拆除行为，既没有职权依据，也没有执行依据，明显违反了强制执行的法定程序。《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四条第二款规定：“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不需要撤销或者判决履行的，人民法院判决确认违法：（一）行政行为违法，但不具有可撤销内容的；（二）被告改变原违法行政行为，原告仍要求确认原行政行为违法的；（三）被告不履行或者拖延履行法定职责，判决履行没有意义的”。本案中，被诉拆除行为属于行政事实行为，实施后不具有可撤销内容，依法应当确认被诉行政强制拆除行为违法。
最高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15)执复字第17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15)执复字第17号
【裁判摘要１】根据生效判决享有实体权利的第三人具有申请执行主体资格——首先，本案中，青海碱业虽然不是《增资协议》的缔约主体，但该协议明确约定了由新湖集团向青海碱业出资的相关义务。因新湖集团未依约足额缴纳出资，青海碱业是本案第三人，生效判决确定了新湖集团向青海碱业承担补足出资义务，青海碱业根据生效判决享有实体权利。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第18条的规定：“人民法院受理执行案件应当符合下列条件：（1）申请或移送执行的法律文书已经生效；（2）申请执行人是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权利人或其继承人、权利承受人……；”本案中，青海碱业是生效判决已经明确判定的权利人，其符合上述规定中申请执行人的条件。青海碱业虽然没有参加诉讼，放弃了诉讼阶段的权利，但诉讼程序与执行程序是相对独立的程序，其缺席诉讼的行为并不表示其当然放弃了执行阶段的权利，更不意味着其放弃了行使履行请求权的权利。浙江高院认为法律未赋予第三人申请执行的权利，并认为青海碱业未到庭参加诉讼即不得享有申请执行权利，缺乏法律依据。
【裁判摘要２】破产管理人可以作为申请执行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二十五条的规定：“管理人履行下列职责：……（六）管理和处分债务人的财产；（七）代表债务人参加诉讼、仲裁或者其他法律程序；……”债权人破产后，其包括诉讼、申请执行等在内的权利义务应由其破产管理人代为行使。该法第三十五条规定：“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后，债务人的出资人尚未完全履行出资义务的，管理人应当要求该出资人缴纳所认缴的出资，而不受出资期限的限制。”破产管理人作为全面接管破产企业、对破产财产进行估价、变价、处分和分配的法定机构，其职能旨在公平、合法保护破产企业的权利、保障破产企业债权人的权利，而正是基于这一职责，其有权要求出资不足的股东继续补缴认缴出资，纳入破产企业财产，从而实现破产清算之最终目的。本案中，青海碱业破产管理人即代表青海碱业行使权利承担义务，其有权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要求新湖集团根据生效判决履行补足出资的义务。
摘要2：
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17)苏执复106号
摘要1：【裁判摘要】（１）利息所得以取得所得的个人为纳税人，以直接向纳税人支付利息的单位和个人为扣缴义务人，扣缴义务人如不依法履行扣缴义务，将被税务机关处以罚款；（２）扣缴义务人在支付利息的同时一并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的行为应视为其已经按照生效判决履行义务——第一，《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第二条第七项规定，利息、股息、红利所得应纳个人所得税。第八条规定：“个人所得税，以所得人为纳税义务人，以支付所得的单位或者个人为扣缴义务人。”《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三十条第二款规定：“扣缴义务人依法履行代扣、代收税款义务时，纳税人不得拒绝。”故利息所得以取得所得的个人为纳税人，以直接向纳税人支付利息的单位和个人为扣缴义务人。扣缴义务人在向个人支付应纳税所得时，应代扣代缴个人应纳的个人所得税税款。《税收征收管理法》第69条规定：“扣缴义务人应扣未扣、应收而不收税款的，由税务机关向纳税人追缴税款，对扣缴义务人处应扣未扣、应收未收税款百分之五十以上三倍以下的罚款。”故扣缴义务人如不依法履行扣缴义务，将被税务机关处以罚款。本案中，生效判决确定凯威公司应归还许×借款19625980元并支付相应利息，凯威公司系直接向纳税人支付利息的扣缴义务人。根据凯威公司结欠利息及已付利息之和计算得出的应纳税款5784921.15元，由凯威公司向税务机关代缴代扣符合上述法律规定。第二，凯威公司在案件审判过程中未进行应纳税款的代缴代扣，并不意味着凯威公司放弃其代扣代缴的义务。且扣缴义务人的代扣代缴义务系法定义务，并不以纳税人的授权为依据。故许×主张凯威公司已经放弃代扣代缴义务或属于无权处分行为，没有法律依据，依法不予支持。第三，复议申请人援引的《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六十九条规定：“扣缴义务人应扣未扣、应收而不收税款的，由税务机关向纳税人追缴税款，对扣缴义务人处应扣未扣、应收未收税款百分之五十以上三倍以下的罚款。”该条文系对扣缴义务人未依法履行扣缴义务时承担何种法律责任的规定，并不能得出扣缴义务人可以放弃其法定扣缴义务的结论，而本案中，被执行人凯威公司已经依法履行其扣缴义务，并不存在应扣未扣、应收而不收税款情形，该条法律规定并不适用于本案。第四，《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第一条规定：“在中国境内有住所，或者无住所而在境内居住满一年的个人，从中国境内和境外取得的所得，依照本法规定缴纳个人所得税。
摘要2：（续）在中国境内无住所又不居住或者无住所而在境内居住不满一年的个人，从中国境内取得的所得，依照本法规定缴纳个人所得税。”本案中，利息所得的个人所得税的纳税人系取得利息的申请执行人许×，凯威公司并非纳税人，只是扣缴义务人，其所代扣代缴的个人所得税产生于申请执行人取得的利息，应由申请执行人在所得利息中支出，而非由凯威公司承担。因此，凯威公司在支付利息的同时一并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的行为应视为其已经按照生效判决履行义务。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赔偿裁定书（2020）最高法行赔申467号
摘要1：【裁判摘要】对于符合给付判决适用条件的案件应当判决具体给付实体内容——《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一条规定，行政诉讼的立法目的在于解决行政争议，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解决行政争议的立法目的，贯穿于行政案件审理和判决的全过程。《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三条规定，人民法院经过审理，查明被告依法负有给付义务的，判决被告履行给付义务。人民法院选择适用判决方式时，应当选择适用最有利于行政争议实质性化的判决方式，依法作出判决。对于符合给付判决适用条件的案件，应当依法作出具有具体给付实体内容的判决，及时化解行政争议。以履行判决代替给付判决，判决被告行政机关限期予以行政赔偿，不符合实质化解行政争议的立法目的，易造成累诉，浪费行政和司法资源。本案中，二审判决认为，基于信赖保护原则，微山县政府、南四湖管理局对违法强制拆除行为造成旭沐公司的财产损失，依法应当予以行政赔偿。对于行政赔偿案件，应当适用给付判决，依法作出具有具体给付内容的行政赔偿判决。二审判决责令微山县政府、南四湖管理局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90日内对旭沐公司依法予以行政赔偿不妥，本院予以指正。
摘要2：
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鲁01民终12374号
摘要1：【裁判摘要】对票据前手之一行权票据时效中断及于其他法律地位相同前手——我国票据法规定，汇票的出票人、背书人、承兑人和保证人对持票人承担连带责任。持票人可以不按照汇票债务人的先后顺序，对其中任何一人、数人或者全体行使追索权。持票人对汇票债务人中的一人或者数人已经进行追索的，对其他汇票债务人仍可以行使追索权。从上述规定看，我国票据法并未要求持票人对票据债务人一并行使追索权。根据连带责任的法律规定，权利人向连带债务人一人主张权利，效力及于其他连带债务人。本案天进公司已经在规定的时间内向前手优泉保温材料厂主张了权利，效力应及于斯蒙特公司。否则，假如斯蒙特公司的主张成立，天进公司未向其行使追索权，其付款义务消灭，将导致优泉保温材料厂根据本案判决履行付款义务后，无权向斯蒙特公司行使再追索权，此与票据法规定的持票人对前手的再追索权，自清偿日或者被提起诉讼之日起三个月相悖。故斯蒙特公司主张的票据法第十七条规定的票据权利时效发生中断的，只对发生时效中断的当事人有效的规定,目的在于区分票据上不同当事人(如出票人、背书人、保证人等),以认定票据权利时效,体现了票据行为的独立性。在本案中上述规定的当事人指的是与优泉保温材料厂具有相同法律地位的前手，而不能仅仅理解为优泉保温材料厂。同时，根据本案的事实看，在票据到期被拒付后，斯蒙特公司向优泉保温材料厂支付了部分票据款，亦应认定天进公司向斯蒙特公司主张了权利，否则无法解释斯蒙特公司的付款行为。故斯蒙特公司主张天进公司未在追索期限内斯蒙特公司行使追索权，其不应承担票据责任，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