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解除权规定在《民法典》第５６３条（合同法定解除）、第８０６条（建设工程合同解除）：
（１）发包人合同解除权：包人将建设工程转包、违法分包的，发包人可以解除合同。
（２）承包人合同解除权：Ａ．发包人提供的主要建筑材料、建筑构配件和设备不符合强制性标准或者不履行协助义务，致使承包人无法施工；Ｂ．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相应义务的，承包人可以解除合同。
（３）合同解除法律后果：Ａ．合同解除后，已经完成的建设工程质量合格的，发包人应当按照约定支付相应的工程价款；Ｂ．已经完成的建设工程质量不合格的，参照民法典第７９３条的规定处理。
摘要2：无
摘要1：无解除权人行使合同解除权的异议及其法律后果
摘要2：
摘要1：【案号】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09)粤高法民一提字第26号
【提示】合同解除权成就后仍要求相对方继续履行合同表明已放弃解除权。
【裁判摘要１】本案中，涉案房屋出卖方与买受方订立了三份合同。其中，双方当事人于2006年7月28日签订的《房地产买卖合同》隐瞒真实的交易价格，意在规避我国的法律规定，损害了国家的税收利益，根据《合同法》第52条的规定，应认定为无效合同。至于双方当事人于2006年6月23日签订的《房地产交易合同》及2007年7月28日签订的《补充合同》，均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没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认定具有法律效力。
【裁判摘要２】根据双方当事人签订的《房地产交易合同》及《补充合同》的约定，涉案房屋的转让款为人民币425万元，梁某某、叶某某应于2006年9月15日前付清全部房款。根据查明的事实，虽然至2006年9月15日止，梁某某、叶某某实际支付给招某某、缪某某的购房款仅为115万元，但在2006年9月15日之后，梁某某、叶某某又多次支付购房款共计60万元给招某某、缪某某，招某某、缪某某亦予以接受。同时，在梁某某、叶某某向中国建设银行佛山市支行申请个人住房贷款后，缪某某于2006年7月31日签署了《二手楼按揭贷款划款委托书》，明确说明缪某某将涉案房屋出卖给叶某某，因叶某某向中国建设银行佛山市支行申请二手楼按揭贷款250万元需要，经双方当事人协商，缪某某委托中国建设银行佛山市支行将该250万元贷款划入缪某某的银行账户。从梁某某、叶某某已支付的购房款数额175万元和其申请贷款的数额来看，二者总和恰好是《房地产交易合同》约定的购房款总额即425万元。缪某某签署该《二手楼按揭贷款划款委托书》，说明了其对梁某某、叶某某在支付了175万元购房款后，欲通过向银行申请贷款250万元来支付购房款的事实是明知并且认可的。况且，因梁某某、叶某某办理房产证和贷款的需要，招某某、缪某某于2006年10月17日和梁某某、叶某某及中国建设银行陈村支行职员熊某某一起到佛山市顺德区陈村镇房地产交易所领取涉案房屋的房地产权证，而此时已超过《补充合同》约定的2006年9月15日的履行期限一个多月。如果缪某某、招某某在梁某某、叶某某未依合同约定于2006年9月15日前付清全部房款的情况下，不同意继续履行合同并要求收回涉案房屋的话，其完全可以在当时就以梁某某、叶
摘要2：【裁判摘要２（续）】某某违约为由提起该主张。但缪某某、招某某在当时不但没有拒绝梁某某、叶某某约定期限后的付款行为，反而还配合梁某某、叶某某办理相关的贷款和办证手续。这些事实均说明了招某某、缪某某是同意梁某某、叶某某在没有依约付清全部款项的情况下，以向银行申请贷款的方式来支付剩余的250万元购房款的，缪某某、招某某也以配合办理贷款和办证手续的实际行为印证了这一点。根据《合同法》第77条第1款的规定，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变更合同。虽然本案当事人未就此订立书面合同，但综合本案事实，从双方当事人的上述行为足以推定本案双方当事人在梁某某、叶某某未依合同约定付清全部房款时，对涉案房屋转让款的支付方式和履行期限又重新进行了协商和变更并形成了一致意见。这些事实与熊某某分别于2007年1月29日和2007年7月18日接受本案一、二审法院询问时的表述是一致的。因此，梁某某、叶某某依据新的约定支付购房款，不构成违约。招某某、缪某某再以梁某某、叶某某未于2006年9月15日前付清全部购房款，违反了《房地产交易合同》及《补充合同》的约定为由，主张解除合同并要求梁某某、叶某某承担违约责任，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不应得到支持。本案二审及再审判决认定梁梁某某、叶某某存在违约行为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不当，依法应予纠正。
【解读】根据《合同法》第77条第1款的规定，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变更合同。享有合同解除权的一方继续接受对方履行合同，应当认定为双方达到事实上变更合同，视为已经放弃合同解除权。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3)民二终字第54号
【裁判要旨】股权转让合同一方违约，导致法律上不能继续履行，但其他合同部分仍未解除且应继续履行前提下，仍应依当事人约定、实际履行情况促成合同继续履行。
【裁判意见】合同一方逾期付款不因对方接受而免除违约责任——股权受让方逾期付款，转让方要求其承担违约责任的权利并不因其接受逾期支付部分股权转让款的行为而消灭。
【提示1】股权转让合同约定转让方不需向受让方开具发票的条款是以损害国家税收利益为目的，根据《合同法》第52条第（2）项的规定，应为无效条款。
【裁判摘要1】三岔湖公司、刘贵良及京龙公司于2009年7月22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中关于“不论在任何情况下，三岔湖公司、刘贵良不须、亦不应就或为本协议项下的任何股权转让价款等向京龙公司提供任何形式的发票，但需出具三岔湖公司、刘贵良自行签发的收据或收条”的约定及同年10月22日签订的《补充协议》第8条关于“京龙公司同意并保证，在办理过户手续时，只向相关审批机构提供《股权转让协议》的附件二所列的股权转让协议而非《股权转让协议》或《补充协议》，否则，应视为京龙公司单方违约，京龙公司应向三岔湖公司、刘贵良支付定额违约金2000万元”的约定，均以损害国家税收利益为目的，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项关于“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合同无效的规定，应为无效条款。《股权转让协议》及其《补充协议》中的其余内容系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根据《合同法》第五十六条关于“合同部分无效，不影响其他部分效力的，其他部分仍然有效”的规定，《股权转让协议》及其《补充协议》的其他条款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
【提示2】诉讼中发出解除合同通知书的法律效力？——诉讼期间当事人行使合同解除权的行为不能产生解除合同的法律效果。
【要旨】当事人在诉讼过程中行使合同解除权不予支持——合同当事人因合同履行发生争议诉至法院，对于合同的效力及履行情况应由法院依法作出认定。当事人在诉讼期间发出解除合同通知，不能改变本案诉讼前以确定的合同效力及履行状
摘要2：【裁判摘要2】因京龙公司未按合同约定于2010年3月22日前付清全部股权转让款，已构成违约。根据《股权转让协议》及其《补充协议》的约定，三岔湖公司、刘贵良享有合同解除权。但三岔湖公司、刘贵良无证据证明其在本案诉讼程序开始前曾经向京龙公司发出过解除合同的通知，且其接受了京龙公司在2010年3月22日至7月29日期间陆续支付的5460万元价款，而未就京龙公司的逾期付款行为提出异议。据此，可以认定《股权转让协议》及其《补充协议》仍在履行，三岔湖公司、刘贵良在本案诉讼程序开始前并未行使合同解除权，《股权转让协议》及其《补充协议》并未解除，对双方当事人仍有法律约束力。
三岔湖公司、刘贵良以其于2011年2月22日、7月26日、28日发出的三份《解除函》为据，主张其再次向京龙公司发出了解除合同的通知，并主张其在京龙公司违约的情况下，有权根据合同约定随时行使合同解除权，该权利并不因京龙公司向法院提起诉讼而消灭。此三份《解除函》虽明确包含了三岔湖公司、刘贵良解除合同的意思表示，但在合同当事人因对合同履行情况发生争议，起诉到人民法院后，对于该合同的效力及履行情况，应当由人民法院依法作出认定。三岔湖公司、刘贵良在本案一审诉讼期间发出解除合同通知的行为，并不能改变本案诉讼前已经确定的合同效力及履行状态。诉前事实表明，三岔湖公司、刘贵良在享有合同解除权的情况下，未行使合同解除权，并接受了京龙公司逾期支付的价款而未提出异议，表明其已接受京龙公司继续履行合同的事实，故《股权转让协议》及其《补充协议》并未解除，仍在履行之中。三岔湖公司、刘贵良在京龙公司提起本案及（2011）川民初字第3号案件的诉讼过程中行使合同解除权，以对抗京龙公司要求其继续履行合同的诉讼请求，有违诚信原则，一审判决根据《合同法》第六条“当事人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应当遵守诚实信用原则”的规定，认定三岔湖公司、刘贵良在本案及（2011）川民初字第2号案件的诉讼过程中行使合同解除权的行为不能产生解除合同的法律效果，并无不妥，本院予以维持。
【规则】在提起诉讼前，合同当事人在享有合同解除权的情况下，未行使合同解除权并接受了违约方逾期支付的价款而未提出异议，表明其已接受违约方继续履行合同的事实，在诉讼过程中再行使合同解除权免除合同义务的，有违诚信原则，解除无效。
【解读】诉讼期间当事人行使合同解除权的行为不能产生解除合同的法律效果。
摘要1：浅议合同解除权行使期限
摘要2：
摘要1：【裁判要旨】合同一方当事人因对方的迟延履行行为致使合同目的落空，依法享有法定解除权。有权通过诉讼解除合同，主张相对方承担恢复原状的责任，如不能恢复原状则应赔偿损失。但是合同解除权作为一种形成权，在不具约定或法定除斥期间时，当相对人有正当理由信赖解除权人不欲再行使解除权时，则根据禁止滥用权利原则，不得再行使解除权。
摘要2：
摘要1：【内容提要】约定解除作为我国《合同法》规定的合同解除方式之一,在现实生活中得到了广泛运用。但是,在约定解除的方式中,在双方当事人没有约定合同解除权的行使期限且相对人没有催告的情形下,其解除权人的解除权于何时消灭,我国《合同法》并没有对此做出明确的规定。在司法实践中,应该根据解除权人的意思表示和行为以及具体案件中解除权人享有解除权的合理期限来认定其解除权是否消灭。
摘要2：
摘要1：——租赁期间发生所有权变动，原出租人能否对产权变更前承租人的违约行为行使合同解除权
【案号】最高人民法院（2006）民一终字第7号民事判决书
【提示】房屋租赁期间发生所有权变动，原出租人对产权变更前承租人的违约行为可以依据现存有效的租赁合同主张合同权利，包括追索所欠租金，也包括行使合同解除权。
【摘要】按照双方签订《房屋租赁合同》的约定，如果承租人拖欠出租人租金超过30天以上，出租人有权提前终止合同。出租人主张的承租人违约情形，都是发生在其与新产权人签约转让房产之前，出租人提出解除租赁合同也得到新产权人的认可。如果不允许出租人根据承租人违约行为解除合同，新的产权人又没有权利对承租人以前的违约行为追究责任的话，将有损房屋出租方的合法权益。出租人提出解除租赁合同是基于该租赁房屋产权变更前承租人的违约行为。现行法律并未限制房屋产权变更后，原房屋出租人不可以依据现存有效的租赁合同主张合同权利，追究违约方的合同责任，该合同责任既包括追缴租金，也包括违约方承担终止合同履行的违约责任。《合同法》第二百二十九条规定的“租赁物在租赁期间发生所有权变动的，不影响租赁合同的效力”，并不意味着原出租人没有权利对承租人产权变更前的违约行为行使合同解除权。案外人新产权人也对承租人提出解除租赁合同的行为表示认同。故对出租人请求解除租赁合同，应予以支持。
【裁判意见】现行法律并未限制房屋产权变更后，原房屋出租人不可以依据现存有效的租赁合同，对承租人以前的违约行为主张合同权利，这种合同权利既包括追索所欠租金，也包括行使合同解除权。
摘要2：【裁判主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229条规定：“租赁物在租赁期间发生所有权变动的，不影响租赁合同的效力”，也就是通常所说的“买卖不破租赁”原则，旨在保护承租人的利益。但该条规定并不意味着原出租人没有权利对承租人产权变更前的违约行为行使合同解除权。现行法律并未限制房屋产权变更后，原房屋出租人不可以依据现存有效的租赁合同，对承租人以前的违约行为主张合同权利，这种合同权利既包括追索所欠租金，也包括行使合同解除权。
【来源：《民事审判指导与参考》（总第32集），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第242-243页】
摘要1：——合同履行殆尽时守约方不得依约解除合同
【案号】最高人民法院（2010）民一终字第121号
【法理提示】合同解除导致合同关系归于消灭，其法律后果不表现为违约责任，体现了对守约方的保护。但是，在合同履行殆尽的情况下，守约方再依约解除合同，不仅会使合同目的无法实现，甚至会损害第三人的利益，不符合当事人缔约时的初衷和尽量使合同有效的立法目的。故对守约方滥用合同解除权的行为，人民法院应当加以限制，以平衡双方当事人的利益，维护公平正义。
摘要2：【摘要１】关于涉案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应否解除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认为，尽管合同的约定解除权优于法定解除，但不得滥用，更不得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本案中，银座公司支付的土地转让款已达合同总额的98.1％，已履行了绝大部分合同义务，因履行瑕疵解除合同，不利于维护合同的稳定性和交易安全。京顺公司虽主张解除合同，但并未依法向银座公司履行通知义务，不产生解除合同的效力。银座公司已将其兴建的蓝岸丽舍别墅区出售给诸多第三人，解除合同将会损害第三人的合法权益，客观上已不具备解除的条件。故对京顺公司关于解除合同的主张，不予支持。
【摘要２】(三)合同履行殆尽，守约方不能任意解除 本案例的价值在于，针对合同几乎全部履行完毕，守约方是否可以行使合同解除权的问题，提供了一个具有指导意义的答案，演绎为守约方行使合同解除权的例外。诚然，按照合同约定和合同法的规定，京顺公司符合解除合同的要件。那么，假如京顺公司起诉前已通知对方解除合同，能否得到法院支持呢?答案是否定的。赋予守约方合同解除权，是对守约方一种保护措施，但不得滥用。否则，在合同目的基本实现的情况下解除合同，将会使合同关系出现颠覆性变化，这与当事人订立合同的初衷和合同法关于尽量使合同有效的立法口的相背离，客观上会导致当事人利益的严重失衡，甚至会损害善意第三人的利益。鉴此，对京顺公司的诉讼请求不应支持，对违约方造成的后果，可以通过判令支付违约金并赔偿损失的方式来解决。
【解读】赋予守约方合同解除权，是对守约方一种保护措施，但不得滥用。
摘要1：——主合同债务人的法定代表人与从合同抵押合同的法定代表人为同一人的，担保人提出借款合同当事人恶意串通骗保，法院不予支持；无论在抵押权设定前后，除非当事人之间有特别约定，电梯应是视为抵押房产的组成部分之一，即债务人担保财产的从物
【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05)民二终字第73号
【裁判要旨】
①当事人以在建项目做抵押，无论在抵押权设定前后，除当事人有约定或权属明确的，电梯应当视为抵押财产的组成部分。
②主债务人与担保人的法定代表人为同一人，担保人提出借款合同当事人恶意串通骗保的，法院不予支持。
【裁判意见】合同解除权是《合同法》赋予合同当事人在一方违约情形下可以行使的权利，该权利是否行使，取决于债权人对合同义务人履行合同能力及解除合同是否对自己有理的价值判断。债务人以《合同法》第119条规定关于“没有采取适当措施致使损失扩大”为由，认为债权人未依约及时解除合同，故不承担扩大利息损失的主张不予支持。
【裁判规则】担保合同当事人关于诉讼费用负担的特别约定有效——法律并不禁止抵押合同当事之间对担保范围超过《担保法》规定范围的特别约定。抵押合同当事人对担保范围超《担保法》规定范围，而特别约定包括可能发生的罚息、复息及费用应认定有效。
摘要2：【来源：主合同债务人的法定代表人与从合同抵押合同的法定代表人为同一人的，担保人提出借款合同当事人恶意串通骗保，法院不予支持；无论在抵押权设定前后，除非当事人之间有特别约定，电梯应是视为抵押房产的组成部分之一，即债务人担保财产的从物——山东××地产有限公司与中国××资产管理公司福州办事处借款合同纠纷案》，载《最高人民法院商事审判指导案例.借款担保卷（下）》2011】
【解读】房产抵押后新装电梯属于抵押权财产——电梯在安装完成后因附合行为已成为抵押房产的重要组成部分，丧失独立存在的意义，抵押权的效力及于安装完成的电梯。故不论房地抵押时电梯是否已经安装完毕，只要电梯安装完成即属于抵押物的一部分。
摘要1：当事人在诉讼过程中行使合同解除权不应得到支持——过去，主流裁判观点认为，当事人在诉讼过程中发出解除合同通知，亦应认定其法律效力，但在明显悖离诚信原则情形，当事人诉讼中行使解除权是否还应支持？
【要旨】合同当事人因对合同履行情况发生争议，起诉到法院后，对于该合同的效力及履行情况，应由法院依法作出认定。当事人在诉讼期间发出解除合同通知的行为，并不能改变本案诉讼前已确定的合同效力及履行状态，亦有违诚实信用原则，应认定不能产生解除合同的法律效果。
【案例】最高人民法院（2013）民二终字第54号《四川京龙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与简阳三岔湖旅游快速通道投资有限公司、刘贵良及成都星展置业顾问有限公司、成都锦荣房产经纪有限公司、成都锦云置业咨询有限公司、成都思珩置业顾问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合同纠纷案》
摘要2：
摘要1：——无催告情形下合同解除权的行使期限
【裁判要点】双方当事人没有约定合同解除权的行使期限且相对人没有催告的情形下，解除权人的解除权于何时消灭，应根据解除权人的意思表示和行为以及具体案件中解除权人享有解除权的合理期限来认定其解除权是否消灭。解除权人在逾期近一倍的时间后才行使解除权的，可认定其解除权已超过“合理期限”而消灭。解除权人在解除权产生后继续接受对方服务的，应视为对继续履行合同的默认，其解除权也因此而消灭。
【案件索引】
一审：天津市红桥区人民法院（2013）红民初字第3288号（2013年11月28日）
二审：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4）一中民三终字第26号（2014年2月21日）
再审：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2015）津高民提字第20号（2015年6月4日）
摘要2：
摘要1：——2013年中国法院50件典型知识产权案例之三十三
【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2）民申字第1542号
【裁判摘要】合同效力附条件是指当事人对合同效力的发生或者消灭施加限制，使其取决于将来的不确定性事实，附条件包括附生效条件和解除条件。附解除条件的合同，自条件成就时失效。一般认为，合同所附解除条件是对合同所加的附款，通常与合同自身的内容以及合同的履行行为本身无关。合同约定的解除条件则是指当事人在合同中约定了解除合同的条件，合同的解除条件成就时，解除权人可以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和方式解除合同。合同约定的解除条件成就，解除权人获得解除权。根据合同法第九十六条的规定，当事人一方依照约定解除的条件主张解除合同的，应当通知对方，合同自通知到达对方时解除。解除合同通知的目的在于解除权人将其行使合同解除权的意思表示告知对方当事人，以期对方当事人知晓其解除合同的意思表示。只要能够实现上述效果，通知的方式可以多种多样。专门的解除合同的通知当然符合通知的要求；通过起诉的方式要求解除合同也可以看做是一种通知；对方起诉后一方在应诉过程中表示解除合同的意思亦可视为一种通知。
【裁判规则】若合同效力附解除条件的（《合同法》第四十五条第一款），则解除该合同不需要通知；若合同约定的解除条件（《合同法》九十六条第一款），则解除该合同需要通知合同相对方。合同效力所附解除条件是对合同所加的附款，通常与合同自身的内容以及合同的履行行为本身无关。合同约定的解除条件则是指当事人在合同中约定了解除合同的条件，合同的解除条件成就时，解除权人可以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和方式解除合同。解除合同的通知可以是发函的形式，也可以是诉讼等方式。解除权人应该及时向对方当事人发出解除合同的通知，解除权人怠于发出解除合同的通知，致使对方当事人产生合同未解除的信赖并因此遭受损失的，应当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
摘要2：【摘要】根据本案技术转让合同第十三条第5项的约定，若天圣公司不支付约定款项，国栋公司有权停止向天圣公司进行新药技术转让，并不退还天圣公司已支付款项。．．．．．．本案技术转让合同第十三条第5项实际上约定了合同解除的条件以及合同解除后双方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处理，该项约定应该属于合同法第九十三条规定的合同约定的解除条件，而不是对本案技术转让合同的效力附条件。．．．．．．本案技术转让合同第十三条第5项约定的合同解除条件已经成就，国栋公司因此享有合同约定的解除权。．．．．．．本案中，技术转让合同第十三条第5项约定的合同解除条件已经满足，国栋公司因此享有合同约定的解除权，但应向天圣公司发出解除合同的通知。在天圣公司提起本案诉讼前，本案没有证据证明国栋公司向天圣公司发出过解除合同的通知。但是，在天圣公司提起本案诉讼后，国栋公司在答辩状以及庭审过程中一直主张本案技术转让合同已经解除，该主张为天圣公司所知晓，应视为已经向天圣公司发出了解除合同的通知。应当说明的是，尽管解除合同的通知有多种方式，但是为保障交易安全、尽快明确双方之间法律关系，解除权人应该及时向对方当事人发出解除合同的通知。解除权人怠于发出解除合同的通知，致使对方当事人产生合同未解除的信赖并因此遭受损失的，应当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国栋公司没有及时向天圣公司发出解除合同的通知，且在本案技术转让合同解除前即将本案技术抵偿给案外人，违反了本案技术转让合同第十二条第5项“未经甲方同意，乙方不得生产本品，不得将本品技术转让给第三者”的合同约定，构成违约，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本案一审、二审判决已经判令国栋公司按照合同约定承担10%的违约金即40.8万元，适用法律正确。综上，本案技术转让合同第十三条第5项是对合同解除条件的约定；由于天圣公司的违约，国栋公司基于该约定取得了合同解除权；国栋公司在答辩状中向天圣公司表达了解除合同的意思，天圣公司亦已知晓该意思表示，应认为国栋公司已经发出了解除合同的通知，本案技术转让合同已经解除。天圣公司的相应申请再审理由不能成立，不予支持。
摘要1：【要旨】合同约定自动解除条件，首先要区分该约定是属于《合同法》第四十五条第一款规定的附解除条件合同还是《合同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规定的约定解除条件合同。如果属于附解除条件合同，则所附解除条件成就时合同自动解除，解除权人无需发出解除通知；如果属于约定解除条件合同，即使约定合同解除条件成就合同自动解除，合同并不能自动解除，解除权人还需要发出解除通知，合同在解除通知到达对方当事人时才能解除。
【解读】（１）依据《合同法》第４５条之规定，附解除条件的合同当条件成就时合同当然且自动地消灭，无须当事人再做出意思表示;（２）依据《合同法》第９３条之规定，约定解除权的合同仅仅具有解除的条件还不能使合同消灭，必须有解除行为才能使合同实际解除；（３）所谓的“合同自动解除”是指依据《合同法》第４５条规定的附解除条件的合同，而非《合同法》第９３条约定解除权的合同；（４）合同所附解除条件是对合同所加的附款，通常与合同自身的内容以及合同的履行行为本身无关（依据《合同法》第４５条规定的附解除条件的合同，合同所附解除条件是对合同所加的附款，通常与合同自身的内容以及合同的履行行为本身无关，附解除条件的合同当条件成就时合同当然且自动地消灭，无须当事人再做出意思表示）；（５）合同约定的解除条件则是指当事人在合同中约定了解除合同的条件，合同的解除条件成就时，解除权人可以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和方式解除合同；（６）区分合同解除附条件和合同效力附条件，主要还是看该条件是在防范一方违约还是通过附款限制合同的效力，而防范一方违约即与合同履行有关即为合同解除附条件;否则即为限制合同的效力的，应为合同效力附条件。
《当事人在合同中约定满足某种条件时合同自动解除，当该条件成就同时，能否认定此合同不经通知对方即已解除》
【载《民事审判指导与参考》（总第７１辑），人民法院出版社２０１７年版，第１５８页】
《民事审判指导与参考》研究组答复认为：合同解除是合同权利义务终止的重要方式之一，是对合同效力状态的根本性改变，在法律规定的合同解除方式中，包括当事人协商一致解除合同，解除权人行使解除权解除合同，合同的解除须由当事人为相应的意思表示，意图即在于使各方当事人对合同效力状态是否发生根本性变化能够有明确的认识。是否行使合同解除权，以及依据何种事实和理由行使合同解除权，取决于当事人的意思自治。
摘要2：（续）根据《合同法》第九十六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依照《合同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第九十四条的规定主张解除合同的，应当通知对方。合同自通知到达对方时解除。对方有异议的，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确认解除合同的效力。即解除合同应当向对方发出通知，作出明确意思表示。当事人尽管在合同中约定满足条件时合同自动解除,但并不意味该条件成就时,合同可以不经对方通知即已解除。
【注解１】《民法典》第５６５条规定的自动解除是指通知解除的通知中载明债务人在一定期限内不履行债务则合同自动解除。
【注解２】（1）法律规定的合同解除方式包括当事人协商解除合同和解除权人行使解除权解除合同，未规定合同自动解除情形；（2）《民法典》第５６５条规定当事人一方行使约定或者法定的合同解除权时应当向对方发出通知，作出明确的意思表示；（３）当事人在合同中约定满足条件时合同自动解除，不宜认为该条件成就时合同可以不经通知即解除。
——参考：《民事审判实务问答》018.当事人在合同中约定满足某种条件时合同自动解除，当该条件成就时，能否认定此合同不经通知对方即已解除
【注解３】合同不经解除通知能否自动解除？——答：（１）合同不经解除通知不能自动解除；（２）合同经解除通知的，解除合同通知可以载明限期未履行债务自动解除（载明债务人在一定期限内不履行债务则合同自动解除，债务人在该期限内未履行债务的，合同自通知载明的期限届满时解除）。
【注解４】合同约定“自动解除”是否需要通知解除？——（１）合同义务不能成为附解除条件，未履行合同义务不可能成为附解除条件而只能是约定的解除条件；（２）约定未履行合同义务合同“自动解除”仍需通知解除才能解除合同。——参考案例：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最高法民申3029号《天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航运保险中心、钦州市恒盛海运有限公司海上、通海水域保险合同纠纷民事申请再审审查民事裁定书》
【注解５】当事人约定的合同解除事由实际发生时不产生合同自动解除的法律效果。——参考案例：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2）最高法民申725号
摘要1：租赁合同解除权
摘要2：
摘要1：【案号】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4）三中民终字第08542号
【提示1】解除异议必须在收到通知后三个月内向法院提出。
【裁判摘要1】《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六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依照该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第九十四条的规定主张解除合同的，应当通知对方。合同自通知到达对方时解除。《合同法司法解释二》第二十四条规定，当事人对合同法第九十六条规定的合同解除虽有异议，但在约定的异议期限届满后才提出异议并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当事人没有约定异议期间，在解除合同通知到达之日起三个月以后才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依据上述法律及司法解释的规定，当事人一方主张解除合同的，应当通知对方。合同自通知到达对方时解除。对方有异议的，应当在解除合同通知到达之日起三个月内向人民法院起诉，逾期未起诉的，异议方即丧失了就合同解除提出异议的权利；在三个月内起诉的，人民法院应当对解除合同的效力进行审查。本院认为，《合同法司法解释二》规定的解除权异议期限以向人民法院起诉日为标准，并不以人民法院受理日为标准。朝阳法院于2013年9月11日向北京神州公司出具诉讼费交款通知书的事实，可以认定北京神州公司向法院起诉的时间不晚于2013年9月11日，且北京神州公司提起的诉讼符合法律规定。据此，本院认定北京神州公司在《合同法司法解释二》规定的解除权异议期限内就黄某某、饶某某解除合同的效力提起过诉讼，一审法院对黄某某、饶某某解除合同的效力的审查理由正当，本院予以确认。
摘要2：【提示2】合同解除权异议期限属于除斥期间，合同解除提出异议后该除斥期间即丧失法律效力，双方当事人关于合同解除效力的争议转而由诉讼时效制度规制。
【裁判摘要2】合同解除权异议期限属于除斥期间，在北京神州公司就合同解除提出异议的情况下，该除斥期间即丧失法律效力，双方当事人关于合同解除效力的争议，转而由诉讼时效制度规制。北京神州公司于2013年11月15日向朝阳法院撤回起诉，其后在黄某某、饶某某起诉北京神州公司案件中提起反诉的行为，并未超出诉讼时效期间，不影响北京神州公司请求法院就合同解除的效力进行确认的权利。黄某某关于北京神州公司起诉超过解除合同异议期间，北京神州公司无权就解除合同提出异议的上诉主张，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提示3】股权出让人未全面履行其交割资料的从合同义务，股权受让有权拒绝支付剩余股权转让款。
【裁判摘要3】本案中，北京神州公司获得广州神洲公司的全部股权，并取得广州神洲公司的经营管理权是北京神州公司的当然合同目的。依据日常经验法则，诉争合同约定的黄某某、饶某某应交付“银行印鉴卡、开户申请书、发票领购簿（国税、地税）、国税和地税的发票、银行机构信用代码、劳动保障年审登记证、社会保险登记证、空白的支票、地税发票章、国税发票章、国税数字证书、网银U盾”的义务，以及诉争合同中未具体约定的交付公司会计档案（包括凭证、总账、明细账、日记账、报表）的义务，均属于北京神州公司取得广州神洲公司经营管理权所必需的资料。综合上述分析，本院认定黄某某、饶某某负有的前述从合同义务的履行与北京神州公司在诉争合同中的合同目的实现具有直接牵连关系，黄某某、饶某某不履行前述义务，北京神州公司可以行使抗辩权，拒绝履行己方的相应义务。鉴于黄某某、饶某某未全面履行其交割资料的从合同义务，北京神州公司拒绝支付剩余股权转让款属于行使抗辩权的行为，该行为不构成违约。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最高法民申3582号
【裁判要旨】破产管理人享有合同解除权仅适用于双方当事人均未履行完毕债务的情形，而本案中买受人似不存在尚有其他义务未予履行的情形。故原审判决根据该条规定解除合同不当。但在人民法院已经受理公司破产申请的情况下，如不解除以物抵债协议，继续履行的效果就是使作为一般债权人的买受人事实上取得了所有权，对其他债权人不公。就此而言解除合同，符合破产法公平清偿债务、避免个别清偿的精神，在结果上并无不当。
摘要2：【最高院认为】根据陆某某、王某某在原审及再审申请书中的陈述，陆某某、王某某与金凤桐公司之间的《商品房买卖合同》性质上属于以房抵债协议。但直至人民法院受理金凤桐公司的破产申请重整之日，作为抵债物的房屋既未交付，也未办理产权变更记手续，故其仍属于金凤桐公司的破产财产。金凤桐公司的破产管理人向陆某某、王某某发出解除合同通知，请求解除以物抵债协议。原审判决基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十八条的规定，认定破产管理人享有合同解除权。但该条仅适用于双方当事人均未履行完毕债务的情形，而本案中，从目前查明的事实看，似不存在陆某某、王某某尚有其他义务未予履行的情形。就此而言，原审判决根据该条规定判令解除合同，适用法律确有不当。但在人民法院已经受理金凤桐公司破产申请的情况下，如不解除以物抵债协议，继续履行的效果就是使作为一般债权人的陆某某、王某某事实上取得了所有权，对其他债权人不公。就此而言，原审判决判令解除合同，符合破产法公平清偿债务、避免个别清偿的精神，在结果上并无不当。以房抵债协议解除后，如果陆某某、王某某对金凤桐公司确实享有债权的，可根据原来的债权债务关系向金凤桐公司的破产管理人申报债权。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6)最高法民申2402号
【提示】已过诉讼时效的债权，还能否行使相应合同的解除权？
【裁判摘要1】《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三项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三）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由于《协议书》并未约定解除合同的相关事项，当事人要求行使的是合同的法定解除权。依据该条法律的规定，只有违约方不履行合同主要义务，足以导致合同目的不能实现，构成根本性违约的，当事人才能行使法定解除权。鉴于另一方当事人已履行了《协议书》的主要义务，并未构成根本性违约，《协议书》的目的也基本得到实现，故而当事人并未取得《协议书》的解除权。
【裁判摘要2】合同解除权亦需要在合理的期限内行使。如果已过诉讼时效的债权又允许当事人通过解除合同的方式寻求法律恢复对该相应利益的保护，明显与诉讼时效制度相冲突。所以，已过诉讼时效的债权，应已超过相应合同解除权行使的合理期限。当事人所享有的债权已过了2年诉讼时效期间，不再受法律保护。因此，当事人不仅未获得合同法定解除权，且已超过合同解除权行使的合理期限，不得再主张解除案涉相关合同。
摘要2：【解读】合同解除权需在合理期限内行使，已过诉讼时效的债权已超过相应合同解除权行使的合理期限，故不得主张解除合同。
摘要1：【案号】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三中民终字第08995号
【摘要1】《合同法》第九十三条规定，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解除合同的条件。解除合同的条件成就时，解除权人可以解除合同。约定解除以双方事先约定解除权行使条件为前提，条件成就且当事人实际行使解除权，即可导致合同解除。合同当事人既可约定合同一方违反某项合同义务，也可约定未来可能出现之具体事件作为解除条件。前者约定解除权之行使系针对违约的补救方式，后者则与合同违约不互为因果，仅以合同约定的解除条件是否具备为考量。需要注意的是，约定解除权之行使应当遵守法律规定或当事人约定之解除期限，否则合同继续履行。
【摘要2】《商品房买卖合同》约定，买受人逾期付款的，逾期超过90日后，出卖人有权解除合同。出卖人解除合同的，买受人按累计应付款的3%向出卖人支付违约金。上述条款以买受人逾期付款超过90日规定为合同解除条件，且未限定逾期金额的比例，和祥恒公司可以以童某某逾期付款为由解除合同，但应当在法定或约定的解除权行使期间内行使权利。……依据双方先后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商品房买卖合同补充协议书》及《协议书》，童某某应在2005年2月1日前支付首付款，其未按期支付构成违约，和祥恒公司本可行使约定解除权。但依《商品房买卖合同补充协议书》第十二条之规定，在《买卖合同》及本补充协议中规定的有权解除《买卖合同》之日起三十日内，未收到有权解除合同方发出的解除《买卖合同》和补充协议的书面通知，则视为有权解除合同方放弃权利，并同意继续履行《买卖合同》和补充协议。该条款限定了和祥恒公司行使约定解除权的期限，和祥恒公司未在约定期限内行使合同解除权，视为其放弃相应权利。
【摘要3】童某某还存在拖欠银行借款的行为，对于和祥恒公司是否可据此主张童国强拖欠购房款而违约，双方也存在争议。本院认为，和祥恒公司承担了连带保证责任后对童某某享有追偿权，但和祥恒公司不可据此主张童某某拖欠购房款而违约。《商品房买卖合同》与《个人住房借款合同》之合同主体与权利义务关系彼此独立，相应的违约行为与违约责任应依各自合同约定分别判断。借款一经发放，《商品房买卖合同》中以银行借款支付的购房款即履行完毕，童某某拖欠银行借款应承担《个人住房借款合同》的违约责任，但不构成对《商品房买卖合同》及《商品房买卖合同补充协议书》之付款义务的违反。虽然农商行朝阳支行提前收回借
摘要2：（续）款，但因偿还借款的最终主体是童某某而非和祥恒公司，对已支付的购房款不产生溯及力，未影响《商品房买卖合同》的履行。和祥恒公司因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享有追偿权，与童某某形成债权债务关系。此追偿权与《商品房买卖合同》之合同价款请求权在发生依据、请求数额、行使条件、违约救济方面存在根本区别，不可混淆。和祥恒公司的追偿权不等同于《商品房买卖合同》之价款请求权，和祥恒公司以享有追偿权为由主张童某某不履行《商品房买卖合同》的付款义务，进而主张童某某违约并要求行使前述《商品房买卖合同》之约定解除权没有依据，不应予以支持。
【摘要4】《商品房买卖合同补充协议书》第九条中“因买受人不按期向银行还款或拖欠其他债务”与“按揭银行或其他债权人要求拍卖、处置该房屋以偿还债务的”两句之间使用“导致”做连接词，表明前后两句系因果关系而非选择关系。这一因果关系句式的前置状语表达出层层递进的逻辑关系，使“因买受人不按期向银行还款或拖欠其他债务”与“按揭银行或其他债权人要求拍卖、处置该房屋以偿还债务的”共同成为《商品房买卖合同补充协议书》第九条所规定之合同解除条件。仅有“买受人不按期向银行还款或拖欠其他债务”的前提，但未导致“按揭银行或其他债权人要求拍卖、处置该房屋以偿还债务”的后果时，合同解除权因必要条件之欠缺而不能发生。
【摘要5】本案中，童某某拖欠的首付款金额占总购房款总额不足10%，大部分的购房款已经通过部分首付款和银行借款支付，未履行的部分不足以影响和祥恒公司合同目的实现。有争议的是，童某某未偿还银行借款，和祥恒公司作为连带保证人偿还了全部借款本息及罚息，和祥恒公司可否据此主张某某强根本违约。如前所述，《商品房买卖合同》与《个人住房借款合同》系相互独立的两个合同，各自的权利义务关系不存在关联性。和祥恒公司对童某某之追偿权不同于合同价款请求权，不可以以童某某拖欠银行借款、和祥恒公司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为由认为童某某违反了《商品房买卖合同》之付款义务而构成违约。本案中，和祥恒公司可通过向童某某行使追偿权保护己方利益，和祥恒公司不行使追偿权而是要求解除《商品房买卖合同》没有法律依据与合同无据，不应予以支持。
摘要1：解答：（１）《合同法》第５５条只规定了具有撤销权的当事人知道撤销事由后以自己的行为放弃撤销权的，撤销权消灭；（２）《合同法》未明确规定享有合同解除权的一方继续接受对方履行合同是否视为放弃合同解除权，应当认为享有合同解除权的一方继续接受对方履行合同视为放弃合同解除权。
摘要2：【解读】根据《合同法》第77条第1款的规定，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变更合同。享有合同解除权的一方继续接受对方履行合同，应当认定为双方达到事实上变更合同，视为已经放弃合同解除权。
【注解】（１）法定或约定解除合同的条件成就时，守约方主张解除合同应当通知对方，合同自通知到达对方时解除；（２）守约方不仅没有通知违约方解除合同，相反继续受领违约方履行直至履行完毕，应视为其同意继续履行合同。——参考案例：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最高法民终1464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最高法民终862号
【裁判要旨】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的股权转让合同应当认定无效。
【裁判规则】股权转让合同的受让人不存在根本违约行为，双方当事人也未对合同的解除达成一致意见，转让人不享有约定或者法定的合同解除权。
摘要2：
摘要1：【目录】合同解除权行使“合理期限”的司法裁判现状（一）合同解除权行使期限司法认定概况（二）法律没有规定或当事人没有约定情形下，经催告后的合理期限认定情况（三）在法律没有规定或当事人没有约定也未经催告情形下，合同解除权合理期限认定情况二、合同解除权行使“合理期限”认定之法理基础（一）合同解除权的制度价值（二）合同解除权行使期限的性质与设置目的（三）合同解除权行使“合理期限”与诉讼时效三、合同解除权行使“合理期限”之漏洞补充方法及其实践（一）以类推适用补充（二）依诚实信用原则进行补充（三）通过制定司法解释或立法消除漏洞四、合同解除权行使“合理期限”的司法认定因素（一）合同解除权行使“合理期限”认定中的两个法律适用前提（二）合同解除权行使“合理期限”之认定因素（三）四个司法认定因素的相互关系；结语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最高法民申4613号
【裁判摘要】关于迪普物业公司行使合同解除权是否超出合理期限的问题．．．．．．其次，解除权属于可以单方行使的形成权，为了促使权利人及时行使自己的权利，该权利之行使应当有一定的行使期限。为此，《合同法》第九十五条规定：“法律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解除权行使期限，期限届满当事人不行使的，该权利消灭。法律没有规定或者当事人没有约定解除权行使期限，经对方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不行使的，该权利消灭。”该条规定了合同解除权应当受法律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期限的限制，除此之外，在对方催告后应在合理期限行使。虽然，若对方没有催告，解除权是否仍应有合理期限，该条未作明确。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五条针对商品房买卖合同之解除权的行使，就未催告时的期限明确规定：“……对方当事人没有催告的，解除权应当在解除权发生之日起一年内行使；逾期不行使的，解除权消灭。”根据类推适用的民法基本原理，本案是股权转让合同，尽管与商品房买卖合同不同，但股权转让合同与商品房买卖合同在性质上均属于价值较大的转移财产所有权的合同，具有一定的参照性。股权一旦进行工商变更登记、完成权属的转移，如果放任解除权行使的合理期限过长，不仅将使股权的归属处于长期不确定状态，影响股权的正常交易和公司的经营，也将使新股东无法安心对公司进行投入经营使公司资产不断增值，违背商事交易倡导的效率价值。因此股权转让合同解除权的行使，即便对方不催告，亦应有合理期限。此外，针对同样是形成权的撤销权，《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二条第二款规定：“当事人自民事法律行为发生之日起五年内没有行使撤销权的，撤销权消灭。”该规定对解除权的行使期限也具有参照性。本案中，迪普物业公司于股权转让协议成立及股权变更登记后经过7年才向博诚物业公司行使合同解除权，此时陕西迪普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已经在股权、经营以及资产上发生了诸多变化。经一、二审法院查明，博诚物业公司受让案涉股权后，2013年8月27日，陕西迪普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注册资本由原来的5000万元增加至2亿元，同日，博诚物业公司拥有的4000万元占股比例变更为20%，并完成了工商变更登记，其后博诚物业公司在陕西迪普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的出资额及股权比例多次变更。陕西迪普投资集团公司现有股权结构包括除博诚物业公司以
摘要2：（续）外的陕西亿泽投资有限公司（占股49%）、陕西融尚投资有限公司（占股25%）等5个股东。若允许迪普物业公司行使合同解除权，超出了交易主体的合理预期，将严重影响陕西迪普投资集团公司治理结构及正常经营，损害受让股权案外人的合法权益，有违诚实信用原则。故其行使解除权的主张应认为超过合理期限，不应予以支持。
摘要1：解答：《民法典》第５６４条第２款规定，法律没有规定或者当事人没有约定解除权行使期限且对方未催告的，解除权行使期限为自解除权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解除事由之日起１年内。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最高法民终854号
【裁判摘要】在合同约定的解除条件成就与违约责任之间，解除权人应当就解除合同还是继续履行择其一行使，解除权人既然选择了继续履行合同，就意味着其放弃解除合同。若解除权人接受了相对方的履行，还允许其享有解除权，无疑将损害相对人的利益，违反合同法规定的诚实信用原则。特别是公司的股权交易及工商登记具有公示效力，第三人已经对此产生信赖。信业医药公司已将其股权转让过户给天康集团公司，天康集团公司业已将受让股权转让给第三人，第三人已接受经营目标公司。从保护善意第三人合法交易行为，维护市场经济秩序考量，信业医药公司主张解除合同，返还股权的请求亦不应得到支持。因此，原审法院综合双方签约目的和解除权立法本意，认为信业医药公司在合同目的已经实现的情况下无权行使合同解除权，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充分，并无不当。基于此，信业医药公司要求解除双方之间的《股权转让协议》与《补充协议》，并要求天康集团公司返还股权、不退还已经收取的6265.8万元股权转让款或在股权返还不能情况下，天康集团就其股权折价补偿，并由赵宽对折价补偿款承担连带责任的诉讼请求亦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解读】解除权人选择继续履行合同意味着放弃解除合同。
摘要2：【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最高法民申3782号
摘要1：——附解除条件的合同，其解除的发生不依赖于当事人的意思表示，当合同约定的解除条件成就时合同自行失效
【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最高法民终805号
【裁判观点】《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五条规定了附解除条件的合同，第九十三条、第九十四条规定了当事人的合同解除权。第四十五条规定的附解除条件的合同，其解除的发生不依赖于当事人的意思表示，无需当事人再有何种意思表示，当合同约定的解除条件成就时合同自行失效。而第九十三条、第九十四条规定的合同解除是指合同有效成立后，依赖于当事人的意思表示（包括行使解除权），使合同关系消灭，这里解除合同的条件可能是约定的，也有可能是法定的。而本案《补充协议》中“如果EPC合同不能签订，则原合同（《太阳能组件销售合同》）签订的基础不存在，原合同终止履行”的约定应当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五条规定的附解除条件的约定。
【裁判要旨 】附解除条件的合同，自条件成就时失效。本案解除条件已于2015年1月1日成就，一审判决认定从2015年1月1日起合同解除正确。
摘要2：《当事人在合同中约定满足某种条件时合同自动解除，当该条件成就同时，能否认定此合同不经通知对方即已解除》
【载《民事审判指导与参考》（总第７１辑），人民法院出版社２０１７年版，第１５８页】
《民事审判指导与参考》研究组答复认为：合同解除是合同权利义务终止的重要方式之一，是对合同效力状态的根本性改变，在法律规定的合同解除方式中，包括当事人协商一致解除合同，解除权人行使解除权解除合同，合同的解除须由当事人为相应的意思表示，意图即在于使各方当事人对合同效力状态是否发生根本性变化能够有明确的认识。是否行使合同解除权，以及依据何种事实和理由行使合同解除权，取决于当事人的意思自治。根据《合同法》第九十六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依照《合同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第九十四条的规定主张解除合同的，应当通知对方。合同自通知到达对方时解除。对方有异议的，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确认解除合同的效力。即解除合同应当向对方发出通知，作出明确意思表示。当事人尽管在合同中约定满足条件时合同自动解除,但并不意味该条件成就时,合同可以不经对方通知即已解除。
摘要1：——合同解除权的默示放弃应设定严格的认定标准
【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调解书（2016）最高法民终822号
【裁判观点】
1．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是出让方为实现社会公共利益或者行政管理目标，在法定职责范围内，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协商订立的，具有行政法上权利义务内容的合同，具有行政协议的属性。根据现行法律，尤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四条、第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在合同性质界定和诉讼程序适用上，在认定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具备行政协议属性的前提下，仍应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遵循当事人选择适用并已经进行的民事诉讼程序。
2．合同解除权的放弃应设定严格的认定标准，除法律有明确规定或者当事人有明确约定外，不得仅以单纯的沉默推定解除权人放弃解除权。以解除权人默示的行为推定其放弃解除权的，亦应严格加以把握。只有解除权人对债务人依据合同约定全面履行给付义务的行为予以受领的，才构成对解除权的放弃，以实现契约严守的诚实信用。
摘要2：最高人民法院第三巡回法庭发布十个典型案例之二——合同解除权的默示放弃应设定严格的认定标准
摘要1：绿色原则对当事人行使合同解除权的限制——某新能源公司诉某集团公司合同纠纷案
【案号】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鲁01民初1091号民事判决书；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21）鲁民终340号民事判决书
【裁判要旨】合同约定的解除条件虽然已经成就，但违约方违约程度轻微，不影响守约方合同目的实现，守约方请求解除合同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同时，合同当事人在从事民事活动时应当遵循“绿色原则”，如果当事人解除合同严重违背“绿色原则”，对资源造成极大的不合理浪费，人民法院对守约方的合同解除权亦应予以限制。
摘要2：
摘要1：解读：不安抗辩权之合同解除权需要具备以下条件——（１）当事人依据不安抗辩权规定中止履行并通知对方；（２）对方在合理期限内“未恢复履行能力”且“未提供适当担保”的，视为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中止履行的一方可以解除合同并可以请求对方承担违约责任。
摘要2：【注解】《民法典》第５２８条规定新增加“视为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之合同解除权类型（即“预期不能履行”之合同解除权）。
摘要1：解读：（１）根据《民法典》第５６４条规定，合同解除权行使期限为自解除权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解除事由之日起１年，超过解除权行使期限解除权消灭；（２）解除权消灭后不影响当事人根据《民法典》第５８０条第２款规定行使合同僵局解除权（合同僵局解除权不受合同解除期限的限制）。
摘要2：【注解】根据《民法典》第５６４条第１款规定，合同解除权期限（合同解除权行使期限）有４种：（１）法定期限——法律规定解除行使期限；（２）约定期限——当事人约定解除权行使期限；（３）１年期限——自解除权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解除事由之日起１年内为合同解除权行使期限（法律没有规定或者当事人没有约定解除权行使期限）；（４）合理期限——经对方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为合同解除权行使期限（法律没有规定或者当事人没有约定解除权行使期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