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问题０１｜什么是撤回自认？问题０２｜当事人自认是受胁迫作出而撤销自认是否适用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
摘要2：【注解】（１）诉讼行为分为：Ａ．作因诉讼行为（取效性诉讼行为）——期待通过法院的裁判以产生其效果的行为；Ｂ．作用诉讼行为（与效性诉讼行为）——直接产生诉讼法上效果的行为。（２）诉讼行为的拘束力（《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３４２条）：为了维护诉讼程序的系统性和连续性，诉讼行为以表示主义为原则，即便当事人欠缺效果意思或者该意思存在瑕疵，通常而言不影响诉讼行为的成立和生效；但亦存在撤回其表示的可能性（有必要在程序的稳定和行为当事人利益之间进行权衡，在形式主义原则下亦应考量因效果意思的瑕疵而导致的无效撤销的情形）。——参考：《民事审判实务问答》261.当事人在一审程序中所作诉讼行为的拘束力是否存在特例
摘要1：民事诉讼中证明是指法院、当事人运用证据确定案件事实（法律真实）的活动。
【解读１】证明标准可以分为四个层次：
（１）盖然性（５１％以上，２０１９年《证据规定》第８６条第２款程序性证明标准规定）；
（２）高度盖然性（高于７５％，《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１０６条第１款规定）；
（３）排除合理怀疑（９０％甚至以上，一般刑事犯罪的证明标准“证据确实、充分”的评判标准）；
（４）排除一切合理怀疑（《死刑案件证据规定》规定“依据间接证据认定的案件事实，结论是唯一的，足以排除一切合理怀疑”）。
【解读２】“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包括（１） 欺诈；（２）胁迫；（３）恶意串通；（４）口头遗嘱；（５） 赠与 ——不包括重大误解、显失公平等。
【注解】人民法院确信恶意串通事实存在的可能性的证明标准为“能够排除合理怀疑”，而不是 “具有高度可能性”。——参考案例：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6)最高法民申1236号
摘要2：问题０１｜什么是民事诉讼证明？问题０２｜什么是“高度盖然性”证明标准？问题０３｜什么是反证“动摇确信”证明标准？问题０４｜什么是“较高盖然性”证明标准？问题０５｜什么是“排除合理怀疑”证明标准？问题０６｜什么是“足以推翻”的证明标准？问题０７｜什么是法定采用更低证明标准？提示：亲子鉴定结论运用规则
【标签】【证据裁判主文和认定证据的基本原则】【提高和降低证明标准的情形】【单一证据审核认定】【对证据进行综合审核认定】【人民法院对当事人认可的证据如何审核认定】【瑕疵证据的补强规则】【公文书证的复制件、副本、节录本证明力】【私文书证审核认定规则】【判断电子数据真实性因素】【电子数据推定真实】【证明妨害规则】【证人证言审核认定】【采纳证据的理由必须公开】
摘要1：可变更、可撤销合同是指欠缺某种合同生效要件，当事人可以根据自己意思请求法院或仲裁机构对合同内容予以变更或使合同效力消灭的合同。
【法条链接1】《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二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撤销权消灭：
（一）当事人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重大误解的当事人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三个月内没有行使撤销权；
（二）当事人受胁迫，自胁迫行为终止之日起一年内没有行使撤销权；
（三）当事人知道撤销事由后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放弃撤销权。
当事人自民事法律行为发生之日起五年内没有行使撤销权的，撤销权消灭。
【法条链接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
第一百零九条 当事人对欺诈、胁迫、恶意串通事实的证明，以及对口头遗嘱或者赠与事实的证明，人民法院确信该待证事实存在的可能性能够排除合理怀疑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
摘要2：【注解】当事人向法院主张合同无效，但依据的理由却是合同可撤销的事由，此时法院应当全面审查合同是否具有无效事由以及当事人主张的可撤销事由：（１）当事人关于合同无效的事由成立的，法院应当认定合同无效；（２）当事人主张合同无效的理由不成立，而可撤销事由成立的，因合同无效和可撤销后果相同，法院也可以结合当事人的诉讼请求直接判决撤销合同。——参考：《民事审判实务问答》249.撤销合同之诉与合同无效之诉中的法院审理范围
摘要1：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一九八五年四月十日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通过 一九八五年四月十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二十四号公布 ;一九八五年十月一日起施行）
摘要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
第一百零九条【提供证明标准的特殊情形】当事人对欺诈、胁迫、恶意串通事实的证明，以及对口头遗嘱或者赠与事实的证明，人民法院确信该待证事实存在的可能性能够排除合理怀疑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
摘要1：[第411号]何某某强奸、盗窃案——如何理解“如实供述司法机关还未掌握的本人其他罪行”
【裁判摘要】“尚未掌握”，一般是指司法机关还未有一定的客观线索、证据合理怀疑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正在服刑的罪犯还犯有其他罪行。这里的尚未掌握的“司法机关”不仅仅是指正在侦查、起诉、审判的司法机关，也包括其他的司法机关。
【裁判要旨】
①如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所犯余罪尚未被查明、通缉，或者虽已被通缉，但通缉资料不全面，内容不明确，现行犯罪的侦查、起诉和审判的司法机关并不掌握或者很难、几乎不可能通过比对查证等方式在当时掌握该犯罪嫌疑人的所犯余罪的，则此时的“司法机关”仅指直接办案机关；
②如果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所犯前罪已被通缉，对现行犯罪的侦查、起诉和审判的司法机关可以通过通缉资料掌握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所犯前罪的情况下，此时的“司法机关”应当包括通缉令覆盖范围内的所有司法机关。
③但是，如果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先行实施的犯罪行为虽已被其他司法机关掌握，但因地处偏僻、路途遥远或通讯不便等原因，客观上使现行羁押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司法机关在对现行犯罪的侦查、起诉和审判过程中，难以了解到或发现该先行发生的犯罪事实的，可以将该先行实施的犯罪视为司法机关尚未掌握的罪行，这时的司法机关其实是指直接办案的司法机关。
【裁判规则】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正在服刑的罪犯，如实供述司法机关还未有一定的客观线索，没有证据合理怀疑的本人其他罪行的，应当认定为自首。
摘要2：
摘要1：刑事证据是指以法律规定形式表现出来的、可以用于证明案件事实的材料。
摘要2：无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2012）民四终字第1号民事判决书
【裁判要点】
1.债务人将主要财产以明显不合理低价转让给其关联公司，关联公司在明知债务人欠债的情况下，未实际支付对价的，可以认定债务人与其关联公司恶意串通、损害债权人利益，与此相关的财产转让合同应当认定为无效。
2.《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九条规定适用于第三人为财产所有权人的情形，在债权人对债务人享有普通债权的情况下，应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的规定，判令因无效合同取得的财产返还给原财产所有人，而不能根据第五十九条规定直接判令债务人的关联公司因“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利益”的合同而取得的债务人的财产返还给债权人。
摘要2：【提示】债务人与其关联公司恶意串通损害债权人利益，与此相关的财产转让合同无效。
摘要1：[第704号]刘某某抢劫案——如何判断行为人是属于“形迹可疑”还是“犯罪嫌疑”
【裁判摘要】判断行为人是属于“形迹可疑”还是“犯罪嫌疑”，关键在于司法机关是否掌握客观并据此足以合理怀疑行为人实施某种犯罪的证据，能否在行为人与具体案件之间建立起直接、明确、紧密的联系。
【裁判要旨】侦查机关尚未掌握一定的证据或线索足以合理怀疑行为人，将其与具体案件之间建立直接、明确、紧密的联系的，属于形迹可疑的情形。仅因形迹可疑被盘问、教育后，主动交代了犯罪事实的，应当视为自动投案，成立自首。
摘要2：
摘要1：【提示】在网络著作权案件中，如何看待公证证据的效力？
【要点提示】网络著作权侵权行为不受地域限制、实施方式隐蔽，且具有易逝性，权利人多申请公证保全网页及浏览过程作为其主要证据。但网络技术的发展使公证的内容被人为设置成为可能，因此，在网络著作权案件中应注意审查公证书的证明效力。对于公证书证明的事实，当事人有合理怀疑理由并提供了相应证据的，应慎重对待公证书的证明效力。
【裁判摘要】《公证程序规则》第九条规定，公证当事人是指与公证事项有利害关系，并以自己的名义向公证机构提出公证申请，在公证合同中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的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本案慈文公司的诉讼代理人在没有向法庭出示授权委托公证申请的相关证据的前提下，以自己的名义作为公证申请人，不符合相关规定。作为职业律师的李研，并非本案公证事项的利害关系人，依法不能以自己的名义提出公证申请。因为诉讼代理人与上诉人之间形成的是委托代理关系，依照法律规定，代理人必须以委托人的名义办理诉讼业务和公证事项。《公证程序规则》第十四条规定，公证事项由当事人住所地、经常居住地、行为地或事实发生地的公证机构受理。综合全案分析，由于李研的主体不适格，导致成都蜀都公证处无权受理公证申请。又因公证事项的行为和事实发生地在湖南省长沙市，从而可以认定成都蜀都公证处的公证行为属于跨区域执业行为。根据《公证程序规则》第三十七条第四款之规定，(2006)成蜀证内经字第113348号公证书不具有合法性，不能作为证据使用。按公证电子证据取证的一般要求，公证保全网络电子证据应当在公证机关、公共网吧或被申请人的计算机上操作，使其操作的计算机事先脱离申请人的控制，并要保证所操作计算机的清洁度，避免引起不必要的怀疑。
【案号索引】
一审：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2007)长中民三初字第0429号(2008年9月22日)
二审：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08)湘高法民三终字第8号(2009年5月8日)
摘要2：
摘要1：【裁判摘要】双方当事人恶意串通，隐瞒事实、编织理由进行诉讼，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条规定的诚实信用原则，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提示】双方当事人恶意串通，隐瞒事实进行诉讼，企图通过法院的确权来对抗另案中其他法院的查封，是诉讼欺诈行为：
①双方当事人系关联企业，不存在利益冲突，根本无需诉讼，却恶意串通，隐瞒事实、编织理由进行诉讼，企图通过法院的确权来对抗另案中其他法院的查封，是诉讼欺诈行为，违反了《民法通则》第4条关于，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的规定。正是由于当事人的不诚信的表现，引起和加重了原审法院对当事人诉称事实的合理怀疑。双方当事人应当为其恶意串通进行诉讼欺诈的行为后果承担不利的后果。
②双方当事人为逃避司法侦查、逃避债务，才在财产被扣押前以交易和单证交割行为转移财产，这种行为因违法而无效，而且是自始无效，公安机关的解除扣押不会使当事人在先的违法行为自然成为合法有效的民事法律行为。
【裁判意见】
①当事人虚假诉讼中，应当限制自认规则的适用；
②当事人恶意对抗司法机关司法措施所采取的民事行为自始无效，并且不因司法机关司法措施的解除而变为有效；
③民事诉讼中亦应适用诚实信用原则。
摘要2：
摘要1：——公司拒绝股东查阅、复制财务会计报告及账簿的前提
【问题提示】行使股东知情权查阅会计账簿的主客观要件是什么？
【要点提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行使知情权请求查阅会计账簿的，应具备“书面说明目的”之客观要件及“正当目的”之主观要件。但就主观要件而言，除非公司能举证证明其有不正当目的，应予准许。不过，“不正当目的”的证明只需要达到合理怀疑的程度，即符合“合情推理”的规则即可。
【裁判规则】公司有合理理由认为股东查阅会计账簿有不正当目的，可能损害公司合法利益的，可以拒绝提供查阅，并向该股东说明理由。
【裁判摘要】根据公司法的相关规定，原告作为被告公司的股东，有权查阅、复制公司财务会计报告。由于原告是案外公司法定代表人，被告与案外公司共同中标案外医院的同一招标项目，成为具有竞争关系的两个企业，且被告的会计账簿中有关企业成本计算资料涉及企业商业秘密，如果让原告查阅会计账簿，有可能对被告造成不利后果。所以，原告不能要求查阅、复制公司会计账簿。
【案例索引】一审：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06）朝民初字第20161号（2006年11月25日）（未上诉）
【权威收录】最高人民法院中国应用法学研究所《人民司法案例》2008年第1辑（总第63辑）
摘要2：
摘要1：——民间借贷中巨额现金交付的证据规则
【裁判要旨】现金借款的履行问题，不能仅凭借款人向贷款人出具的收据就认定贷款人已经履行了贷款义务，如果借款人的抗辩事由足以引起法官的合理怀疑，法院还应进一步审查借款事实，在无法查明的情况下应根据证据规则进行认定。
【案号】（2009）渝五中法民初字第151号；二审：（2010）渝高法民终字第78号
摘要2：
摘要1：王鹤英诉王萌借贷合同纠纷案——司法实践中如何认定电子数据证据效力
【裁判要点】电子数据证据因其易修改、难固定之特性，在没有旁证的情况下，应当以排除合理怀疑为认定规则，即除非排除一切对其真实性的合理怀疑，否则不能确认其证明力。
【裁判意见】单机、个体的持有电子数据证据在没有旁证的情况下，应当以排除合理怀疑为认定规则，即除非排除一切对其真实性的合理怀疑，否则不能确认其证明力。
【案件索引】
原审一审：天津市河东区人民法院（2008）东民初字第431号（2008年7月21日）
原审二审：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08）二中民一终字第1178号（2008年11月12日）
重审一审：天津市河东区人民法院（2008）东民重字第0002号（2009年8月10日）
重审二审：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09）二中民一终字第2241号（2010年8月19日）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1)民提字第89号
【裁判要旨】股东先讲资金存入公司账户，在相关会计师事务所出具验资报告后于3日内又直接或间接地全部收回。该种将资金转入公司账户验资后又转出的行为，损害公司和债权人利益，为抽逃出资行为，应承担相应责任。
【裁判要点】
①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六条之规定，股东不得抽逃出资。故公司债权人请求抽逃出资的股东在抽逃出资范围内对公司债务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责任属于人民法院受理范围，被告主体适格。
②公司股东直接或间接收回出资的行为足以使债权人对其是否履行出资义务产生合理怀疑的情况下，应当就其已履行出资义务承担举证责任。
③原告请求判令抽逃出资的股权承担连带偿还责任，原审判决判令股东对公司债务承担的补充给付责任与连带偿还责任相比，补充赔偿责任的承担人享有在对主债务人进行强制执行之前拒绝承担责任的抗辩权，故其责任轻于连带偿还责任，故原审判决事项并未超出原告请求范围。
摘要2：【注解】多年前抽逃出资全且股权已经转让后，仍可要求其承担责任并被追加为被执行人。
摘要1：——民间借贷借据本金数额的真实性应综合全案证据和事实进行审查判断
【案号】一审：湖北省襄阳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2008）襄新民初字第169号；二审：湖北省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08）襄中民终字第326号；再审：湖北省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1）襄中民再字第2号、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1）鄂民监二再终字第1322号、最高人民法院（2013）民提字第151号
【法理提示】在民间借贷案件审理中，对于仅提供借据的大额现金支付，借款人提出合理怀疑之抗辩的，除就债权凭证进行审查外，应结合借贷金额、款项交付、当事人的经济能力、当地或者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当事人财产变动情况等事实和因素，综合判断查证借贷事实是否发生。
【裁判要旨】大额现金方式出借款项不宜不经审查直接以民事调解书方式确认。
摘要2：
摘要1：案外人与被执行人恶意串通取得其他法院生效确权裁决来阻碍执行法院对已查封财产处置的现象日益严重，严重影响了法院的司法权威和法治的统一。现行审判经验和认知水平大多是有误区的，没有正确理解确权诉讼的适用范围，将大量的债权关系认定为物权关系。只有物权所有权状态不明，当事人对所有权权属产生争议的情况下，通过诉讼或者仲裁进行确权，才属于确权诉讼。对产权登记在被执行人名下不动产所发生的过户登记不属于确权诉讼，不能用合同确权的方法确认物权的归属，这种确权裁决违背了物权法的规定，侵犯了行政权的行使，会造成不动产登记制度的混乱和国家税收的流失。在审理确权诉讼时，应在受理时和结案时至少两次查询不动产是否被查封，如有查封应立即撤销案件，告知当事人向执行法院提起第三人异议之诉。对确权诉讼产生合理怀疑时，严格审查标准，避免对当事人无异议的事实轻易做出认定，对借款、欠款发生的原因、时间、地点、款项来源、交付方式、款项去向以及双方的关系等事实逐一查清。同时需规范裁决标准，基于买卖关系和合作关系、投资关系提起的所谓“确权”诉讼，裁决主文应当表述为：限令被告在一定的时间内为原告办理过户登记手续，切不可将原告的不动产所有权直接归属给被告所有。基于债务抵偿关系提起的所谓“确权”诉讼，裁决主文应当表述为：被告结欠原告多少元，于裁决生效后一定时间内履行。双方争议的是金钱债权，而非物之交付请求权，切不可作出物之交付请求权和确权的裁决。
摘要2：
摘要1：——有瑕疵的证据的真实性认定
【裁判要点】作为判决依据的几份关键证据在形式上均存在一定瑕疵，就抗辩方的抗辩理由及推翻瑕疵证据的证据证明力，结合整个证据锁链的其他次要证据和辅助证据，如果不能推翻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从整体案件来看，应当遵从优势证据原则，应支持提交较多较有利证据一方的主张。仅仅因为合理怀疑，不足以推翻瑕疵证据的证明力。
【案件索引】一审：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10）二中民二初字第59号（2010年8月11日）；二审：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2010）津高民二终字第0028号（2012年9月4日）
摘要2：
摘要1：[第738号]晏某某故意杀人、抢劫案——关键证据存在疑点，无法排除合理怀疑的案件，应当宣告无罪
摘要2：
摘要1：[第778号]胡某某抢劫案——在被告人翻供的情况下，如何排除合理怀疑
摘要2：
摘要1：[第877号]杜某故意杀人案——如何把握“综合全案证据，对所认定事实已排除合理怀疑”
摘要2：
摘要1：【收录最高人民法院第一巡回法庭2015系列精品案例】
【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民二终字第85号
【裁判要旨1】股东瑕疵出资责任的免除——海马公司将其用以出资的位土地使用权和厂房实际交付通海公司使用，海马公司虽未办理上述资产的权属变更登记，但并未影响通海公司对该财产的利用和处分，也未使通海公司及其债权人承担可能无法处分该项出资财产的法律风险。且从上述资产的实际处置情况看，海马公司的上述资产已经实际承担了通海公司的另案债务，嘉宸公司作为另案的债权人也已取得了相应资产的拍卖价款。验资报告也载明海马公司的出资已远高于章程中载明的海马公司应缴纳出资额，嘉宸公司并未举出充分证据证明海马公司的上述出资财产存在出资不实的事实；以及通海公司于1992年设立时我国《公司法》尚未实施，实践中对于公司设立均不规范等原因，本院对于嘉宸公司关于海马公司应当承担出资不实责任的主张，不予支持。
【裁判要旨2】合理怀疑情形下，公司法人人格混同的举证责任分配不当然适用责任倒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条关于“在法律没有具体规定，依本规定及其他司法解释无法确定举证责任承担时，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综合当事人举证能力等确定举证责任承担”的规定，在审理法人人格否认案件时，考虑到债权人处于信息劣势而举证困难等因素，人民法院通常会根据上述规定合理分配举证责任，在债权人用以证明股东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的证据令人产生合理怀疑的情形下，将没有滥用的举证责任分配给被诉股东。但上述举证责任调整的前提，应是作为原告方的债权人已举出盖然性的证据证明股东存在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的行为以及由此产生了损害的结果，而不是当然的举证责任倒置。
摘要2：【解读１】公司设立出资不规范，但股东在公司设立后陆续补缴出资的，可以作为履行出资义务处理。
【解读２】非货币财产出资应符合交付使用和变更登记的“双重标准”，欠缺任何一种都构成出资义务之履行瑕疵（《公司法》第２８条；《公司法解释（三）》第１０条建立了出资财产瑕疵交付行为的治愈制度）。
【解读３】在法人人格否认案件中，在债权人的证据令人对法人人格产生合理怀疑的情况下，将否定的举证责任分配给被告。
【解读４】
（１）本案中国，嘉宸公司作为原告诉请确认海马公司作为股东滥用通海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应当先就还海通公司与海马公司人格混同等足以导致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后果的事实提供初步证据，并且要达成产生合理怀疑的程度，才能引发后续的举证责任调整；
（２）本案经分析论述最终得出嘉宸公司的举证尚未达到海马公司与通海公司法人人格混可能性的合理怀疑程度的结论，故法院确认本案不符合适用举证责任倒置的情形。
摘要1：【裁判要旨】刑事诉讼中，在有相反证据使得证明被告人部分犯罪事实存在合理怀疑的情况下，对该部分事实应遵循有利于被告人的原则，疑罪从无。在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对被告人相关刑事犯罪事实不予认定的情况下，如果证明被告人有罪的证据占优势且案件系因被告人引发，则被告人虽不受刑事处罚，但应负民事赔偿责任。
【案号】（2013）浙甬刑一初字第137号；（2013）浙刑三终字第216号
摘要2：
摘要1：任某某寻衅滋事案——“排除合理怀疑”证明标准的判断
【裁判要点】侦查人员、检察人员、审判人员内心所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程度应当有一定的层次性。审判人员在认定事实时须严格审慎地审查证据以排除符合常理的、有根据的怀疑。
【案件索引】一审：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2014）丰刑初字第894号（2014年12月5日）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最高法民再306号
【提示】公司利用其控股股东个人账户对外进行资金的转入、转出并非当然可以构成人格混同。
【裁判要旨】公司在转入和转出案涉合同价款时都曾经使用了时任其法定代表人、控股股东的账号，但是并无证据证明控股股东与该公司之间存在资产不分、账簿合一、账目不清，或者人事交叉、业务相同导致与其交易的第三人无法分清是与股东还是与公司进行交易等情形，因此现有证据并未达到对法人人格混同可能性的合理怀疑程度。
【裁判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条第二款规定：“公司股东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逃避债务，严重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甘肃福明公司主张吴某某与武汉大通公司人格混同，则应举出盖然性的证据证明股东存在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的行为以及由此产生了损害的结果。本案中，甘肃福明公司所提交的证据仅能证明武汉大通公司在转入和转出案涉合同价款时都曾经使用了时任其法定代表人、控股股东吴某某的账号，但是并无证据证明吴某某与武汉大通公司之间存在资产不分、账簿合一、账目不清，或者人事交叉、业务相同导致与其交易的第三人无法分清是与股东还是与公司进行交易等情形。吴某某曾是武汉大通公司的控股股东，但武汉大通公司账户内资金的增减与吴某某是否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并无直接的关系。因此，甘肃福明公司提交的证据并未达到对法人人格混同可能性的合理怀疑程度。原判决认定吴某某与武汉大通公司人格混同、财产混同证据不足，应予纠正。吴某某关于其不应承担连带责任的主张，本院予以支持。
摘要2：【解读】债权人主张股东与公司人格混同，应先举出达到对人格混同可能性产生合理怀疑程度的盖然性证据。
摘要1：【要旨】恶意串通肯定说。即使无直接证据证明主观恶意的存在，人民法院在积极查明案件事实、全面分析案件情况的基础上，通过整理归纳现有间接证据所形成的证据链亦能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人民法院综合评判合同的交易背景合同的签订时间、合同订立主体的关联关系、合同的约定内容以及合同的实际履行等重要因素，能够依法证明恶意串通事实之存在。恶意串通反映的是当事人的主观心态，证明标准应采用更为严格的“排除合理怀疑”的标准。本案乙公司将原本计划质押给甲公司的股票，在甲公司起诉前短时间内质押给李某并办理质押手续，达到转移财产的目的；李某与乙公司存在关联关系，李某在明知乙公司负有巨额债务的情况下，仍将乙公司唯一的财产用作质押并签订不合理的独立条款，上述行为足以证明其与乙公司签订合同时具有主观恶意。李某的实际借款金额远低于合同约定金额，但其未作出合理解释。乙公司与李某的行为客观上损害了债权人的合法利益。综合以上证据，合议庭法官内心确信达到了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可以认定为双方存在恶意串通而导致《质押合同》无效。
摘要2：【解读１】恶意串通行为之构成要件：（１）主观上有基于真实意思表示的恶意：行为人与相对人之间的恶意须是他们真实的意思表示（区别于通谋虚伪和重大误解的关键）；（２）主观意思及客观行为的相互串通；（３）具有损害他人合法权益之可能性（损害不必现实性）。
【解读２】恶意串通行为之法律效果：恶意串通的行为无效。
【解读３】恶意串通行为与通谋虚伪表示之区别：（１）恶意串通行为中达成的合意是意思表示真实一致的体现；通谋虚伪表示中双方当事人意思表示是虚假的。（２）恶意串通行为的内容违背公序良俗，具有违法性；通谋虚伪表示是由于意思与表示不一致导致的意思瑕疵。（３）恶意串通行为的主观上要求须有损害他人合法权益之目的，客观上要求存在损害他人合法权益的现实之可能性；通谋虚伪表示没有这样要求。
【解读４】恶意串通与债权人撤销权区别：（１）证明标准上恶意串通更高；（２）债权人撤销权存在除斥期间。
【解读５】恶意串通行为造成实际损害之后，同时可构成侵权责任法意义上的背俗侵权（《侵权责任法》第８条规定）。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最高法民终487号
【裁判摘要】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项的规定，存在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情形的，合同无效。所谓恶意串通，通常是指当事人为了谋取私利，相互勾结，采取不正当方式，共同实施损害他人利益的行为。第三人请求确认当事人订立的合同无效，应由提出请求的第三人就恶意串通和利益受损这两方面的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由于恶意串通反映出当事人的一种主观心态，而第三人以此为由请求确认合同无效，对合同当事人的利益影响较大，故法律上科以第三人较一般民事诉讼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更高的举证证明义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九条规定：“当事人对欺诈、胁迫、恶意串通事实的证明，以及对口头遗嘱或者赠与事实的证明，人民法院确信该待证事实存在的可能性能够排除合理怀疑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就本案而言，重庆拓洋请求确认《质押合同》因当事人恶意串通而无效，本院认为其已完成了相应的举证证明义务，可以确信合同当事人恶意串通和第三人损害事实的存在。首先，本案证据足以让人相信，《质押合同》系李某和五岳公司之间恶意串通而订立。．．．．．．综上五个方面的分析，本院确信李某和五岳公司之间恶意串通的事实存在，并能排除其他合理怀疑。二者串通的目的是将五岳公司仅剩的无权利约束的深华新公司3963万股股票质押给利益关联人李某，防止五岳公司的有效财产被包括重庆拓洋在内的债权人强制执行。．．．．．．由此可见，李某和五岳公司订立的《质押合同》，属于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重庆拓洋利益的合同。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项的规定，《质押合同》应当认定无效。
摘要2：
摘要1：【案号】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京民申4051号
【裁判摘要】企业年度报告显示出资信息为空白可以作为对股东未出资产生“合理怀疑”的证据——菜苗公司的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其中仅有2014年年度报告、2015年年度报告，2014年度报告显示股东及出资信息一栏中，上海中海投公司以及张××实缴出资额一栏均为空白，公示日期为2015年3月23日；2015年度报告中显示，股东及出资信息一栏中，旋××、魏××实缴出资额一栏为空白。二审法院认为张××作为菜苗公司发起人，在公司设立时未履行出资义务，判决追加张××为被执行人，在其未出资的9000万元范围内承担补充赔偿责任，符合法律规定，处理并无不当。
摘要2：魏某某与百度在线网络技术（北京）有限公司等申请执行人执行异议之诉纠纷上诉案
【案号】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京01民终5432号
【摘要１】股权转让时公司章程修正案显示顺延出资时间足以表明原股东未履行出资义务——且菜苗公司成立于2014年10月，该公司章程显示股东上海中海投公司、张××出资时间为2014年10月，后魏××受让上海中海投公司在菜苗公司的股权，菜苗公司章程修正案显示，股东魏××出资额11000万元，出资方式为货币，出资时间为2015年12月，若菜苗公司发起人股东上海中海投公司、张××在设立菜苗公司时已经实际履行了出资义务，则魏××受让股权后，不应再顺延出资时间，因此，菜苗公司章程修正案对出资时间的修改，足以表明上海中海投公司、张××在出资期限届满前未履行出资义务。故魏××关于上海中海投公司、张××于2014年10月已足额缴纳菜苗公司注册资本的上诉理由，证据不足，本院不予采信。
【摘要２】依据企业信息公示相关规定，有限责任公司应当及时通过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社会公示股东出资额、出资时间和方式等信息，百度在线公司在本案中提交的菜苗公司2014年度、2015年度年度报告中均未公示股东实缴出资额，菜苗公司亦未公示2016年度、2017年度年度报告，因此，一审法院认定百度在线公司可以根据报告显示内容合理怀疑菜苗公司股东未履行出资义务，并无不当，亦未降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条“合理怀疑”的标准，故魏××关于一审法院将此标准近乎降为无的上诉理由，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1：解读：企业年度报告显示出资信息为空白可以作为对股东未出资产生“合理怀疑”的证据。
摘要2：
摘要1：【裁判摘要】（１）一人公司《审计报告》所附财务报表仅为发公司资产负债表、利润表及财务报表附注等资料，不包括年度财务会计资料，该《审计报告》依据的财务资料的真实性存疑不予予采信；（２）一人公司经营过程这个适用股东个人账户收取公司往来款项，股东未提交证据证明其收到公司往来款项后将该款项转付给公司，应追加股东为被执行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六十二条规定：“一人有限责任公司应当在每一会计年度终了时编制财务会计报告，并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六十三条规定：“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不能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股东自己的财产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一人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为一个自然人或一个法人，在缺乏股东相互制约的情况下，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容易利用控制公司的便利，混淆公司财产和股东个人财产，将公司财产充作私用，同时利用公司独立人格和有限责任规避债务，损害债权人利益。在此情况下，为了保护公司债权人利益，降低交易风险，公司法通过年度法定审计和公司人格否认举证责任倒置来加重公司和股东义务，加强对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法律规制。本案中，首先，明兴发公司于2017年变更为一人有限责任公司，则应当在每一会计年度结束时编制财务会计报告，并进行审计形成年度报告。现明兴发公司未依法进行年度财务会计审计，违反法律规定的强制性义务，足以令人对明兴发公司股东韵××的个人财产是否独立于明兴发公司财产形成合理怀疑。其次，明兴发公司股东韵××提交山西财信会计师事务所晋财信财审[2019]0103号《审计报告》，用以证明公司财产与韵建明个人财产相互独立。该会计师事务所出具说明称该报告系对明兴发公司2017年1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期间的财务进行审计，但《审计报告》所附财务报表仅为明兴发公司2018年12月31日资产负债表、2018年度利润表及财务报表附注等资料，不包括2017年度财务会计资料。该审计报告不能反映明兴发公司2017年度财务状况。且在一审中一审法院要求韵××提交明兴发公司财务账册，韵××未予提交，该《审计报告》依据的财务资料的真实性存疑，故一审法院未予采信该《审计报告》并无不当。同时，根据查明的事实，明兴发公司在对外经营过程中，有使用韵××个人账户收取公司往来款项的情形，与公司之间的经济往来应当通过公司账户结算的会计准则相悖，且韵××未提交证据证明其收到明兴发公
摘要2：（续）司往来款项后，将该款项转付给明兴发公司。因此，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明兴发公司财产独立于韵××个人财产，应当由韵建明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
【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最高法民申5902号
【注解】如果一人有限责任公司存在未依法进行年度财务会计审计的情况，则其违反了法律规定的强制性义务，足以令人对其股东的个人财产是否独立于公司财产形成合理怀疑。
摘要1：解读：（１）排除合理怀疑证明标准——恶意串通的证明标准为“排除合理怀疑”标准（《民事诉讼法解释》第１０９条、２０１９年《证据规定》第８６条第１款）；（２）高度可能性证明标准——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者代理人与相对人恶意串通以法人、非法人组织的名义订立合同，损害法人、非法人组织的合法权益，“恶意串通”证明标准为“高度可能性”＋作出陈述或提供相应证据（要求相关事实作出陈述或者提供相应证据，其无正当理由拒绝作出陈述或者所作陈述不具合理性又不能提供相应证据的，法院可以认定恶意串通的事实成立）。
摘要2：【注解】除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者代理人与相对人恶意串通以法人、非法人组织的名义订立合同损害法人、非法人组织的合法权益的“恶意串通”证明标准为“高度可能性”外，其他恶意串通和欺诈、胁迫以及口头遗嘱或者赠与事实的证明标准仍然是排除合理怀疑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