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关联关系
摘要1：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关联关系
摘要2：
指导案例9号：上海存亮贸易有限公司诉蒋志东、王卫明等买卖合同纠纷案
摘要1：【案号】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院（2009）松民二（商）初字第1052号民事判决书；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0）沪一中民四（商）终字第1302号民事判决书
【裁判要点】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和控股股东，应当依法在公司被吊销营业执照后履行清算义务，不能以其不是实际控制人或者未实际参加公司经营管理为由，免除清算义务。
摘要2：【理解与适用】该案例的裁判理由部分，对公司法司法解释（二）第18条第2款规定的“怠于履行义务”的内涵理解不够准确。9号指导性案例裁判理由提道：“蒋志东、王卫明委托律师进行清算的委托代理合同及律师的证明，仅能证明蒋志东、王卫明欲对拓恒公司进行清算，但事实上对拓恒公司的清算并未进行。”该理由以结果论，即“事实上对拓恒公司的清算并未进行”来认定蒋志东、王卫明两人“怠于履行义务”。......实际上，如果该证据属实，表明蒋志东、王卫明两人并没有“怠于履行义务”。
9号指定性案例在认定股东只要“怠于履行义务”，就与公司主要财产、账册、重要文件等灭失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对此理解也不够准确。例如，裁判理由认为：“关于蒋志东、王卫明辩称拓恒公司在被吊销营业执照前已背负大量债务，即使其怠于履行清算义务，也与拓恒公司财产灭失之间没有关联性。根据查明的事实，拓恒公司在其他案件中因无财产可供执行被中止执行的情况，只能证明人民法院在执行中未查找到拓恒公司的财产，不能证明拓恒公司的财产在被吊销营业执照前已全部灭失。拓恒公司的三名股东怠于履行清算义务与拓恒公司的财产、帐册灭失之间具有因果联系，蒋志东、王卫明的该项抗辩理由不成立。”该论述值得进一步研究。
基于以上分析，我们认为，本纪要公布后，人民法院在审理这类案件时，应当根据本纪要的规定处理。
——来源：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编著：《（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理解与适用》第172页
【解读】９号指导案例与“九民会议纪要”之冲突：（１）９号指导案例裁判观点“不能以其不是实际控制人或者未实际参加公司经营管理为由，免除清算义务”，与“九民会议纪要”第１４条规定冲突（小股东举证证明其既不是公司董事会或者监事会成员，也没有选派人员担任该机关成员，且从未参与公司经营管理，以不构成“怠于履行义务”为由，主张其不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２）9号指定性案例在认定股东只要“怠于履行义务”就与公司主要财产、账册、重要文件等灭失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与“九民会议纪要”第１５条规定冲突（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举证证明其“怠于履行义务”的消极不作为与“公司主要财产、账册、重要文件等灭失，无法进行清算”的结果之间没有因果关系，主张其不应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1)民提字第269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1)民提字第269号
【提示】公司强制清算案件中对公司实际控制人异议的审查。
【裁判摘要】金叶公司和邯郸烟草公司提出的异议事项已经为生效法律文书确认。是否实际出资在清算中主要是影响其剩余财产分配权，邦泰公司不因此丧失股东地位和申请清算的权利。本院《关于审理公司强制清算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第13条指出：“被申请人就申请人对其是否享有债权或者股权……提出异议的，人民法院对申请人提出的强制清算申请应不予受理。……但对上述异议事项已有生效法律文书予以确认……的除外。”因此，应当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七条第三款关于“公司股东申请人民法院指定清算组对公司进行清算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的规定，受理邦泰公司的强制清算申请。
摘要2：
公司实际控制人概念辨析
摘要1：公司实际控制人概念辨析
摘要2：
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案件若干问题研究
摘要1：【摘要】实践中，公司作为一个“稻草人”，由实际控制人隐身其后进行管理运作的情况，在非上市公司和上市公司中都不乏其例，但这一问题在上市公司中更加突出。由于相关法律规定的滞后，上市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在资本市场“造系”，类似“德隆系”、“复星系”、“格林柯尔系”、“托普系”等采用占款、关联担保、关联交易等多种手段“掏空”上市公司以及从事虚假陈述、内幕交易、操纵市场等证券违法行为的现象一度极为膨胀。
作为对经济生活的回应，修订后的公司法和证券法在借鉴行政监管经验的基础上，对实际控制人的概念、义务与责任等问题作出
摘要2：无
浅析实际控制人对公司债务承担民事责任的适用条件
摘要1：本文围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18条关于公司实际控制人应承担民事责任的规定，结合司法实践，对实际控制人对公司债务承担民事责任的适用条件做简要分析，以期为法院审判实践或者律师办理此类案件提供参考。
本文除引言和结论外，分为两部分。
第一部分标题为“2005年《公司法》原则上不具有溯及力，如果公司清算事由发生在2005年《公司法》实行之前，则不能适用《公司法司法解释二》”，该部分从法律溯及力等角度分析了《公司法司法解释二》第18条的适用条件，并对实践当中两种不同的观点进行分析。
第二部分标题为“债权人依据《公司法司法解释二》第18条要求实际控制人承担民事责任应满足的几个条件”，对在司法实践中适用《公司法司法解释二》第18条应解决的实际控制人问题、债权人是否穷尽针对公司的救济手段以及债权人的主张应符合侵权的构成要件三个问题进行分析。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2)民提字第156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2)民提字第156号
【提示】《公司法》第16条属于管理性规范，不应作为认定担保是否有效的依据：《公司法》第16条属于管理性规范，对违反该规范的合同，原则上不宜认定无效。如将该规定作为效力性规范认定，将会降低交易效率和损害交易安全，危害交易安全，有违诚信原则和公平正义。
【裁判摘要】《公司法》第十六条第二款规定，公司为公司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的，必须经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该条款是关于公司内部控制管理的规定，不应以此作为评价合同效力的依据。担保人抗辩认为其法定代表人订立抵押合同的行为超越代表权，债权人以其对相关股东会决议履行了形式审查义务，主张担保人的法定代表人构成表见代表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裁判规则】鉴于《公司法》第16条规定公司为股东或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必须经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公司对外提供担保时，仍须提供股东会决议，相对人对此负有形式审查义务，但相对人无义务通过鉴定等方式核对股东会决议中股东签名或者盖章的真伪，也没有义务通过工商登记等形式核实股东会决议中股东签章的名称是否为股东会决议作出时的名称。
【裁判要旨1】法定代表人越权对外担保可构成表见代表——担保人抗辩认为其法定代表人越权订立担保合同，债权人以其对相关股东会决议履行了形式审查义务，主张担保人的法定代表人构成表见代表的，法院应予支持。
【裁判要旨2】《公司法》第16条第2款属于管理性强制性规范，不应作为认定合同效力的依据。
摘要2：【入选理由】最高院认为：《公司法》第十六条第二款规定，公司为公司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的，必须经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该条款是关于公司内部控制管理的规定，不应以此作为评价合同效力的依据。担保人抗辩认为其法定代表人订立抵押合同的行为超越代表权，债权人以其对相关股东会决议履行了形式审查义务，主张担保人的法定代表人构成表见代表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本案经最高院提审后，对二审判决予以改判，判决担保有效。
【摘要】招行东港支行在接受担保人担保行为过程中的审查义务已经完成，其有理由相信作为担保公司法定代表人代表行为的真实性。《股东会担保决议》中存在的相关瑕疵必须经过鉴定机关的鉴定方能识别，必须经过查询公司工商登记才能知晓、必须谙熟公司法相关规范才能避免因担保公司内部管理不善导致的风险，如若将此全部归属于担保债权人的审查义务范围，未免过于严苛，亦有违合同法、担保法等保护交易安全的立法初衷。担保债权人基于对担保人法定代表人身份、公司法人印章真实性的信赖，基于担保人提供的股东会担保决议盖有担保人公司真实印章的事实，完全有理由相信该《股东会担保决议》的真实性，无需也不可能进一步鉴别担保人提供的《股东会担保决议》的真伪。因此，招行东港支行在接受作为非上市公司的振邦股份公司为其股东提供担保过程中，已尽到合理的审查义务，主观上构成善意。本案周某某的行为构成表见代表，振邦股份公司对案涉保证合同应承担担保责任。
浙江省慈溪市人民法院（2007）慈民二初字第519号
摘要1：【案号】浙江省慈溪市人民法院（2007）慈民二初字第519号
【问题提示】如何认定合同性质和类型？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未经股东会决议为公司债权提供担保是否有效？
【要点提示】
在判断认定合同类型时，不应仅根据合同名称来认定，更应分析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和合同目的来归类。
《公司法》第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公司为公司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的，必须经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违反该强制性规范的担保合同应为无效。
【裁判要旨】公司法定代表人越权代表公司签章为他人提供担保，其代表行为本身是有效的。但是就代表公司做出的担保行为的效力而言，因为未经过公司股东会或董事会的决议，违反了《公司法》的强制性规定，该担保行为无效。
摘要2：【裁判摘要】
（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条的规定，“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超越权限订立的合同，除相对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超越权限的以外，该代表行为有效。”本案中的原告对于被告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越权行为并不存在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过错，因此，该法定代表人的代表行为有效。但是，此处的代表行为有效是指代表人与被代表人之间的代表关系有效，并不能因此决定代表人所做行为本身的效力。
（２）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公司为公司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的，必须经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这一条款旨在保护公司内部中、小股东的利益不受控股股东的侵害，属于法律上的强制性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的规定，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合同无效。由于本案中被告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签订担保合同的行为未经该公司股东会的决议，因此，本案担保合同因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而无效。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的规定，“主合同有效而担保合同无效，债权人无过错的，担保人与债务人对主合同债权人的经济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债权人、担保人有过错的，担保人承担民事责任的部分，不应超过债务人不能清偿部分的二分之一。”导致本案保证合同无效的原因在于被告公司法定代表人代表本公司对原告债权进行担保的行为未经本公司股东会决议，违反了法律的强制性规定；按照常理，债权人也无需审查债务人与担保人之间的内部关系，原告对担保合同的无效无过错。因此，原告要求被告公司对应支付的货款及利息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诉讼请求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
西宁××农业科技服务有限责任公司与张××、胡××公司实际控制人损害公司利益纠纷一案相关问题解析
摘要1：西宁××农业科技服务有限责任公司与张××、胡××公司实际控制人损害公司利益纠纷一案相关问题解析
摘要2：
关联公司实际控制人串通损害行为诉讼时效起算点——企业法人以关联公司实际控制人扣划款项侵权，因存在不能及时发现的可能性，故不宜以划款当时起算诉讼时效
摘要1：【要旨】企业法人以其关联公司的实际控制人私自扣划其款项构成损害，因存在公司法人机关或其他人员不能对划款行为及时发现的可能性，故不宜以划款当时起算诉讼时效。
【案例】最高人民法院（2004）民二终字第164号《经济犯罪的查处时间与民事诉讼时效》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4)民四终字第51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4)民四终字第51号
【裁判要旨】缔约时出让人不具有标的物处分权的，经权利人追认或者无处分权的人订立合同后取得处分权的，该合同有效。
【裁判摘要】缔约时出让人不具有标的物处分权的事实，并不意味着出让人将来不能取得处分权，亦不妨碍出让人在履约过程中取得处分权并交付标的物。合同法第五十一条“无处分权的人处分他人财产，经权利人追认或者无处分权的人订立合同后取得处分权的，该合同有效”的规定，意在保护财产的真实权利人不会因无处分权人的无权处分行为而受到侵害。该条不能被合同一方当事人用作恶意抗辩合同无效，籍以逃避合同责任的工具。在财产转让合同中，如果将出让人是否具有处分权作为合同效力要件，会产生合同效力状态变动不居并受制于出让人意愿的情形。出让人在因财产权利瑕疵无法履行承诺的义务时，可以无权处分为由不承担合同责任；信赖合同有效而进行交易的相对人之履行利益却得不到相应的保护，此不但会妨碍交易的安全稳定，也不符合民法的基本原则，并容易诱发诚信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三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以出卖人在缔约时对标的物没有所有权或者处分权为由主张合同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出卖人因未取得所有权或者处分权致使标的物所有权不能转移，买受人要求出卖人承担违约责任或者要求解除合同并主张损害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上述规定表明司法实践中对合同法第五十一条的适用范围作了限缩解释，仅适用于处分行为即标的物所有权的转移变更。换而言之，出让人对标的物没有处分权的，其订立的合同仍然有效，但标的物所有权是否发生转移，则处于效力待定状态。该司法解释第四十五条进一步规定：“法律或者行政法规对债权转让、股权转让等权利转让合同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没有规定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合同法第一百二十四条和第一百七十四条的规定，参照适用买卖合同的有关规定。”因此，本案中蒋汉平缔约时是否持有或控制三家矿业公司股权的事实，不影响《收购协议》的效力。
摘要2：【解读１】《合同法》第51条不能被当事人用作恶意抗辩合同无效，借以逃避合同责任的工具——《合同法》第五十一条不能被合同一方当事人用作恶意抗辩合同无效，籍以逃避合同责任的工具。在财产转让合同中，如果将出让人是否具有处分权作为合同效力要件，会产生合同效力状态变动不居并受制于出让人意愿的情形。出让人在因财产权利瑕疵无法履行承诺的义务时，可以无权处分为由不承担合同责任；信赖合同有效而进行交易的相对人之履行利益却得不到相应的保护，此不但会妨碍交易的安全稳定，也不符合民法的基本原则，并容易诱发诚信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三条对合同法第五十一条的适用范围作了限缩解释，仅适用于处分行为即标的物所有权的转移变更。
【解读２】股权转让人非公司股东，但以实际控制人身份签约，股权转让合同并不因此无效。
【解读３】无处分权人事后未取得相应股权，股权转让合同无法实际履行应予解除，受让人请求变更股权的不予支持。
【笔记】公司未经股东会决议为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担保合同对公司是否具有约束力？
摘要1：【要旨】公司未经股东会决议为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如果债权人对股东会决议尽了形式审查义务，债权人系善意第三人，担保合同对公司具有约束力；如果债权人未要求公司出具股东会决议或者未尽股东会决议形式审查义务，债权人并非善意第三人，担保合同对公司不具有约束力。
摘要2：【注解２】公司实际经营人、实际控制人以公司名义对外提供担保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公司依法应承担保证责任。——参考案例：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2)最高法民再115号
公司为公司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的效力问题
摘要1：【最高院民一庭倾向性意见】公司法第十六条第二款的规定属于公司内部的管理性规范，对公司以未经股东会或股东大会决议为由主张对外担保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摘要2：【来源】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公司为公司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的效力问题》，载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编：《民事审判指导与参考》2015年第3辑（总第63辑），人民法院出版社2016年版
【解读】《公司法》第16条及第121条规定的性质属于强制性规定但并非效力性强制性规定。
利用新设公司逃债的，新设公司亦应承担连带责任——公司股东或实际控制人通过设立新公司、平移资产方式逃避债务的，应由新设立公司对原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摘要1：【实务要点】公司股东或实际控制人通过设立新公司、平移资产方式逃避债务的，应由新设立公司对原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案例索引】浙江宁波中院（2016）浙02民终322号《宁波××股份有限公司江北支行诉宁波××齿轮制造有限公司、宁波××机器人有限公司等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实际控制人利用公司逃避债务由新设立公司对原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最高法民终528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最高法民终528号
【裁判摘要】在公司盈余分配纠纷中，虽请求分配利润的股东未提交载明具体分配方案的股东会或股东大会决议，但当有证据证明公司有盈余且存在部分股东变相分配利润、隐瞒或转移公司利润等滥用股东权利情形的，诉讼中可强制盈余分配，且不以股权回购、代位诉讼等其他救济措施为前提。在确定盈余分配数额时，要严格公司举证责任以保护弱势小股东的利益，但还要注意优先保护公司外部关系中债权人、债务人等的利益，对于有争议的款项因涉及案外人实体权利而不应在公司盈余分配纠纷中作出认定和处理。有盈余分配决议的，在公司股东会或股东大会作出决议时，在公司与股东之间即形成债权债务关系，若未按照决议及时给付则应计付利息，而司法干预的强制盈余分配则不然，在盈余分配判决未生效之前，公司不负有法定给付义务，故不应计付利息。盈余分配义务的给付主体是公司，若公司的应分配资金因被部分股东变相分配利润、隐瞒或转移公司利润而不足以现实支付时，不仅直接损害了公司的利益，也损害到其他股东的利益，利益受损的股东可直接依据公司法第二十条第二款的规定向滥用股东权利的公司股东主张赔偿责任，或依据公司法第二十一条的规定向利用其关联关系损害公司利益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主张赔偿责任，或依据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九条的规定向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的规定给公司造成损失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主张赔偿责任。
【法条链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四） 第十五条 股东未提交载明具体分配方案的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请求公司分配利润的，人民法院应当驳回其诉讼请求，但违反法律规定滥用股东权利导致公司不分配利润，给其他股东造成损失的除外。
【要旨】在公司存在可分配利润，满足进行盈余分配的条件下，在大股东滥用多数表决权不通过股东会分红决议，并存在变相分配利润、隐瞒或转移公司利润等滥用股东权利情形下，法院可以在没有股东会决议的情形下强制公司分红。
【解读】小股东请求法院强制分红需要证明以下两点：（１）证明公司存在营利，满足分配利润的前提条件；（２）证明大股东存在滥用多数表决权恶意不分红同时自己却变相分配利润、隐瞒或转移公司利润而对情形，致使小股东的权益受到实质损害。
摘要2：【解读１】法院判决强制分红标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四）》第十五条“但书”规定“股东未提交载明具体分配方案的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请求公司分配利润的，人民法院应当驳回其诉讼请求，但违反法律规定滥用股东权利导致公司不分配利润，给其他股东造成损失的除外。”
【解读２】法院判决盈余分配具体标准：实践中法院往往通过审计鉴定的方法予以确定，且考虑企业所得税和股东个人所得税。
【解读３】法院判决强制分分红不支持加算利息——在强制盈余分配判决生效之前，公司不负有法定给付义务，亦不应计付利息。
【解读４】实际控制人等责任人对于公司盈余分配给付义务承担的是补偿赔偿责任——法定代表人变相分配、隐瞒或转移公司应分配资金，应当在公司到期不能履行盈余分配款给付义务时承担赔偿责任。
【解读５】有证据证明公司有盈余且存在部分股东变相分配利润、隐瞒或转移公司利润等滥用股东权利情形的，诉讼中可强制盈余分配。
【解读６】符合强制分配盈余条件的，不须经股权回购等其他前置程序；当部分股东变相分配利润、隐瞒或者转移利润时应予适度干预。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最高法民再361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最高法民再361号
【提示】非法定代表人的实际控制人有权代表公司签署合同。
【裁判要旨】由于公司实际控制人能够实际支配公司的行为，故实际控制人代表公司签订协议的行为系有权代表行为。
【裁判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一十六条第三项规定：“实际控制人，是指虽不是公司的股东，但通过投资关系、协议或者其他安排，能够实际支配公司行为的人”。根据本案已经查明的事实，创世公司持有沈师桥大酒店60%的股权，为沈师桥大酒店的控制股东，朱某是创世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由此可以认定，朱某通过投资关系，能够实际支配沈师桥大酒店的行为，系沈师桥大酒店的实际控制人。关于朱某与明正公司的关系问题，在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理的新长征公司与创世公司、沈师桥大酒店、明正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中，创世公司、明正公司、沈师桥大酒店在该案中自认该三家公司是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关联公司，但并未明确指明该实际控制人的身份。本院责成明正公司和沈师桥大酒店向本院如实说明朱某是否系明正公司和沈师桥大酒店的实际控制人，被申请人明正公司和沈师桥大酒店虽然称两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另有其人，但并未提供相应的证据加以证明。基于朱某是创世公司的控制股东及其通过投资关系实际控制沈师桥大酒店的事实，本院认定，朱某系通过协议或其他安排能够实际支配明正公司行为的实际控制人。由于朱某系明正公司、沈师桥大酒店的实际控制人，其能够实际支配该两家公司的行为，故朱某代表明正公司、沈师桥大酒店签订案涉《协议书》的行为，系有权代表行为。
摘要2：【解读】公司实际控制人代表公司签订合同，如无其他原因应认定为有权代表。
惠尔普法|实际控制人代表公司对外签订合同行为是否有效？
摘要1：解答：实际控制人是指虽不是公司的股东，但通过投资关系、协议或者其他安排，能够实际支配公司行为的人。 实际控制人虽然不是公司法定代表人，但其能够实际支配公司的行为，故非法定代表人的实际控制人有权代表公司对外签订合同，该代表行为有效。
摘要2：
海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4)青民再终字第5号
摘要1：【案号】青海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4)青民再终字第5号
【裁判要旨】法定代表人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将公司所有的探矿权转让给其关联公司，属于“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情形，转让合同无效。
【裁判摘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一条、第一百四十八条“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得利用其关联关系损害公司利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对公司负有忠实义务和勤勉义务”之规定，梁某某作为青海森源的实际控制人，违反对公司负有的忠实义务，利用作为青海森源和内蒙小红山源森法定代表人的便利及关联关系，将青海森源所有的探矿权以实际支付8790345元的价款转让给内蒙小红山源森，转让价款明显低于涉案探矿权前期完成的勘查投入，损害了青海森源唯一股东香港森源的利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五十三条规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的规定，损害股东利益的，股东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香港森源对损害其利益的行为有权提起诉讼。青海森源和内蒙小红山源森签订的《探矿权变更协议》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项关于“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合同无效”的规定，应属无效。
摘要2：【解读１】公司法定代表人低价转让公司财产给其关联公司，股东可诉请确认转让合同无效。
【解读２】未经股东会同意，法定代表人将公司财产低价转让给关联公司的合同无效。
【解读３】（一）基本案情：（１）青海森源取得探矿权，法定代表人梁某某，香港森源为唯一股东；（２）青海森源董事会决议将探矿权转让给即将成立的小红山森源，香港森源作出董事会决议罢免青海森源所有董事及法定代表人人但未办理工商登记；（３）梁某某成立小红山森源，梁某某为法定代表人，青海森源与小红山森源签订《探矿权变更协议》约定青海森源将探矿权变更为小红山森源，转让价８００万元，并办理了变更登记；（４）香港森源起诉请求确认《探矿权变更协议》无效，一审判决支持无效，二审驳回无效的诉求，再审判决无效。（二）裁判理由：（１）梁某某作为青海森源的实际控制人，违反公司对负有的忠实义务，利用其作为青海森源和小红山森源法定代表人的便利及关联关系，将青海森源所有的探矿权低价转让给小红山森源，损害青海森源唯一股东香港森源的利益，香港森源根据《公司法》第１５３条之规定，股东可以对董高损害股东利益的行为直接提起诉讼；（２）《探矿权变更协议》违反《合同法》第５２条第２项规定应属无效（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香港森源利益）。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最高法民终30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最高法民终30号
【裁判要旨】公司实际控制人将公司收取的款项无充足合理原因转付给与其有关联关系的公司及个人，使公司不能履行债务，损害债权人利益，可类推适用《公司法》第２０条第３款之规定，认定实际控制人对公司承担连带责任。
【裁判摘要】关于杜某某１、杜某某２是否应当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问题。首先，原审判决认定杜某某１、杜某某２是能盛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有事实依据。．．．．．．其次，杜某某１、杜某某２作为能盛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将能盛公司收取的中石化江西分公司的款项无充足合理原因转付给与其有关联关系的能源交通公司、隆泰公司及其个人之后，使得能盛公司在不能履行与中石化江西分公司签订的《购销合同》的情况下，亦无能力及时退还其所收取的中石化江西分公司的购货款，从而严重损害了中石化江西分公司的利益。因此，原审判决类推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条第三款之规定，认定杜某某１、杜某某２应当对能盛公司所负的本案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并无不当。
摘要2：
简法｜实际控制人无合理原因将公司收取的款项转付给关联公司，实际控制人应否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摘要1：解答：公司实际控制人将公司收取的款项无充足合理原因转付给与其有关联关系的公司及个人，使公司不能履行债务，损害债权人利益，可类推适用《公司法》第２０条第３款之规定，认定实际控制人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4)民提字第111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4)民提字第111号
【裁判要旨】公司存在共同被控制的关系，其相互之间的交易可能导致公司利益转移的，构成关联关系及关联交易。
【裁判摘要】关于案涉土地使用权转让是否为关联交易的问题。自紫云山庄公司成立起，至2005年1月罗兰德公司和香港国际公司将紫云山庄公司股权转让给于敬轩之前，罗兰德公司被樊某某、于某某通过香港德奥投资有限公司间接控制，紫云山庄公司为樊某某、于某某通过罗兰德公司和香港国际公司间接控制。此后，至2007年7月20日广东省增城市新塘管委会同意延期办理紫云山庄公司股权变更手续之前，罗兰德公司仍处于于某某、樊某某间接控制之下，紫云山庄公司则为于某某所控制。紫云山庄公司主张1992年的香港律师说明书不能证明2005年到2006年香港德奥投资有限公司的董事仍然是樊某某和于某某，但并无证据予以反证。此外，2006年1月24日，樊某某与于某某签署《约定》，约定双方在处理罗兰德公司资产时必须与紫云山庄公司项下资产捆绑共同整体转让。在2006年9月至2007年3月期间，罗兰德公司与紫云山庄公司法定代表人均为于某某。而本案实际履行的土地转让协议订立于2006年5月30日，有关发票开具于2007年3月至2007年6月期间。上述事实表明，在案涉土地使用权转让期间内，紫云山庄公司与罗兰德公司存在共同被控制的关系，其相互之间的交易可能导致公司利益转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一十六条第四项关于“关联关系，是指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与其直接或者间接控制的企业之间的关系，以及可能导致公司利益转移的其他关系”的规定，原审法院认定罗兰德公司和紫云山庄公司之间具有关联关系，案涉土地使用权转让为关联交易并无不妥。
摘要2：【摘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八条关于“二人以上共同实施侵权行为，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连带责任”的规定，以及该法第十三条关于“法律规定承担连带责任的，被侵权人有权请求部分或者全部连带责任人承担责任”的规定，紫云山庄公司应当在前述其虚构已付但实际并未支付的款项范围内承担连带责任。．．．．．．本院认为，本案所涉罗兰德公司和紫云山庄公司之间共同被控制的关系属于前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一十六条第四项所定义的关联关系，亦为实际控制人利用以损害罗兰德公司利益，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仅以第二十一条规定利用关联关系侵权的责任主体但未包括共同被控制的关联公司的情况下，应参照适用该规定认定共同被控制的关联公司的侵权责任。因此，原审法院依据对案涉不当关联交易的依法认定，参照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一条规定，认定紫云山庄公司应当承担相应侵权赔偿责任并无不妥，本院予以维持。
简法｜母公司为子公司提供担保是否须要母公司机关决议？
摘要1：解答：根据“九民会议纪要”第１９条规定：“存在下列情形的，即便债权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没有公司机关决议，也应当认定担保合同符合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合同有效：．．．．．．（2）公司为其直接或者间接控制的公司开展经营活动向债权人提供担保；．．．．．．”公司为其直接或者间接控制的公司开展经营活动向债权人提供担保无须公司机关决议。因此，母公司为子公司或者实际控制人公司为其控制的公司提供担保无须母公司机关决议。
摘要2：【注解１】（１）《民法典担保制度解释》第８条第２项将《民商事审判会议纪要》第１９条第２项的“公司为其直接或者间接控制的公司开展经营活动向债权人提供担保”改为“公司为其全资子公司开展经营活动提供担保”，进一步限制例外情形的适用；（２）因此，“公司为其全资子公司开展经营活动提供担保”属于免除决议的例外情形，而“公司为其直接或者间接控制的公司开展经营活动向债权人提供担保”不再属于免除决议的例外情形。
【注解２】（１）《民商事审判会议纪要》第１９条第２项的“公司为其直接或者间接控制的公司开展经营活动向债权人提供担保”免决议可能存在利益输送问题；（２）《民法典担保制度解释》第８条第２项改为“公司为其全资子公司开展经营活动提供担保”不存在利益输送问题。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最高法民终298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最高法民终298号
摘要2：【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最高法民申5733号
【裁判摘要】本案中，王某某虽是宜顺公司的高管，但其与马某某系合伙人，有利害关系，在判断王某某是否有理由相信马某某能代表宜顺公司签订案涉《担保合同》时，应当从严把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六条规定：“公司向其他企业投资或者为他人提供担保，依照公司章程的规定，由董事会或者股东会、股东大会决议，公司章程对投资或者担保的总额及单项投资或者担保的数额有限额规定的，不得超过规定的限额，公司为公司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的，必须经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根据原审查明的事实，马某某非宜顺公司法定代表人，亦未得到宜顺公司授权，也没有宜顺公司董事会或股东会议决议同意，在宜顺公司对其行为事后亦未予以追认的情况下，马某某以宜顺公司的名义为其个人收购股权的行为进行担保属于无权代理。王某某与马某某属于利益共同方，对马某某代表宜顺公司签订《担保合同》是否经过宜顺公司授权、为他人提供担保是否经董事会或股东会议决议未予审查，仅凭《担保合同》中宜顺公司的签章即认定马某某有权代表宜顺公司对外从事民事行为，未尽到谨慎注意义务，原判决认定马某某的行为不构成表见代理，并不存在适用法律错误的情形。
简法｜与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具有关联关系公司之间签订合同是否有效？
摘要1：解答：与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具有关联关系两公司之间未经股东会同意签订合同，如董高并非公司实际控制人，不存在控制关系的，合同无效；否则，董高为公司实际控制人，存在实际控制关系的，合同无效。
摘要2：【解读１】未经股东会同意，公司与其董事任职但非实际控制人的其他公司订立合同有效。
【解读２】未经股东会同意，公司与其董事实际控制的其他公司订立合同无效。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4)民四终字第11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4)民四终字第11号
【裁判要旨】以间接持股方式投资并控制公司权益的系公司实际控制人而非隐名投资者。
【裁判摘要】徐某某、吴某某原系置乐集团的股东。置乐集团在我国内地设立了全资子公司置乐公司，并在讼争股权转让协议签订前已经从海工处取得了国有土地使用权。因此，徐某某、吴某某是以间接持股的方式投资并控制置乐公司权益，系置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而非置乐公司的隐名投资者。这种间接持股的方式，不是委托投资，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外商投资企业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一）》第十四条规定的“当事人之间约定一方实际投资、另一方作为外商投资企业名义股东”的委托他人代持股情形，更不存在隐名投资者显名成为股东的问题。徐某某、吴某某请求确认其系置乐公司实际投资人，从而显名成为置乐公司股东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案亦无需进一步查明徐某某、吴某某在置乐公司土地购买及开发过程中投入资金的情况。原审法院未准许徐某某、吴某某的调查取证申请，并无不当。
摘要2：
【笔记】公司为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供担保能否适用无须提供决议之规定？
摘要1：解读：根据《民法典担保制度解释》第８条规定，公司担保无须提供决议的情形仅限于“公司对外担保”情形，不包括关联担保之情形。因此，公司为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不适用无须提供决议之规定。
摘要2：【注解１】（１）《九民会议纪要》第１９条规定：“存在下列情形的，即便债权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没有公司机关决议，也应当认定担保合同符合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合同有效：．．．．．．（4）担保合同系由单独或者共同持有公司三分之二以上有表决权的股东签字同意。”（２）《民法典担保制度解释》第８条第１款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公司以其未依照公司法关于公司对外担保的规定作出决议为由主张不承担担保责任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三）担保合同系由单独或者共同持有公司三分之二以上对担保事项有表决权的股东签字同意。”强调“对外担保”和明确必须是“对担保事项有表决权的股东”（如果是关联担保，则被担保的股东不享有表决权，决议必须由２／３以上享有表决权的股东签字同意）。
【注解２】公司实际经营人、实际控制人以公司名义对外提供担保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公司依法应承担保证责任。——参考案例：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2)最高法民再115号
公司法定代表人、实际控制人如何对限制高消费提异议?（附5个典型案例）
摘要1：【典型案例】
一、对被执行人公司法定代表人采取限制措施后，公司法定代表人发生变更
典型意义：公司作为被执行人，法院可以对其法定代表人采取限制消费措施，在公司法定代表人依法进行公司登记信息变更后，则不能再以公司法定代表人的名义对原法定代表人采取限制消费措施。
二、法院以异议人为被执行人公司法定代表人为由对其采取限制措施后，异议人主张其并非被执行人公司法定代表人，而是其身份信息被冒用成为被执行人公司法定代表人
典型意义：公司作为被执行人，法院可以对其法定代表人采取限制消费措施。对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认定应以工商登记信息为准，异议人主张工商登记信息有误，应通过其他法律途径予以纠正。
三、异议人认为法院对其采取限制消费措施不当，径行提出执行异议
典型意义：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执行工作中进一步强化善意文明执行理念的意见》第18条规定：自然人、法人或其他组织对被纳入失信名单申请纠正的，人民法院应当依照失信名单规定第十二条规定的程序和时限及时审查并作出处理决定。对被采取限制消费措施申请纠正的，参照失信名单规定第十二条规定办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公布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的若干规定》第十二条规定：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对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申请纠正的，执行法院应当自收到书面纠正申请之日起十五日内审查，理由成立的，应当在三个工作日内纠正；理由不成立的，决定驳回。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对驳回决定不服的，可以自决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上一级人民法院申请复议。上一级人民法院应当自收到复议申请之日起十五日内作出决定。
四、法院认定异议人为被执行人公司实际控制人，据此对其采取限制措施后，异议人主张其并非被执行人公司实际控制人
典型意义：该案涉及到“实际控制人”认定的问题。关于公司实际控制人的认定散见于《公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且认定标准并不一致。而在执行程序中没有对“实际控制人”和“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的明确界定，导致实践中认定标准不统一。鉴于现执行工作方面的法律、司法解释没有明确规定实际控制人的认定标准，执行实施和裁判部门可以参照《公司法》第二百一十六条规定的“实际控制人是指虽不是公司的股东，但通过投资关系、协议或者其他安排，能够实际支配公司行为的人”进行认定。
五、法院以异议人为被执行人公司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为由对其采取限
摘要2：
【笔记】公司未经清算即注销登记导致无法进行清算的，债权人有哪些救济途径？
摘要1：解读：（１）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２０条第１款规定，公司未经清算即办理注销登记，导致公司无法进行清算，债权人有权起诉主张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和控股股东以及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对公司债务承担清偿责任；（２）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２１条规定，公司未经清算即办理注销登记，导致公司无法进行清算，申请执行人有权申请变更、追加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和控股股东为被执行人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注释】被执行人公司被吊销执照能否申请追加股东为被执行人？｜（１）被执行人公司被吊销执照不属于《变更追加规定》第２１条规定追加股东为被执行人情形，不能申请追加股东为被执行人；（２）但是，根据《变更追加规定》第２２条规定，如果被执行人公司被吊销营业执照后，其股东、出资人或主管部门无偿接受其财产，致使该被执行人无遗留财产或遗留财产不足以清偿债务，申请执行人申请变更、追加该股东、出资人或主管部门为被执行人，在接受的财产范围内承担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参考案例：最高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20)最高法执复4号
摘要2：【注解１】（１）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２１条规定，被执行人的公司未经清算即办理注销登记，追加清算义务人为被执行人承担连带责任以“导致公司无法进行清算”为条件；（２）被执行公司即使未经清算即办理注销登记，如果仍然可以进行清算的，应不属于可以追加被执行人的情形。
【注解２】（１）申请执行人只申请追加清算义务人其中一人或者数人为被执行人，被追加人提出清偿责任范围抗辩不予支持；（２）被追加人承担责任后可以根据《公司法解释二》第２１条规定另行对其他清算义务人提起诉讼要求按照过错大小分担责任。
【注解３】被执行公司未经清算即注销能否追加实际控制人为被执行人？——（１）《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２１条规定未经清算即注销追加清算义务人为被执行人范围仅限于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和控股股东而不包括实际控制人（《公司法解释（二）》第２０条第１款包括实际控制人），不能追加未经起诉即注销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为被执行人；（２）债权人可以根据《公司法解释（二）》第２０条第１款规定对公司实际控制人提起诉讼，取得执行依据后再申请执行。
【笔记】多方投资协议中股东（实际控制人）应否承担公司转让股权违约责任？
摘要1：解读：多方投资协议只约定公司转让股权违约责任，未约定股东（实际控制人）承担违约责任，股东（实际控制人）无需就公司转让股权承担违约责任。
摘要2：【注解】股东（实际控制人）在多方投资协议上签字就应当承担违约责任吗——（１）在多方投资协议中，投资方一般都会要求股东（实际控制人）作为合同一方当事人并在投资协议上签字，目的是要求股东（实际控制人）对目标公司违约行为承担违约责任；（２）多方投资协议中目标公司违约责任条款中往往忽略约定股东（实际控制人）的违约责任，导致目的落空；（３）因此，在多方投资协议中要求股东（实际控制人）对目标公司违约行为承担责任必须要有明确约定股东（实际控制人）违约责任条款。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2022年全国法院十大商事案件之四——投资人和上市公司股东、实际控制人签订的与股票市值挂钩的回购条款应认定无效
摘要1：最高人民法院发布2022年全国法院十大商事案件之四——投资人和上市公司股东、实际控制人签订的与股票市值挂钩的回购条款应认定无效
摘要2：【解读】二审认为，案涉《修订合伙人协议》系绍兴闰康的合伙人之间签订，但房某某、梁某某系江苏硕世的实际控制人，高科新浚、高科新创借合伙形式，实质上与上市公司股东、实际控制人签订了直接与二级市场短期内股票交易市值挂钩的回购条款，不仅变相架空了禁售期的限制规定，更是对二级市场投资人的不公平对待，有操纵股票价格的风险，扰乱证券市场秩序，属于《民法典》第一百五十三条违反公序良俗之情形，应认定无效，故驳回上诉，维持原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