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2)民提字第208号
【提示】法定代表人以公司财产偿还其个人及个人控制的公司的债务属于违反法定忠实义务的无权代表行为应当认定无效。
【裁判摘要】
1.关于房地产转让协议的性质。该协议的主要内容是机电公司向绣丰公司出让三套房产，机电公司应得价款用以折抵孙某某及其关联企业一得公司的债务，协议还约定了回购条款，如2008年8月底前孙某某还清债务则房产无需过户，故协议性质为以房抵债合同。根据合同法第九十九条和第一百条的规定，抵销的前提条件是当事人互负债务。从本案借款形成过程来看，原始借条是由孙某某以其个人名义出具的，款项未汇入机电公司，故绣丰公司和机电公司之间不存在借贷合意。绣丰公司法定代表人林××在接受慈溪市公安局调查时也明确认可款项是出借给孙某某的。绣丰公司主张机电公司为共同借款人的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由于机电公司和绣丰公司没有互负债务，不能产生债权债务抵销的后果，因此房地产转让协议约定折抵的实质是由机电公司通过以房抵债的方式为孙某某及一得公司清偿债务，而非房产买卖。
2.关于孙某某以机电公司名义签订协议的效力。《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八条规定：“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对公司负有忠实义务和勤勉义务。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得侵占公司的财产。”法定代表人不得利用职权，以公司财产为其个人偿还债务，是公司法规定的忠实义务的基本要求，不论公司章程是否作出特别规定。本案孙某某私刻公章，以机电公司财产偿还其个人及个人控制的一得公司的债务，属于违反法定忠实义务的无权代表行为。
关于孙某某无权代表行为的对外效力。我国合同法第五十条规定：“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超越权限订立的合同，除相对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超越权限的以外，该代表行为有效。”相对人是否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法定代表人越权，应当结合法律规定、交易的性质和金额以及具体交易情境予以综合判定。假定孙某某作为法定代表人以机电公司名义转让房产，绣丰公司向机电公司支付相应转让款，此属于公司正常的经营活动，即使机电公司内部章程对孙某某代表权有限制性规定，也不具有对抗外部相对人的效力。然而本案所涉的协议条款使机电公司只承担巨额债务而不能获得任何对价，不属于公司正常的经营活动，且孙某某同时代表公司和个人签约，行为后果是
摘要2：【续】将公司利益转移给个人，具有明显的超越代表权的外观。《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六条第二款规定：“公司为公司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的，必须经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该条款说明公司法对关联担保这种无对价的特殊交易，对代表权做了限制性规定，必须经股东会同意。为股东及法定代表人清偿债务的性质较关联担保更为严重，公司直接对外承担债务而不能取得经营利益，如未经股东会同意，将构成侵占公司财产的行为。绣丰公司知晓机电公司由几名股东组成，并专门聘请律师草拟协议，在孙某某不能提供股东会同意证明的情形下，绣丰公司根据协议内容理应知道孙某某的行为不是为机电公司经营活动所从事的职务行为，而是违反公司法强制性规定的侵占公司财产行为。绣丰公司以协议和委托书加盖了机电公司公章为由主张善意信赖孙某某代表权的理由不能成立。综合考虑本案的交易过程和事实，绣丰公司应当知道孙某某的签约超越代表权限，绣丰公司不属于合同法第五十条保护的善意相对人，浙江高院认定孙某某代表行为无效、房地产转让协议不能约束机电公司并无不当。机电公司对本案协议的签订并不知情，对孙某某私刻公章的行为也不具有管理上的失职，绣丰公司要求机电公司依据房地产转让协议承担责任的诉请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
【解读１】法定代表人以公司财产偿还其个人及个人控制的公司的债务属于违反法定忠实义务的无权代表行为应认定无效——法定代表人不得利用职权，以公司财产为其个人偿还债务，是公司法规定的忠实义务的基本要求，不论公司章程是否作出特别规定。相对人是否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法定代表人越权，应当结合法律规定、交易的性质和金额以及具体交易情况予以综合判定。
【解读２】机电公司对本案协议的签订不知情，对孙某某私刻公章的行为也不具有管理上的失误，机电公司不承担责任。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3)民申字第286号
【裁判要旨】公司未经法定程序在其他股东未分红的情况下，单独给某一股东预期分红，作为买断其股权的对价，存在损害其他股东和公司债权人合法权益的可能性，属于“其他未经法定程序将出资抽回的行为”，应认定为抽逃出资。
【裁判摘要】关于赵某某是否为中智公司股东的问题。赵某某虽然自本案成诉以来一直否认自己为中智公司股东，主张任某某才是公司合法股东，变更股东的工商登记材料系公司相关人员伪造。但赵某某的上述异议业已经过沈阳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辽宁省工商行政管理局行政核准和复议，确认中智公司股东、股权变更登记行为为合法有效。2009年3月27日赵某某向中智公司出具内容为“今收到辽宁中智房屋开发有限公司返还投资借款人民币壹仟伍佰万元整，收到分红款含税壹仟万元整，打入我账号：海南南疆建筑工程公司沈阳分公司(海南军海建设有限公司沈阳分公司)124904434210501注：共计收到人民币贰仟伍佰万元整”的《收条》，一审诉讼期间赵某某于2011年4月23日以股东身份向中智公司提交《股东查阅公司会计账簿申请书》要求行使股东知情权，2011年6月21日赵长勋又以中智公司为被告，向沈阳市和平区法院提起诉讼请求行使股东知情权称“2008年1月本人成为公司股东后，公司从未通知本人参加一次股东会”等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链，足以证明任某某已将其股份转让给了赵某某，且赵某某已通过多次要求行使股东权利的行为承认了自己的股东身份。据此，一、二审判决认定赵某某具有中智公司股东身份，具有充分的事实根据。赵某某否认自己的股东身份，有悖诚信，本院对此不予支持。至于任某某是否应参加本案诉讼。由于任某某的身份为中智公司前股东，故其在本案中已不具备当事人主体资格。一、二审未追加其为本案当事人，程序上并无不妥。赵某某申请再审认为本案存在遗漏当事人的理由不能成立。
摘要2：【摘要】股东分红依法应由股东会作出决议。本案中，中智公司未经法定程序，在其他股东未分红的情况下，单独给付赵某某预期分红，作为买断其股权的对价，存在损害其他股东和公司债权人合法利益的可能性。鉴于中智公司退还赵某某1500万元股权投资款和1000万元红利后，双方没有办理相应的减资或股权变更手续，赵某某亦否认上述行为为退股，从而导致赵某某在已没有实际出资的情况下仍具有股东身份并继续享有股东权利。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二条之规定，赵长勋的上述行为属于“其他未经法定程序将出资抽回的行为”，应认定为抽逃出资。而对于该抽逃出资的行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七条之规定，有限责任公司股东抽逃出资的，公司可以对其利润分配请求权、新股优先认购权、剩余财产分配请求权作出相应的合理限制。一、二审法院在中智公司起诉主张赵某某或者归还2500万元投资款和红利、或者股东权利受到限制的情况下，判令赵某某在没有补足应缴出资款前限制其相应的股东权利，依据充分，亦未超出中智公司的诉讼请求。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02）民二终字第2号
【裁判规则】价款或者报酬条款是有偿转让合同的必备条款，缺少该条款合同不成立。双方签订的股东转让协议因缺少有偿转让合同的必备条款股权转让价款而未成立，该协议对股东与受让人不能产生法律约束力。转让人主张协议不成立而申请撤销的应予支持。
【裁判摘要】
①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二条规定，有偿合同应当约定价款或报酬。该法第六十一、六十二条规定，当事人就价款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的，可以协议补充；不能达成补充协议的，按照合同有关条款或交易习惯确定；仍不能确定的，按照订立合同时履行地的市场价格履行。故价款或报酬是有偿合同的必备条款，缺少该内容，合同则无法履行。
②公司股份不同于有形财产，其价值由多种因素构成，如固定资产和流动资金、知识产权或专有技术以及产品赢利能力和人员素质等。只有经过评估机构专门评估后，公司股份的价值才能体现或接近客观真实，在该基础上约定股份转让对价，才能体现当事人签订股份转让协议的真实意愿。本案股份转让协议因无对价约定，无法履行而未成立，缔约双方因协议不成立各自应承担相应责任。当事人以《股份转让协议》未就主要条款达成合意、协议未成立为由，请求撤销原判，本院予以支持。合同生效与否、有无效力，皆应以合同成立为前提，没有成立的合同，自开始即对当事人没有约束力。
摘要2：【解读１】股份转让协议因无对价约定、无法履行而未成立，缔约双方应各自承担责任。
【解读２】股份的价值不可能按交易习惯和合同订立时履行地的市场价格来确定。
摘要1：【案号】（2006）潮阳民二初字第111号
【裁判要旨】股份转让合同的双方当事人都是名义股东，其签订的股份转让合同并非基于“原告转让股权、被告支付对价”的意思表示，故双方所签订的合同无效。
摘要2：
摘要1：——债务承担的认定及责任承担
【案号】最高人民法院（2005）民二终字第217号
【提示】当事人使用其更名前的名称、单位公章签订合同不影响合同效力。
【裁判摘要】当事人使用其更名前的名称以及更名前的单位公章签订合同，虽违反了《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第26条关于更名企业名称和印章使用的相关规定，但究其实质，由于更名前与更名后的企业实属同一主体，且对于本案所涉债务，更名后的公司在一、二审均予以认可，故不应因当事人使用公章及名称上具有表面瑕疵而否认所签订协议的效力。
【裁判意见】使用其更名前的名称以及更名前的公章签订的合同，由于更名前后的企业属同一主体，不因该行为具有表面瑕疵影响合同效力。
【裁判要旨】当事人明确约定或表示原债务人退出原债权债务法律关系，或者根据合同约定可以确切推断原债务人退出原债权债务关系，方可认定成立免责性的债务承担。
【裁判规则】保证人承担责任后享有追偿权，判决主文应予明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的42条规定，法院判决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或赔偿责任的，应明确保证人享有《担保法》第31条规定的对主债务人享有追偿权。
【要旨1】根据《合同法》第32条规定，合同经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后生效。在公章真实的情况下，当事人以法定代表人签字系伪造或法定代表人的内部越权行为而否定对外所签协议效力的，不予支持。
【要旨2】
①不具有接受管理资产资质的一方接受委托人资金，以投资方式进行资产委托管理，并承诺给予固定利息回报，已构成对特许经营的金融业务介入，名为委托理财，实质属企业间借贷，依法应认定无效。
②基于无效的主债务合同的资金返还的担保约定有效——委托理财合同产生的债务依约已变为委托人与受托人之间的一般性债权债务，基于该债务返还所签订的保证担保协议具有独立性，非依附于前面的委托合同而存在，故委托理财合同效力对担保合同效力不产生实质影响。
摘要2：【解读】债务加入的有效条件是承担人自愿，法律、行政法规并未规定承担债务必须获取相应对价。
- 日期： 09-04 04:42
- 作者：陈其象律师
- 标签：
超出诉讼请求
摘要1：——转包合同是否有效？项目部无权而盖章的行为能否构成表见代理？
【案号】最高人民法院 再审 （2012）民再申字第302号
【裁判要旨1】关于转包合同是否有效——发包人将其开发建设的涉案工程发包给分包人，分包人分包给转包人，转包人又与张某签订《建设工程劳务内部承包合同》，以内部承包的方式将工程转包给张某个人，分包人与转包人、转包人与张某的合同均约定结算价为每平方米315元，一审、二审、再审法院均认为张某不具备建筑劳务施工资质，转包人与张某签订的合同无效，张某作为实际施工人，可向转包人、违法分包人主张工程款。
【裁判要旨2】关于调增的劳务单价应否支持的问题。原再审法院已查明，张某系按图施工，故不存在增项的问题。关于已完成工程量，《工程量统计表》已作出统计，分包人、转包人盖章认可，应作为计算工程量的依据。至于劳务单价的调增问题，转包人项目部先后向分包人发出《关于非建筑面积及建筑物超高、超厚计价和保证金处理的报告》；转包人向分包人提交《关于调整劳务费的报告》，要求调增劳务费，分包人先后书面回复，同意部分调增，回复上盖有分包人项目部的印章。依据一审、二审、再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分包人发出的《公告》并发送给转包人。《公告》载明“我公司因生产经营的需要，现变更同景国际城H组团工程项目部章，原项目部章到2008年5月16日起作废”，新章上刻有“此章签订合同无效”字样，分包人项目部上述两份回复加盖的印章即是此章。
合同当事人关于价款的约定是订立合同的重要条款，对价款的调整属于合同内容的重大变更，是对当事人权利义务的重新约定，属于签订合同的范畴。因此，在项目部无权对外签订合同的情况下，其盖章认可的价款变更，未经分包人追认，不具有法律效力。此外，分包人与转包人签订《协议书》，约定“双方以原合同及签证为据计算转包人已完成工程劳务费，分包人将能够统一的部分工程欠款向转包人付清；双方不能统一的部分如协商不能达成一致意见，由转包人向南岸区人民法院起诉，结果以法院判决为准。”进一步证明分包人认可按合同价支付，并未认可调增价款。张某在该协议书上签字，对此亦是确认的。因此，张某关于分包人应支付调增劳务费的主张依据不足，不予支持。
摘要2：【裁判要旨3】关于是否超出诉讼请求的问题——张某主张，分包人原申请再审时并未就表见代理提出意见，原再审判决却径行认定“项目部超越公司授权持此印章进行回复的行为不能构成表见代理”，超出了当事人诉讼请求。法院认为，分包人原再审申请书中，已经提出项目部无权代表公司对价款进行变更，不认可项目部对劳务费调增事项回复的效力，与否认项目部构成表见代理是相同的意思表示，故原再审判决否定项目部构成表见代理，认定项目部的回复行为对分包人没有约束力，不属于超出诉讼请求的情形。
摘要1：——股东优先购买权的行使应以股权转让形成合意为前提
【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2)民抗字第32号
【提示】行使股东优先购买权应以股权转让形成达成合意为前提——股东优先购买权的行使，应以原股东与第三人就转让价款数额、付款时间及方式在内的完整对价达成合意为前提。
【裁判要旨】股东行使优先购买权的前提是，拟出让股东与股东以外的人已就股权转让达成合意，该合意不仅包括对外转让的意思表示，还应包括价款数额、付款时间、付款方式等在内的完整对价。即使出让股东与第三人达成协议，在其他股东不同意对外转让的情况下亦得反悔，出让股东与第三人之间的股权转让行为可能因此产生构成违约、缔约过失或正当解除等法律后果，但此时股权外流的风险已消除，其他股东亦不得就此再行使优先购买权。
【裁判规则】股东优先购买权的本质是一项消极、防御性质的权利，即用于防御股东以外的人（在未获其他股东同意的情况下）加入公司的情形。其积极权能（即其他股东收购拟出让股权）是附属于上述消极权能的，其作用仅在于避免出现僵局。因此，当股权外流的情形实际发生时，优先购买权方有行使的必要，该项情形未发生时，不必通过优先购买权加以修正。且股东优先购买权的成立条件，需拟出让股东与股东以外的人已经就股权转让达成合意，该合意不仅包括对外转让股权的意思表示，还应包括价款数额、付款时间、付款方式等内在的完整对价。
摘要2：【裁判摘要】股东优先购买权是相比于股东以外的买受人而享有的优先权，因此，股东行使优先购买权的前提是，拟出让股东与股东以外的人已经就股权转让达成合意，该合意不仅包括对外转让的意思表示，还应包括价款数额、付款时间、付款方式等在内的完整对价。而在本案中，虽然在股东会前全体股东均被通知，将于下午与股东以外的受让人签约，但在股东会上，受让人并未到场，也没有披露他们的身份或者与他们签订的合同，因此，直至股东会结束签署决议时，对外转让的受让方仍未确定，股东行使优先购买权的前提也未成就。瞿某某认为其在股东会决议上签署要求行使优先购买权的意见，即为实际行使优先购买权，与法律规定不符。
【解读１】股权转让人仅作出股权转让意思表示，未形成完整对价，其他股东优先权的“同等条件”未成就——股权转让人仅作出股权对外转让的意思表示，未形成包含转让价款、付款时间、付款方式等在内的完整对价，且对外转让的受让方也未确定，则其他股东享有优先权的“同等条件”可视为未成就。
【解读２】行使优先购买权需要满足两个条件——”出卖“和”同等条件“，即转让股东与第三人已经就股权转让达成合意，此合意具有对外转让的意思表示；还包括付款时间、付款方式、价款数额等在内的完整对价。
（１）本案直至股东会结束签署决议时对外转让的第三人仍未确定，出让股东并无”出卖“行为，其他股东行使优先购买权的前提未成就；
（２）出让股东以对外转让的意思表示并征求其他股东意见时，该意思表示本身并非合法意义上的转让股权的要约，被征求意见的股东亦不能就此作出承诺，如被征求意见的股东不同意，拟出让的股东可以自行撤回该项意思表示；
（３）即使出让股东与第三人达成协议，在其他股东不同意对外转让的情况下亦得反悔，此时股权外流的风险已经消除，其他股东不得就此再行使优先购买权。
摘要1：——划拨土地使用权增值部分的补偿
【案号】最高人民法院（2013）民一终字第47号民事判决书
【提示】政府依法收回划拨土地使用权后对原划拨土地使用权人的补偿不是划拨土地使用权本身的对价。
【裁判要旨】国有土地使用权的取得有出让取得和划拨取得两种。当事人从政府手中划拨取得土地使用权无需按市场价格支付土地使用权出让金，相应的，政府从当事人手中收回划拨土地使用权亦无需支付该土地使用权的对价。划拨土地的公益性决定了其本身没有市场价值，只有在变更为出让土地后才存在所谓的市场价格。进而，划拨土地使用权也不会随着市场供求关系变化发生价值增减，只是在根据个案实际情况对其地上建筑物、其他附着物，给予原划拨土地使用权人的适当补偿。该补偿款既非划拨土地使用权的市场价，亦非所谓的划拨土地使用权的增值，更不是用划拨土地使用权出资后的投资收益。
摘要2：【摘要】利息作为法定孳息，一般不属于违约责任的范畴。既然《协议书》已经被认定为无效，那么根据合同法第五十八条之规定，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具体到本案中，省总工会已通过无效的《协议书》取得了华丽公司给付的3200万元。这笔款项因《协议书》无效应返还给华丽公司。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一十六条第二款“法定孳息，当事人有约定的，按照约定取得；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按照交易习惯取得。”之规定，既然双方当事人已在《遗留协议》中约定省总工会收到政府土地补偿金之后，返还华丽公司3200万元补偿金及相当于银行同期贷款利息，那么一审法院关于返还义务不仅包括华丽公司的投资款本金也包括相应的利息的认定则并无不当。
【来源：《人民政府依法收回划拨土地使用权后对原划拨土地使用权人的补偿不是划拨土地使用权本身的对价，不包括对划拨土地使用权增值部分的补偿——上诉人山东省总工会、上诉人山东省青岛工人疗养院与 被上诉人山东省青岛华丽房地产有限公司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转让合同纠纷案》，载《民事审判指导与参考》2014年第3辑（总第59辑），人民法院出版社2015年版，第183-187页】
摘要1：【实务要点】占有可以适用执行回转程序——据以生效的法律文书被撤销或被变更，对已被执行的财产包括对物的占有可执行回转。执行回转标的物系特定物且已灭失的，应按原来执行该特定物时的市场价值折价抵偿。对占有的事实状态无法折算为具体的财产对价的，权利人可另行提起民事诉讼或行政诉讼要求赔偿。
【案例索引】最高人民法院（2013）执监字第37号《浅析占有的执行回转问题——祁某某与中国农业银行张掖分行房地产转让合同纠纷案分析》
摘要2：【裁判要旨】据以生效的法律文书被撤销或被变更，对已被执行的财产，法院可依新的生效法律文书，恢复原被执行人的占用。执行回转标的物系特定物且已灭失的，应按原来执行该特定物时的市场价值折价抵偿。对占用的事实状态无法折算为具体的财产对价的，权利人可另行提起民事诉讼或行政诉讼要求赔偿。
- 日期： 06-24 07:17
- 作者：陈其象律师
- 标签：
摘要1：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关于对《价格法》中的“经营者”如何认定的复函（二00三年九月十八日 发改办价格[2003]884号）
【摘要】
一、在价格行为上依照《价格法》的规定享有权利的经营者，应当是依法取得经营资格的合法经营者。
二、依照《价格法》第二条关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发生的价格行为，适用本法”的规定，凡在经营活动中有《价格法》规定的应受处罚的价格违法行为，不论违法者是否依法取得经营资格，都应依法处罚。
摘要2：
摘要1：【裁判要点】国有企业改制为有限责任公司，其初始章程对股权转让进行限制，明确约定公司回购条款，只要不违反公司法等法律强制性规定，可认定为有效。有限责任公司按照初始章程约定，支付合理对价回购股东股权，且通过转让给其他股东等方式进行合理处置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摘要2：【摘要１】“人走股留”的规定符合有限责任公司封闭性和人合性特点——大华公司章程将是否与公司具有劳动合同关系作为取得股东身份的依据继而作出“人走股留”的规定，符合有限责任公司封闭性和人合性的特点，亦系公司自治原则的体现，不违反公司法的禁止性规定。
【摘要２】限制股权转让而非禁止股权转让的章程规定有效——大华公司章程第十四条关于股权转让的规定，属于对股东转让股权的限制性规定而非禁止性规定，宋某某依法转让股权的权利没有被公司章程所禁止，大华公司章程不存在侵害宋文军股权转让权利的情形。
【摘要３】公司不能成为抽逃出资的主体，公司回购股权并构成抽逃出资——《公司法》第七十四条所规定的异议股东回购请求权具有法定的行使条件，即只有在“公司连续五年不向股东分配利润，而公司该五年连续盈利，并且符合本法规定的分配利润条件的；公司合并、分立、转让主要财产的；公司章程规定的营业期限届满或者章程规定的其他解散事由出现，股东会会议通过决议修改章程使公司存续的”三种情形下，异议股东有权要求公司回购其股权，对应的是公司是否应当履行回购异议股东股权的法定义务。而本案属于大华公司是否有权基于公司章程的约定及与宋某某的合意而回购宋某某股权，对应的是大华公司是否具有回购宋某某股权的权利，二者性质不同，《公司法》第七十四条不能适用于本案。．．．．．．另外，《公司法》所规定的抽逃出资专指公司股东抽逃其对于公司出资的行为，公司不能构成抽逃出资的主体，宋某某的这一再审申请理由不能成立。
【解读１】公司章程可在不违反公司法等法律强制性规定条件下对股权转让进行限制。
【解读２】有限责任公司可按照初始章程约定以合理对价回购股权。
【解读３】国有企业改制为有限责任公司，其初始章程对股权转让进行限制，明确约定公司收购条款，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的应为有效。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最高法民终181号
【裁判要旨】企业资不抵债、濒临破产时无偿划转股权给他人，具有逃废债务故意，接收人未支付合理对价的，应当对债权人承担赔偿责任。
【裁判摘要】《侵权责任法》保护民事主体合法的人身权益和财产权益。依法成立并生效的债权属于债权人合法的财产权益，受法律保护，任何人不得随意侵犯。债权发生在特定当事人之间，缺乏公示性。一般情况下，债权人应通过合同救济主张权利。认定合同当事人以外的第三人承担侵权赔偿责任，应从严把握。当债权人权利救济途径已经穷尽，债权债务关系之外的第三人如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债权债务关系存在，且违反以保护该债权为目的的法律、法规及其他规范性法律文件或者违背公序良俗，造成债权人合法权益受到侵害，行为人承担相应的补充赔偿责任。
摘要2：吉林市中小企业信用担保集团有限公司、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吉林省分公司侵权责任纠纷、股东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责任纠纷再审审查与审判监督民事裁定书
【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最高法民申1952号
摘要1：【实务要点】双方当事人协商一致同意解除合同，但对解除合同的对价并未达成一致，不能认定当事人以协议形式解除了合同。
【案例索引】最高人民法院（2015）民一终字第156号《当事人以协议形式解除合同应对解除的对价达成一致》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最高法民再357号
【提示】公司可根据公司章程或股东会决议对瑕疵出资股东的股权权利作出合理限制。
【裁判要旨】公司限制未履行出资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或者抽逃出资股东的利润分配请求权、新股优先认购权、剩余财产分配请求权等股东权利，应当同时具备以下条件：一是股东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或者有抽逃出资的行为；二是应当根据公司章程或者股东会决议作出限制。
【摘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六条规定：“股东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或者抽逃出资，公司根据公司章程或者股东会决议对其利润分配请求权、新股优先认购权、剩余财产分配请求权等股东权利作出相应的合理限制，该股东请求认定该限制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根据该规定，限制股东利润分配请求权、新股优先认购权、剩余财产分配请求权等股东权利，应当同时具备以下条件：一是股东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或者有抽逃出资的行为；二是应当根据公司章程或者股东会决议作出限制。首先，如前所述，乐生南澳公司并非未履行出资义务，而是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其次，亿湖公司的章程中并未明确规定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的股东将被限制股东权利。第三，．．．．．．故当次董事会决议无效。．．．．．．因此，亿中公司、亿湖公司根据亿湖公司董事会决议，请求限制乐生南澳公司相应的股东权利，不能得到支持。一、二审判决认定乐生南澳公司不享有亿湖公司的利润分配请求权、新股优先认购权、剩余财产分配请求权等股东权利，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予纠正。
摘要2：【法条链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六条规定：“股东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或者抽逃出资，公司根据公司章程或者股东会决议对其利润分配请求权、新股优先认购权、剩余财产分配请求权等股东权利作出相应的合理限制，该股东请求认定该限制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解读】在认定股东是否履行出资义务时应区分股东履行出资义务的行为和因履行出资义务而对外支付对价的行为。
（１）乐生南澳高速的出资义务时以土地使用权作为出资方式而非以资金作为出资方式；
（２）乐山南澳高速的出资义务时提供９.３亩土地使用权，而仅提供了５.６５亩土地使用权系从南澳宣传部取得，根据相关协议约定应当向南澳宣传部支付对应的对价，实际系由目标公司亿湖公司代为履行，由此形成了亿湖公司对乐生南澳公司相应的债权。
（３）一、二审法院混淆了股东履行出资义务的行为和因履行出资义务而对外支付对价的行为，仅以亿湖公司获得5.65亩土地使用权的对价实际系由亿湖公司支付为由，认定乐生南澳公司未履行出资义务，认定事实错误，应予纠正。
【解读１】限制股东利润分配请求权、新股优先认购权、剩余财产分配请求权等股权权利应同时具备以下条件：
（１）股东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或者有抽逃出资的行为；
（２）应当根据公司章程或者股东会决议作出限制。
【解读２】股东认缴的出资未届履行期限：
（１）未缴纳部分的出资是否享有以及如何行使表决权等应根据公司章程、股东（大）会的决议来确定；
（２）公司章程没有规定、股东（大）会没有作出决议的，应当按照认缴出资的比例确定股东的表决权。
摘要1：解读：股权转让合同约定代偿公司债务是受让股权对价的一部分，该约定并不违反法律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依法有效。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民二终字第320号
【裁判摘要１】虽然案涉《股权转让协议一》、《股权转让协议二》约定800万元股权转让价，目的在于办理股权变更工商登记手续并规避国家有关税收，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项“损害国家、集体、第三人利益的合同为无效合同”之规定，原审判决认定为无效合同正确。但该两份协议中体现的当事人转让与受让新鸿基公司股权系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属于客观事实，当事人将该意思表示延展到《股权转让补充协议书》中，订立《股权转让补充协议书》的直接目的就是股权转让。从《股权转让补充协议书》的内容看，系围绕转让新鸿基公司全部股权展开，包括股权转让价格与支付办法、受让方的股权比例分配、定金条款、公司项目资料、公章等财产的移交、新鸿基公司债权债务的处理、违约责任等等。原审判决认定该《股权转让补充协议书》系股权转让性质正确。
【裁判摘要２】至于案涉土地使用权转让问题，蓝某某、张某通过签订一系列案涉协议受让新鸿基公司股权，从而达到开发土地并获利的最终目的，因而在《股权转让补充协议书》第一条首先约定了“项目概况”，但这并不影响《股权转让补充协议书》系股权转让性质的结论。案涉土地原由案外人燕子岩公司享有土地使用权，至2010年4月14日，四份土地使用权证已办理至新鸿基公司名下，并由新鸿基公司在该土地上开展“在水一方”项目建设。两年后的2012年11月，本案双方当事人才签订股权转让相关协议，因此，违法办理土地更名问题存在与否与蓝某某、张某签订案涉协议是否受欺诈并无直接因果关系；而土地更名中的问题因属于国家土地管理部门行政管理范畴，不能成为案涉《股权转让补充协议书》应予撤销的理由，且蓝某某、张某未提供案涉土地违法更名的相应证据，故蓝某某、张某以案涉土地违法更名为由主张案涉《股权转让补充协议书》应予撤销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裁判要旨】当事人约定实质将新增土地价款作为股权转让的部分对价，并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应认定有效。
【摘要】《股权转让补充协议书》中明确约定“土地的价格为每亩80万元，新增土地待取得土地证后另行计算，仍按每亩80万元交易”，当事人如此约定，实质是将新增土地价款作为股权转让的部分对价。雷某某等四人作为新鸿基公司原全体股东，系《股权转让补充协议书》签订主体，其签订协议的行为当然代表了新鸿基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该条款内容并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应认定为合法有效，原审认定该条款无效，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予以纠正。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最高法民再168号
【裁判要旨】名义股东擅自处分代持股权造成实际出资人损失，公司明知仍为其办理股权转让手续，应当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裁判摘要】本案中，凤凰时装厂作为名义股东，未经实际出资人春晖贸易公司同意，擅自处置登记在其名下、由春晖贸易公司实际所有的100万股新沂农商行股份，致使春晖贸易公司合法利益遭受侵害。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以下简称《公司法解释三》）第二十五条第二款“名义股东处分股权造成实际出资人损失，实际出资人请求名义股东承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之规定，凤凰时装厂依法应当向春晖贸易公司承担赔偿责任。新沂农商行明知春晖贸易公司系新沂农商行100万股股份实际出资人，且春晖贸易公司与凤凰时装厂正在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仍然与凤凰时装厂协商以案涉股份折价抵偿凤凰时装厂担保债务，并迅速办理案涉股份的变更登记手续。新沂农商行没有证据证明其曾经就上述事项通知并征求春晖贸易公司的意见，其与凤凰时装厂擅自处分春晖贸易公司实际所有股份、造成春晖贸易公司损失的共同故意十分明显，应当与凤凰时装厂对春晖贸易公司因此遭受的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二审判决认定新沂农商行对春晖贸易公司的损失承担补充赔偿责任，适用法律错误，应予纠正。
【解读】公司与名义股东对造成实际出资人损失存在共同故意的情况下，应当对实际出资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裁判规则】名义股东擅自处分代持股权造成实际出资人的损失应为实施侵害行为之时股份的对价。
摘要2：【原审判决】一、凤凰时装厂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春晖贸易公司损失375万元及利息（自2011年8月28日至判决确定的履行义务之日止，以375万元为本金，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标准计算）；二、在凤凰时装厂不能清偿上述债务的范围内，由新沂农商行承担补充赔偿责任；三、驳回春晖贸易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再审判决】（一）撤销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2014）苏商终字第00419号民事判决及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徐商初字第0019号民事判决；（二）新沂市凤凰时装厂于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赔偿江苏春晖国际贸易有限公司600万元及利息（自2011年8月28日起至本判决确定的义务履行完毕之日止，以600万元为本金，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三）江苏新沂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对上述第二项承担连带责任；（四）驳回江苏春晖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民二终字第340号
【裁判要旨】受让人以公司债权转让作为股权转让对价未损害股东合法权益，且受让人已实际代公司对外清偿债务，无案外债权人提出异议的，应为有效。
【裁判摘要】
（１）2004年9月30日，曹某某与张某某签订了一份《协议书》，约定曹某某（备注：出让方）将其持有的万隆钢铁公司的全部股权转让给张某某（备注：受让方），转让价款为740万元。该协议系双方当事人真实的意思表示，且不违法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应认定为有效。
（２）2004年9月30日，张某某将万隆钢铁公司对万隆房产公司的540万债权转让给曹某某（备注：债权受让方），并向曹某某出具了一份盖有万隆钢铁公司印章的《承诺书》，内容为：承诺人同意将其在万隆房产公司的540万债权转让给曹某某，作为张某某支付曹某某的股权转让款项，相关手续由承诺人办理。
（３）原审判决认定，张某某不能擅自将公司的财产用以偿还个人债务，张某某的行为违反了《公司法》第二十条的规定，损害了公司和其他股东及公司债权人的利益，张某某的行为也是不能被法律认可的。该认定实质是否定了540万元付款《承诺书》的效力。
（４）．．．．．．万隆钢铁公司的全体股东已经以签订《承诺书》以及内部决议的方式认可了公司的债权转让行为。张某某作为万隆钢铁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在《承诺书》上加盖公司印章的行为已经得到了全体股东的授权。故案涉债权转让行为并未损害万隆钢铁公司四名股东的合法权益。由此产生的张某某应当向万隆钢铁公司偿还其所获得的利益，因张某某已实际代万隆钢铁公司对外清偿了债权人的债务，且无案外债权人对本案债权转让行为持有异议，故可以认定该债权转让行为亦未损害万隆钢铁公司以及公司债权人的利益。综上分析，曹某某以《承诺书》违反了公司法的相关规定而应当认定为无效的抗辩理由不能成立。
摘要2：【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7)最高法民申487号
【要旨】受让人已经支付大部分股权转让款，余款未付不构成根本违约，不应解除合同。
【摘要】双方约定股权转让款为740万元，张某某已经支付了540万元，尚欠200万元未予支付，应当构成一般性违约。本案《协议书》约定，“如到期张某某未付清全部款项，曹某某有权选择依本协议索要相关款项或者继续行使余款的相应股权”。根据两审查明的事实，张家口德泰全特种钢铁集团有限公司的股权结构已经发生重大改变，一方面股东情况由出让时的四个自然人股东变更为现有的两个；另一方面，注册资金也由股权转让时的1800万元变更为现有的5000万元，且均经过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根据双方的实际履行情况，应认定股权转让合同的目的已经基本实现。曹某某起诉请求解除双方签订的《协议书》，判令张某某返还价值10260万元的22.22%万隆钢铁公司股权。因张某某欠付200万元股权转让款的行为并未构成根本性违约，不符合上述合同约定的解除条件，亦不属于《合同法》第九十四条规定的法定解除情形，故双方应当继续履行《协议书》，由张某某向曹某某偿还200万元股权转让款及相应的利息。经本院释明，曹某某仍然坚持原诉讼请求，要求解除本案《协议书》，返还全部股权。因该诉讼请求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不能得到支持。原审法院以张某某未能支付740万元股权转让款为由，按照曹某某原有的持股比例判令张某某返还曹某某对张家口德泰全特种钢铁集团有限公司22.22%的股权，属部分事实认定不清，适用法律不当，本院予以改判。
摘要1：解答：《合同法》第６７条规定的先履行抗辩权的前提条件是“当事人互负债务，有先后履行顺序”，即双方因同一双务合同互负对价给付义务才能成立先履行抗辩权——合同一方未履行非对价在先义务，另一方不能行使先履行抗辩权。
摘要2：【解读】
（１）约定付款方在××××年××月××日之前付款，并约定付款方付款之前收款方应当提供等额的税收发票，因提供发票义务不具有对价性，收款方未提供发票的，付款方不能行使先履行抗辩权；
（２）约定收款方在××××年××月××日之前提供税收发票，付款方在收到税收发票后××日内付款，收款方未提供发票的，付款方因约定付款条件不成就而未付款不构成违约责任。
【参考案例】·俞财新与福建华辰房地产有限公司、魏传瑞商品房买卖（预约）合同纠纷案
【载《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11年第8期(总第178期)】
【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0)民一终字第13号
【摘要】俞财新虽主张其已向华辰公司支付了大部分订金，履行了支付订金的主要义务，并享有不安抗辩权，但按照《商铺认购书》的约定，华辰公司应在收到俞财新订金后30日内领取《商品房预售许可证》并与俞财新签订购房合同。据此，应认定俞财新负有先履行义务，其应在2007年10月20日之前付清6360万元订金，但俞财新至今仅支付了5860万元订金，其主张行使不安抗辩权的理由不能成立。因此，应认定俞财新违约，故其无权向华辰公司主张违约金。由于俞财新违约在先，即使后来华辰公司没有及时领取《商品房预售许可证》并与俞财新签订购房合同，也不应向俞财新支付违约金。本案《商铺认购书》解除后，双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终止。因房屋交易尚未完成，应当返还一方占有另一方的财产。华辰公司占有俞财新的5860万元购房订金及所生利息，理应一并返还，故对华辰公司关于只应向俞财新返还4900万元订金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注解】在双方未作特别约定的情况下，提供《付款申请函》仅为附随义务，不能成为债务人拒付理由。——参考案例：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2)粤01民终10891号
摘要1：解答：根据《合同法》第６７条规定，行使合同先履行抗辩权的前提条件是“当事人互负债务，有先后履行顺序”，即双方因同一双务合同互负对价给付义务且有先后履行顺序才能成立先履行抗辩权。因开具发票并非双务合同的对价义务，付款方不能以收款方未提供发票为由行使先履行抗辩权。
摘要2：【问题】签订合同如何有效约定先提供发票后付款？
【解答】签订合同时为达到先提供发票后付款的目的，可以在合同中约定付款方在收到收款方提供的发票后××日内付款，在付款方提供发票之前，收款方有权不支付款项。
【解析】
（１）根据《合同法》第６７条规定，行使合同先履行抗辩权的前提条件是“当事人互负债务，有先后履行顺序”，即双方因同一双务合同互负对价给付义务且有先后履行顺序才能成立先履行抗辩权。因开具发票并非双务合同的对价义务，付款方不能以收款方未提供发票为由行使先履行抗辩权。
（２）签订合同时约定付款方付款之前收款方应当提供等额发票，因提供发票义务不具有对价性，收款方未提供发票的，付款方不能行使合同先履行抗辩权，付款方未按照约定时间付款构成违约。
（３）为达到先提供发票后付款的目的，签订合同时可以约定付款方在收到收款方提供的发票后××日内付款，在付款方提供发票之前，收款方有权不支付款项。如收款方未能提供发票的，因约定的付款条件不成就付款方未付款不构成违约责任。
【注解】（１）根据《民法典》第７８８条第１款规定：“建设工程合同是承包人进行工程建设，发包人支付价款的合同。”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主要义务是一方完成合同项下的建设工程，另一方依法支付工程价款。（２）根据《民法典》第５２６条规定，只有对等关系的义务才存在先履行抗辩权的适用条件；支付工程款义务是合同的主要义务，开具发票义务非合同的主要义务，二者不具有对等关系。（３）在一方违反约定没有开具发票的情况下，另一方不能以此为由拒绝履行合同主要义务即支付工程价款；除非当事人明确约定：一方不及时开具发票，另一方有权拒绝支付工程价款（将开具发票约定为与支付工程价款同等义务）。
——参考：《民事审判实务问答》０５２.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发包方能否以承包方未开具发票作为拒绝支付工程款的先履行抗辩的事由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最高法民再93号
【裁判摘要】判断投资权益转让价格是否合理，需要将受让人支付的对价与债务人对被投资企业的权益以及市场交易价格相比较——据隧道公司与华南（香港）公司1996年3月16日签订的合作合同，华南路桥公司的注册资本人民币2000万元及路桥项目总投资人民币2.59亿元均由华南（香港）公司投入。隧道公司以特许专营权不作价投入。隧道公司按合同约定从华南路桥公司获取利润，并非依据固定比例的股份分红，合同约定的利润分配比例接近20%，且2002年8月9日隧道公司认缴金额占当时注册资本总额20%，综合华南路桥公司的性质，国富公司主张的20%股权应当表述为投资权益更为妥当。原判决依据在案证据，认定园林中心承担债务的行为可以视为支付了人民币1481.7万元的转让对价，有较充分的依据。该问题的关键是，该人民币1481.7万元是否为明显不合理的低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九条第一款、第二款规定：“对于合同法第七十四条规定的‘明显不合理的低价’，人民法院应当以交易当地一般经营者的判断，并参考交易当时交易地的物价部门指导价或者市场交易价，结合其他相关因素综合考虑予以确认。转让价格达不到交易时交易地的指导价或者市场交易价百分之七十的，一般可以视为明显不合理的低价。”可见，判断价格是否合理，需要将前述园林中心支付的对价人民币1481.7万元与隧道公司对华南路桥公司的权益，以及市场交易价格相比较。原审查明，2002年8月9日华南路桥公司申请增资，隧道公司认缴人民币9878万元，截至2004年10月31日，隧道公司实缴注册资本人民币1481.7万元，截至2005年12月28日隧道公司对华南路桥公司投入为人民币4939万元。暂不论特许经营权的特殊价值，仅以隧道公司累计投入人民币4939万元与视为支付转让对价的人民币1481.7万元相比，已明显不合理。此外，参考2007年麦格理国际基础设施基金有限公司间接收购华南路桥公司81%股权权益时支付对价为人民币39.57亿元（对国富公司在广东高院再审时主张的收购价格，其他各方均无异议），可以推算隧道公司的投资权益价值数亿元。因此，2004年园林中心以人民币1481.7万元受让隧道公司在华南路桥公司投资权益的行为已符合“明显不合理低价”情形。
摘要2：【摘要１】市政园林局既作为行政管理机关负责市政园林方面的行政管理工作，又作为国有企业的出资人，履行出资人的职责。隧道公司转让股权是执行出资人的决定，而非执行行政决定。广东高院再审认定隧道公司根据市政园林局的决定转让华南路桥公司投资权益的行为属于民事行为，应受合同法等民事法律规范调整，纠正了二审判决关于案涉股权转让性质为国有企业执行行政机关行政指令的认定，是正确的。
【摘要２】《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四条规定，因债务人放弃其到期债权或者无偿转让财产、对债权人造成损害的，或者债务人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对债权人造成损害，并且受让人知道该情形的，债权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债务人的行为。可见，予以撤销的债务人行为有三种，即放弃到期债权、无偿转让财产及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园林中心主张其没有恶意，实际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四条并没有将主观上是否存在恶意作为撤销权的成立要件之一。本案无需对债务人隧道公司与第三人园林中心是否存在主观恶意进行评判，而应当围绕以下三个问题进行审理：1.国富公司所持债权是否合法有效；2.隧道公司向园林中心转让华南路桥公司投资权益是否为无偿或以明显不合理低价转让；3.该转让行为是否对国富公司造成损害。
【解读１】应予撤销的债务人行为有三种：（１）放弃到期债权；（２）无偿转让财产；（３）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解读２】《合同法》第７４条并没有将主观上是否存在恶意作为撤销权的成立要件之一，无需对债务人与第三人是否存在主观恶意进行评判。
【解读３】债权人撤销权应当围绕以下三个问题进行审理：（１）债权是否合法有效；（２）是否为无偿或以明显不合理低价转让；（３）该转让行为是否对债权人造成损害。
摘要1：——当事人以协议形式解除合同应对解除的对价达成一致
【裁判要旨】
当事人协商一致解除合同，除了解除合同的意思一致，还应对解除合同的对价达成一致。一方提起诉讼要求解除合同，并要求对方承担违约责任，对方在诉讼中同意解除合同，但主张合同解除后应恢复到合同签订之前的状态，不应承担违约责任。在此情况下，双方当事人对解除合同的对价并未达成一致，不能认定当事人以协议形式解除了合同。
在当事人约定分期支付款项的合同纠纷中，付款义务人享有期限利益，在合同没有特别约定的情况下，权利人不能以款项部分到期而付款义务人未按期支付款项为由，要求解除合同并要求对方一次性支付全部款项。权利人要求付款义务人一次性支付全部款项的，人民法院仅支持审理中到期的款项，二审法院可支持在二审审理中到期的款项。
【案号】最高人民法院（2015）民一终字第156号
摘要2：【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6)最高法民申2518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6)最高法民申447号
摘要1：【解读】双方同意解除合同但对解除合同的对价未达成一致，不能认定为“协商一致”之协议解除合同。
【要旨】仅仅同意对方提出的解除合同但不同意对方提出的解除合同“对价”，只是部分同意对方提出的解除合同之要约，不能认定为协议解除合同。
【理解】《合同法》第９３条第１款规定的“协商一致”解除合同，不仅指同意解除合同，还包括对合同解除的处理后果”协商一致“。
解析：《民法典合同编司法解释》第５２条第１款规定——（１）当事人就解除合同协商一致时未对合同解除后的违约责任、结算和清理等问题作出处理，一方主张合同已经解除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２）但是，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
摘要2：《一方发出解除合同通知书并要求对方承担违约责任，对方认可解除合同，但要求通知方承担违约责任的情况下，不能认定为协议解除，当事人仍有权要求赔偿损失》
【案号】最高人民法院（２０１１）民一终字第４７号民事判决书
【来源：《民事审判指导与参考》（总第５２辑），人民法院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版，第１８３－１９５页】
【裁判要旨】合同一方发出解除合同通知书并要求对方承担违约责任，对方认可解除合同但要求通知方承担违约责任的情况下，不能认定协议解除。
【解读】本案中，管理处发出《解除合同通知书》后，明田公司同意解除合同，应该说双方均有解除合同的意思表示，但均是以对方违约作为解除合同的条件，在合同解除后的权利义务处理上双方并未达成一致，不能认定双方已经对合同解除“协商一致”。
【注解１】（１）双方当事人未达成解除合同的合意时合同未协议解除；（２）合同在双方达成解除合意时协议解除。——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09)沪一中民三(商)终字第1027号
【注解２】另外裁判观点：原被告均要求解约但所主张解约原因及责任承担不同可认系经双方协商一致而解除合同。——参考案例：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最高法民申3号
【注解３】双方对合同解除的意思表示一致，对解除合同的法律后果基本达成一致，仅就融资安排费的支付存在争议，法院可根据合同实际履行情况、合同全部事实，结合法律、法规及合同解释的基本原则，认定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公平合理分配双方责任.——参考案例：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最高法民终313号
- 日期： 04-26 10:33
- 作者：陈其象律师
- 标签：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最高法民终385号
【裁判摘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十八条第二款规定：“合同对履行地点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争议标的为给付货币的，接收货币一方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交付不动产的，不动产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其他标的，履行义务一方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根据上述规定可知，认定合同履行地需要先确认当事人之间的争议标的。争议标的是指双方发生纠纷的合同类型或性质所决定的主要或特征性义务。就本案而言，当事人之间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增资入股协议》《合作协议》及多份补充协议，通过收购股权、增资入股以及股权转让等方式使得百悦矿业公司取得堆龙东为公司共计76%的股权，并约定整合各方资源最终促成堆龙东为公司的成功上市。在实现该合同目的的过程中涉及公司债权债务分配、公司治理、财务管理、存货处理等多方面权利义务的履行，支付货币仅是交易对价，而非合同特征性义务。因此，本案的争议标的不属于给付货币，而是其他标的，应当根据履行义务一方所在地确定合同履行地。本案王某某起诉堆龙东为公司、百悦矿业公司连带支付货款4580.2511万元及利息主要依据的是《关于堆龙东为实业有限公司等公司并购合作事宜的补充协议二》中关于存货问题的约定：“……根据各方签字确认的盘点结果，丙方应在前述存货销售后向甲方支付款项4580.2511万元……。"根据上述约定可知，堆龙东为公司作为合同丙方，为履行义务的一方。因此，本案的合同履行地是堆龙东为公司所在地西藏自治区拉萨市堆龙区，一审法院西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对本案依法享有管辖权。
摘要2：【解读】原诉求被告支付货币须符合合同特征性义务，才能适用“接收货币一方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的规定确定管辖法院——根据《民事诉讼法解释》第１８条规定，认定合同履行地需要先确认当事人之间的争议标的。争议标的是指双方当事人发生纠纷的合同类型或性质所决定的主要义务或者特征性义务。所以，可能存在支付货币仅是交易对价，而非合同特征性义务的情况下。此时，原告向法院起诉主张被告支付货币的，则不属于“争议标的为给付货币的“从而适用以“接收货币一方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的规定确定管辖法院。
摘要1：【案号】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20）沪执复124号
【裁判摘要１】二中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九条的规定，申请执行人将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权依法转让给第三人，且书面认可第三人取得该债权，该第三人申请变更、追加其为申请执行人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本案中，林某某虽与笨笨象公司签订《债权转让协议》，约定由笨笨象公司受让深圳仲裁委员会(2018)深仲裁字第4069号裁决书确定的债权，债权转让价款及支付方式由双方另行协商确定，林某某也向徐某某邮寄了债权转让通知书。但是，直至笨笨象公司向该院申请变更其为申请执行人时，笨笨象公司也未能提供其与林某某就该债权转让价款已经达成协议或者支付债权转让价款的证据，因此笨笨象公司认为其真实受让(2018)深仲裁字第4069号裁决书确认的债权，该院难以采信。综上，笨笨象公司申请变更其为(2019)沪02执1255号案的申请执行人，缺乏事实依据，该院不予支持。
【裁判摘要２】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认为：人民法院执行中，因债权转让而变更申请执行的，需以债权转让的真实性、合法性为前提。本案中，林某某虽书面认可笨笨象公司取得涉案债权，然仅凭双方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确认书》，而无支付对价凭证等其他证据予以佐证的情况下，尚不足以证明笨笨象公司真实受让(2018)深仲裁字第4069号裁决书所确认的债权。
摘要2：【解读】不具有债权转让真实性、合法性（无支付对价等其他证据作证）的变更执行不予支持。
摘要1：解读：受让方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瑕疵出资的情况下仍受让股权，若由转让方履行了出资缴付义务，履行了出资缴付义务的转让方有权以股权转让对价显失公平为由要求调整股权转让对价。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最高法民再34号
【裁判摘要】已支付购房款但未取得产权方能否起诉未支付购房款取得产权登记方构成不当得利？——樊××认为，生效判决认定史××取得房屋所有权，但其未支付房款，故而构成不当得利。二审法院将本案定性为不当得利纠纷正确。．．．．．．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樊××已证明涉案房产为其向洛溪地产购买，而在该房产被认定为属史××所有的情况下，樊××有理由请求史××向其支付购房款。对此，史××须举证证明其已经向樊××支付了购房款，方可构成有效抗辩，否则，樊××关于史××未支付购房款而取得房屋产权构成不当得利的主张即为成立。质言之，樊××支付了案涉房产的购房款，但未能取得该房产的所有权；与此相对应，史××取得了该房产的所有权，如不能证明已经支付了对价，其因此取得的利益正是樊××所遭受的损失，两者之间构成法律上的因果关系。由此可见，本案的关键在于，史××能否证明其向樊××支付了购房款。二审法院认为，樊××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史×ד无法律上的原因”取得案涉房屋的产权登记证书导致自身受损，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其举证责任分配不当，认定事实、适用法律均有明显错误，应予纠正。第三，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史××向樊××支付了购房款。在本案再审庭审中，史××认可本案存在两个房屋买卖合同关系，一是樊××从洛溪地产处购买案涉房屋，二是樊××将该房产转卖给史××，并主张其已经支付了购房款。．．．．．．综上，史××不能证明其已实际向樊××支付了案涉房屋的购房款，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其应向樊××支付案涉房屋的购房款及利息，以及与购房相关的转名费、印花费、房产证费等樊××交纳的税金或费用。
摘要2：【摘要】不当得利诉讼时效起算——《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八条规定：“返还不当得利请求权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当事人一方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不当得利事实及对方当事人之日起计算。”本案中，史××于2013年以案涉房屋所有权人的身份起诉樊××１的弟弟樊××２之后，樊××１便起诉请求确认其为案涉房屋的所有权人，此时双方对于案涉房屋的所有权归属仍存有争议，直至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9月18日作出生效判决后，案涉房屋才确定归史××所有。因此，樊××１知晓不当得利事实的时间应为该判决送达之日，其提起本案诉讼的时间为2017年6月8日，原审法院认定其起诉并未超过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并无不当。
- 日期： 02-16 08:20
- 作者：陈其象律师
- 标签：
年检报告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最高法民终851号
【要旨】（１）股权的合法转让主体系股东本人，而非其所在的家庭，法律亦未规定股东转让股权时需经其配偶同意。故未经配偶同意，股东对外转让股权的，不影响该股权转让协议的效力。（２）如果作为股权转让人的夫妻一方与第三人恶意串通，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以转移夫妻共同财产，损害配偶一方的财产共有权的，则该股权转让协议无效。
【裁判摘要】鉴于双方签订案涉《抵债协议》《股权转让协议》及其股权变更登记等行为均发生于张××与邱××离婚诉讼期间，案涉股权系张××与邱××的夫妻共同财产，张××在鑫意祥公司未支付合理对价的情况下，将其所持有的兰德玛克公司股权全部转让并变更登记于鑫意祥公司名下，且其虚假交易行为在客观上也对邱××的合法权益造成了损害。因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项的规定，认定张××、鑫意祥公司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无效并无不当。鉴于案涉《股权转让协议》已因张××、鑫意祥公司之间所称交易的虚假而认定为无效，张××单方是否有权转让案涉股权并不影响上述协议效力的认定，故本院对该问题不再评述。
【摘要１】一审法院认为：股权的合法转让主体是股东本人，而不是其所在的家庭，法律亦未规定股东转让股权需经配偶同意。兰德玛克公司就张××转让案涉股权形成了股东会决议，其他股东自愿放弃了优先购买权，因此张××决定对外转让案涉股权不违反法律规定。邱××作为张××的配偶，其基于股权所享有的共有财产权利体现在股权所对应的财产性收益，即为转让股权所取得的对价。邱××主张案涉股权系夫妻共同财产，张××未经其同意无权转让案涉股权，缺乏依据，不能成立。
【摘要２】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第二十五条规定：“公司、企业必须根据实际发生的经济业务事项，按照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的规定确认、计量和记录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收入、费用、成本和利润。”邱××提交了鑫意祥公司2012年度年检报告书，其中包括资产负债表和利润分配表，这两份表格也是反映该公司在2012年经营状况的主要会计报表，鑫意祥公司对上述材料的真实性不持异议。如果鑫意祥公司与张××存在真实交易，且双方约定货到付款，鑫意祥公司已将合同项下大部分货物于2012年交付给张××，但未收回货款，该情形应在鑫意祥公司2012年资产负债表的“应收账款”栏予以体现，但该表中“应
摘要2：（续）收账款”为零。．．．．．．因此，鑫意祥公司和张××负有证明双方存在真实交易关系的举证责任，但双方所提交证据不足以证明该交易关系真实存在，而邱××提交的反驳证据亦增强了该交易关系不存在的可能性，据此认定鑫意祥公司和张××之间并不存在《定做买卖合同》约定的真实交易关系。
【摘要３】一审法院认为：虽然案涉股权原登记于张××名下，张××作为股东有权决定转让该股权，但因张××与鑫意祥公司之间并不存在《定做买卖合同》约定的真实交易关系，故双方的《抵债协议》缺乏事实基础，且鑫意祥公司取得案涉股权并未支付对价，同时上述抵债及转让股权行为恰发生于张××与邱××离婚诉讼期间，而案涉股权转让后应得的对价又系夫妻双方共同财产，故法院有理由相信《股权转让协议》系张××与鑫意祥公司恶意串通签订，损害了邱××的合法权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项的规定，《股权转让协议》应认定为无效；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因案涉股权所对应的财产权益属于张××与邱××的夫妻共同财产，而该部分权益在双方离婚诉讼中并未予以处理，因此对邱宏运请求将案涉股权恢复登记至张××名下，予以支持。
【解读】（１）邱××起诉称:．．．．．．故请求法院：判决确认张××与鑫意祥公司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无效；判令兰德玛克公司至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南港工业区）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局办理相应的股权变更登记手续（即将鑫意祥公司名下兰德玛克公司66%的股权恢复登记至张旭华名下），张××和鑫意祥公司予以配合；判令本案诉讼费用由张××、鑫意祥公司负担。（２）一审判决：（一）张××与鑫意祥公司于2016年10月11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无效；（二）张××、鑫意祥公司、兰德玛克公司将上述《股权转让协议》项下66%股权变更登记至张××名下。（３）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摘要1：票据关系是指当事人基于票据行为所发生的法律上的权利义务关系关系。
基础关系（民法上的非票据关系）是指票据所赖以产生的民事基础法律关系——（１）票据原因关系；（２）票据资金关系；（３）票据预约关系。
【注释１】（１）基于票据的无因性，即使票据的基础法律关系存在着缺陷，或被解除，或被撤销，均不影响票据行为的有效性，票据债务人以“持票人和直接前手、自己和出票人或其他票据前手之间的基础法律关系缺陷”为由进行抗辩为无效抗辩；（２）如果持票人是票据的被背书人，只要票据有效、背书完整，即认定持票人系正当、合法的票据权利人，持票人无需证明自己取得票据的原因。如果票据债务人主张持票人不享有票据权利，需要举证证明“持票人是以欺诈、盗窃或胁迫等手段取得票据，或者明知有前列情形出于恶意取得票据，或者因重大过失取得票据”；（３）如果持票人非系票据的被背书人，而是通过其他方式取得票据，比如通过直接交付的方式，则持票人只有在举证证明自己系通过合法途径取得票据后，才能享有票据权利。
【注释２】对价是票据有效取得的必备要件，也是票据权利是否受限制的条件——取得票据权利可以不给付对价，但未支付对价的当事人不能获得优于前手的权利，亦即后手应继承前手的权利瑕疵和抗辩事由（《票据法》第１１条规定）。
摘要2：【注解】非直接前手可否以持票人与直接前手之间不存在真实交易进行抗辩？｜在票据真实有效且背书连续的情况下，非直接前手的票据债务人主张持票人与直接前手之间不存在真实交易关系或主张持票人取得票据不合法的，其应当承担“持票人是以欺诈、盗窃或胁迫等手段取得票据，或者明知有前列情形出于恶意取得票据，或者因重大过失取得票据”的举证责任，否则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参考案例：北京金融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京74民终181号
【总结】（1）非直接前手不能以持票人与直接前手之间不存在真实交易进行抗辩；（2）但未支付对价的持票人不能获得优于前手的权利（前手如无权取得票据权利，则持票人也相应无权取得票据权利）。
摘要1：解读：（１）根据票据无因性原则，非直接前手不能以持票人与直接前手之间不存在真实交易进行抗辩；（２）但可以根据《票据法》第１１条和第１２条提出抗辩——即未支付对价的持票人不能获得优于前手的权利（前手不享有票据权利，则未支付对价的后手持票人也相应不享有票据权利）；持票人具有《票据法》第１２条规定情形也不得享有票据权利。
【注释１】取得票据权利可以不给付对价，但未支付对价的当事人不能获得优于前手的权利，亦即后手应继承前手的权利瑕疵和抗辩事由（《票据法》第１１条规定）。
【注释２】（１）根据票据无因性原则，《票据法规定》第13条只是规定票据债务人不能以票据法第１０条、第２１条的规定为由对业经背书转让票据的持票人进行抗辩；（２）但并未规定票据债务人不能以票据法第１１条、第１２条的规定对业经背书转让票据的持票人进行抗辩——票据债务人仍然可以根据票据法第１１条、第１２条规定对无对价的票据持票人和非法票据的持票人进行抗辩。
【注释３】只要持票人出示合法持有且背书连续的票据，非直接前手不能以后手不能证明其与前手之间存在真实交易为由对抗持票人享有的票据权利。——其他参考案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２０２１）新０１民终１１６０号；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２０２０）鲁民申１４８０号；上海金融法院（２０２１）沪７４民终１４８９号；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２０２１）鲁０１民终１１８９７号
【注释４】另外裁判观点：票据债务人主张持票人通过非法手段取得讼争票据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持票人应对持票的合法性举证｜在票据背书连续情况下如有初步证据证明持票人取得票据不合法，持票人须进一步举证证明其与前手之间存在真实的交易关系，否则持票人须承担败诉风险。——参考案例：江西省上饶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赣11民终836号
摘要2：【注解１】（１）根据《票据法》第１１条第１款规定，持票人不能证明其支付对价，持票人的权利不得优于其前手；（２）如前手因民间票据补贴而不享有票据权利，则持票人也不享有票据权利。——参考案例：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 (2023)闽09民终409号
【注解２】通过单纯交付（而非连续背书）取得票据的持票人应举证证明票据来源的合法性且在取得票据时无恶意或重大过失。——参考案例：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京03民终323号
【注解３】直接前手有权以“持票人与自身之间不存在真实交易”进行抗辩。——参考案例：甘肃省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甘01民终1989号；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2011）房民初字第01941号、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1）一中民终字第10563号
【注解４】票据债务人能否主张直接前手对持票人抗辩？｜（１）票据债务人仅有权对与自己有直接债权债务关系的持票人以基础关系进行抗辩；（２）如票据债务人非直接前手则无权主张直接前手基于基础法律关系对持票人进行抗辩。——参考案例：江苏省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2)苏09民终518号；陕西省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2)陕01民终604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