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隐名投资，是指一方实际认购出资，但公司章程、股东名册、其他工商登记材料记载的投资人却为他人的法律现象。
【注解】（１）应认定名义股东就是真正股东（《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第２２条、《外商投资企业规定（一）》第１４条均不承认隐名投资中实际出资人的股东地位）；（２）虽然实际出资人可根据有效合同向名义股东主张投资权益，但无权向公司主张股东权利；（３）实际出资人也可以根据有效的合同约定请求名义股东将股东转让给实际出资人，但必须符合股权转让的条件。
【理解与适用】我们认为，在涉及金融机构的股权代持案件中，如果借名人通过借名投资人股金融机构的目的是控制金融机构，即有证据证明借名人参与了金融机构的经营管理或者对出名人就金融机构的经营管理作出了明确指示，则可以考虑以影响金融安全为由否定借名投资协议的效力;如果借名投资的目的仅是参与利润分配，没有证据证明借名人参与了金融机构的经营管理或者对出名人就金融机构的经营管理作出了明确指示，就不能简单地以危及金融安全为由认定借名投资协议无效。——《最高人民法院民法典合同编通则司法解释理解与适用》，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研究室编著，人民法院出版社２０２３年１２月第１版，第２１７页。
摘要2：【解读１】《股权代持协议》应写明以下条款：（１）写明出资（最好直接从隐名股东账户直接支付到公司出资账户）；（２）写明隐名股东成为股东的真实意思表示；（３）写明在委托持股期间，隐名股东有权将相关股东权益转移到自己或者自己指定的任何第三人名下；（４）显名股东与隐名股东签署行使表决权的《授权委托书》；（５）写明显名股东承诺将其未来收到的全部投资权益全部转交给隐名股东；（６）约定隐名股东有权随时解除代持股协议；（７）可以约定代持股权的报酬等内容。
【解读２】股东知情权行使的主体是股东，隐名股东对公司的所有权利应当通过显名股东来主张，隐名股东向公司主张行使股东知情权缺乏法律依据。
- 日期： 10-01 11:12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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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赌协议
摘要1：【内容提要】
所谓对赌协议，是指投资方与融资方在达成协议时，双方对于未来不确定情况的一种约定。如果约定的条件出现，投资方可以行使一种权利；如果约定的条件不出现，融资方则行使一种权利。所以，对赌协议实际上就是期权的一种形式。
对赌协议是投资协议的核心组成部分，是投资方衡量企业价值的计算方式和保障机制。对赌协议产生的根源在于企业未来盈利能力的不确定性，目的是为了尽可能地实现投资交易的合理和公平。它既是投资方利益的保护伞，又对融资方起着一定的激励作用。所以，对赌协议实际上是一种财务工具，是对企业估值的调整，是带有附加条件的价值评估方式。
本案是中国首例PE对赌协议诉讼案件。鉴于私募股权投资基金（PE）在投资时，通常会与公司或公司的股东签订对赌协议，该类协议的效力对PE有着重大影响，因此引起广泛关注。最高院判决对赌协议合法有效，将产生重要的示范效应。从另外一个角度讲，本案的审理过程尤其是双方当事人在案件审理过程中提出的意见，对于我们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摘要2：无
摘要1：【案号】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07）沪高民四（商）终字第30号
【裁判要旨】投资协议约定仲裁条款效力应当仅及于签约各方，对目标公司没有约束力，目标公司不受此仲裁条款的约束。是合同纠纷还是侵权纠纷并非管辖权审查的范围。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0)民提字第10号
【裁判摘要】为达成合作目的，当事人签订多个合同，但仅在一个合同中约定了仲裁条款，涉及该合同的仲裁裁决生效后，又因其他未约定仲裁条款的合同的争议形成诉讼，一方当事人仅以仲裁裁决已生效为由主张人民法院无管辖权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在生效仲裁裁决依据的合同与人民法院处理争议案件依据的合同不同，人民法院审理的内容也不涉及仲裁条款约定事项的情形下，一方当事人以“一事不再理”为由主张人民法院不应重复处理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裁判要旨】合作框架协议约定了分步骤实施方案的，为达成前一阶段合作签署的协议特别约定了仲裁条款，当事人依此获得仲裁裁决后，因后一阶段的合作终止条件成就，导致前一阶段仲裁裁决事项需要恢复原状的，在合作框架协议未约定仲裁条款的情况下，法院受理恢复原状纠纷不构成一事再理。
摘要2：【摘要】基于不同合同所引发的仲裁案件与诉讼案件，一方当事人以“一事不再理”为由主张人民法院不应重复处理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最高人民法院认为，一审法院股权恢复原状的判决并没有违反“一事不再理”的原则。理由是：由于“重组上市未果”，华建电子公司、华建翻译公司请求根据《合作协议》第三条第15项的规定就旷世公司股权结构恢复原状的纠纷与双方根据《股权转让协议》就旷世公司股权转让款项支付的纠纷系不同法律关系，是各方基于不同的法律事实提出的不同请求。从《合作协议》的约定来看，该协议的履行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为了华建电子公司的海外子公司重组上市成功，进行旷世公司股权转让并支付股权转让款；第二阶段是如果“重组上市未果”，则恢复旷世公司股权结构并返还转让款。为履行第一阶段的约定事项，各方又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并约定了仲裁条款，排除了人民法院的管辖权。该纠纷已经过北京仲裁委员会仲裁。但为履行第二阶段的约定事项，即“如因各种原因甲方重组上市未果，则终止本协议、双方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和VC投资协议。对已经履行的部分，双方同意尽可能地恢复原状，包括 (但不限于)返还协议价格，恢复旷世科技股权架构、重新进行相应工商变更等，对由此给双方带来的损失，双方同意按照公平原则各自承担”，华建电子公司依据该约定提起诉讼，本案解决的正是履行《合作协议》第二阶段发生的纠纷。由于一审法院处理本案的依据并不是《股权转让协议》，而是《合作协议》第三条第15项，而仲裁所依据的是《股权转让协议》，并不是《合作协议》第三条第15项，基于仲裁裁决所依据的协议与一审法院处理本案所依据的协议不同，即一审法院并没有处理双方履行《股权转让协议》所发生的争议，仲裁裁决也明确表示不将《合作协议》纳入仲裁范围，也就是说，仲裁裁决所处理的“一事”即《股权转让协议》所发生的纠纷，人民法院并没有处理，所以一审法院股权恢复原状的判决并没有违反“一事不再理”的原则。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2）民二终字第39-1号
【提示】公司对未按投资协议足额缴纳出资的股东享有诉权——公司股东与第三人签订《投资合作协议》，约定第三人应向公司缴纳出资，在第三人未缴纳的情况下，公司有权依《公司法》第28条规定诉请第三人承担违约责任。
【裁判要旨】勤峰公司虽然不是《投资合作协议书》的当事人，但根据《公司法》第28条的规定，勤峰公司对未足额缴纳出资的股东享有诉权，有权依据《投资合作协议书》起诉请求判令未足额出资的股东承担违约责任。
【裁判摘要】根据《公司法》第二十八条规定，股东应当按期足额缴纳公司章程中规定的各自所认缴的出资额。股东不按照前款规定缴纳出资的，除应当向公司足额缴纳外，还应当向已按期足额缴纳出资的股东承担违约责任。根据该规定，公司对未足额缴纳出资的股东享有诉权，勤峰公司有权依据《投资合作协议书》起诉请求判令李海平等三人承担违约责任。对勤峰公司的诉讼请求是否支持，应在查明《投资合作协议书》的约定、李海平等三人履行《投资合作协议书》的情况等相关事实后作出判决。一审法院在未查明相关事实的情况下，以勤峰公司并非《投资合作协议书》当事人等为由驳回勤峰公司的诉讼请求属于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本院裁定发回重审，原审法院应将本案移交有管辖权的法院审理。因汪高峰、应跃吾在一审中均未提出反诉，一审将二人列为反诉原告错误，本院予以纠正。
摘要2：
- 日期： 02-26 23:40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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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依投资协议，自带资产进入国有公司成立工程处，不能确认为投资行为。
摘要2：
- 日期： 02-27 21:09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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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兼谈“投资”、“出资”与“借贷”之区分
【提示】原告与公司虽未签订借贷协议，但从案件事实看来，原告多次资金流入到艺兴钙业公司的行为，其一不属于“出资”，因为该资金并未进入注册资本，原告也未参与公司经营;其二也不符合“投资”的要件，因为原告与公司之间没有任何投资协议，也未取得任何利润回报;更适当的，该行为是实际形成了原告与公司之间的民间借贷关系。
摘要2：
- 日期： 02-27 21:12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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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09)浙甬商终字第19号
【裁判摘要】
①李永清与东盛公司之间已达成有关投资的口头协议，该协议系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对此双方均予以认可，表明双方投资协议已经成立；同时，李永清在向公司缴付出资后，该80 000元投资款一经投入，就已成为东盛公司的资产，依法未经必要的减资程序不得抽回；东盛公司在一审中举证李永清在该公司成立前后在发票上签字，李永清对该事实亦予以确认，证明李永清作为公司股东行使了公司经营管理权，同时也印证了双方之间存在由李永清向该公司出资的口头协议，李永清作为东盛公司股东在向公司出资后，股东与公司之间的投资协议已经生效。
②股东向公司出资后，该股东资产所有权自股东缴付出资时发生转移，在向公司足额缴纳出资后，股东按公司的章程规定依法享有股东权，股东在缴付出资后未经法定程序不得抽回出资，未经法定减资程序公司股东也不得要求公司返还出资；公司未按照与股东之间的约定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由此产生的后果是公司与该股东的约定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但不影响公司股东之间内部协议的效力。公司股东未经其他股东同意擅自转让公司资产，其他股东可以提起侵权之诉。
摘要2：
- 日期： 03-12 23:21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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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公司隐名股东的认定
【提示】有限公司发起人依投资协议约定，借用他人名义共同设立公司，但被借用人实际并不出资，亦不参与公司经营，如果公司或其他股东明知隐名投资关系存在，应将显名股东视为隐名股东的代理人。
【裁判规则】当事人共同参与商定公司的重大事项，又将其作为入股的生产技术投入公司生产使用，应认定其为公司的隐名股东。
【裁判摘要】公司成立后即行运转，上诉人任公司总经理参与经营活动，并与被上诉人共同商定公司的运作、决策方面的重大事项，并将作为人股的生产技术投入该公司生产使用。第三人并没有享有公司章程规定的股东权利，也没有承担股东义务。故上诉人实际上已经依约成为公司的隐名股东。2002年8月1日，被上诉人与上诉人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系双方真实的意思表示，并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签约后，上诉人已按约支付部分股权转让金，被上诉人也已按照上诉人的要求将公司股东变更登记为案外人。被上诉人办理完股权变更登记手续后，上诉人在公司经营资料及相关证件的交接清单上签名承诺“在11月10日前结清余款”。故此应视为上诉人对其所欠被上诉人剩余股权转让金的书面确认。上诉人至今未依约返还该股权转让金，其行为已构成违约，应依法承担违约责任。
【判决书字号】
一审判决书：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人民法院（2004）鼓民初字第2885号。
二审判决书：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05）榕民终字第1981号。
摘要2：【权威收录】 国家法官学院《中国审判案例要览》2006年商事审判案例卷
- 日期： 03-12 23:23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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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隐名股东的相关权利
【提示】外籍人士与国内人士签订隐名投资协议，约定由外籍人士投资，以国内人士的名义设立公司。因该协议规避了外资企业法规定的设立外资企业的审批手续，故属于无效协议，外籍人士的投资亦属无效。该外籍人士不能依据无效协议而直接享有所设立公司的真实股东的相关权利。
【裁判规则】股东不能依据无效协议而直接享有公司显名股东的相关权利，其无权进行股权转让。
【案例索引】一审：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2004]浦民二（商）初字第349号（2004年7月20日）；二审：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04]沪一中民五（商）终字第15号（2004年12月30日）
【权威收录】最高人民法院中国应用法学研究所《人民司法案例》2005年第4辑（总第54辑）
摘要2：
- 日期： 06-21 15:39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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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算协议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08)民二终字第111号
【裁判规则】企业之间以项目投资协议等为名、收取固定利润的合同，其实质为企业间的借贷合同，违反了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应属无效；但企业间因处理合同无效的法律后果而签订的合同并不因此而当然无效，对于合法有效的合同，法律依法予以保护，当事人应当依约履行。
摘要2：
- 日期： 06-29 19:45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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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台商投资内地个体医疗诊所的法律效力
【案号】（2011）厦民初字第165号
【提示】台商为隐名投资内地个体诊所而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是否有效？
【裁判要旨】2006年以来，大陆在医疗领域的惠台措施不断出台，台商纷纷投资大陆医疗机构。但投资医院的门槛较高，许多台商大多以隐名投资者身份进入个体诊所或门诊部。随着投资项目的增加，纠纷接踵而至。本案是关于转让医疗门诊部的纠纷，转让合同是否因违反投资导向而无效就成为本案争议焦点。从投资导向角度看，《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附件四《服务贸易早期收获部门及开放措施》签署后，厦门的地方法规规定台商可以投资医疗机构。从工商变更登记角度看，个体工商户经营者可以变更，医疗门诊部的法定代表人也可以变更，投资权益理应可以转让。从隐名投资角度分析，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规定外商投资所签订的隐名投资协议是有效的，除非违反投资导向、违反效力性强制规范。
摘要2：无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3）民四终字第20号
【提示】作为实际投资人的外商投资企业请求确认股东资格应以合法的投资行为为前提，否则不予支持。
【裁判要旨】股权归属关系与委托投资关系是两个层面的法律关系，前者因合法的投资行为而形成，后者则因当事人之间的合同行为形成，保监会的上述规章仅仅是对外资股东持股比例所做的限制，而非对当事人之间的委托合同关系进行限制。因此，实际出资人不能以存在合法的委托投资关系为由主张股东地位，受托人也不能以存在持股比例限制为由否定委托投资协议的效力。本案中，博智公司（外商）与鸿元公司签订的《委托投资及托管协议》、《协议书》，不仅包括双方当事人关于委托投资的约定，还包括当事人之间关于股权归属以及股权托管的约定。根据双方当事人的约定，鸿元公司的前身亚创公司系代博智公司持有股权而非自己享有股权。虽然上述协议均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但由于股权归属关系应根据合法的投资行为依法律确定，不能由当事人自由约定。因此，尽管当事人约定双方之间的关系是股权代持关系，也不能据此认定双方之间的关系属股权代持关系，而应认定双方之间系委托投资合同关系。
【要旨】境外主体委托境内主体以境内主体的名义投资保险公司不能认为“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情况而否定其效力。股权归属关系与委托投资关系是两个层面的法律关系，前者因合法的投资行为而形成，后者则因当事人之间的合同行为形成，保监会的相关规章仅仅是对外资股东持股比例所作的限制，而非对当事人之间的委托合同关系进行规制，因此，实际出资人不能以存在合法的委托投资关系为由主张股东地位，受托人也不能以存在持股比例限制为由否定委托投资协议的效力。
摘要2：【解读1】隐名出资人与名义出资人之间存在着委托投资法律关系。
【解读2】实际出资人不能仅以存在委托投资关系为由主张股东地位—— 本案中，博智公司与鸿元公司签订的《委托投资及托管协议》、《协议书》，不仅包括双方当事人关于委托投资的约定，还包括当事人之间关于股权归属以及股权托管的约定。根据双方当事人关于股权归属以及股权托管的约定，鸿元公司的前身亚创公司系代博智公司持有股权而非自己享有股权。虽然上述协议均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但由于股权归属关系应根据合法的投资行为依法律确定，不能由当事人自由约定，因此，尽管当事人约定双方之间的关系是股权代持关系，也不能据此认定双方之间的关系属股权代持关系，而应认定双方之间系委托投资合同关系。一审判决未能区分股权归属关系与委托投资关系，仅以双方签订的《委托投资及托管协议》及《协议书》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为由认定上述协议均有效，并据此认定博智公司作为案涉股权的实际出资人，享有所有者投资权益，而鸿元公司作为名义股东，系依约代博智公司行使股权，属法律适用错误，也与鸿元公司一直以股东身份行使股权及相关权益的事实不符，应予纠正。
【解读3】隐名股东与显名股东签订的股权代持协议属委托投资合同关系，股权归属关系与委托投资合同关系是两个层面的法律关系，前者因合法的投资行为而形成，后者则因当事人之间的合同行为形成。即享有股东资格的仅是记载于股东名册中的名义股东，而实际投资人并非公司的股东，只能依据合同来处理其与名义股东间的关系。
【解读４】双方未约定利益分配，实际投资者请求外商投资企业名义股东向其交付从外商投资企业获得的收益的，应予支持。
摘要1：——与政府签订的含有政策优惠措施等内容的投资协议，不属于民事受案范围
【案号】最高人民法院（2012）民二终字第126号
【裁判要旨】从河南省卫辉市人民政府与深圳市尚昆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签订的投资协议内容看，有关政策优惠以及为项目制定各项特事特办的行政措施等内容，均属于政府行使行政权的范畴，河南省卫辉市人民政府发布的《关于处理深圳市尚昆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投资开发建设文化旅游生态新区项目有关事宜的通知》，更是政府具体行政行为的体现。因此，双方签订的投资协议的签订人身份、协议内容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条规定的“合同是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的协议”的定义明显不符。深圳市尚昆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诉争的纠纷，不属于平等民事主体之间具有民事权利义务内容的法律纠纷，不属于人民法院民商事案件受案范围。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1)民提字第45号
【提示】双方当事人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利益而签订的合同无效。
【裁判要旨】认定当事人恶意串通虽无直接证据，但从双方签约时的交易背景、主观认识状态，特别是关键人员在任职履历、管理经验及其在签约中的作用，足以证明双方签约行为对第三人构成了恶意，并损害了第三人的利益的，依法可认定该协议无效。
摘要2：【解读１】通过间接证据也可以证明双方签约行为对他人构成恶意串通：
（１）开发区管委会与中恒公司（法定代表人梅某某）签订《招商、投资协议书》，并约定中恒公司将来成立项目公司承接权利义务；
（２）《招商、投资协议书》签订后，梅某某代表中恒公司联系其他三家公司作为投资方成立国恒公司作为项目公司，开发区管委会明知国恒公司依约享有全部２９０亩建设用地使用权；
（３）开发区管委会与国晖公司于２００６年４月３０日签订《补充协议》，约定由国晖公司承继中恒公司在《招商、投资协议书》中全部权利义务；
（４）梅某某利用其特殊身份筹划并设立国晖公司，其目的就是让国晖公司从国恒公司从国恒公司规划建设的２９０亩土地中获得９２.７９亩用地并作为另一方项目公司。因此，尽管代表国晖公司在《补充协议》上签字的是其法定代表人王某某，但梅某某代表国晖公司从事协商、签约的行为，足以证明其代表了国晖公司的真实交易目的和动机，亦反映了国晖公司在其设立及其签订《补充协议》时的真实的主观状态，而国晖公司亦从未主张过梅某某对其实施了签约欺诈行为。因此，二审判决认定“国晖公司明知《补充协议》的内容损害国恒公司的合同利益”并无不当。国晖公司在签订《补充协议》时并不属于善意交易方。
【解读２】应当在当事人提交的证据或者已经查明的事实的基础上，依照日常习惯经验推理判断未知事实是否存在，并允许当事人进行反驳与辩驳，从而最大限度地反映案件真实情况。
- 日期： 01-01 08:28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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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提示1】将公司往来款作为股东对公司增资构成虚假出资。
【裁判要旨1】股东通过制造投资协议的欺诈手段将本属于公司的往来款项伪称为股东个人款项汇入公司，进而算作资本公积金转为对公司的投资，未按《公司法》规定足额缴纳注册资本金，公司资产亦无任何增加，构成虚假出资。
【提示2】股东向公司借款作为注册资金应认定虚假出资。
【裁判要旨2】股东向公司借款手续不完备，无资金的实际交付，借款股东亦未办理资金转移手续，而是公司将股东所借资金在公司银行账户之间内部转账，股东以该借款作为注册资金投入公司的，应认定为虚假出资。
摘要2：
摘要1：【裁判要旨】投资者仅与中外合作经营企业股东之一签订投资协议，并约定受让股份，因未与项目各方签订合作合同和章程，亦未按《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规定办理相关审批手续，不应认定该投资人与其他股东之间存在对应的权利义务关系。
【摘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依法提起行政诉讼：(一)被诉的具体行政行为涉及其相邻权或者公平竞争权的；(二)与被诉的行政复议决定有法律上利害关系或者在复议程序中被追加为第三人的；(三)要求主管行政机关依法追究加害人责任的；(四)与撤销或者变更具体行政行为有法律上利害关系的。”上诉人海龙王公司根据其与三联公司签订的协议书，付给三联公司6000万元，作为对珠江侨都项目的投资，使协议得到了部分履行。但三联公司只是侨都公司投资三方中的一方，无权决定海龙王公司参加珠江侨都项目的开发。海龙王公司与三联公司之间形成的只是民事法律关系，不能证明海龙王公司在侨都公司中占有股份。由于海龙王公司没有与珠江侨都项目的各方签订合作合同和章程，也没有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的有关规定经审查批准加入珠江侨都公司，所以，海龙王公司以在侨都公司占用股权为由，认为被上诉人广州市外经委针对珠江侨都公司作出的233号通知，与其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
摘要2：【解读】“隐名股东”属于民事合作关系，与其他投资者尚不存在对应权利义务关系，不具有法律上的公平竞争权。
摘要1：——股东投资款项性质无明确约定时的认定问题
【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3)民二终字第119号
【裁判要旨】当事人以公证机关公证的复印件代替原件的，因公证并不能代替当事人对证据原件的质权权，以及法院对证据的认证权，故对方当事人拒绝质证的，法院应对复印件不予采信。
【裁判规则】主张股东划入公司的款项系增资款性质的成立条件——有限责任公司未提供证据证明该公司作出了增资协议或公司股东之间有增资约定的，则其主张股东划入公司账户的款项系增资款的抗辩不能成立。
【裁判摘要】曲靖东方公司主张其收到深圳东方公司提供的上述6.27779亿元款项系深圳东方公司对该公司的增资款，但曲靖东方公司并未提供证据证明该公司作出了增资决议或者公司股东之间有增资的约定。曲靖东方公司所称的深圳东方公司与曲靖市政府签订的《项目投资协议书》中关于深圳东方公司投资数额的约定，系深圳东方公司对曲靖市政府作出的投资承诺，该承诺并不当然决定深圳东方公司向曲靖东方公司提供的上述款项的性质。《项目投资协议书》与曲靖东方公司的上述主张没有法律上的关系，故曲靖东方公司请求本院向曲靖市政府调取《项目投资协议书》，本院不予考虑。在曲靖东方公司没有证据表明上述6.27779亿元款项系深圳东方公司提供给曲靖东方公司的增资款或无需返还之款项的情形下，深圳东方公司要求曲靖东方公司返还上述款项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在返还款项时，曲靖东方公司应当支付使用该款项的费用，原审判决按照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该费用并无不妥。在曲靖东方公司实际收到了涉诉款项且无正当理由不予归还的情况下，本院对《借款合同》、《借款借据》及其相应的《公证书》，以及《催款函》等争议事实不再予以审理。曲靖东方公司请求本院向公证机关调取上述《公证书》的公证过程及相关存档资料，本院亦不再考虑。
摘要2：【裁判规则】股东向公司提供投资款项时，如果双方未明确约定款项属于股东对公司的增资款，法院不宜直接认定该款项属于股东增资款。一般情况下公司不能无偿取得该笔款项，而应当返还该款项及相应利息。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5)民二终字第428号
【裁判摘要】
合同效力是对已经成立的合同是否具有合法性的评价，依法成立的合同，始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七条关于“合同无效、被撤销或者终止的，不影响合同中独立存在的有关解决争议方法的条款的效力”的规定适用于已经成立的合同，“有关解决争议方法的条款”应当符合法定的成立条件。
审查管辖权异议，注重程序公正和司法效率，既要妥当保护当事人的管辖异议权，又要及时矫正、遏制当事人错用、滥用管辖异议权。确定管辖权应当以起诉时为标准，结合诉讼请求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材料进行形式要件审查以确定管辖。
从双方当事人在两案中的诉讼请求看，后诉的诉讼请求如果成立，存在实质上否定前诉裁判结果的可能，如果后诉的诉讼请求不能完全涵盖于前诉的裁判结果之中，后诉和前诉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民事法律关系并不完全相同，前诉和后诉并非重复诉讼。
案件移送后，当事人的诉讼请求是否在另案中通过反诉解决，超出了管辖异议的审查和处理的范围，应由受移送的人民法院结合当事人对诉权的处分等情况，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三十二条、第二百三十三条等的有关规定依法处理。
摘要2：【裁判要旨】协议管辖条款在成立要件上存在重大瑕疵的，人民法院不能认定存在有效的管辖条款。
【摘要】最高人民法院认为：关于《委托定向投资协议》中管辖条款的效力问题。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无锡分行（以下简称招行无锡分行）提起本案诉讼，向人民法院提交了落款日期均为2014年5月30日的《委托定向投资协议》、《同业存款协议》以及《投资指令》等材料。经吉林公正司法鉴定中心和无锡市公安局物证鉴定所鉴定，上述《委托定向投资协议》和《投资指令》尾部加盖的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春分行（以下简称光大银行长春分行）的印章及其法定代表人王某坤的名章均与送检的样本印文非同一印章盖印形成。招行无锡分行对该鉴定结论没有异议。招行无锡分行并未向人民法院提交光大银行长春分行在其他场合使用了加盖在《委托定向投资协议》上的“公章”的证据，故不能认定《委托定性投资协议》上的“公章”是真实的。合同效力是对已经成立的合同是否具有合法性的评价，依法成立的合同，始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合同成立之前不存在合同效力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七条关于“合同无效、被撤销或者终止的，不影响合同中独立存在的有关解决争议方法的条款的效力”的规定适用于已经成立的合同，“有关解决争议方法的条款”亦应当真实存在，体现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且达成合意。招行无锡分行应当提交具备客观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的证据，足以证明其依据的“有关解决争议方法的条款”符合法定的成立条件。上述鉴定结论证明《委托定向投资协议》上并没有加盖真实的光大银行长春分行的公章或法定代表人签章，故上述协议中管辖条款在成立要件上存在重大瑕疵，不能认定存在有效的管辖条款。招行无锡分行关于涉案管辖条款具有独立性，即便合同无效亦不影响无效合同中管辖条款的约束力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 日期： 08-14 12:40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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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设立协议
摘要1：【案号】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2)沪二中民四(商)终字第65号
【裁判要旨】股东投资协议本质应属于合同，依法受我国《合同法》一般规则的规范和调整。公司章程属于我国《公司法》所规制的范围。两者之间应为相互平行而非前后承接的法律关系。因此，股东投资协议的效力存续与否，同公司章程的制定不存在效力上的关联性，依法只受限于该协议本身的约定条款内容以及我国《合同法》的相关调整规范。公司成立后，股东投资协议在没有被修改、变更、解除以及与公司章程的内容相悖的情况下，其效力并不自然终止或被公司章程的效力所取代，只是在具体个案的司法诉讼中，两者具有不同的证明和适用对象，不存在以两者中哪个为准的问题。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4)民提字第217号
【裁判要旨】实际出资人要求确认委托代持股权关系并不等于实质上要求确认股东身份及享有股权。
【裁判摘要】关于委托持股合同的效力，有关司法解释已经有明确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四条第一款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实际出资人与名义出资人订立合同，约定由实际出资人出资并享有投资权益，以名义出资人为名义股东，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对该合同效力发生争议的，如无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情形，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该合同有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外商投资企业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一）》第十五条第一款规定：“合同约定一方实际投资、另一方作为外商投资企业名义股东，不具有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无效情形的，人民法院应认定该合同有效。一方当事人仅以未经外商投资企业审批机关批准为由主张该合同无效或者未生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依照上述规定，本案双方当事人之间的委托持股合同、委托持股关系有效。被申请人称应认定为双方之间存在委托投资合同关系，而不是委托持股合同关系。事实上，李奕基是以委托持股的方式进行股权投资，委托持股与委托投资这两个概念不相互排斥。因此，认定双方之间存在委托持股关系，与被申请人所称存在委托投资关系并不矛盾。
摘要2：【解读】外商投资企业隐名投资协议不违反禁止性规定的应当认定有效，实际投资者有权请求名义股东履行合同义务。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最高法民终765号
【裁判要旨】投资协议约定股东应分得固定利润，但该数额是以公司有可供分配利润为前提，并以原股东承诺对预期利益进行补足，该约定不损害公司和债权人利益。
【摘要１】从具体文字表述看，成都金控财富参与分配的是中盛正银公司每年的“可分配利润”，而享有可分配利润是股东资产收益权的内容，不违反法律规定。正是因为考虑到预期利润并不一定真正实现，该条同时对可分配利润超过预期利润和低于约定利润时各方的权利义务进行了明确约定，即在成都金控财富5年分得的总利润少于4789万元的情况下，原股东负有补足责任。享有固定数额的可分配利润与原股东补足责任，相辅相成，相互补充，不能割裂，应作一体解读。因此，虽然协议明确约定了成都金控财富应分得的固定利润数额，但该数额是以公司有可供分配的利润为前提，并以原股东承诺对预期利益进行补足为保障，该约定不损害公司和公司债权人利益。在上述交易安排中，原股东承担的为补充责任，并非担保责任，四川正银公司和中盛万吉公司关于主债务不成立故而担保从债务亦不成立的主张，依据不足。
【摘要２】股东以其认缴出资额为限对公司承担责任，是针对公司债权人而言，主要规范公司外部关系，与股东之间的利润补足和股权回购约定并不矛盾。
【摘要３】根据《公司法》第三十四条规定，全体股东可以对不按照出资比例分取红利作出特别约定。因此，所谓股东同权同利原则并非强制性规定，全体股东之间可以通过约定进行变更。
【要旨】合同约定股权回购价格应不低于约定价格或者符合资格的第三方评估机构出具的评估价格并以较高者为准的，即在价格确定上赋予了选择权。
【摘要４】《投资协议》第三条第5款约定，回购价格应不低于约定价格或者符合资格的第三方评估机构出具的评估价格（以前述二者较高者为准）。可见，在价格确定上，协议赋予了成都金控财富一定的选择权，即有权选择“约定价格”和“评估价格”两者中的较高者。因此，即便按照四川正银公司和中盛万吉公司的要求进行鉴定，成都金控财富亦有权选择价高者。本案中，成都金控财富诉请按照其中约定的价格回购股权，应当视为其已经按照《投资协议》之约定行使了选择权。中盛万吉公司、四川正银公司主张按照中盛正银公司目前的资产评估结果确定股权回购价格，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4)民二终字第111号
【裁判要旨】回购条款是当事人在投资协议书外保护投资人利益的特别约定，属于对投资合作商业风险的安排，应为有效。
摘要2：【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5)民申字第295号
- 日期： 01-17 15:59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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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解读：（１）股东投资协议依法受合同一般规则的规范和调整，公司章程依法属于《公司法》所规制的范围，两者之间应为相互平行而非前后承接的法律关系。（２）股东投资协议的效力存续与否同公司章程的制定不存在效力上的关联性，依法只受限于该协议本身的约定条款内容以及合同的相关调整规范；公司成立后，股东投资协议在没有被修改、变更、解除以及与公司章程的内容相悖的情况下，其效力并不自然终止或被公司章程的效力所取代。
摘要2：【注解】公司成立后公司章程未作出新规定的情形下，发起人或者原审股东在公司设立阶段签订的投资协议在公司成立后仍然有效，发起人或者原始股东可以主张继续履行公司设立阶段签订的投资协议（如：投资协议约定发起人股东在一定期限内不得转让股权，该约定对发起人股东具有约束力，发起人股东对外转让股权即使符合《公司法》第71条股东优先购买权程序规定，但因为违反了发起人之间的特殊约定，其他发起人有权要求该发起人股东继续履行投资协议并将已转让的股权过户到发起人股东名下）。
摘要1：解读：多方投资协议只约定公司转让股权违约责任，未约定股东（实际控制人）承担违约责任，股东（实际控制人）无需就公司转让股权承担违约责任。
摘要2：【注解】股东（实际控制人）在多方投资协议上签字就应当承担违约责任吗——（１）在多方投资协议中，投资方一般都会要求股东（实际控制人）作为合同一方当事人并在投资协议上签字，目的是要求股东（实际控制人）对目标公司违约行为承担违约责任；（２）多方投资协议中目标公司违约责任条款中往往忽略约定股东（实际控制人）的违约责任，导致目的落空；（３）因此，在多方投资协议中要求股东（实际控制人）对目标公司违约行为承担责任必须要有明确约定股东（实际控制人）违约责任条款。
- 日期： 05-04 09:24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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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8)最高法行再1号
【裁判摘要１】关于案涉《投资协议》是否属于行政协议问题——行政协议是指行政机关为实现公共服务或者行政管理目标，在行使职权履行职责的过程中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协商订立的协议。与民事合同相比，除协商一致与民事合同相同外，识别行政协议的标准主要有二：一方面，形式标准。形式标准也就是主体标准，即它发生在具有行政职权、履行行政职责的机关和组织及其工作人员与行政职权所作用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之间。另一方面，实质标准。实质标准也就是标的及内容标准，亦即行政法上的权利义务，其意在提供一种指引，强调行政协议不同于民事合同，这一标准排除了行政机关基于自身民事权利义务而签订的协议。行政法上的权利义务可以从以下三方面进行判断：一为是否行使行政职权、履行行政职责；二为是否为实现公共服务或者行政管理目标；三为在协议里或者法律上是否规定了行政机关的优益权。其中，行使行政职权、履行行政职责及行政机关具有优益权为首要标准，无法判断时，还可以结合“实现公共服务或者行政管理目标"进一步判断。
【裁判摘要２】关于案涉《投资协议》是否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规范行政案件案由的通知》（法发〔2004〕2号）将行政合同作为一种行政行为纳入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之后在相关的司法实务中亦有通过行政诉讼解决行政协议争议的司法案例，将行政协议争议纳入行政诉讼亦系行之有效的纠纷解决途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关于审理行政案件适用法律规范问题的座谈会纪要〉的通知》（法〔2004〕96号）对有关新旧法律适用以及法不溯及既往问题明确作出“实体问题适用旧法规定，程序问题适用新法规定"即所谓“实体从旧，程序从新"的规定。因此，对形成于2015年5月1日之前的行政协议产生的纠纷，当时的法律、行政法规、司法解释或者我国缔结或参加的国际条约没有规定其他争议解决途径（包括仲裁或者民事诉讼）的，作为协议一方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提起行政诉讼，人民法院可以依法受理。本案中，案涉《投资协议》作为行政机关招商引资协议，当时的法律、行政法规、司法解释或者我国缔结或参加的国际条约没有规定其他争议解决途径，成都亿嘉利公司、乐山亿嘉利公司选择通过行政诉讼解决相关的争议，并不违反相关法律的规定，依法应予支持。原审法院既认定案涉《投资协议》属于行政协议，
摘要2：（续）但又以该协议签订时间在2015年5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修改之前而不纳入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为由，裁定不予立案，不仅不符合上述规定的精神，且前后矛盾，亦增加了当事人的诉累，不利于纠纷的实质化解，应予纠正。
【裁判摘要３】关于本案诉讼的起诉期限及诉讼时效问题——当时有效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二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行政机关不依法履行、未按照约定履行协议提起诉讼的，参照民事法律规范关于诉讼时效的规定；对行政机关单方变更、解除协议等行为提起诉讼的，适用行政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关于起诉期限的规定。"行政协议作为一种行政手段，既有行政性又有协议性，应具体根据争议及诉讼的性质来确定相关的规则适用，在与行政法律规范不相冲突的情况下可以参照适用民事法律规范。该条文对行政协议纠纷中起诉期限和诉讼时效适用问题作出了明确规定，起诉期限适用于与传统行政诉讼审查对象一样体现单方性、高权性特点的行政机关单方变更、解除协议等行为，诉讼时效制度则适用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行政机关不依法履行、未按照约定履行协议提起诉讼或者其他因行政协议提起诉讼的案件。本案系因成都亿嘉利公司、乐山亿嘉利公司对沙湾区政府未履行案涉《投资协议》而提起的请求解除协议的行政诉讼，应参照适用民事法律规范关于诉讼时效的规定，不再适用起诉期限的规定。而关于诉讼时效，根据案涉《投资协议》的内容，并不能确定协议的履行期限，对于不能确定履行期限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债务人明确表示不履行义务之日起计算。案涉《投资协议》签订后因故未能顺利履行，成都亿嘉利公司从2012年6月5日起就通过函件等形式向沙湾区政府主张相应的权利，期间沙湾区政府也通过回函等形式予以回应，均未明确表示不予履行相关的义务，直至2015年11月24日《乐山市沙湾区人民政府关于成都亿嘉利科技有限公司〈关于乐山沙湾鳗鱼养殖基地（鳗鲡健康养殖示范推广项目）建设未能实施及要求政府索赔的说明〉的答复》，表示不予履行成都亿嘉利公司的相关权利请求，诉讼时效方从此时起算。成都亿嘉利公司、乐山亿嘉利公司于2016年8月31日向一审法院提起本案诉讼，并未超过诉讼时效。故沙湾区政府关于本案超过起诉期限与诉讼时效原审法院不应立案的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1：解读：出资款不承担经营风险的保本收息合伙投资协议应认定为借款协议。
摘要2：【注解１】（１）合伙协议约定不符合合伙共享收益、共担风险的特征，应认定为借贷协议；（２）是否承担经营风险是区分合伙关系和借贷关系的关键——不承担合伙经营风险的投资人不是合伙人。
【注解２】名为合伙实为借贷协议情形——（１）约定投资人不承担合伙经营风险，享有固定投资回报；（２）约定合伙清算前全数返还投资本金；（３）约定投资不受合伙经营盈亏影响；（４）投资协议约定利润分配方案而未约定损失分担规则；（５）为投资回款提供担保。
【注解３】其他参考案例——（２０１８）鲁民申７４８５号；（２０１５）渝高法民提字第０００５７号；（２０１８）渝民申２２６５号；（２０１９）湘民申１０２２号；（２０１７）川民申１９６３号；（２０１７）赣民终１９２号；（２０１６）赣民终４６６号；（２０１０）豫法民提字第１６０号
摘要1：解读：约定一方出资主张诉讼权益胜诉后分享收益，并非属于从事经营活动，且并未约定风险如何承担，系名为合伙实为借贷，不成立合伙法律关系。
摘要2：【注解１】“合伙诉讼”不成立合伙关系。
【注解２】诉讼投资协议无效。——参考案例：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沪02民终10224号
- 日期： 05-19 16:07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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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要旨】案涉招商引资投资协议属于政府信息。根据《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二条的规定，政府信息是指行政机关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制作或者获取的，以一定形式记录、保存的信息。案涉招商引资投资协议是甲区政府在履行行政职责即招商引资过程中签订并保存的信息，属于政府信息。甲区政府应当根据《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有关规定决定是否予以公开 。
【摘要】根据《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对政府信息的定义及该条例的立法目的，判断一份信息是否属于政府信息的核心要素为，该信息是否系行政机关在履行行政管理职能过程中产生。属于行政机关在履行行政管理职能过程中制作并保存的政府信息的，对其公开事项应当适用《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规定。
摘要2：
- 日期： 03-14 20:44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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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内容具体明确的补正仲裁裁决应予执行
【裁判要旨】仲裁机构可以对仲裁主文或者仲裁调解书中的文字、计算错误以及仲裁庭已经认定但在裁决主文中遗漏的事项作出补正或说明。本案中，仲裁庭对仲裁裁决所作的补充说明，符合当事人之间签订的投资协议所具有的对赌协议的性质，及在约定的条件成就时，当事人对于股权变更及股权回购等权利义务所作的约定与安排，与仲裁裁决的内容不存在矛盾，具体明确，依法应当予以执行。
【案号】执行异议：（2019）豫01执541号；执行复议：（2019）豫执复140号
【裁判摘要】仲裁机构可以通过说明的形式对裁决主文中未表述清楚的部分进行进一步明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仲裁裁决执行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中规定：“对仲裁裁决主文或者仲裁调解书中的文字、计算错误以及仲裁庭已经认定但在裁决主文中遗漏的事项，可以补正或说明的，人民法院应当书面告知仲裁庭补正或说明，或者向仲裁机构调阅仲裁案卷查明。"故仲裁机构可以通过说明的形式对裁决主文中未表述清楚的部分进行进一步明确。本案中，《仲裁说明》中明确了27%股权对应‘回购价款’是常×应向蔚蓝基金公司转让增量股权的替代措施，而不是蔚蓝基金公司原持有的目标公司的股权，该《仲裁说明》进一步解释：“如果将裁决中的27%股权理解为蔚蓝基金公司原持有的目标公司的股权，将会导致合同目的无法实现。"此《仲裁说明》所做的解释符合对赌协议的性质及《投资协议》5.3的约定。故该《仲裁说明》对裁决书主文的内容解释与说明，与仲裁裁决内容不存在矛盾。郑州中院（2019）豫01执541号执行裁定仅依据裁决书第二项的表面文字即认定仲裁裁决主文与该《仲裁说明》存在矛盾，未探究分析投资协议的性质、具体条款的约定及仲裁裁决书的具体内容，驳回蔚蓝基金公司执行申请不当，应予纠正，蔚蓝基金公司复议理由成立，本院予以支持，郑州中院异议裁定认定事实、适用法律错误，应予纠正。
摘要2：——经补正与说明的仲裁裁决内容具体明确，应予执行
【摘要】仲裁机构可以对仲裁主文或者仲裁调解书中的文字、计算错误以及仲裁庭已经认定但在裁决主文中遗漏的事项，作出补正或说明。本案中，仲裁庭对仲裁裁决所作的补充说明，符合当事人之间的签订投资协议所具有的对赌协议的性质，及在约定的条件成就时，当事人对于股权变更及股权回购等权利义务所作的约定与安排。仲裁庭所作的补充说明，与仲裁裁决的内容不存在矛盾，依法应当予以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