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商事审判若干疑难问题——合同法
摘要1：【目录】一、代位权问题；二、合同形式问题；三、一般撤销权的行使方式；四、债务加入问题；五、合同解除问题；六、表见代理与职务行为的关系；七、金融机构借款合同中约定复利应否保护；八、企业之间发生的借贷行为的效力认定及责任承担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灵山县公安局对其工作人员擅自以所在单位名义对外提供财产保证应否承担民事责任问题的答复
摘要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灵山县公安局对其工作人员擅自以所在单位名义对外提供财产保证应否承担民事责任问题的答复（１９９１年１月３０日 法（经）函〔１９９１〕８号）
【摘要】黄考才利用职务之便，擅自以所在单位名义对外提供财产保证，其行为后果，根据《民法通则》第六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应由黄考才个人自负，并依法追究其责任，灵山县公安局对此不应当承担民事责任。
摘要2：
项目负责人出具结算单的行为定性
摘要1：【提示】对于审判实践中出现的上述合同，不能一概简单地认定合同有效或者无效，也不能简单将上述行为认定构成职务行为或者表见代理，而应该结合各个案件的具体情况，综合各方面因素进行分析判断。
【裁判要旨】项目负责人(项目经理)出具结算单的行为，究竟构成职务行为、表见代理还是无权代理，应该综合各方面因素综合判断。是否构成职务行为，应该从该行为人的身份、该行为与其工作职责的关联程度、实施该行为时的外在表现形式、实施的时间与地点等方面综合分析判断；而审查是否构成表见代理，则需要从客观上是否存在使相对人足以相信无权代理人拥有代理权的理由以及相对人是否善意无过失两个主要方面进行审查。
【案号】一审：(2009)嘉秀商初字第1093号；二审：(2009)浙嘉商终字第591号
摘要2：
浙江省衢州市衢江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1)衢商初字第831号
摘要1：【案号】浙江省衢州市衢江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1)衢商初字第831号
【提示】撤诉两年后才另行起诉的，诉讼时效期间经过。
【裁判摘要】因原告提供的证据不足于证明被告系建筑公司的项目经理，故不能认定被告的行为是代表建筑公司的职务行为，且其行为在事后也未取得建筑公司的追认，故被告与原告签订合同的行为，系其个人行为，与建筑公司没有关联。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3)民申字第1714号
摘要1：——合同解除后达成的损失赔偿金条款一方当事人以数额过高为由请求调整应不予支持
【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3)民申字第1714号
【提示】合同解除后达成的损失赔偿金条款，一方当事人以数额过高为由请求调整应不予支持。
【裁判摘要】
①公司法定代表人的代表权受限能否对抗第三人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三条规定：“公司法定代表人依照章程的规定，由董事长、执行董事或者经理担任，并依法登记。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应当办理变更登记。”《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条规定：“法人或其他组织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超越权限订立的合同，除相对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超越权限的以外，该代表行为有效。”本案中，《赔偿协议》签订时，张家明系明利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其代表明利公司对外签订协议的行为系履行职务行为，由此产生的法律后果应由明利公司承担。虽然明利公司举证称，在张家明签订《赔偿协议》之前，公司股东会已对张家明的授权作出限制。但是，明利公司未将该股东会决议内容告知合同相对人。甘××生、胡××基于明利公司的公司章程及登记事项，有合理理由相信张家明有权代表明利公司对外签订合同。因此，明利公司股东会内部决议对其法定代表人张家明所作的授权限制，对公司之外的第三人并不产生法律效力。
②关于应否调整《赔偿协议》中约定的赔偿金的数额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二款规定：“约定的违约金低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增加；约定的违约金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适当减少。”本案中，明利公司与甘××、胡××在《赔偿协议》中，明确终止履行《房屋买卖协议书》，明利公司赔偿甘××、胡××购房损失3250万元，该赔偿损失数额属于约定的损害赔偿金。在《赔偿协议》不存在无效或可撤销的情形下，明利公司与甘××、胡××各方的权利义务应受其约束。明利公司申请再审称《赔偿协议》是关于违约金的相关约定，甘××、胡××的损失仅限于购房款的同期银行贷款利息，法院应依《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二款的规定调整《赔偿协议》中约定的损失赔偿金数额，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3)民二终字第14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3)民二终字第14号
【提示】企业被吊销营业执照后设立的留守处负责人在贷款核对单上签字的行为是否表明公司对于该贷款核对单载明的贷款本息数额的重新确认。
【裁判要旨】企业留守处负责人签收贷款核对单的职务行为，其后果由企业法人承担——企业法人被吊销营业执照后设立留守处负责日常管理工作，留守处负责人依企业法人授权在债权人发送的贷款核对单上签字确认的职务行为，其后果应由企业法人承担。
摘要2：【解读】公司留守处负责人在贷款核对单上签字的行为是否表明公司对债务的重新确认，应当根据鹿山集团公司留守处的法律地位、留守处负责人的职责权限以及贷款核对单的形成过程等因素综合分析认定。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2)民提字第208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2)民提字第208号
【提示】法定代表人以公司财产偿还其个人及个人控制的公司的债务属于违反法定忠实义务的无权代表行为应当认定无效。
【裁判摘要】
1.关于房地产转让协议的性质。该协议的主要内容是机电公司向绣丰公司出让三套房产，机电公司应得价款用以折抵孙某某及其关联企业一得公司的债务，协议还约定了回购条款，如2008年8月底前孙某某还清债务则房产无需过户，故协议性质为以房抵债合同。根据合同法第九十九条和第一百条的规定，抵销的前提条件是当事人互负债务。从本案借款形成过程来看，原始借条是由孙某某以其个人名义出具的，款项未汇入机电公司，故绣丰公司和机电公司之间不存在借贷合意。绣丰公司法定代表人林××在接受慈溪市公安局调查时也明确认可款项是出借给孙某某的。绣丰公司主张机电公司为共同借款人的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由于机电公司和绣丰公司没有互负债务，不能产生债权债务抵销的后果，因此房地产转让协议约定折抵的实质是由机电公司通过以房抵债的方式为孙某某及一得公司清偿债务，而非房产买卖。
2.关于孙某某以机电公司名义签订协议的效力。《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八条规定：“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对公司负有忠实义务和勤勉义务。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得侵占公司的财产。”法定代表人不得利用职权，以公司财产为其个人偿还债务，是公司法规定的忠实义务的基本要求，不论公司章程是否作出特别规定。本案孙某某私刻公章，以机电公司财产偿还其个人及个人控制的一得公司的债务，属于违反法定忠实义务的无权代表行为。
关于孙某某无权代表行为的对外效力。我国合同法第五十条规定：“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超越权限订立的合同，除相对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超越权限的以外，该代表行为有效。”相对人是否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法定代表人越权，应当结合法律规定、交易的性质和金额以及具体交易情境予以综合判定。假定孙某某作为法定代表人以机电公司名义转让房产，绣丰公司向机电公司支付相应转让款，此属于公司正常的经营活动，即使机电公司内部章程对孙某某代表权有限制性规定，也不具有对抗外部相对人的效力。然而本案所涉的协议条款使机电公司只承担巨额债务而不能获得任何对价，不属于公司正常的经营活动，且孙某某同时代表公司和个人签约，行为后果是
摘要2：【续】将公司利益转移给个人，具有明显的超越代表权的外观。《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六条第二款规定：“公司为公司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的，必须经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该条款说明公司法对关联担保这种无对价的特殊交易，对代表权做了限制性规定，必须经股东会同意。为股东及法定代表人清偿债务的性质较关联担保更为严重，公司直接对外承担债务而不能取得经营利益，如未经股东会同意，将构成侵占公司财产的行为。绣丰公司知晓机电公司由几名股东组成，并专门聘请律师草拟协议，在孙某某不能提供股东会同意证明的情形下，绣丰公司根据协议内容理应知道孙某某的行为不是为机电公司经营活动所从事的职务行为，而是违反公司法强制性规定的侵占公司财产行为。绣丰公司以协议和委托书加盖了机电公司公章为由主张善意信赖孙某某代表权的理由不能成立。综合考虑本案的交易过程和事实，绣丰公司应当知道孙某某的签约超越代表权限，绣丰公司不属于合同法第五十条保护的善意相对人，浙江高院认定孙某某代表行为无效、房地产转让协议不能约束机电公司并无不当。机电公司对本案协议的签订并不知情，对孙某某私刻公章的行为也不具有管理上的失职，绣丰公司要求机电公司依据房地产转让协议承担责任的诉请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
【解读１】法定代表人以公司财产偿还其个人及个人控制的公司的债务属于违反法定忠实义务的无权代表行为应认定无效——法定代表人不得利用职权，以公司财产为其个人偿还债务，是公司法规定的忠实义务的基本要求，不论公司章程是否作出特别规定。相对人是否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法定代表人越权，应当结合法律规定、交易的性质和金额以及具体交易情况予以综合判定。
【解读２】机电公司对本案协议的签订不知情，对孙某某私刻公章的行为也不具有管理上的失误，机电公司不承担责任。
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09)浙嘉商终字第591号
摘要1：【案号】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09)浙嘉商终字第591号
【提示】项目负责人（项目经理）出具结算单的行为，究竟构成职务行为、表见代理还是无权代理，应该综合各方面因素综合判断。是否构成职务行为，应该从该行为人的身份、该行为与其工作职责的关联程度、实施该行为时的外在表现形式、实施的时间与地点等方面综合分析判断；而审查是否构成表见代理，则需要从客观上是否存在使相对人足以相信无权代理人拥有代理权的理由以及相对人是否善意无过失两个方面进行审查。
摘要2：
濮阳市××贸易公司与中保财产保险有限公司河南省分公司、中保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河南省分公司、郑州××期货有限公司借款纠纷案
摘要1：——法人应当对其法定代表人的职务行为承担民事责任
【提示】法人应当对其法定代表人的职务行为承担民事责任。法定代表人受到刑事制裁，但不能免除法人应承担的民事责任。
【裁判摘要】周华孚系原保险公司总经理、法定代表人，其职务和权限足以代表保险公司对外实施法律行为。其于1992年5月2日向河南省荥阳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出具申请书，申请开办文旅公司。申请书、企业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资金信用证明以及企业法人申请开业登记注册书上，周华孚均在负责人栏内签署了姓名，并加盖了保险公司的公章，该行为是以保险公司的名义实施的，设立文旅公司的行为是以保险公司的名义进行的，该行为应认定为法人的行为。周华孚受到刑事制裁，但不能免除法人应承担的民事责任。保险公司应对开办文旅公司依法承担民事责任。
【裁判要旨】
①法定代表人行为的性质界定标准：自然人的行为属性是否与职务有关。A.当自然人的行为与职务无关时，就是个人行为，对个人行为，法人不承担责任；B.如果其行为与职务相关联时，就应当认定为法人行为，法人就应当承担责任。
②刑事制裁是为了保护民事关系，而不能消灭民事关系。民事关系存在与否，按民法规范判断，民事纠纷还需要以民法方式解决。
【裁判规则】企业开办的其他企业虽领取企业法人营业执照，但实际未投入自有资金，或投入资金达不到《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例施行细则》或其他有关法规规定的数额，应认定其不具备法人资格，其民事责任由开办该企业的企业法人承担。
摘要2：
法定代表人借款中职务行为与个人行为之区分——河南周口中院判决谢某某诉赵某某借款案
摘要1：【裁判要旨】以法定代表人的名义向个人借款，所出具的借条上未加盖公章，也未有证据证明系职务行为，可认定为法定代表人个人借款。
摘要2：
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对银行职工参与企业非法借贷有关法律问题的答复
摘要1：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对银行职工参与企业非法借贷有关法律问题的答复（银条法[1996]44号）
【摘要】
一、借贷资金属于金融业务，因此，非金融机构之间不能相互借贷，这是我国金融法律、法规一贯的要求。企业间非法借贷资金的行为是无效的，应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六十一条及有关法律规定进行处理。
二、商业银行工作人员如果参与企业之间的借贷活动，应按有关规定给予纪律处分，构成犯罪的，应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商业银行对其工作人员的非职务行为所造成的损失不承担责任。
摘要2：
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2007）桂民再字第16号
摘要1：【案号】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2007）桂民再字第16号
【裁判规则】政府机关违规出借公车应对事故受害者承担补充赔偿责任——政府机关工作人员借用单位公车回家探亲，在途中违规驾驶发生交通事故致人受伤。虽然该工作人员具有驾驶资格，政府机关出借公车的行为与他人人身损害无直接的因果关系。但因当地政府规章明确规定政府机关应加强公务用车管理，且政府机关原本就对其所有车辆的安全行驶负有安全保障义务，故政府机关将公车出借的行为，既违反了政府规章，又未尽到必要的管理义务，存在过错，应对受害人的损害承担补充赔偿责任。
【案情摘要】原告驾车与第三人驾驶着被告的轿车相撞造成自己伤残，原告诉求第三人所在单位即被告承担赔偿责任，一审法院认定第三人非职务行为，判定第三人独自赔偿。二审法院判决被告承担补充赔偿责任。被告不服申请再审，法院认定被告借车给第三人有过错，承担补充责任。
【法律点】行为人请假期间借用单位的车发生交通事故的，单位是否应该承担补充赔偿责任？
【裁判要旨】关于区地税直属分局应否承担丘松的补充赔偿责任的问题。区地税直属分局是桂A／A6103号小轿车的所有人，对该车的安全行驶负有安全保障义务。而广西壮族自治区纪委、自治区监察厅《关于加强公务用车管理的意见》经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办公厅、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桂办发[2000]60号通知转发，属政府规章。区地税直属分局是政府职能部门，应严格按照政府规章执行。但区地税直属分局违反政府规章将公车交给身为本单位稽查科副科长的丘松驾驶，有过错，故原判判令区地税直属分局承担丘松的补充赔偿责任并有权向丘松追偿，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所规定的有关条文的精神。
摘要2：无
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2009）闵民一（民）初字第6290号；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摘要1：【问题提示】肇事方在上下班途中骑车致人受伤，其行为可否由其所工作的单位承担雇主替代责任？
【要点提示】当事人一方在上下班途中骑车致另一方当事人受伤，诉讼中肇事方称其行为是职务行为，应该由其所工作的单位承担雇主替代赔偿责任。法院审理认为，职工于上下班期间所造成的损害结果并不能由其工作单位来承担替代责任。
【案例索引】一审：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2009）闵民一（民）初字第6290号（2010年4月22日）；二审：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0年10月19日）
摘要2：
江苏省南京市栖霞区人民法院（2007）栖民一初字第1192号；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2007）宁民一终字第1497号
摘要1：【问题提示】行为人的行为构成职务行为主要依据何种标准？
【要点提示】“职务行为”是法人承担替代责任的决定性因素。确定职务行为的标准，不仅取决于是否履行了单位规章制度规定的相关条件和程序，而且应当从职权标准、时空标准、名义标准、目的标准等方面综合加以考量确定。
【案例索引】一审：江苏省南京市栖霞区人民法院（2007）栖民一初字第1192号（2007年9月28日）；二审：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2007）宁民一终字第1497号（2007年12月10日）
摘要2：
刘某某交通肇事案——雇主应否对其雇员的非职务行为造成的损害结果负连带赔偿责任
摘要1：[第25号]刘某某交通肇事案——雇主应否对其雇员的非职务行为造成的损害结果负连带赔偿责任
【裁判要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的损害赔偿的归责原则，不能适用一般的民事侵权损害赔偿责任原则，即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的损害赔偿只能适用过错责任原则，不能适用民事责任中的无过错责任原则和公平责任原则。这是因为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的损害赔偿以行为人的行为构成犯罪为前提，而构成犯罪的主观要件，是行为人主观上的罪过。行为人无主观罪过，就不构成犯罪，因而也就不存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的损害赔偿。本案中，上诉人李军与被告人刘海之间虽然存在着雇佣关系，但被告人刘海动用车辆送朋友回家，既非正常业务，又没有得到雇主李军的同意，并且在酒后驾车，途中发生交通事故，侵犯了苏军的人身权，给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苏田保造成了经济损失，李军对此没有任何过错，因而不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3)民提字第95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3)民提字第95号
【裁判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三条规定：“当事人订立合同，采取要约、承诺方式。”第二十五条规定：“承诺生效时合同成立。”依照上述法律规定，储蓄人主张与银行成立储蓄存款合同，应当证明其与银行分别作出要约和承诺，符合合同成立要件。当储蓄人依据犯罪分子伪造的存单主张与银行成立储蓄合同，人民法院应判定储蓄人与银行是否就储蓄事宜分别作出要约、承诺。在不能认定双方成立储蓄合同情形下，储蓄人依据伪造存单提起的诉讼，应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存单纠纷案件的若干规定》，作为一般存单纠纷处理。
摘要2：【裁判要旨】合同成立应当从要约和承诺两个方面作出认定。
【提示】银行里交存款，由柜员递存单，亦不构成表见代理。
【摘要】
①《合同法》第49条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该条规定目的是保护善意第三人合法权益、促进市场交易安全。从立法目的解释表见代理构成要件，应包括代理人无权代理行为在客观上形成具有代理权表象，相对人在主观上善意且无过失地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相对人善意且无过失应包含两方面含义：一是，相对人相信代理人所进行的代理行为属代理权限内行为；二是相对人无过失，即相对人已尽充分注意，仍无法否认行为人的代理权。本案中，李某与谭某商谈存款事宜过程中，对谭某行长身份未经核实即轻信，对存款过程存在的诸多不合常规操作未产生怀疑，主观上具有违规追求高额利息的故意，故其不符合善意无过错的表见代理构成要件要求，谭某行为不构成表见代理，李某向谭某作出的存款意思表示不能视为向银行作出的意思表示。
②从程某履行职务角度看，其从柜台递出的是装有伪造存单的信封，本案并无证据证明程某与谭某共谋诈骗，故意递出信封以使李某相信存款事实的发生。程某因与谭某的私人约定将信封递交给谭某，无证据证明程某知道信封内装有何种物品。故程某递出信封行为，并非其履行职务行为。程某在办理李某业务中，李某并未向程某作出存款的意思表示，程某亦未让李某填写存款凭条、未向李某出具储蓄存单。程某递交谭某信封行为不足以让李某产生已存款的信任，其行为不能认定为履行职务行为，进而推定银行与李某之间已成立定期储蓄合同关系。
③李某所持存单系伪造，该存单所涉款项并未向银行交存，双方并未成立储蓄存款合同，李某依据犯罪分子伪造存单，主张银行兑付存单上载明存款，依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存单纠纷案件的若干规定》第5条规定，应作为一般存单纠纷处理，判决驳回李某诉请。
【解读】相对人办理存款时存在疏忽轻信过失且主观上具有违规追求高额利息故意的，不适用表见代理。
最高人民法院裁定书(2009)确申字第1号
摘要1：【裁判摘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十一条的规定，人民法院对生效民事法律文书执行错误，造成损害的，受害人有权要求赔偿。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民法院国家赔偿确认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第十一条的规定，确认执行行为违法要求有职务行为(包括不作为行为)存在、行为具有违法性、有实际损害结果。人民法院在执行过程中，因执行裁定实体处理不当，以补正笔误的方式予以纠正，在程序上虽有瑕疵，但并未给确认申诉人的合法权利造成实际损失，其执行行为应不予确认违法。
【裁判要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第88条第1款规定各债权人按保全和执行措施先后顺序受偿，前提应为债务人具有完全清偿能力。在被执行人已资不抵债和自动歇业情况下，应适用该司法解释第96条的规定，由多个债权人按比例分配执行款。
摘要2：
新疆××××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市北京路营业部等委托监管合同纠纷上诉案
摘要1：——法定代表人构成犯罪，其单位可依法行使民事诉权
【裁判要旨】生效刑事法律文书虽对单位法定代表人的个人行为以挪用公款罪定罪量刑，但不能否认单位在民事诉讼中追认该法定代表人行为为职务行为并据此提起诉讼的权利。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2)民申字第861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2)民申字第861号
【裁判要旨】企业法定代表人向债权人出具个人签名的借据，虽未加盖单位公章，但债权人有理由相信该法定代表人系代表企业法人的职务行为的，该企业法人应对该债务承担偿还责任。
【裁判规则】境外形成的证据未经所在国公证机关证明并经我国驻该国使领馆予以认证，或履行我国与该国订立的有关条约中规定的证明手续，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11条规定的，不应采信。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05)民二终字第191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05)民二终字第191号
【裁判要旨】储蓄机构的负责人，为了增加单位存款额，从事非法高息揽存行为定性为职务行为——银行负责人高息揽存构成犯罪不免除银行民事责任。
【裁判规则】生效刑事判决和裁定确认和使用的证据材料包括犯罪嫌疑人口供，与其他证据相互结合，能形成完整证据链的，可作为另案民事案件认定事实的证据材料。
【裁判意见】贷款人收取第三人归还的对借款人的欠款，客观上使得借款人对金融机构的逾期贷款结清，不属于不当得利。
摘要2：
汝南县××银行诉汝南县××公司依信用卡透支合同透支后逾期不还请求偿还案
摘要1：【裁判要旨】单位申办信用卡并签订透支合同，不因持卡人职务行为而改变发卡银行与持卡人之间的合同关系。
摘要2：
安阳汽车运输总公司诉南庄分社、临淇信用合作社质押存单兑付纠纷案
摘要1：【裁判要旨】经金融机构盖章确认的假存单产生兑付法律效力——金融机构工作人员出具的存单形式要件完备，质权人有足够理由相信存单的真实性，金融机构应承担民事责任。
摘要2：
法定代表人不应对企业法人债务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债务人向银行贷款，与债务人系同一法定代表人的公司提供抵押担保，不应将法定代表人作为承担民事责任主体
摘要1：【要旨】公司法定代表人代表法人行使职权，法人对法定代表人职责范围内的行为承担民事责任。除法律有特别规定，法定代表人不应对法人给他人造成的损害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案例】青海高院再审《公司法定代表人不应对公司债务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职工执行公务在单位借款长期挂账发生纠纷法院是否受理问题的答复
摘要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职工执行公务在单位借款长期挂账发生纠纷法院是否受理问题的答复（1999年4月5日 [1999]民他字第4号）
【摘要】刘坤受单位委派，从单位预支15000元处理一起交通事故是职务行为，其与单位之间不存在平等主体间的债权债务关系，人民法院不应作为民事案件受理。刘坤在受托事项完成后，因未及时报销冲账与单位发生纠纷，应由单位按其内部财会制度处理。
摘要2：【解读】职工执行公务在单位借款挂账发生纠纷法院不予受理。
云南省昆明市官渡区人民法院（2013）官民一初字第2516号；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昆民三终字第237号
摘要1：——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责任主体及责任范围的认定
【裁判要点】
1．在交强险责任限额内，保险公司的赔偿责任与被保险人的侵权责任相互分离。一旦发生损害，保险公司即需向交通事故的受害方承担赔偿责任。对责任限额之外的损失，根据《侵权责任法》的规则认定侵权责任。
2．未依法投保交强险的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由投保义务人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当投保义务人与侵权人不一致时，由投保义务人和侵权人在交强险责任限额内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3．精神损害抚慰金与残疾赔偿金、死亡赔偿金是不同类型的赔偿项目，是否支持精神损害抚慰金应根据案情灵活确定。
4．在判断行为人的行为是否构成职务行为时，应综合考虑如下因素：是否以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名义实施行为；行为人的行为是否有法人或其他组织的授权；行为人的行为与授权内容、工作职责的关联性；法人或其他组织对行为人的监督管理职责；行为的获益归属；行为实施的时间、地点；行为人的主观意志等因素。
【案件索引】一审：云南省昆明市官渡区人民法院（2013）官民一初字第2516号（2014年1月6日）；二审：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昆民三终字第237号（2014年6月9日）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最高法民再161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最高法民再161号
【裁判要旨】由于涉案《回购股权通知》上仅有法定代表人的签字，而无公司加盖的公章，因此交易相对方就要举证证明法定代表人签字时是履行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职务的行为，而不是其私下行为，否则应认定为个人行为。
摘要2：【解读】相对人的举证没有达到令人确信法定代表人在《回购股权通知》上的签字就是其履行法定代表人职务的行为，该行为对公司不发生法律效力。
【摘要】置信公司认为，只要《回购股权通知》上蓝宁的签字是真实的，签字时工商登记上记载的保利天然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是蓝宁，那么即使该通知上没有加盖保利天然公司的公章，蓝宁的签字行为也是履行保利天然公司法定代表人职务的行为，保利天然公司就应当承担相应的后果，而不用考虑签字的地点、场合等等因素。本院认为，蓝宁既是自然人，同时按照置信公司的观点，其也是签字落款时间即2011年10月6日时保利天然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那么，置信公司必须证明蓝宁签字时是代表保利天然公司，而不是其私下签字，因为保利天然公司根本不知道有这回事。实际上，为了保证法定代表人签字时是代表公司的职务行为，在我国，在法定代表人签字的同时，往往要求公司加盖公司印章，以保证二者的统一，防止法定代表人在公司不知情的情况下代表公司做出意思表示。本案的《合作协议书》就是如此，既有法定代表人签字，又加盖有公司印章。《回购股权通知》作为履行《合作协议书》的重要方式，也应当采取同样的方式，至少要有双方公司盖章。如果缺少保利天然公司盖章，那么置信公司就有义务证明蓝宁签字的行为是代表保利天然公司的职务行为，而不是私人行为。恰恰在本案中，置信公司的举证没有达到这样的程度，其就应承担相应的不利后果。故置信公司的这一观点，本院难以认同。本院也在此提醒我国的公司类市场主体，在签订合同时，不管是什么合同，都应当要求对方公司加盖公章。如果对方没有加盖公章，那么应当想方设法要求对方加盖，否则，宁愿相信签字人是个人行为，不能代表公司，因为这样的结果极易引发纠纷，而且在诉讼中处于很不利的地位。
【解读】本案中，最高人民法院在本院认为部分，连续用八个“无法理解”来解释为何不敢确信蓝某在《股权回购通知》上的签字行为是代表天然公司的职务行为。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最高法民终568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最高法民终568号
【裁判要旨】公司对外行为一般应由法定代表人作出，特殊情况下公司其他人员执行职务行为的法律后果也由公司承受。
【裁判摘要】根据我国社会交往的相关规范、习惯及通常的认识水平，公章是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签发文件使用的印鉴，加盖公章，代表该单位的确认。案涉《股权转让协议》上加盖了今世福公司的公章，表明该公司认可《股权转让协议》。一般情况下，公司对外行为是由法定代表人代表公司行使的，特殊情况下，公司的其他人员执行公司职务发生的法律后果，也由公司承受。案涉《股权转让协议》加盖的今世福公司公章是真实的，无论是今世福法定代表人持公章加盖的，还是其他人持公章加盖的，在没有关于股权受让方国开公司为非善意的证据时，应维护合同相对人的合理信赖利益，今世福公司以此为由主张股权转让行为系虚假的事实，难以成立。今世福公司上诉主张，《股权转让协议》中法定代表人“李某某”的签字是刻意伪造的，更说明其欲盖弥彰虚构事实的行为。由于他人模仿签名存在经本人授权或者未经授权模仿代签名等多种可能，仅模仿签名情节不足以否定《股权转让协议》非今世福公司真实意思表示，故今世福公司的该上诉观点，本院不予采信。案涉《股权转让协议》仅有一页，在合同文本底部注有关于“股东是法人和其他组织的由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签字，并加盖公章，本文书格式供参考”的记载，因该内容有供参考的记载，在双方当事人关于法定代表人签字和加盖公章同为合同生效要件有争议的情况下，本院认定当事人在签订协议时对此没有形成共同意思表示，仅为参考要件。
摘要2：【解读１】法定代表人签名被认定为伪造的情况下，仅有公司加盖公章是否影响合同效力？
（１）案涉《股权转让协议》加盖的公章是真实的，无论是公司法定代表人持有公章加盖还是其他人持有公章加盖的，在没有合同相对方为非善意的证据时，应维护合同相对人的合理信赖利益，认定为是公司的意思表示。
（２）仅凭法定代表人签字被认定是伪造不能否认公司真实意思表示，从而否定《股权转让协议》的效力。
【解读２】即使法定代表人或代理人超越了代表人或代理人权限，加盖公章行为构成表见代理制度，合同相对方是善意的，合同对公司仍然产生约束力。
【解读３】公司在合同上盖章无论是公司法定代表人持公章加盖的，还是其他人持公章加盖的，能推定为是公司的意思表示。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最高法民终36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最高法民终36号
【裁判要旨】行为人以公司名义签订保证合同时未向债权银行出具证明其有对外担保签约权的文件，银行事后也未进行核保，未尽审慎注意义务，公司不应承担保证责任。
【裁判摘要】案涉编号为xxx的《保证合同》系由高某以华通凯路公司的名义与工行星海支行签订，该合同上加盖的华通凯路公司公章经鉴定与该公司备案印章不一致，但有高某真实签字。上述担保行为应否归属于华通凯路公司，应从高某是否有权代表华通凯路公司、工行星海支行签约时是否有理由相信高某有代表权等方面予以分析认定。其一，高某是否有权代表华通凯路公司。．．．．．．2014年4月28日高某以华通凯路公司的名义签订案涉《保证合同》时，其已不是工商登记上记载的法定代表人，对外不具有代表华通凯路公司的身份。但是，鉴于高某此前是华通凯路公司法定代表人，此后仍是实际投资人和公司股权的实际所有人，故不应仅凭工商登记来认定高智有无代表权的问题，还应审查华通凯路公司是否仍由高某实际控制经营、是否有权决定公司对外担保。．．．．．．首先，．．．．．．从本案查明的事实看，股权代持和法定代表人变更后高某已无权自行决定公章的使用，高某或者华通凯路公司用章须经现法定代表人王某在《公司印章、证照使用登记表》上签字同意。案涉《保证合同》上加盖的华通凯路公司公章与备案印章不一致、且无证据证明该公司同时使用多枚公章的情况，亦印证了高某未经新任法定代表人同意无权使用公司公章的事实。公章是公司对外从事经营活动的身份代表，华通凯路公司对高智使用公章的限制，足以表明高某对公司的经营管理权限已受到限制，亦即高某不得以华通凯路公司名义从事损害公司利益和债权人信邦典当公司利益的经营行为。基于以上分析，本案一审判决认定在股权代持后高某仍是华通凯路公司的实际控制人，证据不足，认定不当。其次，．．．．．公司法定代表人、实际控制人不享有公司对外担保的决策权，更何况是已不具备法定代表人身份、经营管理权受到限制的高某。因此，高某未经华通凯路公司授权以该公司财产为科技学院的债务提供担保，其行为构成无权代表、无权代理，一审判决认定其行为属于职务行为，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有误。其二，工行星海支行是否有理由相信高智有代表权或代理权。《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
摘要2：【裁判摘要（续）】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第五十条规定：“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超越权限订立的合同，除相对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超越权限的以外，该代表行为有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规定：“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超越权限订立的担保合同，除相对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超越权限的以外，该代表行为有效。"以上条文是关于表见代理以及表见代表制度的规定。依据上述规定，高某的无权代表、无权代理行为是否对华通凯路公司发生法律效力，应审查工行星海支行是否有理由相信高某有代表权或代理权。本案中，高某在签订案涉保证合同时未向工行星海支行出具华通凯路公司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华通凯路公司同意担保的股东会决议等证明高智有对外担保签约权的文件，缺乏使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高某有代表权或代理权的权利外观。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六条对公司对外担保的决策权和决策机构作出了明确规定，任何接受公司担保的相对人都应尽到谨慎注意义务，工行星海支行作为专业金融机构，更应尽到必要注意义务。案涉保证合同签订时，华通凯路公司的工商登记资料以及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已经进行了变更登记，高某已不是该公司法定代表人，上述工商登记信息具有公示公信力，工行星海支行能够查询知晓。而且，按照银行贷款担保的通行做法，银行一般应对担保人进行核保。但是，该行在签订案涉保证合同时并未要求高智提供相关证明文件，事后也未进行核保，未尽到审慎注意义务，主观上存在过失。因此，高某以华通凯路公司的名义签订案涉保证合同的行为，不符合表见代表或表见代理的特征。综上两方面分析，高某以华通凯路公司的名义与工行星海支行签订保证合同的行为不构成职务行为，亦不构成表见代表或表见代理，案涉《保证合同》应认定为无效合同，华通凯路公司对科技学院的借款债务不应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同时，华通凯路公司对保证合同无效不存在过错，而债权人工行星海支行对此存在过错，故华通凯路公司也不应对《保证合同》的无效向工行星海支行承担赔偿责任。
【解读】公司原法定代表人以公司名义签订担保合同加盖公章非公司备案公章，公司不承担担保义务也不承担赔偿责任。
贵州省遵义市播州区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20）黔0321行初193号
摘要1：【案号】贵州省遵义市播州区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20）黔0321行初193号
【裁判摘要】体罚学生是否属于治安处罚适用范围？体罚学生的行为明显不具有伤害故意，属于履行教育职责的职务行为，不属于治安处罚适用范围——本学校教育是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系统地引导、强迫受教育者接受知识技能、陶冶思想品德、遵守社会规矩、发展智力和体力，把受教育者培养成为适应社会现实和发展需要、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活动。教授、管理、训导、惩戒是教育的必备手段和应有之义。《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第四十四条规定了受教育者应当履行的义务，包括遵守法律法规、遵守学生行为规范、尊敬师长、努力学习、遵守所在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的管理制度。违反该规定的，学校和教师有责任根据情节按照法律、法规和相关规范采取劝导、诫勉、惩戒等措施予以纠正并警示其他受教育者。《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第八条第（五）项将“制止有害于学生的行为或者其他侵犯学生合法权益的行为，批评和抵制有害于学生健康成长的现象”规定为教师的义务。有害于学生健康成长的现象包括他人有害于学生健康成长的现象、学生有害于其他学生健康成长的现象、学生有害于自身健康成长的现象，健康成长包括身心两方面，心智和品德的健康成长尤其重要。当学生存在违反规定的行为时，教师对其实施惩戒，是教育法律规范赋予教师的职责，是教师履行教师职务的行为。教师对学生违规行为实施惩戒，应当在法律法规规定的方式和幅度范围内实施，不得超出界限。教师体罚学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二十一条、第六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第二十九条第二款、第三十七条明令禁止的行为，并规定了相应法律责任。本案中，学生在上课时因自己过错而长时间哭泣，影响教学秩序，劝导无效，教师应当采取适当措施予以惩戒，以维护教学秩序、促成学生健康成长。原告韩某某作为班主任教师，在劝导、罚站等方式均未能奏效的情况下，以教鞭击打方式体罚学生，超出惩戒的正常范围，违反法律规定，应当受到否定性评价，并承担相应法律后果。但原告韩某某的行为系为维护正常教学秩序、教育学生遵守行为规范的职务行为，系惩戒过度行为，其行为明显不具有殴打、伤害的故意。其行为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第三十七条规定“教师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所在学校、其他教育机构或者教育行政部门给予行政处分或者解聘：（一）故
摘要2：（续）意不完成教育教学任务给教育教学工作造成损失的；（二）体罚学生，经教育不改的；（三）品行不良、侮辱学生，影响恶劣的。教师有前款第（二）项、第（三）项所列情形之一，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六十三条第二款规定“学校、幼儿园、托儿所教职员工对未成年人实施体罚、变相体罚或者其他侮辱人格行为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机关责令改正；情节严重的，依法给予处分”的规定受到行政处分。治安管理是运用行政手段维护社会治安秩序，保障社会生活正常进行的行政管理活动，《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以维护社会秩序，保障公共安全，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为立法目的，侧重于社会秩序保护和平等法律主体之间的权力关系。职务行为是否适用治安管理处罚，由特别法指引适用，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九十六条对用人单位限制劳动者人身自由、体罚劳动者指引适用治安处罚。同样，特别法也限制治安处罚的适用，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一百一十六条对人民警察办案过程中的违规行为的处理，仅规定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追究刑事责任，即排除治安处罚的适用。同理，《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第三十七条对教师体罚学生的行为仅规定行政处分和刑事责任，未规定治安处罚；《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六十三条第二款对教师体罚学生的行为仅规定行政处分。对比《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一百一十六条规定，履行职务过程中违反职业法律规定的尚不构成犯罪的行为，在职业法律规范为作指引性规定的情形下，排除治安处罚的适用。本案中，韩某某对学生赵某1实施体罚的行为尚未构成犯罪，应当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的规定受到行政处分，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调整范畴。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最高法民申4565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最高法民申4565号
【裁判摘要１】（１）债权人认为破产管理人行使职务行为不当而给其造成损失可以诉请赔偿，但债权人个人无权直接干涉破产管理人行使职务行为；（２）个别债权人对管理人处置破产财产的职务行为不直接享有诉权｜债权人认为破产管理人与案外人签订低价资产竞买合同，未经债权人会议同意，损害债权人利益，起诉请求确认该竞买合同无效，不属于法院受案范围——本案系隆川公司等四名债权人认为鸿元公司管理人与银帆公司签订低价资产竞买合同，未经债权人会议同意，损害债权人利益，请求确认该竞买合同无效。该纠纷属于与企业破产有关的纠纷，应当按照企业破产程序处理。鸿元公司管理人变卖大理鸿元戴斯酒店相关资产的行为属于执行职务行为。由于破产程序中债权人之间往往存在利益冲突和意见分歧，为保障破产管理人依法行使职权、推进破产程序的顺利进行，破产法及相关司法解释赋予债权人通过债权人会议对破产管理人的职务行为予以监督之权，如债权人会议认为破产管理人不能依法、公正执行职务或者是有其他不能胜任职务情形的，可以申请人民法院予以更换。债权人认为破产管理人行使职务行为不当而给其造成损失，亦可以诉请赔偿。但债权人个人无权直接干涉破产管理人行使职务行为。因此，本案隆川公司等四名破产债权人起诉请求确认竞买合同无效，不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原审法院驳回隆川公司、跃峰公司、王××、赵××的起诉并无不当。
【裁判摘要２】破产管理人并非债务人，债权人无权对破产管理人行使债权人撤销权——《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四条规定是针对债务人放弃其到期债权、无偿转让财产或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对债权人造成损害的情形下，债权人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债务人行为。因鸿元公司管理人并非隆川公司、跃峰公司、王××、赵××的债务人，隆川公司等人亦无权依据该法条提起本案诉讼。
【案号】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云民终293号
【摘要】本案属于在破产案件的审理过程中，对破产管理人处置破产企业的财产，个别债权人是否有权对管理人的财产处置行为提起诉讼，要求确认管理人在履行职务行为中处置破产企业财产的变卖合同无效的案件，本案并非一般意义上的债权人撤销权诉讼，系限定于破产程序中的债权人提起诉讼的情形。本院认为，
摘要2：（续）本院认为，个别债权人无权对管理人处置破产企业财产的变卖合同提起诉讼请求确认无效，理由如下：第一，四上诉人上诉主张其享有本案诉权，所依据的法律规定主要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二十七条、第一百三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九条第二款、第二十三条第三款、第三十三条，纵观以上法律规定，均没有明确规定债权人个人可以有权对管理人履行职务中财产处置的变卖合同提起确认无效诉讼的内容，上述法律规定的内容均与本案事实不相符，并非规定本案的情形，不是上诉人对本案享有诉权的规定，均不适用本案，对本案情形四上诉人享有诉权无法律依据；第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五条之规定．．．．．．该条款明确规定了破产管理人在处置破产财产时如何进行操作的程序及救济途径，对管理人存在处分财产不当行为时应当按照该条规定的程序进行救济，依该条规定在管理人财产处置不当时能够主张权利的主体为债权人委员会，并未赋予个别债权人独立的诉权，且本案四上诉人也并未获得债权人会议的授权或债权人委员会的委托可以代表债权人委员会行使权利，因此，四上诉人不是本案的适格主体，无权提起本案诉讼；第三，破产管理人的变卖行为属于执行职务的行为。由于破产程序中债权人之间往往存在利益冲突和意见分歧，为保障破产管理人依法行使职权、推进破产程序的顺利进行，破产法赋予债权人通过债权人会议对破产管理人职务行为予以监督之权，如债权人会议认为破产管理人不能依法、公正执行职务或者有其他不能胜任职务情形的，可以申请人民法院予以更换或按上述《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五条的规定由债权人委员会进行救济解决，但债权人个人无权直接干涉破产管理人行使职务行为。本案中，四上诉人对管理人处置破产财产的变卖行为提起诉讼，请求确认变卖合同无效，主体不适格，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的起诉条件，不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人民法院不应受理。
【注解】破产债权人是否可以诉请管理人处置资产行为无效？——破产债权人个人无权直接干涉破产管理人行使职务行为，破产债权人起诉请求确认破产管理人签订的竞买合同无效不属于法院受案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