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临沂市罗庄区人民政府应否对罗庄街道办事处的债务承担责任问题的请示的复函（2004年7月8日 [2004]执他字第15号）
【摘要】同意你院审判委员会少数人意见，根据山东省人民政府鲁政函民字[2000]36号批复，“以原罗庄镇的行政区域设立罗庄街道办事处。办事处机关驻原罗庄镇人民政府驻地。”鉴于罗庄街道办事处设立的区域及机关驻地与原罗庄镇政府完全一致，且罗庄区人民政府在《关于设立罗庄、傅庄、盛庄、汤庄街道办事处的请示》报告中亦明确表示，新设立的街道办事处“财政体制执行原财政体制，原镇政府的债权债务由设立后的相应办事处承担”，我们认为，新设立的街道办事处与原镇政府在行政区域和财产上具有承继关系，此案可参照我院法释[1997]1号批复的精神，由新设立的街道办事处承担原镇政府的债务。
摘要2：
摘要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城市街道办事处是否应当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批复（１９９７年６月２７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９１７次会议通过 法释[１９９７]１号）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城市街道办事处是否应当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批复》已于１９９７年６月２７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９１７次会议通过，自１９９７年８月２日公布起施行。
【摘要】街道办事处开办的企业具有法人资格的，街道办事处只在收取管理费范围内承担民事责任；其开办的企业不具有法人资格的，应先由企业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不足部分由街道办事处在企业注册资金范围内独立承担。街道办事处财产不足以承担时，不能由设立该街道办事处的市或区人民政府承担民事责任。街道办事处进行自身民事活动产生纠纷的，应当独自承担民事责任。
摘要2：【备注】废止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废止部分司法解释及相关规范性文件的决定（附目录）》
摘要1：无效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是指当事人所缔结的合同虽然已经成立，但因违反了法律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以及国家利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而不能发生当事人所预期的法律效果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
摘要2：【注解】规划条件未纳入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是否无效？——（１）《城乡规划法》第３９条规定“规划条件未纳入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的，该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无效；对未取得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的建设单位批准用地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撤销有关批准文件；占用土地的，应当及时退回；给当事人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给予赔偿。”（２）规划条件未纳入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无效。
摘要1：【摘要】我们认为，新设立的罗庄街道办事处与原镇政府在行政区域和财产上具有承继关系，此案可参照我院法释[1997]1号批复的精神，罗庄区罗庄镇的债权债务应当由罗庄街道办事处予以承担。
摘要2：
摘要1：临沂市罗庄区人民政府应否对罗庄街道办事处的债务承担责任问题请示案
摘要2：
摘要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将刑事案件判决书抄送当事人所在单位的通知（１９９１年１２月２０日法（研）发〔１９９１〕４３号发布）
【摘要】为了配合刑事案件当事人所在单位的劳动人事管理，促进社会治安的综合治理工作，今后，人民法院判决的刑事案件，应当在判决生效后，由作出终审判决、裁定的人民法院将生效的判决书、裁定书及时抄送当事人的所在单位。如当事人原无工作单位，可抄送其原户籍所在地的乡（镇）政府或者街道办事处。
摘要2：
摘要1：【案号】一审：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4）琼立一初字第1号；二审：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4）民一终字第267号
【裁判摘要】最高法院认为：（2011）琼民再终字第14号民事判决解决的是白龙街道办与东方公司之间因《合作建设白龙农贸市场合同书》的签订、履行及解除引发的纠纷，李某某和东方公司与白龙街道办之间就该纠纷没有共同的诉讼标的，且李某某和东方公司之间就该纠纷也没有共有或连带关系，李某某不是白龙街道办与东方公司之间的诉讼标的的权利义务主体。李某某以（2011）琼民再终字第14号民事判决的结果导致东方公司与李某某之间签订的《铺面房屋租赁合同书》无法继续履行，直接损害了李翠微的合法权益为由，请求撤销（2011）琼民再终字第14号民事判决，该诉讼请求及理由与（2011）琼民再终字第14号民事判决仅仅是单纯的事实上、经济上的联系，并不能构成法律上利害关系。李某某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规定的第三人条件。
【摘要】李某某请求确认其与东方公司2004年签订的《铺面租赁合同书》及其补充合同真实、合法、有效，并判令白龙街道办继续履行的诉讼请求虽然构成一个单独的诉，但该诉讼请求与李某某所提第三人撤销之诉没有关联性，不能依附于第三人撤销之诉向一审法院起诉。李某某的该项诉讼请求可以向有管辖权的法院另行主张。
摘要2：【案由】第三人撤销之诉
【当事人】上诉人（一审起诉人）：李某某（备注：第三人撤销之诉不宜称为原告，本案称为“起诉人”）
【基本案情】
（1）Ａ与Ｂ签订《合作建设白龙农贸市场合同书》，约定Ａ出地，Ｂ出资兴建”白龙农贸市场”。合同签订后，Ｂ将白龙农贸市场建成并开业。Ａ和经济贸易合作局分别出具”市场建成后，由Ｂ管理经营三十五年”的证明，证明Ｂ在上述合同履行期内对白龙农贸市场享有35年经营管理权。
（2）Ｂ将白龙农贸市场二、三楼共计6600㎡铺面全部出租给李某某。
（3）Ａ与Ｂ经营合同纠纷一案，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分别作出（2007）海中法民二初字第24号、（2008）琼民二终字第60号、（2011）琼民再终字第14号民事判决，均判决：一、解除Ａ与Ｂ签订的《合作建设白龙农贸市场合同书》；二、Ｂ于判决生效10日内将白龙农贸市场的经营管理权移交给Ａ。
（4）李某某认为，上述判决损害了其合法权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的规定提起诉讼，请求：一、依法撤销（2007）海中法民二初字第24号、（2008）琼民二终字第60号、（2011）琼民再终字第14号民事判决；二、依法确认李某某与Ｂ签订的《铺面租赁合同书》及其补充合同真实、合法、有效，并判令Ａ继续履行。
【裁判】一审法院认为，起诉人与该案的审理并无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不属于必须或者应当参加该案诉讼的第三人。且从判决内容来看，该案的二审及再审判决内容并无不当，没有损害起诉人的民事权益。起诉人的起诉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之规定。裁定：对李某某的起诉，该院不予受理。二审法院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问题】第三人撤销之诉原告主体资格如何判断？
【解答】根据《民事诉讼法》第５６条规定，第三人撤销之诉的第三人是指有独立请求权第三人和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均与案件处理结果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因此，第三人撤销之诉的第三人必须是与案件处理结果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的人，否则不具有第三人撤销之诉原告主体资格。
【解读】
（1）单纯的事实上、经济上的联系不构成法律上利害关系；
（2）与案件诉讼标的不具有法律上利害关系的人，不具有第三人撤销之诉原告主体资格。
【简法】第三人撤销之诉之第三人必须是与案件诉讼标的具有法律上利害关系的人，而非仅具有单纯的事实上、经济上联系。
摘要1：【目录】1.王风俊诉北京市房山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拆迁补偿安置行政裁决案；2.孙德兴诉浙江省舟山市普陀区人民政府房屋征收补偿案；3.王江超等3人诉吉林省长春市九台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紧急避险决定案；4.陆继尧诉江苏省泰兴市人民政府济川街道办事处强制拆除案；5.吉林省永吉县龙达物资经销处诉吉林省永吉县人民政府征收补偿案；6.焦吉顺诉河南省新乡市卫滨区人民政府行政征收管理案；7.王艳影诉辽宁省沈阳市浑南现代商贸区管理委员会履行补偿职责案；8.谷玉梁、孟巧林诉江苏省盐城市亭湖区人民政府房屋征收补偿决定案
摘要2：无
摘要1：南京铁路运输法院判决武某诉永阳街道办履行乡镇政府监督职责纠纷案——“撤镇设街”后对村民自治活动的监督职权应如何行使
【案号】（2017）苏8602行初1075号
【裁判要旨】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规定乡、民族乡、镇的人民政府对村民自治活动享有监督职责。“撤镇设街”之后，虽然街道办与镇人民政府的法律地位和职责明显不同，且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中未直接表述街道办，但对村民自治活动的监督职权理应由相应街道办承继。
摘要2：
摘要1：【案号】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闽民申1940号
【裁判摘要】讼争土地位于城厢区内，莆田市城厢区人民政府作为讼争房屋、土地主管部门的上级部门，有权就土地的权属进行认定，其维持凤凰山街道办事处作出的答复意见，即维持凤凰山街道办对相关事实的认定。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一十四条关于“国家机关或者其他依法具有社会管理职能的组织，在其职权范围内制作的文书所记载的事项推定为真实，但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必要时，人民法院可以要求制作文书的机关或者组织对文书的真实性予以说明”之规定，城厢区人民政府于2012年10月30日作出的莆城信复查[2012]43号《信访事项处理复查意见》可以作为本案认定事实的依据，且其证明效力高于《社员群众用地计划申请表》以及《证明》，二审法院予以采信符合法律规定。
摘要2：
摘要1：【案号】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6)京民申3130号
【裁判要旨】即便买方将户口迁入房屋所在地，不同集体经济组织的村民之间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仍然无效。
【裁判摘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及相关法律规定，宅基地使用权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享有的权利，与享有者特定身份相联系，非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无权取得或者变相取得。张某某非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因此张某某与侯某某国签订的房屋买卖协议无效。侯某某称其户籍于2003年7月7日自房山区大峪沟村迁到南街村，其本人及妻子、子女户籍均登记在争议院落并在争议院落居住，称其属于南街村村民，且为农民户口，有权利购买10号院。但是南街村委会出具的证明以及城关街道办事处出具的证明中均明确载明，侯某某及家属均不是南街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经原审法院向南街村村委会调查，南街村村委会称1982年前户口迁入南街村的属于南街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侯某某及家人的户口均系1982年后迁入南街村，故侯某某及家人不属于南街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亦不享受南街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过年过节的分红、福利等待遇。在上述调查的基础上原审认定侯某某非南街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无不当之处，并据此确认张某某与侯某某签订的房屋买卖协议无效也无不妥。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7)最高法民申770号
【裁判摘要】新华街道办作为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主体订立案涉《征用土地协议书》，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十五条关于“土地使用权出让，应当签订书面出让合同。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由市、县人民政府土地管理部门与土地使用者签订”的规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第十一条、《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规定》第四条的规定，原审法院据此认定案涉《征用土地协议书》无效并不违反《合同法》第五十二条关于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合同应认定无效的规定，新华街道办关于原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的第三项再审申请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解读】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应由市、县人民政府土地管理部门与土地使用者签订。街道办作为土地出让主体订立的土地出让合同无效。
摘要1：【案号】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6)豫民申1759号
【裁判摘要】李某某于2002年11月5日经鹤壁市天平拍卖行竞拍取得鹤壁市物华镁业有限公司房地产及设备，已经拥有了拍卖所得的土地及房产的所有权，在其财产受到损害时，有权向侵权人提出赔偿请求。根据鹤政[2005]43号鹤壁市人民政府文件、2015年1月31日山城区“5+1”研判信访会议记录，结合鹤壁市山城区人民政府工农关系办公室作出的会议纪要及2008年9月8日鹤壁市山城区长风中路街道办事处出具的情况说明、鹤政（2005）43号鹤壁市人民政府文件、鹤壁市采煤沉陷区农村分级一次性处理受损建（构）筑物基本情况调查登记表等证据，足以认定鹤壁市物华镁业有限公司财产损害与鹤煤六矿采煤沉陷之间存在因果关系，生效判决判令鹤煤六矿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并无不当。在李某某举证责任已经完成的情况下，举证责任发生了转移，鹤煤六矿应当就自己不应承担赔偿责任的主张承担举证责任。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16)最高法行申2907号
【裁判要旨】在行政诉讼中，被告适格包括两个层面的含义。一是形式上适格，也就是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第二项规定的“有明确的被告”，以及第二十六条规定的关于适格被告的各款规定。形式上适格属于法定起诉条件的范畴，不符合这些规定的，应当裁定不予立案或者在立案后裁定驳回起诉。二是实质性适格，它是指被诉的行政机关作出了被诉的那个行政行为，并且该机关在此范围内能对案涉标的进行处分。实质性适格问题相对复杂，通常需要通过实体审理查明，如果通过实体审理确实不构成实质性适格，则以理由不具备为由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当然，也不排除在特别明显地不具备实质性适格的情况下，在进入实体审理之前即以起诉不符合法定条件为由裁定驳回起诉。
【摘要１】第三人制度是行政诉讼法的明确规定，该法第二十九条第一款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同被诉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但没有提起诉讼，或者同案件处理结果有利害关系的，可以作为第三人申请参加诉讼，或者由人民法院通知参加诉讼。”一般认为，行政诉讼第三人制度的性质是“诉讼参加”，设立这一制度不仅是对利害关系人权利的尊重和维护，也有利于增强判决的确定性和稳定性，减少诉讼周折，从而实现诉讼的最佳效益。与被诉行政行为有关的其他行政机关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通常属于一种单纯辅助参加，尤其在涉及批准行为、前置行为、辅助行为、行政合同以及超越职权的案件中，允许其他行政机关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对于查明案件事实、分清法律责任，更具有积极意义。本案中，作为被诉行政行为实际实施者的渤海路街道办显然与本案具有密切关系，通知其参加诉讼对于查清案件事实肯定有所帮助，所以原审法院通知其参加诉讼，不仅必要，而且合法。原审法院根据再审申请人的诉讼请求以及查明的案件事实，在不予认可其对于庆云县政府的指控的同时，不去确定仅是单纯辅助参加而非共同被告的第三人承担何种责任，亦符合不告不理的诉讼原则。
摘要2：【摘要２】《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六条规定：“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应当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但该条同时规定：“经过阅卷、调查和询问当事人，对没有提出新的事实、证据或者理由，合议庭认为不需要开庭审理的，也可以不开庭审理。”按照本条的规定，行政诉讼的第二审程序并非完全是“以新的一审代替原一审”，第二审程序中实行言词审理，主要限于“提出新的事实、证据或者理由”的情形，而且，在第二审程序中提出“新的证据”也并非不加任何限制，主要应当限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十二条规定的三种证据，即：在一审程序中应当准予延期提供而未获准许的证据；当事人在一审程序中依法申请调取而未获准许或者未取得，人民法院在第二审程序中调取的证据；原告或者第三人提供的在举证期限届满后发现的证据。而本案并不存在以上情形。因此，二审法院在认为不符合开庭审理的条件时采用书面审理的方式，并不违反行政诉讼法第八十六条的规定，再审申请人主张“二审不应进行书面审理”，“二审程序严重违法”，依法不能成立。
【解读】被告不适格的情形及相应的处理方式：
（１）形式上不适格（《行政诉讼法》第４９条第２项规定“有明确的被告”；第２６条规定适格被告的各款规定）：应当裁定不予立案或者立案后裁定驳回起诉；
（２）实质性不适格：如经过实体审理确实不构成实质性适格，则以理由不具备为由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特别明显不构成实质性适格的，也可以在实体审理之前即以起诉不符合法定条件为由裁定驳回起诉。
摘要1：【案号】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7)鲁行终202号
【裁判摘要】上诉人所在的褚庄村村民委员会公示了旧村改造方案，上诉人也与村民委员会签订了旧村改造拆迁补偿协议，因此该旧村改造行为系褚庄村村民委员会组织的村民自治行为。被上诉人寿光市人民政府根据寿光市洛城街道办事处的请示作出的《关于同意褚庄组团城中村改造的批复》系内部行政行为，未送达上诉人，对上诉人的权利义务亦不产生直接影响。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一款第（八）项之规定，上诉人对该批复行为的起诉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原审法院裁定驳回上诉人的起诉并无不当。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5)民申字第3591号
【裁判摘要１】虽然嵩阳街道办系行政主体，但行政主体对外签订的合同并非必然是行政合同。根据二审判决查明的事实，《合作协议》是嵩阳街道办与普杰公司平等协商签订的，《合作协议》的主要目的是投资合作，而非实现行政管理的目标，也未反映出嵩阳街道办在订立和履行合同过程中的行政优先权，即使内容中涉及到了部分行政因素，也不影响合同的民事性质。故二审判决认定《合作协议》系民事合同，将本案作为民事纠纷处理，不属于适用法律确有错误。
【裁判摘要２】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国有土地使用权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五条的规定，起诉前当事人一方已经取得房地产开发经营资质或者已依法合作成立具有房地产开发经营资质的房地产开发企业的，应当认定合同有效。原判决查明：嵩阳街道办对案外人云南普云房地产开发经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普云公司)营业执照的真实性并无异议，该营业执照载明普云公司成立的时间为2011年4月。普杰公司在2014年6月提起本案诉讼。二审判决确认普云公司是为履行《合作协议》成立，《合作协议》及其补充协议有效，均有证据证明，也不属于适用法律确有错误。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6)最高法行申284号
【裁判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第（三）项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第一款规定，起诉人提起行政诉讼，应该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条、第四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第二款规定，赔偿请求人单独提起行政赔偿诉讼的，应当以侵权的行政行为被确认违法且赔偿义务机关先行处理为前提。即，起诉人提起行政诉讼应当初步证明被诉行政行为的存在，单独提起行政赔偿诉讼应当先向赔偿义务机关提出申请。如果不能证明被诉行政行为的存在，行政赔偿诉讼中未提供证据证明已经赔偿义务机关先行处理的，起诉不符合法定条件。对于不符合法定条件的起诉，人民法院应当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第（十一）项之规定，裁定不予受理；已经受理的，裁定驳回起诉。本案中，李某某请求区政府、区计生局、区街道办、区工商局赔偿其经济损失，但并未提供证据证明上述行政机关有侵犯其合法权益的违法行政行为的存在，亦未提供证据证明上述行政赔偿请求已经赔偿义务机关先行处理。因此，其起诉不符合法定条件。一、二审裁定不予立案，处理结果并无不当。
【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和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有权依照本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前款所称行政行为，包括法律、法规、规章授权的组织作出的行政行为。据此，行政诉讼中，只有依法享有行政职权的行政机关或者法律、法规、规章授权的组织实施的行为，才可能是行政诉讼法规定的可诉的行政行为；只有行政机关和法律、法规、规章授权的组织，才可能成为行政诉讼的适格被告。李某某以区工商总公司为被告提起行政诉讼，区工商总公司不是行政机关或者法律、法规、规章授权行使行政职权的组织，不是行政诉讼的适格被告。一、二审裁定不予立案，并无不当。
摘要2：【解读】法律、法规、规章授权的组织可以作为被告。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最高法民终203号
【裁判摘要】天龙公司主张本案发生了南坪东环高架路穿过该地块、政府规划调整、南坪街道办事处搬迁滞后等事由以及由此导致的“政府储备用地”等客观情况，属于“情势变更”情形，应适用情势变更原则解除合同。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六条“合同成立以后客观情况发生了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无法预见的、非不可抗力造成的不属于商业风险的重大变化，继续履行合同对于一方当事人明显不公平或者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当事人请求人民法院变更或者解除合同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公平原则，并结合案件的实际情况确定是否变更或者解除”的规定，情势变更是当事人在缔约时无法预见的非市场系统固有的风险，是指合同成立以后客观情况发生了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无法预见、非不可抗力造成的、不属于商业风险的重大变化。本案中合同无法履行的直接原因是天龙公司未取得涉案土地使用权，而天龙公司未取得涉案土地使用权的直接原因是其未按时缴纳土地出让金。虽然本案客观上也存在南坪东环高架路穿过该地块、政府规划调整等影响合同不能履行的原因，但并不是合同不能履行的直接和根本原因。上述原因属于合同之外第三人的原因，不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六条规定的情势变更情形，不能成为天龙公司的免责事由。因此，天龙公司应承担违约责任，至于天龙公司与政府之间发生的影响合同履行的事由，应由其与政府另行协商解决，不属于本案处理的范围。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7)最高法行申5824号
【裁判摘要１】乡镇政府对村规民约、村民决议有责令改正的权力和监督职责，不履行法定职责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行政诉讼法》第十二条第一款第六项规定：“人民法院受理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提起的下列诉讼：……（六）申请行政机关履行保护人身权、财产权等合法权益的法定职责，行政机关拒绝履行或者不予答复的。”根据该项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请求行政机关履行法定职责所保护的权利范围，并不仅限于人身权、财产权，也包括法律、法规规定的人身权、财产权以外的其他合法权益。《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二十七条规定：“村民会议可以制定和修改村民自治章程、村规民约，并报乡、民族乡、镇的人民政府备案。村民自治章程、村规民约以及村民会议或者村民代表会议的决定不得与宪法、法律、法规和国家的政策相抵触，不得有侵犯村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合法财产权利的内容。村民自治章程、村规民约以及村民会议或者村民代表会议的决定违反前款规定的，由乡、民族乡、镇的人民政府责令改正。”据此，村民认为村民自治章程、村规民约以及村民会议或者村民代表会议的决定侵犯其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合法财产权利的，有权请求乡、民族乡、镇的人民政府行使行政监督权，有管辖权的乡、民族乡、镇的人民政府具有履行法定监督职责的义务，未履行监督义务，即构成不履行法定职责，根据《行政诉讼法》第十二条第一款第六项规定，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受案范围。本案中，再审申请人提起本案诉讼，是请求判令再审被申请人金水区政府、国基路街道办责令路砦村村委改正违法的村规民约并责令金水区政府、国基路街道办监督落实恢复再审申请人村民待遇，本案应属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二审法院认为再审申请人的起诉不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属适用法律错误，本案应当指令再审。
【裁判摘要２】《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第六十八条第三款规定：“市辖区、不设区的市的人民政府，经上一级人民政府批准，可以设立若干街道办事处，作为它的派出机关”。街道办事处作为市辖区或者不设区的市人民政府的派出机关，虽然不是一级人民政府，但在授权范围内具有独立承担责任的行政主体资格，可以作为行政诉讼的被告。故此，国基路街道办应当具有行政主体资格。
摘要2：
摘要1：【案号】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17)苏行终637号
【裁判摘要】鼓楼区住建局拆除房屋时虽然应当设置围挡，但在考虑围挡的范围时，首先应当结合围挡的目的，正当行使该行政自由裁量权决定围挡的范围。设置围挡的目的是防止扬尘和污水污染施工现场周围的环境。鼓楼区住建局实现该行政目的，决定围挡的范围时，应当建立在正当考虑的基础之上，不得考虑不相关的因素，根据房屋拆除的范围合理确定围挡的范围。其次，在房屋拆除现场设置围挡应当符合“比例原则”。所谓“比例原则”是指在符合法律规定的前提下，首先考虑行政措施的有效性，同时应当选择对他人权益侵害最小的行政措施实现行政目的。由于马某某等26人的房屋系临街营业用房，设置围挡必然影响顾客流量，从而影响经营效益，故鼓楼区住建局在设置围挡时，应充分考虑围挡对马某某等26人合法权益的影响，尽量缩小围挡的范围，较少对马某某等26人合法权益的影响，将侵害降低到最小。．．．．．．鼓楼区住建局设置围挡时，包括马某某等26人在内的大多数被征收人的补偿安置问题尚未解决，马某某等26人的房屋所在的大楼尚不具备拆除的条件，且事实上被拆除的房屋位于涉案房屋的北侧和西侧。鼓楼区住建局扩大围挡范围，将不具备拆除条件的房屋予以围挡，影响马某某等26人的正常经营，对马某某等26人的合法权益造成了不必要的侵害，违反“比例原则”，构成行政自由裁量权的滥用。三、鼓楼区住建局设置涉案围挡，客观上构成采取中断道路通行的非法方式迫使被征收人搬迁。
摘要2：【解读１】行政自由裁量权依法应受比例原则约束。
【解读２】一审判决：确认鼓楼区住建局设置涉案围挡的行为违法；鼓楼区住建局于原审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20日内拆除围挡,停止干扰马某某等26人合法使用相关房产的行为；驳回马某某等26人对鼓楼区政府和丰财街道办事处的起诉。
摘要1：【案号】一审：浙江省台州市玉环县人民法院（2011）台玉行初字第2号行政判决书（2011年5月3日）；二审：浙江省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1）浙台行终字第136号行政判决书（2011年8月31日）
【裁判摘要】虽然按照《浙江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办法》第三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农村村民建造住宅用地，应当向户口所在地的村民委员会或者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提出书面申请，经村民委员会或者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讨论通过并予以公布，乡（镇）人民政府审核，报县级人民政府批准，但经查明，当地在实践操作上，农村村民建造住宅申请材料在报给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进行审核前，均先由国土资源部门予以审查，无异议后再按上述规定的程序办理。本案中，尹某某申请宅基地建房的办理流程，遵循了此种操作办法。
摘要2：
摘要1：解读：行政机关对业主委员会备案行为属于可诉行政行为。
摘要2：【法条链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物业管理条例》第十六条、第十九条理解与适用有关问题的答复》（［２０１４］行他字第１１号，２０１４年１１月２９日）：《物业管理条例》第十六条第一款规定的物业所在地区、县人民政府房地产主管部门和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对业主委员会的备案行为，属于可诉行政行为，人民法院应依法对其合法性进行审查；第十九条第二款规定的“业主大会、业主委员会作出的决定”，包括业主大会和业主委员会的人事决定，上述行政主体认为决定违反法律、法规的均有权依法作出处理。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8)最高法行申1801号
【裁判摘要】本案被诉行政行为是实施强制拆除房屋的事实行为。在没有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自认该行政行为的情况下，只要被诉行政机关在法律上或者事实上作出该行为具有较大可能性，在立案环节即可先予认可被告适格，立案后由审判部门审查。本案中，被诉强拆行为发生之前，历城区政府已就相关土地征收项目的启动和实施做了前期工作，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山东省土地征收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历城区政府的确对本行政区域内的土地征收工作负有职责，其作出被诉强拆行为的可能性较大，故此，对于再审申请人以历城区政府为被告就被诉强制拆除行为提起的诉讼，人民法院立案部门先予受理并交由审判部门审理并无不当。．．．．．．综上，本案的适格被告应当是华山街道办，而不应是历城区政府，程某某以历城区政府为被告提起本案行政诉讼属于被告不适格。一审法院经审查发现上述情形，本应告知原告变更被告。如果经释明原告拒绝变更的，可以裁定驳回起诉；如果原告经释明同意变更被告的，则可将本案移送有管辖权的基层人民法院。然而，一审法院迳以原告不能证明被诉行为系历城区政府所为为由予以驳回，理由显有不当。二审法院裁定维持一审裁定，亦为不当，本院予以纠正。鉴于原审法院未告知变更被告并不妨碍再审申请人就适格被告向有管辖权的基层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且鉴于程某某主观上一直试图通过行政诉讼渠道寻求救济，本裁定作出之前的时间可不计算在起诉期限之内，在其诉权未因一审裁定而丧失的情况下，本案无提起审判监督程序纠正之必要。
摘要2：【解读】（1）行政强制拆除事实行为，只要被诉行政机关在法律上或者事实上作出该行为具有较大可能性，在立案环节即可先予认可被告适格，立案后由审判部门审查；（2）一审法院未告知原告变更被告径行予以驳回，不妨碍原告就适格被告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且鉴于原告主观上一直试图通过行政诉讼渠道寻求救济，再审裁定作出之前的时间可不计算在起诉期限之内，在其诉权不因一审裁定而丧失。
摘要1：解读：在村委会、居委会自认实施强制拆除行为的情况下，由于居委会、村委会并非行政主体，不享有行政强制权，其直接实施的拆除行为应视为接受政府的委托，委托的政府是属于适格被告。
【解析】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正确确定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行政诉讼被告资格若干问题的规定》第３条规定：（１）集体土地征收中强制拆除房屋等行为——除有证据证明系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具体实施外，以作出强制拆除决定的行政机关为被告；没有强制拆除决定书的，以具体实施强制拆除等行为的行政机关为被告。（２）已经作出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决定的强制拆除房屋等行为——以作出强制拆除决定的行政机关为被告；没有强制拆除决定书的，以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确定的房屋征收部门为被告。
摘要2：【注解１】如何认定县级人民政府是否系违章建筑拆除主体？——（１）县级人民政府具有组织实施辖区内征地拆迁以及责令有关部门拆除违法建筑的法定职责，在其未举证证明或合理说明案涉拆除行为的实施主体之前，并不能排除其实施强制拆除行为的可能性；（２）如果县级人民政府能够举证证明由其他行政机关对违章建筑实施了拆除行为，且并无证据证明县级人民政府组织实施了强制拆除，则县级人民政府不是适格责任主体，应由具体实施机关为适格被告；（３）在违章建筑已被拆除且不能排除系县级人民政府拆除，相对人不能举示其他证据可能系因行政机关原因所致的情况下，法院仍要求相对人举证证明系政府实施拆除，属对举证责任的分配有误；（４）村民委员会对违章建筑组织实施强制拆除行为，但有证据证明系受其他行政机关委托实施，应由委托实施机关承担法律责任。——参考案例：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20）最高法行再306号
【注解２】街道办自认案涉房屋拆除系其所为，又欠缺有效证据证明该办系受区政府或房屋征收部门委托的情况下，难以认定区政府应对该强制拆除行为承担法律责任，应认定街道办是适格被告主体。——参考案例：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20)最高法行申5042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9)最高法行申1980号
【裁判摘要】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提起行政诉讼应当符合诸多的法定条件，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根据即是其中之一，否则人民法院可依法裁定不予立案或者驳回起诉。根据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2017年12月27日，甲方七里社区居委会与乙方庄×（身份证号码：32xxx76××××××××）签订的《搬迁协议》载明：“因赛博电子周边地块项目实施，乙方位于朱方路沿线的非居房屋（调查号Ｂ-59），调查面积共605.74平方米需搬迁，经甲乙双方商议……乙方须在签订本协议一周内，将所属房屋腾空移交甲方。乙方交房屋后15日内，甲方一次性付清乙方房屋搬迁补偿款。”本案中，再审申请人庄×以润州区政府、蒋乔街道办为被告，请求法院判决确认强迫其签订拆迁补偿协议的行为违法。然而，再审申请人提供的《搬迁协议》的“甲方”并非是本案所诉的润州区政府、蒋乔街道办。此外，虽然再审申请人提供了确有人员与其沟通房屋拆迁事宜的证据材料，但是不能初步证明其所述的被强迫签订拆迁补偿协议的相关事实。据此，再审申请人的起诉缺乏事实根据。一审法院裁定不予立案，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一审裁定，符合法律规定。
摘要2：【案号】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8)苏行终529号
【解读】原告诉讼请求为确认镇江市润州区人民政府、镇江市润州区蒋乔街道办事处强迫其签订拆迁补偿协议的行为违法。
摘要1：解读：街道办事处以拆除危房的名义实施房屋拆除行为，应当由街道办事处作为被告并承担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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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福建省人民政府关于赋予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部分行政处罚权的决定（闽政文〔2022〕3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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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解读：街道办无权责令限期拆除不属于乡村规划区的违法建筑物。
摘要2：【注解】（１）《城乡规划法》将城市规划和乡、村庄规划作为两分并明确不同区域内规划执法主体；（２）街道办责令限期拆除乡村规划区违法建筑物属于越权行为。
摘要1：【裁判摘要】不构成恶意不诚信的迟延履行情形下恢复执行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是杨树房街道办事处按照《执行和解协议》及《补充和解协议》履行的最后一笔款项，是否构成迟延履行。本案中，被执行人杨树房街道办事处按照其与申请执行人迟××签订的《执行和解协议》及《补充和解协议》履行还款义务，前面五笔均在约定期限内履行，合计1300万元。虽然双方当事人在《执行和解协议》中约定，“乙方在约定的给付日前将相应的款项存入大连中院执行代管账户，即视为履行完该次给付义务。”但是，在双方履行和解协议过程中，杨树房街道办事处依照执行和解协议，按期支付的前五笔执行款，第一笔和第二笔执行款是以支票的方式付款，支付到大连中院，大连中院向其出具了《辽宁省行政事业单位资金往来结算票据》。第三笔、第四笔、第五笔执行款是在双方均在场的情况下，大连中院主持杨树房街道办事处将支票交给迟××，迟××在支票存根上签字并出具收条。可见，双方在履行和解协议过程中，通过第三笔、第四笔、第五笔执行款的实际履行方式实际变更了《执行和解协议》中约定的履行方式。因此，申诉人迟××所主张的杨树房街道办事处的最后一笔执行款未按照执行和解协议约定向法院账户付款的方式还款的理由不能成立。杨树房街道办事处在最后一笔执行款还款期限2016年12月31日前，于2016年12月20日开出了用途为迟××法院执行款，金额为280万元的中国农业银行转账支票一张。且2016年12月中旬，杨树房街道办事处的工作人员向大连中院工作人员反映，该单位向迟××履行和解协议约定应归还的欠款，但联系不到迟××。此后，大连中院工作人员多次拨打迟××的手机电话，均没有接通。可见，杨树房街道办事处积极按照《执行和解协议》和《补充和解协议》履行最后一笔款项。虽然杨树房街道办事处最终在2017年2月24日，才将280万元汇入大连中院账户。但是，杨树房街道办事处不存在恶意不诚信的迟延履行情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四百六十七条规定，一方当事人不履行或者不完全履行在执行中双方自愿达成的和解协议，对方当事人申请执行原生效法律文书的，人民法院应当恢复执行，但和解协议已履行的部分应当扣除。和解协议已经履行完毕的，人民法院不予恢复执行。本案按照《执行和解协议》及《补充和解协议》，约定的履行金额合计1580万元，
摘要2：（续）杨树房街道办事处在约定期限内已经履行了五笔，合计1300万元。大连中院（2017）辽02执恢202号执行通知书和报告财产令，载明大连中院已恢复对（2010）大民二初字第75号民事判决的执行，责令杨树房街道办事处自该通知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向迟××支付欠款1700万元。显然没有按照上述司法解释的规定，扣除和解协议已履行的部分。并且在最后一笔执行款履行，并不构成恶意不诚信的迟延履行情形下，大连中院（2017）辽02执恢202号执行通知书和报告财产令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辽宁高院裁定撤销大连中院（2018）辽02执异11号执行裁定、（2017）辽02执恢202号执行通知书和（2017）辽02执恢202号报告财产令，本院予以支持。
摘要1：【裁判摘要】本案的焦点问题是涉案专项债券资金共管账户内的资金是否属于英城街道办所有以及人民法院能否采取执行措施。关于本案专项债券资金共管账户内的资金是否属于英城街道办所有的问题。货币属于种类物，通常情况下，货币适用占有即所有的原则，以占有状态确定货币的权利人。银行账户是行使货币流通手段的一种方式，银行账户内资金一般应以账户名称作为判断权属的基本标准。特定情况下，货币可因其特定化而不仅仅以占有状态确定权利人。此时，不宜再简单适用“占有即所有”的原则，而应当根据账户资金的来源、性质、流转及实际控制人等综合判断。本案涉案账户资金存在以下特殊性：1.从性质来看，该涉案账户内的资金是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资金。2021年11月11日，英德市发展和改革局批复同意英城街道办建设英德市2022年英城街道老旧小区改造工程。2022年6月14日英德市财政局向市政府的《英德市财政局关于请求审定新增债权资金调整方案和2022年新增债权额度分配方案的请示》的附件2.英德市2022年新增债权项目情况表载明，专项债权项目：10.2022年英城街道老旧小区改造工程；项目单位(牵头单位)：英城街道；2022年安排情况：2022年度共计金额7000万元(提前批债券金额5000万元，全年批分配金额2000万元)。2.从流转情况看，据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清远英德支行提供的银行流水显示，涉案账户于2022年5月31日汇入5000万元，摘要为英德市财政局2022年英城街道老旧小区改造工程，余额5000万元；于2022年6月20日结息18106.25元，余额50018106.25元；于2022年6月29日汇入2000万元，摘要为英德市财政局2022年英城街道老旧小区改造工程，余额70018106.25元。所有支出均为该改造工程相关款项。该涉案账户除了该专项债券资金7000万元及由此产生的利息外，并无其他资金进入该账户，该款并未因为进入英城街道办名下该账户而与其他资金混同，客观上该账户的资金已经特定化。3.从实际控制权看，英城街道办、英德市财政局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清远英德支行签订《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银智管产品监管协议》，明确涉案银行账户是为满足英城街道办和英德市财政局双方的资金监督管控需要开立的，虽然账户名称只记载为英城街道办，但该账户是共管账户。并且明确英德市财政局依据协议存入监管账户并接受监督管控的资金即视为
摘要2：（续）并且明确英德市财政局依据协议存入监管账户并接受监督管控的资金即视为监管资金；监管资金的拨付与释放的审核方式为：英德市财政局在申请单据加盖公章即视为同意付款。由此可见，英德市财政局是该涉案账户的实际控制人。故本案共管账户内的资金并非属于英城街道办所有，而是特定化的地方政府财政资金。从法律适用方面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规定》第三条第一款第八项规定，“人民法院对被执行人下列的财产不得查封、扣押、冻结：(八)法律或者司法解释规定的其他不得查封、扣押、冻结的财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军队、武装部队、政法机关移交、撤销企业和与党政机关脱钩企业相关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第十条和《关于能否强制执行金昌市东区管委会有关财产的请示》的规定精神，进一步强调党政机关的财政经费账户、国家财政性资金(包括预算内资金和预算外资金)等特定财产不得执行，行政性单位只能用该行政单位财政资金以外的自由资金清偿债务。综上，清远中院认定涉案银行账户中的款项属于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资金，应当专款专用。该院裁定解除对被执行人英城街道办在账户内资金的冻结措施并无不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