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案号】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闽09民终562号
摘要2：【案号】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闽民申4345号
【裁判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项规定，原告必须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本案中，古田县人民法院（2015）古执字第487-3号执行裁定查封的案涉位于古田县房屋登记的所有权人为被执行人魏某1。再审申请人魏某2等五人提起本案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请求确认其与一审第三人瞿某某于2011年9月9日签订的《房屋买卖协议》合法有效，并确认案涉房屋归瞿某某所有，所主张的是瞿某某对执行标的享有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并未主张其自己享有此项民事权益。因此，二审裁定认定魏某2等五人与本案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的诉讼请求无直接利害关系，且魏某1作为被执行人亦无权提起执行异议之诉，不具备原告诉讼主体资格，裁定驳回起诉，符合法律规定，并无不当。
摘要1：【案号】江苏省连云港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苏07民终629号
【裁判摘要】上诉人王某与被上诉人刘某某买卖的房屋系被上诉人刘某某建造，未办理规划许可证、建筑许可证等相关手续。对于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或者未按照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规定内容建设的违法建筑的认定和处理，属于国家有关行政机关的职权范围，人民法院不予受理；已经受理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原审法院以双方买卖的房屋无相关政府部门的规划许可及建设许可等手续，不属于人民法院民事案件受案范围，裁定驳回王谋的起诉并无不当，上诉人王谋提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
摘要2：王某与刘某某房屋买卖合同纠纷申诉、申请民事裁定书
【案号】江苏省连云港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苏07民申354号
【摘要】本院经审查认为，王某与刘某某买卖的案涉房屋并未办理规划许可证、建筑许可证等相关手续。对于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或者未按照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规定内容建设的违法建筑的认定和处理，属于国家有关行政机关的职权范围，人民法院不予受理；已经受理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故一审法院裁定驳回其起诉，本院二审予以维持，并无不妥。
摘要1：【案号】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7)沪民终112号
【裁判摘要】本院认为，首先，《公司法》第一百五十一条规定的股东代表诉讼，是指在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违反忠实、勤勉义务，给公司利益造成损害，而公司又不追究其责任时，为维护公司合法权益，股东可以代表公司以自己的名义提起诉讼。然韩某某于一审诉状中明确提出仅要求法院解决航盛公司与苏秦公司之间许可费及相应利息纠纷，故本案系合同之诉，与前述股东以自己的名义代表公司向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或他人追究其侵害公司利益之股东代表诉讼相较，两者在诉讼性质上存在本质区别。其次，苏秦公司作为有民事行为能力的独立法人，与其他经济实体发生权利义务关系，并以其法人财产对外独立承担民事责任，均属于其独立从事生产等经营活动的民事权利范围。故苏秦公司与该合同相对方协商终止涉案《开发合同》中双方权利义务关系并达成和解之行为系其行使民事权利义务的合法自治经营行为。对于此类公司正常自治经营行为，韩某某作为苏秦公司的股东可以依据法律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参与公司治理、监管公司运营，而不是通过股东代表诉讼的方式加以介入。再者，涉案《开发合同》系由航盛公司与苏秦公司双方自愿签订，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对于涉案《开发合同》项下权利义务的变更或终止也应基于设立该合同相对方的合意，作为股东的韩某某并非该合同的签订主体，其现依据股东代表诉讼突破合同相对性原则直接要求航盛公司向苏秦公司偿还债务并无相应法律依据。综上所述，本案中，韩某某不能依据《公司法》第一百五十一条股东代表诉讼之规定以自己的名义提起涉案合同之诉，即使关于自2016年6月24日起韩某某在程序上已具有股东代表诉讼之诉权、航盛公司与苏秦公司和解协议系无效之相应主张成立，韩某某也因其提起本案合同之诉的请求权基础不存在而并非与本案有利害关系的原告，故一审法院关于韩黎明作为本案原告的主体身份并不适格之认定，与法不悖，本院予以支持。
摘要2：【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7)最高法民申2472号
【解读】股东无权对合同之诉提起股东代表诉讼。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8)最高法行申2813号
【裁判摘要】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应当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规定的起诉条件，起诉如无正当理由超过起诉期限，当事人则丧失诉权，人民法院将不再受理。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是再审申请人唐生作等5人的起诉是否超过法定的起诉期限。一、二审时有效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一条第一款规定，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诉权或者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诉权或者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具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二年。此处的二年期限，系针对当事人知道被诉行政行为内容，但行政机关未告知诉权或者起诉期限的情况下，当事人提起行政诉讼的保护期限。
摘要2：【解读】二年期限系针对当事人知道被诉行政行为内容，但行政机关未告知诉权或者起诉期限的情况下，当事人提起行政诉讼的保护期限。
【类似案例】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8)最高法行申281４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8)最高法行申457号
【裁判摘要】一、二审时有效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一条第一款规定，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诉权或者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诉权或者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具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2年。第四十二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不知道行政机关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内容的，其起诉期限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该具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计算。对涉及不动产的具体行政行为从作出之日起超过20年、其他具体行政行为从作出之日起超过５年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上述解释规定的20年最长起诉期限，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不知道被诉行政行为内容的起诉期限，不以行政机关在作出行政行为时是否告知诉权和起诉期限为前提，只要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被诉行政行为，即不再适用20年最长诉讼保护期限的规定。根据原审查明情况，本案中龙窝经济合作社于2013年3月22日向阳西县政府提交《关于督促查清错发〈林权证〉的请求》，由此可推知龙窝经济合作社至迟于2013年3月22日即知晓阳西县政府向谢红儿颁发了152号林权证，其于2016年3月29日提起诉讼已超过2年的法定起诉期限，且无因不可抗力或者其他不属于其自身的原因耽误起诉期限的情形。再审申请人提出本案属于涉及不动产的诉讼，应适用20年起诉期限的规定，而本案中当事人已经知晓颁证行为，不符合“不知道行政行为的内容"的前提条件，其申请理由不成立。一审法院以超过法定起诉期限为由裁定驳回起诉，二审法院予以维持并无不当。申请人龙窝经济合作社申请再审时还提出，涉案林权证系伪造证据，因西一村委会拒绝提供原件而无法进行司法鉴定，需有关部门予以处理，因申请人起诉时已超过法定起诉期限，故该项请求无法在本案中予以审查，其可通过其他途径另行解决司法鉴定问题。
摘要2：【解读】20年最长起诉期限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不知道被诉行政行为内容的起诉期限，不以行政机关在作出行政行为时是否告知诉权和起诉期限为前提，只要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被诉行政行为，即不再适用20年最长诉讼保护期限的规定。
【注解】同类案件：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8)最高法行申45８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6)最高法行申2233号
【裁判摘要】设置起诉条件的旨趣在于不使那些不符合法定条件或者没有进入实体审判必要性与实效性的诉进入实体审理，所以，这是法院应当依职权主动调查的程序性事项，不用基于当事人申请，在当事人没有提交相关证据的情况下法院也可以主动调取相关证据。对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二条第二项已有明确的规定。由于与起诉条件有关的事实并非都很复杂，因此无需都要经过开庭审理才能查明，对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二款有明确规定：人民法院经过阅卷、调查和询问当事人，认为不需要开庭审理的，可以迳行裁定驳回起诉。因此，原审法院在查明相关事实后迳行作出驳回起诉的裁定，并不违反法律规定。
摘要2：【摘要】再审申请人主张无效的行政行为自始无效，不能适用起诉期限的规定。但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五条规定，所谓无效行政行为须具备“行政行为有实施主体不具有行政主体资格或者没有依据等重大且明显违法情形”，而本案被诉行政行为的违法性显然没有达到这种程度。还须指出的是，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并没有明文规定请求确认行政行为无效是否适用起诉期限的规定，但根据一般诉讼原理，请求确认行政行为无效，仍须于适当期间内提起，如果时过境迁又重提旧事，则难以维持法律秩序的安定，并不无滥用诉权之嫌疑。
【解读】确认无效之诉仍然有起诉期限（备注：已被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20）最高法行再341号改变）。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8)最高法行申3688号
【裁判摘要】无诉讼行为能力必须由法定代理人起诉——提起行政诉讼的公民，应当有诉讼行为能力。所谓诉讼行为能力，是指具备本人或由其指定的代理人参与诉讼的能力，亦即自己或指定代理人为诉讼行为的能力。没有诉讼行为能力的公民，由于其诉讼行为能力的缺乏，不能独立为诉讼行为，亦不具有对代理权限表达个人独立意志的能力，法律为了保护其合法权益，乃设置了法定代理人制度。对此《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三十条也规定：“没有诉讼行为能力的公民，由其法定代理人代为诉讼。"本案就是由连某某以其母亲任某某法定代理人的身份代为提起诉讼。作为成年子女，连某某具备作为其母亲的监护人以及法定代理人的资格，但是，法定代理人产生的前提，必须是当事人没有诉讼行为能力。至于如何认定没有诉讼行为能力，原则上，应当参照民法上对于民事行为能力的规定。按照当时有效的《民法通则》第十三条的规定，“不能辨认自己行为的××人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由他的法定代理人代理民事活动。"本案中，连某某正是主张其母亲任某某患有××，因而属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但是，根据《民法通则》第十九条的规定，××人无民事行为能力须经宣告，即“××人的利害关系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宣告××人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而连某某只是向一审法院提交了任某某所在村民委员会证明和任某某医院就诊病历，一审法院认定连某某提交的材料无法证明任某某无诉讼行为能力，连某某以任桂英法定代理人的身份代为提起诉讼不符合行政案件受理条件，并无不当。按照法律规定由法定代理人为诉讼行为，是行政诉讼的法定起诉条件之一，在不符合法定代理的情况下，一审法院在责令补正或者更正的前提下裁定驳回起诉，符合法律和司法解释的规定，并不存在再审申请人所称“审非所诉"、“判非所诉"的情形。
摘要2：任某某与右玉县人民政府等补偿上诉案
【案号】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7)晋行终563号
【摘要】原审法院经审理认为，连××以任××法定代理人身份起诉，却未提交可以作为任××法定代理人的相应证据，连××虽向本院提交了任××所在村村民委员会的证明和任××在医院就诊的病历，但其无法证明任××属无诉讼行为能力人，为此连××以任桂英法定代理人的身份起诉不符合行政案件受理条件，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三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一款第（十）项、第二款的规定，裁定驳回连××代为任××提起的起诉。．．．．．．本院认为，连××要作为其母亲的法定代理人参加诉讼，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十二条和第十三条的规定，其母亲须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要确定其母亲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和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须有法院通过特别程序对其作出的认定，连××在未有该认定的情况下，即以其母亲法定代理人的身份起诉缺乏符合主体资格的事实依据，原审法院驳回其起诉是正确的，应予维持。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7)最高法行申2799号
【裁判摘要１】是否一并审理属于人民法院的裁量权——虽然一行为一诉是行政诉讼立案受理的基本原则，但是并非强制性规定，司法实践中亦不排除在同一诉讼中审理多个行政行为，行政诉讼法也规定了合并审理制度。如果当事人同时对同一行政机关作出的具有关联性的数个行政行为提起诉讼，要求一并审理，人民法院作为一个案件予以受理，可以减少当事人的诉累，以达到实质性解决纠纷的目的，并不违反法律规定。但是，是否一并审理属于人民法院的裁量权，如果人民法院认为当事人所诉的数个行为是由不同的主体作出，或者一个主体作出的数个行为之间不具有关联性，或者存在其他不宜一并审理的情况，则可以不予一并审理。在立案阶段人民法院应当对当事人给予指导和释明，要求其调整诉讼请求，指引当事人分别提起诉讼。如果已经立案，则人民法院应向当事人释明并要求其明确其中一项诉讼请求后，对该项诉讼请求继续审理；如果当事人坚持不明确其诉讼请求，则应当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裁定驳回起诉。本案中，雷某某在一审中提出了四项诉讼请求，一审认为四项诉讼请求包含不同的法律关系，其中第一项、第三项、第四项诉讼请求均不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二审对该三项诉讼请求亦进行了充分阐述，一、二审对该三项诉讼请求裁定驳回起诉并无不当，本院予以支持。
【裁判摘要２】雷××提出的第二项诉讼请求是要求确认南宁市政府和交资公司违法用地、违法强制分割涉案房屋所有权、违法拆迁、违法建设，实质上是四个诉讼请求。一审认为该四个请求事项包含不同的法律关系，不属于可以合并审理的情形，向雷××进行了释明，处理得当。但是一审在雷××坚持不变更诉讼请求的情况下，决定将诉讼请求固定为对所涉江南堤路园项目集体土地征收行为合法性进行审查，侵犯了雷××的诉权。行政诉权是当事人请求人民法院提供司法保护或者帮助的权利，对于诉权的保障即包含对当事人起诉权的保障，也包含对当事人诉讼请求的选择权的保障。当事人行使诉权必须在遵守行政诉讼法的规定，依照法定的程序和起诉条件来行使行政诉权，但如何行使诉权、包括选择和固定诉讼请求则是属于当事人的权利，人民法院不能代为行使。一审在雷××的四项诉讼请求中自行决定其中一项并进行审理，处理方式不当，本院予以指正。
摘要2：（续）二审实际上对雷××第二项诉讼请求中包含的四个行政行为均进行了审理，对于征地行为和拆迁行为亦认为超过法定起诉期限，对于其他三个行为，认为或者对雷××的实体权利义务不产生实际影响，或者不属于行政机关作出的行政行为，均不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二审的处理纠正了一审的不当，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亦予以支持。
【案号】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6)桂行终163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9)最高法行申3244号
【裁判摘要】应当指出的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五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起诉状内容或者材料欠缺的，人民法院应当对起诉人给予指导和释明，明确告知其起诉不符合起诉条件，退回诉状并记录在册；起诉人坚持起诉的，裁定不予立案，并载明不予立案的理由。针对当前行政诉讼滥诉问题突出的现状，对于明显不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或者明显超过起诉期限等不符合法定起诉条件，起诉人的起诉显然属于滥诉情形的，为防止因滥诉浪费司法资源，人民法院可以通知方式不予受理，不给予其上诉和申请再审的权利。本案中，王某某等人的房屋，经协商于2013年11月2日由拆迁指挥部帮助腾空、实施拆除，2017年7月，王某某等人以雨花区政府为被告、以所谓强制拆除房屋为被诉行政行为，提起本案行政诉讼，明显属于滥诉行为。一审法院应当在指导、释明后，退回其诉状并记录在册；坚持起诉的，没有必要出具裁定书，以书面通知方式不予受理即可。
摘要2：【解读】明显属于滥诉的可以通知方式不予受理（不再出具裁定书）——针对当前行政诉讼滥诉问题突出的现状，对于明显不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或者明显超过起诉期限等不符合法定起诉条件，起诉人的起诉显然属于滥诉情形的，为防止因滥诉浪费司法资源，人民法院可以通知的方式不予受理，不给予其上诉和申请再审的权利。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3)民提字第42号
【裁判摘要１】关于被告的诉讼主体资格问题。二审生效裁定以金马股份公司不应列为本案被告为由，驳回原告环保公司起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39条规定：“起诉不符合受理条件的，人民法院应当裁定不予受理。立案后发现起诉不符合受理条件的，裁定驳回起诉。”上述条文说明，不予受理和驳回起诉的裁定都应适用于不符合受理条件的案件。本案应否驳回原告环保公司起诉，应审查案件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的受理条件。修改前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八条规定：“起诉必须符合下列条件：（一）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二）有明确的被告；（三）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理由；（四）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此条规定为原告起诉的条件，从法院立案工作角度而言，也是法院受理民事案件的条件。民事诉讼法对受理条件的规定首先要求原告与案件有直接利害关系，此为原告的主体资格问题，也称为原告的“适格性”，即适格原告应当是争议的法律关系的主体。但民事诉讼法对于被告的主体资格问题规定与之不同，仅要求起诉时“有明确的被告”，即原告能够提供被告住所地或住址、联系方式等信息，证明被告真实存在。至于被告是否为争议的法律关系主体、是否应当承担民事责任，并非人民法院审查受理时应当解决的问题。简言之，被告不存在是否“适格”的问题，仅存在是否“明确”的问题。人民法院不应以被告不是争议的法律关系中的义务主体或责任主体为由，裁定驳回原告对被告的起诉。只要原告提出了明确的被告，且符合其它起诉条件，人民法院就应当受理并进入实体审理程序，以判决形式对双方权利义务和民事责任做出裁判。如果人民法院经过依法审理，最终确认被告不应承担民事责任，可以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本案二审法院以金马股份公司不应当对环保公司主张的国债资金承担清偿责任为由，驳回环保公司的起诉，在程序适用上确有不当。
摘要2：【裁判摘要２】裁判文书的效力分为对人效力和对事效力。对人方面，裁判文书应当只约束参加诉讼的原、被告和第三人等诉讼主体，对于没有参加到诉讼中的民事主体，裁判文书不应当对其权利义务作出认定。如果人民法院审理中认为其他民事主体与案件具有利害关系或应当承担法律责任，可在释明后，追加为案件当事人。对事方面，裁判文书只解决当事人之间发生争议的法律关系，案件的审理应围绕诉讼标的进行，审理对象应限于原告起诉及被告答辩的内容，对于原告没有提起的诉请，法院不得自行予以认定。对于没有参加到诉讼中来的民事主体与当事人一方或双方间的法律关系，也不属于裁判文书应当界定的对象。．．．．．．关于案外人金马集团的权利保护问题。从诉讼权利角度而言，金马集团并非原审案件的当事人，二审生效裁定判项中也并未实际确定或处分金马集团的权利或利益。一般情况下，金马集团在原审审理中并不享有或承担出庭、举证和质证等诉讼权利及义务。但二审生效裁定裁决理由部分认定“被兼并的朝阳微电机厂的债务应由兼并企业金马集团承担”，二审法院在没有通知或追加金马集团参加诉讼的情况下，对金马集团的民事责任做出认定，且该认定在另案中被引用作为金马集团应承担朝阳微电机厂债务的理由之一，金马集团的利益受到了实质性的影响，却没有获得出庭应诉、发表意见和举证质证的诉讼权利，其诉讼权利没有得到实现。原审法院在没有听取金马集团陈述答辩意见、组织其参加质证的情况下认定的事实，难以保证其真实性与可靠性。从实体权利角度而言，民事裁定中不应对实体权利作出认定。修改前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条对裁定的适用范围规定了十一种情形，均为对受理、管辖等诉讼程序性问题进行的处理。民事裁定书中不应对实体权利义务等问题作出认定。二审法院以裁定书的形式认定金马集团对国债资金的偿还义务也有不当。二审裁定认定被兼并的朝阳微电机厂的债务应由兼并企业金马集团承担，金马股份公司作为各股东投资新设立的目标公司对该债务不承担清偿责任，不仅仅属于诉讼主体资格问题，已经涉及到对案件实体问题的审理。民事裁定书仅适用于程序性事项，原审在对民事责任承担等实体问题做出认定后，又以裁定形式驳回起诉，确有不当。
摘要1：【案号】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9）闽行申664号
【裁判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三十条第一款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已经依法取得的土地、矿藏、水流、森林、山岭、草原、荒地、滩涂、海域等自然资源的所有权或者使用权的，应当先申请行政复议；对行政复议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本案中，高某某以其持有的霞政林字第038205号自留山证主张享有案涉山场山林权，其针对霞浦县人民政府颁发的涉案林权证的行政行为提出异议，认为侵犯其既有权属，属于应当先申请行政复议的法定情形。但高某某未经行政复议，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一款第（五）项的规定，未按照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先向行政机关申请复议的，已经立案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一、二审法院据此依法驳回高某某的起诉，并无不当。
《高某某、霞浦县自然资源局资源行政管理:林业行政管理(林业)二审行政裁定书》
【案号】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9）闽09行终43号
【解读１】高某某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撤销福建省霞浦县人民政府于2008年6月23日登记向第三人里沃村委会发放的证号为03522251305JIDSY000001号的林权证。
【解读２】一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三十条的规定，人民政府颁发林权证的行为是属于行政机关对自然资源的所有权或者使用权的确权行为，即行政确权行为，必须复议前置。本案高某某对霞浦县人民政府颁发《中华人民共和国林权证》的行政行为不服的，应当先向上一级发证机关申请复议，对行政复议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法提起行政起诉。据此，高某某未按照法律、法规规定先向上一级发证机关申请复议，而直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依据不足，应当依法裁定驳回高伙官的起诉。裁定：驳回原告高某某的起诉。案件受理费50元免予收取。
【解读３】二审法院认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三十条第一款的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已经依法取得的土地、矿藏、水流、森林、山岭、草原、荒地、滩涂、海域等自然资源的所有权或者使用权的，应当先申请行政复议；对行政复议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本案中，高某某提供自留山证
摘要2：（续）等证据材料主张享有涉案山场的林地使用权和林木所有权，以霞浦县人民政府颁发的涉案林权证侵犯其既有权属为由提起本案诉讼。霞浦县人民政府颁发涉案林权证之行政行为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行政复议法》第三十条第一款有关问题的批复》（法释[2003]5号）中的“确认”范畴，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关于行政机关颁发自然资源所有权或者使用权证的行为是否属于确认行政行为问题的答复》（[2005]行他字第4号）有关适用行政许可性质的范围，应当先申请行政复议的法定情形。高某某未申请行政复议处理，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一审法院依法驳回高伙官的起诉，符合法律规定。
【解读４】福建高级人民法院同类案例：（１）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闽行申662号《冯某某、霞浦县自然资源局资源行政管理:林业行政管理(林业)再审审查与审判监督行政裁定书》 ；（２） 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2016)闽行终412号《霞浦县柏洋乡后垄村民委员会等诉霞浦县人民政府确认案》；（３）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2016)闽行终390号《黄某某与霞浦县人民政府行政裁定书案》；（４）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2016)闽行终378号《屏南县熙岭乡龙潭村民委员会等诉屏南县人民政府确认案》 ；（５）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2016)闽行终289号《浦城县富岭镇双田村西坑头村民小组与浦城县人民政府行政裁定书案》 ；（６）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2016)闽行终291号《浦城县富岭镇双田村西坑头村民小组与浦城县人民政府行政确认行政裁定书案》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6)最高法民辖终249号
【裁判摘要】案涉《商务合同》既包括土建部分，也包括安装部分，且两部分不可分离，合同的性质从整体来说更符合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特征，故本案案由应为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本案工程施工地点在甘肃省金昌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三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十八条第二款规定，甘肃省人民法院享有本案的管辖权。国电公司与金昌公司协议管辖条款，因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四条规定而无效。
摘要2：【案号】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5)苏商初字第00036号
【解读】设备价款所占比例大小并非区分建设工程与承揽合同的标准——《光伏电站建设商务合同》约定工程项目的范围包括详勘、工程设计、设备材料采购供应、建筑安装工程施工、工程管理、设备安装与调试等，双方在合同中明确约定设备价款占合同总价的８０％左右，一审法院认为综合合同整体内容，本案不属于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二审法院认为，涉诉合同中土建和安装部分不可分离，合同的性质从整体来说更符合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特征，故本案案由应为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
摘要1：【案号】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6)豫行终629号
【裁判摘要】本案诉讼中，张某某不能提供证据证明其所诉金水区政府的不作为对其人身权、财产权、相邻权等合法权益造成了侵害，其以自己名义提起行政诉讼，与被诉行政行为没有法律上的直接利害关系，不具备本案原告主体资格。
摘要2：张某某诉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政府不履行法定职责一案
【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２０１７）最高法行申１７５９号
【解读１】具有较为广泛社会影响的行政行为，应赋予蒙受最直接最严重不利影响的对象诉权——实践中，针对特定对象作出的行政行为，其效果往往并非局限于其所针对的事项或人员，而是具有一定的复效性，会在一定范围内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力。对于这些具有较为广泛社会影响力的行政行为，为确保行政诉讼救济的有效性和针对性，应当赋予由此蒙受最直接、最严重不利影响的对象提起诉讼的权利。
【解读２】因申请行政机关履行相关职责而引发的行政给付诉讼中，一个拒绝原告申请的不作为行为虽然在表面上也使其受到了某种“不利”，但由于原告的相关权益并非一定会因此受到损害，原告除了必须证明其提出申请并遭到拒绝外，还需要证明其某种合法权益存在因此受到侵害的可能。原告如非行政相对人，亦不能证明行政不作为侵害了其人身权、财产权、相邻权等合法权益，其不具有原告主体资格。
摘要1：【案号】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7)晋行终221号
【裁判摘要】投诉举报是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参与行政管理的重要途径，除了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对于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弥补行政机关执法能力不足也发挥着积极作用。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就何种事项向哪个行政机关投诉举报，取决于法律、法规或者规章的具体规定；与此相应，能否就投诉举报事项提起行政诉讼，也需要根据法律、法规或者规章对于投诉举报请求权的具体规定作出判断。通常情况下，对是否具备原告资格的判断，取决于以下方面：第一，法律、法规或者规章是否规定了投诉举报的请求权；第二，该投诉举报请求权的规范目的是否在于保障投诉举报人自身的合法权益。就本案所涉及的煤矿安全生产许可领域而言，国务院《安全生产许可证条例》第十七条规定，任何单位或者个人对违反本条例规定的行为，有权向安全生产许可证颁发管理机关或者监察机关等有关部门举报。该规定虽然赋予了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违反安全生产许可规定的行为进行投诉举报的权利，但是，该规定的目的显然不是为了保障投诉举报人自身的合法权益。其他关于安全生产许可方面的法律法规也没有符合该目的的相关规定，因此，本案上诉人王某某虽然有权就任何违反安全生产许可规定的企业和行为向有权机关进行投诉举报，但是，却无权就投诉举报事项提起行政诉讼。另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已经立案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八）行政行为对其合法权益明显不产生实际影响的。山西煤矿安全监察局做出的《关于山西和顺县正邦煤业公司举报问题的核查报告》，认定山西和顺正邦煤业有限公司不构成违法生产。这一结论对于上诉人王某某没有设定任何权利义务，对于其合法权益也明显不产生实际影响。王某某金在上诉状中反复强调其与山西省煤矿安全监察局做出的报告存在利害关系，究其原委，不外乎其作为合资经营人与山西和顺县正邦煤业公司签订的《综采采煤合作协议书》的效力，可能会因为山西安监局的认定报告而受到影响。《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规定，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提起诉讼。《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十条也有关于利害关系的规定。显然，上述法条规定的"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不能扩大理解为所有直接或
摘要2：（续）者间接受行政行为影响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所谓"利害关系"仍应限于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不宜包括反射性利益受到影响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同时，行政诉讼乃公法上之诉讼，上述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一般也仅指公法上的利害关系；除特殊情形或法律另有规定，一般不包括私法上的利害关系。
《举报人一般不具备提起行政诉讼的原告资格——王某某安全生产行政许可及规范性文件审查一案》
【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２０１８）最高法行申１６５号
【来源】《最高人民法院第四巡回法庭典型行政案件裁判观点（２０１７－２０１８）》法律出版社Ｐ１３９－１４４
【解读】对于公民的投诉和举报应予区分，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向行政机关投诉，投诉人与行政机关针对投诉作出的处理结论有利害关系，可以作为原告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但对于举报，法律法规赋予了举报人举报权的目的主要在于为行政机关查处被举报人违反法律、法规或者规章的行为提供线索，规范的目的在于维护公共利益，而非保障举报人自身的合法权益，接受举报的行政机关是否启动对举报的核查程序、是否对被举报人作出护理、对被举报事实作出何种认定，则与举报人没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举报人对此不具有诉讼利益，进而也就不具备提起行政诉讼的原告资格，人民法院对举报人的起诉应当裁定不予立案或者驳回起诉。
摘要1：【案号】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7)鄂行终314号
【裁判摘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一款第八项之规定，行政行为对其合法权益明显不产生实际影响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本案中，庞某某向湖北省公安厅提出申请，要求该厅依照《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第四十六的规定，制定具体的道路交通事故责任确定细则或者标准属抽象行政行为，不属于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受案范围，湖北省人民政府作出不予受理的行政复议决定，对庞某某的合法权益明显不产生实际影响。一审裁定驳回起诉，适用法律正确。庞某某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规范颁布之诉——庞某某诉湖北省人民政府行政复议一案
【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２０１８）最高法行申５３５号
【来源】《最高人民法院第四巡回法庭典型行政案件裁判观点（２０１７－２０１８）》，法律出版社，Ｐ２６６－２７０
【解读１】基本案情：庞某提起本案诉讼，根本目的是要求湖北省公安厅依据《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第４６条的规定，制定具体的道路交通事故责任确定细则或者标准。一审法院认为制定具体的道路交通事故责任确定细则或者标准属于抽象行政行为，不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并驳回起诉；二审法院也以不予受理的行政复议决定对其合法权益不产生实际影响为由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解读２】《行政诉讼法》第１３条第２项规定直接针对“行政法规、规章或者行政机关制定、发布的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决定、命令”提起的诉讼，人民法院不予受理。不予受理针对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决定、命令提起的诉讼，既包括不予受理请求撤销、确认违法或者无效的起诉，也包括不予受理请求判令行政机关制定、发布一个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决定、命令的起诉。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7)最高法行申8386号
【裁判摘要】行政协议是行政机关为实现公共利益或者行政管理目标，在法定职责范围内，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协商订立的具有行政法上权利义务内容的协议。本案中，为确保经营管理好大青湖自然鱼类和水生生物资源，恢复和保护好湖区生态环境，东至县政府、东至县水产局与合作社经协商一致于2014年2月21日签订的涉诉《协议》，属于行政协议，因该《协议》产生的纠纷属于可诉的行政行为，合作社诉请法院确认该《协议》无效，人民法院应当对该《协议》是否合法有效进行审查。涉诉《协议》第五条约定“本协议生效后，乙方（合作社）放弃对东至县招标采购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就大青湖废标问题提起的行政诉讼”，第六条约定“本协议生效后，就本协议签订前大青湖引发的一切纠纷，双方就此了结，乙方（合作社）同意不会采取通过诉讼、上访等在内的任何途径提出异议”。根据《行政诉讼法》第二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和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有权依照本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提起诉讼的权利是法定权利，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自愿行使，也有权自愿放弃，属于当事人自行处置的范畴。通过协议约定自愿放弃行使诉讼权利，并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作社在一审中诉称其是在受胁迫的情况下签订的涉诉《协议》，但其并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受胁迫事实的存在，涉诉《协议》不存在违法或者无效的情形，一审法院判决驳回合作社的诉讼请求，二审法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一审判决，并无不当。
摘要2：【解读】（１）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是法定权利，当事人有权自愿放弃，属于当事人自行处置的范畴。（２）通过协议约定自愿放弃行使诉讼权利并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
【注释】（１）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7)最高法行申8386号的诉讼请求要求确认协议无效，法院最终认定协议约定自愿放弃诉权不违反强制性规定不因此无效，判决驳回诉讼请求而非裁定驳回起诉；（２）协议约定自愿放弃诉请并不导致当事人诉权丧失，并不因此导致法院不予受理或裁定驳回起诉。
摘要1：【案号】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20)京0114执异228号
【裁判摘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规定：“执行过程中，申请执行人或其继承人、权利承受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变更、追加当事人。申请符合法定条件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案件的申请执行人为“北京天通宜和国际珠宝有限公司”，经北京世纪今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向本院提出执行异议，本院（2019）京0114执异222号生效执行裁定书裁定驳回北京天通宜和国际珠宝有限公司的执行申请，因此对于孙某某１、孙某某２于案件的申请执行人一节，并不符合在“执行过程中”这一前置条件，本院对于孙某某１、孙某某２该项申请无法支持。
【解读】公司本身不具有申请执行人资格不予受理申请执行，股权申请变更为申请执行人不符合规定。
摘要2：【案号】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20）京01执复145号
【摘要】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是适用于执行过程中，变更、追加当事人的重要法律依据。第一条规定：“执行过程中，申请执行人或其继承人、权利承受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变更、追加当事人。申请符合法定条件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本案中，（2019）京0114执异222号生效执行裁定书已裁定驳回北京天通宜和国际珠宝有限公司的执行申请，昌平法院据此以孙某某１、孙某某２所提变更申请执行人申请并未在执行过程中为由裁定驳回孙某某１、孙某某２变更申请执行人的申请，符合法律规定。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7)最高法行申4595号
【裁判摘要】行政机关因行使行政优益权而应承担相应的行政补偿责任——行政协议是指行政机关为实现公共利益或者行政管理目标，在行使行政职责过程中，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协商订立的具有行政法上权利义务内容的协议。行政协议作为一种新型且重要的行政管理和公共服务方式，将传统上认为水火不容的行政和合同两种行为方式奇迹般地结合在一起。现在多数人认为，行政协议既有行政性又有合同性，是行政性和合同性的创造性结合，其因行政性有别于民事合同，又因其合同性不同于一般行政行为。行政协议因协商一致而与民事合同接近，但又因其为实现行政管理和公共服务的一种方式而具有行政性而有别于一般民事合同。行政协议强调行政性是必要的，唯有如此才能解释为什么行政协议需要在行政程序相关法律中进行规定，并且应获得行政复议、行政诉讼救济，也能解释在行政协议中行政机关为什么享有单方变更、解除行政协议等有别于民事合同的优益权。与民事合同主体签订合同是为了自身利益不同，行政机关签订行政协议是为实现公共利益或者行政管理目标。不仅签订行政协议本身是实现公共利益或者行政管理目标的方式，而且在履行协议过程中，行政机关可以根据实现公共利益或者行政管理目标的需要单方变更、解除协议，甚至可以依法单方作出行政强制、行政处罚。当然，行政机关只有在协议订立后出现了由于实现公共利益或者行政管理目标的需要或者法律政策的重大调整，必须变更或者解除时，才能行使单方变更、解除权，由此造成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合法权益损失的，亦应依法予以补偿。
摘要2：【备注】类似案例：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7)最高法行申4588号《黄某某与贵州省铜仁市碧江区人民政府等房屋征收补偿协议纠纷再审案》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最高法民申1430号
【提示】股权被执行法院冻结，案外人提出股权变更登记诉求的，人民法院应裁定驳回其起诉。
【裁判要旨】股权被执行法院冻结后，产生限制登记权利人处分保全财产的法律效力；而在此情况下，案外人提起诉讼，请求人民法院判令登记权利人协助其办理股权变更登记，将会导致本案裁判结果与另案执行程序的冲突。故在案涉股权被另案执行法院全部冻结的情况下，案外人应依照《民事诉讼法》第２２７条的规定主张权利。
【裁判摘要】本案中，吕某某诉请人民法院判令程某某等人协助办理股权变更登记的请求权基础是吕某某对案涉股权有所有权。但根据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案涉股权权属存在争议，因此，本案案由虽为股权转让纠纷，但案涉股权的归属问题属本案基本事实，而就案件处理的法律效果而言，与是否确认吕某某的股东资格，并无实质不同。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权合理配置和科学运行的若干意见》第26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立案、审判与执行工作协调运行的意见》第8条的规定，需要确权的财产已被人民法院冻结，当事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七条的规定主张权利，更有利于及时、有效地解决纠纷，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事实上，案涉股权被执行法院冻结后，产生限制登记权利人程某某处分保全财产的法律效力；而在此情况下，吕某某提起本案诉讼，请求人民法院判令程某某等人协助其办理股权变更登记，将会导致本案裁判结果与另案执行程序的冲突。因此，原审法院综合考虑审判与执行工作协调运行等情况，认为在案涉股权已被另案执行法院全部冻结的情况下，吕某某应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七条的规定主张权利，符合本案实际情况，并无不当。
摘要2：【案号】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琼民终363号
【解读】（１）原告一审诉讼请求未判令被告协助将公司２９％股权解除质押并变更登记至原告名下；（２）一审判决限被告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３０日内将其名下的公司29%股权协助原告解除质押并过户至原告名下；（３）二审法院认为：根据本院查明的事实，程某某持有的海翼公司的股权现全部处于已经被人民法院冻结的状态。吕某某本案诉讼可能导致审判权与执行权工作的冲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立案、审判与执行工作协调运行的意见》第八条“审判部门在审理确权诉讼时，应当查询所要确权的财产权属状况。需要确权的财产已经被人民法院查封、扣押、冻结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并告知当事人可以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七条的规定主张权利。”的规定，本院驳回吕某某的起诉。吕某某应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七条的规定主张权利。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17)最高法执监106号
【裁判摘要】执行程序中能否直接追加继受股东为被执行人？——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第80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的规定，公司财产不足以清偿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务，如果股东未缴纳或未足额缴纳出资，可以追加股东为被执行人，在尚未缴纳出资的范围内依法承担责任。本案中，综合澳普尔投资公司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工商登记档案及其与中信公司之间的股权转让合同，中信公司并非设立澳普尔投资公司的发起股东，而是通过股权转让方式继受成为澳普尔投资公司股东。中信公司受让澳普尔投资公司股权后，澳普尔投资公司注册资本仍为1亿元，中信公司并不具有继续缴纳出资义务。因此，中信公司并不属于上述司法解释所规定未缴纳或未足额缴纳出资的股东，不应追加该公司为被执行人。
【解读】执行程序中不得直接追加继受股东为被执行人——（１）公司财产不足以清偿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务，如果股东未缴纳或未足额缴纳出资，执行程序中可以直接追加该股东为被执行人。该股东是指对公司负有出资义务的原始股东（如发起股东等），且在尚未缴纳出资的范围内依法承担责任。（２）公司债权人向继受股东主张连带责任应通过诉讼方式，不得在执行程序中直接追加继受股东未被执行人。
【说明】（１）本案一审异议裁定作出时间2016年6月8日，在《变更、追加规定》施行时间２０１６年１２月１日之前，故二审适用复议程序；（２）如按照《变更、追加规定》应当提起执行异议之诉而非复议。
摘要2：【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最高法民申1215号
【注释１】并非设立公司的发起股东而是通过股权转让方式继受成为公司股东，受让股权后公司注册资本没有变化，股权受让人并不具有继续缴纳出资义务，并不属于未缴纳或者未足额缴纳出资的股东，不应追加为被执行人。
【注解２】通过股权转让方式继受成为股东而非设立公司发起股东不属于司法解释规定的未交纳或未足额交纳出资的股东，不应追加为被执行人。
【注解３】（１）执行程序中只能追加发起股东为被执行人；（２）如发起股东将股权转让无论出资是否缴纳充足均不应直接追加继受股东为被执行人。
【裁判规则】受让股权后公司注册资本保持不变，受让股东不属于未缴纳或者未足额缴纳出资的股东，不应被追加为被执行人。
摘要1：【案号】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闽民申1832号
【裁判摘要】差别电价属于电费的一部分，应与电费一并收取，供电企业向用电企业收取差别电价的行为应为民事行为，属于民事诉讼范围——本院经审查认为，虽然差别电价系根据政府相关文件规定执行并征收，但电价本身就属于政府定价范围。且根据福建省经贸委、财政厅、物价局、福州市电监办联合下发文件《关于差别电价收入管理有关事项的通知》（闽经贸能源[2008]860号）规定：“差别电价收入由省经贸委、省财政厅、省物价局和福州电监办委托供电企业代征。各供电企业根据省经贸委和物价局批准公布的执行差别电价企业名单、电价加价标准和执行时间，向执行差别电价的企业收取电费时一并征收差别电价收入，按月计征。”因此，差别电价属于电费的一部分，应与电费一并收取。供电企业向用电企业收取差别电价的行为应为民事行为，本案属于民事诉讼范围。原裁定认定征收行为系行政行为，适用法律错误。
摘要2：【案号】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闽09民终1436号
摘要1：【案号】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20)最高法行申3804号
【摘要】150号《国土证》系定安县政府于1990年6月颁发，而冯某某等四人提起本案诉讼的时间为2018年9月4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第二款关于“因不动产提起诉讼的案件自行政行为作出之日起超过二十年，其他案件自行政行为作出之日起超过五年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的规定，冯某某等四人提起诉讼的时间距150号《国土证》颁发之日起已经超过二十年，故对于冯行州等四人超过法定期限的起诉，人民法院应当不予立案受理，已经立案的，应当驳回起诉。因涉案土地于2000年7月、2017年9月两次进行了变更登记，并分别颁发了909号《国土证》和0001463号《不动产权证》，该两证所登记的内容与150号《国土证》的登记内容一致，面积与四至均未发生变化。因此，对冯某某等四人的实体权益产生影响的是1990年的初始登记行为。因冯某某等四人已丧失对初始登记行为起诉的权利，且初始登记行为已经生效，土地权属亦已明确，故颁发909号《国土证》和0001463号《不动产权证》并未设定新的权利义务，对再审申请人的权益亦未产生新的影响。故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款第规定，并参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房屋登记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有关“同一房屋多次转移登记，原房屋权利人、原利害关系人对首次转移登记行为提起行政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原房屋权利人、原利害关系人对首次转移登记行为及后续转移登记行为一并提起行政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原告就在先转移登记行为提出的诉讼请求，或者因保护善意第三人确认在先房屋登记行为违法的，应当裁定驳回原告对后续转移登记行为的起诉。原房屋权利人、原利害关系人未就首次转移登记行为提起行政诉讼，对后续转移登记行为提起行政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的规定精神，对冯某某等四人针对颁发909号《国土证》和0001463号《不动产权证》行为的起诉，也应裁定驳回。
摘要2：【案号】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9)琼行终362号
【摘要１】经审理查明，1990年6月，定安县政府向陈某某颁发150号证。．．．．．．2000年7月，定安县政府向陈某某换发了909号证，该证载明的土地位置、土地使用者、土地用途、土地面积与150号证上记载的一致。2017年9月，定安县国土局向陈某某换发了0001463号证，该证记载的权利人、土地位置、土地用途、面积与上述两证记载的一致。冯某某等四人不服，于2018年9月4日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1.确认定安县政府向陈某某颁发的150号证违法；2.确认定安县政府向陈某某颁发的909号证违法；3.撤销定安县国土局向陈某某颁发的0001463号证。
【摘要２】本院认为，首先，关于150号证的颁证行为。该证系定安县政府于1990年6月颁发的，而冯某某等四人对此提起诉讼的时间为2018年9月4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第二款关于“因不动产提起诉讼的案件自行政行为作出之日起超过二十年，其他案件自行政行为作出之日起超过五年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的规定，因冯吗某某等四人提起诉讼的时间距150号证颁发之日起已经超过二十年，故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对于冯某某等四人超过法定期限的起诉，人民法院应当不予立案受理，已经立案的，应当驳回起诉。其次，关于909号证和0001463号证的颁证行为。由于两证的颁发系两次换证行为，所登记的内容与150号证的登记内容并未发生变化，即新证的换发并未改变原证的权利义务关系，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不产生实际影响。因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款第（十）项关于“下列行为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十）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权利义务不产生实际影响的行为”的规定，909号证和0001463号证的换证行为均不在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内，对于冯某某等四人为此提起的诉讼，人民法院应当不予立案受理，已经立案的，应当驳回起诉。
摘要1：【案号】桑植县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2)桑法行初字第3号
【裁判摘要】被告桑植县规划管理局针对原告吴某建房的行为以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为由进行处罚后，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予以限期自行拆除公告，其公告的内容没有给行政相对人（即本案原告吴某）设定新的权利义务，是程序性的准备行为，属具体行政行为的过程，不具有独立性，该行政行为不具有可诉性。被告桑植县规划管理局告知其享有复议和起诉权利不符合法律规定。故原告吴某起诉的事项不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
摘要2：【案号】湖南省张家界市中级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2)张中行终字第17号
【摘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三十七条：“经催告，当事人逾期仍不履行行政决定，且无正当理由的，行政机关可以做出强制执行决定”、第四十四条：“对违法的建筑物、构筑物、设施等需要强制拆除的，应当由行政机关予以公告，限期当事人自行拆除。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又不拆除的，行政机关可以依法强制拆除”的规定，这里的复议或者诉讼对象应当是指行政机关作出的限期拆除的行政决定，而不是公告本身。本案中，被上诉人桑植县规划管理局作出《限期拆除公告》前，并没有依据上述第三十七条的规定作出强制执行决定，其所做出的《限期拆除公告》实质上是对其此前作出的桑规罚决字[2011]062号行政处罚决定的公告行为，其目的是督促当事人自觉履行拆除义务和向社会宣示国家机关对违法建筑的态度，警示其他人。因此，该公告是行政处罚决定的后续性行为，不具有可诉性，不属于行政诉讼法的受案范围。
摘要1：【案号】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20）闽执复36号
【裁判摘要】涉案房产抵押登记时间为2012年5月17日，而复议人郑某某与被执行人张某某、郭某签订《房屋租赁协议》时间为2014年8月1日，抵押登记时间在房屋租赁之前。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九十条“抵押权设立后抵押财产出租的，该租赁关系不得对抗已登记的抵押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十六条第一款“抵押人将已抵押的财产出租的，抵押权实现后，租赁合同对受让人不具有约束力”之规定，故复议申请人郑某某主张的租赁关系不得对抗已在先登记的抵押权。宁德中院以（2019）闽09执恢54号通知书通知郑某某、陈某某对涉案房产房屋租赁不予认可，将依法进行不带租拍卖，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拍卖、变卖财产的规定》第三十一条第二款“拍卖财产上原有的租赁权及其他用益物权，不因拍卖而消灭，但该权利继续存在于拍卖财产上，对在先的担保物权或者其他优先受偿权的实现有影响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将其除去后进行拍卖”的规定，依法对涉案房产上的租赁关系行使涤除权。复议申请人郑华华主张15年租赁期限未到期，请求在执行过程中对涉案房产进行带租约拍卖、变卖的理由不能成立，宁德中院的异议裁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
摘要2：【案号】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20)闽09执异4号
【摘要】本院以（2019）闽09执恢54号通知书通知郑某某、陈某某进行不带租拍卖。郑某某不服提出执行异议。．．．．．．在异议人郑某某与被执行人张某某、郭某签订《房屋租赁协议》之前，涉案不动产已经登记抵押给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安东凤支行（权利承受人为明策伟华有限公司）。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九十条“抵押权设立后抵押财产出租的，该租赁关系不得对抗已登记的抵押权"，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十六条第一款“抵押人将已抵押的财产出租的，抵押权实现后，租赁合同对受让人不具有约束力"之规定，因异议人郑某某主张的租赁关系不得对抗已在先登记的抵押权，故再对其提供的《房屋租赁协议》是否真实合法有效等进行专门审查已无必要。异议人郑某某异议理由不足，其请求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第（一）项的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异议人郑某某的异议请求。
摘要1：【案号】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19)闽09执复56号
【裁判摘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九条第一款规定，“申请执行的期间为二年。申请执行时效的中止、中断，适用法律有关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规定"。法律文书生效后，权利人应于法定期限内申请执行。复议申请人闽清县梅城千金缘服装店于2019年5月6日向执行法院申请执行，已超过二年的申请执行期间。复议申请人称其在法律规定的申请执行期间已向执行法院申请执行，经查，练某某于2018年7月27日向执行法院邮寄《执行申请书》，因练某某无代理执行权限且《执行申请书》未盖复议申请人闽清县梅城千金缘服装店公章或合伙执行人曾大油签章，该《执行申请书》不能表明权利人闽清县梅城千金缘服装店在积极行使权利，不能产生申请执行时效中断的效力。复议申请人称因其公章在外省，导致当时未能申请执行的事由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等法律有关诉讼时效中断的情形。综上，执行法院作出的（2019）闽0922执异42号执行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复议申请人闽清县梅城千金缘服装店复议理由不能成立，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裁定如下：驳回闽清县梅城千金缘服装店的复议申请，维持古田县人民法院（2019）闽0922执异42号执行裁定。
摘要2：【案号】福建省古田县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19)闽0922执异42号
摘要1：【案号】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20)闽09执复53号
【裁判摘要】确认房屋使用权判决并非给付判决，不具备强制执行受理要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第18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四百六十三条规定，生效法律文书产生执行力必须具备几个条件：（1）是法律规定可以执行的法律文书，即符合执行依据法定原则；（2）文书已经生效；（3）文书界定权利义务的内容要具体、明确；（4）要有给付内容且给付的范围要明确。只有当事人申请人民法院执行的生效法律文书权利义务主体明确且给付内容明确时，才能据以执行，即执行依据应为给付判决。给付判决的特点是使当事人一方产生实体义务，负有义务的当事人不履行义务，享有权利的一方当事人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就本案而言，执行法院（2020）闽0922执11号立案执行的生效法律文书为本院作出的（2015）宁民终字第670号民事判决书，该生效文书主文“二、坐落于古田县的房屋，临吉巷大街xxx号他人房屋的一榴由上诉人戴某使用，临吉巷大街xxx号他人房屋的一榴由上诉人郑某使用"系确认房屋使用权，该生效文书并非给付判决，不具有给付内容，不具备强制执行受理要件。若申请执行人戴某认为其合法使用权受到侵害的，应另寻法律途径救济。
摘要2：【案号】福建省古田县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20)闽0922执11号
摘要1：【案号】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18)京03执异384号
摘要2：【案号】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19)京执监5号
【摘要】本案中，第三中院在涉案42套房产依法拍卖过程中，华中融资公司就拍卖房产的相关设备权属提出案外人异议，要求中止执行。第三中院作出裁定驳回其异议，该公司未提起执行异议之诉。盘古氏公司作为被执行人就该裁定向本院申诉，不属于执行监督的审查范围，其申诉应予驳回。
摘要1：【案号】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15）一中执异字第432号
【裁判摘要】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一条第一款的规定：当事人、利害关系人提出异议请求撤销拍卖，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一）竞买人之间、竞买人与拍卖机构之间恶意串通，损害当事人或者其他竞买人利益的；（二）买受人不具备法律规定的竞买资格的；（三）违法限制竞买人参加竞买或者对不同的竞买人规定不同竞买条件的；（四）未按照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对拍卖标的物进行公告的；（五）其他严重违反拍卖程序且损害当事人或者竞买人利益的情形。首先，本次拍卖的投资权益是依法对集体所有制企业投资所形成的权利和收益。而集体所有制企业是财产属于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实行共同劳动、在分配方式上以按劳分配为主体的社会主义经济组织，且劳动群众集体所有的财产应当占主导地位，一般情况下应不低于51％，特殊情况经过原审批部门批准，可以适当降低。根据我国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集体所有制企业在国家法律、法规的规定范围内亦有权吸收职工和其他企业、事业单位、个人集资入股。本案中，怀思堂与同力公司均系集体所有制企业，基于同力公司企业性质的原因，其持有怀思堂的全部投资权益及收益不违反相关法律关于向集体所有制企业投资入股的限制性规定。新元公司系自然人投资的有限责任公司，相关法律、法规虽然允许其他企业向集体所有制企业投资入股，但在未经原审批部门批准的情形下，不应违反集体所有制企业中劳动群众集体所有的财产占主导地位的限制性规定，故新元公司不具备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购买同力公司持有的怀思堂全部投资权益及收益的主体资格。其次，拍卖过程中应按照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对拍卖标的物进行公告。公告是否符合规定应当从公告的时间、形式、范围及内容等方面予以审查。其中，公告的内容是否符合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应当从公告是否对拍卖标的物存在物理或权利上的瑕疵予以明示等方面审查。本案中，拍卖机构在拍卖同力公司持有的怀思堂投资权益及收益过程中未就同力公司和怀思堂的集体所有制企业性质及其他主体向集体所有制企业投资应遵守的法律、法规予以明示，故存在未按照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对拍卖标的物进行公告的情形。
摘要2：【案号】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15）高执复字第75号
【摘要】买受人不具备法律规定的竞买资格，当事人、利害关系人提出异议请求撤销拍卖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根据《条例》第四条之规定，城镇集体所有制企业是财产属于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实行共同劳动、在分配方式上以按劳分配为主体的社会主义经济组织。前款所称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应当符合下列中任一项的规定：（一）本集体企业的劳动群众集体所有；（二）集体企业的联合经济组织范围内的劳动群众集体所有；（三）投资主体为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集体企业，其中前（一）、（二）项劳动群众集体所有的财产应当占主导地位。本项所称主导地位，是指劳动群众集体所有的财产占企业全部财产的比例，一般情况下应不低于51％，特殊情况经过原审批部门批准，可以适当降低。本案中，执行法院拍卖的是同力公司持有的怀思堂的全部投资权益，同力公司与怀思堂均系集体所有制企业。竞买人新元公司作为自然人投资的有限责任公司，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虽然允许其向集体所有制企业投资入股，但在未经原审批部门批准的情形下，不应违反集体所有制企业中劳动群众集体所有的财产占主导地位的限制性规定。因此，新元公司不具备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购买同力公司持有的怀思堂全部投资权益的主体资格。司法拍卖应当按照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进行公告。对于拍卖公告，执行法院应当从公告的时间、形式、范围及内容等方面进行审查。其中，公告的内容是否符合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应当从公告是否对拍卖标的物的瑕疵予以明示等方面进行审查。本案中，拍卖机构在拍卖同力公司持有的怀思堂投资权益的过程中，未就同力公司的集体所有制企业性质以及其他主体向集体所有制企业怀思堂投资应遵守的法律、行政法规予以明示，属于未按照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对拍卖标的物状况进行如实公告的情形。
摘要1：【案号】福建省福鼎市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闽0982民初65号
【裁判摘要】本院经审查查明，2016年3月14日，浙江省瑞安市人民法院在温州银行莘塍支行与周某某、叶某某等人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执行案件中，作出(2015)温瑞执民字第668号执行裁定，裁定周某某、叶某某共有的涉案房产归温州银行所有，现温州银行要求涉案房产的占用人通祥公司搬离、腾空该房产。本案原告温州银行要求涉案房产的占用人通祥公司搬离、腾空该房产的诉讼请求，实际为浙江省瑞安市人民法院的执行裁定应继续实施的执行后续问题。故本案不属于人民法院普通民事案件范围。温州银行应通过执行程序另行寻求执行救济。．．．．．．裁定如下：驳回温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起诉。
摘要2：【解读】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闽09民终611号裁定：准许上诉人温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撤回上诉。
摘要1：解读｜合意以物抵债能否出具以物抵债裁定书，司法实践中存在两种观点——（１）第一种观点认为，双方合意以物抵债在《执行和解规定》出台后应以《执行和解协议》第６条规定为准，法院不应出具以物抵债裁定；（２）第二种观点认为，《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４９１条和《执行和解规定》第６条规定是两种不同的制度，法院对符合《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４９１条规定情形仍可据此出具以物抵债裁定。
解析：《民法典合同编司法解释》第２７条第３款规定“前款规定的以物抵债协议经人民法院确认或者人民法院根据当事人达成的以物抵债协议制作成调解书，债权人主张财产权利自确认书、调解书生效时发生变动或者具有对抗善意第三人效力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以物抵债协议可以经人民法院确认或者人民法院根据当事人达成的以物抵债协议制作成调解书，但不具有物权变动效力。
【注释１】（1）法院可以作出以物抵债调解书（该调解书不发生物权变动效力）；（2）法院不得作出以物抵债裁定（该裁定具有物权变动效力）。
【注释２】（１）执行标的物尚未经拍卖、变卖，双方当事人均同意以物抵债，法院不予出具裁定确认；（２）执行标的物已经过拍卖、变卖均无法成交，申请执行人提出以物抵债，法院应当出具裁定确认。
【注释３】（１）以拍卖的财产抵债必须征得债权人同意，法院不能在债权人不同意的情况下强制将拍卖标的交其抵偿债务；（２）但抵债无须取得被执行人同意。
【总结】（1）被执行人财产无法拍卖或变卖，当事人合意以物抵债且不损害其他债权人合法权益和社会公告利益的，法院可以出具以物抵债裁定（具有物权转移效力）；（2）执行和解协议约定以物抵债应由当事人自动履行（如不履行可以恢复对原生效法律文书的执行或就执行和解协议履行提起诉讼），执行法院不得对以物抵债协议除具有裁定（执行和解协议不具有执行效力，执行法院不得依据执行和解协议中以物抵债内容作出以物抵债裁定）。
摘要2：【注解１】当事人能否向法院申请执行以物抵债调解书？执行法院能否出具以物抵债裁定或者要求登记机构协助办理过户登记？｜（１）当事人可以向法院申请执行以物抵债调解书——执行法院可以发出执行通知书要求债务人限期履行，债务人不履行或者客观上无法履行可以终结执行；（２）执行法院不得出具以物抵债裁定或者要求登记结构协助办理过户登记（强制执行以物抵债调解书不具有强制过户登记的法律后果）——以物抵债调解书是对属于债的范畴的调解协议的确认，债权人依据以物抵债调解书申请执行的请求权基础为债权请求权的物之交付请求权而非物权请求权，以物抵债协议不能直接导致物权变动。
【注解２】法院执行被执行人拆迁补偿款能否未经评估拍卖程序直接将拆迁补偿款的替代房屋以物抵债给申请执行人？｜执行被执行人拆迁补偿款的替代物房产仍须经过评估拍卖等法定变价程序，流拍后可以以物抵债，不能未经评估拍卖程序直接将拆迁补偿款的替代房屋以物抵债给申请执行人。——参考案例：最高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22)最高法执监102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