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二审审理范围：上诉请求（上诉人提出、未提出但与上诉请求有关）的有关事实、适用法律。
摘要2：【注解１】一审判令当事人承担一项缺乏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的民事责任，适用法律错误，当事人即使未上诉。二审法院也应当依职权予以改判。
【注解２】（１）当事人在二审中要求对其在一审中已经确认的争议焦点之外的事实和法律关系进行审理不予支持；（２）二审上诉所主张的请求权基础的法律关系与一审诉讼中所主张的完全不同，该事实和法律关系均是一审审理之外的内容，如果一审并不存在严重程序违法，则二审当然不能对一审并未涉及的事实和法律关系进行实体审理。——参考案例：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2)最高法民终53号《恒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通分行、贵州凯里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票据追索权纠纷上诉案》
摘要1：合同解除效果与违约责任——以请求权基础为视角之检讨
摘要2：
摘要1：在以载明兑现或提货日期的证券债权（汇票、支票、本票、债券、存款单、仓单、提单）出质时，涉及两项债务履行期的协调。《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以下简称担保法）第七十七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担保法司法解释）第一百零二条分别就出质债权清偿期先于及后于被担保债务履行期的情形进行了规定。然未就相关权利的行使主体进行周严考虑，特别是当出质债权清偿期后于被担保债务履行期时，出质人得否援引第一百零二条为请求权基础不无疑问。本文拟就该问题进行探讨。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1)民提字第74号
【裁判要旨】
①当事人的一个违约行为在请求权基础和法律关系上同时满足违约和侵权的要件，是构成竞合的前提条件。
②因买卖合同产生纠纷后，当事人提起违约之诉后，又对违约之诉中未获支持的部分提起侵权之诉的，构成对同一行为的重复诉讼，违反了一事不再理原则，法院不应受理。
【裁判摘要】（１）在违约责任与侵权责任存在竞合的情形下，《合同法》第１２２条已经作出明确的规定，当事人只能择其一提出主张。当事人的一个违约行为在请求权基础和法律关系上同时满足违约与侵权要件是构成竞合的前提条件。需要注意的是为履行同一合同所作出的数个行为导致相同的损害赔偿后果应视为同一行为。（２）合同以外的第三人对合同债权构成侵权，其认定标准要严于一般的侵权行为，在认定侵权责任构成要件上，第三人主观上的故意及其行为与损失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均应适用相对严格的标准。
摘要2：【解读】违约责任与侵权责任竞合的，当事人只能择其一提出主张。
摘要1：【最高法院民一庭意见】医疗保健机构在进行产前检查过程中，因未尽勤勉义务和忠诚义务导致检查结论失实，使信赖该项检查结果的合同相对人生育缺陷婴儿，额外增加抚育、护理及医疗费用，蒙受纯粹财产上的损失，构成加害给付，医疗保健机构应当根据《合同法》第107条的规定承担相应的违约损害赔偿责任。当事人以侵权为由提起诉讼，因对纯粹财产上的损害现行法律尚无相应的请求权基础规范，侵权诉讼不能成立，人民法院应当向当事人释明，告知当事人以正确的案由起诉。损害赔偿的范围包括当事人作为合同对价的各项费用以及额外增加的抚育、医疗、护理等纯粹财产上的损失，但对纯粹财产上的损失应根据其确定性、可预见性和合理性予以限制，并考虑损益同销、过失相抵等因素。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0)民四终字第20号
【裁判摘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第七十九条第(三)项的规定，不记名指示提单可以经空白背书转让，但当提单持有人以其中一套正本提单换取提货单后，当事人已不可能将全套正本提单进行转让，故此后的所谓提单转让行为对当事人不产生拘束力。
《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十三条规定，动产物权的设立和转让，自交付时发生效力。交付是否完成是动产所有权转移与否的标准，动产由第三人占有时，则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十六条的规定进行指示交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十八条规定，出质人以间接占有的财产出质的，以质押合同书面通知占有人时视为移交。根据该条规定精神，提货单的交付，仅意味着当事人的提货请求权进行了转移，在当事人未将提货请求转移事实通知实际占有人时，提货单的交付并不构成《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十六条所规定的指示交付。
摘要2：诉讼标的是否相同是判断是否违背“一事不再理”原则的重要前提——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认为：我国民事诉讼法上的“一事不再理”原则，是指同一当事人就同一案件事实、同一诉讼标的不得重复提起诉讼，而诉讼标的是指案件所争议的民事法律关系或实体请求权。就本案而言，首先，本案与湛江中院信用证融资纠纷案件的请求权基础并不相同，本案是肯考帝亚公司基于其与富虹公司之间的易货合同法律关系起诉，而湛江中院信用证融资纠纷案件是湛江建行基于其与富虹公司之间的信用证法律关系以及信托收据法律关系起诉，两案的诉讼标的不具有同一性。其次，肯考帝亚公司在湛江中院信用证融资纠纷案件中系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未能提出独立的诉讼请求，如果在本案中不允许其提出独立的诉请，实质上驳夺了其作为系争权属纠纷利害关系人的诉权。第三，湛江中院信用证融资纠纷案件虽已经一审判决并生效，但该判决书中对于系争康劲轮货物权属的认定属于已决事实，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九条的规定，当事人无须另行举证证明，但本案肯考帝亚公司如有足够证据推翻，该院仍可作出与上述已决事实不一致的认定。且富虹公司在湛江中院信用证融资纠纷案件中对湛江建行起诉的全部事实予以承认，而在本案中又表示系争康劲轮货物所有权已转移给肯考帝亚公司，富虹公司在上述两案中的陈述相互矛盾。因此，肯考帝亚公司提起本案之诉符合民事诉讼法关于起诉的条件，并不违反“一事不再理”的原则。
摘要1：——券商挪用客户国债进行质押式回购操作的责任承担
【裁判要旨】在券商挪用客户国债进行质押式回购操作引发的损害赔偿纠纷案件中，其所承担责任的性质、方式应根据客户起诉所选择的请求权基础，并结合质押式国债回购的交易特点和具体损害结果来判定。
【裁判意见】证券公司挪用客户国债进行质押式回购构成侵权——证券公司擅自将客户的国债进行质押式回购操作实质是越权处分权利人的证券资产，为其自身融资提供质押担保，客户可提起证券侵权之诉。
【案号】（2004）沪二中民三（商）初字第172号
摘要2：
摘要1：【要旨】当事人就已经提起的诉讼的事项在裁判生效后再次起诉,后诉的诉讼请求实质上系否定前诉裁判结果的，即使当事人起诉的请求权基础不同，仍应认定该后诉的请求实质上违反了一事不再理原则，构成重复起诉。人民法院应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四条第（五）项“对判决、裁定、调解书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案件，当事人又起诉的，告知原告申请再审”的规定，告知当事人对已经提起诉讼的裁判申请再审。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5）民申字第2311号
【裁判要旨】建设工程实际施工人不具有优先受偿权的主体资格，其无权要求撤销对建设工程处分的法律文书。
【裁判摘要】最高法院认为：建设工程的承包人是市政第十工程处和东方市政公司，王春霖只是该工程的实际施工人，不符合法律及司法解释规定的可以享有优先受偿权的主体资格；王春霖实际施工的工程是小区的部分道路排水工程，该排水工程属于分项工程，且在性质上不宜折价、拍卖，亦不符合法律及司法解释规定的该工程系其承包且按照工程性质可以折价或者拍卖的条件。因此，王春霖作为实际施工人，主张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没有法律依据。此外，另案生效民事判决已判令万泰公司向王春霖支付工程价款，即王春霖作为实际施工人向发包人主张工程价款已获支持。原判决在其论理过程中作出的部分认定虽有不妥，但其驳回王春霖诉讼请求的结论正确。综上，王春霖对案涉景山路17号2门、3门、4门房屋拍卖所得的价款不享有优先受偿权，其主张撤销辽宁高院（2007）辽民三初字第101号民事调解书相应内容即缺乏请求权基础。
摘要2：【摘要】鉴于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系法定优先权，因其具有优于普通债权和抵押权的权利属性，故对其权利的享有和行使必须具有明确的法律依据，实践中亦应加以严格限制。根据前述法律及司法解释规定，行使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应当同时具备以下条件：第一，行使优先受偿权的主体应仅限于承包人，现行法律及司法解释并未赋予实际施工人享有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的权利。第二，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应当合法有效。《批复》第三条规定，优先受偿的工程价款包括承包人为建设工程应当支付的工作人员报酬、材料款等实际支出的费用，不包括承包人因发包人违约所造成的损失。合同被确认无效的，当事人承担的是返还财产和根据过错程度赔偿损失的责任，即具有普通债权属性，故无效合同中的承包人不应享有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第三，可以行使优先受偿权的工程应当限于承包人施工的，且在性质上适宜折价、拍卖的建设工程。根据前述规定，法律赋予承包人对其施工的凝聚其劳动和投入的建设工程折价或者拍卖所得价款的优先受偿权。不属于承包人施工的工程，或者在性质上不宜折价、拍卖的工程，则不属于可以行使优先受偿权的工程范围。第四，行使优先受偿权应当严格遵守法律及司法解释规定的行使期限。即在发包人经催告未在合理期限内支付工程款的，承包人应在自建设工程竣工之日或者建设工程合同约定的竣工之日起六个月内行使优先受偿权。
摘要1：【案号】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苏民终字第00624号
【裁判摘要】舜大公司于2013年11月25日向卢国强出具的合同权利转让通知，仅载明将其对朱瑞峰享有的债权转让给卢国强，朱瑞峰虽然可以向卢国强主张其对舜大公司的抗辩，但单纯的抗辩不能作为请求权基础，故朱瑞峰不能直接对卢国强主张权利。因在债权转让时朱瑞峰对舜大公司亦享有债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十三条关于”债务人接到债权转让通知时，债务人对让与人享有债权，并且债务人的债权先于转让的债权到期或者同时到期的，债务人可以向受让人主张抵销。”的规定，朱瑞峰反诉卢国强，实为其向债权受让人卢国强主张抵销。因此，朱瑞峰可在应付款中直接扣减该违约金40万元以及其向小业主垫付的租金511147.59元。且从上述规定可知，该抵消金额应以朱瑞峰接到债权转让通知时其对舜大公司享有的债权为限，朱瑞峰主张抵销债权转让后新产生的2014年其给付小业主的租金，则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朱瑞峰还应当支付卢国强款项为：433.35万元－40万元－511147.59元＝3722352.41元。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最高法民再183号
【裁判要旨】建设工程分包合同虽无效，但工程经竣工验收合格，实际施工人有权请求支付企业间接费。
【裁判摘要１】本院认为，原审判决支持化某、来某取得企业间接费并无不当。首先，依据相关法律规定及规范，工程价款包含直接费、间接费、利润、税金等，本案建设工程分包合同虽属无效合同，但涉案工程经竣工验收合格交付使用，化某、来某作为实际施工人有权依照法律规定请求支付工程价款。其次，企业间接费包含企业管理费，化某、来某已按照约定向新月公司缴纳了企业管理费，新月公司再行主张企业间接费有违公平。第三，新月公司明知化某、来某不具备施工资质，仍将涉案工程违法分包，对导致合同无效存在过错，其以化某、来某不具有资质为由拒付企业间接费，亦有违诚信原则。原审判决要求新月公司支付化某、来某企业间接费1237867.23元及利息正确。
【解读1】间接费，是指施工企业为完成承包工程而组织施工生产和经营管理所发生的费用，包括企业管理非和规费两个部分。
【解读2】最高人民法院的观点是支持合同无效之后的实际施工人主张间接费的。
【裁判摘要２】前案系发包方起诉请求判令承包方退还超支工程款，后案系承包方起诉要求发包方支付工程款及利息，其中工程款构成款项在前案中未进行审理，且承包人在前案中亦未提出反诉，承包人亦无法通过申请前案再审途径获得欠付工程款救济，前后案件不构成重复起诉——本案未违反“一事不再理”原则。“一事不再理”原则中的“一事”应为相同当事人、同一案件事实、同一诉讼标的。同一案件事实，指当事人起诉所涉案件事实关系在前诉与后诉一致；同一诉讼标的则指原告前后两次起诉基于一致的请求权基础。由此，相同当事人、同一案件事实、同一标的，要求前后两诉所涉法律关系在主体、内容与客体上一致,而这三者的一致本质上要求前后两诉处理的法律关系一致。依据查明的事实可知，本案诉讼前，新月公司作为原告起诉化某、来某要求返还超付工程款256293.06元，兴庆区法院作出3618号判决驳回了新月公司的诉讼请求，银川中院二审作出413号判决维持了一审判决。本院认为，本案与413号案件的当事人虽然相同，但并不具有同一案件事实和同一诉讼标的。就案件事实而言，413号判决以无争议总造价10055814.88元为基础判断是否存在超付工程款，
摘要2：（续）对二次植筋费用与商品砼超运距款应由谁负担并未进行审理，亦明确了因企业间接费存在争议该案对此争议不予认定。本案以另案造价鉴定书中确认的无争议造价10055814.88元、“砌体加筋、构造柱圈梁”植筋造价和商品砼超运距款两部分争议造价以及413号案件中不予认定的企业间接费为基础，对“二次植筋”费用、商品砼超运距款以及企业间接费进行了审理。可见，本案与413号案件虽然同属一个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但具体事实不同，本案审理的事实在413号案件中并未审理。就诉讼标的而言，3618号案件系新月公司起诉请求判令化某、来某退还新月公司超支工程款256293.06元。本案系化某、来某起诉要求新月公司支付工程款1681560.81元及利息，其中工程款由企业间接费、二次植筋费用和商品砼超运距款构成，而这些款项在413号案件中未进行审理,化某、来某在该案中亦未提出反诉。由此化某、来某无法通过申请再审途径在413号案件中获得欠付工程款救济。现化某、来某另诉主张这些费用，并不违反“一事不再理”原则。综上，本案化某、来某的主张并未否定413号判决认定的应付工程款及已付工程款事实，而是在该案认定事实的基础上请求支付该案未作审理的其他费用，本案的受理并不违反“一事不再理”原则。
摘要1：【案号】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1）浙民再字第69号
【裁判摘要】民法通则意见第177条规定：“继承的诉讼时效按继承法的规定执行。但继承开始后，继承人未明确表示放弃继承的，视为接受继承，遗产未分割的，即为共同共有。诉讼时效的中止、中断、延长，均适用民法通则的有关规定。”尽管最高人民法院于2008年12月18日公布的法释［2008］15号《关于废止2007年底以前发布的有关司法解释（第七批）的决定》中已将该条废止（理由是“与物权法有关规定冲突”），但该决定明确“废止的司法解释从公布之日起不再适用，但过去适用下列司法解释对有关案件作出的判决、裁定仍然有效”。本案王甲起诉是在2005年4月，二审法院的判决于2008年8月20日作出，故该条规定仍应适用于本案。根据该条规定，虞乙于1971年去世，王甲未明确表示放弃虞乙的遗产，应视为接受继承，故虞乙的遗产应为王丁与王甲共同共有。王甲作为原告提出的确认共同共有关系的诉讼请求，属确认之诉；分割争议房屋的诉讼请求属形成之诉，请求权基础为物权请求权。物权为支配性权利，非经请求即可实现，即使权利人在事实上因标的物为他人占有而失去支配，但于法律意义上，其“支配权”从未被阻断，其向占有人主张权利，本质上是在行使“支配权”，此种支配意义上的请求不应被诉讼时效所阻断。因此，不应对物权请求权适用诉讼时效。据此，尽管王丁于1995年、1996年期间分别办理了讼争房屋的国有土地使用证和房屋所有权证，但并不能否定王甲基于接受继承而与其他法定继承人共同共有虞乙遗产的权利。根据查明的事实，虞乙对讼争房屋所享有的四分之一份额，应作为遗产由王丁与王甲共同继承所有，王甲应享有讼争房屋八分之一份额的所有权。综上，王甲关于本案不适用诉讼时效的理由成立，但主张其享有讼争房屋二分之一份额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
摘要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北海铁石投资有限公司与南宁市南方土特产公司、北海正阳典当公司借款抵押合同纠纷一案的请示的复函》（[2009]民二他字第20号）
【摘要】根据《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九条的规定，引起诉讼时效中止的事由只能是不可抗力或者因客观原因引起的其他障碍。抵押财产被公安机关扣押，并不妨碍债权人向主债务人主张权利，该事由不能引起主债务请求权诉讼时效中止。另，请你院理顺当事人的请求权基础，如果是基于物权请求权，则不存在适用诉讼时效的问题。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7)最高法民申5098号
【裁判要旨】案外人对人民法院正在执行房产主张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能否依照《民事诉讼法》第２２７条的规定提起异议并以不服人民法院就其异议作出的裁定为由提起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在以不动产为执行标的的执行异议之诉案件中，建设工程优先受偿权作为具有特殊受偿能力的顺位权，可以优先于一般债权和抵押权获得偿付，但其性质不属于物权，亦不具有物权期待权的转化能力，无法产生阻却执行的法律效果，案外人以享有建设工程优先受偿权为由提起执行异议之诉的，不属于法律的受理范围，应当予以驳回。
【摘要】】本案中，聚成公司提出的诉讼请求是：1.停止对翔宇大厦南开三马路111号房产评估拍卖、折价抵偿的强制执行程序，解除对该房产的查封；2.确认聚成公司对所承建的翔宇大厦南开三马路111号的工程享有建设工程价款优先权。根据上述诉讼主张，聚成公司认为人民法院对执行标的111号房产采取的强制执行措施，妨碍了其对案涉工程享有的建设工程价款优先权。综上可见，如果聚成公司提起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请求人民法院停止“对翔宇大厦南开三马路111号房产采取的强制执行措施”，请求权基础是其对执行标的“翔宇大厦南开三马路111号房产”享有实体权利，而不是对“翔宇大厦南开三马路111号的工程”享有建设工程价款优先权。聚成公司提出“基于协议折价抵房的事实，该公司享有对111号房产物权期待权足以阻却执行”“一审法院掩盖了111号房屋已经合法协议折价抵债实现优先受偿权的审查事实是违法的”的再审申请理由，与执行异议之诉的法理不符。二审法院认为“案外人不能以其对该建设工程享有优先受偿权为由提起执行异议之诉要求停止执行”是正确的。
摘要2：——建设工程优先受偿权是否属于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案件的审理范围
【裁判要旨】在以不动产为执行标的的执行异议之诉案件中，建设工程优先受偿权作为具有特殊受偿能力的顺位权，可以优先于一般债权或抵押权获得偿付，但其性质不属于物权，亦不具有物权期待权的转化能力，无法产生阻却强制执行的法律效果，案外人以享有建设工程优先受偿权为由提起的执行异议之诉，不属于法院的审理范围，应当予以驳回。
【案件索引】一审：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15）二中民四初字第74号（2017年4月6日）；二审：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2017）津民终405号（2017年8月17日）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最高法民终622号
【裁判摘要1】预约合同签订后达成阶段性措施结果签订的合同仍为预约合同——首先，根据各方在《框架协议》《增资扩股框架协议》的约定内容，结合交易背景、磋商经过和往来文件资料，可以认定案涉《框架协议书》及《增资扩股框架协议》均为预约合同，目的都是约定在未来一定期限内订立正式的交易文件。在交易实践中，预约合同通常表现为意向书、框架书、议定书、认购书、备忘录等一系列文件。当事人订立预约合同，唯一目的是订立本约合同，除此之外，不能形成其他具体的权利义务关系。预约合同作为独立的合同，在当事人之间产生缔约请求权，违反预约合同应当承担违约责任。......2017年5月3日，中铁二局公司、中铁锦华公司、中粮置地公司三方签订《增资扩股框架协议》，约定三方同意，拟在2017年5月12日前签订《增资扩股协议》，就增资金额、增资的缴付方式、审核批准、工商批准登记、公司治理结构、项目管理、资产、债务和权益的处置、陈述保证、违约责任及其他事项做进一步约定，明确各方的权利和义务,同时约定如果未能于2017年5月12日前签订增资协议，本协议自动作废，除非三方同意继续履行本框架协议的除外。从上述合同约定分析，此时当事人签订正式交易文件的条件依然未成就，该《增资扩股框架协议》实为自《框架协议书》订立以来，各方对进一步磋商成果的文本固化，性质上仍为预约合同，目的是继续锁定交易机会，于将来缔结正式的增资扩股协议。
摘要2：【裁判摘要2】《框架协议书》第6条第4款明确约定：“乙方支付诚意保证金人民币10000万元存入乙方名义开立的甲、乙方共管的监管账户内，作为乙方进行本交易的保证”。......双方当事人在《框架协议书》第6条第4款中同时明确约定：“若因甲方原因导致交易的先决条件未能在签约期内全部达成的，或虽交易的先决条件已在签约期内全部达成，但甲方无正当理由未能与乙方签署正式交易协议，则甲方除应配合解除监管并在3个工作日内退还乙方诚意保证金外，还应向乙方支付违约金人民币10000万元”“若交易的先决条件已在签约期内全部达成，若乙方无正当理由未能与甲方签署正式交易协议，则诚意保证金全部归甲方所有”。从上可知，双方当事人除在合同中设立保证金外，还针对违反合同义务的具体情形设定了违约金条款，明确了违约时各自的责任承担方式。即，如中铁锦华公司违反预约合同义务，应向中粮置地公司支付违约金1亿元；反之，如中粮置地公司违约，则1亿元监管资金归中铁锦华公司所有。需要注意的是，尽管在上述违约金条款中，双方当事人约定的违约金和保证金在数额上一致，但不能据此认定系对定金罚则的适用，当事人约定的违约金性质并未发生变化，其真实意思应为中粮置地公司作为合同一方，为保证自身履约支付1亿元保证金后，合同双方为保障权利义务的对等作出的违约责任承担的约定。此种安排目的是锁定交易机会，强化预约双方合同义务，确保双方依据诚信原则进行磋商，共同致力于订立本约合同。因此，本院认为，该1亿元资金的性质不为定金，而是中粮置地公司为担保其履约向中铁锦华公司支付的保证金。《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百一十八条规定：“当事人交付留置金、担保金、保证金、订约金、押金或者订金等，但没有约定定金性质的，当事人主张定金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中粮置地公司与中铁锦华公司在预约合同中已明确约定前述1亿元资金为保证金，且其设立目的和作用不符合定金性质，因此，中粮置地公司关于案涉1亿元资金性质上为定金的诉讼请求不能成立，继而其主张中铁锦华公司应当承担1亿元定金责任的请求权基础亦不存在，其诉讼请求应予驳回。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7）最高法行申169号
【裁判要旨】行政诉讼原告资格虽有扩大趋势，仍应坚持与被诉行政行为具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之要件，目前尚不宜将这一“利害关系”扩大至反射利益和事实利害关系。
摘要2：【解读１】“利害关系”仍应限于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不宜包括反射性利益受到影响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一般也仅指公法上的利害关系，除特殊情形或法律另有规定外一般不包括私法上的利害关系。只有主观公权利，即公法领域权利和利益，受到行政行为影响，存在受到损害的可能性的当事人，才与行政行为具有法律上利害关系，才形成了行政法上权利义务关系，才具有原告主体资格（原告适格），才有资格提起行政诉讼。
【解读２】保护规范理论或者说保护规范标准，将法律规范保护的权益与请求权基础相结合，具有较强的实践指导价值。即以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时所依据的行政实体法和所适用的行政实体法律规范体系，是否要求行政机关考虑、尊重和保护原告诉请保护的权利或法律上的利益（以下统称权益），作为判断是否存在公法上利害关系的重要标准。
【解读３】当事人民法上的权益或者习惯法上的权益，只有在有关行政法律规范对其加以保护的情形下，才能成为行政法上保护的权益，才能形成行政法上的利害关系，才能取得原告主体资格，才能请求司法保护该权益。否则，上述相关权益，只宜通过民事诉讼或者针对直接对其设定权利义务的行政行为提起行政诉讼等方式来保护。
【解读４】现行行政诉讼法在确定原告主体资格问题上，总体坚持主观诉讼而非客观诉讼理念，行政诉讼首要以救济原告权利为目的，因此有权提起诉讼的原告，一般宜限定为主张保护其主观公权利而非主张保护其反射性利益的当事人。
【解读５】具体到本案中，张家港市发改委作出823号通知即使涉及刘某某依法使用的土地，刘某某也不能仅以影响其土地承包经营权为由申请行政复议。张家港市政府以再审申请人的行政复议申请不符合《实施条例》第二十八条第二项的规定为由，作出驳回其申请之决定，符合法律规定。
【解读６】行政诉讼虽有一定的公益性，却显然不能将原告主体资格范围无限扩大，将行政诉讼变相成为公益诉讼。现行行政诉讼法在确定原告主体资格问题上，总体坚持主观诉讼而非客观诉讼理念，行政诉讼首要以救济原告权利为目的，因此有权提起诉讼的原告，一般宜限定为主张保护其主观公权利而非主张保护其反射性利益的当事人。．．．．．．因而，在行政机关不依法处理投诉举报事项等行政不作为引发的诉讼中，认可因自己法律上的权益受侵害而投诉举报的当事人的原告主体资格，就比认可因公共利益受损而投诉举报的当事人的原告主体资格，更具有正当性。
摘要1：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民二庭关于审理公司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裁判指引（桂高法民二〔2020〕19号）
摘要2：【目录】一、公司资本制的效力 1.【公司资本制原则及其地位】2.【股东退股中的资本维持】3.【股权转让中的资本维持】4.【公司受损与股东受损的区辨】5.【追索抽逃出资的请求权基础的区别】
二、公司章程的法律效力 6.【分层次效力】7.【股东与公司之间的合同效力：双务合同关系】8.【股东与股东之间的合同效力：共同法律行为】9.【侵权责任意义上的请求权基础】10.【公司自治与司法介入的界限】
三、公司治理的相关规则 11.【股东会决议与司法介入的界限】12.【股东与高管身份重叠时的责任认定】13.【股东知情权的性质】14.【股东知情权与公司利益冲突时实质性竞争关系的判定方法】15.【股东协议与股权登记存在冲突的情形】16.【在公司解散纠纷中如何判断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
四、有限责任公司的股权转让17.【股权转让合同与股权变动的区别】18.【股权变动时间点的判断】19.【股权转让合同明确约定股权变动时间点的情形】20.【股权变动的对抗效力】21.【外部转让时其他股东是否同意的效力影响】22.【其他股东表示同意的方式】23.【外部转让时是否放弃优先购买权的效力影响】24.【附生效条件视为成就的例外情形】
五、有限责任公司的增资 25.【完成增资的必备前提】26.【完成增资的判断方法】27.【完成增资的通常方式】28.【向公司投资行为的实质性判断】
六、隐名出资（代持股）的适用规则 29.【隐名出资关系的定性及其理由】30.【隐名出资的一般性规则】31.【隐转显的要件辨析】32.【内部公开型隐名出资规则】33.【实质股东型隐名出资】
七、董事高管违反勤勉义务的责任34.【责任主体的范围及实质判断标准】35.【合谋主体的排除】36.【侵害行为的特定性】37.【勤勉义务的基本依据】38.【交接中的勤勉义务】39.【因果关系规则】40.【利益损失的已然性】
八、公司法人人格否认之诉41.【构成要件】42.【法人人格否认的既判力范围】43.【公司人格否认之诉与破产程序的衔接】
九、对赌协议的效力审查 44.【对赌协议的基本认识】45.【回购条款的性质】46.【名为对赌实为借贷的认定】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3)民一终字第126号
【裁判要旨】股东与公司财产权相分离，股东对公司财产不享有直接权利。
【裁判摘要】谭某某在本案中主张黎某某１、彩星公司及黎某某２低价转受让案涉资产侵害其利益，其实质是主张黎某某１、彩星公司及黎某某２转让案涉资产侵害经纬公司的财产权益，并进而侵害其股权所代表的财产权益。本院认为，公司制度的核心在于股东的财产权与公司的财产权相互分离，股东以投入公司财产为代价获得公司的股权。股东对公司财产并不享有直接权利。经纬公司是案涉资产的所有权人，谭某某仅对其投资享有股东权益，对公司的财产并不享有直接请求权。正是基于此，《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五十二条和第一百五十三条区分侵害公司权益与侵害股东权益两种情形分别作出不同的规定。公司法第一百五十二条规定，在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执行公司职务时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的规定，给公司造成损失的，符合一定条件的股东有权要求公司监事、执行董事提起诉讼；在公司怠于提起诉讼时，符合一定条件的股东才能提起公司代表诉讼。而本案中的经纬公司已经根据谭某某的通知向彩星公司提起诉讼并形成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2008）民二初字第21号案件，经纬公司在该诉讼中败诉。谭某某依据公司法第一百五十二条所享有的权利已经行使，在此情形下，谭某某再提起本案诉讼，其事实依据及法律理由仍然是案涉交易造成经纬公司损失并进而侵害其股东利益，显然不能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五十三条规范的是直接侵害股东权益例如资产收益、参与重大决策以及选举管理者等权益的行为。本案中，谭某某主张以公司法第一百五十三条为请求权基础，其实质是主张其作为股东享有的剩余财产分配请求权遭受损害因而请求损害赔偿。本院认为，侵害剩余财产分配权的形态表现为，在公司清算解散的前提下，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未按照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的规定向股东分配公司剩余财产。而在公司未进入清算解散程序的情况下，执行董事根据有效的股东会决议转让公司资产的行为，不能认定为侵害股东剩余财产权的行为。即使该交易转让价格明显过低，股东也只能依据公司法第一百五十二条规定的途径寻求救济。换言之，本案中，谭某某对其主张的权益不享有依据公司法第一百五十三条规定的权利，无权请求黎某某、彩星公司及黎桂芬承担赔偿责任。
摘要2：【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4)民申字第693号
【解读】公司未进入清算解散程序，执行董事根据有效股东会决议转让公司资产的行为不属侵害股东剩余财产权。
摘要1：【案号】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7)沪民终112号
【裁判摘要】本院认为，首先，《公司法》第一百五十一条规定的股东代表诉讼，是指在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违反忠实、勤勉义务，给公司利益造成损害，而公司又不追究其责任时，为维护公司合法权益，股东可以代表公司以自己的名义提起诉讼。然韩某某于一审诉状中明确提出仅要求法院解决航盛公司与苏秦公司之间许可费及相应利息纠纷，故本案系合同之诉，与前述股东以自己的名义代表公司向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或他人追究其侵害公司利益之股东代表诉讼相较，两者在诉讼性质上存在本质区别。其次，苏秦公司作为有民事行为能力的独立法人，与其他经济实体发生权利义务关系，并以其法人财产对外独立承担民事责任，均属于其独立从事生产等经营活动的民事权利范围。故苏秦公司与该合同相对方协商终止涉案《开发合同》中双方权利义务关系并达成和解之行为系其行使民事权利义务的合法自治经营行为。对于此类公司正常自治经营行为，韩某某作为苏秦公司的股东可以依据法律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参与公司治理、监管公司运营，而不是通过股东代表诉讼的方式加以介入。再者，涉案《开发合同》系由航盛公司与苏秦公司双方自愿签订，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对于涉案《开发合同》项下权利义务的变更或终止也应基于设立该合同相对方的合意，作为股东的韩某某并非该合同的签订主体，其现依据股东代表诉讼突破合同相对性原则直接要求航盛公司向苏秦公司偿还债务并无相应法律依据。综上所述，本案中，韩某某不能依据《公司法》第一百五十一条股东代表诉讼之规定以自己的名义提起涉案合同之诉，即使关于自2016年6月24日起韩某某在程序上已具有股东代表诉讼之诉权、航盛公司与苏秦公司和解协议系无效之相应主张成立，韩某某也因其提起本案合同之诉的请求权基础不存在而并非与本案有利害关系的原告，故一审法院关于韩黎明作为本案原告的主体身份并不适格之认定，与法不悖，本院予以支持。
摘要2：【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7)最高法民申2472号
【解读】股东无权对合同之诉提起股东代表诉讼。
摘要1：解读：（１）对投诉不予受理，投诉者提起履职之诉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在法律、法规或者规章没有规定投诉者为第三人施加负担的请求权的情况下，投诉者对处理结果不服不能提起行政诉讼。（２）决定不予受理或者对举报处理结果不服，均不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
摘要2：【解析】向有处理权的行政机关的上级机关投诉，实质是向上级行政机关的信访行为，不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
【注解１】（１）在行政诉讼中，当事人并不因举报行为而当然享有原告主体资格，还必须受到原告主体资格的限制；（２）当事人只有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才具有原告主体资格（“利害关系”应当限于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即具有实体法上的请求权基础；不能简单理解为与被诉行政行为有联系的当事人都是利害关系人）。——参考案例：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9)最高法行申472号
【注解２】(１)如果行政行为根本不可能侵犯当事人合法权益不属于行政复议的受案范围——行政机关对举报事项予以立案调查，在立案查处期间申请行政复议请求责令行政机关继续履行查处职责不属于行政复议范围；（2）以行政机关未完全履行法定职责为由申请行政复议请求责令行政机关继续履行查处职责，缺乏行政复议事实根据和理由，不符合行政复议受理条件。——参考案例：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20)最高法行申9332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7)最高法行申1467号
【裁判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十二条第一款规定：“人民法院受理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提起的下列诉讼：……（六）申请行政机关履行保护人身权、财产权等合法权益的法定职责，行政机关拒绝履行或者不予答复的。”据此，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针对行政机关不履行法定职责的行为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本案即为再审申请人认为武昌区政府未履行查处职责而提起的履行职责之诉。但是，提起履行职责之诉，对于原告来讲，需具有实体法上的请求权基础；对于被告来讲，需具有相应的法定职责。本案中，再审申请人认为武昌区政府具有查处城中村改造建设中违法强拆行为的法定职责，从而向武昌区政府提出查处申请，系因为其认为《武汉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快城中村改造建设工作的意见》（武政办〔2009〕36号）和《武汉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快城中村和旧城改造等工作的通知》（武政〔2009〕37号）中均规定区人民政府是城中村改造建设的责任主体。对此，本院认为，上述两份规范性文件虽然明确规定了城中村改造建设工作的责任主体为区人民政府，但是，从上述两份文件对武汉市各区人民政府在城中村改造建设中的具体职责规定来看，这里所谓的“主体责任”，其具体内容是组织推进落实包括拆迁安置补偿工作在内的城中村改造的各项建设工作。上述文件并没有对区人民政府就违法拆除行为如何查处，查处的内容、程序、措施等作出明确规定。在法律规范均没有明确授权的情况下，武昌区政府不具备对涉案事项进行查处的法定职责，再审申请人向武昌区政府提出的申请亦缺乏相应的请求权基础。原告是否具有请求权基础、被告是否具有相应的法定职责，固然可以在实体审理中查明，但在事实情况和法律状况非常明显的情况下，亦可以迳行裁定驳回起诉，没有必要仅仅因为“拒绝”了一个没有实体法上请求权基础的申请而使一个明显不具有法定职责的行政机关卷进诉讼当中。
摘要2：【解读】提起履行职责之诉，被告明显不具有法定职责的可径行裁定驳回起诉。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17)最高法行再72号
【裁判摘要１】民事合同与行政协议｜一个协议，到底属于行政协议，还是属于民事合同，有时的确较难判断。．．．．．．但通说认为，协议的属性应由协议本身客观判断，协议当事人的主观意思并不能作为判断标准。当时生效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第一款规定：“行政机关为实现公共利益或者行政管理目标，在法定职责范围内，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协商订立的具有行政法上权利义务内容的协议，属于行政诉讼法第十二条第一款第十一项规定的行政协议。"据此，认定行政协议的客观标准应当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协议的一方当事人是行政机关；第二，协议的内容涉及行政法上的权利义务；第三，协议的目的是为实现公共利益或者行政管理目标。
【裁判摘要２】合同相对性与第三人效力｜．．．．．．民事合同原则上仅具有相对效力，其权利义务关系仅可约束合同双方当事人。行政协议既采民事合同之形式，合同相对性原则亦应遵循。但行政协议之所以属于“行政"，自有其不同于民事合同之处。当行政协议属于补充或者替代诸如征收拆迁这样的单方高权行为，当行政协议具有针对诸如竞争者、邻人等第三方的效力，则不应简单地以合同相对性原则排除合法权益受到行政协议影响的第三方寻求法律救济。
【裁判摘要３】行政协议的功能是为了丰富行政机关的行政手段，增进行政相对方的合作与信任，扩大解决问题的弹性余地，如果法律、法规没有作相反规定，行政机关原则上有权以协议方式活动，但却不能通过协议方式扩大法定的活动空间，使之成为规避依法行政的特殊领地，更不能借此减损行政管理相对人的合法权益与救济权利。
【裁判摘要４】要求行政机关履行职责应当有请求权基础，也就是行政机关具备当事人所申请履行的特定职责。这个请求权基础，有可能来自一个行政协议的约定，但更多情况下来自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仅仅基于合同相对性原则就否定行政机关的法定职责，属于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不足。
摘要2：
摘要1：【典型意义】2019年11月30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发布的《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处理暂行办法》中明确规定：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不予受理“不是为生活消费需要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而发起的投诉。本案于同年12月12日通过司法判决认定职业索赔者提起案涉履职之诉缺乏请求权基础，不具有原告诉讼主体资格，有效规制为牟利知假买假实施恶意投诉的“职业索赔”行为，净化市场环境。
摘要2：【法条链接】《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处理暂行办法》第十五条 投诉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不予受理：．．．．．．（三）不是为生活消费需要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或者不能证明与被投诉人之间存在消费者权益争议的；．．．．．．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最高法民申3523号
【裁判摘要１】（１）合同之诉和侵权之诉合并审理有利于节约当事人诉讼成本、提高审判效率、避免冲突判决，也可以合并审理；（２）申请再审理由之“适用法律确有错误”是指调整争议的权利义务关系的法律而非合并审理确有法律错误——本案本诉为侵权之诉，反诉为合同之诉，二者确实在请求权基础、证据规则等方面存在差异，当事人也不完全相同。但一审法院合并审理有其特殊背景，因为国信公司最初提起的是合同之诉，符合合并审理的条件，合并审理之后，国信公司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发生变化，并追加了当事人，案件移送至一审法院审理时，本诉与反诉已合并审理，在此情况下，继续合并审理，有利于节约当事人诉讼成本、提高审判效率。且本诉与反诉均涉及加固工程的工程款计算等事实问题，合并审理有利于避免冲突判决，一审法院合并审理不违反法律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六项规定的原判决、裁定适用法律确有错误，指的是调整当事人发生争议的权利义务关系的法律。法院是否合并审理，并不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产生直接影响，不是启动再审程序的事由。
摘要2：【裁判摘要２】原告诉请连带责任而法院判决按份责任未超出诉讼请求——本案中，原审法院判决南通三建公司、太仓市政公司、长江机械公司按照责任大小承担赔偿责任，是在一审诉讼请求范围内作出判决，符合法律规定。此外，承担连带责任相当于要求南通三建公司、太仓市政公司、长江机械公司对全部损失承担赔偿责任，而按比例承担责任是对部分损失承担赔偿责任，原审法院判决南通三建公司、太仓市政公司、长江机械公司分别按责任大小承担赔偿责任，亦不存在超出上诉请求的问题。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最高法民申1430号
【提示】股权被执行法院冻结，案外人提出股权变更登记诉求的，人民法院应裁定驳回其起诉。
【裁判要旨】股权被执行法院冻结后，产生限制登记权利人处分保全财产的法律效力；而在此情况下，案外人提起诉讼，请求人民法院判令登记权利人协助其办理股权变更登记，将会导致本案裁判结果与另案执行程序的冲突。故在案涉股权被另案执行法院全部冻结的情况下，案外人应依照《民事诉讼法》第２２７条的规定主张权利。
【裁判摘要】本案中，吕某某诉请人民法院判令程某某等人协助办理股权变更登记的请求权基础是吕某某对案涉股权有所有权。但根据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案涉股权权属存在争议，因此，本案案由虽为股权转让纠纷，但案涉股权的归属问题属本案基本事实，而就案件处理的法律效果而言，与是否确认吕某某的股东资格，并无实质不同。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权合理配置和科学运行的若干意见》第26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立案、审判与执行工作协调运行的意见》第8条的规定，需要确权的财产已被人民法院冻结，当事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七条的规定主张权利，更有利于及时、有效地解决纠纷，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事实上，案涉股权被执行法院冻结后，产生限制登记权利人程某某处分保全财产的法律效力；而在此情况下，吕某某提起本案诉讼，请求人民法院判令程某某等人协助其办理股权变更登记，将会导致本案裁判结果与另案执行程序的冲突。因此，原审法院综合考虑审判与执行工作协调运行等情况，认为在案涉股权已被另案执行法院全部冻结的情况下，吕某某应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七条的规定主张权利，符合本案实际情况，并无不当。
摘要2：【案号】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琼民终363号
【解读】（１）原告一审诉讼请求未判令被告协助将公司２９％股权解除质押并变更登记至原告名下；（２）一审判决限被告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３０日内将其名下的公司29%股权协助原告解除质押并过户至原告名下；（３）二审法院认为：根据本院查明的事实，程某某持有的海翼公司的股权现全部处于已经被人民法院冻结的状态。吕某某本案诉讼可能导致审判权与执行权工作的冲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立案、审判与执行工作协调运行的意见》第八条“审判部门在审理确权诉讼时，应当查询所要确权的财产权属状况。需要确权的财产已经被人民法院查封、扣押、冻结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并告知当事人可以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七条的规定主张权利。”的规定，本院驳回吕某某的起诉。吕某某应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七条的规定主张权利。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最高法民再289号
【裁判要点】同时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四十七条规定的全部三项条件才构成重复起诉。前诉和后诉依据的事实虽然相同或者具有关联，但后诉当事人、诉讼请求、请求权基础与前诉不同，后诉的诉讼请求亦不否定前诉裁判结果的，应对后诉予以受理并进行实体审理。
【裁判理由】最高人民法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四十七条规定，重复起诉应同时满足三项条件：第一，后诉与前诉的当事人相同；第二，后诉与前诉的诉讼标的相同；第三，后诉与前诉的诉讼请求相同或者后诉的诉讼请求实质上否定前诉裁判结果。
摘要2：【解读】出借人请求借款人承担偿还借款判决生效后，出借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２３条第２款“企业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以个人名义与出借人签订民间借贷合同，所借款项用于企业生产经营，出借人请求企业与个人共同承担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之规定请求企业偿还借款本息，不属于重复起诉。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最高法民终469号
【裁判要点】小股东反对公司股东会增资扩股的决议，可在六十日内行使撤销权。以滥用大股东权利为由主张股东会决议不合理并请求返还股权，缺乏法律依据，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摘要2：
摘要1：【内容提要】在该案中，原告有两个诉讼请求：一是主张具有房屋所有权，二是要求办理房屋过户手续。其中，第二个诉讼请求即办理房屋过户手续的请求，其可以基于两个请求请求权基础，一是基于房屋买卖合同权利，二是基于房屋所有权。其第一个请求权即基于合同关系的请求权，已在其起诉的另一起案件中被生效判决所处理，不能再作为本案审理范围；而其第二个请求权即基于所有权的请求权，则属于本案审理范围。
摘要2：
摘要1：解读：当事人诉请解除合同但拒绝明确合同解除的请求权基础，法院只能依照解除合同三种方式进行论述。
摘要2：
摘要1：解读：当事人在二审时提出一审未提出和未审理的新增加的理由，如新增加的理由的请求权基础发生了根本性改变，不属于二审的审理范围。
摘要2：【注解】当事人在一审时未提出一人有限公司的股东与公司承担连带责任的理由，当事人在二审时新增加该理由，当事人请求权基础发生了根本性改变，因请求权基础和法律关系涉及人民法院审理案件的范围和方向，二审不能随意进行变更或增加，且对于当事人主张的一人有限公司财产是否独立于筑品公司的问题，一审法院并未进行实体审理，若允许在二审增加请求权基础，将变相剥夺对方当事人的上诉权，违反法定程序。——参考案例：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2)粤01民终10259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