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实际交易价格与备案合同价格不一致时,承租人不能要求以备案合同价格作为同等条件主张优先购买权
摘要1：【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意见】真实意思表示是民事法律行为的核心要素，如价格、付款方式等与真实的约定不一致时，应以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为准，非真实意思表示的条款对双方当事人没有法律约束力。房屋的真实成交价格应按买卖合同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来认定，而逃避税收并不是双方订立房屋买卖合同的目的。据此，应当以真实交易价格作为认定同等条件的依据。
摘要2：
一般反避税管理办法（试行）
摘要1：国家税务总局 一般反避税管理办法（试行） 国家税务总局令第32号 《一般反避税管理办法（试行）》已经2014年11月25日国家税务总局2014年度第3次局务会议审议通
摘要2：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09)粤高法民一提字第26号
摘要1：【案号】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09)粤高法民一提字第26号
【提示】合同解除权成就后仍要求相对方继续履行合同表明已放弃解除权。
【裁判摘要１】本案中，涉案房屋出卖方与买受方订立了三份合同。其中，双方当事人于2006年7月28日签订的《房地产买卖合同》隐瞒真实的交易价格，意在规避我国的法律规定，损害了国家的税收利益，根据《合同法》第52条的规定，应认定为无效合同。至于双方当事人于2006年6月23日签订的《房地产交易合同》及2007年7月28日签订的《补充合同》，均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没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认定具有法律效力。
【裁判摘要２】根据双方当事人签订的《房地产交易合同》及《补充合同》的约定，涉案房屋的转让款为人民币425万元，梁某某、叶某某应于2006年9月15日前付清全部房款。根据查明的事实，虽然至2006年9月15日止，梁某某、叶某某实际支付给招某某、缪某某的购房款仅为115万元，但在2006年9月15日之后，梁某某、叶某某又多次支付购房款共计60万元给招某某、缪某某，招某某、缪某某亦予以接受。同时，在梁某某、叶某某向中国建设银行佛山市支行申请个人住房贷款后，缪某某于2006年7月31日签署了《二手楼按揭贷款划款委托书》，明确说明缪某某将涉案房屋出卖给叶某某，因叶某某向中国建设银行佛山市支行申请二手楼按揭贷款250万元需要，经双方当事人协商，缪某某委托中国建设银行佛山市支行将该250万元贷款划入缪某某的银行账户。从梁某某、叶某某已支付的购房款数额175万元和其申请贷款的数额来看，二者总和恰好是《房地产交易合同》约定的购房款总额即425万元。缪某某签署该《二手楼按揭贷款划款委托书》，说明了其对梁某某、叶某某在支付了175万元购房款后，欲通过向银行申请贷款250万元来支付购房款的事实是明知并且认可的。况且，因梁某某、叶某某办理房产证和贷款的需要，招某某、缪某某于2006年10月17日和梁某某、叶某某及中国建设银行陈村支行职员熊某某一起到佛山市顺德区陈村镇房地产交易所领取涉案房屋的房地产权证，而此时已超过《补充合同》约定的2006年9月15日的履行期限一个多月。如果缪某某、招某某在梁某某、叶某某未依合同约定于2006年9月15日前付清全部房款的情况下，不同意继续履行合同并要求收回涉案房屋的话，其完全可以在当时就以梁某某、叶
摘要2：【裁判摘要２（续）】某某违约为由提起该主张。但缪某某、招某某在当时不但没有拒绝梁某某、叶某某约定期限后的付款行为，反而还配合梁某某、叶某某办理相关的贷款和办证手续。这些事实均说明了招某某、缪某某是同意梁某某、叶某某在没有依约付清全部款项的情况下，以向银行申请贷款的方式来支付剩余的250万元购房款的，缪某某、招某某也以配合办理贷款和办证手续的实际行为印证了这一点。根据《合同法》第77条第1款的规定，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变更合同。虽然本案当事人未就此订立书面合同，但综合本案事实，从双方当事人的上述行为足以推定本案双方当事人在梁某某、叶某某未依合同约定付清全部房款时，对涉案房屋转让款的支付方式和履行期限又重新进行了协商和变更并形成了一致意见。这些事实与熊某某分别于2007年1月29日和2007年7月18日接受本案一、二审法院询问时的表述是一致的。因此，梁某某、叶某某依据新的约定支付购房款，不构成违约。招某某、缪某某再以梁某某、叶某某未于2006年9月15日前付清全部购房款，违反了《房地产交易合同》及《补充合同》的约定为由，主张解除合同并要求梁某某、叶某某承担违约责任，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不应得到支持。本案二审及再审判决认定梁梁某某、叶某某存在违约行为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不当，依法应予纠正。
【解读】根据《合同法》第77条第1款的规定，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变更合同。享有合同解除权的一方继续接受对方履行合同，应当认定为双方达到事实上变更合同，视为已经放弃合同解除权。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2)民一终字第98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2)民一终字第98号
【提示】以转让公司股权的方式实现企业资产转让的，不违反国家强制性规定。
【裁判摘要】关于当事人所签协议的性质和效力问题。从本案双方当事人签订的《整体收购博峰公司协议》、《股权转让协议》及相关补充协议内容看，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系转让博峰公司的全部股权，永昌公司因此取得博峰公司及其全部资产的控制权。包括属于无形资产的探矿权。本院认为，股权转让均会伴随着资产控制权的主体发生变化。由于目前尚无对此类变化应办理相关审批手续的规定，因此，以转让公司及股权的方式实现企业资产转让的，不违反国家强制性规定。关于逃避税收问题。如果依照国家税收管理规定，当事人的转让行为应缴纳相关税费而未缴纳，其属于行政处罚调整的范围，并不导致转让协议的无效。故一审判决认定双方当事人签订的《整体收购博峰公司协议》、《股权转让协议》及相关补充协议有效是正确的。永昌公司该项上诉请求法律依据不足，不予支持。
摘要2：【解读1】以转让公司股权的方式实现企业资产转让的，不违反国家强制性规定。
【解读2】逃避税收属于行政处罚调整范围不导致股权转让协议无效——当事人的股权转让行为应缴纳相关税费而未缴纳，属于行政处罚调整的范围，并不导致转让协议的无效。
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1)内民提一字第17号
摘要1：【案号】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1)内民提一字第17号
【提示】买卖双方为达到避税、通关等目的而就同一标的物签订价格不同的多份合同后，因此发生纠纷，法院应综合证据确认双方真实意思的合同的效力。
【裁判要旨】商品房买卖过程中形成了两份价格迥异的合同，买卖双方各自主张按照对自己有利的合同履行。再审从两份合同的形式要件、合同的实际履行情况及市场价格等方面，综合认定体现双方真实意思表示的合同的效力。
摘要2：
名为股权转让实为土地转让的效力认定
摘要1：有限责任公司的全体股东，将公司拥有的成片未开发的建设用地使用权以股权形式全部转让，该建设用地使用权为公司的全部资产，类似这种通过股权转让的方式取得土地使用权所属公司的控制权，进而实质性对土地进行开发、利用和转卖，股权转让行为成为规避方式，实现土地转让目的的形式，成为房地产业内普遍适用的做法。 对于以股权转让方式实现土地使用权转让目的行为的效力，司法实践中主要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该行为系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即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是转让土地使用权，但因法律的强制性规定而无法以土地使用权交易的方式实现，因此以另一个法律行为掩盖真意，以实现同一效果。此外，此种行为恶意规避国家关于房地产法和税法的相关规定，属于规避法律的行为，因此，应当认定为无效。另一种意见认为，该行为合法有效，理由在于，公司股权转让是公司法所保护的法律行为，股权转让并不导致土地使用权权属的转移，土地仍是原公司的资产，股权转让行为与土地使用权转让行为彼此之间相互独立、毫不相关。不能仅因股权转让而导致的对于特定资产的间接控制就否定行为本身的效力，任何股权的变动都会伴随着资产控制效力的变化。同时，税法制度允许当事人在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的情况下合理避税。因此，如果认定此类行为无效，将会削弱股权的流通功能，违反公司制度基本特征，影响交易安全和效率。
摘要2：
涉及土地转让的股权转让行为效力探析
摘要1：通过股权转让的方式取得拥有国有土地使用权的目标公司的股权，从而实质性的对土地进行开发、利用和转卖，成为房地产业内的普遍做法。笔者最近就接触一起类似案件，观点分歧较大，一方认为以股权转让方式实现土地使用权转让的目的，属于典型的规避行为，规避了我国税法和房地产法的相关规定，应当认定为无效；另一方认为该行为合法有效，公司股权转让是公司法所保护的法律行为，并不导致公司土地使用权权属的转移，土地仍然是公司的财产；税法制度也允许当事人在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的情况下合理避税。本文从公司、房地产管理、税收等相关法律制度的规定、以及该股权转让行为本身的法律特性等加以分析，认为目标公司的股权转让并不导致土地使用权权属的转移，不影响公司法人的独立人格，没有逃避房地产法律制度的监管，并未逃避税收管理，从法经济学的角度，股权转让行为的效力应当认定为有效。“让凯撒的归凯撒，让上帝的归上帝”，股权转让的效力应由公司法律制度管理，即使股权转让行为对国家的房地产秩序和税收秩序造成一些不利影响，也应从房地产法律制度和税收法律制度进行调整。
摘要2：
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2004）锡民仲字第011号
摘要1：（仲裁条款）
【提示】阴阳合同分别约定仲裁和法院管辖，应按哪个执行？
【裁判要旨】合同当事人为规避税费而签订的阴阳合同分别约定了仲裁管辖及法院管辖条款，应依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及实际履行确定合同效力，并据此确定合同争议解决条款的效力。
【裁定书字号】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2004）锡民仲字第011号
摘要2：
当实际交易价格与备案价格不一致时，应否支持承租人要求以备案合同价格作为同等条件主张优先购买权的诉请
摘要1：【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意见】真实意思表示是民事法律行为的核心要素，如价格、付款方式等与真实的约定不一致时，应以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为准，非真实意思表示的条款对双方当事人没有法律约束力。房屋的真实成交价格应按买卖合同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来认定，而逃避税收并不是双方订立房屋买卖合同的目的。据此，应当以真实交易价格作为认定同等条件的依据。
摘要2：
金牌辩护：逃税罪
摘要1：【目录】1.什么是逃税罪？2.什么是逃税罪的纳税欺诈行为？3.什么是纳税人成立逃税罪的犯罪客观方面？4.什么是逃税数额、逃税数额占应纳数额百分比？“数额较大”和“数额巨大”标准是什么？5.什么是扣缴义务人成立逃税罪的犯罪客观方面？6.什么是逃税罪犯罪主体？7.什么是税务代理人？8.什么是逃税罪犯罪主观方面？9.逃税罪由哪些机关立案侦查？10.哪些涉税行为不成立逃税罪？11.什么是漏税？12.什么是避税？13.逃税罪如何定罪量刑处罚？14.什么是逃税罪免于追究刑事责任情形？15.什么是偷税罪的免于刑事处罚？16.《刑法修正案（七）》对逃税罪的规定有哪些重大变化？
摘要2：无
什么是避税？
摘要1：避税是指纳税人利用税法漏洞、不成熟之处或者缺陷钻空取巧，通过对经营及财物活动的精心安排，钻税法的空子，以期达到纳税负担最小的经济行为，来谋取不正当的税收利益。
摘要2：
简法|当事人为逃避国家税收监管而签订备案的“阳合同”是部分无效还是全部无效？
摘要1：解答：（１）当事人为了逃避国家税收监管而签订备案“阳合同”，故意隐瞒房屋真实交易价格，该价格条款并非当事人真实的意思表示，且具有逃避国家税收监管的不正当目的，该价格条款无效，但该价格条款无效不影响合同其他部门的效力，即备案“阳合同”仅价格条款无效，其他部分效力不受影响。（２）当事人以逃避国家税收为由，要求确认备案的“阳合同”全部无效的，不予支持。
摘要2：【注解１】（１）股权转让双方签订的用于工商备案的“阳合同”是以逃税为目的，损害国家税收征管权，导致国家税款流失，应当认定无效合同。——参考案例：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3)民二终字第29号；（２）此种行为构成《税收征收管理法》第６３条规定偷税。
【注解２】另外裁判观点认为：虽然两份合同约定价格不一致，但未能证明两个价格条款旨在协助避税的事实，不能认定合同无效。——参考案例：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粤民终2641号
张树林与四川龙蟒矿冶有限责任公司、张启华股权转让纠纷案
摘要1：【案号】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4)川民终字第381号
【裁判摘要】双方在《关于四川龙蟒矿冶有限责任公司收购盐边县恒辉煤业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全部股权的协议书》中约定以向华羽天成公司支付项目合作款的方式支付股权转让款，虽然存在逃避税收、损害国家利益之嫌，但该约定系各方共同意思表示，如确有逃避税收行为，则各方应当依照相关法律、行政法规之规定承担相应责任，并不影响各方之间关于股权转让协议的效力。
摘要2：张树林等诉四川龙蟒矿冶有限责任公司公司股权转让纠纷案
【案号】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2017)最高法民申1598号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3)民申字第1307号；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2）粤高法民四终字第64号民事判决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3)民申字第1307号；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2）粤高法民四终字第64号民事判决
【裁判摘要】二审法院认为：《股权转让协议》约定金来顺公司是以承担安华洲利公司债务方式来受让股权，安华洲利公司的全部债务金额为人民币1.7亿元人民币，而股权转让价款仅为1.45亿元。首先该种股权转让模式并不为法律禁止；其次和田控股公司在实际转让中并未获取利益。因此，协议中关于双方应另行签订用于外资审批和工商变更登记之用、股权转让价款确定为1元的《股权转让合同》的约定不存在损害国家税收利益，因而应确认《股权转让协议》无效的情形。安华洲利公司、和田控股公司上诉认为该协议存在规避法律、逃避税收、损害国家利益行为，应确认无效的理由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
摘要2：
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粤01民终14964号
摘要1：【案号】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粤01民终14964号
【裁判摘要】胡某某在向广进公司购买案涉房屋时，签订了两份合同，一份是其与广进公司签订的《广州市商品房买卖合同（预售）》（下称买卖合同），一份是其与宏大公司签订的《装饰工程委托协议书》（下称装修合同），胡某某称《装修合同》签订后由广进公司保管，而后胡某某多次要求广进公司提供未果，直至一审判决后才取得。对此，广进公司并未明确否认。结合商品房买卖中的现实情况和审判实践中的经验判断，本院采信胡某某的主张，本案装修合同实质为广进公司主导所签。广进公司与胡某某签订的买卖合同除房屋交易价款外，其他内容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为合法有效。广进公司主导胡某某与宏大公司签订的装修合同，并非合同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胡某某与广进公司签订的买卖合同中已经约定案涉房屋装修交付，可见，装修的义务主体应为广进公司，胡某某无需再行与他人就案涉房屋签订装修合同。广进公司主导胡某某与宏大公司签订装修合同，约定装修款为469935元，实为将案涉房屋交易价款拆分为两部分，一部分为买卖合同价款1295845元，一部分为装修价款469935元，有规避地方政府房地产调控限价政策、逃避税收的嫌疑，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六条“行为人与相对人以虚假的意思表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以虚假的意思表示隐藏的民事法律行为的效力，依照有关法律规定处理"的规定，胡某某与宏大公司签订装修合同为虚假意思表示，并未真正履行，且有违法嫌疑，应为无效。但是，双方当事人隐藏的真实意思表示为案涉房屋实际交易价款为1765780元。因此，胡某某要求以房屋交易价款1765780元作为计算逾期办证违约金的基数，依法有据，应予支持。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十大典型案例（第一批）之七：儿童投资主基金诉杭州市西湖区国家税务局税务征收案
摘要1：【典型意义】本案的典型意义在于，人民法院针对借境外公司注册成立公司实施资产交易、而实际所得来源为境内的刻意避税情形，以裁判方式彰显了中国税收主权和通行的国际征税规则，保护了涉外经贸领域的国家合法权益。随着对外经贸规模日益扩大和交往方式不断增多，明确对各类市场主体股权转让、融资等行为的征税准则，与国家重大经济安全和经贸利益息息相关，具有迫切的现实意义和长远的战略意义。本案中，西湖区国税局对于有关公司借在中国境外的低税率（或免税）国家与地区注册并转让股权事项，如何认定是否存在逃避中国税收问题，经请示国家税务总局并与再审申请人充分沟通后，作出了涉案《税务事项通知书》，一、二审法院和最高人民法院充分肯定了被诉征税行为的合法性，明确了相关法律适用规则和政策把握标准，对于遏制类似避税、逃税情形，具有鲜明的示范和警示作用。办案过程也得到关注本案的全国人大代表和多个部门的充分肯定。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16)最高法行申1867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16)最高法行申1867号
【裁判要旨】人民法院审理诉行政机关征收税款案件，在认定非居民企业是否存在避税时，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入手，即：
（１）该项交易本身属于中国应税财产交易；
（２）涉案企业在避税地或低税地注册且未从事实质性经营活动；
（３）涉案企业实施了不具有合理商业目的的安排，间接转让中国居民企业股权等财产。
如果满足上述三种情形，可以认定非居民企业存在避税的情形，此时税务机关可以按照合理方法调整应纳税范围和数额。
摘要2：
税法｜精解
摘要1：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最高法民终668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最高法民终668号
【裁判要旨】股权转让协议中约定由一方代偿公司债务的，不论是代偿公司对第三人的债务，还是代偿公司对合同一方（一般是转让方）的债务，均可以认定为构成股权对价的一部分，该约定内容并未违反我国法律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
【裁判摘要】从《股权转让协议书》《股权转让协议书补充协议》的内容分析，上述协议虽名为股权转让，但还就股权转让时易商公司对外债务的偿还等其它事项一并作出约定，各方的权利义务需在整个合同框架下加以确定。其中，1000万元系易商公司原股东吴某某、宋某某向新股东徐某某、张某转让各自名下股权的对价，1.9亿元系易商公司对安振的欠款，上述两部分款项共同构成协议约定的合同价款总额，徐某某、张某基于合同产生的付款责任以及净雅公司承担保证责任的范围均应涵盖上述合同价款总额2亿元。鉴于吴某某、宋某某主要依据案涉协议提起本案诉讼，净雅公司关于上述款项法律性质不同而不能一案审理的主张，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其次，案涉协议的效力认定。结合前述分析，徐某某、张某支付1.9亿元是基于合同约定的代偿公司债务行为，是其受让吴某某、宋某某股权对价的一部分，上述内容并未违反我国法律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应为有效。净雅公司主张因吴某某、宋某某通过该协议规避税收从而导致协议无效的上诉理由，依据不足，不能成立。再次，还款主体的具体认定。因各方已在协议中明确约定徐某某、张某的付款义务，且易商公司的债务人身份并未灭失，此时一审判决认定案涉协议签订后徐某某、张某、易商公司均成为1.9亿元债务的还款主体，并无不当。最后，各方当事人是否主体适格。本案当事人中，除易商公司外，其余主体均为案涉协议的签订主体，均受合同约束。吴某某、宋某某基于该协议提起诉讼，并不存在吴某某、宋某某作为共同原告和徐某某、张某作为共同被告主体是否适格的问题；安振作为合同主体之一，以第三人身份加入诉讼亦无不妥，其加入诉讼的方式也未违反相关法律法规的程序性规定；净雅公司与此有关的上诉理由均于法无据，不予支持。
摘要2：【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7)最高法民申3962号
浙江省瑞安市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2020）浙0381刑初64号
摘要1：【案号】浙江省瑞安市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2020）浙0381刑初64号
【裁判摘要】逃税罪犯罪主体是纳税人及扣缴义务人。根据《股权转让所得个人所得税管理办法(试行)》第五条规定，个人股权转让所得个人所得税，以股权转让方为纳税人，以受让方为扣缴义务人。具体到本案，被告人陈某某与阮某协商后，由陈某某先收购华达公司其他股东的股份，后转让给阮某。2010年12月10日陈某某收购股权与2011年1月5日阮某收购陈某某股权是两次交易，属于不同法律关系；在2010年12月10日至2011年1月5日，阮某无法以实际受让人身份享有股东权利，双方不属于委托、代理关系，不能认定阮某是陈某某收购其他股东股权的实际受让人。综上，虽然阮某口头承诺代缴税款，但其并不是第一次股权转让时的实际受让人，不符合扣缴义务人法定条件。辩护人提出应认定阮某为扣缴义务人的辩护意见，不予采纳。被告人阮某虽不是扣缴义务人，但其与被告人陈某某以欺骗、隐瞒手段共同实施逃税行为，应以共犯依法处罚。
【摘要】被告人陈某某作为扣缴义务人，被告人阮某在已与被告人陈某某口头约定承担税款的情况下，两人为少缴税款，在明知实际交易价格远高于资产评估价值时，以评估价值申报纳税，逃避税款，且均在明知税务机关下达追缴通知后仍未补缴，应以逃税罪追究刑事责任。本院认为，被告人阮某、陈某某结伙采取欺骗、隐瞒手段进行虚假纳税申报数额，逃避缴纳税款数额巨大并且占应纳税额百分之三十以上，其行为均已触犯刑律，构成逃税罪。
摘要2：
中国2019“年度影响力税务司法审判案例”之六：吉林省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19)吉01行终30号
摘要1：国家税务总局长春市税务局与吉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税务行政复议上诉案
【案号】吉林省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19)吉01行终30号
【裁判摘要１】关于税务行政复议申请期限的起算点问题。根据复议法的规定，一般行政复议案件的复议申请期限的起算点应当从“自知道该具体行政行为之日起”开始计算。但是由于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八十八条将“依照税务机关的纳税决定缴纳或者解缴税款及滞纳金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作为依法申请行政复议的前提条件，从而产生了税务行政复议申请期限应当从“自知道该具体行政行为之日起”开始计算还是从“缴纳或者解缴税款及滞纳金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之日起”开始计算的问题。对此，从《税务行政复议规则》第三十三条“申请人对本规则第十四条第（一）项规定的行为不服的，应当先向行政复议机关申请行政复议；对行政复议决定不服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申请人按照前款规定申请行政复议的，必须依照税务机关根据法律、法规确定的税额、期限，先行缴纳或者解缴税款和滞纳金，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才可以在缴清税款和滞纳金以后或者所提供的担保得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税务机关确认之日起60日内提出行政复议申请……”中可以得出结论，税务行政复议的起算点应当从“缴纳或者解缴税款及滞纳金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之日起”而不是“自知道该具体行政行为之日起”开始计算，亦不是从《税务处理决定书》所确定的缴纳期限届满之日起计算。因此，长春市国税局以“吉林银行的行政复议申请超过法定申请期限”为由决定不予受理错误，原审法院认为吉林银行的复议申请未超过法定申请期限的结论正确，不存在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的问题。
【裁判摘要２】关于税务行政复议申请的前提条件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八十八条设定了申请税务行政复议的前提条件，因此，本案争议的实质不是“申请期限”而是“申请条件”，即“纳税人、扣缴义务人、纳税担保人同税务机关在纳税上发生争议时，必须先依照税务机关的纳税决定缴纳或者解缴税款及滞纳金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然后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的适用问题。应当说，正确的税务行政行为没有必要规避行政复议的合法性审查，错误的税务行政行为有必要接受税务行政复议的监督。按照合理行政、程序正当的基本要求，设定税务行政复议前提条件的目的应当是防止纳税义务人利用复议程序期间转移财产规避税收征管以及保证税款及时入库，
摘要2：（续）而不能是通过设置苛刻条件而将税务行政复议申请拒之门外。基于这样的认识，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八十八条“依照税务机关的纳税决定缴纳税款及滞纳金”可能会产生不同理解，一是法定的60日复议申请期限不能被变相缩短，申请条件与申请期限不能混同，只要按照纳税决定缴清税款或者提供相应担保就符合税务行政复议的申请条件；二是申请条件不仅要求按照纳税决定缴清税款或者提供相应担保而且必须是在要求的时限内（本案为15天）缴清税款或者提供相应担保，逾期缴清税款或者提供相应担保，即使纳税决定违法也不允许通过申请行政复议进行纠正。本案上诉人认为，因为《税务行政复议规则》第三十三条将“期限”作为申请复议的前提条件，所以超过15天的期限缴纳税款就等于超过复议申请的期限（丧失复议申请的权利）。我们认为，虽然规章将15天期限作为行政复议申请条件的规定是否与上位法要求相符不是本案讨论范畴，但是由于本案税务机关向吉林银行发出的法律文书确定了不同的缴税期限，吉林银行理解为应按连续的、一个税收征管行为对待，按照最后确定的缴费期限衡量是否享有申请复议的权利且已缴清税款。针对本案具体情形，在法律、法规没有明确规定的情况下，应按照有利于行政相对人的原则作出是否享有申请税务行政复议权利的判断。
【解读】税务行政复议的起算点应当从“缴纳或者解缴税款及滞纳金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之日起”而不是“自知道该具体行政行为之日起”开始计算，亦不是从《税务处理决定书》所确定的缴纳期限届满之日起计算。另外，设定税务行政复议前提条件的目的应当是防止纳税义务人利用复议程序期间转移财产规避税收征管以及保证税款及时入库，而不能是通过设置苛刻条件将税务行政复议申请拒之门外。
中国2019“年度影响力税务司法审判案例”之九：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湘01民终9719号
摘要1：易某某与崔某等合同纠纷上诉案
【案号】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湘01民终9719号
【裁判摘要】从合同的内容来看，双方约定转让范围中有房屋产权证和国有工业土地使用权证的部分，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合法有效；对于无房屋产权证约1800平方米和无国有土地使用权证约1900平方米的部分，因产权和土地性质不明，有违法律法规之规定及有损害他人利益之可能，本院对该部分转让的合法性不予认可。一审判决以易某某、崔某与金冠公司偷逃税收、损害国家利益为由，确认该合同整体无效，无法律依据，本院依法予以纠正。易友良、崔伟与金冠公司在转让过程中应当依法缴纳各种税收，若存在逃税行为，税务机关可以依法追缴或进行相关处罚，但并不导致合同无效。
摘要2：长沙市金冠日用品贸易有限公司、易友良合同纠纷再审审查与审判监督民事裁定书
【案号】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湘民申1996号
长沙市金冠日用品贸易有限公司、易友良合同纠纷再审民事判决书
【案号】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湘01民再234号
【裁判摘要】易某某、崔某与金冠公司签订《房屋转让合同》和《补充协议书》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合同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当认定为合法有效。双方当事人均应按照约定的内容履行合同义务。虽然双方在合同签订过程中存在逃避税收的行为，但该行为违反的是国家税收管理规定，属于行政处罚调整的范围，并不导致双方房屋转让合同的无效，原一审判决以该逃税行为损害国家利益为由认定上述合同整体无效，缺乏法律依据。
【笔记】交易过程中存在逃税行为能否导致房屋买卖合同整体无效？
摘要1：解答：房屋买卖合同双方在合同签订过程中存在逃避税收的行为，但该行为违反的是国家税收管理规定，属于行政处罚调整的范围，并不导致双方房屋转让合同的无效，以该逃税行为损害国家利益为由认定合同整体无效缺乏法律依据。
摘要2：
【笔记】《民法典》实施后如何认定以虚假意思表示的民事法律行为及隐藏行为的法律效力？
摘要1：解读：《民法典》第１４６条（原《民法总则》第１４６条）新增规定——（１）行为人与相对人以虚假的意思表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虚假意思表示有悖于意思自治原则——虚假意思表示订立的合同效力上一律认定无效）；（２）以虚假的意思表示隐藏的民事法律行为的效力，依照有关法律规定处理。
解析１：《民法典合同编司法解释》第１４条第１款规定——
（１）当事人之间就同一交易订立多份合同，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中以虚假意思表示订立的合同无效。
Ａ．事人为规避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以虚假意思表示隐藏真实意思表示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民法典第１５３条第１款的规定认定被隐藏合同的效力；
Ｂ．当事人为规避法律、行政法规关于合同应当办理批准等手续的规定，以虚假意思表示隐藏真实意思表示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民法典第５０２条第２款的规定认定被隐藏合同的效力。
（２）依据前款规定认定被隐藏合同无效或者确定不发生效力的，人民法院应当以被隐藏合同为事实基础，依据民法典第１５７条的规定确定当事人的民事责任。但是，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解析２：《民法典合同编司法解释》第１４条第２款规定——
（１）当事人就同一交易订立的多份合同均系真实意思表示，且不存在其他影响合同效力情形的，人民法院应当在查明各合同成立先后顺序和实际履行情况的基础上，认定合同内容是否发生变更。
（２）法律、行政法规禁止变更合同内容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合同的相应变更无效。
解析３：为规避税收征管、骗取贷款额度等目的签订阴阳合同应当按照隐藏合同约定继续履行（隐藏合同不因此无效）。
摘要2：【注解１】（１）对于通谋虚伪行为，当事人可以根据《民法典》第１４６条规定请求确认虚假表示行为的合同无效；（２）对于原告的诉讼请求，当事人可以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５３条规定对诉讼请求的法律关系真实性提出抗辩，由法院驳回不真实法律关系的诉讼请求；（３）《民法典》第１４６条针对的是虚假表示行为的合同无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５３条针对的是驳回虚假表示行为的诉讼请求。
【注解２】不能仅以存在通谋虚伪便认定合同无效——通谋虚伪意思表示无效但隐藏意思表示有效，不能直接认定合同无效，而只能认定通谋虚伪的意思表示无效。——参考案例：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２０２２）最高法民申706号
【注释】《民法典》第１４６条第１款规定“行为人与相对人以虚假的意思表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第２款规定“以虚假的意思表示隐藏的民事法律行为的效力，依照有关法律规定处理。”第１５７条规定“民事法律行为无效、被撤销或者确定不发生效力后，行为人因该行为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由此所受到的损失；各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１）因虚假意思表示而无效的情形，应当按照隐藏民事法律行为的效力处理；（２）不适用《民法典》第１５７条关于无效合同之返还不当得利等处理方式。
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3)浙杭商终字第959号
摘要1：【案号】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3)浙杭商终字第959号
【裁判摘要】合同中仅约定“不含税单价”未对税款如何负担作出明确约定，开具发票义务人买方承担其应缴纳的税款缺乏法律依据——本院认为，增值税具有可转嫁的性质，纳税人可以将其所承担的增值税纳入产品的价格之中，从而转嫁给购买产品的消费者。《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第一条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销售货物或者提供加工、修理修配劳务以及进口货物的单位和个人，为增值税的纳税人，应当依照本条例缴纳增值税”。卡卡公司系货物销售方即增值税的纳税义务人，其在向鸿鑫公司销售钢材时可以将其所承担的增值税纳入产品的价格中、从而将增值税转嫁给购买方的鸿鑫公司。然而本案中，卡卡公司在签约时确认合同约定的价格为“钢材单价按‘我的钢铁网’杭州市场价格（此价格为不含税单价）”，并未主动将增值税纳入价格中，亦未就税款负担问题与鸿鑫公司作出明确约定，在此后的每月货款结算及最终货款总确认过程中，卡卡公司亦从未向鸿鑫公司作出转嫁其应承担的增值税的意思表示。本院认为，销售货物应按规定开具发票，并计算缴纳税款。卡卡公司作为增值税的纳税义务人，在交易发生之时就知晓必须履行交纳税款及开具增值税发票的义务，而无论鸿鑫公司是否向其索要发票。根据卡卡公司的前述行为可以确认，卡卡公司已经放弃了向鸿鑫公司转嫁增值税的权利。本院还注意到，在（2012）浙杭商终字第1110号案件审理中，卡卡公司并不否认“我的钢铁网”公布的钢材单价是含税价，但认为双方约定以此作为不开票的结算价。也就是说，在“我的钢铁网”公布的钢材单价系含税价的情况下，卡卡公司与鸿鑫公司之间却特别约定为不含税价、是“不开票”的结算价。显然，从上述约定内容看，合同价格对鸿鑫公司并无优惠。卡卡公司对此解释，“我的钢铁网”公布的钢材单价系一级代理商送货到码头的价格，因卡卡公司不是一级代理商，还需另行承担运费、装车费、卸车费以及赚取利润等，因此双方达成的不含税价格并未违背正常的市场交易价格。本院认为，即便如此，卡卡公司完全可以明示的方式在合同中对价格进行调整或者直接将增值税额纳入价格中，以达到其期待的利益。而卡卡公司先是以不含税的价格成交，并以不开票为条件，待本次交易完成后再向鸿鑫公司追索税款，显然有逃避税收之嫌。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依法纳税的义务，即便合同中有“不含税单价”的约定，也不能因此而
摘要2：（续）免除相关义务。同样，无论鸿鑫公司是否向卡卡公司索要增值税发票，都不能当然免除卡卡公司交纳税款的义务。涉案合同签订于2010年12月，卡卡公司于2012年2月向原审法院起诉，要求鸿鑫公司支付货款及利息等，在该案审理期间鸿鑫公司履行了支付货款本金及支付利息的义务，此后，卡卡公司又于同年7月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要求鸿鑫公司支付该笔交易的税金。从以上事实可以看出，卡卡公司以不含税的价格成交，现交易已完成且鸿鑫公司也已履行付款义务，卡卡公司又因税款承担问题再次向法院提起本案诉讼，本院认为，卡卡公司的上述行为不但存在规避税收的嫌疑，还造成了交易的不稳定，况且，在合同中仅对“不含税单价”作出约定的情况下，双方并未对税款如何负担作出明确约定，因此，卡卡公司作为开具发票的义务人，要求鸿鑫公司承担其应缴纳的税款，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粤民终2641号
摘要1：【案号】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粤民终2641号
【裁判摘要1】周××、王××上诉称《股权转让合同》及其《补充协议》约定的股权转让价格不一致，实质为协助信业公司逃税的阴阳条款，涉案《股权转让合同》中约定的交易先决条件“将013号地块、014号地块转入项目公司(天维公司)”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认定无效。对此，本院认为，首先，虽然周××、王××和信业公司在同一天签署了两份价格不同的合同，但周××、王××未能证明该两个价格条款旨在协助信业公司避税的事实，如哪一价格为真实价格，哪一价格为虚假价格，如何利用两个价格条款避税，以及可能规避的税费金额等，故本院对其该项上诉主张不予采信。．．．．．．鉴于双方均放弃了“将013号地块、014号地块装入天维公司”这一合同条款，本院对该条款的效力无须再进行审查。最后，即使前述条款未被当事人放弃，从各方当事人的陈述和《股权转让合同》第三条第2款第(2)项、第四条第1款的内容来看，当事人约定“将013号地块、014号地块转入项目公司(天维公司)”的含义，应当理解为由天维公司和政府土地出让管理部门签订013号和014号地块的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并最终由天维公司获得该两幅土地的建设用地使用权，该约定反映了涉案《股权转让合同》及其《补充协议》的最终目的是通过天维公司股权交易实现信业公司向周××、王××购买013号和014号地块67%的权益，该约定及所反映的合同目的不存在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情形。且013号和014号地块能否登记在天维公司名下，属《股权转让合同》的履行问题，不影响该份协议的法律效力。综上，周××、王××未能证明涉案《股权转让合同》及其《补充协议》存在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合同无效法定情形，一审认定该《股权转让合同》及其《补充协议》有效正确。
摘要2：【裁判摘要２】依据合同法第九十七条的规定，“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涉案《股权转让合同》及其《补充协议》因周××、王××根本违约被解除，一审判令违约方周××、王××向信业公司返还已收取的股权转让款5360万元及按年利率4.35%计算的资金占用利息、赔偿律师费损失105万元正确。根据《股权转让合同》第六条第4项第一款的约定，“本合同签署生效后，任何一方无故擅自终止履行或解除本合同的，视为重大根本违约，违约方应向守约方支付3000万元的违约金”，一审另判令方周××、王××向信业公司支付违约金3000万元，具有合同依据和事实依据，本院予以维持。
【裁判摘要３】周××、王××另提出一审法院未及时向其送达保全裁定、告知保全事项导致审判程序有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财产保全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的规定，“申请保全人、被保全人、利害关系人认为保全裁定实施过程中的执行行为违反法律规定提出书面异议的，人民法院应当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五条规定审查处理”，如周龙书、王岳芳对一审保全程序有异议，应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五条规定提出。周××、王××在二审程序中方提出保全执行行为异议，本案不予处理。
山东省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16)鲁06行终324号
摘要1：【案号】山东省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16)鲁06行终324号
【裁判摘要】国税函【2009】698号文第七条规定“非居民企业向其关联方转让中国居民企业股权，其转让价格不符合独立交易原则而减少应纳税所得额的，税务机关有权按照合理方法进行调整。”；59号文第五条规定：“企业重组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适用特殊性税务处理规定：（一）具有合理的商业目的，且不以减少、免除或者推迟缴纳税款为主要目的。（二）被收购、合并或分立部分的资产或股权比例符合本通知规定的比例。（三）企业重组后的连续12个月内不改变重组资产原来的实质性经营活动。（四）重组交易对价中涉及股权支付金额符合本通知规定比例。（五）企业重组中取得股权支付的原主要股东，在重组后连续12个月内，不得转让所取得的股权。”；59号文第七条规定：“企业发生涉及中国境内与境外之间（包括港澳台地区）的股权和资产收购交易，除应符合本通知第五条规定的条件外，还应同时符合下列条件，才可选择适用特殊性税务处理规定：（一）非居民企业向其100%直接控股的另一非居民企业转让其拥有的居民企业股权，没有因此造成以后该项股权转让所得预提税负担变化，且转让方非居民企业向主管税务机关书面承诺在3年（含3年）内不转让其拥有受让方非居民企业的股权；（二）非居民企业向与其具有100%直接控股关系的居民企业转让其拥有的另一居民企业股权；（三）居民企业以其拥有的资产或股权向其100%直接控股的非居民企业进行投资；（四）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核准的其他情形。”上述国税函【2009】698号文是规范非居民企业股权转让所得企业所得税的专门文件，规定了股权转让的定义、所得的计算方法和相关反避税规定。上诉人与意迩瓦投资公司的吸收合并，直接导致张裕集团股东的变化，其实质就是意迩瓦投资公司将其持有的张裕集团的股权转让给了意迩瓦控股公司，被上诉人对其认定为股权转让，对其作出的《通知书》，符合国税函【2009】698号文和59号文的相关规定。意迩瓦投资公司将其持有的张裕集团的股权转让给了上诉人，是“子公司”将股权转让给了“母公司”，不符合59号文第七条第（一）项规定，也即不符合59号文规定的特殊性税务处理规定应当适用的条件。上诉人主张本案交易应适用59号文规定的特殊税务处理的规定，依据不足。《通知书》并不违反中意税收协定、中意投资协定、中芬投资协定的相关规定，
摘要2：（续）上诉人主张《通知书》存在选择性执法问题亦无事实依据。原审判决引用72号文佐证《通知书》并无不当。
【注解】非居民企业吸收合并其１００％直接控股的另一非居民企业导致中国居民企业股权被转让能否适用特殊性税务处理？——非居民企业吸收合并其１００％直接控股的另一非居民企业，形式上是吸收合并，但其导致中国居民企业股权从子公司转移至母公司，故属于资产收购。《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重组业务企业所得税处理若干问题的通知》第７条规定非居民企业资产收购适用特殊性税务处理的情形是母公司向子公司转让中国居民企业的股权，因此，非居民企业吸收合并其１００％直接控股的另一非居民企业导致中国居民企业股权被转让不能否适用特殊性税务处理。
湖南省地税局财产和行为税处关于明确“以股权转让名义转让房地产”征收土地增值税的通知
摘要1：湖南省地税局财产和行为税处关于明确“以股权转让名义转让房地产”征收土地增值税的通知（湘地税财行便函〔2015〕3号 2015年1月27日）
【摘要】
据各地反映，以股权转让名义转让房地产规避税收现象时有发生，严重冲击税收公平原则，影响依法治税，造成了税收大量流失。
总局曾下发三个批复明确 “以股权转让名义转让房地产”属于土地增值税应税行为。为了规范我省土地增值税管理，堵塞征管漏洞。对于控股股东以转让股权为名，实质转让房地产并取得了相应经济利益的，应比照国税函〔2000〕687号、国税函〔2009〕387号、国税函〔2011〕415号文件，依法缴纳土地增值税。
摘要2：
某某公司与某某市国家税务局税务稽查行政征收纠纷案——对形式合法实质违法的避税行为应适用实质课税主义原则
摘要1：【裁判要旨】国家税务总局有关“重大税务案件由税务稽查局报请所属税务局审理委员会集体审理，并以其所在机关名义作出决定”的规定，构成对《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第九条“对偷税、逃避追缴欠税、骗税、抗税案件，由税务稽查局查处”规定的扩张解释，司法审查应予尊重并作出肯定性评价，以体现税收公共政策的导向性。对形式合法、实质违法的避税行为，依实质课税主义原则，应以实际情况作为课税的基础，对不能真实反映关联业务往来的发票不予认可。
【案号】一审：（2012）通行初字第0045号；二审：（2013）通中行终字第0061号
摘要2：
对涉外股权交易避税行为的认定
摘要1：【法律问题】如何准确理解适用企业所得税法第二条第三款有关“来源于中国境内所得”以及第四十七条有关“企业实施其他不具有合理商业目的的安排而减少其应纳税收入或者所得额的，税务机关有权按照合理方法调整”之规定，对不从事实际经营且标的为对外披露的中国居民企业股权的涉外公司之间的股权转让交易活动征收企业所得税。
【法官会议意见】对企业所得税法第二条第三款有关“非居民企业在中国境内未设立机构、场所的，或者虽设立机构、场所但取得的所得与其所设机构、场所没有实际联系的,应当就其来源于中国境内的所得缴纳企业所得税”以及第四十七条“企业实施其他不具有合理商业目的的安排而减少其应纳税收人或者所得额的，税务机关有权按照合理方法调整”之规定的理解，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加强非居民企业股权转让所得企业所得税管理的通知》有关“境外投资方(实际控制方)通过滥用组织形式等安排间接转让中国居民企业股权，且不具有合理的商业目的,规避企业所得税纳税义务的”等情形作出合理解释。
摘要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