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解读：（１）一般起诉期限：经过行政复议１５日／直接起诉６个月；（２）１年起诉期限：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时未告知起诉期限的，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１年；（３）不动产２０年／其他案件５年最长起诉期限：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该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计算不得超过最长起诉期限。
摘要2：【注解】修法前行政不作为的起诉期限：（１）应当从行政机关接到履行义务申请后满６０日开始计算；（２）因不履行法定职责案件中行政机关不可能告知当事人诉权和起诉期限，在修改后的行政诉讼法实施之前，当事人的起诉期限应当为２年；（３）如果行政机关认为原告起诉超过法定起诉期限的，应当承担举证责任。
摘要1：【裁判要旨】行政相对人或利害关系人提出申请，要求行政机关更正其作出的行政行为。行政机关对行政相对人或利害关系人的申请不予答复或作出不予更正决定，该不予答复行为或不予更正行为未给行政相对人或利害关系人的权利义务产生新的实际影响。行政相对人或利害关系人对该不予答复行为提起的履职之诉或不予更正行为提起行政诉讼的，依法应当裁定不予受理；已经受理的，依法应当裁定驳回起诉。
【案号】（2010）甬慈行初字第66号；二审：（2011）浙甬行终字第25号
摘要2：【载《人民司法·案例》2011年第20期，第55页】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最高法民申6965号
【裁判摘要】本案中，东至汉唐公司向安徽三建公司出具四张共计2800万商业承兑汇票，目的在于支付工程款，但四张汇票到期后，东至汉唐公司并未实际兑付。双方于2019年9月20日签订的《还款计划书》中亦明确“由于债务人资金回笼困难等原因，未能按期承兑”，截至目前东至汉唐公司并未偿还此款项，因此东至汉唐公司并未实际支付该2800万款项。东至汉唐公司支付部分利息，是基于双方之间《商票保贴业务合作协议》的约定，不能因利息的支付就认定2800万元款项已经支付。该2800万元属于工程款的一部分，债权的产生是基于双方之间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商业汇票的出具只是一种支付方式，故在商业汇票没有得到承兑的情形下，不产生偿付2800万元工程款的效力，安徽三建公司有权要求东至汉唐公司继续履行支付该2800万元工程款的义务。本案中，双方并未约定商业汇票出具后原因债权就消灭，故二审判决认定安徽三建只能依据票据法律关系另行起诉，为适用法律错误。
摘要2：【裁判要旨】（１）发包人向承包人出具商业承兑汇票的目的在于支付工程款，在汇票到期后，发包人未实际兑付，由于债权的产生是基于双方之间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商业汇票的出具只是一种支付方式，故在商业汇票没有得到兑付的情形下，不产生偿付承兑汇票对应数额的工程款效力，承包人有权要求发包人继续履行支付承兑汇票对应数额的工程款义务。（２）在商业汇票未得到实际兑付，且双方并未约定商业汇票出具后原因债权消灭的情形下，二审判决认定承包人只能依据票据法律关系另行起诉，为适用法律错误。
摘要1：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署令（第8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审计准则》已经审计署审计长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11年1月1日起施行。
摘要2：废止的审计准则和规定目录：1．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审计基本准则（2000年审计署第1号令）2．审计机关审计处理处罚的规定（2000年审计署第1号令）3．审计机关审计方案准则（2000年审计署第2号令）4．审计机关审计证据准则（2000年审计署第2号令）5．审计机关审计工作底稿准则（试行）（2000年审计署第2号令）6．审计机关审计报告编审准则（2000年审计署第2号令）7．审计机关审计复核准则（2000年审计署第2号令）8．审计机关专项审计调查准则（2001年审计署第3号令）9．审计机关公布审计结果准则（2001年审计署第3号令）10．审计机关审计人员职业道德准则（2001年审计署第3号令）11．审计机关国家建设项目审计准则（2001年审计署第3号令）12．审计机关审计重要性与审计风险评价准则（2003年审计署第5号令）13．审计机关分析性复核准则（2003年审计署第5号令）14．审计机关内部控制测评准则（2003年审计署第5号令）15．审计机关审计抽样准则（2003年审计署第5号令）16．审计机关审计事项评价准则（2003年审计署第5号令）17．国有企业财务审计准则（试行）（审法发〔1999〕10号）18．审计机关审计项目质量控制办法（试行）（2004年审计署第6号令）19．审计署关于国有金融机构财务审计实施办法（审金发〔1996〕331号）20．审计署关于中央银行财务审计实施办法（审金发〔1996〕332号）21．审计机关对社会保障基金审计实施办法（审行发〔1996〕350号）22．审计机关对社会捐赠资金审计实施办法（审行发〔1996〕351号）23．审计机关对国外贷援款项目审计实施办法（审外资发〔1996〕353号）24．审计机关审计行政强制性措施的规定（审法发〔1996〕359号）25．审计机关指导监督内部审计业务的规定（审管发〔1996〕367号）26．审计署关于派出审计局开展审计工作的暂行办法（审发〔1998〕314号）27．中央预算执行审计工作程序实施细则（审财发〔1999〕32号）28．审计机关审计项目计划管理办法（审办发〔2002〕104号）
摘要1：【案号】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闽民终字第76号
【裁判摘要】合伙企业筹备期间合伙人抢先设立与合伙企业同业竞争的企业构成合伙人竞业禁止义务违反——从双方合伙过程来看，双方于2010年3月1日订立《协议书》约定共同创办桐木桐景茶厂（后协商更名为“武夷山市桐木桐福茶厂”），而后投资、建厂房，目的显然是为了设立合伙企业。但何××、李××在明知合伙体将成立合伙企业的情况下，却在合伙体厂房建成后，抢先于2011年8月29日以武夷山市星村镇桐木村皮坑竹山洲厂房为经营场所注册成立了个体工商户“武夷山市金易茶厂”。此行为不仅有违诚实信用的原则，也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第三十二条的规定：“合伙人不得自营或者同他人合作经营与本合伙企业相竞争的业务。”何××、李××的行为显然属于违约，对此应承担违约责任。上诉人在本案诉请判令被上诉人立即自行注销其擅自设立的武夷山市桐木金易茶厂，并履行与上诉人共同到工商部门继续办理武夷山市桐木桐福茶厂工商登记的合同附随义务。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的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在一方违约的情形下，守约方有权选择违约方继续履行合同以维护其合法权益，对上诉人的该部分请求予以支持。上诉人另外要求被上诉人赔偿利息、可得利益等经济损失20万元，因其未能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可得利益损失的客观存在，故本院亦仅对利息损失予以支持。何××、李××于2011年8月29日设立武夷山市金易茶厂后，实际上占用了上诉人投入的资金而物化的厂房、设备等合伙财产。上诉人的投资总额为1233233．56元，其中，双方确认合伙期间生产出成本价值为230621.25元茶叶，上诉人自认已收到的成本价值为127639.88元茶叶并进行了销售，尚余102981.37元茶叶在被上诉人处，故可视为双方已对此部分合伙财产作出处理，不属于被上诉人所占用的资金范围，不应计算利息。即何××、李××应按1002612.31元金额，以银行同期一年期流动资金贷款利率计付利息，从2011年8月29日起计付至本判决确定的支付之日止。
摘要2：【解读】二审判决：．．．．．．三、何××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自行向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注销武夷山市金易茶厂，并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履行与程×共同办理合伙企业（原预登记名称为武夷山市桐木桐福茶厂）的工商登记手续。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最高法民终1301号
【裁判摘要１】垫付股权转让款成立事实借款法律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六条规定，法律、行政法规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采用书面形式订立合同，当事人未采用书面形式但一方已经履行主要义务，对方接受的，该合同成立。本案施××与霖阳公司虽未采用书面形式订立借款合同，但施××已经履行主要义务即垫付本应由霖阳公司支付40275万元款项，且霖阳公司已接受，借款合同成立。施××请求霖阳公司向其归还借款本金40275万元，应予支持。本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15]18号)第二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自然人之间借贷对利息约定不明，出借人主张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除自然人之间借贷的外，借贷双方对借贷利息约定不明，出借人主张利息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民间借贷合同的内容，并根据当地或者当事人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市场利率等因素确定利息。施××与霖阳公司对借贷利息约定不明，结合当事人交易习惯，施××与冯×于2014年6月20日签订的《借款合同》约定借款利息为年利率6.5%，故施××请求霖阳公司按年利率6.5%支付利息应予支持。由于借款分两笔支付，借款利息也应自施××实际出借款项之日起算。
【裁判摘要２】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六十三条规定，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不能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股东自己的财产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施××已举证证明常江公司100%持股霖阳公司，常江公司的总经理兼董事与霖阳公司的监事均为杨××。作为一人有限责任公司股东的常江公司未提供证据证明霖阳公司财产独立于其自己的财产，应当对霖阳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摘要2：【裁判摘要３】百家达公司作为霖阳公司设立的一人有限责任公司可否为其股东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认识不尽一致。有观点认为，一人有限责任公司治理结构的特殊性决定其独立法人地位极易被股东滥用而与其股东发生人格混同，因此，公司法第六十三条在第二十条一般规定基础之上对一人公司作出了特别规定。至于一人公司可否承担其财产独立于股东的举证证明责任，并在举证不能的情形下为股东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公司法没有明文否定。否认股东全资子公司之法人人格，判令该子公司为股东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同样有助于规制股东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以逃避债务的行为。根据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原理和一人公司的治理缺陷，股东与其一人公司只要存在人格混同，均应对彼此债务承担连带责任。(2020)最高法民申2158号民事裁定等多件案例也持此结论。故而，对这种反向情形应当类推适用公司法第六十三条，即只要债权人能够证明作为债务人的股东设立了一人公司，就应当推定该一人公司与其股东存在人格混同的事实；如果一人公司或其股东要推翻这个事实，应当承担举证证明责任。这并不是举证责任倒置，仍属于“谁主张谁举证”的规则范畴。在施××已尽到举证证明责任的情形下，百家达公司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与股东财产相互独立，应当对霖阳公司的案涉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但是，具体到本案，本院认为，本争点所涉情形并未在公司法第六十三条中作出规定，应当适用该法第二十条第三款规定，即公司股东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逃避债务，严重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施××仅举证证明霖阳公司与百家达公司法定代表人同为罗×，且霖阳公司为百家达公司的100%持股股东，未举证证明霖阳公司、百家达公司存在前述法条中所列滥用行为，且达到严重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的程度，应承担相应举证不能的责任。施××请求百家达公司应对霖阳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缺乏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该请求不予支持。
摘要1：【安徽】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最高法民申2140号
【裁判摘要１】委托贷款实质就是民间借贷——根据《贷款通则》第七条第二款的规定，委托贷款实为银行的中间业务，委托人是债权人，借款人是债务人。齐商银行西安分行在委托贷款关系中仅为红岭公司的代理人。原审认定本案的法律关系实质为委托人与借款人之间的民间借款，将本案定性为民间借贷纠纷，并无不当。
【裁判摘要２】经常性发放委托贷款构成职业放贷——红岭公司贷款对象主体众多，截止到本案二审审结已向不特定对象出借大量资金。红岭公司从事经常性放贷业务活动收取高额利息，未取得金融监管部分批准从事对外放贷业务，扰乱金融市场和金融秩序，违反银行业监督管理法和商业银行法等法律。红岭公司通过向社会不特定对象提供资金以赚取高额利息，出借行为具有反复性、经常性，借款目的也具有经营性，未经批准，擅自从事经常性的贷款业务，属于从事非法金融业务活动。根据《银行业监督管理办法》第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条的规定，原审判决认定案涉《委托贷款借款合同》无效，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案涉《齐商银行委托贷款借款合同》认定无效，鉴于红岭公司与巨富公司之间为民间借贷关系，故原审法院认定2018年3月21日至2019年8月20日期间的资金占用费应当以1202884.22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6%计算；从2019年8月2l日开始至实际付清款项之日止的资金占用费应当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标准计算，符合法律规定。
摘要2：
摘要1：解读：（１）用夫妻共同财产设立的夫妻公司全部股权实质来源于同一财产权并为一个所有权共同享有和支配，该股权主体具有利益的一致性和实质的单一性，实质为一人公司；（２）债权人有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２０条之规定，追加用夫妻共同财产设立的夫妻公司的股东为被执行人。
摘要2：【注解】另外裁判观点认为：（１）夫妻二人设立公司能够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个人的，不能认定为一个人公司，债权人追加股东为被执行人不予支持。——参考案例：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最高法民申105号；（２）即使由股东以夫妻共同财产出资设立，将其定性为“一人有限责任公司”仍缺乏法律依据。——参考案例：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最高法民申6688号
摘要1：全国人大法工委对关于违反规划许可、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建设、设计违法行为追诉时效有关问题的意见（2012年2月13日 法工办发[2012]20号）
【摘要】违反规划许可、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进行建设、设计、施工，因其带来的建设工程质量安全隐患和违反城乡规划的事实始终存在，应当认定其行为有继续状态，根据《行政处罚法》第二十九条规定，行政处罚追诉时效应当自行为终了之日起计算。
摘要2：
摘要1：【案号】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21)京行终1904号
【裁判摘要１】行政机关可以依据事故调查报告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住建部依据事故调查报告认定的事实作出本案被诉处罚决定具有相应的事实基础。其一，本案中，事故调查报告系依法成立的事故调查组经过法定调查程序作出，并经江苏省人民政府批复同意，具有公定力和约束力。事故调查报告中确认的相关事实可以作为住建部作出行政处罚的根据。其二，江苏中建公司对被诉处罚决定认定的事实提出了异议并提供了相关证据，意在证明事故调查报告所认定的事实、适用法律及程序均存在问题，实质上是要否定事故调查报告的效力，但其并未提交证据证明57号批复及事故调查报告已经过法定程序被撤销、变更或确认无效，57号批复及事故调查报告的效力应当确认。其三，如前所述，57号批复及事故调查报告具有法定性，在证明效力上要优于其他证据。江苏中建公司在本案中针对被诉处罚决定所确认的事实，提出了诸如“其出具施工图并不违反规划规定”“设计项目名称为‘六车间’而非‘四车间’”，“其出具的安全设计专篇符合法律、法规和建设工程强制性法律规定”等异议，但其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事故调查报告认定的事实错误，对其相关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因此，住建部以事故调查报告认定的事实为基础作出被诉处罚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本院予以确认。
【裁判摘要２】关于追诉时效。行政处罚法第二十九条规定，违法行为在二年内未被发现的，不再给予行政处罚。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前款规定的期限，从违法行为发生之日起计算；违法行为有连续或者继续状态的，从行为终了之日计算。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对关于违反规划许可、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建设、设计违法行为追诉时效有关问题的意见》(法工办发〔2012〕20号)，违反规划许可、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建设、设计、施工，因其带来的建设工程质量安全隐患和违反城乡规划的事实始终存在，应当认定其行为有继续状态，应当自纠正违法行为之日起计算行政处罚追诉时效。本案中江苏中建公司的违法行为造成的危害和违法事实至事故发生时始终存在，应从事故发生时计算追诉时效。江苏中建公司关于其2015年7月后即未参与过项目建设，应当视为行为终了的主张不能成立。事故发生后，江苏中建公司的违法事实即被发现并接受调查，住建部作出被诉处罚决定并不违反行政处罚法第二十九规定。
摘要2：【裁判摘要３】（1）在听证程序中未出示拟作出处罚所依据的全部证据属于程序违法；（2）但在诉讼期间就听证程序中未出示证据进行出示并发表了质证意见，经审查被诉行政行为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当确认行政行为违法而不予撤销——但住建部在听证程序中未向江苏中建公司出示拟作出处罚所依据的全部证据，并接受江苏中建公司一方质证，一审法院据此认定被诉处罚决定程序违法正确，本院予以确认。因上述违法情形影响了江苏中建公司依法行使陈述和申辩权利，一审法院认为被诉处罚决定属于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第三项规定的“违反法定程序的”情形，于法有据。但应该注意到，虽然住建部在听证程序中未向江苏中建公司出示相关证据，但住建部在作出被诉行政处罚决定前，向江苏中建公司作行政告知书，告知江苏中建公司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及依据；在听证程序中，江苏中建公司提出进行了陈述和申辩，对行政处罚涉及的事实和法律适用问题表达了异议并提供了证据；本案诉讼期间，住建部也提供了57号批复、事故调查报告及其他证据材料，江苏中建公司已获取并发表了质证意见，其在诉讼中就本案事实和法律适用问题所提的主张，亦包含了其在行政程序中的陈述申辩意见，且经本院审查均不能成立，被诉处罚决定认定江苏中建公司存在涉案违法行为、并给予降低其资质等级的处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因此，被诉处罚决定存在的上述程序违法情形，并未妨害本院对被诉处罚决定的事实认定及法律适用进行合法性审查，如撤销被诉处罚决定并重启行政处罚程序，由住建部在重新进行的行政程序中再行出示相关证据、江苏中建公司再行质证，对案件的事实认定及法律适用并无任何实际影响，徒增双方参与行政程序及行政争诉的成本，故被诉处罚决定不具备撤销重作的必要性，本院宜在确认被诉处罚决定违法的同时，保留其相应法律效力。据此，一审法院所作撤销判决，裁量不当，本院应予纠正。
摘要1：【案号】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14)黔东行终字第89号
【裁判摘要】上诉人在废品销售过程中，销售收入不经过公司帐户，也没有在公司经营帐簿中列支，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六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的在帐簿上不列收入的偷税行为，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三十五条规定税务机关核定纳税额的情形，上诉人提出被上诉人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第四十七条规定的方式征税的上诉理由亦不能成立。上诉人采取不列、少列收入的方式，对2009年11月至2011年12月废品销售收入不申报纳税，少缴增值税1072522.44元、企业所得税1182453.63元，共计2254976.07元。黔东南州国家税务局稽查局作出的处罚决定第一项对上诉人处以少缴税款70％的罚款，计1578483.25元，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六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应予维持。．．．．．．但是，被上诉人作出的处罚决定第二项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以上诉人编造虚假计税依据对上诉人少申报2009年废品销售收入20万元的应纳税额作出处罚，尽管上诉人在2009年有20万元的废品销售款没有计入公司经营收入的事实存在，但因黔东南州国家税务局稽查局并没有提供上诉人编造虚假计税依据的证据材料，故处罚决定的第二项对上诉人处以45000元罚款的证据不足。
摘要2：贵州凯里银福有色合金制造有限公司诉黔东南州国家税务局稽查局处罚决定案
【案号】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7)黔行抗1号
摘要1：【案号】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18)浙02行终102号
【裁判摘要】涉税保密信息是否公开应依据《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３２条规定——根据《纳税人涉税保密信息管理暂行办法》第二条规定，本办法所称纳税人涉税保密信息，是指税务机关在税收征收管理工作中依法制作或者采集的，以一定形式记录、保存的涉及到纳税人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的信息。主要包括纳税人的技术信息、经营信息和纳税人、主要投资人以及经营者不愿公开的个人事项。纳税人的税收违法行为信息不属于保密信息范围。本案中，上诉人申请公开的申报表和外经证涉及被上诉人宁波市泰鑫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经营信息，属于涉税保密信息。上诉人认为其所申请信息涉嫌税收违法以及侵犯公共利益，没有充分证据予以证实，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夏某、国家税务总局宁波东钱湖旅游度假区税务局旅游行政管理(旅游)再审审查与审判监督行政裁定书
【案号】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9)浙行申355号
【摘要】本案争议的主要问题是，夏某申请公开的信息是否属于商业秘密，不予公开是否对公共利益产生重大影响。经查，夏某于2017年4月20日向原宁波市地方税务局东钱湖旅游度假区分局申请政府信息公开，要求公开2009年2月25日宁波市泰鑫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开具00115141发票所依据的申报表和外经证等资料。上述信息系宁波市泰鑫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在经营过程中开需发票的申请表及外出经营所需的证明，根据《纳税人涉税保密信息管理暂行办法》第二条规定，原宁波市地方税务局东钱湖旅游度假区分局认定系涉税保密信息，属于商业秘密，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宁波市地方税务局东钱湖旅游度假区分局经征求宁波市泰鑫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意见，在该公司不愿公开的情况下，作出不予公开的答复，并无不当。夏某认为，如果建筑单位不按中标价申报开票金额，推翻了建筑领域的招投标法，对公共利益造成影响，该主张事实和法律依据不足。
摘要1：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加强增值税征收管理工作的通知（１９９５年１月２０日 国税发［１９９５］０１５号）
摘要2：【备注】失效依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发布已失效或废止有关增值税规范性文件清单的通知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 (2018)最高法民申3551号
【裁判摘要】不能证明租赁关系真实性不能排除强制执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一条第一款规定，承租人请求在租赁期内阻止向受让人移交占有被执行的不动产，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已签订合法有效的书面租赁合同并占有使用该不动产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根据该规定，承租人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主张不动产租赁权异议。首先，承租人王×虽然提交了于2003年6月25日其与许××以达尔曼公司的名义签订的《房屋租赁协议》并将上述房屋租于王×使用，但一审法院法官于2010年1月11日与达尔曼公司常务副总、董秘、出纳、会计等工作人员谈话时，该公司工作人员表示未曾见过涉案《房屋租赁协议》，查阅公司档案并不存在该份协议，也未收到过王×缴纳的50万元租金，公司固定资产中也无该两套涉案房产。两者存在矛盾，无法确定《房屋租赁协议》的真实性。其次，虽然王×主张房屋租金(含物业管理费)每年5万元，租期20年，第一次一次性支付10年租金50万元，后10年每五年支付一次。但在案涉房屋租赁期为20年，被执行人达尔曼公司未到庭参与诉讼的情况下，王×未能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五十三条关于“向房地产管理部门登记备案"之规定，提供房屋租赁备案登记或公证的相关材料，原判决对案涉《房屋租赁协议》的真实性未予认定并无不当。最后，案涉当事人均未能对争议房屋款项及所有权提交完整的证据链条，原判决对王×关于案涉房屋所有权为达尔曼公司的主张未予采信，亦无不当。综上，王×举示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与达尔曼公司就案涉房屋形成租赁关系，亦不能阻却法院对案涉房屋的强制执行。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最高法民再346号
【裁判摘要】原审法院没有查清以下两个方面的基本事实：第一，在《酒店承包经营合同》和补充协议签订之前和之后，蔡××欠付田××的借款本金和利息是多少，田××向蔡××、蔡××１支付的承包金（租金）是多少，这些基本事实涉及《酒店承包经营合同》和补充协议的履行情况，执行案涉房产时也必须查清。第二，本案中田××一审诉讼请求和二审上诉请求的内容并不一致，其一审诉讼请求为，确认对田××租赁的位于奎屯市捷乐得别克特团结南街13幢1号如佳酒店享有20年的租赁权；其二审上诉请求为，请求二审法院对田××租赁的位于奎屯市捷乐得别克特团结南街13幢1号如佳酒店不予执行。在本案中，田××提出诉讼请求针对的是如佳酒店；而另案执行的对象是案涉房产，如佳酒店只占案涉房产的一部分。但原判决并未查清如佳酒店与案涉房产的面积。案涉房产面积和如佳酒店面积是本案必须查清的基本事实，对于在执行中如何保护田如祥和鑫汇丰公司的合法权益也是必要的，必须查清。
摘要2：
摘要1：【案号】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20)苏02行终59号
【裁判摘要】职工不在下班的合理时间，或者明显偏离下班合理路线的途中，发生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受到伤害，人社部门不予认定工伤应予支持——《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六项规定：“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工伤：（六）在上下班途中，受到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或者城市轨道交通、客运轮渡、火车事故伤害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进一步明确“上下班途中”的认定应符合相关“合理时间"与“合理路线"的要求。本案中，各方的争议焦点就在于郭某某受伤害的情形是否属于合理时间、合理路线的“上下班途中”。首先，根据郭某某的考勤明细可以确定，其实际上班地点赛斯电子（无锡）有限公司的夜班为20时至次日6时，而2017年10月11日事发当日郭某某日夜班上班打卡时间为19时49分，下班打卡时间为21时56分，显示工作小时为2小时，早退次数1次，早退时间364分钟。根据赛斯电子（无锡）有限公司的证明，郭某某离开单位后，曾发消息给组长说家里出了紧急事要请假，组长说如果事情不急的话先回来上班，但郭某某没有回来。因此，根据上述证据可知，郭某某离开单位的时间与正常的下班时间有所不同，并属于先离开后请假，且并未征得单位的明确同意。其次，相关路线图显示，从赛斯电子（无锡）有限公司至，行进方向应为由南向北，全程约6.6公里，按百度地图显示步行时间为1小时28分钟，而郭某某发生事故的地点为全路程的中间点附近，时间为2017年10月11日23时25分许，即行进速度明显慢于正常速度。再次，相关路线图显示，赛斯电子（无锡）有限公司在事发路段机场快速路的西面，而郭某某的租住地朱巷位于机场快速路的东面，而郭某某发生事故系因其违反禁令标志在封闭的城市快速道路由东向西穿越机动车道，按其由南向北的行走方向看，按照行人靠右行走的交通规则和日常生活习惯，其完全没有必要冒极大风险由东向西穿越到机场快速路的西面。由于将上下班途中所受伤害认定为工伤已是对劳动者的扩大保护，故对于“合理时间”与“合理路线”的判断亦不能过于扩大。本案根据郭某某的上述情形综合判断，不应认定其符合相关“合理时间”与“合理路线”的要求。据此，新吴人社局经审核后在法定期限内作出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并无不当。
摘要2：
摘要1：【案号】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15)沈中行终字第973号
【裁判摘要１】税务处理决定被撤销而要求返回已缴纳税款争议不适用纳税争议之复议前置规定——本案系被上诉人基于税务处理决定被撤销而要求返还其已缴纳的税款,该情形不属《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第一百条所规定的“纳税争议”,故不属《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八十八条第一款所规定的需经复议前置才可依法起诉的情形。被上诉人具有本诉原告主体资格,原审认定正确。
【裁判摘要２】本案涉及两个税务处理决定。经审查,两个决定虽决定补缴金额不同但系针对同一对象存在的相同事实作出,2012年的处理决定因“事实叙述不清、法律适用不妥”被撤销之后,上诉人针对相关事实及适用法律尚未给出最终处理意见,故2012年的处理决定虽被撤销,但被上诉人因该决定所补缴的516,862.02元,并不必然发生即时返还的效力。参照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七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九条关于行政机关履责期限的规定,上诉人撤销先前决定尚需作出新决定的,新的决定应在撤销决定作出之日起六十日的合理期限内作出。本案中,上诉人2013年1月31日撤销了2012年的处理决定,直至2013年6月4日才作出新的处理决定,已经超出六十日的合理期限,上诉人超出六十日至作出新的处理决定期间未予返还被上诉人已缴税款的行为,缺少事实前提,没有法律依据,应该确认违法。被上诉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五十一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第七十八条的规定,要求确认上诉人在撤销决定作出之日起10日内未返还其已缴全部税款的行为违法。经审查,上诉人系基于“事实叙述不清、法律适用不妥”作出撤销决定,通过该撤销理由尚不能认定被上诉人已缴税款是否超过其应缴纳税额。故被上诉人依据上述规定要求上诉人于10日内返还其已缴全部税款,理由不能成立。
摘要2：【解读１】（１）2012年11月20日被告作出第二稽查处(2012)155号《税务处理决定书》和第二稽查罚(2012)151号《税务行政处罚决定书》；（２）2013年1月31日被告撤销了2012年11月20日作出的《税务处理决定书》和《税务行政处罚决定书》；（３）2013年6月4日被告作出第二稽查处(2013)4号《税务处理决定书》,认为原告在2008年至2010年期间存在善意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的情形,应补缴增值税,不加收增值税滞纳金,补缴企业所得税及滞纳金,对原告已缴纳的增值税滞纳金111,948.01元予以退回,对原告缴纳的增值税、企业所得税及滞纳金404,914.01元未做处理。2013年6月8日被告为原告办理了退还增值税滞纳金111,948.01元的退税手续,并经上级税务机关审批后将上述税款退还给原告。（４）原告认为被告应依法返还原告缴纳的增值税、增值税滞纳金、企业所得税及企业所得税滞纳金,故诉至原审法院,请求法院依法确认被告未按规定返回原告税款516,862.02元的行为违法。
【解读２】一审判决：判决确认被告沈阳市国家税务局第二稽查局未按规定退还原告税款516,862.02元的行为违法。二审判决：确认上诉人沈阳市国家税务局第二稽查局自2013年1月31日起超出60日至2013年6月4日作出新的处理决定之前未返还被上诉人沈阳东管冶金设备有限责任公司已缴税款516,862.02元的行为违法。
摘要1：解读：（１）《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规范个人投资者个人所得税征收管理的通知》第２条规定，纳税年度内个人投资者从其投资企业（个人独资企业、合伙企业除外）借款，在该纳税年度终了后既不归还，又未用于企业生产经营的，其未归还的借款可视为企业对个人投资者的红利分配，依照“利息、股息、红利所得”项目计征个人所得税；（２）该规定的目的是为了防止个人投资者以借款的形式掩盖红利分配，其征税对象是纳税年度终了后未归还且未用于企业生产经营的借款。
摘要2：【注解】《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规范个人投资者个人所得税征收管理的通知》第２条规定对个人投资者向其投资企业借款应当缴纳个人所得税的条件：（１）主体条件——借款人是个人投资者（自然人），出借人是个人投资者投资企业但不包括个人独资企业与合伙企业；（２）借款时间条件——个人投资者从企业借款超过本纳税年度（纳税年度，自公历１月１日起至１２月３１日止）不归还；（３）资金用途条件——个人投资者所借资金未用于企业生产经营；（４）适用税目——个人投资者应依照“利息、股息、红利所得”项目计征个人所得税（个人投资者应当缴纳的税款由其企业代扣代缴，适用税率为２０％）。
摘要1：解读：个人投资者从其投资企业无偿取得的资金属于《个人所得税法》规定的偶然所得应税科目，应当按２０％的税率缴纳个人所得税。
摘要2：
摘要1：
摘要2：
摘要1：【案号】福建省龙岩市中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17)闽08行终59号
【裁判摘要１】税务行政处罚时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二十九条第一款规定：违法行为在二年内未被发现的，不再给予行政处罚。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八十六条规定：违反税收法律、行政法规应当给予行政处罚的行为，在五年内未被发现的，不再给予行政处罚。联系本案而言，2013年10月9日上诉人以扣缴义务人名义向新罗区地税局白沙分局申报纳税人苏××股权转让收益个人所得税税款239.683463万元，填写了《代扣代缴、代收代缴税款报告表》，并于当日以纳税人苏××的名义交纳了个人所得税239.683463万元。新罗区地税局白沙分局于当日出具了一张税种为个人所得税的完税证给上诉人。至此，上诉人向苏××支付完毕股权转让款3000万元（含代扣税款290.75万元），印花税1.5万元。也就是说，上诉人违法行为发生之日应为2013年10月9日，至今未超过前述法律规定的五年时效，上诉人主张超过行政处罚法二年时效的理由于法无据，本院依法不予采纳。
【裁判摘要２】本案被上诉人龙岩市新罗地税局对上诉人作出的罚款数额高达147.175万元，应属重大行政处罚，依前述法律规定，被上诉人龙岩市新罗区地税局的负责人应当集体讨论决定，但被上诉人龙岩市新罗地税局并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其经过负责人集体讨论决定。前述所述程序违法均属于违反法定程序中“步骤违法”的情形。
摘要2：【注解】本案股权转让方的股权转让收入为３０００万元，财产原值为取得股权支付的金额５５万元，合理费用为１.５万元，应缴纳股权转让个人所得税：（３０００万元－５５万元－１.５万元）×２０％＝５８８.７万元；已扣缴个人所得税２９４.３５万元，应扣未扣股权转让的个人所得税为２９４.３５万元。
摘要1：解读：（１）个人股权转让所得个人所得税以股权转让方为纳税人，以受让方为扣缴义务人，由扣缴义务人与纳入人一同到主管税务机关（以被投资企业所在地税机关为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以便税务机关核实股权转让情况；（２）以股权转让收入减除股权原值和合理费用（股权转让时按照规定支付的有关税费）后的余额为应纳税所得额，按“财产转让所得”缴纳个人所得税。
摘要2：【注解】根据《个人所得税法》第3条第3项之规定，财产转让所得适用比例税率，个人所得税的税率为20%。
摘要1：解读：（１）自１９９７年１月１日起，对个人转让上市公司股票所得继续免征个人所得税；（２）自２０１０年１月２日起，对个人转让限售股取得的所得，按照“财产转让所得”，适用20%的比例税率征收个人所得税。
摘要2：
摘要1：【案号】浙江省衢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浙08民终53号
【裁判摘要１】债务人在破产临界期内向银行债权人偿还借款，银行没有因清偿案涉债务提供新的贷款或授信产生后位新价值，在银行不能举证证明该清偿行为使债务人财产收益的情形下，属于偏颇性个别清偿应予撤销——个别清偿行为构成要件为：1.个别清偿行为是对个别债权人进行清偿的行为，并且清偿的债务是已经届至清偿期的债务。2.只有在人民法院受理破产案件前6个月内发生的个别清偿行为才属于可撤销的个别清偿行为。3.个别清偿行为必须在债务人已经出现破产原因后作出。首先，诉争清偿行为是债务人对单个债权人做出的。破产程序区别于一般债务清偿的最主要特点在于前者的目的是通过集体偿债程序公平清偿全体债权人的债权。因此，破产法禁止债务人在具备破产原因的情况下对个别债权人单独清偿。．．．．．．其次，清偿行为是否发生在破产申请受理前六个月的期间内。．．．．．．再次，清偿行为发生时债务人是否已出现破产原因。工行南区支行举证案涉清偿行为系与衢江石油公司的商业惯例，其接受清偿不具备主观恶意。然而，案涉清偿行为并非正常商业活动的支付，既不是对公共事业费用的支付，也不是对存货供应商的定时清偿，工行南区支行更没有因清偿案涉债务提供新的贷款或授信产生后位新价值。而且，工行南区支行未能举证证明衢江石油公司向其清偿本金2200000元及利息12320元的行为使衢江石油公司的财产受益。本案也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十四条、第十五条、第十六条规定的个别清偿的例外情形。另，《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及其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对于偏颇性清偿行为的规制，都是以债的合法性为前提，而对行为人的主观状态（恶意或善意）无特别要求。债务人衢江石油公司提交给税务机关的资产负债表显示在2015年10月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合计为-25129604.15元，结合一审法院受理债务人衢江石油公司进入破产程序的裁定并综合全案及债务人衢江石油公司破产一案有关情况，一审法院认定清偿行为发生时衢江石油公司具备破产原因并无不当。
【裁判摘要２】本案纠纷系衢江石油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向法院申请破产清算引起，工行南区支行在衢江石油公司申请破产清算前接受其清偿不存在主观恶意，故案件的一审诉讼费用由衢江石油公司管理人负担。
摘要2：【裁判摘要３】清偿时间为2015年10月21日，破产申请受理日期2016年4月21日，该清偿行为是否发生在破产申请受理前六个月的期间内？——第一，从通常理解，2016年4月21日的前一日，不应当是该21日本数日，而是指2016年4月20日，故无论是2016年4月21日前一月或是前六月，均不包含2016年4月21日本数日。第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二百零二条规定，按照年、月计算期间的，到期月的对应日为期间的最后一日；没有对应日的，月末日为期间的最后一日。该条规定的一般是对未来期间的计算，依据该条规定以2015年10月21日作为时间点推算该日的后六个月，则后六个月的最后一天为2016年4月21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八十二条第二款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二十五条的规定，以日、月、年计算的期间从次日算起，故该六个月不含2015年10月21日当天。据此进行反推，则2016年4月21日前六个月内，向前推算的时间结点为2015年10月21日，六个月的期间内包含2015年10月21日，不包含2016年4月21日。第三，破产撤销权制度的设立目的在于撤销债务人在破产程序开始前实施的有损一般债权人利益的财产处分行为，保全债务人的责任财产，维护全体债权人的合法权益。在现有法律规定对“前六个月内”无明确清晰解释情况下，从目的解释角度，将2015年10月21日纳入六个月可撤销期间，更有益于维护债权人之间的实质平等，实现破产财产在全体债权人之间的公平分配。
摘要1：银行在为自然人办理业务时应尽到最大的注意和风险提示义务
【裁判要旨】银行作为办理金融业务的专业机构，在为自然人办理储蓄等业务时，居于明显的、支配的优势地位，而自然人则处于相对的、被支配的弱势地位，故银行工作人员在为客户办理业务时，理应严格遵守工作流程和业务操作规范，尽到最大的注意和风险提示义务。
【案号】一审：（2014）盘中民一初字第00035号；二审：（2016）辽民终502号；再审：（2017）最高法民再174号
摘要2：【载《人民司法·案例》2017年第20期，第61页】
摘要1：【案号】江苏省淮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苏08民终3325号
【裁判摘要１】分包人不属于与发包人直接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承包人，不享有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关于善伟服务部要求对案涉工程折价或者拍卖的价款享有优先受偿权的诉讼请求。《民法典》第八百零七条规定，发包人未按照约定支付价款的，承包人可以催告发包人在合理期限支付价款。发包人逾期不支付的，除了根据建设工程的性质不宜折价、拍卖外，承包人可以与发包人协议将该工程折价，也可以请求人民法院将该工程依法拍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一)》第三十五条规定，与发包人订立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承包人，依据民法典第八百零七条的规定请求其承建工程的价款就工程折价或工程拍卖优先受偿的，人民法院应予以支持。依据上述法律和司法解释的规定，本案善伟服务部不属于与发包人订立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承包人，其主张优先受偿权，不符合法律和司法解释的规定，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裁判摘要２】建设工程承包合同约定仲裁，未经仲裁也未进行结算，无法确定发包人是否欠付承包人建设工程价款，对实际施工人主张发包人承担连带责任不予支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二)》(法释[2018]20号)第二十四条规定，实际施工人以发包人为被告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应当追加转包人或者违法分包人为本案第三人，在查明发包人欠付转包人或者违法分包人建设工程价款的数额后，判决发包人在欠付建设工程价款范围内对实际施工人承担责任。实际施工人向发包人主张权利需具备三个要件：1、实际施工人对转包人或者违法分包人享有债权；2、发包人欠付转包人或者违法分包人建设工程价款；3、实际施工人对转包人或者违法分包人享有的债权数额不超出发包人欠付转包人或者违法分包人建设工程价款。本案中，首先，上诉人就本案施工工程已与首天公司进行结算，上诉人作为实际施工人对违法分包人首先公司享有债权。其次，对于中海公司是否欠付首天公司建设工程价款问题，中海公司向法庭提供的其与首天公司签订的施工合同明确约定二者争议由仲裁解决，上诉人向法庭提供的合同系复印件，中海公司对真实性不予认可，且该合同中对争议解决方式没有约定，但同时约定未尽事宜应参照业主合同之条款商定，
摘要2：（续）而无论是经济适用房公司还是海悦公司与中海公司签订的发承包合同中对争议的解决均是约定仲裁裁决，故对于中海公司是否欠付首天公司建设工程价款问题应通过仲裁解决，但双方未将工程款纠纷提交仲裁，且双方也未进行结算，根据本案在案证据也无法确定中海公司是否欠付首天公司建设工程价款，故对上诉人诉请发包人经济适用房公司以及承包人中海公司对首天公司欠付其工程价款以及利息承担连带还款责任，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1：【案号】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6)京03民辖终962号
【裁判摘要】上海×管理处及上海×居委会陆续向吕×及龚×开具了内容相左的居住证明，特别是上海×管理处于同一日（2016年6月20日）向双方当事人开具了内容不同的居住证明，虽上海×管理处表示对其单位开具的居住证明，以最后一份证明为准，但较之北京×物业中心、北京×物业公司在一审及二审开具的居住证明内容基本一致的事实，本院对上海×管理处及上海×居委会的证明效力存疑。故，对上海×管理处及上海×居委会开具的证明本院均不予采信。另，本院认为，通常在儿童出生后，应由其监护人到现居住地承担疫苗接种工作的预防接种门诊进行疫苗接种。综合考虑吕×1在×医院接种疫苗的时间、被看护照顾情况，以及北京×物业中心、北京×物业公司开具的内容基本一致的证明，本院认为吕×提起本次诉讼时，北京市朝阳区为龚×经常居住地更为适宜。
摘要2：
摘要1：解读：在排除经常居住地情形下，“公民所在地”即为“公民住所地”。
摘要2：【注解１】使用“所在地”的法条：《民事诉讼法》第２５条、第３４条第１项、第３项，《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３条、第１８条第２款、第１７９条、第３４０条等。
【注解２】使用“住所地”的法条：《民事诉讼法》第２２条、第２３条、第２８条，《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３条、第９条、第２０条、第３２条等。
【注解３】管辖条款约定“由个体工商户户籍所在地法院管辖”的条款，应理解为个体工商户住所地，即由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登记的住所地法院管辖。——参考案例：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2)最高法民辖104号
【注解４】所在地的含义与住所地并无二致。——参考案例：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7)最高法民辖终339号
【注解５】依据当事人住所地／所在地确定管辖法院不能直接以合同载明地址作为依据｜（１）选择“原告所在地”人民法院作为管辖法院合法有效；（２）以合同载明公司地址认定公司住所地适用法律不当。——参考案例：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3)最高法民辖46号
摘要1：【案号】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粤民辖终290号
【裁判摘要】第三人撤销之诉专属管辖和破产债务人民事案件集中管辖发生冲突时应适用第三人撤销之诉的管辖规定——本管辖异议案上诉争议的焦点是：在第三人撤销之诉法定管辖与有关破产债务人的民事案件集中管辖发生冲突时，如何确定案件的管辖。2017年12月20日，四川省自贡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受理托普公司重整一案；2018年11月27日，原审法院受理本案，托普公司为本案被告，受理时间晚于四川省自贡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受理托普公司重整的时间。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二十一条之规定，属于有关债务人的民事诉讼，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后，应由受理破产申请的法院管辖。本案为第三人撤销之诉，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第三款之规定，当事人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的，应向作出该判决、裁定、调解书的人民法院提起。基于民事裁判文书只能由作出该裁判文书的法院或其上级法院进行撤销的固有属性，故第三人撤销之诉专属管辖和破产债务人民事案件集中管辖发生冲突时应适用第三人撤销之诉的管辖规定。原审法院作为作出（2004）深中法民二初字第363号民事判决的法院，对本案具有管辖权。托普公司以其公司进入破产程序,应当优先适用破产法第二十一条的规定为由，请求将本案移送四川省自贡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的上诉理由与主张,缺乏理据，不予支持。
摘要2：
摘要1：【案号】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浙01民终11097号
【裁判摘要１】约定质保金５年保修期满２年后返还应当按照质保金最长的返还期限２年返还——案涉质保金的返还期限，因钱江公司和天行公司在《补充协议（一）》约定质保金在保修期（5年）满二年后返还，该约定违反了《建设工程质量保证金管理办法》（建质【2016】295号）关于“质保金系缺陷责任期内建设工程出现缺陷进行维修的资金”和“缺陷责任期一般为1年，最长不超过2年”等规定，即质保金最长的返还期限应为2年，故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二）》（法释【2018】20号）第八条规定，钱江公司应在案涉工程竣工验收之日起满2年后即2018年12月2日前向天行公司返还质保金。
【裁判摘要２】承包人破产实际施工人能否要求发包人在欠付工程款范围内支付工程款？——钱江公司拖欠天行公司的质保金实质为工程款且履行期限早已届满，天行公司管理人对钱江公司直接向李××支付工程款未提异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法释【2004】14号）第二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二）》（法释【2018】20号）第二十四条的规定，钱江公司应在欠付天行公司工程款范围内（可扣除其他实际施工人可得工程款）对李××应得工程款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摘要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