垂直领导行政机关、税务和国家安全机关行政复议管辖
摘要1：对垂直机关、税务和国家安全机关行政行为不服的管辖（《行政复议法》第２７条）——不服施行垂直领导的行政机关和税务、国家安全机关的行政行为只能向上一级主管部门申请行政复议而不能向行政机关所在地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
【注释】新修订《行政复议法》第２７条——主要将原《行政复议法》第１２条第２款”国税“改为”税务“，不再区分国税还是地税均向上一级税务主管部门申请行政复议。
摘要2：
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20）黑行再12号
摘要1：【裁判摘要】违法发包的发包人应当承担工伤保险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条第一款规定：“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认定下列单位为承担工伤保险责任单位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四）用工单位违反法律、法规规定将承包业务转包给不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组织或者自然人，该组织或者自然人聘用的职工从事承包业务时因工伤亡的，用工单位为承担工伤保险责任单位；”该条规定是对原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劳社部发【2005】12号）第四条关于“建筑施工、矿山企业等用人单位将工程（业务）或经营权发包给不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组织或自然人，对该组织或自然人招用的劳动者，由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发包方承担用工主体责任”规定的发展，也吸纳了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关于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人社部发【2013】34号）第七条“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承包单位违反法律、法规规定，将承包业务转包、分包给不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组织或自然人，该组织或者自然人招用的劳动者从事承包业务时因工伤亡的，由该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承包单位承担用人单位依法应承担的工伤保险责任。”的精神。该条规定强调在违法发包、转包关系中，即用工单位违反法律、法规规定将承包业务或其经营权发包、转包给不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组织或者自然人的情况下，违法发包、转包的用工单位为承担工伤保险责任的单位。该规定主要是从有利于职工的角度出发，不以是否存在真实的劳动关系为前提，这是对工伤保险条例，将劳动关系作为工伤认定前提的一般规定之外的特殊情形处理。本案中，顺达公司取得《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营业执照》，属具有从事道路旅客运输经营权资质的企业。2014年，顺达公司与刘××签订承包协议，将该公司黑Ｊ×××**客运班车及道路运输证等营运手续，承包给不具备道路旅客运输经营资格的刘××经营，并收取年承包费10万元。该发包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八十条：“被许可人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行政机关应当依法给予行政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第（一）项：“涂改、倒卖、出租行政许可证件，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行政许可证的。”
摘要2：（续）《道路旅客运输及客运站管理规定》第五条：“国家实行道路客运企业质量信誉考核制度，鼓励道路客运经营者实行规模化、集约化、公司化经营，禁止挂靠经营。”第九十五条：“违反本规定，客运经营者、客运站经营者非法转让、出租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件的，由县级以上道路运输管理机构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收缴有关证件，处2,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的罚款；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市政公用事业特许经营权管理办法》第十八条：“获得特许经营权的企业在特许经营期间有下列行为之一的，主管部门应当依法终止特许经营协议，取消其特许经营权，并可以实施临时接管；第（一）项：擅自转让、出租特许经营权的。”的规定。据此，应认定顺达公司为孙××的用工单位，并应承担工伤保险责任。双鸭山市人社局作出的《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有误，应予撤销，并应依法重新作出工伤决定。
湖南省慈利县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21）湘0821行初90号
摘要1：【裁判摘要】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工伤认定中止通知书》是过程性行政行为还是具有终局性，是否属于可诉行政行为。该《工伤认定中止通知书》属于工伤认定程序中的程序性行政行为，如果该行为不涉及终局性问题，对相对人的权利义务没有实质影响的，属于不成熟的行政行为，不具有可诉性，相对人提起XX诉讼的，不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如果该程序性行政行为具有终局性，对相对人权利义务产生实质影响，并且无法通过提起针对相关的实体性行政行为的诉讼获得救济的，则属于可诉行政行为，相对人提起XX诉讼的，属于人民法院XX诉讼受案范围。《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提出工伤认定申请应当提交下列材料：……（二）与用人单位存在劳动关系（包括事实劳动关系）的证明材料”；《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XX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条第一款第四、五项规定“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认定下列单位为承担工伤保险责任单位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四）用工单位违反法律、法规规定将承包业务转包给不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组织或者自然人，该组织或者自然人聘用的职工从事承包业务时因工伤亡的，用工单位为承担工伤保险责任的单位；（五）个人挂靠其他单位对外经营，其聘用的人员因工伤亡的，被挂靠单位为承担工伤保险责任的单位。”认定工伤，除存在违法分包给不具有用工主体资格的单位，以及个人挂靠用工的情形外，需以存在劳动关系为前提。本案中，没有相应证据证明原告系挂靠在本案具体确切的第三人名下的个人所聘用的务工人员。亦无相关生效裁判或其他生效法律文书表明天煌公司与体冠公司之间的工程分包系违法分包；体冠公司亦具备用工主体资质。原告杨××主张本案认定工伤不需确认存在劳动关系的主张不成立。《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执行〈工伤保险条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五点规定“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受理工伤认定申请后，发现劳动关系存在争议且无法确认的，应告知当事人可以向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在此期间，作出工伤认定决定的时限中止，并书面通知申请工伤认定的当事人。劳动关系依法确认后，当事人应将有关法律文书送交受理工伤认定申请的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该部门自收到生效法律文书之日起恢复工伤认定程序。”本案中，体冠公司与志恒公司均否认其为原告的用工单位，对此原告与体冠公司，体冠公司与志恒公司之间存在争议；且被告依据现有证据材料，亦无法确认原告的用工主体为何者。
摘要2：（续）被告依据《工伤保险条例》第二十条第三款规定“作出工伤认定决定需要以司法机关或者有关行政主管部门的结论为依据的，在司法机关或者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尚未作出结论期间，作出工伤认定决定的时限中止。”被告向原告制作并送达的《工伤认定中止通知书》，系完成工伤认定所需的，确认劳动关系的前置程序，在劳动仲裁委员会作出仲裁裁决后，可依法恢复工伤认定程序。综上所述，被告所作的《工伤认定中止通知书》是过程性的行政行为，不具有终局性，对原告的实际权利不产生实际影响，不属于XX案件的受案范围。
山西省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21）晋08行终43号
摘要1：【裁判摘要】当存在车辆挂靠情形时用工单位承担职工的工伤保险责任不以是否存在真实劳动关系为前提——原审被告运城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2020年5月25日作出的编号为2020-7的认定工伤中止通知书虽为程序性行政行为，但已对本案当事人权利义务产生明显的实际影响，且无法通过提起针对相关实体性行政行为的诉讼获得救济，被上诉人张桂荣、任某对工伤认定中止通知书提起诉讼，人民法院应依法受理。《工伤认定办法》第二十条规定“社会保险行政部门爱理工伤申请后，作出工伤认定决定需要以司法机关或者有关行政主管部门的结论为依据的，在司法机关或者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尚未作出结论期间，作出工伤认定决定的时限中止，并书面通知申请人。”《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关于劳动行政部门在工伤认定程序中是否具有劳动关系确认权请求的答复（2009）行他字第12号》规定，“根据《劳动法》第九条和《工伤保险条例》第五条、第十八条的规定，劳动行政部门在工伤认定程序中，具有认定受到伤害的职工与企业之间是否存在劳动关系的职权。”《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规定，“提出工伤认定申请应当提交下列材料：（一）工伤认定申请表；（二）与用人单位存在劳动关系（包括事实劳动关系）的证明材料；（三）医疗诊断证明或者职业病诊断证明书（或者职业病诊断鉴定书）。”本案中，上诉人运城市××汽车运输有限公司否认其与死者任××之间存在劳动关系，被上诉人张××、任某也未就劳动关系争议向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原审被告作为劳动行政部门应依据现有申请材料及对事故进行调查核实情况和相关法律、法规、规章等规定作出行政行为，其作出的时限中止通知书应予撤销。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5)民申字第728号
摘要1：【裁判摘要】先施工后招投标不属于招标程序瑕疵而中标无效——原判决认定案涉《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并无不当。案涉工程项目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规定必须进行招投标的范畴。恒瑞公司申请再审强调其于2010年12月20日和2011年6月15日分两次进行了公开招投标，但其与华丰公司早在2010年10月28日就签订了施工总承包框架协议书。当月又签订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监理日志上记载的开工时间是2010年11月24日，可见，案涉工程明显属于先定后招、明招暗定。招投标活动的核心要求在于，招标方和投标方要根据中标通知书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并报当地政府建设主管部门备案，招投标文件具有约束双方当事人的效力。而恒瑞公司和华丰公司虽然在2010年12月20日进行了第一次招投标活动，但并未根据中标价格再行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报当地政府建设主管部门备案。因此，原判决认定双方当事人之间一系列合同因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的规定而无效，不属于错误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最高法民申1083号
摘要1：【裁判摘要】（１）设计高尔夫球场的企业应当具备相应的资质；（２）与外国设计单位合作的国内设计单位缺乏资质不影响合同效力｜《关于外国企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从事建设工程设计活动的管理暂行规定》属于部门规章，第４条规定系管理性规定而非效力性的强制性规定，违反该条规定并不影响合同的效力——《关于外国企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从事建筑工程设计活动的管理暂行规定》的通知第四条规定：“外国企业承担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建设工程设计，必须选择至少一家持有建设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建设工程设计资质的中方设计企业进行中外合作设计，且在所选择的中方设计企业资质许可的范围内承接设计业务。"因此，高尔夫球场的设计属建设工程设计范畴，应当属于上述法律法规调整的范围，适用有关建筑法及相关行政法规、部门规章的一般性规定，即设计高尔夫球场的企业应当具备相应的资质。这从2007年3月29日由住建部（当时的建设部）制定的《工程设计资质标准》也能间接得到印证。本案中，银标新世纪公司一直没有提供其具备相应资质的相关证据，故其与西班牙设计公司一同与北部湾公司签订案涉合同违反了《关于外国企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从事建设工程设计活动的管理暂行规定》第四条的规定。但是《关于外国企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从事建设工程设计活动的管理暂行规定》属于部门规章，上述规定系管理性规定而非效力性的强制性规定，并不影响合同的效力。因此，原审判决关于北部湾公司提供的建筑法律及行政管理规定均不能证明适用于高尔夫球场项目设计的认定虽有瑕疵，但因案涉设计合同的内容系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范，原审判决认定案涉合同有效，并不缺乏证据证明。原审判决北部湾公司应付设计费余款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的裁判结果，并无不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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