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案号】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14)皖行再终字第00001号
【裁判摘要】根据《城市房屋权属登记管理办法》（2001年修正）第十条关于登记程序的规定，房地产登记机关有义务对申请登记的房产权属证明进行审核，即负有对产权来源资料的真实性及合法性进行审核的法定职责。本案中，由省、县纪委出示的《说明》《证明》材料中，并没有表明争议房产是张某某于2000年4月用违纪款购买。虽然张××曾用违纪款购置过该房产，但该买卖既未签订合同又未办理过户登记，故不发生物权转移的法律效力。王某为张某某归还了张××支付的违纪款88万元并取回原房产证，但并不因此改变原产权登记人的财产权利。涡阳县房产局认为《说明》和《证明》是对原产权的重新确权，对此存在认识上的误区，从而导致对财产来源合法性审查的不严谨，将涉案房产依照《城市房屋权属登记管理办法》第十八条的规定，按“权利人名称变更”性质给于变更登记，适用法律错误。
摘要2：
摘要1：【案号】广东省汕头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粤05民终117号
【裁判摘要】农村集体土地对外招投标招租，自然人参加投标，适用《招标投标法》及《实施条例》——本院认为，本案双方当事人的法律关系性质，应当根据相关事实认定。具体到本案，讼争事由是珠池永安居委会、珠池永安经联社经履行法定程序后决定将位于永安村下坞片东侧18亩集体用地公开对外招投标，珠池街道党工委经审查，批复同意珠池永安居委会、珠池永安经联社提出的《永安经联社下坞片东侧约18亩集体用地通过街道“三资”平台公开竞投招租方案》，要求必须严格按照有关规定报街道“三资”平台进行公开竞投。公开竞投后，珠池永安居委会、珠池永安经联社发出谢某某中标的公示，在2019年9月17日，珠池永安居委会、珠池永安经联社与谢建荣约定“自中签之日起须在十五天内到居委会签订合同书”。但珠池永安居委会、珠池永安经联社与谢某某最终没有签订土地租赁合同。．．．．．．由于双方的法律关系性质属于招投标合同关系，即使谢某某存在无故不签约的违约行为，也是违反招投标的合同义务。因此，一审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的相关规定，判决谢某某缴纳的竞投保证金中的45525.6元不予退还，余款454474.4元应予退还，该判决符合本案的实际情况，可以予以维持。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最高法民申348号
【裁判摘要】双方当事人按照《招标投标法》的规定履行了招投标相关手续，即使存在招投标之前就已经进场施工的情况，但并无证据证明涉案工程中的系列违法行为影响中标结果的，不能判定中标无效——如果依法必须招标的工程项目没有招标即直接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或者虽然进行了招标但中标无效后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均应认定合同无效。涉案工程已经进行了招标，合同是否无效需依据中标是否无效进行认定。虽然招投标法第四十三条规定在确定中标人前，招标人不得与投标人就投标价格、投标方案等实质性内容进行谈判，该规定也系强制性规定，但招投标法第五十五条“依法必须进行招标的项目，招标人违反本法规定，与投标人就投标价格、投标方案等实质性内容进行谈判的，给予警告，对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前款所列行为影响中标结果的，中标无效。"的规定表明：招标人违反本法规定，与投标人就投标价格、投标方案等实质性内容进行谈判的，只是对有关人员给予警告等处分，而非一概认定中标无效；只有在就投标价格、投标方案等实质性内容进行谈判的行为影响中标结果时，才能认定中标无效。也只有在中标无效的前提下，才能认定由此签订的合同无效。在本案中，虽然双方在招投标前进行了谈判并达成合作意向，签订了框架协议，但该协议中没有约定投标方案等内容，未载明开工时间，约定的“项目建筑施工总概算约人民币3亿元"也与《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约定的工程价款418332352.72元有明显不同。框架协议签订后，双方按照招投标法的规定，履行了招投标相关手续，即使存在铁建工程公司在招投标之前就已经进场施工的情况，华诚房地产公司并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其与铁建工程公司在涉案工程中的系列违法违规行为影响了中标结果。因此，原判决认定《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有效，并在此基础上维持一审判决，并非仅依据一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未提出合同无效意见的事实，而是根据《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不符合法律规定中标无效的情形以及合同的履行和违约事实认定的，不存在缺乏证据证明和适用法律错误的问题。
摘要2：【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最高法民终347号
【解读】双方当事人在招投标之前虽然进行了谈判并达成合作意向，签订协议书，但该协议书中没有约定投标方案等内容，未载明开工时间，合同条款中还存在大量确定的约定，不能证明可能影响中标结果，也不影响合同效力。招标人作为违法行为人恶意主动请求确认合同无效，违背诚实信用原则。
摘要1：【案号】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苏02民终4758号
【裁判摘要】房地产公司能否以实际为套取银行贷款而非卖房为由主张房屋属开发商所有排除强制执行？——现陆润公司诉称其与费某某签订的房屋买卖协议，不是为了出售房屋，而是为了套取银行贷款，并提供了其公司通过费某某向南京银行贷款的相关证据，费某某对此也予以承认。但陆润公司与费某某之间是互有利益的关联方，在本案中因费某某系被执行人，双方所作的陈述为向银行套取贷款。由于套取银行贷款属于违背了诚实信用的市场交易原则，不属于法律保护的范围，即使存在陆润公司与费某某之间的房屋买卖行为，也应作出对其不利的事实认定，故陆润公司对案涉房屋的权益不能排除本案执行。
摘要2：
摘要1：【案号】长乐市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10)长行初字第16号
【裁判摘要】《禁毒法》第三十八条第四项规定，吸毒成瘾人员经社区戒毒、强制隔离戒毒后再次吸食、注射毒品的，由公安机关作出强制隔离戒毒的决定。该条规定的强制隔离戒毒是一种强制性的戒毒治疗措施，系针对人身的行政强制措施。强制隔离戒毒直接关系到相对人的重大人身权利，公安机关在实施该行政强制措施时应当遵循行政程序的一般原则，仍须事先说明理由、听取当事人陈述和申辩，以保障程序的正当合法性。本案被告在公安行政处罚告知笔录曾认定原告吸食摇头丸的事实，并告知原告对被告拟作出的行政拘留决定有权进行陈述和申辩，但由于强制隔离戒毒措施与行政拘留处罚的法律性质不同，本案公安行政处罚前的告知事项并不能涵盖和代替被诉行政强制措施所应赋予原告的陈述和申辩权。强制隔离戒毒的对象是针对吸毒成瘾人员，而非所有吸食、注射毒品的人员。公安机关依据《禁毒法》第三十八条第一款第四项作出强制戒毒决定，其前提条件是行为人吸毒成瘾以及行为人曾受过社区戒毒、强制隔离戒毒。但本案被诉《强制隔离戒毒决定》仅查明认定原告卢某某于2010年4月22日晚吸食毒品的事实，而未认定原告曾被强制（劳教）戒毒和吸毒成瘾之事实，因此，本案被告在未保障原告陈述和申辩权的情况下，依据上述事实认定作出被诉强制隔离戒毒决定，其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且程序不当。
摘要2：
摘要1：解读：根据２０１９年《证据规定》第５３条第１款之规定，当事人主张法律关系或者民事行为效力与法院认定不一致，（１）法院只是应当将法律关系性质或者民事行为效力作为焦点问题进行审理（对裁判理由及结果没有影响或者有关问题已经当事人充分辩论的除外）；（２）是否变更诉讼请求由当事人自行决定，法院不再负有告知当事人变更诉讼请求的释明义务。
摘要2：【解析】对当事人主张的法律关系的性质或者民事行为的效力与人民法院根据案件事实作出的认定不一致的：（１）不再要求法院应当向当事人释明要求其变更诉讼请求；（２）法院应当将法律关系性质或者民事行为效力作为焦点问题进行审理；（３）法院可以根据案件事实认定的法律关系或者民事行为的效力直接作出实体裁判。
【注解１】诉请不当是指当事人主张的法律关系的性质或者民事行为的效力与人民法院根据案件事实作出的认定不一致。
【注解２】对当事人主张的法律关系的性质或者民事行为的效力与人民法院根据案件事实作出的认定不一致的，法院并无告知当事人变更诉讼请求的职责，可以不经释明告知程序直接裁定驳回原告的起诉或者判决驳回其诉讼请求。
【参考】《民事审判实务问答》210.当事人主张的法律关系性质或者民事行为效力与人民法院的认定不一致时，如何处理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最高法民申2575号
【裁判摘要】虽然房屋上存在抵押，但买受人与出卖人之间约定涤除抵押权事宜的，视为买受人对抵押权可涤除产生合理信赖，买受人对房屋未能过户登记不具有过错——根据原审查明的事实，刘某某与徐某某签订房屋买卖合同时,案涉房屋虽处于吉林省吉林市高新区人民法院查封中,但同年即被该院解封。而案涉房屋虽然因银行贷款而设定了抵押权,无法进行正常的更名过户手续，但刘某某与徐某某签订的补充协议约定徐某某协助刘某某办理贷款转贷手续，将房屋贷款转到刘某某、刘某、徐某某名下。在案涉房屋抵押权未涤除的情况下,因朱某某与徐某某之间的租赁合同诉讼纠纷，案涉房屋于2011年、2012年被法院查封,且此后分别于2013年、2014年被续封。原审基于上述事实，认定刘某某对于案涉房屋无法办理产权过户登记不存在过错，亦不缺乏证据证明，适用法律亦无不当。
摘要2：【注解】虽然买受人购买存在抵押房屋，无法进行正常更名过户手续，但是出卖人与买受人签订补充协议约定出卖人协助买受人办理办理贷款转贷手续将房屋贷款转到买受人名下，出卖人未履行其义务的，属于“非因买受人自身原因未办理过户登记”。
摘要1：——对悔拍后提起的网拍撤销权异议申请应严格审查
【裁判要旨】网络司法拍卖实践中，存在以提起撤销权异议形式掩盖悔拍事实的案件。针对此类案件，应进行严格审查，尤其是在事实认定上应注重竞买人注意义务和法院披露责任的划分；在法律适用上，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网络司法拍卖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网拍规定》）第31条第（1）项，应注重同时符合三项积极要件且不存在两种排除情形，否则不予支持撤销网拍的异议申请。此外，为更好地规范司法网络拍卖，还应从完善保证金制度、改进差价执行制度、构建司法拍卖黑名单制度以及加强网拍优先与悔拍惩戒相结合的法治宣传力度等方面强化悔拍处理机制的完善，确保网拍制度价值的高效实现。
【案号】执行：（2017）沪0120执4807号；执行异议：（2019）沪0120执异32号；执行复议：（2019）沪01执复76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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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闽民终1275号
【裁判摘要１】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中，林某某虽在抵押登记及法院查封前签订合法有效的书面租赁合同，但其对案涉房产的占有因林某某本人的过错，未能对包括恒丰银行福州分行在内的社会不特定第三人形成租赁权的公示外观，未能达到“宣誓租赁权"的法律效果。故林某某对案涉房产的租赁权不能对抗恒丰银行福州分行的抵押权，亦不能排除对案涉房产的执行。判决驳回林某某的诉讼请求。
【裁判摘要２】林某某提供的《酒店房产租赁合同》的落款时间虽然体现为2012年11月20日，但是由于倒签合同时间的可能性存在，而目前尚无鉴定合同确切签订时间的有效技术手段，故林某某还负有提供其他证据印证《酒店房产租赁合同》确实于落款时间签订之义务。……由上，应当认定在案证据不足以证明林金地于案涉房产2013年8月1日办理抵押登记前签订了合法有效的书面租赁合同，取得案涉房产租赁权。一审法院仅凭《酒店房产租赁合同》落款时间即认定林金地在查封前签订合法有效的租赁合同有所不当，本院予以纠正。
摘要2：【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最高法民申1903号
【再审裁判摘要】从案涉租赁合同的形式上看，林某某与勤晖公司在2012年11月20日签订了20年租赁期的租赁合同，早于恒丰银行福州分行就案涉房屋办理抵押登记日期2013年8月1日。根据林某某的主张，其支付的租金主要由以下几部分组成：．．．．．．二审法院综合本案实际情况，认为在租赁合同并未约定以代偿债务方式支付租金的情况下，林某某即使向王某某或者案外人付款，也难以证明系履行租赁合同约定的支付租金的行为，考虑到本案租赁合同存在倒签的可能性，且目前尚无鉴定租赁合同签订的确切时间的有效技术手段，林某某亦未能进一步提供证据证实租赁合同确于落款之日签订，认定本案证据不足以证明林某某在案涉房屋办理抵押登记前已签订合法有效的书面租赁合同并取得租赁权。林某某申请再审虽对此提出异议，但未能提供证据推翻二审判决作出的事实认定。如林某某有新的证据证明案涉租赁合同确于落款之日签订，可依法另行主张权利。
摘要1：解读：（１）再审裁定发回一审法院重审，应视为再审审理程序终结；（２）再审发回重审后重新立案的案应视为新的一审案件，当事人的诉讼权利义务应适用一审程序的相关规定予以确定，原告在重审期间撤诉后又起诉应予受理。
【注释１】关于再审发回重审后作出的生效裁判文书是否属于再审裁判存在争议——（１）肯定说认为再审发回重审后作出的生效裁判属于再审裁判；（２）否定说认为不属于《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规定的再审裁判，当事人可以就该生效裁判向法院申请再审（再审的主要功能是依法纠错、维护生效裁判权威，再审审理程序应当在发回重审裁定作出后即告终结；重审裁判主要功能是解决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问题，重审审理时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恢复至原审诉讼前）。
【注释２】（１）《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４０８条第２款规定“一审原告在再审审理程序中撤回起诉后重复起诉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即再审程审理程序中撤回起诉不能重复起诉；（２）再审裁定发回一审法院重审期间原告撤诉后又起诉应予受理。
摘要2：【风险提示】发回重审后是否属于再审程序、再审发回重审原告撤诉后能否重新起诉也存在争议——再审发回重审原告撤诉应当持谨慎态度！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最高法民申3185号
【裁判要旨】（１）提出执行异议之诉的案外人如果有一项不符合《执行异议和复议规定》第28条规定的四种情形，即无权排除强制执行。（２）在购买案涉房屋时，案外人对该房屋的权利情况和日后可能无法办理过户登记的事实是明知并接受的，故其在明知房屋可能无法办理过户的情况下仍然购买，系自愿承担该房屋上可能存在的权利风险的行为，基于此，不能认为房屋未办理过户登记“非因买受人自身原因”。
【裁判摘要】案外人明知房屋可能无法过户而购买不属于“非因买受人自身原因”之情形——《执行异议和复议规定》第二十八条规定，金钱债权执行中,买受人对登记在被执行人名下的不动产提出异议，符合下列情形且其权利能够排除执行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一)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已签订合法有效的书面买卖合同；(二)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已合法占有该不动产；(三)已支付全部价款，或者已按照合同约定支付部分价款且将剩余价款按照人民法院的要求交付执行；(四)非因买受人自身原因未办理过户登记。参照上述规定，案外人应当举证证明其已全部满足上述四种情形，如果有一项不符合规定，即无权排除强制执行。本案中，二审判决根据各方提交证据情况，综合全部案件事实，认定于某与晞骜公司未签订合法有效的书面买卖合同，其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已经支付全款并实际占有案涉房产，该认定并无明显不当。于某再审未能提供充分的证据推翻二审判决认定的事实。而且，于某在申请再审中明确提出，其与晞骜公司签订的《绿家小区商业用房买卖协议》第七条约定，“买受人在购买上述房屋时已明知该房屋的房屋所有权证书中记载的或将记载的所有权为集体所有权，该房屋或将不能办理独立所有权证书”。可知于某在购买房屋时，对案涉房屋权利情况和日后可能无法办理过户登记的事实是明知并接受的，其明知可能无法办理过户但仍然购买，自愿承担房屋上可能存在的权利风险，不能认为案涉房屋未办理过户登记“非因买受人自身原因”。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最高法民终340号
【裁判摘要１】分期支付律师费予以支持情形——海天公司主张因华峰公司违约导致其支出律师费、保全保险费、保全申请费及原审案件受理费，故该合理支出由违约方华峰公司承担。根据《复工协议》第七条明确约定：“若因甲方(华峰公司)未能按期足额支付上述款项，逾期除须以未付款项额日1‰的利息向乙方(海天公司)承担违约责任外，乙方有权向甲方主张包括但不限于律师费、调查费、交通费、住宿费、诉讼费及保全费等相涉合理费用。”因我国民事诉讼立法并无律师费的承担问题，法院在裁决案件的律师费应如何承担时应充分考虑海天公司诉求华峰公司支付律师费是否存在正当性和合理性及律师费数额应如何确定的问题。本案中，涉案事实清楚，华峰公司构成违约，双方当事人对此均不持异议。根据原审提交委托代理合同、《陕西省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实施办法》《西安市律师服务收费指导意见》、陕西博义律师事务所律师费发票及二审新提交剩余律师费发票及部分转账凭证，应认定律师费金额合理，且委托代理合同明确约定分期支付律师费，分期支付方式亦不违反法律法规。财产保全阶段的律师费与律师代理工作紧密相关,具有合理性，亦属于海天公司为实现债权所支出的费用。海天公司二审提交的新证据足以证明待付律师费将得到支付。故，海天公司该项上诉请求应予支持。本案因华峰公司违约引起诉讼,海天公司为此向保险公司缴纳的诉讼保全保险费是海天公司支出的合理必要费用,属海天公司的损失部分。根据海天公司提供的收据，海天公司向陕西国辰诉讼保全担保有限公司支付共计80000元，应予支持。原审事实认定有误，应予纠正。故海天公司该项上诉理由成立，本院予以支持。
摘要2：【裁判摘要２】质量保证金是发包人与承包人在建设工程承包合同中约定,从应付的工程款中预留,用以保证承包人在缺陷责任期内对建设工程出现的缺陷进行维修的资金。与承包人的法定质量保修义务不同,质量保证金条款依赖于双方当事人的约定。建设工程质量保证金对应的是“缺陷责任期”,而非保修期。缺陷责任期是承包人按照合同约定承担缺陷修复义务,且发包人预留质量保证金(已缴纳履约保证金的除外)的期限,自工程实际竣工日期起计算。保修期是承包人按照合同约定对工程承担保修责任的期限,从工程竣工验收合格之日起计算。保修义务是承包人的法定义务。本案中，根据已查明事实，案涉工程系未完工工程。双方当事人现已解除合同，但已完工部分仍应按照《复工协议》约定的质保金条款，对于合同约定的缺陷责任期已经到期的部分，应返还质保金并承担法定保修义务；对于缺陷责任期未至届满的，应预留至期满再行返还。华峰公司返还工程质量保证金后,不影响海天公司依照合同约定或法律规定履行工程保修义务。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最高法民申7088号
【裁判摘要】法院生效裁判文书中裁判理由的内容不能被认定为“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事实”——关于人民法院生效裁判文书中裁判理由内容能否被认定为“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事实”。乾顺公司主张，广东高院(2017)粤执复281号复议决定书中“本院经审查认为”部分应被理解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以下简称民诉法解释)第九十三条第五项中规定的“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事实”。本院认为，人民法院生效裁判文书中裁判理由的内容不能被认定为“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事实”。民事诉讼裁判文书所确认的案件事实，是在诉讼各方当事人的参与下，人民法院通过开庭审理等诉讼活动，组织各方当事人围绕诉讼中的争议事项，通过举证、质证和认证活动依法作出认定的基本事实。一般来说，经人民法院确认的案件事实应在裁判文书中有明确无误的记载或表述。而裁判文书中的裁判理由，则是人民法院对当事人之间的争议焦点或其他争议事项作出评判的理由，以表明人民法院对当事人之间的争议焦点或其他争议事项的裁判观点。裁判理由的内容，既可能包括案件所涉的相关事实阐述，也可能包括对法律条文的解释适用，或者事实认定与法律适用二者之间的联系。但裁判理由部分所涉的相关事实，并非均是经过举证、质证和认证活动后有证据证明的案件事实，因此不能被认定为裁判文书所确认的案件事实。一般来说，裁判文书中裁判理由的内容无论在事实认定还是裁判结果上对于其他案件均不产生拘束力和既判力。因此，乾顺公司主张的广东高院(2017)粤执复281号复议决定书中“本院经审查认为”部分应被理解为民诉法解释规定的“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事实”的申请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案号】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苏民终268号
【摘要】乾顺公司上诉主张，生效的法律文书(2017)粤执复281号复议决定书已经确认滨江公司非法占有涉案土地，以此可以认定滨江公司侵权行为成立。对此，广东高院于2017年9月7日作出的该份复议决定书载明该院经审查认为，人民法院执行中拍卖被执行人用以偿还债务的财产以后，应将拍卖标的物交付给买受人，另外，在执行终结六个月内，被执行人或者其他人对已执行的标的有妨害行为的，人民法院可以依申请排除妨害，并可以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一条规定进行处罚……滨江公司雇请工程队在乾顺公司竞得的上述涉案地块上施工，拒不按照执行法院《责令停止施工通知书》和《退出土地通知书》要求停止施工并退出占用土地，造成执行法院无法交付拍卖标的物给买受人，对案件执行构成严重妨害。执行法院可依法采取罚款措施，作为藐视司法权威的惩罚。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六条规定，决定驳回滨江公司的复议申请，维持原罚款决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三条第一款第五项及第二款规定，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事实，当事人无须举证证明，但当事人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广东高院的复议决定书在“本院经审查认为”部分的论述不属于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事实，不能以此认定滨江公司构成侵权。且本案现有证据足以认定滨江公司不存在乾顺公司所诉的侵权行为。
摘要1：解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一）》第８条之规定，（１）在有开工通知或者能够证明实际开工日期的情况下，应以开工通知或者实际开工日期确定开工日期；（２）只有在没有开工通知和无法证明实际开工日期的情况下，才可以综合考虑开工报告、合同、施工许可证、竣工验收报告、竣工验收备案表等相关材料载明的开工时间并结合是否具备开工条件的事实认定开工日期。
摘要2：【注解１】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一）》第８条之规定，将开工报告、合同、施工许可证、竣工验收报告、竣工验收备案表等相关材料载明的开工时间认定为开工日期必须具备以下条件：（１）没有开工通知和无法证明实际开工日期；（２）必须结合是否具备开工条件的事实来综合认定。
【注解２】施工许可证记载的开工日期的证明力是否高于开工报告、合同等材料的证明力？——施工许可证记载的开工日期不具有高于其他文件如开工报告、施工合同等的证明力。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20)最高法执监44号
【裁判摘要】被执行人向执行法院提出执转破申请，执行法院尚未作出移送破产决定的，以受理破产审查为由中止执行属基本事实认定错误，适用法律不当，应予纠正——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云南高院(2018)云执复312号执行裁定以本案已处于破产审查阶段为由裁定本案中止执行是否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企业破产法第十九条规定：“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后，有关债务人财产的保全措施应当解除，执行程序应当中止。”民诉法解释第五百一十五条规定，被执行人住所地人民法院裁定受理破产案件的，执行法院应当解除对被执行人财产的保全措施。根据上述规定，被执行人住所地人民法院裁定受理对被执行人的破产申请后，执行法院应当中止对被执行人的执行程序，解除保全措施。民诉法解释第五百一十三条规定：“在执行中，作为被执行人的企业法人符合企业破产法第二条第一款规定情形的，执行法院经申请执行人之一或者被执行人同意，应当裁定中止对该被执行人的执行，将执行案件相关材料移送被执行人住所地人民法院。”执转破意见第8条规定，执行法院作出移送决定后，应当书面通知所有已知执行法院，执行法院均应中止对被执行人的执行程序。根据上述规定，执行法院决定将执行案件移送破产审查的，应当裁定中止对被执行人的执行程序。本案中，根据查明事实，被执行人安泰公司虽然称已经向昆明中院提出执行案件转破产程序处理的申请，但目前昆明中院并未作出移送破产决定，亦无相关法院作出受理安泰公司破产清算申请的裁定。故云南高院(2018)云执复312号执行裁定以本案已处于破产审查阶段为由裁定本案中止执行，属基本事实认定错误，适用法律不当，应予纠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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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河北省廊坊市中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19)冀10行终182号
【裁判摘要】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职工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视同工伤。从一审庭审查明的事实可以看出，事发前一天杨××将工作案卷带回家中，事发当天杨××突发疾病时，电脑桌上摆放着散开的案卷材料，电脑里存着尚未写完的判决。对于杨××在家中完成工作任务时突发疾病，送医院抢救无效死亡，能否认定杨××属于视同工伤，应充分考虑其工作量及工作难度等诸多因素。上诉人在难以确定客观事实的情况下，直接作出否定性的事实认定，缺乏事实根据，有悖《工伤保险条例》保护职工合法权益的原则和立法精神；故上诉人作出的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主要证据不足，依法应予撤销。一审法院判决撤销上诉人作出的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判令其重新作出行政行为并无不当。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20)最高法执监116号
【裁判摘要】被执行人对第三人持有的到期债权区别于被执行人在相关个人或者单位、组织中享有的预期收入和其他财产——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唐山中院作出扣留被执行人鑫发公司在新野地产应得的验收合格款、结算款、保修款240万元的（2017）冀02执7848号之六执行裁定应否予以撤销。具体分析如下：首先，案涉款项属于到期债权的性质。被执行人鑫发公司在新野地产如果存在应得的验收合格款、结算款、保修款，其实质仍是被执行人鑫发公司在新野地产的到期债权，不属于相关法律中所规定预期利益中的收入或者其他财产。唐山中院基于该事实认定，又鉴于之前对到期债权异议、复议审查已作出相应评价而按照一事不再理原则认为应支持新野地产的异议请求，结论正确。河北高院予以维持亦无不当。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6)最高法民申3132号
【裁判摘要１】名义股东的非基于股权处分的债权人亦应属于法律保护的“第三人”范畴——关于《公司法》第三十二条第三款规定的理解与适用问题，该条款规定：“公司应当将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向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登记事项发生变更的，应当办理变更登记。未经登记或者变更登记的，不得对抗第三人。”工商登记是对股权情况的公示，与公司交易的善意第三人及登记股东之债权人有权信赖工商机关登记的股权情况并据此作出判断。本案中，王××与詹××之间的《委托持股协议》已经一、二审法院认定真实有效，但其股权代持协议仅具有内部效力，对于外部第三人而言，股权登记具有公信力，隐名股东对外不具有公示股东的法律地位，不得以内部股权代持协议有效为由对抗外部债权人对显名股东的正当权利。本院认为，《公司法》第三十二条第三款所称的第三人，并不限缩于与显名股东存在股权交易关系的债权人。根据商事外观主义原则，有关公示体现出来的权利外观，导致第三人对该权利外观产生信赖，即使真实状况与第三人的信赖不符，只要第三人的信赖合理，第三人的民事法律行为效力即应受到法律的优先保护。基于上述原则，名义股东的非基于股权处分的债权人亦应属于法律保护的“第三人”范畴。因此，本案中詹××因其未能清偿到期债务而成为被执行人时，刘××作为债权人依据工商登记中记载的股权归属，有权向人民法院申请对该股权强制执行。
【注解】（1）依法进行登记的股东具有对外公示效力，隐名股东在公示对外关系上不具有公示股东的法律地位，其不能以其与显名股东之间约定为由对抗外部债权人对显名股东主张的正当权利；（2）显名股东的债权人有权向法院申请对显名股东股权的强制执行。
【裁判摘要２】股权代持关系并非买卖关系，不适用买卖执行异议规定——关于本案能否适用《民事执行规定》第十七条、第三十一条规定的问题。．．．．．．而《民事执行规定》第十七条规定的是被执行人将需要登记过户的财产出卖给案外人的情形，买受人得以排除强制执行的要件有四点：一是签订买卖合同，二是支付全部价款，三是实际占有财产，四是未经登记的过错不在于买受人。本案系代持股权引发的争议，并非买卖交易，不适用该条款，即使参照该条款的规定，王××将自有股份登记在詹志才名下的行为也不符合上述要件的第四项，即买受人对未经变更登记无过错。故本院对王××的该项主张不予支持。
摘要2：【裁判摘要３】超出申请再审期限增加申请再审事由不予审查——按照《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的规定，民事再审审查坚持事由审查的原则，王××在法律规定的申请再审期限内向本院申请再审所提出的事由仅为第二百条第六项，而其于2016年12月5日提出按照第十一项的事由申请再审，已经超过了六个月的再审申请期限，本院不应予以审查。
【裁判摘要４】执行异议之诉不能提起股权确权之诉——此外，王××提出的诉讼请求的第一项为请求确认其享有中汇公司10%的股权，本院认为，根据《公司法》的相关规定及《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第二十一条的规定，当事人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确认其股东资格的，应当以公司为被告，与案件争议股权有利害关系的人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而本案系执行异议之诉，中汇公司并非本案当事人，审理的法律关系亦非股权归属，在法律关系不同、诉讼当事人不同的情形下，二审法院仅在事实认定部分确认案涉10%股份的实际出资人，而未在判决主文中对该诉讼请求予以确认或驳回并无不当。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最高法民申5190号
【裁判摘要】上级审计机关有权撤销下级审计机关作出的审计结论，重新作出的审计结论可以作为工程结算依据——按照审计结果确定的价款作为工程价款结算的依据是圣奇公司与黔西县政府、黔西县交通局协商一致的结果，是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的表示，该约定合法有效，原判决予以认可并无不当。……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实施条例》第四十三条第一款赋予了上级审计机关对下级审计机关的审计业务依法进行监督的权力，第二款进一步规定下级审计机关作出的审计决定违反国家有关规定的，上级审计机关可以责成下级审计机关予以变更或者撤销，也可以直接作出变更或者撤销的决定；审计决定被撤销后需要重新作出审计决定的，上级审计机关可以责成下级审计机关在规定的期限内重新作出审计决定，也可以直接作出审计决定。本案中黔西县审计局出具《审计报告》后，其上级审计机关毕节市审计局以《审计报告》结果存在重大失实为由，撤销了该《审计报告》，后作出《专项审计调查报告》。因黔西县审计局的《审计报告》已被撤销，以该《审计报告》作为确定案涉工程价款的依据已无事实基础。在此情况下，原判决以毕节市审计局的《专项审计调查报告》作为确定案涉工程价款的依据，并无不当。……圣奇公司并未提供足以推翻上述事实认定的证据，圣奇公司提出毕节市审计局《专项审计调查报告》不能作为工程价款结算依据的主张不能成立。关于圣奇公司提出的应对工程造价重新鉴定的主张，由于圣奇公司与黔西县政府、黔西县交通局约定以审计决算作为工程价款结算的依据，本案中业已存在审计机关作出的审计结论，圣奇公司又未提供充分证据推翻作为定案依据的审计结论，其要求重新鉴定工程价款的主张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且一审法院曾向圣奇公司释明申请司法鉴定，但圣奇公司不同意申请鉴定。至于毕节市审计局《专项审计调查报告》是否有合法依据、是否存在程序违法，不属于民事诉讼应当审理的范围。
摘要2：【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最高法民终912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最高法民申4671号
【裁判摘要】提供的委托代理合同及发票（未提供支付凭证）能够证明律师费发生，无需提供其他支付凭证——《流动资金借款合同》约定，借款人承诺承担本合同项下有关费用的支出，包括但不限于用于公证、鉴定、评估、登记、拍卖、律师服务等事项的费用。枣阳农商行提供的委托代理合同及发票，证明枣阳农商行为实现合同目的通过诉讼程序解决纠纷发生的合理费用，符合借款合同约定。昊天公司申请再审认为原审判决关于律师费的事实认定错误的理由不能成立。
摘要2：
摘要1：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民二庭关于当前商事审判中需要注意的几个法律问题（2015年）
【目录】（一）关于企业间借贷的问题；1、关于借款合同效力。；2、关于利息保护的标准及偿还顺序。；（二）关于涉及循环买卖的买卖合同纠纷案件；1、关于合同性质的认定；2、关于举证责任的分配及事实认定；3、关于是否应当追加交易环节的各方当事人；4、关于买卖合同能否继续履行的问题；（三）关于涉保理的合同纠纷；1、关于案由；2、关于法律适用；3、有追索权保理合同的诉讼主体；（四）关于请求解除合同的纠纷；1、关于法定解除的情形；2、关于支持当事人诉请合同解除的判决主文；3、关于解除时间的确定
摘要2：
摘要1：【案号】重庆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渝02民终457号
【裁判摘要１】李××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确认中南石油公司于2016年1月20日作出的股东会决议不成立；2.诉讼费用由中南石油公司负担。．．．．．．关于本案法律适用问题，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四）》第二十七条的规定“本规定施行后尚未终审的案件，适用本规定；本规定施行前已经终审的案件，或者适用审判监督程序再审的案件，不适用本规定”，而本案是在该司法解释施行后才立案受理的，故本案应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四）》的相关规定。
【裁判摘要２】《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四）》第一条规定，公司股东、董事、监事等请求确认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董事会决议无效或者不成立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受理。本案中，李××作为中南石油公司的董事长和董事，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四）》施行后，依据前述规定向人民法院诉讼请求确认案涉股东会决议不成立，其主体适格。中南石油公司上诉主张李××已因案涉股东会决议的作出而被罢免，失去了中南石油公司董事长及董事的身份。对此，本院经审查认为，李××正是基于案涉股东会决议的作出侵犯其权利而提起诉讼，只有在案涉股东会决议成立的前提下，李××才不具备中南石油公司董事长及董事身份，因此，在本案生效民事判决作出前，李××仍然是中南石油公司的董事长及董事，且至今中南石油公司工商登记的法定代表人仍为李××。中南石油公司还上诉主张即使李××与案涉股东会决议的形成具有诉的利益而成为适格主体，李××亦仅能就涉及其利害关系的决议内容申请撤销，而不能请求确认整个股东会决议不成立。对此，本院审查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四）》第一条的规定针对的是整个股东会决议的内容，李××请求确认案涉股东会决议全部内容不成立符合法律规定。
摘要2：【裁判摘要３】关于除斥期间的问题。首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二条第二款仅规定，股东请求撤销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董事会决议，需自决议作出之日起60日内请求人民法院撤销。本案中，李××系诉讼请求确认案涉股东会决议不成立，对此，现行公司法及其司法解释对当事人请求确认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不成立是否受60日期限的限制并未作出明确规定。李××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四）》施行后，以自己的权利被侵犯为由，并在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期间内提起诉讼，其行为符合法律的规定。其次，李××诉讼请求确认案涉股东会决议不成立，其权利的行使并非属于形成权的范畴，因此亦不受法律规定的一般除斥期间的限制。
【裁判摘要４】《中南石油公司章程》第三十条规定，股东会会议对所议事项作出决议，须经代表全部表决权的股东通过。对修改公司章程、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以及公司合并、分立、解散或者变更公司形式作出决议，须经代表表决权的股东一致通过。中南石油公司持有70%股份份额的股东中石化公司既未参加案涉股东会会议，也未就决议事项行使表决权。因此，案涉股东会会议作出的决议并未经过全部表决权的股东通过。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四）》第五条的规定，案涉股东会会议的表决结果未达到公司法或者公司章程规定的通过比例的，该决议不成立。中南石油公司上诉主张案涉股东会会议召开前已发函告知中石化公司，并表明“逾期或者不到会视为放弃股东权利，全权授权富成兴公司行使股东权利”。对此，本院经审查认为，权利的放弃必须明示，中石化公司并未明确表示将股东表决权授与富成兴公司行使，事后中石化公司也未予追认。富成兴公司在召开股东会会议前是否发函告知中石化公司，不影响案涉股东会决议未经代表全部表决权的股东通过的事实认定。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民事判决书(2020)最高法知民终1926号
【裁判摘要】增加的诉讼请求与原诉讼请求不属于同一法律关系不属于可以合并审理的情形——人民法院对于原告增加的诉讼请求予以合并审理至少应满足如下要件：其一，该增加的诉讼请求在法庭辩论终结前提出；其二，该增加的诉讼请求可以与原诉讼请求合并审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三十二条规定：“在案件受理后，法庭辩论结束前，原告增加诉讼请求，被告提出反诉，第三人提出与本案有关的诉讼请求，可以合并审理的，人民法院应当合并审理。”基于此，人民法院对于原告增加的诉讼请求予以合并审理至少应满足如下要件：其一，该增加的诉讼请求在法庭辩论终结前提出；其二，该增加的诉讼请求可以与原诉讼请求合并审理。本案中，行知公司增加诉讼请求虽然在原审法庭辩论终结前提出，但根据该增加的诉讼请求内容，即“判令光辉公司、孙××立即停止生产、销售与行知公司相同、相似的产品，即停止侵害行知公司行知艺术学科统考平台、行知艺术素质模测与学习平台两款软件技术秘密的不正当竞争行为”可知，其争议内容属于侵害技术秘密法律关系，与本案争议的侵害计算机软件著作权法律关系不属于同一法律关系。故行知公司增加的诉讼请求与其在起诉状中提出的诉讼请求，不属于可以合并审理的情形。对于其主张的光辉公司侵害技术秘密的行为，行知公司可以另行起诉主张权利，原审法院亦予以告知。因此，原审法院对于行知公司该增加的诉讼请求不予准许，并不违反法定程序，亦不影响行知公司的诉讼权利，并无不当。．．．．．．此外，需要指出的是，鉴于行知公司的诉讼请求不能成立，虽然原审法院对行知公司变更第3项诉讼请求未予准许存有程序瑕疵，但对其实体权利并未产生不利影响，故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规定的严重违反法定程序，应当发回重审之情形。综上，本院在对上述瑕疵予以纠正的基础上，对原审判决予以维持。
摘要2：【摘要】根据《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第三条、第二十四条的规定，计算机软件程序包括源程序与目标程序，同一计算机软件程序的源程序和目标程序为同一作品。未经著作权人许可，复制或者部分复制著作权人的软件的，构成侵害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的行为。据此，计算机软件程序相同或者存在实质性相似是侵害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的构成要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关于“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的规定，计算机软件著作权人应当对被诉侵权软件与其主张保护的权利软件构成“相同或实质性相似”负有举证责任。故权利人应当至少提交初步证据证明被诉侵权软件与权利软件整体上高度近似，具有侵权的较大可能性，例如被诉侵权软件与权利软件在运行界面、运行结果、采用的数据结构等可视化内容方面存在实质相似，或者存在相同的权利管理信息、相同的特征性缺陷等情形。．．．．．．然而，根据前文所述，在行知公司提交的现有证据不能证明被诉侵权软件与其权利软件相比，在整体上构成实质性相似的情况下，本案并无源代码比对的必要，原审法院基于查明事实的需要进行的源代码比对，虽存有瑕疵，但并不影响本案的事实认定，其判决结果正确。
【注解】法院对于原告增加的诉讼请求予以合并审理至少应满足如下要件：（１）该增加的诉讼请求在法庭辩论终结前提出；（２）该增加的诉讼请求可以与原诉讼请求合并审理。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最高法民申168号
【裁判摘要】本案中，陈××、章××、邱××于2010年3月29日签订的《星泰公司合股投资补充协议》载明：“根据目前投资现状，经三股东协商一致同意，以投产时间为准对投资比例进行调整，以签字为准”，该补充协议是经星泰公司全体股东一致表示同意的书面文件，可以认定星泰公司就股东之间出资比例进行调整形成了决议，但该补充协议的内容仅是拟对投资比例进行调整的约定，并不包括公司注册资本数额应当如何调整的事项。．．．．．．一审判决根据该补充协议以星泰公司股东的实际出资数额为依据认定各该股东的股权比例，混淆了股东的认缴出资与实际缴纳出资之间的关系，系司法权对公司自治事项的僭越，其判决结果明显不当。二审判决以该补充协议约定的内容有待各方进一步协商确定、不能据此以实际出资额来调整股东认缴出资为依据，对一审判决予以纠正，事实和法律依据充分，本院予以确认。因本案并非星泰公司或其股东所提起的缴纳出资诉讼，陈××在本案中主张的向星泰公司实际出资2631576.46元的数额是否真实，本无加以审理、认定的必要，二审判决将该节事实纳入本案的审理范围不当，但这一瑕疵并不影响二审判决结果的公正性。
摘要2：邱某某等与陈某某等股东出资纠纷上诉案
【案号】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赣民终307号
【摘要】二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五条、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二条之规定，认定股东出资额及出资比例的依据是公司章程、公司签发给股东的出资证明书或者是置备的股东名册。星泰公司既没有给股东签发出资证明书，也没有置备股东名册，那么公司章程就成为认定股东出资及出资比例的依据。本案中，星泰公司各股东在订立了公司章程之后，又于2010年3月29日签订了《星泰公司合股投资补充协议》，欲调整星泰公司章程中确定的各股东投资比例。．．．．．．本院认为，该份补充协议约定简单、模糊，仅有调整的意思表示而无具体调整办法，其约定的主要内容有待于各方进一步协商确定，不能据此以实际垫资来调整股东认缴出资。．．．．．．本院在星泰公司各股东就出资及出资比例没有达成新的协议或者公司清算程序之前对星泰公司各股东的出资及出资比例均不予认定。星泰公司各股东应缴出资及股份比例仍应当根据星泰公司的公司章程予以确定。一审法院没有分析股东出资的特定性，及公司账册与股东个人账目的混同，而仅根据鉴定意见，将各股东在公司经营中垫付的资金不作区分地笼统认定为股东出资，据此确定各股东的出资比例，属事实认定不当，应当予以纠正。
【解读１】陈××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确认陈××在星泰公司出资2631576.46元，占星泰公司66.54%股份；邱××、习××出资20万元，占星泰公司5.06%股份；章××出资1123264.4元，占星泰公司28.4%股份。
【解读２】一审判决：一、确认陈××为星泰公司出资2631576.46元，占星泰公司59.07%股份；确认邱××、被告习××为星泰公司出资790000元，占星泰公司17.74%股份；确认章××为星泰公司出资1033264.4元，占星泰公司23.19%股份；二、驳回陈××其他诉讼请求。
【解读３】二审判决：一、撤销江西省新余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赣05民初13号民事判决；二、驳回陈××的诉讼请求。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最高法知民终2号
【裁判摘要】本案属于原审法院“应保全而未保全”的情形。原审法院以“缺乏被诉侵权事实有关证据”为由而驳回中隧桥公司的诉讼请求，但缺乏被诉侵权事实有关的证据恰恰是因为原审法院未予及时保全所致，故在本案仍具备查明相关侵权事实条件的情形下，应当由原审法院重审本案，在进一步查明相关侵权事实的基础上准确作出侵权与否的判断。如此，既给予专利权人充分救济的机会，又保障了双方当事人的审级利益，实现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的统一。……综上所述，原审法院未准确适用证据保全的相关法律规定，应采取保全措施而未采取，导致本案基本事实认定不清，原审判决应予撤销，并由原审法院重新审理。
摘要2：【裁判观点】
1.证据保全是补强当事人举证能力、推动查明案件事实的重要手段。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审查证据保全申请，对于满足法律规定的申请，应予支持，通过及时采取恰当的保全措施，切实减轻当事人的证明负担。
2.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八十一条第一款的规定，人民法院依申请进行证据保全适用于证据可能灭失或者以后难以取得的情形。由于侵权行为的复杂性，尤其是在侵权行为通常较为隐蔽的知识产权领域中，人民法院在衡量个案情形是否符合法律关于依申请证据保全的条件时，应当基于申请人提交的初步证据和在案事实，充分运用日常生活经验和逻辑推理，在全面审查申请保全所依据的初步证据与待证事实之间的关联性、证据保全的必要性和可行性等因素的基础上，对是否准许证据保全申请作出综合判断。审判实践中，证据保全是否存在必要性，一般需要审查以下几个方面：申请保全的证据是否与案件事实存在关联性，并具有较强证明力；申请保全的证据是否存在灭失或者以后难以取得的紧迫性；申请人是否穷尽了合理合法的取证手段仍不能取得相关证据。
3.在适用证据保全时还需注意以下问题：证据保全属于在特定案情下对当事人举证能力的补强，而不是替代、免除、转移当事人的举证义务和责任；采取证据保全措施时应当注意比例原则，充分考虑证据保全措施对利害关系人的影响，必要时可要求申请人提供担保；证据保全的范围应当以当事人的申请为基础，以查明案件事实的需要为限。
摘要1：【案号】吉林省吉林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裁定书(2016)吉02刑终282号
【裁判摘要】挪用本单位资金借贷给他人构成挪用资金罪的，要求挪用人以“个人名义”实施出借行为；以“单位名义”将本单位资金借贷给其他单位且未谋取个人利益的，不构成挪用资金罪——根据刑法第二百七十二条第一款之规定，归个人使用和借贷给他人是挪用资金罪的二种表现形式。《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如何理解刑法第二百七十二条规定的“挪用本单位资金归个人使用或者借贷给他人”问题的批复》对挪用本单位资金借贷给他人的情形作具体解释。结合本案事实，认定张某甲将所挪用的资金借给其亲友之行为是否构成挪用资金罪，需判断是否属于以个人名义出借。借条载明出借人为毡制品厂之内容虽不是判断以个人名义与否的唯一标准，但可作为确认债权债务主体的重要依据，并综合考虑借款均出自毡制品厂相关管理人员之处，借款人系向相关管理人员出具借条，有多名管理人员知悉借款一事，没有秘密进行，并履行一定的手续，借条留存于毡制品厂财务部门或在财务部门有记载，另考虑张某甲对毡制品厂享有数十万元的债权及毡制品厂财务管理混乱等情况，不宜认定张某甲以个人名义出借。
摘要2：
摘要1：【案号】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鲁01民终657号
【裁判摘要１】一审法院认为：×××公司提交的员工手册上虽无刘某签字，但刘某在×××公司法定代表人连续告知刘某其旷工天数及公司规定旷工3日即可解除劳动关系，并要求其规范自己行为的情况下，仍然持续旷工长达21天之久，违反了最基本的劳动纪律。在此情况下，×××公司与刘某解除劳动合同关系的行为未违反法律规定，刘某要求×××公司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的请求，不予支持。
【裁判摘要２】二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三条第二款规定，劳动者应当完成劳动任务，提高职业技能，执行劳动安全卫生规程，遵守劳动纪律和职业道德。一审法院根据刘某在×××公司法定代表人连续告知刘某其旷工天数及公司规定旷工3日即可解除劳动关系，并要求其规范自己行为的情况下，仍然持续旷工长达21天之久的事实，认定刘某违反了最基本的劳动纪律，一审判决驳回刘某要求×××公司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的请求，符合实际，本院予以维持。
摘要2：【注解】员工手册上虽无员工签字，但公司联系告知员工旷工天数及可解除劳动关系情况下员工仍然持续旷工，违反了最基本的劳动纪律，公司可以解除劳动合同。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9)最高法行申9767号
【裁判摘要】违法行为持续存在的情况下行政处罚时效从终了之日起计算——首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违反行政管理秩序的行为，依法应当给予行政处罚的，行政机关必须查明事实；违法事实不清的，不得给予行政处罚。本案中，北海养殖场2010年8月的违法行为包括围海和填海两部分，旅海执处罚〔2010〕008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仅对围海行为进行了处罚，对填海行为未进行处罚，对填海面积及上述围海、填海行为是否占用他人海域或公共海域亦未进行测量和认定。002号处罚决定的作出依据为大连宇翔测绘有限公司于2017年1月25日出具的《旅顺北海工厂化海水鱼养殖场在北海海域违规填海测量技术报告》，其测量结果数据包括北海养殖场2010年8月围海、填海的面积，且北海养殖场海域内有历史遗留原防波堤，而002号处罚决定对于这些情形均未进行扣减或修正，故002号处罚决定对于违法事实认定不清，应予以撤销。其次，因北海养殖场的案涉违法行为从2010年开始持续存在，故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二十九条第二款“前款规定的期限，从违法行为发生之日起计算；违法行为有连续或者继续状态的，从行为终了之日起计算"之规定。一、二审法院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二十九条第一款之规定，认定002号处罚决定超过两年处罚期限属于适用法律错误，本院予以纠正。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最高法民申5790号
【裁判摘要】房屋买受人在购买商品房没有办理竣工验收手续情形下接收房屋，不能否定其在法院查封前房屋已实际占有的事实——关于是否在查封之前已合法占有的问题。本案中，二审法院根据查明的卷帘门收款收据以及证人证言等在案证据，以及包××确认在查封前已实际向购房者交付了钥匙的事实，认定宏昊公司于司法查封之前已将案涉房屋钥匙正式交付曲××，曲××采取了安装卷帘门进行简单装修及张贴出租信息等行为表明占有，并据此认定曲××在查封前对案涉房屋已实施了有效控制，有事实依据。合同法及相关法律法规均明确规定，建设工程竣工经验收合格后，方可交付使用，未经验收或者验收不合格的，不得交付使用。竣工验收依法应是商品房交付使用的前提条件。宏昊公司在案涉房屋所在工程竣工验收前向购房人交付房屋钥匙，不符合法律规定。作为房屋买受人的曲××，在购买的商品房没有办理竣工验收手续的情形下接收房屋，对之后可能产生的质量责任及使用风险依法可能处于不利的法律地位，但不能据此否定在法院查封前房屋出售方已向曲××交付了房屋钥匙、曲××已实际占有案涉房屋的事实，不足以因此认定占有案涉房屋不符合《执行异议和复议规定》第二十八条第二项规定。首钢公司提出的曲××在起诉状中所述“2012年7月6日交付”及案涉《小区住宅安置单》中明确注明“2012年9月1日之后到物业办理正式入住手续”等事实，均无法反驳二审基于审查采信的证据形成的证据链对曲××实际占有房屋时间的事实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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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最高法公布十大创新性知识产权案例之八：李某某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评审委员会、三亚市海棠湾管理委员会商标争议行政纠纷申请再审案（最高人民法院（2013）知行字第41号行政裁定书）
【裁判摘要】根据商标法第四十一条第一款的规定，已经注册的商标是以欺骗手段或者其他不正当手段取得注册的，其他单位或者个人可以请求商标评审委员会裁定撤销。审查判断诉争商标是否属于该条款规定的“以其他不正当手段取得注册”的情形，要考虑其是否属于欺骗手段以外的扰乱商标注册秩序、损害公共利益、不正当占用公共资源或者以其他方式谋取不正当利益的手段。商标法第四条规定，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其生产、制造、加工、拣选或者经销的商品、或者其提供的服务，需要取得商标专用权的，应当向商标局申请商标注册。从该条规定的精神来看，民事主体申请注册商标，应该有使用的真实意图，以满足自己的商标使用需求为目的，其申请注册商标的行为应具有合理性或正当性。根据商标评审委员会及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在李××申请注册争议商标之前，“海棠湾”标志经过海南省相关政府机构的宣传推广，已经成为公众知晓的三亚市旅游度假区的地名和政府规划的大型综合开发项目的名称，其含义和指向明确；李××自己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承认是在看到报纸报道香港著名企业家将参与开发海棠湾的消息后，认为该标志会非常知名、作为商标会具有较高的价值，因而才将它申请注册为商标的；李××作为个人，不仅在第36类的不动产出租、不动产管理、住所（公寓）等服务上注册了本案的争议商标，还在其他商品或服务类别上申请注册了“海棠湾”商标。此外，李××在多个类别的商品或服务上还注册了“香水湾”、“椰林湾”等30余件商标，其中不少与公众知晓的海南岛的地名、景点名称有关。李××利用政府部门宣传推广海棠湾休闲度假区及其开发项目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力，抢先申请注册多个“海棠湾”商标的行为，以及没有合理理由大量注册囤积其他商标的行为，并无真实使用意图，不具备注册商标应有的正当性，属于不正当占用公共资源、扰乱商标注册秩序的情形。商标评审委员会及二审法院综合考虑本案的事实，认定争议商标注册属于商标法第四十一条第一款规定的以“不正当手段取得注册”的情形，裁判撤销该争议商标，相关事实的认定及法律适用并无不当。
摘要2：李某某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评审委员会商标争议行政纠纷再审案
【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3)知行字第41号
【解读】从商标法第４条的规定精神看，民事主体申请注册商标应该有使用的真实意图，以满足自己的商标使用需求为目的，其申请注册商标行为应具有合理性或正当性。利用政府部门宣传推广及开发项目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力，抢先申请注册项目所涉地名商标，没有合理理由大量注册囤积其他商标的行为，并无真实使用意图，不具备注册商标应有的正当性，属于不正当占用公共资源、扰乱商标注册秩序的情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