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期： 03-16 23:01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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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裁判摘要】（１）违约方享有根据《民法典》第580条第2款规定的合同解除请求权；（２）以主张解除合同一方当事人的起诉状副本送达对方的时间作为合同解除的时间——首先，豪特曼公司未支付第二期合同款项的行为构成违约。……其次，豪特曼公司享有向人民法院请求解除合同的权利。《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十一条规定：“民法典施行前成立的合同，当事人一方不履行非金钱债务或者履行非金钱债务不符合约定，对方可以请求履行，但是有民法典第五百八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项、第三项除外情形之一，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当事人请求终止合同权利义务关系的，适用民法典第五百八十条第二款的规定。”民法典第五百八十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非金钱债务或者履行非金钱债务不符合约定的，对方可以请求履行，但是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除外：(一)法律上或者事实上不能履行；(二)债务的标的不适于强制履行或者履行费用过高；(三)债权人在合理期限内未请求履行。”民法典第五百八十条第二款规定：“有前款规定的除外情形之一，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的，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可以根据当事人的请求终止合同权利义务关系，但是不影响违约责任的承担。”本案中，因联公司与豪特曼公司于2019年1月21日签订涉案合同，合同成立在民法典施行前。其一，豪特曼公司履行的并非只是金钱债务。……其二，涉案合同标的不适于强制履行。……上述因素均构成导致合同目的不能实现的合理理由。基于此，根据上述司法解释的特别规定，关于合同能否解除的问题，本案应适用民法典的相关规定。根据民法典第五百八十条第二款的规定，并结合前述事实，豪特曼公司有权向人民法院请求解除涉案合同。再次，涉案合同自豪特曼公司原审反诉起诉状副本送达因联公司之日解除。根据民法典第五百八十条第二款的规定，豪特曼公司享有的是合同解除请求权，该请求权仅仅是一种程序法上的权利，而非实体法上的合同解除权，最终能否实现解除合同的实体效果，取决于司法机关依据整体案件事实的裁判。……从合同实际履约情况看，虽然豪特曼公司因未支付第二期合同款项构成违约，但豪特曼公司不存在通过违约来损害对方合法权益的目的，即不存在恶意违约的情形。同时，因联公司迟延交付未让豪特曼公司满意的UI设计，也表明其存在合同履行瑕疵。……豪特曼公司向因联公司寄送律师函复函，要求终止双方的合同，
摘要2：（续）并在原审反诉中主张解除涉案合同，豪特曼公司对于解除合同的意愿已经表达得非常明确，如前文分析，因涉案合同的履行有赖于豪特曼公司的积极配合，此时双方已处于合同僵局状态。综上，本院认为，综合考虑合同双方实际履约情况，为了使双方尽快从目的不能实现的合同关系中解脱出来，基于诚信和公平原则，原审法院根据豪特曼公司的请求，判决解除涉案合同并无不当，本院予以支持。关于合同解除的时间，本院认为，本案属于人民法院依照民法典第五百八十条第二款，根据当事人的请求而解除合同的情形，故应依照民法典第五百六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以主张解除合同一方当事人的起诉状副本送达对方的时间作为合同解除的时间。本案中，豪特曼公司在原审反诉中提出解除涉案合同，反诉起诉状副本于2020年3月24日送达因联公司，故涉案合同自该日起解除。原审判决涉案合同于2019年10月11日，即豪特曼公司的解除合同通知送达因联公司时解除，应予以纠正。
- 日期： 04-07 15:06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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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裁判摘要１】合同实际当事人认定——实华公司又与本钢三建公司作为发包人，与四冶建设公司、金泰建筑公司作为承包人签订“四方协议”，约定由四冶建设公司和金泰建筑公司作为承包人进行施工，本钢三建公司、实华公司支付相应工程款。“四方协议”实质上是实华公司将其承包的工程再次进行转包的约定。“四方协议”尽管加盖了四冶建设公司的公章，但没有其法定代表人或者授权代理人的签名。从缔约情况看，是王××以四冶建设公司的名义签订合同，四冶建设公司称其不是合同当事人，案涉协议与其无关；从合同实际履行情况看，实际享有相应权利及履行相应义务的也是王××，其他合同当事人对此不持异议，因此可以认为王×是“四方协议”的实际当事人。
【裁判摘要】实际施工人是否有权要求直接与发包人进行结算？｜（１）实际施工人尽管可以直接向发包人主张权利，但发包人仅与转包人或者违法分包人进行结算，并不直接与实际施工人进行结算；（２）在发包人与承包人之间就建设工程价款明确约定了结算方式的情况下，发包人仅在约定的范围内承担责任——原《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二)》(法释〔2018〕20号)第二十四条规定：“实际施工人以发包人为被告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应当追加转包人或者违法分包人为本案第三人，在查明发包人欠付转包人或者违法分包人建设工程价款的数额后，判决发包人在欠付建设工程价款范围内对实际施工人承担责任。”从该条的规定看，实际施工人尽管可以直接向发包人主张权利，但发包人仅与转包人或者违法分包人进行结算，并不直接与实际施工人进行结算。在发包人与承包人之间就建设工程价款明确约定了结算方式的情况下，发包人仅在约定的范围内承担责任。否则，如果允许实际施工人直接与发包人进行结算，在实际工程造价超出约定的情况下，会导致实际施工人实际获得的价款大于承包人依据约定从发包人处能够获得的价款，实质上是鼓励了违法分包和层层转包。本案中，依据冠隆公司与本钢三建公司有关采用固定单价方式计付工程款的约定，冠隆公司主张依据辽阳华阳工程造价咨询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已完工程施工产值报告》认定案涉工程款有合同依据。根据该报告，张×实际施工部分对应的价款为45185293.36元，扣除冠隆公司实际支付的35034300元，其应付的工程款为10150993.36元。
摘要2：
- 日期： 05-08 07:53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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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裁判摘要】签字主体和履行主体不一致时如何确定合同主体？｜对民事合同主体的审查，不能仅仅依据载明的签字人，特别是签字人具有多重身份时，还要结合合同内容及履行情况来判断——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是：案涉《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书》的合同主体是否为中伟基公司与龙祥公司；龙祥公司是否具备原告主体资格。案涉《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书》首部列明：甲方，王××；乙方，于××；尾部只有王××、于××二人签字，未加盖公章。因此，中伟基公司主张签订案涉合同的是两位自然人，因均不具备房地产开发资质，案涉合同无效，龙祥公司不是合同当事人，无权向中伟基公司主张权利。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十三条第一款规定，民事诉讼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在民事诉讼过程中均应遵守。同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二条第一款规定，一方当事人在法庭审理中，或者在起诉状、答辩状、代理词等书面材料中，对于己不利的事实明确表示承认的，另一方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中伟基公司在本案原一审、再审的审理过程中，均认可其与龙祥公司系合作开发关系，在其举示的相关证据和再审申请书中，亦自认系两个公司之间合作开发案涉工程项目。并且，人民法院对民事合同主体的审查，不能仅仅依据载明的签字人，特别是签字人具有多重身份时，还要结合合同内容及履行情况来判断。王××、于××在签订案涉《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书》时，分别担任龙祥公司、中伟基公司法定代表人。从合同约定内容看，本项目以中伟基公司名义开发建设，由其对外签订并履行《建设工程承包合同》《建设工程监理合同》，以及有关建筑装饰材料、设施、设备的《买卖合同》等，并按照投资比例分享收益、负责项目方案设计、规划、房屋销售等事宜，均指向具有开发资质的公司法人。从合同实际履行看，中伟基公司实际取得案涉工程土地使用权、办理相关立项开发手续、与肇源县棚改单位签订委托开发合同、与肇源县祥生建设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签订《债券项目投资开发合同》、与龙祥公司签订《退股转让协议》。一审、二审法院认定《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书》中约定“乙方”的权利和责任，实际由中伟基公司承担并无不当，于××作为中伟基公司法定代表人签订的合同，所产生的法律后果应由中伟基公司承担。一审、二审法院认定案涉《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书》合同主体是龙祥公司与中伟基公司，双方系合作开发房地产法律关系，
摘要2：（续）因龙祥公司与中伟基公司均具有房地产开发资质，不违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国有土地使用权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五条的规定，案涉合同应当认定合法有效。龙祥公司以双方合作开发房地产法律关系提起本案诉讼，符合原告主体资格条件。中伟基公司以诉讼主体不适格为由主张驳回龙祥公司起诉，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 日期： 05-14 08:01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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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裁判摘要１】关于泰正集团公司对欠付工程款是否应当承担连带支付责任的问题。根据已经查明的事实，泰正集团公司在《授权委托书》中明确，其与喜福实业公司为案涉工程项目所有权的共有人，同时授权喜福实业公司代为与中建南方公司签订施工合同。可见，泰正集团公司对其作为《承包合同》的相对方是明知并认可的。喜福实业公司在《承包合同》上的盖章行为具有双重意义，不仅是对其自身作为案涉工程发包方地位的确认，同时亦代表泰正集团公司作出相应的意思表示。《承包合同》对泰正集团公司具有法律约束力。而且，2009年8月15日，泰正集团公司和喜福实业公司共同作为发包人与中建南方公司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虽然该合同仅作为喜福实业公司和泰正集团公司报建用，但能够进一步佐证泰正集团公司对其发包人身份的认可。从合同实际履行情况看，在案涉工程开工报告和竣工验收意见书上，泰正集团公司均作为建设单位盖章确认。在实际施工过程中，有多份往来函件上均盖有泰正集团公司印章。可见，泰正集团公司亦实际参与了《承包合同》的履行。一审判决仅以泰正集团公司未在《承包合同》上盖章为由，认定泰正集团公司对案涉工程欠款不承担连带支付责任，存在错误，本院予以纠正。
【裁判摘要２】超过诉讼时效期间行使抵销权无法律依据——逾期竣工违约金的权利行使与具体确定违约责任大小系两个层次的问题，喜福实业公司主张，在建设工程领域，双方进行工程结算时才对各自违约行为进行统计，确定违约责任，因而逾期竣工违约金的诉讼时效期间应从双方结算之日起算。该主张无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一条的规定，债务相互抵销是合同权利义务终止的情形，与债务已经按照约定履行具有相同效力。诉讼时效届满的，义务人可以提出不履行义务的抗辩，当然也可以提出不同意抵销的抗辩，喜福实业公司主张即使反诉超过了诉讼时效期间，其也可以直接行使抵销权，无法律依据。
摘要2：【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最高法民申6193号
【摘要】原审已经查明，泰正公司在《授权委托书》中明确，其与喜福公司为涉案工程项目所有权的共有人、授权喜福公司代为与中建公司签订施工合同，对授权委托书签发之前受委托人以喜福公司名义与中建公司所为之一切民事行为法律效力予以认可。泰正公司和喜福公司共同作为发包人与中建公司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并在施工过程中的多份往来函件上盖章，涉案工程竣工验收意见书载明：“建设单位：重庆泰正（集团）有限公司、重庆喜福置业有限公司"。泰正公司申请再审主张其现不是涉案工程的所有人或共有人，并非合同相对方，不应承担连带责任，但不否认其曾系涉案工程共有人。原审依据查明事实，认定泰正公司实际参与了《承包合同》的履行、《承包合同》对泰正公司具有法律约束力不缺乏证据证明，适用法律亦无不当。
- 日期： 10-14 07:32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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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裁判摘要１】实际施工人有权请求支付工程款——中铁十二局中标该工程后，将工程肢解并部分转包给翔龙公司，双方于2014年6月5日签订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该合同履行中，翔龙公司将2号楼、部分地下室工程分包给案外人陈××、谯××施工，双方于2014年6月18日签订了《工程分包协议》；将3号楼、会所工程以劳务分包形式转包给案外人陈××、伍××施工，双方于2015年5月18日签订了《劳务合同》。案涉工程于2015年12月竣工验收，质量合格，并于2016年实际交付。建设工程的实际施工人指的是转包和违法分包的承包人，不限于个人，还包括法人及非法人组织。翔龙公司系2014年6月5日《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中的承包人，组织实施了案涉2号楼、3号楼、会所及部分地下室工程的施工，所涉工程款亦由中铁十二局转入翔龙公司账户内，应认定翔龙公司为本案实际施工人。尽管青藏铁路公司、中铁十二局、翔龙公司三方均主张2014年6月5日《建设工程施工合同》违反了法律、行政法规关于禁止违法转包、肢解分包的规定，当属无效，并获得了一审法院的支持，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条关于“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但建设工程经竣工验收合格，承包人请求参照合同约定支付工程价款的，应予支持”之规定，翔龙公司有权请求支付工程款。中铁十二局、青藏铁路公司关于翔龙公司非案涉工程实际施工人，故不具备本案原告主体资格，亦无权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六条规定请求青藏铁路公司在欠付工程价款范围内承担责任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裁判摘要２】关于应否扣减税金4386497.45元的问题｜中铁十二局上诉主张，双方约定的合同金额128636288.8元中有3.41%的税金共计4386497.45元，应由翔龙公司承担并在其工程款中扣除。本院认为，根据中铁十二局与翔龙公司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合同实行固定总价，该总价中包含了人工、材料、机械及承包方管理费、利润、税金等与合同施工相关的所有费用。尽管该《建设工程施工合同》被依法认定为无效，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条规定，翔龙公司有权在承包工程竣工验收合格后请求参照合同约定支付工程价款。因双方约定的合同价款为含税价，
摘要2：（续）并未约定税金由中铁十二局代扣代缴，中铁十二局亦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实际代翔龙公司缴纳了税款，其上诉请求在翔龙公司的工程款中扣减税金，事实和法律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１】一审法院认为：关于翔龙公司作为原告是否适格｜中铁十二局认为，翔龙公司并非实际施工人，其从中铁十二局承包案涉工程后，并非自己组织人员、机械施工，而是将案涉工程肢解以后全部转包、分包给第三人施工，从中收取“管理费”而已，并未实际参与工程施工建设，因而其并不具备主张工程款的原告主体资格。对此，一审法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六条规定：“实际施工人以转包人、违法分包人为被告起诉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实际施工人以发包人为被告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可以追加转包人或者违法分包人为本案当事人。发包人只在欠付工程价款范围内对实际施工人承担责任。”该规定是针对保护实际施工人利益的特殊规定。一审法院认为，翔龙公司与中铁十二局签订案涉《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翔龙公司为承包人，其系该合同的相对人，且在案涉合同履行过程中，中铁十二局拨付工程款亦是转入翔龙公司账户内。故从合同相对性角度，一审法院认定翔龙公司具有原告主体资格，中铁十二局及青藏铁路公司关于翔龙公司不具原告起诉资格的理由不能成立。
【摘要２】一审法院认为：关于青藏铁路公司是否为本案适格被告及该公司是否应在欠付工程价款范围内对翔龙公司承担支付工程尾款的补充连带责任｜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六条第二款之规定，实际施工人以发包人为被告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可以追加转包人或者违法分包人为本案当事人。发包人只在欠付工程价款范围内对实际施工人承担责任。依据前述规定，青藏铁路公司关于其非本案适格被告的抗辩不能成立，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另，青藏铁路公司作为发包人，在案涉工程项目管理中，对承包人中铁十二局转包或违法分包行为疏于监管，主观上存在过错。根据前述司法解释之规定，青藏铁路公司应在欠付中铁十二局工程价款范围内对翔龙公司承担责任。
摘要1：解读：转包、违法分包行政责任规定包括《建筑法》第６７条、《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第６２条、《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关于印发建筑工程施工发包与承包违法行为认定查处管理办法的通知》第１５条等规定。
摘要2：【注解】违反发包、转包、违法分包、挂靠等违法行为的行政处罚追溯期限如何起算？｜根据《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关于印发建筑工程施工发包与承包违法行为认定查处管理办法的通知》第１６条规定“对于违法发包、转包、违法分包、挂靠等违法行为的行政处罚追溯期限，应当按照法工办发〔2017〕223号文件的规定，从存在违法发包、转包、违法分包、挂靠的建筑工程竣工验收之日起计算；合同工程量未全部完成而解除或终止履行合同的，自合同解除或终止之日起计算。”——（１）从竣工验收之日起算：从存在违法发包、转包、违法分包、挂靠的建筑工程竣工验收之日起计算；（２）从合同解除或者终止之日起算：合同工程量未全部完成而解除或终止履行合同的，自合同解除或终止之日起计算。
- 日期： 11-10 08:46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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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裁判摘要１】债权人向保证人主张权利未限定必须以破产程序终结为前置程序和前提条件——关于奔驰金融公司能否在鑫佳鼎公司的破产程序终结前向施丽晒主张权利。2017年8月1日，鑫佳鼎公司经泉港区人民法院裁定终止破产重整程序,目前正在重整计划的执行阶段,破产重整计划的执行可能产生按计划执行完毕、因债务人不能执行或者不执行重整计划,人民法院经管理人或者利害关系人请求,裁定终止重整计划的执行,并宣告债务人破产的法律后果。因此,破产重整程序的终止只是破产程序的一个阶段,鑫佳鼎公司的破产程序尚未终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九十二条第三款的规定,债权人对债务人的保证人和其他连带债务人所享有的权利,不受重整计划的影响。鑫佳鼎公司由法院裁定破产重整,奔驰金融公司的债权将按重整计划确定的分配方案受偿,在法定期限内奔驰金融公司依法可以就其未受完全清偿的债权部分向保证人主张权利。《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四条规定，“保证期间，人民法院受理债务人破产案件的，债权人既可以向人民法院申报债权，也可以向保证人主张权利。债权人申报债权后在破产程序中未受清偿的部分,保证人仍应当承担保证责任。债权人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应当在破产程序终结后六个月内提出。”该规定旨在基于破产程序给债权人向保证人主张并实现债权带来的客观困难，给予债权人特别保护，对债权人就未受清偿部分向保证人主张权利时保证期间进行特殊规定，通过对该期间的延长来弥补、保障债权人的利益。该规定并未限定债权人向保证人主张权利必须以破产程序终结为前置程序和前提条件。因此，施××辩称奔驰金融公司在鑫佳鼎公司破产程序终结前不能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意见，没有法律依据，不予采纳。
【裁判摘要２】债权人可以在破产程序终结后６个月内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而不受原约定保证期间限制——本案的保证期间如何确定，奔驰金融公司的主张是否超过诉讼时效案涉汽车贷款抵押合同中对保证期间的约定为“自保证人签章之日起至被担保债权诉讼时效届满之日起2年止”。首先，该条款对保证期间起算时间的约定有歧义，从文义上看无法明确起算时间究竟是签章之日或是被担保债权诉讼时效届满之日；其次，诉讼时效期间，是指权利人请求人民法院保护其民事权利的法定期间，该期间具有可变性，可以依法中止、中断和延长，因此对保证期间届满时间的约定亦不明确。
摘要2：（续）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二条第二款的规定，本案对施××的保证期间应视为约定不明,保证期间应为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二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四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本案债权在破产申请受理时视为到期，本案主债务的履行期限届满之日为2016年8月5日。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四条第二款的规定，债权人仍可在“破产程序终结后六个月内”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结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对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就如何适用《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四条请示的答复([2003]民二他字第49号)，该规定系出于破产期间债权人行使权利的不便而对债权人的一种特殊保护，是针对债务人破产情形下，关于保证期间的特殊规定。因此，奔驰金融公司可以在鑫佳鼎公司破产程序终结后六个月内要求施××承担保证责任，奔驰金融公司的主张也并未超过诉讼时效。
【裁判摘要３】债权人主张保证责任利息仅应计算至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之日前——保证合同系从合同，保证之债具有从属性,从债务不应超出主债务的范围,故在主债务停止计息的情况下,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范围也不应包含额外的利息。奔驰金融公司请求施××对鑫佳鼎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于法有据,但主债权的利息仅应计算至人民法院受理鑫佳鼎公司破产申请之日前。对奔驰金融公司要求施××承担鑫佳鼎公司破产案件受理日至还清日止期间逾期利息的请求,不予支持。
【解读】判决如下:一、被告施××应于本判决生效且债务人福建省×××轻工实业有限公司破产程序终结后十日内，对原告享有的债权金额751499.15元在福建省×××轻工实业有限公司破产程序中未受清偿的部分承担连带偿还责任；二、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
- 日期： 12-16 07:16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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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裁判摘要１】加价款约定属于价格条款——关于加价问题，各方在案涉买卖合同第一条中明确约定，定价原则为供需双方根据付款期限长短适时调整单价，需方充分了解并同意本合同定价原则是基于供方的采购成本、资金成本、管理成本、合理利润以及因需方逾期付款给供方造成的损失和风险所确定的。并约定，建工集团、华之宝公司在货物签收后10日内付款的以现款价结算该批货物，若欠款，路桥公司则有权根据付款期限长短适时调整单价。根据合同文义解释，涉案钢材的价格不是固定价格而是浮动价格，根据付款之日与送货之日的时差确定钢材的结算价格，可见上述加价款约定并不具有违约惩罚或赔偿的性质。且上述加价款约定为独立条款，而对违约金问题案涉买卖合同第六条违约责任另有约定。另从合同实际履行情况看，建工集团、华之宝公司在合同中载明的销售结算单确认人赵×签字的《销售结算单》可以看出，在之前实际结算过程中，对需方超过10天支付的货款，各方系按照合同约定的加价方式进行结算，并根据《钢材购销合同》第一条第四项的约定同时抵扣钢材款和加价款，其履行行为与合同约定一致。因此，一审判决关于加价款约定属于价格条款的认定并无不当。对建工集团、华之宝公司主张加价款过高应予调整的抗辩意见不予采纳，符合我国法律规定。
摘要2：【裁判摘要２】未提起上诉的当事人提出的二审新增律师费请求独立于一审诉讼请求，是增加的诉讼请求，不应在本案处理，二审不予审查——关于路桥公司要求建工集团、华之宝公司承担其支付的二审律师费，是否应予支持问题。二审中，路桥公司提交《代理合同》、《厦门增值税专用发票》和《兴业银行汇款回单(往账)》等证据，用以证明其支付了本案二审律师费91500元。根据案涉《钢材购销合同》第九条第二项的约定，路桥公司主张该律师费在本案处理，应由建工集团、华之宝公司和陈庆荣连带承担。对此，建工集团、华之宝公司抗辩路桥公司在一审中未提出由其承担二审律师费的诉讼请求，且路桥公司未提起上诉，路桥公司无权要求其承担二审律师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但一审判决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除外。”第三百二十八条规定：“在第二审程序中，原审原告增加独立的诉讼请求或者原审被告提出反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当事人自愿的原则就新增加的诉讼请求或者反诉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告知当事人另行起诉。双方当事人同意由第二审人民法院一并审理的，第二审人民法院可以一并裁判。”本案中，路桥公司未提起上诉，其提出的二审新增律师费请求独立于一审诉讼请求，是增加的诉讼请求，因建工集团、华之宝公司抗辩不应在本案处理，根据上述司法解释规定，本院不予审查。
- 日期： 12-17 09:09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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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裁判摘要】（１）“独家授权”未明确约定许可方式为独占许可还是排他许可，应当结合合同所使用的词句、合同上下文中的其它条款、合同签订的目的等方面对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进行整体考量，并综合考虑双方的交易习惯及公平、诚实信用原则；（２）“独家”通常具有仅此一家，别无他家之义，但仅从该条记载的文字内容尚不足以得出“独家”代表了排除权利人本人在内的含义——关于《授权合同》约定的许可方式“独家授权”是否为独占许可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五条规定：当事人对合同条款的理解有争议的，应当按照合同所使用的词句、合同的有关条款、合同的目的、交易习惯以及诚实信用原则，确定该条款的真实意思。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在合同内容约定不明时，对合同的解释应当坚持文义解释、整体解释、目的解释等原则。本案中，《授权合同》并未明确约定许可方式为独占许可还是排他许可，故应当结合合同所使用的词句、合同上下文中的其它条款、合同签订的目的等方面对双方当事人签订《授权合同》的真实意思表示进行整体考量，并综合考虑双方的交易习惯及公平、诚实信用原则。从合同本身所使用的词句来看，《授权合同》在第六条第1项中使用了“独家授权”一词，“独家”通常具有仅此一家，别无他家之义；但仅从该条记载的文字内容，尚不足以得出“独家”代表了排除权利人本人在内的含义，因此，需要进一步考察合同的其它条款内容。《授权合同》第六条第2项记载：许可方式：“买断式合作”，“买断”一词通常具有独占市场，不允许其他商家占领相同市场之义。从上述合同中关于许可方式的文字表述，可以确定，合同所要强调文义是，被授权方取得授权方的权利许可后，可以达到独占市场的效果。．．．．．．因此，将合同许可方式解释为独占许可并不影响其合同目的的实现。综上，从合同文本所使用词句的含义，同时结合合同上下文中的其它条款、合同签订的目的，并综合考量公平原则、诚实信用原则，涉案合同约定的授权许可方式“独家授权”应当为独占许可，即排除了世纪华恩公司对“CBeebies见面会/嘉年华”系列影视形象和系列商标、图像权利的使用。一审法院虽未就合同所指明的独家许可为独占许可的理由进行论述，但其结论正确，本院予以确认。
摘要2：
- 日期： 12-27 21:03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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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裁判摘要】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招投标中介合同无效——原判认定天勤公司与信雅达公司签订的《合作协议书》为居间合同并无不当，双方当事人对此亦无异议。从合同内容看，双方签订协议的目的是天勤公司使用其人脉等关系进行活动，在招标方××宝鸡第二发电厂与投标方信雅达公司之间建立联系，为信雅达公司在投标中获取优势，确保招投标双方签订承包合同，为此天勤公司履行合同后可获得一定的经济效益。天勤公司主张其已履行合同并要求依法判令信雅达公司支付咨询费等相关费用，但天勤公司未向法庭提交证明其已履行合同及为履行合同所花费的咨询服务劳务等相关费用的证据。同时，本案所涉宝鸡二电项目是××宝鸡第二发电厂以招投标方式进行发包、属于公开招标的项目。《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投标法》第五条规定：“招标投标活动应当遵循公开、公平、公正和诚实信用的原则。”第三十八条第二款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非法干预、影响评标的过程和结果。”《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投标法实施条例》第四十一条规定：“禁止招标人与投标人串通投标。”根据上述规定，公开招标过程中，除招投标正常程序外，并不允许招标人与投标人进行私下接触、串通等行为。天勤公司与信雅达公司签订的《合作协议书》中关于天勤公司向信雅达公司提供投标方××宝鸡第二发电厂2×600mw项目决策人信息、负责运作与该项目业主及决策方的关系，以确保中标等内容，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投标法》的相关规定不符，也与招投标活动应遵循的“公开、公平、公正”原则相悖，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
- 日期： 02-11 09:16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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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裁判摘要】实际出资人以其基于股份代持关系取得的股份主张排除强制执行不予支持——首先，从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之间的股份代持法律关系看，股份代持关系本质上是实际出资人和名义股东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从合同相对性原则出发，代持协议仅在实际出资人和名义股东之间发生债权请求权的效力，对合同当事人以外的第三人不产生效力。．．．．．．其次，从信赖利益保护角度看，法定事项一经登记，即产生公信力，登记事项被推定为真实、准确、有效，善意第三人基于对登记的信赖而实施的行为，受到法律保护，即使登记事项不真实、不准确，与第三人的信赖不符，善意第三人也可依照登记簿的记载主张权利。只要第三人的信赖合理，第三人的信赖利益就应当受到法律的优先保护。前述公司法第三十二条第三款的规定体现了在商事领域应遵循的外观主义原则。虽然一般而言，外观主义是为保护交易安全设置的例外规定，一般适用于因合理信赖权利外观或意思表示外观的交易行为，但这并不意味着对交易之外领域适用的绝对排除。尤其是在涉及强制执行程序中对名义权利人所代持的股份进行强制执行时，就更应当注意到申请执行人对于执行标的的信赖利益，并着眼于整个商事交易的安全与效率予以考量。一方面，执行债权人与被执行人发生交易行为时，本身也存在信赖利益的保护问题。因为执行债权人在与被执行人发生交易时，基于对被执行人的总体财产能力进行衡量后与之进行交易，被执行人未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进入执行程序后，被执行人名下的所有财产均是对外承担债务的一般责任财产与总体担保手段。另一方面，即使执行债权形成于股份登记信息公示之前，债权人不是基于股份登记信息与债务人进行交易，在执行阶段，仍存在债权人的信赖利益保护问题。由于法律规定明确否定了超标的查封，申请执行人为实现对某项特定财产的查封，必须放弃对其他财产的查封申请，如果对该查封信赖利益不予保护，不仅对申请执行人有失公允，同时也损害了司法执行机构的信赖利益。因此，在案涉股份的实际出资人与公示的名义股东不符的情况下，不应将善意第三人的保护范围仅限于就特定标的从事交易的第三人，将其扩张到名义股东的执行债权人，具有正当性与合理性。再次，从案涉股份未登记到实际权利人名下的原因看，公司法第一百二十九条规定，股份有限公司发起人的股份不能由他人记名。．．．．．．最后，从名义股东的债权人和实际出资人的权责与利益分配上衡量，
摘要2：（续）国家设立公司登记制度的原因在于公司的股东、经营状况等信息具有隐蔽性，公众无法知晓，将公司的必要信息通过登记的方式公之于众，有利于保护交易安全、降低交易成本。国家鼓励、引导公司以外的第三人通过登记信息了解公司股东情况和经营情况，对名义股东与实际出资人之间的代持关系，名义股东的债权人却难以知悉，属于其难以预见的风险，不能苛求其尽此查询义务，风险分担上应向保护债权人倾斜，制度以此运行则产生的社会成本更小。而实际出资人的权利享有相应的法律救济机制，即使名义股东代持的股份被法院强制执行，实际出资人依然可以依据其与名义股东之间的股份代持协议的约定，请求名义股东赔偿自己遭受的损失。从风险与利益一致性的角度看，实际出资人选择隐名，固有其商业利益考虑，既然通过代持关系，获得了这种利益，或其他在显名情况下不能或者无法获得的利益，则其也必须承担因为此种代持关系所带来的固有风险，承担因此可能出现的不利益。因此，由庹思伟承担因股份代持产生的相应风险和不利益，更为公平合理。此外，从法律制度的价值追求及司法政策的价值导向角度看，代持关系本身不是一种正常的持股关系，与公司登记制度、社会诚信体系等制度相背离，股东之间恣意创造权利外观，导致登记权利人和实际权利人不一致，在给实际出资人提供便利的同时，放任显名股东对外释放资产虚假繁荣信号，给公司的法律关系、登记信息带来混乱，增加社会的整体商业风险和成本，该风险和成本应当由实际出资人自行承担。．．．．．．综上，庹××就案涉股份不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
- 日期： 02-26 19:30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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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裁判摘要】从合同内容、价款比例可以认定，星光器材厂与亚洲电视城有限公司签订的《工矿产品购销合同》主要内容是演播室灯光设备买卖合同，安装调试工作仅为买卖合同附属义务，星光器材厂提供的现有证据无法证实该合同属于建设工程类合同。
摘要2：【案号】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京01民终1881号
- 日期： 04-22 06:41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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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解读：当事人一方未根据法律规定或者合同约定履行开具发票、提供证明文件等非主要债务——（１）对方请求解除合同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２）但是不履行该债务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或者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
【注解】一方违反从给付义务，对方享有合同解除权情形——（１）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法定解除权）；（２）当事人另有约定（约定解除权）。
摘要2：
- 日期： 05-04 15:00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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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裁判摘要】在经营性租赁合同中承租人的损失主要表现为寻找替代性租赁场所期间因不能正常经营而导致的损失——在经营性租赁合同中，承租人的损失主要表现为，寻找替代性租赁场所期间因不能正常经营而导致的损失。鉴于亨得利、宜美多并未对该项损失进行举证，原审判决酌定该期间为两年，并参照案涉鉴定报告确定的可得利益标准，酌定亨得利和宜美多的损失为200万元并无不当。有关鉴定意见认定亨得利和宜美多在2013年3月1日至2019年7月30日期间的可得利益为749万元，但依照原《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九条之规定，非违约方负有减损义务。具体到本案，亨得利和宜美多应当积极寻找替代性租赁场所，不能坐等违约损失进一步扩大。据此，从合同解除之日起至约定的期限届满的7年期间内，亨得利和宜美多所受的损失不应全部得到赔偿。就此而言，原审判决未简单地依据鉴定意见认定可得利益损失是正确的。
摘要2：
- 日期： 05-05 08:25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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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裁判摘要】解约定金须在合同中作出约定，否则应将其视为违约定金——锐鸿公司、国升公司主张涉案定金是解约定金，其已向绿地公司双倍返还定金，《股权转让框架合同》即解除。《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八十九条规定：“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向对方给付定金作为债权的担保。债务人履行债务后，定金应当抵作价款或者收回。给付定金的一方不履行约定的债务的，无权要求返还定金；收受定金一方不履行约定的债务的，应当双倍返还定金。"《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百一十七条规定：“定金交付后，交付定金的一方可以按照合同的约定以丧失定金为代价而解除主合同，收受定金的一方可以双倍返还定金为代价而解除主合同。对解除主合同后责任的处理，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规定的是以违约定金作为原则型定金。解约定金须在合同中作出约定，否则应将其视为违约定金。《股权转让框架合同》第四条第2项（1）定金约定，一方未按本协议履行导致另一方无法实现合同目的的，适用定金法则，对于另一方遭受的实际损失，违约方承担赔偿责任；如非绿地公司自身拖沓不积极等不作为因素，锐鸿公司、国升公司未按本合同履行应尽义务的（包括但不限于绿地公司未能如期取得项目公司100%股权、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配合办理外滩中心二期地块预售许可证），锐鸿公司、国升公司应向绿地公司双倍返还定金。从合同内容看，双方并未就收取定金一方双倍返还定金即可解除合同作出明确约定。锐鸿公司、国升公司主张本案定金的性质是解约定金，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因此，本院对锐鸿公司、国升公司关于其已向绿地公司双倍返还定金、合同已实际解除的主张不予支持。
摘要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