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案号】湖北省鄂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5）鄂鄂州中民一终字第00118号
【裁判摘要】本案中，裕呈祥公司、蔡某某的诉讼请求是：1、确认裕呈祥公司是刘某某与蔡某某所签《房屋租赁合同》的实际承租人；2、确认聚友公司是刘某某收取房屋租金的代理人；3、确认聚友公司与裕呈祥公司达成以垫付电费折抵房租的事实合同，因房屋出租人刘某某未持异议而有效。上述诉讼请求中，第一项是请求确认原审原告与原审第三人存在租赁关系，第二项是请求确认原审被告与原审第三人存在代理关系，第三项是请求确认原审原告与原审被告存在合同关系。本院认为，确认之诉，是指原告请求法院确认与被告之间是否存在某种民事法律关系的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起诉必须符合下列条件：（一）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二）有明确的被告；……”的规定，裕呈祥公司、蔡某某的起诉不符合上述规定。裁定驳回起诉。
摘要2：
摘要1：【案号】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4)普民二(商)初字第5182号
【要旨】明确支持股东出资加速到期。
摘要2：【解读】二审：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15）沪二中民四（商）终字第1398号民事裁定书，本案二审准许原审原告上海香通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撤回起诉，同时撤销一审判决。
摘要1：【案号】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4)苏商终字第00491号
【裁判摘要】公司清算不但周期较短，而且其只消耗、不增加公司财产，所以公司的清算状态符合公司法第一百五十一条规定的“情况紧急、不立即提起诉讼将会使公司利益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的”情形。天一公司正处于清算程序中，本案原审原告作为公司股东，如其认为同基公司可能损害天一公司的利益，可以直接向法院提起代表诉讼，无须履行书面请求公司清算组起诉的前置程序。而且原审裁定作出后，天一公司清算组会议已讨论过本案诉讼，但天一公司（清算组）并未起诉。清算组组长致李建群（东江房地产公司诉讼代理人）、蒋小东（东江建安公司诉讼代理人）的函件中亦称本案诉讼由东江房地产公司、东江建安公司具体实施，清算组及其本人不做任何实质操作。故本案原告的起诉符合股东代表诉讼制度的立法目的。至于其诉讼请求能否成立，则属于实体审理范畴，本案二审阶段不予理涉。
摘要2：
摘要1：【案号】江苏省兴化市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3)泰兴民一再初字第0002号
【裁判要旨】债权人明确表示放弃部分保证人的保证责任 的，其他保证人相应减免责任。
【裁判摘要】两个以上保证人对同一债务同时或者分别提供担保时，各保证人与债权人没有约定保证份额的，应当认定为连带共同保证。本案两名保证人同时为夏某某债务提供担保，应当为共同连带保证人。根据法律规定，在连带责任保证情况下，只要债务人在主合同规定的债务履行期没有履行债务的，债权人可以要求债务人履行债务，也可以要求任何一个保证人承担全部保证责任。而连带共同保证的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后，向债务人不能追偿的部分，由各连带保证人按其内部约定的比例分担。没有约定的，平均分担。本案两保证人之间的连带保证责任为真正连带之债，除有法律规定或另有约定以外，各责任人应平均分担，故在保证人内部，15万元应为两保证人之共同的风险。现原审原告自动放弃杨某的保证责任，应视为其放弃杨某原应承担的一半的份额，否则对原审被告明显不利。目前我国担保法及相关司法解释对债权人放弃部分连带保证人之保证责任的处理没有明确规定，但可以看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七十七条规定：“债权人放弃担保物权的，担保物权消灭。”《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百二十三条规定：“同一债上数个担保物权并存时，债权人放弃债务人提供的物的担保的，其他担保人在其放弃权利的范围内减轻或者免除担保责任。”虽然本案为保证责任，但参照上述规定，原告放弃第三人杨某的保证责任，应视为其放弃杨某最终应承担的保证份额，被告唐某某仅应承担一半的担保责任7.5万元。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最高法民终753号
【要旨】质量保修期与缺陷责任期系不同的概念。
【裁判规则】在工程中途停工退场的情况下，以工程价款结算之日作为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的起算之日。
【提示】上诉人当庭增加的上诉请求是否属于案件二审审理范围？
【裁判摘要】《民诉法》第164条第1款关于15日的上诉期限系规制当事人上诉权行使的期限，而非规制上诉人上诉请求具体内容的期限——本院认为，首先，原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民诉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三项之规定，于起诉时提出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理由后，仍有权依据《民诉法》第一百四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以下简称《民诉法司法解释》）第二百三十二条之规定，在法庭辩论结束前增加诉讼请求。虽然《民诉法》第一百六十五条规定，上诉人所递交上诉状的内容应包括上诉的请求和理由，但依照《民诉法》第一百七十四条关于二审法院审理上诉案件除依照二审程序的相关规定外，适用第一审普通程序的规定，不应将《民诉法》第一百六十五条关于上诉请求的规定理解为上诉状递交之时上诉请求即应固定而不得增加。其次，《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二十条规定上诉人应预交案件受理费，而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的通知》第二条，当事人逾期不按照《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二十条规定交纳案件受理费或申请费并且没有提出司法救助申请，或者申请司法救助未获批准，在人民法院指定期限内仍未交纳案件受理费或者申请费的，由人民法院依法按照当事人自动撤诉或者撤回申请处理。因上诉请求的具体内容与案件受理费的数额直接相关，上诉人在上诉期满后所应缴纳的案件受理费仍应依其具体的诉讼请求最终确定，在不超出原诉请范围的前提下，如上诉人此时增加上诉请求并依此交纳案件受理费，并不存在不予准许的明确依据。因此，《民诉法》第一百六十四条第一款关于十五日的上诉期限系规制当事人上诉权行使的期限，而非规制上诉人上诉请求具体内容的期限。如果将十五日上诉期限理解为规制上诉人上诉请求具体内容的期限，在案情较为复杂的情况下，可能迫使上诉人为规避诉讼风险而对一审裁判内容一律全部提出上诉，这既可能平添当事人的诉累，亦不利于节约司法资源。再次，比较泸州七建上诉状中载明的上诉请求及其当庭所增加诉请的内容，本院认为泸州七建并不存在诉讼偷袭的不当诉讼目的
摘要2：【裁判摘要（续）】而且，泸州七建作为本案原审原告提起本案诉讼时，其当庭所增加诉请的内容并未超出其原审所提诉请的范围。针对该当庭增加的诉请内容，乾泰公司一审进行过答辩，一审法院对此进行了审理。二审对于该当庭增加的诉请内容予以审理，并不必然导致乾泰公司诉讼防御的不便。最后，当事人提起上诉后，一审判决并未发生法律效力，允许泸州七建在不超出原诉请的范围内于二审庭审辩论结束前增加上诉请求，并不会当然损害乾泰公司的实体权利，且有利于实质性解决全案纠纷。被上诉人因泸州七建增加上诉请求导致的不利主要系程序上的不利，在保障乾泰公司的答辩权利，且在由此增加的诉讼成本对乾泰公司予以完全补偿的前提下，该程序上的不利亦可最大程度予以化解。事实上，在本院当庭询问乾泰公司的意见，并告知乾泰公司有权就增加的诉请部分另行要求答辩期限，以及因此导致其可能因重新组织证据、再次开庭等而增加的诉讼成本可以要求泸州七建承担的情况下，乾泰公司已当庭对增加的诉请予以答辩，且在庭审后合理时间内乾泰公司并未提出另行开庭的请求。
【注解】（１）允许上诉期满后增加上诉请求；（２）不允许上诉请求超过原审诉讼请求范围。
摘要1：【案号】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6）闽01民辖终475号
【提示】土地租赁合同纠纷适用不动产专属管辖。
【裁判摘要】本案系因土地租赁合同纠纷引起的管辖权争议。被上诉人作为原审原告，诉请解除与上诉人之间的土地租赁合同、上诉人将租赁的土地恢复耕种并返还以及支付土地租金等。讼争的《土地租赁合同》约定的租赁标的物位于福建省福清市江镜镇酒店村。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三条“下列案件，由本条规定的人民法院专属管辖：（一）因不动产纠纷提起的诉讼，由不动产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十八条“合同对履行地点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交付不动产的，不动产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之规定，原审法院作为不动产所在地法院，对本案依法具有管辖权。
摘要2：
摘要1：【案号】湖北省宜昌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鄂05民终3338号
【裁判摘要】一审法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四条“农户成员为多人的，由其代表人进行诉讼"的规定，夏某某（原审原告）作为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上登记承包方代表、户主，其进行诉讼，并无不当，一审法院对于颜某某、谢某某提出的主体问题不予支持。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最高法民申1092号
【裁判摘要１】杨某某（原审原告）申请再审称，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杨某某提交了2019年5月20日山西省翼城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永昌信用社（以下简称永昌信用社）送给杨某某的《贷款催收通知书》三份，拟证明程某某实际并未代杨某某偿还永昌信用社37万元贷款本金及35.3万元利息。．．．．原判决认定程某某为杨振武办理了信用社转借款手续，等同于归还了杨某某72.3万元投资款，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故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项、第二项规定申请再审。
【裁判摘要２】最高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杨某某的再审申请理由不能成立。案涉贷款发生于1992年，于1993年到期。程某某于1997年承诺代为偿还杨某某尚欠37万元贷款本金及35.3万元利息。但杨某某提交的《贷款催收通知书》形成于2019年5月20日。单凭《贷款催收通知书》记载的催收时间，永昌信用社催收贷款时，已经远超过诉讼时效期间。如果永昌信用社起诉请求杨某某偿还贷款，杨某某可以其起诉超过诉讼时效期间进行抗辩。如果永昌信用社能够证明其一直在向杨振武主张该贷款债权，且每次主张均未超过诉讼时效期间，鉴于二审判决2005年12月27日就已经作出，则杨某某早就应当知道诉争贷款未偿还的事实，至其2019年申请再审，早已经超过申请再审的法定期间。综上，即使杨某某提交的《贷款催收通知书》真实合法，无论永昌信用社于2019年5月20日向杨某某催收贷款时是否超过诉讼时效期间，本案均不宜启动再审程序。杨某某提交的证据亦不足以证明，原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故杨某某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项、第二项规定的情形。
摘要2：
摘要1：【案号】广西壮族自治区玉林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桂09民终1882号
【裁判摘要】因涉案抵押物（抵押证号：xxx）已于2016年5月被征收拆除，并获得补偿金960.9191万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五十八条“抵押权因抵押物灭失而消灭。因灭失所得的赔偿金，应当作为抵押财产。”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十条第一款：“在抵押物灭失、毁损或者被征用的情况下，抵押权人可以就该抵押物的保险金、赔偿金或者补偿金优先受偿。”，玉林军供站所获得的补偿金应当作为抵押财产，作为抵押权人即信达资产公司广西分公司可以就该抵押物的补偿金主张优先受偿，但是目前该笔补偿金已分配完毕，主张优先受偿的条件已不具备。故信达资产公司广西分公司主张对抵押物享有优先受偿权，没有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八条第一款：“在第二审程序中，原审原告增加独立的诉讼请求或者原审被告提出反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当事人自愿的原则就新增加的诉讼请求或者反诉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告知当事人另行起诉。”的规定，上诉人信达资产公司广西分公司提出的对本案债权的抵押物优先受偿权及于政府补偿的异地回建房属二审新增加的诉讼请求，因该项请求不属于本案审理的范围，且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不同意调解，对于该主张上诉人信达资产公司广西分公司应另行起诉解决。
摘要2：【解读１】基本案情：（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玉林军供站归还借款本金686462.28元，并支付利息给信达资产公司广西分公司（第一笔借款利息自1995年6月29日起至2016年1月31日止，第二笔借款利息自1995年9月22日起至2016年1月31日止，暂计利息为2649727.56元，以后利息另计）；2.判令原告对抵押物（抵押证号：xxx）享有优先受偿权；3.本案诉讼费由玉林军供站负担。（２）一审判决：一、广西壮族自治区玉林军用供应站偿还借款本金686462.28元给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广西壮族自治区分公司；二、广西壮族自治区玉林军用供应站支付利息691894.65元给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广西壮族自治区分公司；三、驳回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广西壮族自治区分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３）二审判决：一、维持玉林市玉州区人民法院（2016）桂0902民初750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三项；二、撤销玉林市玉州区人民法院（2016）桂0902民初750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三、变更玉林市玉州区人民法院（2016）桂0902民初750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为被上诉人广西壮族自治区玉林军用供应站支付借款利息2649727.56元（利息暂计至2016年1月31日）给上诉人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广西壮族自治区分公司，2016年1月31日以后的利息按照合同约定另计。
【解读２】抵押权认定对抵押物的补偿款未采取保全措施而导致灭失则自然丧失抵押权的优先受偿权。
摘要1：【案号】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5)闽民终字第1882号
【裁判摘要】本案中，原审原告诉请继续履行租赁承包合同，故本案纠纷争议范围所对应的价额，即为自起诉时至租赁期结束的租金承包金额，该金额应作为本案的诉讼标的额。根据讼争《租赁承包合同》第四条“费用构成”中关于“租赁物每年的租金为人民币100万元”、“乙方应按承包经营租赁物及承包经营甲方公司所产生的纯利润的70%上缴甲方，该笔资金为乙方向甲方支付的承包经营费”的约定，以及原审原告在起诉状中关于本案诉讼标的金额为1400万元的主张，本院认为，《租赁承包合同》余下的租金承包金额超过800万元，即本案的诉讼标的额已超过800万元。关于本案争议的级别管辖问题。本院认为，确定案件的级别管辖，应适用原告提起诉讼时正在施行的案件级别管辖标准，管辖法院的确定不因之后级别管辖标准的变化而改变，本案原审原告于2015年2月11日提起本案诉讼，诉讼标的金额超过800万元，根据当时适用的最高人民法院于2008年3月31日发布的《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和中级人民法院管辖第一审民商事案件标准》的规定，本案应由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管辖。上诉人主张本案无具体的诉讼标的额的上诉理由，与诉讼标的额确定规则不符，本院不予采纳；主张的本案应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调整高级人民法院和中级人民法院管辖第一审民商事案件标准的通知》（法发（2015）7号）规定由福州市仓山区人民法院审理的上诉理由，因违反管辖恒定原则，亦不能成立，对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原审裁定驳回管辖权异议正确，应予维持。
摘要2：
摘要1：——在诉讼中向债务人通知债权转让对债务人仍发生效力
【裁判要旨】在借款合同纠纷中，借款人按照出借人的要求，与出借人签订出借人为空白的借款合同，视为借款人默示同意出借人向第三人转让债权。第三人受让债权后，在借款合同出借人处填写自己的姓名或名称，并以债权人身份向借款人主张偿还借款，具有原告的诉讼主体资格。出借人以诉讼第三人的身份参加诉讼，并在诉讼中向借款人发出债权转让的通知，该债权转让对债务人仍然发生法律效力。
摘要2：【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民一终字第274号
【裁判摘要】关于陈某是否具有原审原告的主体资格问题。尚德圆公司上诉认为，陈某不具有原审原告的主体资格，主要理由是，其提供的《借款合同》没有注明出借人，案涉借款来源于高某、田某某及亚通中心，陈某并不是案涉借款的实际出借人。但是，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借款人尚德圆公司及其担保人瑞祥公司、余某某、吕某某未能提供没有注明出借人名称的《借款合同》原件，陈某对该份《借款合同》复印件的真实性予以否认。因此，法院无法确认尚德圆公司所提供的《借款合同》的真实性。而陈某提供的《借款合同》系原件，既有借款人尚德圆公司及其担保人瑞祥公司加盖的公章，又有尚德圆公司原法定代表人余某某及担保人吕某某的亲笔签字确认。原审法院庭审时，尚德圆公司、瑞祥公司、余某某、吕某某对其在该份合同上的签字及盖章的真实性均未提出异议，因此，应当认定陈某提供的《借款合同》的真实性及效力。虽然案涉借款是由高某、田某某及亚通中心直接汇款至尚德圆公司，但田某某在庭审中已明确承认其为案涉款项的实际出借人，陈某系通过债权转让而取得的案涉债权，并向原审法院出具了《债权转让确认书》予以证明，且实际汇款人高某、田某某及亚通中心已经作为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参加了本案的诉讼，并明确表示不再对案涉借款主张权利。对该事实，本院予以确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十条的规定，债权人转让权利的，应当通知债务人。债务人收到债权转让通知时起，转让行为即对债务人发生法律效力。综上，由于陈某系通过债权转让的方式取得了案涉债权，且合同法对债权转让通知义务的履行时间并未作出规定，陈某有权利向案涉债权的债务人及其担保人主张权利，原审法院认定陈某具有原告的主体资格并无不当。
【解读】（１）借款人在签订借款合同时不要求出借人在借款合同出借人处签字，或者借款人按照出借人的要求与出借人签订出借人为空白的借款合同，应视为借款人默示同意出借人向第三人转让债权；（２）第三人受让债权后，在借款合同出借人处填写自己的姓名或者名称，并以债权人身份向借款人主张偿还借款，具有原告的诉讼主体资格；（３）出借人以诉讼第三人的身份参加诉讼，并在诉讼中向借款人发出债权转让的通知，该债权转让对债务人仍然发生法律效力。
摘要1：【案号】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闽01民辖终125号
【裁判摘要】本案系因请求变更公司登记纠纷引起的管辖权争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六条规定：“因公司设立、确认股东资格、分配利润、解散等纠纷提起的诉讼，由公司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十二条规定：“因股东名册记载、请求变更公司登记、股东知情权、公司决议、公司合并、公司分立、公司减资、公司增资等纠纷提起的诉讼，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二十六条规定确定管辖。”本案原审原告的诉讼请求是请求确认公司股权并要求变更公司登记，本案应按照上述公司专属管辖的规定由公司住所地（即宁德市蕉城区）人民法院管辖。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最高法民辖终199号
【裁判摘要】首先，从当事人的诉请内容看，作为原审原告的振兴生化公司、湖南唯康公司起诉时的主要诉请为知情权及其它合法权益被侵害。其所依据的主要事实为衡阳国资委原持有振兴生化公司609万股股份，在没有按约定解决职工遗留问题且没有告知振兴生化公司及湖南唯康公司的情形下，将上述股份转让至天津红翰公司。即当事人诉请与公司股份转让导致其合法权益受损相关。其次，从关于管辖的相关法律规定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六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十二条的规定，公司设立、确认股东资格、分配利润、解散、股东名册记载、请求变更公司登记、股东知情权、公司决议、公司合并、公司分立、公司减资、公司增资等纠纷应由公司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本案中，案涉公司股权的转让会对振兴生化公司的股权架构产生影响，从而影响振兴生化公司利益，属于上述规定的与公司相关纠纷范围，可以适用上述规定。至于上诉人衡阳国资委、天津红翰公司上诉称，宁某某不是适格的被告且其经常居住地应在湖南,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亦不影响本案管辖权的确定。故本案纠纷由振兴生化公司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并无不当。
摘要2：【解读】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二十六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十二条的规定，公司设立、确认股东资格、分配利润、解散、股东名册记载、请求变更公司登记、股东知情权、公司决议、公司合并、公司分立、公司减资、公司增资等纠纷应由公司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本案中，案涉公司股权的转让会对公司的股权架构产生影响，从而影响公司利益，属于上述规定的与公司相关纠纷范围，可以适用上述规定。
摘要1：【案号】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21)辽行辖终2号
【裁判摘要】海事法院经授权可以审理行政案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海事法院受理案件范围的规定》(法释〔2016〕4号)第79条的规定，海事法院受理案件的范围包括因不服海事行政机关作出的涉及海上、通海可航水域或者港口内的船舶、货物、设备设施、海运集装箱等财产的行政行为而提起的行政诉讼案件。本案中，原审原告姜某关于变更渔业船舶所有权登记的诉讼请求，与涉海事行政机关即本案上诉人丹东市渔业发展服务中心的行政职责相关，属于海事法院受理案件的范围。行政机关是依法行使国家权力、执行国家行政职能的机关。海事行政机关是依法行使国家海事权力，执行国家海事行政职能的机关，并非仅指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事局。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最高法民申1723号
【裁判摘要】非合同当事人是否有权提起确认合同无效之诉？——对债权人而言，《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七十四条所涉两种保护债权实现的方式，各有利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以及权利处分原则，债权人可以在权衡利弊后做出选择。通常情况下，合同受益的双方当事人不会提起确认合同无效的诉讼。如以合同相对性为由禁止与该合同约定事项有利害关系的第三人提起确认合同无效的诉讼，那么与合同约定事项有利害关系的合同外第三人的合法权益将得不到保障，亦有违前述法律规定的立法精神。而合同以外的第三人以起诉的方式请求人民法院确认合同无效，其必须以原告的身份起诉，故该第三人应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关于原告资格的规定，及相应起诉条件。因此，第三人如与诉讼标的没有利害关系或者仅有事实上的利害关系，则不能作为原告起诉；而与涉案合同约定事项具有法律意义上直接利害关系的第三人，则可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案由为“确认合同无效纠纷”的诉讼。本案中，二审法院认为，原审原告诉请确认效力的行为，属于一方当事人向另一方当事人转让财产的合同行为，据此认定本案属于确认合同无效纠纷，并无不当，本院予以认可。而衡溢置业公司关于二审法院违背“合同的相对性”原则以及本案应属债权人撤销权纠纷的主张，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
摘要1：【案号】北京互联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京0491民初11167号
【摘要】被告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就原告所主张的侵权行为基于违约产生，从而不能认定为本案属于违约责任与侵权责任竞合，亦不能适用合同约定的管辖条款。
摘要2：深圳市××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等与徐×网络侵权责任纠纷民事裁定书
【案号】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京04民辖终63号
【裁判摘要】本案系徐某认为广州××公司、××深圳公司、××计算机系统公司利用信息网络侵害其隐私权和个人信息权益而以广州××公司、××深圳公司、××计算机系统公司为被告提起的网络侵权责任纠纷，因此本案管辖权应当根据徐某的诉讼请求所主张的权利义务关系来确定。三上诉人主张本案系因履行涉案协议产生的纠纷，应当适用协议管辖条款确定本案的管辖法院，对此，本院认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民事诉讼法）第三十四条关于“合同或者其他财产权益纠纷的当事人可以书面协议选择被告住所地、合同履行地、合同签订地、原告住所地、标的物所在地等与争议有实际联系的地点的人民法院管辖，但不得违反本法对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的规定”的规定，协议管辖条款适用于合同或者其他财产权益纠纷，本案中原审原告的诉讼请求为要求三上诉人承担利用信息网络侵害其隐私权和个人信息权益的责任，本案因履行涉案协议引起，但是从原审原告的诉讼请求来判断，本案系利用信息网络产生的隐私权和个人信息权益纠纷，并非合同或者其他财产权益纠纷，因此本案不符合协议管辖的适用条件。三上诉人此项上诉请求，于法无据，本院予以驳回。
摘要1：【案号】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吉民辖终42号
【裁判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三条规定：“因合同纠纷提起的诉讼，由被告住所地或者合同履行地人民法院管辖。”据此，本案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及合同履行地人民法院对本案均具有管辖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十八条第二款规定：“合同对履行地点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争议标的为给付货币的，接收货币一方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交付不动产的，不动产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其他标的，履行义务一方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即时结清的合同，交易行为地为合同履行地。”本案中，《增资扩股协议书》和《增资扩股补充协议》均未约定合同履行地，原审原告赵××诉讼请求之一为请求原审被告孙××给付剩余股权转让款,故本案争议标的为给付货币，接收货币一方为原审原告赵××，其住所地即为合同履行地。
摘要2：
摘要1：【案号】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6）闽民辖终79号
【裁判摘要】钢构件安装工程属于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适用专属管辖——《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六十九条规定，“建设工程合同是承包人进行工程建设，发包人支付价款的合同。建设工程合同包括工程勘察、设计、施工合同”。此法条中的“工程”是指土木建筑工程和建筑业范围内的线路、管道、设备安装工程及建筑装修装饰工程，“施工”则包括对工程的营造和相关设施、设备的安装活动。原审原告北京机械公司起诉主张并提交讼争《厦门西客站工程钢构件安装合同》等起诉证据证明，其系因承揽原审被告东南网架公司分包的新建铁路福厦线厦门西客站站房钢构件安装工程，因东南网架公司欠付工程款而提起本案诉讼，故本案争议性质符合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的特征，据此应确定本案立案案由为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上诉人主张本案争议双方系普通承揽合同关系，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八十七条“本章没有规定的，适用承揽合同的有关规定”之规定，承揽合同与建设工程合同系一般规定与特别规定之关系，按照特别规定优先于一般规定之原则，本案既符合建设工程合同纠纷的特征，则不应按承揽合同纠纷确定案由及管辖。综上，上诉人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对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原审法院认定讼争《厦门西客站工程钢构件安装合同》中协议管辖条款因违反专属管辖规定而无效，并结合诉讼标的金额及当事人双方均不在本省行政辖区内的情形，确定本案由涉诉工程所在地的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专属管辖正确，本院依法予以维持。
摘要2：
摘要1：【案号】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19)浙01行终708号
【裁判要旨】
（１）１９９８年８月２９日修订并于１９９９年１月１日施行的《土地管理法》第６２条规定：“农村村民一户只能拥有一处宅基地，其宅基地的面积不得超过省、自治区、直辖市规定的标准。”这是关于“一户一宅”最早的法律规定。根据法不溯及既往原则，在１９９９年１月１日之前建设的房屋不受“一户一宅”规定的限制。
（２）如果取得集体土地使用权证（宅基证），则属合法建筑，不能再按违法建筑进行查处。
（３）违反土地管理法中的“一户一宅”规定的行为，依法应由土地管理部门责令限期拆除，镇政府以违反一户一宅为由拆除房屋系超越职权，确认强拆行为违法。
（４）居住权是公民的基本权利，如果涉案房屋系当事人唯一住房，即便该房屋曾经违反“一户一宅”规定的违法建筑，在没有解决当事人居住问题的的情况下，也不应当通过拆除方式予以处理。
（５）《国家赔偿法》第３２条第２款规定：“能够返还财产或者恢复原状的，予以返还财产或者恢复原状。"如果合法宅基地上的房屋被行政机关违法拆除后，恢复原状是保护宅基地使用权最直接的赔偿方式。除非因为规划变更，原址不宜再重新建设房屋才能通过支付赔偿金的方式予以赔偿。
摘要2：【解读１】原审原告徐××诉至原审法院，请求：1.依法确认新登镇政府于2017年9月1日强制拆除徐××房屋及院墙的行政行为违法；2.依法判决新登镇政府将徐安宇坐落于42-9-148号地块长8米、宽7.2米的两层房屋和长7.2米、宽6.3米的院墙恢复原状；3.赔偿屋内财产损失15000元；4.本案的诉讼费用由新登镇政府承担。
【解读２】一审判决：一、确认杭州市富阳区新登镇人民政府于2017年9月1日对徐××位于杭州市××区新登××号地块上的房屋实施的强制拆除行为违法。二、杭州市富阳区新登镇人民政府于判决生效后二个月内将徐××位于杭州市××区新登××号地块上的房屋及院墙恢复原状。三、杭州市富阳区新登镇人民政府向徐××支付赔偿金人民币10000元，于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付清。四、驳告徐××其他诉讼请求。二审维持原判。
摘要1：【案号】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4)闽民终字第518号
【裁判摘要】根据原审原告福州宏键公司的诉讼请求、所述的事实理由及起诉提供的《购销合同》等证据材料，其系作为出卖人诉请买受人厦门国贸公司支付拖欠的货款并承担逾期付款的违约责任而提起诉讼，本案系买卖合同纠纷。讼争《购销合同》第六条第2项约定，“本案合同若有争议，双方应友好协商；协商不成，由原告方所在地法院管辖。”上述约定对管辖法院的选择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四条对协议管辖可选择法院范围的规定，应属有效。原审原告福州宏键公司住所地在福州市辖区，本案的诉讼标的额为16508028.9元，根据《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和中级人民法院管辖第一审民商事案件标准》的规定，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本案享有管辖权。．．．．．．虽然厦门国贸公司在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立案受理本案前，已就同一份《购销合同》产生的纠纷向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但根据级别管辖的规定及本院（2013）闽民提字第50号生效民事裁定，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对该案不享有管辖权。因此，厦门国贸公司向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的起诉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经济审判工作中严格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若干规定》第2条规定的“向有管辖权的不同法院起诉”的情形，故不以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受理该案的时间作为判断该案和本案何为“立案在先”的依据。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根据级别管辖的规定将该案移送有管辖权的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及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4年2月10日以（2014）厦民初字第217号立案受理，均在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本案之后，故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本案立案在先。综上，本案与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的（2014）厦民初字第217号案件是当事人基于同一法律事实而发生纠纷，分别以不同的诉讼请求向不同法院起诉的案件，应当合并审理。本案的立案时间先于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的立案时间，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经济审判工作中严格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若干规定》第2条“当事人基于同一法律关系或者同一法律事实而发生纠纷，以不同诉讼请求分别向有管辖权的不同法院起诉的，后立案的法院在得知有关法院先立案的情况后，应当在七日内裁定将案件移送先立案的法院合并审理。”的规定，本案应由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管辖。
摘要2：【注解】（１）厦门国贸公司诉请解除合同；（２）福州宏键公司作为出卖人诉请买受人厦门国贸公司支付拖欠的货款并承担逾期付款的违约责任；（３）本案裁判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经济审判工作中严格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若干规定》第２条规定：”当事人基于同一法律关系或者同一法律事实而发生纠纷，以不同诉讼请求分别向有管辖权的不同法院起诉的，后立案的法院在得知有关法院先立案的情况后，应当在七日内裁定将案件移送先立案的法院合并审理。”已经废止，本案按照新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规定不再属于移送合并管辖之情形，而应当分别审理。
摘要1：【案号】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湘01民辖终312号
【裁判摘要】合同约定市级法院未明确是哪个辖区法院，且根据现有证据也不能确定具体地点，该管辖协议约定不明确应属无效——根据被上诉人即原审原告上海盈邵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提交的起诉状所写明的诉求、事实和理由以及提供的证据，本案系因合同纠纷提起的诉讼。涉案《认购协议》第十二条争议的解决约定为：“如果在接到要求解决争议的书面通知之日起第30日内仍不能通过协商解决争议，任何一方均可向湖南省长沙市当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根据上海盈邵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本案为基层法院管辖的民事案件，合同中约定的长沙市当地人民法院，并未明确是长沙市哪个辖区，且根据现有证据也不能确定具体地点，依据管辖协议无法确定管辖法院，故该管辖协议约定不明确，应属无效。按照法定管辖的原则，本院向当事人进行释明，但被上诉人没有选择管辖法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十八条第二款的规定：合同对履行地点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争议标的为给付货币的，接受货币一方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交付不动产的，不动产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其他标的，履行义务一方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及时结清的合同，交易行为地为合同履行地。本案中，当事人对合同履行地点没有约定，上海盈邵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是要求原审被告盈信商业保理有限公司偿还借款本金等，应以接受货币一方上海盈邵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上海盈邵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嘉定区，故本案应由上海市嘉定区人民法院处理。原审裁定不当，应予以撤销。
摘要2：
摘要1：【案号】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湘01民辖终186号
【裁判摘要】以房抵债协议系买卖合同补充协议，是买卖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方式，不适用专属管辖规定——根据原审原告即被上诉人三一汽车制造有限公司提交的民事起诉状和相关证据，原审被告江苏南通二建集团东越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越建设公司)与三一重工股份有限公司签订了多份购买工程车辆的《产品买卖合同》，并就其中部分合同的货款支付与上诉人一起达成了《三方抵房协议》。后三一重工股份有限公司将涉案合同的债权转让给了被上诉人，被上诉人又与东越建设公司及案外人辽阳浩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签订了《抵房协议》，定以房产抵偿债务。因抵债房产一直未能办理产权，被上诉人遂提起本案诉讼，要求东越建设公司支付货款并要求上诉人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十八条的规定，不动产纠纷是指因不动产的权利确认、分割、相邻关系等引起的物权纠纷。本案是因《产品买卖合同》的货款支付问题而发生的纠纷，虽然当事人签订了以房抵债的协议，但以房抵债只是买卖合同债务的履行方式，债权人依据以房抵债协议主张的权利系债权而非物权，故本案不属于不动产纠纷，不能适用不动产纠纷专属管辖的规定。东越建设公司系《产品买卖合同》的债务人，其与被上诉人以及案外人辽阳浩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签订的《抵房协议》中约定:抵房协议是《产品买卖合同》的补充协议，不可分割。双方如发纠纷，按《产品买卖合同》约定的纠纷解决办法处理。因涉案的几份《产品买卖合同》中约定的争议解决方式为“各自可向住所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或是“向出卖人住所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而合同中的出卖人三一重工股份有限公司在签订合同时的住所地位于原审法院辖区内，故原审法院对本案有管辖权。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
摘要1：【案号】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7)沪民辖终107号
【裁判摘要】本案系票据追索权纠纷。《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六十一条第一款规定，汇票到期被拒绝付款的，持票人可以对背书人、出票人以及汇票的其他债务人行使追索权。本案现有证据材料表明，被上诉人即原审原告将五矿公司、上海鼎瑞贸易有限公司及磐隆商业保理(深圳)有限公司列为本案原审的共同被告符合上述法律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一条第三款规定，同一诉讼的几个被告住所地、经常居住地在两个以上人民法院辖区的，各该人民法院都有管辖权。因此，被上诉人选择向原审法院提起本案诉讼亦于法不悖。
摘要2：
摘要1：【案号】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闽民终113号
【解读】原审原告：厦门同安建设发展公司厦禾经营部管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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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5)厦民终字第4574号
【裁判摘要】被上诉人暨原审原告何××系在玩网络游戏《梦幻西游》的过程中因网络虚拟财产与网络游戏经营单位发生纠纷，其遂基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提起侵权之诉，可见，本案属网络虚拟财产之侵权纠纷。被上诉人玩该网络游戏时以电子方式与上诉人订立的《玩家守则服务条款》中有格式协议管辖条款，该格式管辖协议条款虽以红色字体显示，但因《玩家守则服务条款》设定了阅读时间造成被上诉人方实质上不易获取该条款信息并引起注意，且该格式条款的内容为发生纠纷在上诉人一方所在地进行诉讼，排除了被上诉人选择有连接点的其他法院管辖的权利，亦有失公平，故原审裁定认定该协议管辖条款无效，并无不当。本案依法应由侵权行为地或者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鉴于被上诉人是通过其计算机终端感知和确认其在涉案游戏中的虚拟财产被侵害，故被上诉人进行涉案游戏所使用的计算机终端所在地即其住所地可以认定为侵权结果发生地，被上诉人何××的住所地位于厦门市思明区，属原审法院辖区范围，故原审法院对本案享有管辖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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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湖北省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鄂06民辖终84号
【裁判摘要】本案原审原告陶××向原审法院起诉称，原告购买了位于襄州区澜岸还建房一套，2017年初，原告收看了原审被告襄阳世匠装饰设计有限公司在襄阳广播电视台滚动播出的装修广告之后，凭着对襄阳广播电视台的信任，原告与原审被告襄阳世匠装饰设计有限公司签订了装修合同，并支付工程款78000元，被告襄阳世匠装饰设计有限公司仅完成工程量约18000元。2018年6月8日，被告襄阳世匠装饰设计有限公司突然撤离，给原告造成经济损失。原告认为，被告襄阳世匠装饰设计有限公司作为广告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被告襄阳广播电视台作为广告发布人应当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故诉至法院，请求判令被告襄阳世匠装饰设计有限公司赔偿原告工程款损失60000元，被告襄阳广播电视台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责任，诉讼费用由二被告承担。在案件管辖权异议审查阶段，应依据原告诉讼请求、依据的事实和理由确定案由并据此确定案件管辖。据原审原告陶××的起诉情况，本案系基于侵权法律关系提起的诉讼，并非《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不正当竞争民事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所规定的不正当竞争中的虚假宣传案件，不属知识产权纠纷。且本案诉讼标的额为60000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调整高级人民法院和中级人民法院管辖第一审民商事案件标准的通知》，本案属于应由基层人民法院管辖的第一审民商事案件。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八条的规定，因侵权行为提起的诉讼，由侵权行为地或者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本案原审被告襄阳世匠装饰设计有限公司的住所地在襄阳市襄州区钻石大道298号，属原审法院辖区，故原审法院对本案有管辖权。上诉人认为本案应由中级人民法院管辖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
摘要1：【案号】湖北省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鄂06民辖终84号
【裁判摘要】受害人在Ａ地受伤，被当即送到Ｂ地治疗，后在Ｃ地家中养伤，Ｃ地作为侵权结果发生地法院有管辖权——案件管辖权审查阶段，应根据原告诉讼请求及其依据的事实和理由确定案由并据此确定管辖，本案原审原告孟××以人身损害赔偿向原审被告陈××、欧××提起诉讼，故本案系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属侵权纠纷，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八条的规定：“因侵权行为提起的诉讼，由侵权行为地或者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的规定：“民事诉讼法第二十八条规定的侵权行为地，包括侵权行为实施地、侵权结果发生地。”因本案侵权行为实施地在大冶市，侵权结果发生地在襄阳市襄州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五条的规定：“两个以上人民法院都有管辖权的诉讼，原告可以向其中一个人民法院起诉；原告向两个以上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的，由最先立案的人民法院管辖。”原审原告孟××选择向侵权结果发生地的襄阳市襄州区人民法院起诉符合上述法律规定，故原审法院作为侵权结果发生地的人民法院对本案有管辖权。
摘要2：【案号】襄阳市襄州区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鄂0607民初1909号
【摘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八条规定“因侵权行为提起的诉讼，由侵权行为地或者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第二十一条规定“对公民提起的民事诉讼，由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被告住所地与经常居住地不一致的，由经常居住地人民法院管辖。同一诉讼的几个被告住所地、经常居住地在两个以上人民法院辖区的，各该人民法院都有管辖权"。本案中，原告以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为由提起本案诉讼，侵权行为地发生在大冶市，大冶市人民法院有管辖权，但同时，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亦有管辖权。被告欧××自2018年10月始居住在襄阳市××××（东津世纪城11号地块）4幢1单元801室，经常居住地在本院辖区，本院有管辖权。
摘要1：【案号】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 (2014)厦民终字第2869号
【裁判摘要】原告起诉网络公司的侵权行为造成的结果是其没有收到向相关商家购买的货物，故收货地点可以作为侵权结果发生地——本案林×是以浙江淘宝网络有限公司关闭涉案淘宝商家等行为致其无法收到所购买的货物造成损失为由提起的诉讼，属于侵权责任纠纷，依法应由被告住所地或者侵权行为地人民法院管辖。侵权行为地包括侵权行为实施地和侵权结果发生地，根据原审原告林×起诉诉称的事实，其起诉浙江淘宝网络有限公司的侵权行为造成的结果是其没有收到向相关商家购买的货物，故收货地点可以作为侵权结果发生地，原审法院将原定收货地点厦门市湖里区认定为侵权结果发生地，并无不当。上诉人浙江淘宝网络有限公司主张与林×之间系网络服务合同关系，但林×并非基于该服务合同提起本案诉讼，而是基于上诉人浙江淘宝网络有限公司的侵权行为提起诉讼，林×作为原审原告可以对自己的诉权作出选择，故本案系侵权之诉，而非合同之诉，上诉人浙江淘宝网络有限公司主张按合同约定确定管辖的意见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
摘要2：
摘要1：【案号】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渝01民终8532号
【裁判摘要】当事人不服原审裁判提出上诉的，应当具有上诉的利益，这种上诉利益因一审法院作出的裁判没有满足当事人的请求或使当事人陷于负有义务等不利处境而产生。本案中，富力公司虽为原审被告，但一审判决驳回了原审原告何×的全部诉讼请求，富力公司并未承担任何实体义务，其上诉并不能得到比一审判决更为有利的裁判结果。富力公司上诉请求二审法院重新认定部分案件事实，但其实质是针对一审本院认为不服提起的上诉，在二审中其未提交新的证据，且对一审查明的事实无异议、无补充。因一审判决的本院认为并不具有既判力，故富力公司对本案不具有上诉利益，本院裁定驳回其上诉。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最高法民申1723号
【裁判摘要】与涉案合同约定事项具有法律意义上直接利害关系的第三人，则可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案由为“确认合同无效纠纷”的诉讼——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五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七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有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情形的，合同无效。因债务人放弃其到期债权或者无偿转让财产，对债权人造成损害的，债权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债务人的行为。债务人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对债权人造成损害，并且受让人知道该情形的，债权人也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债务人的行为。因此，对债权人而言，《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七十四条所涉两种保护债权实现的方式，各有利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以及权利处分原则，债权人可以在权衡利弊后做出选择。通常情况下，合同受益的双方当事人不会提起确认合同无效的诉讼。如以合同相对性为由禁止与该合同约定事项有利害关系的第三人提起确认合同无效的诉讼，那么与合同约定事项有利害关系的合同外第三人的合法权益将得不到保障，亦有违前述法律规定的立法精神。而合同以外的第三人以起诉的方式请求人民法院确认合同无效，其必须以原告的身份起诉，故该第三人应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关于原告资格的规定，及相应起诉条件。因此，第三人如与诉讼标的没有利害关系或者仅有事实上的利害关系，则不能作为原告起诉；而与涉案合同约定事项具有法律意义上直接利害关系的第三人，则可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案由为“确认合同无效纠纷”的诉讼。本案中，二审法院认为，原审原告诉请确认效力的行为，属于一方当事人向另一方当事人转让财产的合同行为，据此认定本案属于确认合同无效纠纷，并无不当，本院予以认可。而衡溢置业公司关于二审法院违背“合同的相对性”原则以及本案应属债权人撤销权纠纷的主张，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