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裁判摘要】根据《国务院关于第三批取消中央指定地方实施行政许可事项的决定》（国发〔2017〕7号）、《国务院关于取消一批行政许可事项的决定》（国发〔2017〕46号）以及《住房城乡建设部办公厅关于做好取消物业服务企业资质核定相关工作的通知》（建办房〔2017〕75号）第一条规定，各地不再受理物业服务企业资质核定申请和资质变更、更换、补证申请，不得以任何方式要求将原核定的物业服务企业资质作为承接物业管理业务的条件。可见，物业服务企业的资质并非物业公司承接业务、提供物业服务以及收取物业费的条件，因此对唐××、王××提出的鼎盛公司无服务资质的主张，不予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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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裁判摘要】关于物业服务资质证书问题。物业服务企业资质证书并非物业服务合同有效的必要条件，且根据《国务院关于第三批取消中央指定地方实施行政许可事顶的决定》(国发﹝2017﹞7号)，取消的事项目录中包括物业服务企业一级及以下资质认定。《住房城乡建设部办公厅关于做好取消物业服务企业资质核定相关工作的通知》(建办房﹝2017﹞75号)第一条规定，各地不再受理物业服务企业资质核定申请和资质变更、更换、补证申请，不得以任何方式要求将原核定的物业服务企业资质作为承接物业管理业务的条件。因此，蒋××、梁××以××公司不具备物业服务资质为由拒付物业费，亦无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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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裁判摘要】依据当事人住所地／所在地确定管辖法院不能直接以合同载明地址作为依据｜（１）选择“原告所在地”人民法院作为管辖法院合法有效；（２）以合同载明公司地址认定公司住所地适用法律不当——本案中，艾思芙公司与梦迈公司通过签订《直播推广商品服务合同》，在第十条中选择“原告所在地”人民法院作为管辖法院，该协议管辖条款系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的规定，可以认定为合法有效。但是“原告所在地”并不是一个规范的法律术语，结合商事交易习惯，进一步探究当事人的真实表意后，将“原告所在地”解释为“原告住所地”更合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条规定,“公民的住所地是指公民的户籍所在地，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住所地是指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主要办事机构所在地。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主要办事机构所在地不能确定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注册地或者登记地为住所地。”法人登记具有公示公信效力，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以案涉《直播推广商品服务合同》载明艾思芙公司地址位于杭州市滨江区为由，认定艾思芙公司的住所地位于杭州市滨江区，适用法律不当。在起诉与受理阶段，在无其他证据材料用以证明艾思芙公司主要办事机构所在地的情况下，登记注册地可以认定为艾思芙公司住所地。艾思芙公司登记注册地位于上海市闵行区，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作为艾思芙公司住所地人民法院，按照双方管辖约定，对本案具有管辖权，裁定将本案移送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处理不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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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解读：（１）《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第８１条规定“依法必须进行招标的项目的招标投标活动违反招标投标法和本条例的规定，对中标结果造成实质性影响，且不能采取补救措施予以纠正的，招标、投标、中标无效，应当依法重新招标或者评标。”（２）依法必须招标项目招标、投标、中标无效而重新招标或者评标，原中标人提起民事诉讼请求确认原中标有效属于法院民事案件受理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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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解读：根据《企业破产法》第６６条规定，债权人对破产财产分配方案不服应当申请复议而非提起诉讼，债权人对破产分配方案提起诉讼不予受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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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解读：指定遗产管理人案件是指利害关系人对遗产管理人的确定有争议申请法院指定遗产管理人的案件。
（１）管辖——由被继承人死亡时住所地或者主要遗产所在地基层人民法院管辖（《民法诉讼法》第１９４条第１款）。
（２）申请书——申请书应当写明被继承人死亡的时间、申请事由和具体请求，并附有被继承人死亡的相关证据（《民法诉讼法》第１９４条第２款）。
（３）判决——人民法院受理申请后，应当审查核实，并按照有利于遗产管理的原则，判决指定遗产管理人。（《民法诉讼法》第１９５条）。
（４）变更遗产管理人——被指定的遗产管理人死亡、终止、丧失民事行为能力或者存在其他无法继续履行遗产管理职责情形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利害关系人或者本人的申请另行指定遗产管理人（《民法诉讼法》第１９６条）。
（５）撤销遗产管理人——遗产管理人违反遗产管理职责，严重侵害继承人、受遗赠人或者债权人合法权益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利害关系人的申请，撤销其遗产管理人资格，并依法指定新的遗产管理人（《民法诉讼法》第１９７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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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裁判摘要】对超过质疑期的质疑可不予受理——《广东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办法》（2010年3月实施）第三十五条规定：“采购人或者其委托的采购代理机构应当将政府采购文件在指定的政府采购信息发布媒体上公示五个工作日。供应商可以自行下载政府采购文件。供应商认为政府采购文件的内容损害其权益的，可以在公示期间或者自期满之日起七个工作日内向采购人或者其委托的采购代理机构提出质疑；采购人或者其委托的采购代理机构认为质疑理由成立的，应当修改政府采购文件，重新组织政府采购活动。”上述规定明确了采购文件公示的日期及供应商认为采购文件的内容损害其权益提出质疑的期限。本案中，国义公司于2012年12月6日发布招标公告并公示招标采购文件，公示期至2012年12月12日共五个工作日，康迎公司于2012年12月25日对招标文件的内容提出质疑，已超过质疑有效期，国义公司对其质疑不予答复有法律依据。广东省财政厅对于康迎公司投诉国义公司未对其该次质疑作出回复的投诉事项不予支持并无不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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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裁判摘要】只有参与政府采购活动的供应商才有权提出质疑和投诉——《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十四条规定：“政府采购当事人是指在政府采购活动中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的各类主体，包括采购人、供应商和采购代理机构等。”《广东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办法》第十条规定：“政府采购当事人是指在政府采购活动中依法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的各类主体，包括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供应商等。”明确政府采购当事人包括了采购人、供应商和采购代理机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五十二条规定：“供应商认为采购文件、采购过程和中标、成交结果使自己的权益受到损害的，可以在知道或者应知其权益受到损害之日起七个工作日内，以书面形式向采购人提出质疑。”《政府采购供应商投诉处理办法》第十条规定：“投诉人提起投诉应当符合下列条件：(一)投诉人是参与所投诉政府采购活动的供应商；（二）提起投诉前已依法进行质疑；（三）投诉书内容符合本办法的规定；（四）在投诉有效期限内提起投诉；（五）属于本财政部门管辖；（六）同一投诉事项未经财政部门投诉处理；（七）国务院财政部门规定的其他条件。”明确了投诉人应当是“参与”了政府该次采购活动的供应商。经二审询问，滇鹏有限公司称其报名但对方不予受理，也没有取得招投标文件。因此，本案滇鹏有限公司未参与涉案项目的政府采购活动，其就本案政府采购行为的投诉不符合法定的投诉主体条件。由此可以确认，韶关财政局作出不予受理决定，符合《政府采购供应商投诉处理办法》第十一条：“财政部门收到投诉书后，应当在5个工作日内进行审查，对不符合投诉条件的，分别按下列规定予以处理：（一）投诉书内容不符合规定的，告知投诉人修改后重新投诉；（二）投诉不属于本部门管辖的，转送有管辖权的部门，并通知投诉人；（三）投诉不符合其他条件的，书面告知投诉人不予受理，并应当说明理由。对符合投诉条件的投诉，自财政部门收到投诉书之日起即为受理。”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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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裁判摘要】（１）受理投诉后应当正式作出投诉处理决定书；（２）采用回复函处理投诉违反法定程序——“曲江财政局”以“回复函”的形式对“绿膳有限公司”的投诉作出处理不符合法定程序。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条有关：“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对行政行为是否合法进行审查。”以及第七十条有关：“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判决撤销或者部分撤销，并可以判决被告重新作出行政行为：（一）主要证据不足的；（二）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三）违反法定程序的；（四）超越职权的；（五）滥用职权的；（六）明显不当的。”的规定，人民法院对行政行为合法性审查，必须严格依照法律、法规的规定，参照规章进行。不仅如此，人民法院进行合法性审查，不能只审查行政机关提供的证据，还应当严格依照法律的规定审查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的程序。《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第六十一条第二款规定：“行政监督部门应当自收到投诉之日起3个工作日内决定是否受理投诉，并自受理投诉之日起30个工作日内作出书面处理决定；需要检验、检测、鉴定、专家评审的，所需时间不计算在内。”明确了各行政监管部门，无论对投诉事项是否有监督权，皆应作出是否受理的决定。按照上述规定，如果不属于本部门监管的事项，应当在收到投诉之日起3个工作日内作出书面不予受理的决定；如果属于本部门监管的事项，应当在收到投诉之日起30个工作日内作出书面的处理决定。本案“曲江财政局”在“绿膳有限公司”的投诉后，如果认为不属于本部门受理事项，应当在3个工作日内以不予受理决定的形式作出书面处理决定，而该局却在超过3个工作日的情况下，以非法定的形式，采用回复函处理“绿膳有限公司”的投诉，违反了法定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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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裁判摘要】政府采购供应商投诉处理未依法在省级以上财政部门指定的政府采购信息发布媒体上公告属违反法定程序——《政府采购供应商投诉处理办法》第二十条规定“财政部门应当自受理投诉之日起30个工作日内，对投诉事项作出处理决定，并以书面形式通知投诉人、被投诉人及其他与投诉处理结果有利害关系的政府采购当事人”。《政府采购供应商投诉处理办法》第二十一条第一款第（四）项规定，投诉处理决定书的主要内容应当包括“告知投诉人行政复议申请权和诉讼权利”，该条第二款规定“投诉处理决定书的送达，依照民事诉讼法关于送达的规定执行”。《政府采购供应商投诉处理办法》第二十三条规定“财政部门应当将投诉处理结果在省级以上财政部门指定的政府采购信息发布媒体上公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五十八条第二款规定“财政部门对投诉事项作出的处理决定，应当在省级以上人民政府财政部门指定的媒体上公告”。被告红兴隆计财处于2016年2月21日就原告兴牧公司的投诉作出《关于对大庆市××科技有限公司投诉的答复》，该答复对第三人红兴隆畜牧局采购项目评标委员会作出的废标决定予以肯定，应视为对投诉作出的处理决定，且被告自认。答复未载明投诉人享有的行政复议申请权和诉讼权利，未依法向被投诉人及其他供应商送达，未依法在省级以上财政部门指定的政府采购信息发布媒体上公告，均属违反法定程序，该行政行为依法应予撤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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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裁判摘要】只有在律师协会实施法律、法规、规章明确授权实施的行政行为时才能成为行政诉讼被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的相关规定，律师协会作为律师的自律性组织，其职责范围包含对行业自律业务的处理，以及实施法律、法规、规章明确授权实施的行政行为。只有在其所处理事务属于后者的情况下，律师协会的行为才能成为行政复议的对象。本案中，上诉人据以提起行政复议申请的福州市律师协会的行为属于行业自律处理行为，并非法律、法规、规章授权实施的行政行为，不属于行政复议的范围。上诉人关于对福州市律师协会法定代表人进行处分的请求同样不属于行政复议的受理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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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裁判摘要１】“有利于查清事实”不属于必须参加诉讼的法定事由——本案系海天公司作为案涉工程的承包人向发包人智弘公司请求支付工程款引发的争议。王某作为海天公司的委托代理人或项目负责人，其代理行为或职务行为的法律后果依法由海天公司承担。王某作为智弘公司的总经理履行职务的行为依法由智弘公司承担。海天公司广西分公司是海天公司依法设立的分公司，其以自己的名义从事民事活动的法律后果由海天公司承担。智弘公司主张王某、海天公司广西分公司是本案必须参加诉讼的当事人，于法无据，且智弘公司主张的“有利于查清事实”不属于必须参加诉讼的法定事由，不应予以支持。
【裁判摘要２】将诉讼代理人转为证人是否违反法定程序？——王某原为海天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后海天公司撤销了该委托。王某于2019年10月23日作为知道案件情况的个人向一审法院出具《关于北海智弘投资有限公司及其它公司和个人汇入王某个人卡的款项说明》，就智弘公司、张××等向其支付的款项用途及退还问题作出陈述，一审法院将其认定为证人证言还是当事人陈述均不影响本案事实的认定。智弘公司据此主张一审法院违反法定程序，不能成立。
【裁判摘要３】发包人反诉请求承包人承担保修义务责任与承包人本诉请求支付拖欠的工程款及相关利息不是基于同一事实，之间不具有因果关系，反诉不予受理——智弘公司在一审期间对海天公司提起反诉。一审法院认为，智弘公司在案涉工程竣工后未经验收擅自使用，自其实际使用之日起即应认定工程已经验收合格，智弘公司反诉请求海天公司承担保修义务责任，与本诉请求支付拖欠的工程款及相关利息不是基于同一事实，之间不具有因果关系，故对智弘公司的反诉不予受理。一审法院的认定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三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且智弘公司已经就案涉工程主体结构质量问题向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海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其诉讼权利未受影响。智弘公司关于一审法院不受理其反诉违反法定程序的主张不能成立。
摘要2：【裁判摘要４】无效合同的本质特征在于其违法性。本案审理时，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公布的《必须招标的工程项目规定》《必须招标的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项目范围规定》已不再将民营投资的商品住宅列入必须强制招标的范围，即相关法律法规发生了符合当事人合同预期的变化，案涉合同不再具有违法性，一审法院据此认定《6.24补充协议》合法有效，既符合当事人签订合同的目的，又符合现行法律法规对案涉合同的评价，具有法律适用的正当性、妥当性。智弘公司、张××、智海公司提交的证据亦不足以证明本案存在借用或租用施工资质导致案涉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的情形，且其主张前后矛盾，一审法院认定《6.24补充协议》有效，适用法律并无不当。
摘要1：【裁判摘要１】本案中，案涉系列合同及补充协议签订时间均在2012年12月至2013年10月份期间，案涉工程在2012年至2015年期间进行施工作业，纠纷的发生亦是在2015年。因此，本案应当适用修订前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第三条和2000年4月4日经国务院批准的《工程建设项目招标范围和规模标准规定》对案涉工程是否属于必须招投标项目进行认定。修订前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第三条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进行下列工程建设项目包括项目的勘察、设计、施工、监理以及与工程建设有关的重要设备、材料等的采购，必须进行招标：（一）大型基础设施、公用事业等关系社会公共利益、公众安全的项目；……前款所列项目的具体范围和规模标准，由国务院发展计划部门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制订，报国务院批准。"《工程建设项目招标范围和规模标准规定》第三条规定：“关系社会公共利益、公众安全的公用事业项目的范围包括：……（五）商品住宅，包括经济适用住房；……"具体到本案，根据双方2012年12月5日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第一条关于工程概况及承包范围的约定，案涉工程项目规划用途为生产车间和专用市场，工程施工范围除工业厂房和交易市场外还包含两栋24层商住楼。因此根据上述规定，案涉工程属于关系社会公共利益、公众安全而必须进行招标的项目。一审判决据此认定东森公司与国基公司2012年12月5日在招投标之前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三项规定，并无不当。东森公司与国基公司2013年3月18日签订的《湖北省建设工程施工合同》，虽然经过招投标程序，但是该合同的签订仅是为备案所用而不作为确定双方权利义务和工程款结算依据，双方在此之前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行为表明，双方在招投标之前已经进行实质性磋商，根据前述司法解释规定，该《湖北省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亦属无效。至于东森公司与国基公司于2013年3月21日、6月18日、9月6日和10月24日签订的四份《华中电动车CBD一期一标专业市场土建工程补充协议》，均是为履行2012年12月5日《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以该合同为框架和基础形成的补充协议，同样属于未经招投标程序而签订的协议，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的强制性规定，应认定为无效。东森公司关于案涉工程不属于必须招标工程，
摘要2：（续）一审判决对案涉系列合同及补充协议效力认定错误的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裁判摘要２】如何确定发包人应当给付建设工程价款之日，可以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八条规定判断，即：“利息从应付工程价款之日计付。当事人对付款时间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的，下列时间视为应付款时间：（一）建设工程已实际交付的，为交付之日；（二）建设工程没有交付的，为提交竣工结算文件之日；（三）建设工程未交付，工程价款也未结算的，为当事人起诉之日。"案涉工程是陆续完成，陆续交付，虽然2015年3月27日系东森公司与国基公司就案涉工程维修事项进行商议的时间节点，但是从此后国基公司已完全撤场，并由东森公司自行组织维修的事实来看，一审判决认定该时间节点为案涉工程最终交付之日，符合本案事实，并无不当。自2015年3月28日至一审查明的国基公司向湖北省孝感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本案诉讼的立案受理时间2015年8月3日止，并未超过6个月的法定期限，因此国基公司在东森公司欠付工程款范围内对案涉工程享有优先受偿权。
摘要1：【裁判摘要】破产管理人取得承租人添附价值没有法律依据，应属于共益债权——关于奥斯玛公司申报债权的性质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四十二条“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后发生的下列债务，为共益债务：(一)因管理人或者债务人请求对方当事人履行双方均未履行完毕的合同所产生的债务；(二)债务人财产受无因管理所产生的债务；(三)因债务人不当得利所产生的债务；…”的规定，奥斯玛公司对快菱公司享有的债权，是奥斯玛公司对快菱公司厂房、办公楼等设施建设装修后，快菱公司破产管理人拍卖了厂房、办公楼所取得了基于建设装修部分添附的价值，快菱公司破产管理人取得该添附价值没有法律依据。根据本院核查的结果，有证据证明的奥斯玛公司投入建设装修的款项合计1249942.9元，应属于公益债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四十三条第一款“破产费用和共益债务由债务人财产随时清偿”的规定，奥斯玛公司对快菱公司享有的公益债权，应由快菱公司随时清偿。
摘要2：
摘要1：【裁判摘要】租赁合同解除后装修拍卖款属于不当得利的共益债务——二、案涉债务系因不当得利而产生。不当得利是指没有合法原因取得利益致使对方受损的法律事实。航博公司基于租赁合同的约定对案涉房屋投入资金进行装修建设，该装修部分已经形成添附，案涉租赁合同解除后，美格公司占有该部分添附物所转换的现金价值，无合法依据，构成不当得利。三、本案债务构成共益债务。案涉债务系在破产申请受理后因美格公司不当得利而产生,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四十二条的“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后发生的下列债务，为共益债务:...(三)因债务人不当得利所产生的债务”规定，本院认定本案债务构成共益债务。且从共益债务设立目的来讲，共益债务是指破产程序开始后为了全体债权人的共同利益而负担的非程序性债务。案涉装修添附于租赁房屋，有利于破产财产的增值，进而有利于全体债权人的共同利益，符合共益债务的设立目的。
摘要2：
摘要1：【裁判摘要】村民小组能否提起行政诉讼诉讼？｜（１）村集体土地权益受到侵害应根据《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规定履行民主议定程序，由所在村的集体经济组织或村民委员会代表集体作为所有权主体向法院提起诉讼；（２）若所在村的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不起诉，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集体土地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３条的规定提供证据证明上诉人系所在村过半数的村民，以集体经济组织名义提起诉讼——《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十条规定：“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依法属于村农民集体所有的，由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经营、管理；已经分别属于村内两个以上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民集体所有的，由村内各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小组经营、管理……"《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六十条规定：“对于集体所有的土地和森林、山岭、草原、荒地、滩涂等，依照下列规定行使所有权：（一）属于村农民集体所有的，由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代表集体行使所有权；（二）分别属于村内两个以上农民集体所有的，由村内各该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小组代表集体行使所有权；……"因此，上诉人认为其所在村集体土地权益受到侵害，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二十一条、二十二条的规定履行民主议定程序，由所在村的集体经济组织或村民委员会代表集体作为所有权主体，向法院提起诉讼；若所在村的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不起诉，上诉人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集体土地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条的规定，提供证据证明上诉人系所在村过半数的村民，以集体经济组织名义提起诉讼。上诉人并非玠溪村民委员会，亦不等同于该村集体经济组织，因此上诉人提起本案诉讼不符合上述法律规定，依法应当驳回起诉。虽然被上诉人宁德市政府和省政府受理上诉人土地权属争议调查处理申请和行政复议申请并作出行政处理决定和复议决定，但因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是具体行政行为，其受理申请不能采取意思自治原则，应当受到法定条件的约束，其效力也应接受司法审查。因此，被上诉人作出的不符合法律规定的受理和决定行为，不影响人民法院对上诉人起诉条件的审查和判断。原审未审查上诉人的主体资格条件就作出实体判决不当，依法应予纠正。
摘要2：【案号】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17)闽01行初93号
摘要1：【裁判摘要】债权人主张公司股东应当出资而未出资侵害其合法权益，公司股东应当出资而未出资地即公司住所地可以认定为侵权行为实施地——本案系股东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责任纠纷。《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九条规定，“因侵权行为提起的诉讼，由侵权行为地或者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本案中，勇进公司主张吴××作为上海中深公司的原股东，对上海中深公司负有出资义务，因吴××不如实出资，损害了勇进公司作为上海中深公司的利益。同时，滕××作为吴××原持有股权的受让者，应当对吴××在未出资本息范围内承担补充赔偿责任。分析上述诉讼请求，勇进公司实际上主张的是吴××应当出资而未出资侵害其合法权益，故吴××应当出资而未出资地，即上海中深公司住所地，可以认定为侵权行为实施地。上海中深公司住所地位于上海市宝山区，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法院对本案有管辖权，在先行受理情况下，裁定将本案移送江苏省阜宁县人民法院处理不当，本院予以纠正。
摘要2：
摘要1：【裁判摘要】（１）民事调解书确认金钱债务的具体金额但并未确认清偿债务的方式与期限，无明确给付内容的民事调解书申请执行不符合执行案件受理条件；（２）当事人在生效民事调解书确认金钱债务金额后另行达成具体履行债务的和解协议不具有强制执行法律效力——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是新东方公司申请执行是否符合执行案件立案条件。对此具体判析如下：首先，据以申请执行的生效法律文书是否具有明确给付内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第18条第1款第(4)项规定，申请执行的法律文书有给付内容，是人民法院受理执行案件应当符合的条件之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四百六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当事人申请人民法院执行的生效法律文书应当给付内容明确。本案中，新东方公司申请执行的生效法律文书为执行法院作出的(2018)粤12民初42号民事调解书，该调解书确认了恒业公司对新东方公司所负金钱债务的具体金额，但并未确认清偿债务的方式与期限，即新东方公司据以申请执行的民事调解书相应的给付内容并不明确。故根据上述司法解释规定，新东方公司根据无明确给付内容的民事调解书申请执行，不符合执行案件受理条件。其次，当事人自行达成的和解协议不属于应由人民法院执行的生效法律文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四条、二百三十四条、二百三十六条的规定，民事调解书属于应由人民法院执行的法律文书。但当事人之间自行达成的和解协议并非人民法院应予执行的法律文书。《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和解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可以自愿协商达成和解协议，依法变更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权利义务主体、履行标的、期限、地点和方式等内容。”第九条规定：“被执行人一方不履行执行和解协议的，申请执行人可以申请恢复执行原生效法律文书，也可以就履行执行和解协议向执行法院提起诉讼。”据此可见，当事人之间可以自愿协商达成和解协议，但若债务人不履行和解协议，人民法院仍应依照生效法律文书予以强制执行，而非对和解协议予以强制执行，和解协议并不具有交付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的法律效力。本案中，新东方公司与恒业公司在生效民事调解书确认金钱债务金额后，另行达成具体履行债务的和解协议，该协议虽与生效民事调解书相互关联，但并非民事调解书的内容，不具有强制执行的法律效力，不能以此作为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的依据。
摘要2：【案号】广东省肇庆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20)粤12执258号
【摘要】(2018)粤12民初42号民事调解书的调解内容为确认涉案债务金额及由申请执行人与被执行人另行协商具体还款方式。申请执行人与被执行人及案外人在本案申请执行前已就该民事调解书约定的具体还款方式另行协商达成了和解协议。和解协议约定乙方仍拖欠甲方的工程款乙方应当按照工程款项优先权的有关规定，在取得其他款项的同时支付给甲方，直至清偿完毕。因此，申请执行人申请执行的内容不符合(2018)粤12民初42号民事调解书的调解约定，故对本案申请执行人的执行申请，应予以驳回。
摘要1：解读：（１）未载明履行期限的民事调解书属于给付内容不明确，不符合执行案件受理条件；（２）双方当事人就民事调解书的履行期限自行达成的和解协议不属于应由人民法院执行的生效法律文书，不能作为执行依据；（３）因此，未载明履行期限的民事调解书属于给付内容不明确的法律文书，不能作为执行依据申请执行。
【注释】另外观点认为——双方当事人就民事调解书履行期限和方式另行达成协议属于对民事调解书内容的细化，权利人持民事调解书和债务履行期限的补充协议申请执行应予立案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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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裁判摘要】当事人能否对执行裁定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第三人撤销之诉的对象为诉讼程序中作出的“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执行程序中作出的裁定不属于第三人撤销之诉的对象——本案争议焦点为执行裁定是否属于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第三款规定的第三人撤销之诉的对象。该款规定：“前两款规定的第三人，因不能归责于本人的事由未参加诉讼，但有证据证明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的部分或者全部内容错误，损害其民事权益的，可以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民事权益受到损害之日起六个月内，向作出该判决、裁定、调解书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二百九十二条、第二百九十五条规定，第三人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提起撤销之诉的，应当提供存在下列情形的证据材料：（一）因不能归责于本人的事由未参加诉讼；（二）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的全部或者部分内容错误；（三）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内容错误损害其民事权益。因不能归责于本人的事由未参加诉讼是指没有被列为生效判决、裁定、调解书当事人，且无过错或者无明显过错的情形。包括：（一）不知道诉讼而未参加的；（二）申请参加未获准许的；（三）知道诉讼，但因客观原因无法参加的；（四）因其他不能归责于本人的事由未参加诉讼的。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及司法解释的内容，第三人撤销之诉的对象为诉讼程序中作出的“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执行程序中作出的裁定不属于第三人撤销之诉的对象。第一，从条文字义看，虽然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对于“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中的“裁定”是否包含执行中的裁定，没有限定，但结合该条款全文理解，该条款明确将“前两款规定的第三人”限定为“因不能归责于本人的事由未参加诉讼”，而非参加执行程序的“第三人”。可见，第三人撤销之诉的对象范围应为在诉讼程序中作出的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执行程序中作出的裁定不属于第三人撤销之诉的撤销对象。第二，从立法目的、条文体例上看，设立第三人撤销之诉的目的在于保护因客观原因未参加前诉讼程序而受生效裁判损害的第三人的民事权益，属于针对原审生效裁判错误的一种救济程序，而非针对执行程序的救济程序。故而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将第三人撤销之诉安排在一审普通程序之后作为单独一章，与执行程序中执行异议之诉、审判监督程序中案外人申请再审等救济程序相区别。
摘要2：（续）第三，执行程序是在诉讼程序结束后对生效裁判的执行，非处于诉讼阶段，执行裁定不属于诉讼程序中的裁定。按照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二百九十七条第一项规定，对适用特别程序、督促程序、公示催告程序、破产程序等非讼程序处理的案件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故此，执行程序中的执行裁定亦不能作为第三人撤销之诉的对象。第四，针对错误执行裁定的救济途径，法律规定了执行异议、执行异议之诉以及执行监督程序。中成公司申请再审所提交的最高人民法院相关案例，均是通过执行纠错救济程序作出的相关裁定，而非通过第三人撤销之诉的救济程序。综上，在诉讼程序中作出的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和调解书的部分或者全部内容错误，损害该第三人民事权益，才符合第三人撤销之诉启动的实体条件，非以民事诉讼程序作出的判决、裁定和调解书不属于第三人撤销之诉的对象。本案中成公司要求撤销潍坊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鲁07执恢34号之一民事裁定，系在执行程序中作出的裁定，不属于法律规定的第三人撤销之诉的对象。原审法院裁定不予受理，适用法律并无不当。
摘要1：【裁判摘要】执行和解协议仅对本金履行作出安排，不能以此推定申请执行人放弃利息及违约金，执行和解协议履行完毕后申请执行人就和解协议未约定部分申请执行应予准许——首先，关于双方当事人在执行过程中是否就全部案款给付问题达成执行和解协议的问题。在案材料显示，温商公司共向乌铁中院出具两次《还款计划》：一次是2016年1月20日，即在温商公司2015年12月29日支付案款10740000元后，其对剩余本金作出还款计划，并提出因温商公司对利息及违约金已申请检察院抗诉，待抗诉结束后再履行；另一次是2016年12月1日，温商公司提出因资金紧张，且最高人民检察院已受理其抗诉申请，故希望剩余案款自2016年12月25日起，每月按时支付案款3000000元。对这两次《还款计划》，中天公司表示同意。从两次《还款计划》内容来看，温商公司均仅对本金的履行时间和方式作出安排，对利息及违约金则明确要等待最高人民法院再审结果和最高人民检察院抗诉结束后再履行。中天公司未有明确的放弃剩余利息和违约金履行的意思表示，温商公司亦未有对剩余利息和违约金不再履行的意思表示。按照乌铁中院计算，温商公司先后总计支付案款107453413.44元，该数额接近于中天公司于2015年申请执行时计算的执行款项，但其在申请执行书中明确，利息和违约金的数额只是暂计算至2015年8月2日，后续利息及违约金应继续计算至实际付款之日止。由此可见，双方就还款达成的一致意见仅涉及中天公司申请执行时明确的截至2015年8月2日的本金、利息、违约金，并未涉及其后产生的利息及违约金。在中天公司尚未明确放弃执行利息、违约金，双方亦未就温商公司依生效判决应支付的全部案款进行结算并达成一致意见的情况下，乌铁中院将案件做结案处理，不当。乌铁中院和新疆高院认为双方已就还款事项达成执行和解协议并已履行完毕，与事实不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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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裁判摘要】执行依据关于继续履行的具体内容并不明确驳回执行申请——本案的焦点问题是执行依据是否有明确的执行内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四百六十三条规定“当事人申请人民法院执行的生效文书应当具备下列条件：(一)权利义务主体明确；(二)给付内容明确。法律文书确定继续履行合同的，应当明确继续履行的具体内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第十八条亦规定“人民法院受理执行案件应当符合下列条件：……(4)申请执行的法律文书有给付内容，且执行标的和被执行人明确”。因此,执行依据有明确的执行内容是当事人申请执行的基本条件。本案中，执行依据的主文为被告洛阳市人民政府继续履行其与原告签订的《洛阳新区拓展区撤村并城拆迁补偿协议》。根据该协议第六条第4项约定“本协议第一条和第二条房屋主体、室内装饰装修及附属物补偿共计266681.73元。由诸葛镇人民政府给王××出具书面付款凭证；以上款项用于冲抵王××购买安置房款，在安置房交付使用时据实结算(多退少补)。该款项高于预留房款部分，在签订协议后一次性支付。”第5条约定“第五条第二款的奖励费在乙方王××交房时如房屋主体、装饰装修及附属物补偿款高于预留房款，该奖励费一次性支付。如低于预留房款，由诸葛镇人民政府出具奖励凭证，留足预留房款后余款在拆迁交房时一次性支付，不足部分在安置房交付使用时据实结算(多退少补)。”由此可见，双方协议虽对安置房屋有所约定，但约定并不明确，并未列明安置房的位置、面积、价格等。郑州中院执行部门于2018年5月29日向该院行政审判庭发出执行工作函，要求其对判项进行解释，明确继续履行协议的具体内容。该院行政审判庭于2018年6月4日回函称：“…因安置房的位置、面积、价格未在协议中列明，故本院判决无法明确上述执行内容。”因此，本院认为，本案执行依据关于继续履行的具体内容并不明确，河南高院、郑州中院据此驳回申诉人的执行申请，符合法律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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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裁判摘要】非执行案件当事人不享有执行时效抗辩权，无权提出执行申请超出执行期限的异议请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四百八十三条规定，申请执行人超过申请执行时效期间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被执行人对申请执行时效期间提出异议，人民法院经审查异议成立的，裁定不予执行。即享有执行时效抗辩权的主体是被执行人，复议申请人并非执行案件当事人，不享有执行时效抗辩权，无权提出执行申请超出执行期限的异议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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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裁判摘要】本案中，伍××依据396号判决于2017年5月15日向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四百八十三条第一款“申请执行人超过申请执行时效期间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被执行人对申请执行时效期间提出异议，人民法院经审查异议成立的，裁定不予执行”的规定，执行法院应当受理伍××的强制执行申请。执行中，因被执行人东洋公司提出申请执行时效异议，执行法院应当予以审查。396号判决于1999年发生法律效力，伍××于2017年5月依据该判决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早已超过二年的申请执行时效期间，且其未提交申请执行时效存在中止、中断法定情形的证据，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法律后果。据此，执行法院认定伍××申请执行期间超过二年，东洋公司的异议成立，并裁定对伍兴全请求执行事项不予执行有事实基础，于法有据。故伍××的复议理由不能成立。本案另需阐明的是，申请执行人超过申请执行期间丧失的只是请求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的程序性权利，但这并不导致当事人经生效判决确定的实体权利的消灭，可由权利人另行向债务人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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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裁判摘要】当事人所在社区、单位以及有关社会团体推荐的公民可以被委托为诉讼代理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四十九条规定，当事人有权委托代理人。同法第五十八条规定，当事人可以委托一至二人作为诉讼代理人。下列人员可以被委托为诉讼代理人：（三）当事人所在社区、单位以及有关社会团体推荐的公民。本案中，岩×在绵阳××保安服务有限公司工作期间因与徐××发生纠纷，被徐××伤害后住院医治，出院后岩×离开四川绵阳返回其住所地云南省普洱市西盟佤族自治县，在此期间，岩×有权委托代理人代其进行诉讼和申请执行等活动。陆××系岩川在绵阳银丰保安服务有限公司工作及以受伤住院期间的同事，岩×为进行本案诉讼和执行活动，委托陆××以个人身份作为其诉讼代理人，陆××参加诉讼和执行，前有绵阳××保安服务有限公司出具的推荐信、后有西盟佤族自治县XXXXX村民委员会出具的推荐函，其代理行为、包括代理岩×向人民法院提出执行申请的行为，不违反法律规定。涪城法院在此情况下立案受理执行申请，符合法律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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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解读：法院裁定受理被执行人破产申请后执行中止，债权人申请变更、追加被执行人不予准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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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裁判摘要】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为：因被执行人龙庆公司破产而终结审查追加大庆石油管理局有限公司为被执行人是否存在错误？具体分析如下：第一，关于被执行人破产的情况下，对被执行人的执行程序应如何处理的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第102条、105条的规定，人民法院已受理以被执行人为债务人的破产申请的，人民法院应当裁定中止执行；裁定被执行人宣告破产的，应终结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十九条规定，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后，有关债务人财产的保全措施应当解除，执行程序应当中止。该条规定旨在协调执行程序与破产程序的关系，即一旦被执行人进入破产程序，则以相应债权债务关系均在破产程序中解决为原则。故在应当对被执行人终结执行的情形下，再追加相关被执行人与该规定精神不相符。本案中，申请执行人恒大公司认为大庆石油管理局有限公司作为被执行人的主管单位，存在出资不实的情形，应当追加其为被执行人，在大庆中院支持了其请求，大庆石油管理局有限公司申请复议的过程中，黑龙江高院查明被执行人已被裁定宣告破产后，终结被执行人开办单位是否存在出资不实责任的审查并无不当。第二，关于被执行人破产的情况下，申请执行人应如何主张债权的问题。一般情况下，债权人应及时关注被执行人的财产变化情况，可以在破产程序中对开办单位出资不实的责任进行主张。执行法院并不一定能够及时了解被执行人破产情况，债权人将未能获知被执行人破产情形归责于执行法院缺乏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四十五条规定，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后，应当确定债权人申报债权的期限。债权申报期限自人民法院发布受理破产申请公告之日起计算，最短不得少于三十日，最长不得超过三个月。本案被执行人被受理破产后，有公告的程序，债权人因未看到公告丧失了申报债权的时机，未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的规定申报债权的，不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理由行使权利，但并不意味着其债权的消灭，如果存在其他法律规定情形的，可依法另行救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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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裁判摘要】债权人对破产管理人的报酬有异议应当通过债权人会议后向法院提出异议而不是通过诉讼的方式来解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二十八条第二款“管理人的报酬由人民法院确定。债权人会议对管理人的报酬有异议的，有权向人民法院提出"之规定，债权人对破产管理人的报酬有异议的，应当通过债权人会议后向法院提出异议，而不是通过诉讼的方式来解决。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起诉必须符合下列条件：（四）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之规定，上诉人盈信公司请求判决金晨公司破产管理人在完成购房人办理产权证照的事务中以购房人支付房款价值（数额）当成管理人在破产重整为债务人清偿的财产价值作为计算管理人报酬的百分比基数之行为无效的诉请实为对破产管理人的报酬有异议，上诉人盈信公司应通过债权人会议后向法院提出异议，该异议并不属于人民法院的受案范围，一审裁定驳回起诉正确，本院予以维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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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解读｜申请执行互负义务生效判决涉及适用同时履行抗辩权：（１）履行义务有先后顺序——申请执行权限在后履行一方（先履行义务一方只有在履行完毕自己义务后才能申请执行，否则法院不予受理申请执行或裁定驳回执行申请）；（２）履行义务没有先后顺序——应视为同时履行，双方当事人均有权申请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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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裁判摘要】（１）对于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公证债权文书的执行管辖权的明确规定，具有强制约束力，即当事人只能依法选择有管辖权连接点的人民法院即被执行人住所地或者被执行的财产所在地人民法院提出执行申请，不得以任何方式改变法定的执行管辖法院；（２）执行管辖不同于诉讼管辖，是排除当事人自行约定向无管辖权法院申请执行的，协议管辖的相关规定并不适用于执行管辖权——《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四条第二款规定：”法律规定由人民法院执行的其他法律文书，由被执行人住所地或者被执行的财产所在地人民法院执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第十条规定：“公证机关依法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公证债权文书，由被执行人住所地或被执行的财产所在地人民法院执行。前款案件的级别管辖，参照各地法院受理诉讼案件的级别管辖的规定确定。”以上规定是对于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公证债权文书的执行管辖权的明确规定，具有强制约束力，即当事人只能依法选择有管辖权连接点的人民法院即被执行人住所地或者被执行的财产所在地人民法院提出执行申请，不得以任何方式改变法定的执行管辖法院。关于复议申请人提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四条，该规定是对于当事人协议约定诉讼管辖法院的相关规定，执行管辖不同于诉讼管辖，是排除当事人自行约定向无管辖权法院申请执行的，因此，协议管辖的相关规定并不适用于执行管辖权。本案中，云南高院查明，被执行人大银煤矿及被执行的财产所在地均在云南，且执行标的本金已达1.5亿元，因此，云南高院依据中融国际的申请立案执行，依法具有执行管辖权，复议申请人大银公司、郭泽民、郭亚蒙关于该院无执行管辖权的复议理由不能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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