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4)民抗字第45号
【裁判摘要】计算可得利益损失时可扣减因政策性原因获得的补偿款项——因纠纷起因为鲁丽公司的违约行为，诉讼中如无政策性关停，全部责任都将由鲁丽公司承担，故对兴业公司2008年8月至2010年4月30日的利润损失，仍应由鲁丽公司承担，但可扣减兴业公司因政策性原因获得的补偿款项。根据本院再审新查明的事实，兴业公司因涉案机组被关停获得了补偿款300万元，该款应从原审确定的鲁丽公司承担的赔偿款中予以扣减。而兴业公司获得的奖励资金42.2万元，因没有证据证明该款的性质为损失补偿款，故鲁丽公司要求从计算的损失中扣减的请求无法支持。
摘要2：
摘要1：解读：（１）《民法典》第５５８条规定：“债权债务终止后，当事人应当遵循诚信等原则，根据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旧物回收等义务。”《全国法院贯彻实施民法典工作会议纪要》第１０条规定：“当事人一方违反民法典第五百五十八条规定的通知、协助、保密、旧物回收等义务，给对方当事人造成损失，对方当事人请求赔偿实际损失的，人民法院应当支持。”（２）当事人违反合同终止后附随义务，另一方有权请求赔偿实际损失（缔约过失责任损失）。
摘要2：【注解】（１）后合同义务是合同终止后当事人应当履行的义务（以合同成立并有效为前提，合同不成立、无效或者被撤销不会产生后合同义务）；（２）后合同义务是法定义务；（３）违反后合同义务的法律责任是一种独立的民事责任，不是补充性的民事责任；（４）违法后合同义务的损失当事人是无法预见的，违反后合同义务的赔偿范围仅限于实际损失（不包括可得利益损失）。
摘要1：解读：根据《全国法院贯彻实施民法典工作会议纪要》第１１条第２款、第３款规定，（１）当事人请求增加违约金的，增加后的违约金数额以不超过损失为限；（２）当事人请求减少违约金的，约定的违约金超过损失的３０％的，一般可以认定为“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
解析１：减少违约金举证责任分配——（１）当事人主张约定的违约金过高请求予以适当减少的，应当承担举证责任；（２）相对人主张违约金约定合理的，也应提供相应的证据。
解析２：《民法典合同编司法解释》第６５条规定——（１）当事人主张约定的违约金过分高于违约造成的损失，请求予以适当减少的，人民法院应当以民法典第５８４条规定的损失为基础，兼顾合同主体、交易类型、合同的履行情况、当事人的过错程度、履约背景等因素，遵循公平原则和诚信原则进行衡量，并作出裁判。（２）约定的违约金超过造成损失的３０％的，人民法院一般可以认定为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３）恶意违约的当事人一方请求减少违约金的，人民法院一般不予支持。
摘要2：【注解１】（１）原《合同法解释二》第２８条、第２９条规定调整违约金的基准为“实际损失”；（２）《纪要》修改为调整违约金标准为《民法典》第５８４条规定的损失（包括实际损失和可得利益损失），更有利于维护守约方利益，鼓励诚信交易。
【注解２】《纪要》第１１条明确：（１）违约金计算基础——《民法典》第５８４条规定的违约损失赔偿额（包括实际损失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但受可预见规则限制）；（２）综合因素——合同履行情况、当事人过错程度、当事人约定违约金的目的、其他因素；（３）违约金司法酌减的举证责任：Ａ．举证责任应该由主张调整违约金的一方承担，但是有可能该方无法的得知对方的损失的大致范围，所以相对人也应当提供证据证明（违约方需要提供足以让法官对违约金约定公平性产生怀疑的证据，然后法官将举证责任分配给守约方）；Ｂ．双方当事人均未能提供违约损失的具体数额，可依公平原则对违约金是否过高作出裁量。
摘要1：【案号】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黔民终1125号
【裁判摘要】评估机构对于实际损失的评估结论可以作为赔偿的依据，但不宜再评估结论的基础上再上调违约金——大众房开主张合同约定的违约金过高应予调整，并就佳诚公司停业202天的损失申请评估，经一审法院委托评估，佳诚公司2014年10月31日至2015年5月22日的停业损失为7915850元，流动资金成本572853元，南关桥店员工人工成本1133182元及管理人员人工成本损失金额426313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款“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给对方造成损失的，损失赔偿额应当相当于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但不得超过违反合同一方订立合同时预见到或者应当预见到的因违反合同可能造成的损失”的规定，守约方因违约造成的损失包括直接损失和间接损失。直接损失是指现有财产的减损、灭失以及费用的支出，是一种现实的财产损失。间接损失即可得利益损失，是指一方当事人的违约行为，导致对方当事人本来可以获得的利益没有得到，即失去了原来可以预期取得的利益。本案中，评估意见中的停业损失和成本符合法律规定，且双方在合同中明确约定所租买房屋用于超市经营，并未超出大众房开订立合同时能够预见的合理范围，评估意见应予采信。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九条“当事人主张约定的违约金过高请求予以适当减少的，人民法院应当以实际损失为基础，兼顾合同的履行情况、当事人的过错程度以及预期利益等综合因素，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予以衡量，并作出裁决。当事人约定的违约金超过造成损失的百分之三十的，一般可以认定为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二款规定的‘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的规定，佳诚公司的损失已经评估明确，应以评估结论作为大众房开违约赔偿的依据，结合佳诚公司已接收涉案房屋作经营超市之用，以及并无证据证明大众房开存在恶意违约的情况，本案不宜在评估结论的基础上再作上浮，即佳诚公司因大众房开迟延交房造成的损失为10048198元（7915850元+572853元+1133182元+426313元=10048198元）。一审判决上浮30%不当，本院予以纠正。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最高法民再152号
【裁判摘要】不允许因违约而受益，赔偿可得利益损失——原审法院委托对龙珠大厦项目以合法报建手续确定房屋建成之后可分得的20%房产面积的价值进行鉴定，参照了1994年6月10日西区工程处与东信公司签订的《售楼委托协议》上约定的房屋销售价格，东信公司、西区工程处、科利公司三方于1994年5月21日签订的《会议纪要》以及《建筑安装施工合同》等，计算出西区工程处应分得的20%房产的总价值1732.5362万元，在龙珠大厦并未建设的情况下，此鉴定结论更具有客观性，更符合当事人的预期，反映了双方在合作开发房地产时所预见到的合作完成后西区工程处可获得的利益，且西区工程处庭审中亦认可该鉴定结论并在二审上诉中再次明确以该数额主张可得利益，故以此作为西区工程处主张赔偿预期利益损失的标准，有事实依据。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最高法民终240号
【裁判摘要１】魏×出具的《收条》确认收到陈×８1.6亿元投资款，且魏×在本案原一审两次确认《收条》的真实性，并确认已收到陈××1.6亿元投资款。现魏×主张仅收到投资款9000万元，与之前魏×的陈述存在矛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二条规定：“一方当事人在法庭审理中，或者在起诉状、答辩状、代理词等书面材料中，对于己不利的事实明确表示承认的，另一方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魏×解释在原一审中是记错了，这一抗辩理由，不能成立，也不能作为推翻其庭审中自认的依据。魏×仅以单方提供的转账流水不足以推翻《收条》和魏×在诉讼中确认收到1.6亿元投资款的事实。魏×主张陈××实际仅投资9000万元，不予采纳。
【裁判摘要２】根据《合作协议书》第五条第1款约定，魏×向陈××承诺保底利润1:1，双方合作施工开采直至陈××收回投资款与利润共计3.2亿元。陈××主张魏×应赔偿其预期可得利益损失1.6亿元。在具体案件计算和认定可得利益损失时，应当运用可预见规则、减损规则、损益相抵规则以及过失相抵规则等，综合考量不可预见的损失、不当扩大的损失、因违约获得的利益、双方的过失及必要的交易成本。本案中，双方当事人对于《合作协议书》的解除均负有责任，且陈××撤场时煤炭市场处于不景气状态，当事人约定的可得利益客观上存在不能完全实现的可能，故本院酌定由魏×按《合作协议书》约定利润的60%即9600万元，对陈××承担赔偿责任，其余损失由陈××自行承担。
摘要2：【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最高法民申4113号
摘要1：【案号】山东省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鲁06民再25号
【裁判摘要】鑫源公司另主张因天利公司违约造成其可得利益损失6828889元，因鑫源公司未提交证据证实涉案合同约定的300户安装农户剩余农户未能继续安装系因为天利公司违约导致农户拒绝与鑫源公司签订合同，且结合与农户签订合同受房屋产权、资金以及施工条件等多种条件限制的事实，无法确定因天利公司违约造成涉案工程减少安装农户的数量，因此鑫源公司主张因天利公司违约造成其可得利益损失6828889元，缺乏事实依据。综上，本院二审认为鑫源公司主张的赔偿金及损失缺乏合同依据及事实依据，从而对一审判决予以改判，并无不当。关于鑫源公司再审中提交证据拟证明鑫源公司已经支付的部分安装费损失未得到赔偿的问题，因鑫源公司在原一、二审中对该部分损失并未主张，故本院对此不予审理。
摘要2：
摘要1：【案号】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粤01民终17216号
【裁判摘要】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已经预见到损失且未在合同中直接约定的，再主张可得利益损失不予支持——根据双方签订的《生物质燃料供应蒸汽合同书》以及《生物质环保燃料供应蒸汽合同》，均有关于百事公司在合作期内搬迁的相关条款内容，结合百事公司提供的广州市人民法院政府在案涉协议签订前已发布的文件规定，以及协议中有关“另一方提供政府部门的证明文件，双方视情况决定是否继续履行本合同，由于出现不可抗力事件致使本合同部分或全部不能履行或造成迟延履行，则双方彼此不承担违约责任”的约定，可以反映环能公司在签约时已对百事公司随时可能因环保政策影响而无法继续履行合同的情况有充分的了解和预期，并已在协议中达成百事公司无需就此承担违约责任的一致意见。．．．．．．关于环能公司提出的剩余履行期间的可得利润损失，因环能公司主张其2011、2012两年的月均利润57091.7元是其单方计算所得，且百事公司在本案中并非承担违约赔偿责任，双方在缔约时均已预见到可能发生损失的情况下也未直接约定由百事公司承担全部损失，故环能公司要求补偿其全部的预期可得利益损失亦缺乏依据。
摘要2：
摘要1：【案号】湖南省沅江市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湘0981民初2501号
【裁判摘要】违约责任系严格责任，虽然有违约行为但没有财产损失后果和因果关系不构成违约责任——违约责任的构成要件，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行为人实施了违反合同义务的行为。第二违约行为产生了损害后果。即行为人的违约行为，已经在事实上产生了财产损失的后果。第三违约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即行为人的违约行为，与对方当事人已经发生的财产损失（包括可得利益损失）之间，存在关联性，违约行为是财产损失的原因，财产损失是违约行为的结果。本案中，被告刘×为了不使存放在已停电的冷库内的原、被告共有的5.5吨干鱼霉变而转存他人冷库存放，是为了防止共有财产发生损失，不构成“擅自转移财产"行为，没有产生财产损失的后果。被告将银行卡内的钱取出偿还原、被告共同经营中所欠的货款，虽然违反了原、被告双方制订的《财务制度》规定，但被告刘×没有实际占用上述款项，偿还货款是原、被告双方的义务，被告的行为在事实上没有产生财产损失的后果。故被告的以上两种行为，均没有产生财产损失的后果，不应当承担违约责任。
摘要2：【备注】本案二审上诉人撤回上诉结案。
摘要1：【案号】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闽民终字第76号
【裁判摘要】合伙企业筹备期间合伙人抢先设立与合伙企业同业竞争的企业构成合伙人竞业禁止义务违反——从双方合伙过程来看，双方于2010年3月1日订立《协议书》约定共同创办桐木桐景茶厂（后协商更名为“武夷山市桐木桐福茶厂”），而后投资、建厂房，目的显然是为了设立合伙企业。但何××、李××在明知合伙体将成立合伙企业的情况下，却在合伙体厂房建成后，抢先于2011年8月29日以武夷山市星村镇桐木村皮坑竹山洲厂房为经营场所注册成立了个体工商户“武夷山市金易茶厂”。此行为不仅有违诚实信用的原则，也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第三十二条的规定：“合伙人不得自营或者同他人合作经营与本合伙企业相竞争的业务。”何××、李××的行为显然属于违约，对此应承担违约责任。上诉人在本案诉请判令被上诉人立即自行注销其擅自设立的武夷山市桐木金易茶厂，并履行与上诉人共同到工商部门继续办理武夷山市桐木桐福茶厂工商登记的合同附随义务。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的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在一方违约的情形下，守约方有权选择违约方继续履行合同以维护其合法权益，对上诉人的该部分请求予以支持。上诉人另外要求被上诉人赔偿利息、可得利益等经济损失20万元，因其未能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可得利益损失的客观存在，故本院亦仅对利息损失予以支持。何××、李××于2011年8月29日设立武夷山市金易茶厂后，实际上占用了上诉人投入的资金而物化的厂房、设备等合伙财产。上诉人的投资总额为1233233．56元，其中，双方确认合伙期间生产出成本价值为230621.25元茶叶，上诉人自认已收到的成本价值为127639.88元茶叶并进行了销售，尚余102981.37元茶叶在被上诉人处，故可视为双方已对此部分合伙财产作出处理，不属于被上诉人所占用的资金范围，不应计算利息。即何××、李××应按1002612.31元金额，以银行同期一年期流动资金贷款利率计付利息，从2011年8月29日起计付至本判决确定的支付之日止。
摘要2：【解读】二审判决：．．．．．．三、何××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自行向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注销武夷山市金易茶厂，并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履行与程×共同办理合伙企业（原预登记名称为武夷山市桐木桐福茶厂）的工商登记手续。
摘要1：合同解除后的可得利益损失赔偿问题（最高人民法院第五巡回法庭2019年第26次法官会议纪要）
【会议意见】釆部分支持说｜合同解除既对将来发生效力，又可产生溯及既往的效果。对于尚未履行的应当终止履行，对于已经履行的则可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乙公司在甲公司厂房范围内为甲公司修建的生产线已建成，无法简单恢复原状，根据双方『BOT协议』的约定，乙公司有权要求解除合同并由甲公司收购该生产线。至于解除合同后的可得利益损失赔偿问题，因合同己经履行了5年，应分情况、分阶段进行考察。在已经履行的5年运营期内，甲公司具有按300元/吨的固定单价以及每年10万吨的最低接收量收购乙公司生产线产品的合同义务，因甲公司实际接收量不足10万吨/年，依约双方应按10万吨/年进行结算，由甲公司补足差价。该差价扣除乙公司的生产成本及税费后，即为乙公司的可得利益损失。在合同解除后，对于尚未履行的5年运营期，则不应计算可得利益损失。因为，如案涉『BOT协议』得到完全履行，则运营期满后该生产线应无偿移交甲公司。现因甲公司违约，乙公司选择解除合同并要求甲公司按照合同解除时该生产线的/余值进行收购，该项诉讼请求获得了人民法院的支持，其损失已经得到填补。而根据合同约定，甲公司支付收购款后，生产线及其未来的权益均归甲公司所有。乙公司同时主张生产线余值收购款以及尚未履行的5年运营期可得利益损失，存在重复主张，且缺乏合同和法律依据，不应予以支持。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民一终字第226号
【裁判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给对方造成损失的，损失赔偿额应当相当于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但不得超过违反合同一方订立合同时预见到或者应当预见到的因违反合同可能造成的损失。”可得利益是合同被履行后可以取得的利益。赔偿可得利益可以弥补因违约方给守约方造成的全部实际损失，使守约方恢复到合同得到严格履行情况下的状态，促使当事人诚信履行合同。人民法院在计算和认定可得利益损失时，应当运用可预见规则、减损规则、损益相抵规则以及过失相抵规则等综合予以判定。根据已查明的事实，．．．．．．参照合同所约定的住宅销售奖励计算标准，和信致远公司对此应得到可得利益损失为5102669元[（93820676元-3000元/㎡×24470㎡）×25%]。关于金利公司不继续履行合同而造成的损失问题，．．．．．．根据合同约定的单方解除合同造成损失的计算方式，和信致远公司的此部分损失为2304752.21元（451279.08㎡×3404.77元/㎡×1.5%×10%）。上述两项共计7407421.21元（5102669元＋2304752.21元）。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最高法民再16号
【裁判摘要】正大公司应当赔偿德聚公司的现实财产损失和可得利益损失。现实的财产损失包含合法建筑物、设备从2008年10月违约日起至2011年6月起诉期间的折旧损失，2008年11、12月份以及2009年春节期间值班工人工资费用以及鉴定费用；可得利益损失从2008年10月违约日起至2013年2月合同期满共计533万元。现实财产损失和可得利益损失构成全部经济损失，因此，原再审认定正大公司应向德聚公司负担在违约日至起诉日期间的全部经济损失，起诉日至合同终止之日的可得利益损失，不存在正大公司主张的重复计算问题。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最高法民再431号
【裁判摘要１】从2010年4月1日《协议书》的表述看，并不能明确得出1200万元补偿款所对应的补偿内容为何。．．．．．．可见，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烟商初字第11号民事判决、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4）鲁商终字第203号民事判决、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5）鲁民再字第24号民事判决认定基于合同目的，《协议书》应包括案涉宿舍楼拆迁，显属对合同目的的片面解释，在逻辑上不能周延。
【裁判摘要２】证人与当事人存在诉讼纠纷对该方作出不利证言无其他证据作证不能采信——关于颜某的证言，由于颜某在本案一审中出庭作证时，鑫龙公司与颜某之间因颜某对鑫龙公司负有债务到期未偿还发生纠纷并正在诉讼之中，颜某因此与鑫龙公司之间存在利害关系，其作出的不利于鑫龙公司的证言，在无其他证据加以佐证的情况下，不应采信而得出鑫龙公司负有拆迁案涉宿舍楼的事实认定。
【摘要】本院再审认为，本案再审争议焦点是鑫龙公司是否负有对36户职工宿舍楼进行拆迁的合同义务，刘××等9人是否因鑫龙公司未完成对该宿舍楼的拆迁而应返还给牟维飞1200万元补偿费。具体分析如下：第一，从2010年4月1日《协议书》的表述看，并不能明确得出1200万元补偿款所对应的补偿内容为何。．．．．．．在《协议书》约定不明的情况下，鑫龙公司作为合同相对方对自己搬迁自己的财产设定义务，与一般合同当事人通过合同处分自己权利的做法相符，而在鑫龙公司并非专门从事拆迁事务的企业的情况下，若要认定鑫龙公司为自己设定了拆迁并非属于其自己所有也未占有和使用的财产的合同义务，则当事人需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否则，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对《协议书》约定的鑫龙公司的义务，即应解释为其搬迁自己财产。．．．．．．可见，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烟商初字第11号民事判决、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4）鲁商终字第203号民事判决、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5）鲁民再字第24号民事判决认定基于合同目的，《协议书》应包括案涉宿舍楼拆迁，显属对合同目的的片面解释，在逻辑上不能周延。第二，在牟××竞拍案涉土地和房产时，鑫龙公司已经租赁该块土地和厂房经营使用，并且在租赁期限届满后，作为重组方对案涉土地和厂房的原所有权人龙口棉纺织厂进行了重组，负责接收棉纺织厂职工。
摘要2：（续）因此，牟××与鑫龙公司就案涉土地和房产之间存在着较为复杂的关系，虽然在《协议书》签订时租赁已经到期，但据此即推定补偿内容包括鑫龙公司搬迁经营损失和设施损失等不符合常理，显然罔顾本案上述基本事实，存在重大逻辑缺陷。第三，关于颜某的证言，由于颜某在本案一审中出庭作证时，鑫龙公司与颜某之间因颜某对鑫龙公司负有债务到期未偿还发生纠纷并正在诉讼之中，颜某因此与鑫龙公司之间存在利害关系，其作出的不利于鑫龙公司的证言，在无其他证据加以佐证的情况下，不应采信而得出鑫龙公司负有拆迁案涉宿舍楼的事实认定。第四，本案无论是委托合同纠纷，还是拆迁补偿合同纠纷，抑或无名合同纠纷，均为一般合同纠纷，应适用“谁主张，谁举证”的举证责任原则。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证明。．．．．．．故牟××作为一审原告，应当对其主张刘××等九人返还1200万元补偿款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牟××所提交的证据中，仅有颜某的证言与1200万元对应的鑫龙公司合同义务是否包括36户职工宿舍楼拆迁存在直接关联，其他证据均与该待证事实没有直接关联，而且如前所述，颜某的证言不应采信而得出鑫龙公司负有拆迁案涉宿舍楼的事实认定。在这种情况下，牟××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该1200万元对应的鑫龙公司负有的合同义务中包含对案涉宿舍楼完成拆迁，无法达到人民法院确信该待证事实存在高度可能性的程度，故其应当承担相应的不利后果。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烟商初字第11号民事判决、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4）鲁商终字第203号民事判决、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5）鲁民再字第24号民事判决基于错误的举证责任分配得出的事实认定，应予纠正。第五，．．．．．．可见，从《协议书》的履行事实，亦得不出36户职工宿舍楼的搬迁应由鑫龙公司承担的结论。
【解读】双方对《协议书》第四条约定，即“牟××按约定付给鑫龙公司补偿费后，2010年9月底前拆迁完毕”双方存在争议，该约定并未明确载明拆迁内容是否包括涉案36户职工宿舍楼。牟××主张1200万元是对原棉纺织厂36户职工宿舍楼搬迁安置和拆除警务室的补偿款，刘××等九人则主张是对鑫龙公司经营损失、搬迁重建、成套设备及管线、变压器等附属设施、租赁期内新建的仓库和车间的补偿以及合作开发房地产的前期可得利益损失的补偿。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200万元补偿款中是否包括对36户职工宿舍楼的搬迁安置费用。
摘要1：解读：（１）出租人将房屋另外出租给他人能否实际获取利益受经营策略、租赁市场活跃程度等多种因素的影响，租金差额并不当然等同于原承租人的预期利益损失；（２）原承租人主张“两次出租价款差额”来计算原承租人的预期利益损失缺乏理据，不予支持。
解析：《民法典合同编司法解释》第６１条规定——（１）在以持续履行的债务为内容的定期合同中，一方不履行支付价款、租金等金钱债务，对方请求解除合同，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合同应当依法解除的，可以根据当事人的主张，参考合同主体、交易类型、市场价格变化、剩余履行期限等因素确定非违约方寻找替代交易的合理期限，并按照该期限对应的价款、租金等扣除非违约方应当支付的相应履约成本确定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２）非违约方主张按照合同解除后剩余履行期限相应的价款、租金等扣除履约成本确定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是，剩余履行期限少于寻找替代交易的合理期限的除外。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8)最高法行申4658号
【裁判摘要１】强制拆除违章建筑的法定程序——（１）建设工程所在的市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责成的有关部门，有权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的规定强制拆除违法建筑；（２）强制拆除违法建筑应当事先予以公告，并在法定申请行政复议和提起行政诉讼的期限届满后实施；（３）实施强制拆除前，应当发出催告履行通知书，要求被处罚人在合理的期限内自行拆除；（４）实施强制执行行为方式、方法应当合理、适当，不得实施野蛮强拆——《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五条规定，行政强制的实施，应当适当。第十三条规定，行政强制执行由法律设定；法律没有规定行政机关强制执行的，作出行政决定的行政机关应当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第三十五条第（一）项规定，行政机关作出强制执行决定前，应当事先催告当事人限期履行义务。第四十四条规定，对违法的建筑物、构筑物、设施等需要强制拆除的，应当由行政机关予以公告，限期当事人自行拆除。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又不拆除的，行政机关可以依法强制拆除。《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六十八条规定，城乡规划主管部门作出责令停止建设或者限期拆除的决定后，当事人不停止建设或者逾期不拆除的，建设工程所在地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可以责成有关部门采取查封施工现场、强制拆除等措施。根据上述规定，建设工程所在的市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责成的有关部门，有权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的规定强制拆除违法建筑；强制拆除违法建筑应当事先予以公告，并在法定申请行政复议和提起行政诉讼的期限届满后实施；实施强制拆除前，应当发出催告履行通知书，要求被处罚人在合理的期限内自行拆除；实施强制执行行为方式、方法应当合理、适当，不得实施野蛮强拆。
摘要2：【裁判摘要２】强制拆除违章建筑赔偿损失——（１）只有合法权益受到违法行政行为侵犯造成损害的，行政机关才依法承担行政赔偿责任；（２）赔偿的范围限于直接损失，不包括将来可得利益损失；（３）行政赔偿诉讼中，原告对损失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但是由于被告违法野蛮强拆等原因，造成原告无法举证的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二条规定，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有本法规定的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情形，造成损害的，受害人有依照本法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赔偿义务机关，应当依法及时履行赔偿义务。第四条第（四）项规定，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违法行使行政职权侵犯当事人财产权的，受害人有取得赔偿的权利。第三十六条第（八）项规定，赔偿义务机关对受害人的财产权造成损害的，按照直接损失给予赔偿。《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八条第二款规定，在行政赔偿、补偿的案件中，原告应当对行政行为造成的损害提供证据，但是，因被告的原因导致原告无法举证的，由被告承担举证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十四条规定，法庭应当遵循法官职业道德，运用逻辑推理和生活经验，全面、客观和公正地分析判断证据，准确认定案件事实。根据上述规定，只有合法权益受到违法行政行为侵犯造成损害的，行政机关才依法承担行政赔偿责任；赔偿的范围限于直接损失，不包括将来可得利益损失；行政赔偿诉讼中，原告对损失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但是由于被告违法野蛮强拆等原因，造成原告无法举证的除外。
摘要1：【案号】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2)闽09民终150号
【裁判摘要】二审法院认为，赔偿房屋增值损失应当按照合同解除的原因来确定——案涉房产增值损失产生原因是合同被解除，故此损失的责任承担应根据合同被解除的原因来确定，而非根据未过户即未履行完毕的原因来确定。一审法院以未过户原因来认定，该理由错误。案涉合同被解除系因孙××未经龚××同意出卖房屋，应由孙××承担主要责任，即承担房子增值部分70%的预期利益损失。黄××、林×系审查疏忽，仅需承担次要责任，即承担房子增值部分30%的预期利益损失。案涉房产2019年评估价为483900元，减去房产实际成交价76500元，增值价值为407400元。合同解除后，案涉房产需返还孙××，据此孙××应当赔偿黄××、林×预期利益损失285180元(房产增值部分金额407400元×70%)。
【摘要】一审法院认为，赔偿房屋增值损失按照未过户原因确定——黄××、林×于1994年9月4日向孙志洪购买案涉房屋，其作为买受人应当尽到合理的注意义务，即应当审查买卖契约中孙××的配偶龚××签章的真实性，但黄××、林×未尽到注意义务，未要求共有人龚××亲笔签名，在买卖契约签订二十多年后，才于2019年要求龚××协助办理产权转移登记手续，黄××、林×作为理性买受人，应当对合同无法履行的诉讼结果具有合理预期，若黄××、林×尽到注意义务并及时要求龚××办理过户登记手续，在龚××不同意出售的情况下，黄××、林×可以及时通过解除合同、主张定金罚则、要求违约赔偿并进行替代房屋购买等方式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而黄××、林×未在合理期限内购买替代性房屋，放任房屋未转移登记的状态长达二十多年，其对于此后房价上升的风险与损失应当承担主要责任。而孙××作为案涉房屋产权登记人，其向龚××隐瞒房屋出售的事实，并在买卖契约上加印了龚××的私章，造成有权处分的假象，致使黄××、林×产生合理信赖，其对黄××、林×的可得利益损失，应承担次要责任。龚××作为案涉房屋的共有人，其并未在房屋买卖契约中签名，其对房屋出售事实并不知情，其对此损失不存在过错，不应承担责任。
摘要2：【注解】（１）无权代理合同属于有效合同，由无权代理人承担违约责任；（２）房屋增值损失系违约赔偿损失，应当根据过错相抵规则承担责任（二审认为赔偿房屋增值损失应当按照合同解除的原因来确定，该裁判观点值得商榷）。
【关联法条】《民法典》《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七十三条【过失相抵】被侵权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
摘要1：【裁判摘要１】《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八条规定，被告不依法履行、未按照约定履行或者违法变更、解除本法第十二条第一款第十一项规定的协议的，人民法院判决被告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责任。被告变更、解除本法第十二条第一款第十一项规定的协议合法，但未依法给予补偿的，人民法院判决给予补偿。根据前述规定，“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责任”或者“给予补偿”判决均是法律责任条款，适用前述责任条款的前提是要对被告不依法履行、未按照约定履行或者违法变更、解除行政协议行为的合法性作出判断。该条第一款的适用条件是被诉行政协议行为违法情形下的责任判决方式；第二款是被诉行政协议行为合法情形下的责任判决方式。责任判决方式不能单独适用。本案中，2018年5月25日潍坊高新区管委会出具《告知函》，明确因为国家法律政策调整，不再履行49号土地出让协议义务，协商补偿事宜。对于不履行协议义务行为的合法性，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作出判断，在此基础上才能考虑对原告的赔偿或补偿问题。
【裁判摘要２】除非法律、法规或者规章另有规定，行政机关不能既承担行政赔偿责任又承担协议违约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四条、第三十六条第十项规定，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行政职权时，违法行政行为造成财产损害的，受害人有取得赔偿的权利。财产损害按照直接损失给予赔偿。“直接损失”就是实际损失，包括已经发生的财产损失和必将发生的可得利益损失。未按约定履行协议义务行为违法，造成行政协议相对人合法财产利益损失的，人民法院应当判决行政机关赔偿直接损失。本案中，潍坊高新区管委会未按照49号土地出让协议约定履行办理国有土地使用证义务行为违法，协议无法继续履行，应当返还刘××、刘×交付的土地出让金；同时，土地增值利益属于土地权利人的必得利益，由于潍坊高新区管委会补办征地手续过于延迟，未按约定履行土地出让协议约定的办证义务，并最终因土地出让法律程序改变导致土地受让人不能取得协议约定的国有土地使用权，一、二审判决按照涉案土地2008年出让给他人的市场拍卖价款减去49号土地出让协议约定土地价款的差价作为直接损失予以赔偿，符合国家赔偿法的规定，本院予以支持。一、二审判决认为，已支付土地出让金的利息损失包含在土地增值价值之中，二者不能重复计算，进而驳回刘××、刘×关于利息损失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
摘要2：（续）至于违约损失，行政协议案件的赔偿责任实质是行政协议行为侵权的国家赔偿责任与行政协议违约责任的法律竞合。民事诉讼中，发生民事侵权与违约赔偿法律责任竞合的情况下，当事人只能选择其一提起民事诉讼。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条规定，行政诉讼只能是行政行为侵权的国家赔偿责任，除非法律、法规或规章另有规定，行政机关一般不承担违约责任，更不能判决行政机关既承担行政赔偿责任，又承担协议违约责任。
【裁判摘要３】行政协议案件属于行政案件，在法律适用上当然要优先适用行政诉讼法和行政实体法律规范，而不是既可以适用行政法律规范，又可以适用行政法律规范。民事法律规范仅仅是人民法院审理行政协议案件的补充规则。即，行政法律规范没有规定的，在不与行政法的基本原则相抵触的情况下，人民法院可以补充适用民事法律规范。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机关不依法履行、未按照约定履行，或者单方变更解除行政协议案件时，往往会涉及协议本身的合法有效性问题。被告不依法履行、未按约定履行协议或单方变更、解除协议的主要理由，就是认为协议无效。在对行政机关不依法履行、未按约定履行协议或单方变更、解除协议提起诉讼的案件中，行政协议仅仅是案件的主要证据和依据，并非被诉行政行为。这与征收案件中，当事人对征收补偿决定提起行政诉讼，理由是征收决定违法或无效，情形时一样的。在此情形下，人民法院应当对作为本案证据的前置行政行为是否存在重大且明显违法进行审查。不属于重大且明显违法的，一般不宜否定其证据效力。行政协议作为行政机关履行行政职责的一种方式，应当适用行政诉讼法第七十五条规定的重大且明显违法标准判断其是否属于无效。进而判断协议约定内容是否可以作为判断被诉行政行为以行为是否合法的证据和依据。
摘要1：【裁判摘要１】原审法院认为：招标人在发布招标公告或者发出招标邀请时，应该具有合法的招标资格，主要包括项目已经法定部门审批，资金已经到位等基本条件。胜利油田中心医院作为招标人，对外发出招标文件后，纯江环保公司按胜利油田中心医院的要求制作提交了投标书并缴纳了投标保证金。经过竞标纯江环保公司被确定为第一拟成交商，但胜利油田中心医院却以资金未落实到位为由取消项目，并将工程发包给投标人以外的供应商，严重违背了诚实信用原则，应当承担缔约过失责任。但纯江环保公司、胜利油田中心医院尚未签订合同，纯江环保公司请求胜利油田中心医院赔偿可得利益损失，不符合法律规定，不予支持。根据招标相关法律规定，投标保证金属于缔约定金，胜利油田中心医院应按定金罚则的规定双倍返还纯江环保公司保证金。
【裁判摘要２】二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第四十五条规定：“中标人确定后，招标人应当向中标人发出中标通知书，并同时将中标结果通知所有未中标的投标人。中标通知书对招标人和中标人具有法律效力。中标通知书发出后，招标人改变中标结果的，或者中标人放弃中标项目的，应当依法承担法律责任。”第四十六条规定：“招标人和中标人应当自中标通知书发出之日起三十日内，按照招标文件和中标人的投标文件订立书面合同。招标人和中标人不得再行订立背离合同实质性内容的其他协议。”本案中，被上诉人纯江环保公司的第一项诉讼请求为胜利油田中心医院赔偿其可预见利益122万元，上诉人胜利油田中心医院未向被上诉人纯江环保公司发出中标通知书，双方未签订书面合同，双方之间的承揽合同关系未成立。被上诉人诉请赔偿其可得利益损失属于违约责任，因双方合同关系不成立，原审法院认为被上诉人诉请的可得利益损失不符合法律规定，不予支持正确。被上诉人的第二项诉讼请求是返还投标保证金30万元及利息损失，原审法院认定投保保证金属于缔约定金，判令上诉人双倍返回被上诉人投标保证金，超出了纯江环保公司的诉讼请求。．．．．．．被上诉人按上诉人要求参加了涉案项目的投标并缴纳了投标保证金，上诉人应返还占用期间投标保证金所产生的孳息。故本院支持以30万元为本金，自2012年11月8日至2013年12月18日，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存款利率即年利率3%计算的利息损失10125元。
摘要2：【解读】原告诉讼请求——请求判令胜利油田中心医院赔偿纯江环保公司可预见利益122万元，并返还投标保证金30万元及利息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