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协议非诉执行案件
摘要1：行政协议非诉执行案件的申请条件和程序：（１）书面决定→申请强制执行；（２）处理决定→申请强制执行。
摘要2：【注解】行政非诉执行程序中被执行人与政府机关达成执行和解，被执行人能否向法院起诉撤销执行和解协议？——被执行人认为执行和解协议无效或可撤销不能起诉确认执行和解协议无效或撤销，可以通过不履行执行和解协议的方式恢复原行政决定的执行（被执行人不履行执行和解协议，行政机关只能申请恢复行政决定的执行）
合同效力溯及适用
摘要1：《民法典时间效力》第８条规定：民法典施行前成立的合同，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合同无效而适用民法典的规定合同有效的，适用民法典的相关规定。
摘要2：【注解１】《民法总则》施行前成立的合同，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为无效，而适用《民法典》规定为合同有效或者可撤销的，适用《民法典》认定合同有效或者可撤销。
【注解２】《民法典》施行前成立的合同，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为无效，而《民法典》并未作出明确的规定而２０２１年１月１日施行的新司法解释删除了合同无效的规定，应当溯及适用新司法解释的规定尽量使合同有效（合同效力有效溯及既往为基本原则）。
格式条款效力认定溯及适用
摘要1：格式条款效力认定溯及适用：（１）民法典施行前订立的合同，提供格式条款一方未履行提示或者说明义务，涉及格式条款效力认定的，适用民法典第４９６的规定；（２）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未履行提示或者说明义务，致使对方没有注意或者理解与其有重大利害关系的条款的，对方可以主张该条款不成为合同的内容。
摘要2：【注解】《民法典时间效力》第９条属于有利溯及原则，主张该条款不成为合同内容（“未订立合同说”）将该制度归属于合同订立的范畴，相较于原《合同法解释二》第９条的“可撤销说”，对格式条款相对人更加有利。
【笔记】《民法典》实施后对于未尽提示或者说明义务的格式条款是可撤销还是可主张未订入合同？
摘要1：解读：（１）对于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未履行提示或者说明义务，致使对方没有注意或者理解与其有重大利害关系的条款的法律效果，《民法典》第４９６条采取“未订入合同说”；（２）《民法典》实施后对于未尽提示或者说明义务的条款采取“未订入合同说”，对方可以主张该条款不成为合同的内容。
摘要2：【注解】根据《民法典》第４９６条规定：（１）必须由相对方主张该条款不成为合同的内容（这些条款根本没有成立），相对人业可以选择不主张该条款不成为合同内容而认可该条款纳入合同内容；（２）该条款起草人无权主张该条款不成为合同内容。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 (2020)最高法民申2407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 (2020)最高法民申2407号
【裁判摘要】正大建筑公司通过股东会决议形式解除了牟某某监事资格是公司内部的自治行为，依照法律或公司章程规定的议事方式和表决程序作出的决议，自作出时生效，只有存在效力阻却事由时才能导致效力瑕疵，而依照我国现行公司法和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该效力阻却事由包括股东、董事、监事提起“公司决议无效、可撤销或不成立"之诉，而牟某某并未提起相应诉讼，应视为案涉决议不存在争议，故原审法院认定牟善楼不具备正大建筑公司的监事或者监事会主席的身份，不得以公司监事会主席身份提起本案代表之诉是正确的。牟某某作为正大建筑公司股东，提起股东代表诉讼的前提是公司利益因董事、监事、高管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的规定而受到侵害，且穷尽了公司内部救济手段，即牟某某是在书面请求公司监事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而公司明确拒绝或者对股东请求置之不理时，或情况紧急、不立即提起诉讼将会使公司利益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时，才能提起代表诉讼。本案中，牟某某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已经履行了前置程序，所提供证据亦不能证明其起诉属于情况紧急、不立即提起诉讼将会使正大建筑公司利益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的情形，牟某某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原审法院作出的驳回牟善楼起诉的裁定，符合法律规定，应予支持。
摘要2：
【笔记】股东在６０日除斥期间内提起股东撤销之诉但在６０日除斥期间后申请追加公司为被告，该股东撤销之诉是否超出６０日除斥期间？
摘要1：解读：（１）《公司法》第２２条第２款规定“自决议作出之日起六十日内”为除斥期间，不得中断、中止；（２）股东在６０日除斥期间内提起股东撤销之诉表明股东已在法定期限内积极行使其作为公司股东所享有的法定撤销权，在６０日除此期间后追加公司为被告不能认定超出６０日除斥期间。
摘要2：
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沪01民终12274号
摘要1：【案号】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沪01民终12274号
【裁判摘要】根据法律规定，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就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办理相关手续、支付工资报酬、加班费、经济补偿或者赔偿金等达成的协议，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且不存在欺诈、胁迫或者乘人之危情形的，应当认定有效。前款协议存在重大误解或者显失公平情形，当事人请求撤销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本案中，上诉人于2019年12月2日向被上诉人提出离职，同日，双方签订《协议书》，其中载明：因双方劳动关系而产生的所有义务及未结清款项甲方(大家人寿公司)均已全部履行和结清，乙方(王寅)对此予以确认，并自愿放弃以任何理由向甲方主张任何权利(包括但不限于提起劳动仲裁、提起诉讼或任何其他控告投诉等)。现上诉人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双方签订《协议书》时存在胁迫等致使《协议书》无效的情形。至于上诉人所主张的该协议直接导致其损失70余万元的后果故而存在因显失公平而可撤销情形，鉴于上诉人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其在签署协议时应当知晓双方之间已结及未结款项情况以及签署该协议的相应法律后果，即便确实存在上诉人所主张的未结款项，上诉人签订协议的行为亦可视为作出放弃相应权利的意思表示，现上诉人以此为由主张该协议显失公平，依据不足，本院难以支持。据此，一审法院认定双方签订的《协议书》合法有效，并无不当，本院予以认同。在此基础上，上诉人再主张业务绩效提奖及浮动岗位津贴，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对此不予支持。
摘要2：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3)一中民终字第10544号
摘要1：【案号】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3)一中民终字第10544号
【裁判摘要】破产受理前１年对原有财产担保的债务继续提供财产担保的行为不属于可撤销范围，管理人无权撤销——破产法第三十一条规定：“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前一年内，涉及债务人财产的下列行为，管理人有权请求人民法院予以撤销：（一）无偿转让财产的；（二）以明显不合理的价格进行交易的；（三）对没有财产担保的债务提供财产担保的；（四）对未到期的债务提前清偿的；（五）放弃债权的。”中旺公司破产管理人上诉称，阮某某与中旺公司2008年6月16日办理的动产抵押登记是对新的债权债务新设的抵押权，属于上述法条第（三）项“对没有财产担保的债务提供财产担保的”所规定的情形，且发生在法院受理中旺公司破产申请前一年以内，故依据该法律规定行使破产撤销权，要求撤销中旺公司对阮某某提供的上述财产担保。对此本院认为，经查，中旺公司基于其与阮某某于2007年签订的抵押合同，于2007年9月14日为阮某某办理动产抵押登记，2008年，中旺公司与阮某某签订抵押合同，该合同中约定的抵押物、担保范围、抵押人、抵押权人均与双方2007年签订的抵押合同一致。2008年抵押合同“鉴于”部分记载，签订该抵押合同的原因为“借款期限届满五谷道场无法偿还，将借款本息一并转为借款本金并重新签订借款协议，为保证五谷道场按期足额偿还上述借款”，可见阮某某与五谷道场之间并未发生新的借贷关系。同时，根据2008年6月18日动产抵押注销登记书和2008年6月16日动产抵押登记书的记载，针对16 533 100.65元借款，在2008年6月16日阮某某和中旺公司办理抵押登记时，原抵押登记并未注销，即中旺公司2008年6月16日对阮某某提供的财产担保并非对没有财产担保的债务提供担保。综上，阮某某与五谷道场之间并未发生新的债权债务，阮某某与中旺公司于2008年6月16日办理的动产抵押登记亦非针对新的债权债务，而系对有财产担保的债务提供的继续担保，不属于破产法第三十一条第（三）项规定的“对没有财产担保的债务提供财产担保的”情形，故中旺公司破产管理人的上诉理由缺乏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
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4)浙杭商终字第2307号
摘要1：【案号】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4)浙杭商终字第2307号
【裁判摘要】本案中，黄××与中力公司订立《抵押合同》之时，所涉的抵押物系海关监管之物，因我国物权法第一百八十四条规定依法被监管之物不得设定抵押，该《抵押合同》违反了法律强制性规定，应属于无效合同。我国合同法第五十六条规定，无效的合同自始没有法律约束力，故案涉《抵押合同》始终不能发生设立抵押权的法律效果，原审法院认定《抵押合同》因海关监管期的经过从无效合同转化成有效合同，没有法律依据。案涉《抵押合同》并非合同法实施以前成立的合同，也不存在适用当时的法律合同无效而适用合同法有效的情形，故该合同并不能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三条的规定而被认定为有效。本院还注意到，案涉抵押物的所有权人系破产中的企业，故评价抵押合同的效力不仅应考虑合同法的一般性规范，还要注意企业破产法中涉及抵押合同效力的特别性规范。我国企业破产法第三十一条规定，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前一年内，债务人对没有财产担保的债务提供财产担保的，管理人有权请求人民法院予以撤销，这表明在债务人破产情形下，法律对在特定期限内对债务人财产设立抵押担保的行为效力持否定性评价。案涉抵押物的海关监管期届满日分别为2013年11月、12月，而中力公司破产重整案件受理之日为2013年12月30日，即使案涉《抵押合同》因监管期的经过而补正为有效合同的法律观点成立，因该抵押权设立的时间在前述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特定期限内，对该抵押权的效力仍应作出否定性的法律评价。综上，案涉《抵押合同》系无效合同，黄××对案涉抵押物的抵押权并未依法有效设立，黄剑锋主张对抵押物享有优先受偿权没有法律依据。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但对案涉《抵押合同》的效力以及抵押权的效力认定错误，本院依法予以纠正。
摘要2：【注解】因法定事由导致抵押权的设立时间晚于成立债权债务的意思表示时间且处于受理破产申请前１年内，不属于《企业破产法》规定的可撤销行为，管理人无权撤销。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6)最高法民申717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6)最高法民申717号
【裁判摘要】债权人扣划债务人款项的行为发生在诉讼中，并在审理中经依法扣减且得到生效判决的确认，属于通过诉讼进行的个别清偿，管理人无权撤销——第一，破产法第三十二条虽规定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前六个月内，债务人出现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并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或明显缺乏清偿能力的情形，债务人仍对个别债权人进行清偿的，管理人有权请求人民法院予以撤销。本条的立法目的是防止债务人的个别清偿行为损害其他债权人的公平受偿权利，但本案的款项扣划不属债务人自行清偿行为，而是中信西安分行的主动划扣，不属于破产法第三十二条的规范范围，西飞破产管理人据此主张撤销，法律依据不足。第二，根据破产法司法解释二第十五条规定，债务经过诉讼、仲裁、执行程序对债权人进行的个别清偿，破产管理人依据破产法第三十二条的规定请求撤销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上述解释实际上对经过诉讼、仲裁、执行程序的债权清偿行为予以了肯定。本案中信西安分行扣划款项予以清偿的行为发生于诉讼中，之后该笔债权审理中又经依法扣减，实际得到生效判决的确认，属于经过诉讼进行的个别清偿，西飞破产管理人认为即使经过诉讼未经其自愿履行或强制执行均属可撤销的个别清偿，与该解释本意并不符合，原审判决对西飞破产管理人的主张不予支持，并无不当。
摘要2：【案号】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陕民三终字第00035号
【解读１】原告进出口公司管理人请求判令：1、撤销中信西安分行于2013年11月18日从进出口公司账户上划转人民币2746755.00元的清偿行为；2、中信西安分行向进出口公司管理人返还人民币2746755.00元；3、诉讼费由中信西安分行承担。
【解读２】债权人在与债务人在债权诉讼中自行划款清偿债权并取得生效民事判决予以确认，属于通过诉讼进行的个别清偿，管理人无权侵权撤销该个别清偿行为。
【注解１】破产撤销权以管理人作为原告。
【注解２】（１）本案认为银行自行划款的行为属于其自力实现债权的行为而非债务人清偿行为；（２）对《破产法》第３２条有决定意义的并非债务人亲自进行个别清偿行为，而是因债务人进行个别清偿或其他原因使个别债权人在债务人的破产临界期内不当实现债权从而影响债务人责任财产损害其他债权人平等受偿，本案银行自行划款与债务人进行个别清偿的行为具有同一效果，应适用《企业破产法》第３２条个别清偿之规定；（３）本案银行已经取得生效民事判决在扣减银行已经自行划款的金额后判令债务人偿还剩余本息，属于《企业破产法规定（二）》第１５条规定的”债务人经诉讼、仲裁、执行程序对债权人进行的个别清偿”之情形，管理人不享有个别清偿之破产撤销权。
【注解３】2014年3月20日，原审法院以（2013）西民三初字第00122号民事判决判令进出口公司向中信西安分行偿还本金1093260.10美元（1543260.10美元-450000美元）、逾期利息及罚息，其中认定扣除了中信西安分行从进出口公司账户划款450000美元。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7)最高法民申3666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7)最高法民申3666号
【裁判摘要】破产管理人有权对债务人在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前１年内进行的可撤销行为提起诉讼主张撤销并以破产管理人作为原告——原审判决认定厚和公司、刘××已经依约支付设备价款及九竹公司管理人未能提交充分反驳证据应承担举证不能后果，并不缺乏证据证明，适用法律亦无不当。
摘要2：
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20)豫行终3317号
摘要1：【案号】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20)豫行终3317号
【裁判摘要】行政机关对生效判决拒绝履行的意见具有可诉性——关于本案被诉处理意见的可诉性问题｜本案被诉处理意见为管城区政府针对彭宝生行政补偿请求的明示拒绝行为，亦是管城区政府履行(2019)豫71行初82号行政判决确定义务(限期对彭宝生宅基地上167.26平方米土地上建筑物补偿安置作出处理)的行为。该行为是针对特定对象作出的一种否定性的行政行为，同时，亦具有终结法院执行程序的法律效力，得为法院撤销之诉的标的。管城区政府关于被诉处理意见不属于具体行政行为，不具有可撤销性，不具有可诉性的答辩意见不能成立。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最高法民申1763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最高法民申1763号
【裁判摘要】在全体股东一致同意的情况下，部分股东同意放弃资本公积金转增权利，资本公积可以定向转增注册资本——关于三再审申请人是否已放弃案涉资本公积金转增股份问题。根据一、二审判决查明的事实，华锐公司在2014年底面临股票暂停上市、公司债券无法兑付的双重风险。如无法妥善化解，华锐公司全体股东和债权人将遭受重大损失。在此情形下，华锐公司引入外部投资人富海中心、汇能中心，签订应收账款转让协议，由富海中心、汇能中心收购华锐公司部分应收账款，相关资金专项用于兑付要求回售的债券，同时华锐公司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将相关转增股份让渡给富海中心和汇能中心。华锐公司在上述背景下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并非是为了向公司现有股东送股，而是为引入投资人富海中心、汇能中心而支付相应对价。三再审申请人对华锐公司当时面临的困境及华锐公司进行该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实际意义系明知。其在2014年12月15日召开的临时股东大会上对《关于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议案》投了同意票，并就该转增股本事项分别出具了承诺函，承诺不可撤销地放弃该次转增股份的全部权利，相应转增股份由华锐公司直接向投资企业派发，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上海分公司计入投资企业的股东账户等。后富海中心、汇能中心按约付款，华锐公司因此走出了2014年底面临的经营困境，三再审申请人作为华锐公司的发起人股东已实际受益。据此，二审判决认定富海中心、汇能中心投入资金与华锐公司发起人股东让渡本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份互为因果，发起人股东同意公司实施资本公积金转增股份与其同意放弃资本公积金转增股份具有一致性和整体性，三再审申请人已放弃其按持股比例获得的转增股份，并无不当。
摘要2：
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20）晋行再31号
摘要1：【案号】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20）晋行再31号
【裁判摘要１】本案被强制拆除房屋所在的宅基地为集体土地，改造过程中用于城市公共道路建设用地，万柏林区政府主导辖区内城中村改造，组织整村拆除工作，故大井某社区城中村改造过程中发生的征收拆迁行为，包括本案被诉的拆除行为，应由万柏林区政府按照征收集体土地相关法律规定承担责任。由于大井某社区并非行政主体，不享有《土地管理法》规定的土地征收实施权，更不享有《行政强制法》规定的行政强制权，其直接实施的拆除行为应视为接受万柏林区政府的委托，万柏林区政府对大井某社区实施的拆除行为负有监督管理职责，并承担拆除行为的法律后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五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二款的规定，万柏林区人民政府是本案被诉拆除行为的责任主体，属于适格被告。
摘要2：【裁判摘要２】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在征收农村集体土地过程中不享有强制执行权，土地行政主管部门作出的责令交出土地的决定，是其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的实体性依据——关于本案被诉的行政强制拆除行为的合法性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四十五条规定：“违反土地管理法律、法规规定，阻挠国家建设征收土地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责令交出土地；拒不交出土地的，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五十三条规定：“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行政决定的，没有行政强制执行权的行政机关可以自期限届满之日起三个月内，依照本章规定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第五十四条规定：“行政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前，应当催告当事人履行义务。催告书送达十日后当事人仍未履行义务的，行政机关可以向所在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执行对象是不动产的，向不动产所在地的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在被征收人拒不搬迁时，应当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及时作出责令交出土地的行政决定，然后再依法催告、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在征收农村集体土地过程中不享有强制执行权，土地行政主管部门作出的责令交出土地的决定，是其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的实体性依据。本案中，涉案房屋在被强制拆除前，被申请人并没有按照上述法律规定履行相应程序，没有向再审申请人作出责令交出土地的行政决定，没有向再审申请人发出催告，也没有告知再审申请人可以行使复议、诉讼等权利，而是直接实施本案被诉行政强制拆除行为，既没有职权依据，也没有执行依据，明显违反了强制执行的法定程序。《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四条第二款规定：“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不需要撤销或者判决履行的，人民法院判决确认违法：（一）行政行为违法，但不具有可撤销内容的；（二）被告改变原违法行政行为，原告仍要求确认原行政行为违法的；（三）被告不履行或者拖延履行法定职责，判决履行没有意义的”。本案中，被诉拆除行为属于行政事实行为，实施后不具有可撤销内容，依法应当确认被诉行政强制拆除行为违法。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最高法民终881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最高法民终881号
【裁判摘要】担保协议因签约人系限制行为能力人而无效，限制行为能力人不具有过错，无须承担赔偿责任——我国民法上的民事行为能力制度充分考虑了保护欠缺行为能力人的利益和保护交易相对人的信赖利益两种法益之间的平衡。意思自治是贯穿民法始终的价值理念，只有行为人对其行为性质及后果具有识别能力，行为人才能对其行为承担责任。原《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二十二条规定，不能完全辨认自己行为的成年人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民事法律行为由其法定代理人代理或者经其法定代理人同意、追认；但是，可以独立实施纯获利益的民事法律行为或者与其智力、精神健康状况相适应的民事法律行为。2021年1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二十二条做了相同的规定。即民事行为能力制度在制度构造上优先保护的是限制行为能力人的利益，仅在法定情形下例如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纯获利益的民事法律行为，从事与其智力、精神健康状况相适应的民事法律行为，或从事的与其智力、精神健康状态不相适应之民事法律行为经法定代理人同意或追认等情形，才保护交易相对人的信赖利益。这一制度为保护限制行为能力人免遭损害筑起安全保障之堤，体现了同情、关爱不能完全辨认自己行为能力的弱者权益这一人类的基本情感。首先，由于李××于2016年6月系限制行为能力人，其认知能力受到损害，对担保2.5亿元本金及利息之巨额债务这一重大复杂的民事行为并无相应的认知能力，其从事的签署案涉担保协议的民事行为与其智力、精神健康状况不相适应，且法定代理人拒绝追认，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应当认定李××上述担保行为无效。相应地，林×实际控制的中科联合公司将其所管理的李××房产，基于李××签署的《房地产抵押合同》而办理抵押登记的行为也归于无效。一审法院根据当时有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二十二条规定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七条的规定，认定李××签署的《个人无限连带责任保证书(不可撤销)》、《房地产抵押合同》及《承诺函》均为无效，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确认。其次，中诚信托公司上诉主张根据当时有效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之规定，对主合同有效而担保合同无效，债权人无过错的，由担保人与债务人对主合同债权人的经济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然而，案涉担保协议因签约人李××系限制行为能力人而无效，
摘要2：（续）故李××对担保协议的无效并不具有过错。上述第七条并未规定主合同有效而担保合同无效，债权人和担保人均无过错的情形。退一步说，即使认为上述第七条涵盖了债权人和担保人均无过错的情形，该条亦仅是针对担保人责任的一般规定。而原《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现《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二十二条是保护限制行为能力人利益的特别规定，强调的是限制行为能力人对其从事的与其智力、精神健康状况不相适应之民事法律行为不承担责任，经法定代理人同意、追认的除外。在法律有特别规定时，不应适用当时有效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的一般规定。根据当时有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关于合同无效时“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五条第二款关于“担保合同被确认无效后，债务人、担保人、债权人有过错的，应当根据其过错各自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的规定，合同被认定无效时的赔偿责任系缔约过失赔偿责任，赔偿须以过错为前提，如担保人对担保合同无效无过错的，无须承担赔偿责任。故一审法院认为李××不应承担本案《借款合同》项下的担保责任，适用法律并无不当。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 (2020)最高法行再1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 (2020)最高法行再1号
【裁判摘要1】《中华人民共和国循环经济促进法》第二十三条第三款、第五十四条规定，在国务院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规定的期限和区域内，禁止生产、销售和使用粘土砖，违反规定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指定的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继续生产、销售的，由地方人民政府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依法吊销营业执照。国办发（2005）33号《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推进墙体材料革新和推广节能建筑的通知》规定，要分批禁止或限制生产、使用实心粘土砖，并逐步向小城镇和农村延伸。到2010年底，所有城市禁止使用实心粘土砖。2011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发布的《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明确将砖瓦24门以下轮窑以及立窑、无顶轮窑等土窑列为淘汰类产业。根据前述规定，全面停止粘土实心砖生产，是国家产业政策调整的基本导向，人民法院应当支持行政机关为落实国家产业政策调整依法实施的关闭、取缔、强制拆除粘土实心砖砖厂等行政行为。但是，落实国家全面停止粘土实心砖生产政策，也要区分不同情况，依法作出处理：对于责令停止生产时尚拥有合法的生产经营手续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八条第二款的规定，撤回已经生效的行政许可，并对由此给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造成的财产损失依法给予补偿；对于责令停止生产时已经不具有合法生产经营手续的，则应当依法予以取缔；需要强制拆除砖窑等设施的，则应当依据行政强制法的规定，依法予以强制拆除。
【裁判摘要2】对违法采矿行为的取缔，属于行政处罚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二条规定，行政机关必须充分听取当事人的意见，对当事人提出的事实、理由和证据，应当进行复核；当事人提出的事实、理由或者证据成立的，行政机关应当采纳。第三十九条规定，行政机关按照一般程序给予当事人行政处罚的，应当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并告知被处罚人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汉寿县政府对祝家岗砖厂作出取缔的行政处罚，违反法定程序。鉴于撤销对祝家岗砖厂的取缔行政处罚，将给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造成重大损害，依法应当判决确认取缔行为违法，不撤销保留效力。
摘要2：【裁判摘要3】本案中，法律并未授予任何行政机关对违法采矿予以取缔的行政处罚行为有权自行强制执行，汉寿县政府或者沧港镇政府并无强制执行的法定职权。祝家岗砖厂被强制拆除，属于行政机关超越职权，强制拆除的实施之前，亦未催告履行、作出强制执行决定，未给予祝家岗砖厂陈述权和申辩权，严重违反行政强制执行的法定程序。鉴于强制拆除行为系事实行为，并无可撤销内容，依法应当确认违法。
【裁判摘要4】本案中，祝家岗砖厂取土制砖的采矿许可证已经过期，采矿许可证过期后继续取土烧制粘土砖的生产行为，属于违法生产经营活动。违法取粘土生产出来的未烧制的砖坯，属于违法所得，并非合法权益；烧制粘土砖的轮窑、制砖机等机器设备的残值，在合法经营期限届满时，原本属于祝家岗砖厂的合法财产。但是，用于非法生产粘土砖后，轮窑、制砖机等机器设备成为非法生产经营活动的工具。取缔违法生产经营活动的行政处罚决定，当然包含对违法行为所使用的专门工具的销毁，否则取缔将成为无强制执行内容的处罚，亦无法彻底根除违法取土烧制粘土砖行为。轮窑、制砖机等机器设备等违法生产活动的专用工具，亦不属于应予赔偿的合法权益损失范围。
【裁判摘要5】《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六条第一、四款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作出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是被告；两个以上行政机关作出同一行政行为的，共同作出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是共同被告。也就是说，只有作出被诉行政行为或者共同作出被诉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才是适格被告。政府组织、协调相关职能部门配合作出被诉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进行行政管理活动的，政府的组织、协调行为，和相关职能部门的配合行为，都不属于共同作出行政行为的情形，不是被诉行政行为案件的共同被告。
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京02民辖终608号
摘要1：【案号】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京02民辖终608号
【裁判摘要】中广投公司以其受让融资租赁合同债权为由，依据吉运公司与魏县妇幼保健院所签涉案《融资租赁合同》，远程视界科技集团向吉运公司提供的涉案《不可撤销担保书》，吉运公司与加油宝公司（原名“江泰金融公司”）所签《债权转让合作协议书》，吉运公司向加油宝公司提交的包含承诺提供担保的涉案《应收账款转让申请书》，刘××向加油宝公司提供的《个人无限连带担保责任书》，及加油宝公司与中广投公司所签《债权转让协议书》等证据材料，以融资租赁合同纠纷为由向魏县妇幼保健院、远程视界科技集团、吉运公司、刘××等提起本案诉讼，请求判令魏县妇幼保健院向中广投公司支付租金，远程视界科技集团、吉运公司、刘××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等，属于债权受让人依据《债权转让协议书》等就涉案《融资租赁合同》、《不可撤销担保书》的履行提起的诉讼，应依据融资租赁合同法律关系确定案件管辖法院。本案中，吉运公司为涉案《融资租赁合同》约定的甲方（出租人），魏县妇幼保健院系约定的乙方（承租人），吉运公司及魏县妇幼保健院所在地均属于与本案争议有实际联系的地点，故涉案《融资租赁合同》第十九条第2项关于“有关本合同的一切争议，合同各方应首先根据本合同规定的内容友好协商解决，如协商不能解决的，各方同意由甲方所在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诉讼解决”的约定，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四条关于“合同或者其他财产权益纠纷的当事人可以书面协议选择被告住所地、合同履行地、合同签订地、原告住所地、标的物所在地等与争议有实际联系的地点的人民法院管辖，但不得违反本法对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的规定”的规定，具有法律效力。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最高法民申2369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最高法民申2369号
【裁判摘要】２００６年１月１日之前担保事项未经股东会或董事决议合法有效——毓慧公司同时主张该函未经其股东会、董事会决议通过因而无效。经查，2005年10月27日修正、2006年1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公司向其他企业投资或者为他人提供担保，依照公司章程的规定，由董事会或者股东会、股东大会决议；公司章程对投资或者担保的总额及单项投资或者担保的数额有限额规定的，不得超过规定的限额”。但在此之前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对公司对外担保是否需由股东会、董事会决议，并无明确的规定。而毓慧公司出具《不可撤销反担保函》的时间是2005年7月26日，此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尚未通过实施，根据法不溯及既往的一般原则，毓慧公司据此主张《不可撤销反担保函》无效的理由不能成立，一、二审判决认定《不可撤销反担保函》合法有效，并无不当。
摘要2：
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辽民终430号
摘要1：【案号】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辽民终430号
【裁判摘要】债务人在破产临界期内“借新还旧”是否构成个别清偿？｜债务人在破产临界期内从第三人处借款，专款专用于偿还对特定债权人的债务，债务人的资产实际并未减少、债务总额并未变化、对其他债权人的清偿比例并未变化，并未损害其他债权人利益，不构成偏颇性个别清偿，管理人不得请求法院撤销。——一审法院在综合分析本系列案件事实的基础上，认为鞭炮公司用从资产公司所借款项偿还给王××１、王××２、王××３、王×并未造成鞭炮公司资产的实际减少、王××１、王××２、王××３、王×对应的同等数额债权已相应减少、鞭炮公司的债务总额并没有发生变化、对王××１、王××２、王××３、王×的偿还行为并未降低其他债权人的清偿比例、没有损害其他债权人的利益，不构成偏颇清偿，进而认为鞭炮公司对王××１、王××２、王××３、王×的清偿行为不应予以撤销，上述论述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本院根据鞭炮公司管理人的上诉请求和理由，结合二审期间查明的事实，对上述问题另做如下补充阐述：第一，在2016年6月6日市供销社研究解决鞭炮公司历史遗留问题有关事宜的周例会上明确：“资产公司”的用于偿还本系列案件中30人的款项要“专款专用”，并由鞭炮公司提供“专用账户”。说明鞭炮公司从资产公司借款的用途明确是用于偿还包括王××１、王××２、王××３、王×在内的30人借款的，该笔款项已经特定化。即如果不是用于偿还该30人的借款，就不会发生鞭炮公司从资产公司借款的事实。鞭炮公司管理人上诉称该笔款项如果不用于偿还30人的借款则可在破产清算中用于偿还职工债权或其他债权人的债权、鞭炮公司将借来的款项偿还了该30人的借款损害了其他债权人的利益的观点，不符合本案的客观实际，其该项上诉理由不能成立。第二，该30人为自然人，对企业的借款不论是否约定了利息，逾期还款时债权人均可以向债务人主张逾期部分的利息或违约金，而在市供销社研究解决鞭炮公司历史遗留问题有关事宜的周例会上，确定的偿还原则是签订还款协议“无利息"，在确认债务数额时，也是仅就借款的本金进行了确认，没有给付利息的相关内容。实际对该30人偿还借款时，也仅是按比例给付了部分本金，没有给付利息或约定给付利息。上述还款方式实际上使得该30人让渡了一定的利息或违约金债权，使得破产债权减少，相对的是对破产企业财产受益，
摘要2：（续）对鞭炮公司的其他债权人有利。第三，该30笔借款的债权人，在2016年6月6日的周例会上和2016年12月5日《借款申请》中，均提到其联合上访、负面影响大的问题，故对于该类债权，进入破产程序后一般会分别计算小额债权，并在普通债权中优先清偿，小额债权清偿的总额是对各笔债权小额清偿时的总和，而通过鞭炮公司向资产公司借款清偿该30人借款的方式，最终的结果是将30个债权人的债权统一归于资产公司一人，按清偿比例公平清偿，降低了小额债权人的人数和数额。因此，鞭炮公司以该种方式对包括王××１、王××２、王××３、王×在内的30人偿还借款，对其他债权人有利而无害。鞭炮公司对王××１、王××２、王××３、王×等的清偿行为，不属于《破产法》第三十二条规定的可撤销情形，不应予以撤销。
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苏01民终2727号
摘要1：【案号】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苏01民终2727号
【裁判摘要１】管理人要求撤销破产企业的个别清偿行为管理人作为原告具有诉讼主体资格——破产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管理人履行以下职责：（七）代表债务人参加诉讼、仲裁或者其他法律程序。破产法司法解释（二）第九条规定：管理人依据企业破产法第三十一条和第三十二条的规定提起诉讼，请求撤销涉及债务人财产的相关行为并由相对人返还债务人财产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在上述规定中，前者是管理人代表破产企业参加诉讼，是一般规定，后者是管理人提起撤销权诉讼，是特别规定，其特别性在于管理人与破产企业在诉讼中处于对立状态。如果此种情况下仍要求管理人必须以破产企业的名义提起诉讼，则会出现程序上的主体代表与实体上的诉请利益之间相互冲突的局面。本案系管理人要求撤销破产企业的个别清偿行为，根据特别规定优先适用于一般规定的原则，本案应适用破产法司法解释（二）第九条的规定，故三瀛公司管理人提起本案诉讼，具有诉讼主体资格。
【裁判摘要２】管理人无权请求撤销债务人以自有财产设定担保物权的债权进行的个别清偿行为——首先，2013年8月6日三瀛公司向顾×转让案涉车辆属于个别消偿行为。破产法第三十二条规定：“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前六个月内，债务人有本法第二条第一款规定的情形，仍对个别债权人进行清偿的，管理人有权请求人民法院予以撤销。但是，个别清偿使债务人财产受益的除外。”该条确立了个别清偿撤销权制度，构成要件有三：1.清偿发生在破产案件法院受理前六个月内，即临界期为六个月；2.清偿的债务为已到期债务；3.清偿时债务人已具备破产条件。根据本案已查明的事实，2013年8月6日三瀛公司向顾×转让案涉车辆时，案涉债权已经到期，且三瀛公司已出现财务危机，亦在破产案件受理前六个月之内，故三瀛公司向顾×转让案涉车辆以抵销借款的行为符合上述三要件，属于个别清偿行为。其次，三瀛公司的上述个别清偿行为属于管理人有权撤销的除外情形。破产法第三十二条中的“但书”规定“个别清偿使债务人财产受益的除外”。破产撤销权的目的是为了防止破产财产的不当减少，如果清偿行为使破产财产受益的，则不应撤销。破产法司法解释（二）第十四规定：“债务人对以自有财产设定担保物权的债权进行的个别清偿，管理人依据企业破产法第三十二条的规定请求撤销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摘要2：（续）但是，债务清偿时担保财产的价值低于债权额的除外。”根据该条司法解释，债务人通过个别清偿剔除担保物权后，原担保财产的权利即获得清洁并可纳入破产财产清偿普通债权。只有当债务人付出的清偿债务的财产价值高于获得的已剔除担保物权的财产价值时，才会出现债务人的破产财产不当减少的结果，才有必要予以撤销。反之，撤销并无必要。本案中，三瀛公司以价值27.9万元的自有车辆为案涉30万元借款提供担保，借款到期后三瀛公司以该车辆充抵30万元债务，该清偿行为使三瀛公司财产获益，故本案三瀛公司的个别清偿行为属于可撤销的除外情形，不应撤销。况且，三瀛公司管理人在审核永润公司债权时已核减以车抵债的30万元，表明其已认可三赢公司以车抵债行为。最后，如果撤销三瀛公司以车抵债的行为，则会出现三瀛公司及其债权人利益受损的局面。
（2017）苏1283民初10213号；（2018）苏12民终1863号
摘要1：合理变更已设立担保债务的抵押物不构成偏颇性清偿
【案号】案号：（2017）苏1283民初10213号；（2018）苏12民终1863号
【裁判要旨】将抵押合同约定的债务人自有抵押物变更为债务人的其他财产并办理抵押登记，是否属于企业破产法第三十一条第三项所规定的可撤销情形，应结合抵押合同的订立时间、是否取得对价利益、新旧抵押物的价值等因素综合判断。若原抵押物的价值足以满足债权清偿要求，且对变更抵押物作出合理解释的，不构成偏颇性清偿，应当确认债权人的优先受偿权。
【解读】（１）《企业破产法》第３１条第３项规定的可撤销的担保是为已有债务提供的担保，而非为新设债务提供的担保；（２）为新设债务提供担保及变更担保不属于《企业破产法》第３１条第３项所规定的可撤销情形。
摘要2：【来源：《人民法院报》2018年11月15日第6版】
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津02民终5786号
摘要1：【案号】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津02民终5786号
【裁判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三十一条规定“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前一年内,涉及债务人财产的下列行为,管理人有权请求人民法院予以撤销:(一)无偿转让财产的;(二)以明显不合理的价格进行交易的;(三)对没有财产担保的债务提供财产担保的;(四)对未到期的债务提前清偿的;(五)放弃债权的。”关于第(三)项“对没有财产担保的债务提供财产担保的”,并未明确规定可撤销的“财产担保”是为他人债务还是为自身债务提供财产担保,但从立法意图来说,对债务人自身的债务法律上尚且不允许提供“财产担保”,那么债务人只承担义务不享有权利而为他人债务提供“财产担保”的行为更是损害原有普通债权人的利益,法律上当然会更不允许。另外“没有财产担保的”也不能理解为只要这笔债务有财产担保,也无论财产担保是否足额都不符合该条规定,而应当理解为只要该笔债务无任何财产担保,或者该笔债务即使有财产担保,但设定在该笔债务的财产担保未足额,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前一年内,涉及债务人又为该笔债务余下尚未足额担保的债务提供财产担保的都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三十一条第(三)项规定的可撤销情形。本案中,2014年12月25日,实际借款人为其7000万元借款与大连银行天津分行签订《抵押合同》并作抵押登记,但抵押登记载明抵押物价值3500万元,其余3500万元借款未有财产担保。本案事实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三十一条第(三)项规定。因为在破产程序中,有财产担保的债权较之普通债权优先受偿,债务人在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前一年对没有财产担保的债务提供财产担保,意味着本应于集体清偿的财产变成了有财产担保的债权人优先受偿标的,从而使普通债权人通过破产程序所能获得的清偿数额减少,这显然不符合通过破产程序实现公平清偿的目标,也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在于保护破产企业普通债权人利益的立法精神相悖,故原审法院判决新高地公司与大连银行天津分行签订的涉案之质押合同依法应予撤销并由相对人返还债务人财产正确,本院予以维持。
摘要2：【注解】“对没有财产担保的债务提供财产担保的”包括——（１）为他人债务和为自身债务提供财产担保；（２）债务无任何财产担保或者该笔债务即使有财产担保但设定在该笔债务的财产担保未足额，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前１年内，债务人又为该笔债务余下尚未足额担保的债务提供财产担保。
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3)浙绍商终字第296号
摘要1：【案号】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3)浙绍商终字第296号
【裁判摘要１】破产程序属于特别程序，即使破产撤销权所涉及的权利已被生效判决所确认也无需通过审判监督程序解决，不影响行使破产撤销权——上诉人建行××行与中桥××均认为被上诉人中××所行使破产撤销权所要撤销的担保物权已被生效判决所确认，根据法律规定，应通过审判监督程某来解决本案所涉问题。本院认为，破产程某是特别程序，破产撤销权形式上是基于受理企业破产这一新的事实而产生，与生效判决对可撤销行为的肯定性评价并不冲突，且从破产法的立法本意及破产程序效果考虑，无需先行对生效判决提起再审之诉，可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破产撤销权诉讼。
【裁判摘要２】提供抵押担保的时间应以抵押登记时间为准而不以双方形成抵押合意的时间为准——上诉人建行××行认为本案所涉行为并不属于我国破产法第三十一条第三项规定的“对没有财产担保的债务提供财产担保的”情形，该项中规定的“没有财产担保的债务”应理解为形成债务时债务人与债权人之间没有财产担保，而若债务形成时债务人与债权人之间已形成财产担保合意就可理解为已构成财产担保债务，而签订担保合同及办理登记仅是合意后的过程和手续。本院认为，涉及到本案，即为债务人提供财产担保的时间是以上诉人建行××行与长三角公司双方有抵押合意的时间为准还是以抵押登记时间为准的问题。鉴于“提供担保”的本质是权益的让渡和取得，故应以权益实际转移时间作为判断的依据。．．．．．．因此提供抵押担保的时间应以抵押登记时间为准，而不以双方形成抵押合意的时间为准，故即使建行××行关于其与长三角公司的抵押合意形成于本案债务形成之前的抗辩为真，也不能认定本案所涉的债务系成立之时已有财产担保的债务。
【裁判摘要３】债务人在破产受理前１年内为“新债务”提供担保的行为不属于破产撤销权范围——撤销权设置的目的是为纠正债务人不当处分财产的行为，恢复其责任财产，防止债权人的利益受到损害。因在破产申请裁定受理前的一年内即可撤销期间内，债务人被假设已丧失清偿能力，本案的债务发生在可撤销期间，虽然为该债务提供担保发生在债务形成之后，但债务人提供担保时其实质上具有主合同对价利益，该借款行为及担保行为的发生并未减少债务人被假设已丧失清偿能力当时所拥有的责任财产，并未侵害其他债权人的利益。故本案所涉提供担保的行为并不属于可行使撤销权的范围。
摘要2：【解读】（１）２０１０年８月２６日，银行与债务人签订融资合同并发放贷款１２５万元；（２）２０１０年８月３１日，银行与债务人签订抵押合同并办理抵押物登记手续；（３）２０１１年７月８日，法院裁定受理债务人破产清算。
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浙06民终4134号
摘要1：【案号】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浙06民终4134号
【裁判摘要】同时担保行为（同期交易，即债务人与债权人在可撤销期间内签订主合同同时签订抵押等担保从合同）不属于破产撤销权范围——《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三十一条规定：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前一年内，债务人对没有财产担保的债务提供财产担保的行为，管理人有权请求人民法院予以撤销。但是，根据该条规定的内涵外延，应认定同时担保行为不属于撤销权范畴。同时担保行为也被称为同期交易，企业破产法规定对没有财产担保的债务提供财产担保的行为应予撤销，仅限于对原无担保的债务补充提供财产担保，进而使该债权人享有原本没有的优先受偿权的情况。据此，债务人与债权人在可撤销期间内签订主合同的同时签订抵押等担保从合同的，不在可撤销行为之列，因其不是对原无财产担保的债权补充提供担保，不具有改善某一债权人原有清偿地位的不公平性质，而且抵押担保合同的签订是具有主合同对价利益。本案中，针对浙江稠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西湖支行和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绍兴诸暨支行的两笔贷款。浙江省诸暨市人民法院于2016年4月29日裁定受理神鹰公司破产清算申请，讼争《反担保抵押协议》和《反担保抵押补充协议》于2015年11月28日、12月3日签订，并办理了他项权证，时间节点属于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前一年内。神鹰公司于2016年3月31日向浙江稠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西湖支行贷款3000万元，借款期限至2016年10月28日；于2016年3月31日向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绍兴诸暨支行贷款2000万元，借款期限至2016年10月28日。被上诉人菲达公司基于2015年11月26日的《反担保抵押协议》，为上述两笔贷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换言之，神鹰公司向浙江稠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西湖支行、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绍兴诸暨支行贷款，被上诉人菲达公司为该两笔贷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神鹰公司为此提供抵押反担保，应认定该抵押反担保为同时担保行为，因抵押反担保是具有主合同对价利益以及被上诉人菲达公司保证利益，不具有改善原有清偿地位的不公平性质，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三十一条规定的债务人对没有财产担保的债务提供财产担保的行为，故不在可撤销行为之列。
摘要2：
湖南省怀化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湘12民终1264号
摘要1：【案号】湖南省怀化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湘12民终1264号
【裁判摘要】主合同与抵押合同同时签订虽然抵押登记在合同签订１年后，但债务人是为发生的“新债务”提供担保，借款意思表示与担保意思表示同时发生并非是对没有担保的既存债务提供担保，取得借款属增加财产行为，提供担保与增加财产之间具有对价利益，并未减少债务人被假设已丧失清偿能力当时所拥有的责任财产，不侵害其他债权人的利益，不属于破产撤销权范围——《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三十一条规定的“对没有财产担保的债务提供财产担保”情形，是指债务人对本无担保的债务事后提供担保，即破产案件受理前一年内债务人对没有设定财产担保的债务，为让个别债权人得到更充分清偿保障的偏向性考虑，为债权人提供了财产担保。该行为外观表现为债权债务形成与提供担保两个意思表示在时间上分离，结果导致债务人破产责任财产减少，降低了清偿率，造成其他债权人利益受损。本案中，2013年1月19日，怀化市坤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刘××签订借款及抵押合同，抵押登记在2014年1月7日完成。一审法院于2014年1月9日裁定受理债务人怀化市坤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重整申请。虽然债权债务形成及担保行为均发生在可撤销期间，但债务人怀化市坤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是为发生的“新债务”提供担保，借款意思表示与担保意思表示同时发生并非是对没有担保的既存债务提供担保。同时，取得借款属增加财产行为，提供担保与增加财产之间具有对价利益，并未减少债务人被假设已丧失清偿能力当时所拥有的责任财产，不侵害其他债权人的利益。此外，办理抵押登记属担保合同义务履行问题，通常提供担保与担保物权成立的时间并不相同，以担保物权成立时间作为判断“提供财产担保”的依据，本质上默许债务人在破产之前享有拒绝履行合同义务的权利，缺乏法律依据，亦违反企业破产法设置撤销权的立法本意。因此，本案所涉提供担保的行为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三十一条规定可行使撤销权的范围。刘志雄的上诉理由成立，本院予以支持。
摘要2：
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苏民终1401号
摘要1：【案号】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苏民终1401号
【裁判摘要】（１）破产撤销权在破产程序进行中均可行使不受债权人撤销权期间限制；（２）债务加入行为属于单纯负担行为，客观上导致债务人责任财产减少，有违公平清偿原则，属于可以撤销的行为——争议焦点为：嘉联公司的债务加入行为是否可以撤销。本院认为，一审法院参照《企业破产法》第三十一条规定，判决撤销嘉联公司的债务加入行为并无不当。《企业破产法》第三十一条规定“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前一年内，涉及债务人财产的下列行为，管理人有权请求人民法院予以撤销：（一）无偿转让财产的；（二）以明显不合理的价格进行交易的；（三）对没有财产担保的债务提供财产担保的；（四）对未到期的债务提前清偿的；（五）放弃债权的”。该条款对于破产撤销权的行使主体、行使条件以及可撤销行为的发生期间等作出规定。本案中，首先，双方当事人均确认嘉联公司的债务加入行为发生在2014年10月，而一审法院系于2015年8月5日裁定受理嘉联公司的重整申请，弘瑞公司作为嘉联公司的管理人在破产程序进行中于2016年12月提起本案诉讼主张撤销嘉联公司的债务加入行为，符合上述条款规定的破产撤销权的行使主体条件以及可撤销行为的发生期间条件。虽然亚联公司上诉提出弘瑞公司行使撤销权超过了《合同法》第五十五条和第七十五条规定的一年除斥期间的主张，但本案中弘瑞公司系以嘉联公司管理人的身份行使破产撤销权，而非以嘉联公司债权人的身份主张行使《合同法》第七十四条规定的撤销权，也非以合同相对方的身份主张依据《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的规定主张撤销案涉《借款合同》，即合同法上的撤销权有别于破产法上的撤销权，本案属于破产法上的撤销权，应适用《企业破产法》的规定，而根据前述第三十一条的规定，管理人在破产程序进行中均可行使破产撤销权，故本院对于亚联公司的上述主张不予采纳，其提出的一审法院遗漏事实的主张亦不能成立。其次，虽然《企业破产法》第三十一条未明确列举债务加入行为属于可以撤销的行为，但嘉联公司的债务加入行为系发生在人民法院受理嘉联公司破产重整申请前一年内，且属于单纯的负担行为，客观上导致嘉联公司的责任财产减少，此有违《企业破产法》所确立的公平清偿原则，故一审法院参照《企业破产法》第三十一条的规定，判决撤销嘉联公司的该债务加入行为并无不当。
摘要2：
湖南省益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湘09民初25号
摘要1：【案号】湖南省益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湘09民初25号
【裁判摘要１】本案双方当事人争议焦点一：华联公司与金城建筑公司于2011年4月30日签订的《还款协议书》，是否属于破产法规定的可撤销行为。破产撤销权是破产法为防止债务人在丧失清偿能力的情况下，通过无偿转让，非正常交易或者偏袒性清偿债务等方法损害全体或者多数债权人利益，破坏公平清偿原则设立的特殊制度。有关行为是否系债务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并不影响破产管理人行使破产撤销权。华联公司与金城建筑公司在《还款协议书》约定以房屋作价1800元/m2抵工程款，而根据益中天方圆[2011]评第67号华联公司破产评估报告书，就案涉的房产，评估报告书中显示的评估单价为2530元/m2-3038元/m2，故《还款协议书》约定以房屋作价1800元/m2，价格明显不合理。现该行为发生在法院受理华联公司破产申请一年内，符合《企业破产法》第三十一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的情形。
【裁判摘要２】本案争议的焦点二：管理人行使破产撤销权是否已超过期限。合同法规定的撤销权和破产法规定的破产撤销权行使权利的期限和可撤销行为的期限各不相同。合同法规定的撤销权自债权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1年内行使，自债务人的行为发生之日起5年内没有行使撤销权，该撤销权消灭；破产法只规定法院受理破产申请一年内的相关行为可以撤销，但并未规定管理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1年内行使，自行为发生之日起5年内没有行使，破产撤销权消灭。现华联公司破产程序未终结，华联公司破产管理人行使撤销权未超过期限。
摘要2：
【笔记】债权人、利害关系人能否就公证债权文书提起诉讼？
摘要1：解读：“公证债权文书载明的民事权利义务关系与事实不符；”“经公证的债权文书具有法律规定的无效、可撤销等情形。”债权人、利害关系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公证债权文书执行若干问题的规定》第２４条规定，可以就公证债权文书涉及的民事权利义务争议直接向有管辖权法院提起诉讼。
摘要2：
安徽省安庆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皖08民终2523号
摘要1：【案号】安徽省安庆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皖08民终2523号
【裁判摘要】债权人的撤销权，是指当债务人放弃对第三人的债权，实施无偿或低价处分财产的行为而有害于债权人的债权时，债权人可以依法请求法院撤销债务人所实施的行为。撤销权的主体是指因债务人的不当处分财产的行为而使债权受到损害的债权人，而该债权必须在债务人的处分行为发生之前就已有效存在。2014年7月28日，陈××转让安庆市中原电器制造有限公司股份时，陈××、昌胜公司同为中原绿水公司与徽商银行安庆华中支行《流动资金借款合同》中借款方的保证人，陈××与昌胜公司之间无债权、债务关系。中原绿水公司是徽商银行安庆华中支行的债务人，徽商银行安庆华中支行亦并非是陈××和昌胜公司的债权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四条规定，只有债权人才可撤销债务人放弃到期债权和无偿、低价转让财产的行为。陈××转让股份时，昌胜公司并非是其债权人，故无论陈××是否无偿或低价转让财产，昌胜公司均不享有撤销权人资格。2018年9月27日，昌胜公司为中原绿水公司代偿本金293万元，其依法取得向债务人和其他担保人追偿的权利，但并不能因此享有对2014年7月28日陈××转让股份行为的撤销权。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最高法民终532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最高法民终532号
【裁判摘要１】发包人擅自使用建设工程不影响最终验收通过日期为竣工日期——涉案工程竣工日期应认定为2014年4月28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四条规定，当事人对建设工程实际竣工日期有争议的，按照以下情形分别处理：（一）建设工程经竣工验收合格的，以竣工验收合格之日为竣工日期；（二）承包人已经提交竣工验收报告，发包人拖延验收的，以承包人提交验收报告之日为竣工日期；（三）建设工程未经竣工验收，发包人擅自使用的，以转移占有建设工程之日为竣工日期。由此可知，在建设工程已经竣工验收合格的情况下，应当以竣工验收合格之日为竣工日期，在建设工程未经竣工验收，发包人擅自使用的情况下，才应当以转移占有建设工程之日为竣工日期。涉案工程虽然从2014年1月2日开始进行了部分实际使用，但在2014年4月28日才竣工验收合格，并由建设单位、施工单位、设计单位、监理单位共同出具了《工程竣工报告》、《单位工程验收证明》，依法应当以工程竣工验收合格之日即2014年4月28日为竣工日期。原审判决在该工程已经竣工验收合格的情况下，以工程转移占有之日为竣工日期的认定错误，依法应当予以纠正。
【裁判摘要２】安泰公司已经放弃涉案工程的优先受偿权。第一，安泰公司已放弃了涉案工程优先受偿权。本案中，安泰公司出具的《承诺书》明确载明，无论嘉合公司现在及以后是否欠付安泰公司在建工程的工程款，其自愿放弃上述《抵押合同》中约定的在建工程的优先受偿权。本承诺书一经签发不可撤销。该《承诺书》是安泰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安泰公司上诉称该《承诺书》是为了嘉合公司取得贷款作出的，不是其真实意思表示。但其作为专业建筑企业，应当知道出具《承诺书》的法律后果，而且，其也没有证据证明在出具《承诺书》时存在欺诈、胁迫、乘人之危等违背真实意愿的情形，应当为出具《承诺书》的行为负责。因此，安泰公司该项上诉请求，证据不足，不应支持。安泰公司上诉主张该《承诺书》是其针对吉林银行大连分行出具的，并不是针对嘉合公司、恒源公司出具的，该《承诺书》对嘉合公司、恒源公司不产生效力。但嘉合公司是涉案工程的建设单位，该《承诺书》也明确载明承诺对象包含嘉合公司，《承诺书》一经作出，即对嘉合公司产生效力。
摘要2：（续）在安泰公司明确放弃优先受偿权之后，再次提起诉讼主张涉案工程优先受偿权，违反了《承诺书》的约定，也违背了诚实信用原则，依法不应支持。第二，安泰公司放弃优先受偿权不违反法律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十三条规定，当事人有权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处分自己的民事权利和诉讼权利。建设工程优先受偿权是法律赋予建设工程施工人的法定权利，属于具有担保性质的民事财产权利。作为民事财产权利，权利人当然可以自由选择是否行使，当然也应当允许其通过约定放弃。而且，放弃优先受偿权并不必然侵害建设工程承包人或建筑工人的合法权益，承包人或建筑工人的合法权益还可通过其他途径的保障予以实现。因此，安泰公司关于优先受偿权属于法定权利，不能通过约定放弃的上诉理由，于法无据，不应支持。需要强调的是，本案安泰公司已经明确放弃了涉案工程的优先受偿权，其优先受偿权已不复存在，也就不存在是否能够对抗恒源公司债权的问题。嘉合公司答辩时虽对原审判决的工程款利息及违约金提出异议，但其并未对此提起上诉，该问题不属于二审审理范围，本院依法不予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