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期： 01-03 14:59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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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山西省吕梁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晋11民终422号
【裁判摘要】合同中约定的价款是含税价还是不含税价系双方对交易价格的特别约定，属于当事人意思自治范畴，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依法应当认定为有效——买卖合同中所涉及的税通常为增值税，结合本案庭审情况及双方当事人陈述，案涉合同约定“本单价不含税，若需方需要税票，需方支付货款总额的6%税款”所指“税”及“税票”为增值税及增值税发票。增值税发票包括增值税专用发票及增值税普通发票。《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第一条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销售货物或者加工、修理修配劳务、销售服务、无形资产、不动产以及进口货物的单位和个人，为增值税的纳税人，应当依照本条例缴纳增值税。《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四条规定，法律、行政法规规定负有纳税义务的单位和个人为纳税人。武某作为案涉货物销售方系相应增值税纳税义务人，应依法向税务部门缴纳相应增值税。双方当事人在合同中约定的价款是含税价还是不含税价，系双方对交易价格的特别约定，属于当事人意思自治范畴，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依法应当认定为有效。《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第十九条规定，销售商品、提供服务以及从事其他经营活动的单位和个人，对外发生经营业务收取款项，收款方应当向付款方开具发票；第二十条规定，所有单位和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个人在购买商品、接受服务以及从事其他经营活动支付款项后，应当向收款方取得发票。武某作为自然人，在其与戴某买卖合同履行过程中，应依法向戴某出具增值税普通发票，戴某应依法向武某索取增值税普通发票，相应增值税税率为3%。本案中，武某与戴某关于“若需方需要税票，需方支付货款总额的6%税款”的约定至少包含三层含义：1、如戴某不需要，武某可以不向戴某出具增值税发票；2、如戴某要求武某出具增值税发票，则戴某应当支付武某相应税金；3、税金计算方式为合同总价款的6%。关于第一层含义，因出具发票及收取发票系法定义务，该约定违反相关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且损害国家利益，依法应当认定无效。第二层含义涉及税负转嫁。虽然我国税收法律法规对于各种税收的征收均明确规定了纳税义务人，但并未禁止纳税义务人与合同相对人约定由合同相对人或者第三人负担税款。因此，当事人在合同中约定由纳税义务人以外的人承担税费并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当认定为有效。此外，增值税以包含在货物价格范围的方式
摘要2：（续）进行转嫁亦是一般买卖合同的交易模式。武某与戴某约定案涉交易所产生税费由戴某负担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予以确认。第三层含义特指案涉交易税费的税率为6%，因税率法定，双方当事人对案涉税率的约定违反法律规定，应属无效。综上所述，武某应依法向戴某出具增值税发票，戴某向武某支付相应税费。戴某主张其要求武某出具的系增值税专用发票，而非增值税普通发票，因其与武某之交易应出具增值税发票类型依法确定，其此项上诉理由缺乏法律依据，不予采信。武某主张按照戴某按照合同价款的6%支付相应税费亦于法无据，不予支持。就案涉交易，武某共向国家税务总局文水县税务局共计补缴增值税428420.91元，该部分税费按照双方约定由戴某向武某支付。已经生效的山西省吕梁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晋11民终514号民事判决确认李某作为戴某配偶，对戴某所欠武某货款与戴某共同承担清偿责任。因本案所涉税费承担亦属于武某与戴某买卖合同范畴，故按照生效民事判决，该部分增值税费由戴某、李某负担。
- 日期： 01-11 21:42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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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京民辖终205号
【裁判摘要】北京深蓝公司主张涉案十一份《产品购销合同》是基于《框架协议》约定产生的，合同性质、起诉标的相同，合并起诉符合法律规定。环球景行公司主张本案诉讼标的涉及十一个交易合同，属于不同法律关系，与《框架协议》无关，不应合并为一案受理。对此，本院认为，本案涉及的十一份《产品购销合同》，虽然系十一个相对独立的合同法律关系，但合同相对人均是北京深蓝公司和环球景行公司，诉讼主体具有相同性；合同内容均是围绕MGC-T8302多媒体网格通信机买卖所形成的权利义务关系，诉讼客体具有关联性；针对该十一份合同，北京深蓝公司均要求环球景行公司履行价款支付义务并承担违约责任，诉讼请求类似，诉请性质具有一致性。因此，本案北京深蓝公司将该十一份合同一并起诉，一审法院受理后进行合并审理，属于诉讼客体的合并，因双方均无共同诉讼人，并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二条第一款关于诉讼主体合并审理必须经当事人同意的规定情形，且我国法律并无诉讼客体合并审理必须经当事人同意的强制性规定。因此，北京深蓝公司一并起诉，一审法院一并受理并无不当。且原、被告在同一诉讼程序中，对同一种类的几个独立的诉讼标的进行合并审理，既便于当事人诉讼，节省双方当事人诉讼成本，又便于人民法院查明案件事实，避免同诉不同判，维护法院裁判结果的统一性，也提高司法效率，节省司法资源，符合民事诉讼法设立诉的合并制度的原则和目的。至于涉案十一份《产品购销合同》与《框架协议》之间的关系以及货款结算情况，北京深蓝公司提出涉案十一份《产品购销合同》系基于同一《框架协议》签订，双方在《框架协议》中明确约定以框架协议为基础，签订购销合同，且合同履行过程中，双方货款滚动支付的主张，并提供了双方工作人员就《框架协议》《产品购销合同》签订、履行情况的微信沟通记录的《公证书》，环球景行公司就涉案十一份《产品购销合同》一并提出的《解除合同通知书》以及北京深蓝公司对此作出的《回复函》，北京深蓝公司就涉案十一份《产品购销合同》的总计欠付的货款及违约金向环球景行公司发出的《催款函》等初步证据予以证明，环球景行公司虽予以否认前述主张，但并未向法院提供任何证据予以证明。故环球景行公司关于本案涉及十一个合同，属于不同法律关系，与《框架协议》无关，不应合并为一案受理的理由，本院不予采纳。
摘要2：
- 日期： 03-09 10:19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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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云01民终10679号
【裁判摘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条规定，发起人为设立公司以自己名义对外签订合同，合同相对人请求该发起人承担合同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公司成立后对前款规定的合同予以确认，或者已经实际享有合同权利或者履行合同义务，合同相对人请求公司承担合同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本案中，云创公司成立后，对发起人邝××为设立公司以自己名义对外签订的合同予以确认，故云创公司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法人，其提出诉讼符合法律规定，应当予以受理。
摘要2：【解读】云创公司在本案中的诉讼请求为要求确认发起人签订的《租赁合同》《终止房屋、场地租赁协议书》无效并要求赔偿装修损失。
- 日期： 03-09 10:38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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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广西壮族自治区防城港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桂06民终1121号
【裁判摘要】基于合同相对性原则，成立后公司并非合同当事人，其主张合同权利义务原告主体不适格——《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七十五条规定：“设立人为设立法人从事的民事活动，其法律后果由法人承受；法人未成立的，其法律后果由设立人承受，设立人为二人以上的，享有连带债权，承担连带债务。设立人为设立法人以自己的名义从事民事活动产生的民事责任，第三人有权选择请求法人或者设立人承担。"《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条规定：“发起人为设立公司以自己名义对外签订合同，合同相对人请求该发起人承担合同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公司成立后对前款规定的合同予以确认，或者已经实际享有合同权利或者履行合同义务，合同相对人请求公司承担合同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上述两条款系对合同相对人向公司发起人或公司请求承担合同责任的规定。上诉人根据上述条款认为其已对涉案《合作协议》进行确认，并实际履行了合同义务，该合同的权利义务应由其继承的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此外，新东海公司对扬毅公司的加盖公章的行为不予认可，并坚称合同相对人为卜××。因此，基于合同相对性原则，扬毅公司无权请求确认《终止合同》无效以及要求新东海公司履行《合作协议》和《补充协议》，原审法院以扬毅公司的原告主体不适格为由，驳回其起诉并无不当，本院应予维持。
摘要2：
- 日期： 03-09 10:44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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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浙01民终8287号
【裁判摘要】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二条规定“发起人为设立公司以自己名义对外签订合同，合同相对人请求该发起人承担合同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公司成立后对前款规定的合同予以确认，或者已经实际享有合同权利或者履行合同义务，合同相对人请求公司承担合同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之规定，鉴于与杨××签订案涉《合伙协议》的一方当事人钱××、郭××、方××、夏×均系莱恩公司注册登记的显名和莱恩公司认可的隐名股东，而莱恩公司成立于前述《合伙协议》签订之后，在《合伙协议》中当事人未表露成立莱恩公司之意亦符合常理，且莱恩公司要求被告赔偿损失的依据包括其与案外人签订的装饰装修合同以及买卖合同等，结合莱恩公司提交的其他证据，可以证明莱恩公司确认其发起人为设立公司而对外签订合同或者已经实际享有合同权利、履行合同义务，故莱恩公司与本案有利害关系，原告主体适格。
摘要2：
- 日期： 03-09 10:50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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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6)粤06民终5655号
【裁判摘要】（１）合同相对人选择要求公司承担责任是公司承担合同责任的必要条件；（２）在合同相对人未选择要求公司承担合同责任的情况下，公司主张应以其为合同主体作为原告主张权利不予支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条规定：“发起人为设立公司以自己名义对外签订合同，合同相对人请求该发起人承担合同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公司成立后对前款规定的合同予以确认，或者已经实际享有合同权利或者履行合同义务，合同相对人请求公司承担合同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发起人为设立公司以自己名义对外订立的合同，原则上应当坚持合同的相对性和名义主义原则，即合同只在特定的当事人之间发生法律效力，合同相对人应向发起人主张合同权利，而不能向合同关系以外的公司主张合同权利。例外的情况，如果公司成立后确认了该合同或者实际享有合同权利、履行合同义务，并且合同相对人也起诉要求公司承担责任，可以由公司承担合同责任。由此可见，合同相对人选择要求公司承担责任是公司承担合同责任的必要条件。本案中，无证据显示合同相对人选择要求派诺公司承担合同责任，并不符合上述司法解释规定的可由公司承担合同责任的情形。派诺公司上诉主张应以其为《转让协议书》的主体在本案中作为原告主张权利，其主张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原审法院认定派诺公司作为原告主体不适格，裁定驳回其起诉并无不当，本院依法予以维持。
摘要2：
- 日期： 03-11 15:59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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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最高法知民终924号
【裁判摘要】人民法院是否应受理合同中约定有仲裁条款的垄断民事纠纷案件？——首先，反垄断法和合同法的立法目的不同。．．．．．．其次，涉案合同约定的仲裁条款不能当然排除人民法院的管辖权。．．．．．．在因合同签订、履行引发的垄断纠纷中，受害人与垄断行为人之间缔结的合同仅是垄断行为人实施垄断行为的载体或者工具，合同中涉及垄断的部分才是侵权行为的本源和侵害发生的根源，对垄断行为的认定与处理超出了受害人与垄断行为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因此，因合同的签订、履行引发的垄断纠纷所涉及的内容和审理对象，远远超出了受害人与垄断行为人之间约定的仲裁条款所涵盖的范围。如前所述，反垄断法具有明显的公法性质。在垄断行为的认定与处理完全超出了合同相对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的情况下，本案当事人在合同中约定的仲裁条款不能成为排除人民法院管辖垄断纠纷的当然和绝对依据。再次，鑫牛公司提起本案诉讼符合人民法院立案条件。．．．．．．故，鑫牛公司提起本案诉讼，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2021年修正)第一百二十二条规定的受理条件，人民法院应当予以受理。最后，本案诉讼应当由原审人民法院管辖。
摘要2：【解读】鑫牛公司起诉请求为：1.确认其与林甸伊利公司签订的涉案合同为垄断协议，认定该协议无效；2.林甸伊利公司、齐齐哈尔伊利公司及伊利集团公司赔偿因实施垄断行为给鑫牛公司造成的经济损失40万元。3.林甸伊利公司、齐齐哈尔伊利公司及伊利集团公司赔偿鑫牛公司因调查、制止垄断行为支出调查费、律师代理费等损失；4.林甸伊利公司、齐齐哈尔伊利公司及内蒙古伊利公司对第2、3项诉讼请求承担连带责任；5.林甸伊利公司、齐齐哈尔伊利公司及伊利集团公司负担诉讼费用。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最高法民再7号
【裁判摘要１】合同盖章后扫描形成电子扫描件不属于原件和电子签章，对扫描件中盖章是否真实无法鉴定——本案中，瑞斯特公司提交了其通过电子邮箱接收的与中燃上海公司签订的《煤炭供需合同》和《声明》，其中加盖有中燃上海公司的公章，用以证明其与中燃上海公司之间存在煤炭买卖合同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签名法》第二条规定：“本法所称电子签名，是指数据电文中以电子形式所含、所附用于识别签名人身份并表明签名人认可其中内容的数据。”本院认为，电子签章是电子签名的一种表型形式，利用图像处理技术将电子签名操作转化为与纸质文件盖章操作相同的可视效果，同时利用电子签名技术保障电子信息的真实性和完整性以及签名人的不可否认性。本案中，崔××通过××@szeland.com邮箱向××@126.com邮箱发送的《煤炭供需合同》和指示交货《声明》，均为纸质文件加盖中燃上海公司公章后扫描形成的电子文档，中燃上海公司的签章不属于上述所称电子签章。瑞斯特公司通过公证方式保存的电子数据证据，仅为证据保全的一种形式，不足以反映证据内容的真实性。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九条的规定，无法与原件、原物核对的复印件、复制品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本案审理过程中，瑞斯特公司未能提供《煤炭供需合同》和《声明》的纸质原件，用以对中燃上海公司所加盖的公章的真实性进行判断比较或鉴定，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涉案合同中燃上海公司印章的真实性，中燃上海公司对上述文件中的签章亦不予认可，故涉案《煤炭供需合同》和《声明》不足以体现中燃上海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
摘要2：【裁判摘要２】第三人提供经理名片但未提供盖章授权委托书不足以认定构成表见代理——瑞斯特公司主张崔××以中燃上海公司名义签订煤炭买卖构成表见代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的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本案中，中燃公司或中燃上海公司并不认可崔××系其工作人员，亦未对其行为予以追认，故崔××无权代表中燃上海公司与瑞斯特公司签订涉案买卖合同。虽然崔××向瑞斯特公司提供了载有其身份是中燃上海公司海外事业部总经理的名片，但未提供加盖公司公章或公司法定代表人签名的授权委托书，且瑞斯特公司主张与中燃上海公司签订煤炭供需合同之前都是在中燃上海公司办公场所与崔××进行业务洽谈，但瑞斯特公司对此未提交证据予以证明，故本案中并无证据足以证明崔××具有代表中燃上海公司签署案涉合同和声明的权利表象。．．．．．．而瑞斯特公司既没有要求崔××提供授权委托书或向中燃上海公司核实其身份，也没有慎重确认收到的电子邮件扫描合同公章的真实性，故不能认定瑞斯特公司在行为时系善意无过失。
- 日期： 04-18 09:23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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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裁判摘要１】以招投标方式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的行为不属于招标投标法规范适用的“招标投标活动”，不适用招标投标法及其实施条例的相关规定，可以适用合同法及有关民事法律的相关规定——根据招标投标法的相关规定，招标投标法所适用的“招标投标活动”，是指采用招标投标方式采购工程、货物、服务等的活动。其中，“招标人”是提出招标项目、进行招标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是交易活动中的受让方及支付价款的一方。“投标人”是响应招标、参加投标竞争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是交易活动中的货物出让方或工程项目、服务的提供者。相应地，是有权收取价款的一方。在上述意义上的“招标投标活动”中，确定中标人的基本规则是以报价最低的投标人为中标人。而在国有土地使用权招标出让活动中，虽然相关活动使用了“招标投标”的名称和竞争定价的形式，但从法律关系的实质看，此类活动与招标投标法规范适用的“招标投标活动”存在重大不同。首先，政府相关部门虽然是名义上的“招标人”，但其实质身份是交易活动中的出让方；而参与此类活动的“投标人”，则是交易活动中的受让方。即，在国有土地使用权招标出让活动中，招投标当事人的身份定位与招标投标法规范适用的“招标投标活动”恰好相反。其次，国有土地使用权招标出让的基本规则，是从报价最高的潜在竞争者中确定合同相对人。最后，招投标的标的物是国有土地使用权。此类标的物在法律上具有很强的特殊性，与招标投标法规范适用的工程项目、货物、服务等存在明显不同。综上分析，以招投标方式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的行为，不属于招标投标法规范适用的“招标投标活动”。因此，本案所涉国有土地使用权招标出让活动不适用招标投标法及其实施条例的相关规定。本案中，当事人的法律争议主要集中在双方是否建立了合同关系、相关约定的性质和效力如何认定、当事人是否应当承担法律责任等。对于上述问题，可以适用合同法及有关民事法律的相关规定作出裁判。
摘要2：【裁判摘要２】投标人取得投标资格后未参与后续投标活动招标人能否没收投标保证金？——双方当事人虽然尚未进入正式订立招投标合同或者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的阶段，但对于前序准备阶段中每一个环节的权利义务均予以明确，且达成了合意，可以将其视作为订立正式合同之准备期间的阶段性合同条款，其与正式合同之间有关联但又具有一定的独立性。该阶段性合同条款的内容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法规禁止性规定，对双方当事人均有约束力。现上诉人未在指定日期参加投标活动，被上诉人依约没收上诉人的保证金，有合同依据。．．．．．．本案中根据约定，20%的保证金随着出让活动的进行，其性质以及对应的合同义务均会发生变化。在出让活动的初始阶段，该保证金是作为参与出让活动的资格条件，只有交纳了保证金才享有进一步参与出让活动的权利。取得参与资格并明确以招标方式出让后至正式投标前的阶段，该保证金的性质实质为投标保证金，对应的合同义务是申请人应当在限定时间内进行投标，违反该义务即以被没收保证金的方式承担违约责任。故就其法律性质而言，仍然属于约定的违约金，可以适用合同法中关于违约金的相关法律规定。．．．．．．本案中上诉人认为保证金即违约金的金额明显高于被上诉人的实际损失，故请求调整违约金的金额。同时，上诉人还提出按照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的规定，投标保证金不得超过招标项目估算价的2%。而其交纳的保证金高达项目估算价的20%，所以即使应当承担违约责任，没收的保证金也应当以2%为限。．．．．．．现上诉人认为在涉案土地采取招挂复合方式出让，且已经以0.44%溢价率成交的前提下，仍然全额没收保证金，属于违约金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故要求调整违约金，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采信。．．．．．．至于上诉人称应当参照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中的规定确定保证金以2%为限，如前所述本案不适用招标投标法，故对此理由，本院不予采信。
- 日期： 05-10 21:34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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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字盖章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最高法民申3680号
【裁判摘要】法定代表人在合同上加盖“假章”应认定为单位真实意思表示——首先，中铁九局成都工程公司以《借款合同》上加盖的该公司公章系刘××私刻为由，主张《借款合同》非其真实意思表示，其不应承担《借款合同》项下义务。本院认为，合同是否为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应综合签约人在签约之时是否具有代表权、合同相对人对签约人的代表权是否进行了谨慎审查等情形进行判断；合同上公章的真假并非判断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的唯一依据。根据原审判决查明事实，《借款合同》订立时，刘××系中铁九局成都工程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中诚信托公司审查了该公司的工商登记资料以及《中铁九局集团成都工程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已经尽到了其合理注意义务。原审判决认定中铁九局成都工程公司未提交证据证明中诚信托公司为非善意相对人、刘××的行为系履职行为其行为后果应当由中铁九局成都工程公司承担，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中铁九局成都工程公司关于原审法院未查明《借款合同》上公章的真假、依据伪造证据认定案件事实以及未准予其调取证据的申请违反法律规定等主张，均不能成立。其次，本案中，尚无证据证明刘××的行为构成刑事犯罪，且即便本案涉嫌刑事犯罪，但在无证据证明《借款合同》双方当事人具有恶意串通损害他人利益或国家利益等情形下，《借款合同》并不具有应当认定为无效的法定情形。原审判决认定《借款合同》有效，并无不当。再次，如前所述，案涉《借款合同》应属中铁九局成都工程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中铁九局成都工程公司应当履行《借款合同》项下义务。原审判决认定中铁九局成都工程公司关于案涉公证债权文书载明的民事权利义务关系与事实不符的主张不能成立，亦无不当。最后，根据本案证据，足以认定刘××以中铁九局成都工程公司名义与中诚信托公司签订的《借款合同》有效，刘××涉嫌犯罪行为不影响中铁九局成都工程公司应当向中诚信托公司承担本案民事责任。原审法院认定本案与刘××涉嫌犯罪的刑事案件应当分别审理，本案不应中止审理或移送公安机关，适用法律正确。
摘要2：
- 日期： 05-20 08:22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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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7)最高法民辖终234号
【裁判摘要１】《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十三条规定，合同转让的，合同的管辖协议对合同受让人有效，但转让时受让人不知道有管辖协议，或者转让协议另有约定且原合同相对人同意的除外。所谓合同转让，既包括合同部分权利义务转让，也包括全部权利义务转让。前述司法解释关于协议管辖条款效力问题的规定，并未对部分权利义务转让的情形作出例外规定。吉运公司、刘现考关于合同部分转让不适用前述司法解释的主张，没有依据。涉案《协议书》第十四条约定，因协议产生的所有纠纷，由原告所在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管辖。该协议管辖条款内容明确，合法有效，债权转让协议亦未约定排除适用或另行作出约定。因此，《协议书》债权受让人中广投公司提起本案诉讼，原审法院基于前述约定行使案件管辖权，符合法律规定。至于吉运公司、刘现考所称同一合同不同部分权利义务分别转让多人时，适用前述司法解释可能引发当事人规避管辖协议的问题，并非本案实际情形。
【裁判摘要２】债权转让虽包含以房抵债内容但实际系因应收账款受让清偿引发合同纠纷而非基于不动产权利确认而形成物权纠纷，不受不动产管辖约束——《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三条第（一）项规定，因不动产纠纷提起的诉讼，由不动产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十八条第一款规定，民事诉讼法第三十三条第一项规定的不动产纠纷是指因不动产的权利确认、分割、相邻关系等引起的物权纠纷。本案是因受让债权清偿引发的合同纠纷，而非基于不动产权利确认、分割或相邻关系而形成的物权争议。涉案合同具体条款中虽有以房抵债的内容，但本案作为合同争议的基本性质并不因此改变。吉运公司、刘××关于本案应按不动产纠纷进行专属管辖的上诉意见，依法不予采信。
摘要2：【案号】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7)粤民初20号
【摘要】本案为债权转让合同纠纷。首先，中广投公司是以涉案债权受让方的身份提起本案诉讼。其所依据的吉运公司与加油宝公司签订的《协议书》第十四条明确约定，因协议产生的所有纠纷，由原告所在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管辖。该协议管辖条款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四条的规定，应确认为有效。2017年3月10日，中广投公司与加油宝公司签订《债权转让协议书》，中广投公司受让加油宝公司与吉运公司《协议书》中的部分债权，而《债权转让协议书》亦无约定排除适用该管辖权的内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十三条规定，合同转让的，合同的管辖协议对合同受让人有效，故中广投公司可依《协议书》约定的原告所在地确定管辖法院。
摘要1：解读：（１）《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３３条关于协议管辖条款效力问题并未对部分权利义务转让的情形作出例外规定，主张合同部分转让不适用该司法解释没有依据；（２）部分债权转让其中协议管辖条款对受让人有效，但转让时受让人不知道有管辖协议，或者转让协议另有约定且原合同相对人同意的除外。
摘要2：
- 日期： 05-22 19:17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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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鄂民申3668号
【裁判摘要】实际出资人仅能以及代持协议通过合同相对人主张投资权益而不能直接向合伙企业主张权利——孙××与罗××签订的《委托持股协议》系当事人真实意思的表示，且不违反法律规定，合法有效。依据《委托持股协议》的约定，孙××自愿委托罗××作为其对包钢股份公司8856000元的名义持有人，并代为行使相关股东权利，孙××作为代持股份的实际出资者，对内蒙古包钢钢连股份有限公司享有实际的股东权利并有权获得相应的投资收益，罗××仅以其自身名义代孙××持有该代持股份所形成的股东权益，而对该等出资形成的股东权益不享有任何收益权或处置权，故8856000元出资对应的投资权益由孙××享有。依据合同的相对性，孙××只能通过合同相对方罗××主张投资权益而不能直接向上海六禾丁香投资中心主张权利。二审法院驳回孙××关于罗××、上海六禾丁香投资中心将财产份额办理工商登记至孙××名下的诉讼请求，确认孙××实际享有8856000元的投资权益并无不当。
摘要2：
- 日期： 05-22 19:24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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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解读：实际出资人仅能以及代持协议通过合同相对人主张投资权益而不能直接向合伙企业主张权利。
摘要2：
- 日期： 06-17 11:26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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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2)最高法民再55号
【裁判摘要】破产管理人未在法定期限内通知合同相对人丧失要求对方继续履行合同的选择权但不能直接推定解除合同，合同是否解除仍需视具体情况而定——《破产法》第十八条第一款规定：“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后，管理人对破产申请受理前成立而债务人和对方当事人均未履行完毕的合同有权决定解除或者继续履行，并通知对方当事人。管理人自破产申请受理之日起二个月内未通知对方当事人，或者自收到对方当事人催告之日起三十日内未答复的，视为解除合同。”本案破产申请受理时间为2016年11月29日，此后二个月管理人虽未通知欧阳××等人解除或者继续履行合同，但根据法律规定和本案具体情况不能认定案涉合同已经解除。首先，《破产法》第十八条的规定意在保护合同相对方的正当权利，避免管理人长期不对合同是否继续履行作出决定，使合同处于不确定状态，损害合同相对方利益。故该条规定限制的是管理人的合同履行选择权，即管理人未在法定期限内通知或答复合同相对方，管理人便丧失要求对方继续履行合同的选择权，但不能直接推定解除合同，合同是否解除仍需视具体情况而定。其次，本案破产受理后，欧阳××等人仍在对煤矿进行建设、维护，而管理人在明确通知解除合同前从未对此表示异议,即管理人以默示的方式作出继续履行合同的意思表示。最后，本案审理过程中，双方当事人均未主张合同于2016年11月29日后的二个月即2017年1月29日解除，相反双方当事人对2017年3月22日合同解除时间均予认可。管理人于2017年3月22日发出解除通知的行为进一步印证了双方在通知解除前并未解除合同的事实。
摘要2：
- 日期： 07-31 10:47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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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 (2017)黔民申1559号
【裁判摘要】合伙人对外处分合伙企业财产第三人有理由相信其有代理权构成表见代理——本案的育煤矿2009年8月经贵州工商局批准登记为普通合伙企业，合伙人为陈××120万元、方××120万元、方×360万元，从工商登记来看，陈××占有20%的份额，方×父子占有80%的份额。由于方×有的育煤矿工商登记、转让协议、采矿证等相关证照，有的育煤矿的公章，方×已接管了的育煤矿，梁××１、梁××２有充分的理由相信方×有代理的育煤矿从事民事行为的权利。因此，即使被申请人二审提交的委托书复印件不能证实陈××委托方×代理煤矿从事民事行为的事实，梁××１、梁××２从方×有煤矿公章、有煤矿的相关证照的情况来看，其有充分的理由相信方×有代理的育煤矿从事民事活动的权利，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的规定，判决方×与的育煤矿承担责任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
摘要2：
- 日期： 08-19 08:13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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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 (2020)最高法民终327号
【裁判摘要】债权不同于一般财产的特点，债权转让不仅涉及到合同相对人，还牵扯债权人与债务人、债权出让人与其他债权人之间等多方面的法律关系。这些关系是否对债权转让产生影响，是案件审理中必然涉及的问题。因此，债权受让人向债务人行使权利时，法院还应对受让人受让行为的合法性予以审查。青海高院作出的（2017）青01民初65号民事判决书认定曹×对百生公司所欠四维公司6857732.42元及利息违约金2784239.36元等债务承担连带责任，（2015）青民二初字第28号民事调解书认定曹×对百生公司所欠四维公司3000万元及利息等债务承担连带责任，（2015）青民二初字第46号民事调解书认定曹×对民和义德商贸有限公司所欠青海天诚信用担保有限公司30000000元及利息等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在上述案件执行过程中，执行法院因各被申请人无财产可供执行，均作出终结执行的裁定。鉴于曹×不能证明其有其他责任财产可以承担相关债务的情况下，仍将其24000000元债权以严重低于债权金额的价格1000元转让给信瑞公司，曹×的行为明显导致其清偿资力减少，以至于这种不利影响无法满足其清偿其他债权的要求。故一审法院认定曹×主观上存在低价处分财产权损害其他债权人利益的恶意亦无不当。鉴于信瑞公司并未提供相关证据证明该转让对价的合理性，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项关于“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之规定，一审法院认定案涉《债权转让合同》无效，本院不持异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关于“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规定的精神，案涉《债权转让合同》无效，信瑞公司基于无效合同要求张××、郑××、张×承担还款责任不能得到支持。故一审法院直接判令驳回信瑞公司对张××、郑××、张×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妥。
摘要2：
- 日期： 09-03 08:09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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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鲁民申3804号
【裁判摘要】票据作为支付手段具有其特殊性，接受了票据即接受了一种支付方式，该种票据的支付方式产生的法律关系受《票据法》调整；允许持票人依据基础合同关系主张权利，对合同相对人而言显失公平——票据是一种支付手段和结算方式。就银行承兑汇票而言,一般来说，取得票据即视为收到款项。如持票人在票据付款日提示付款遭拒，可依票据法上的规定，向其前手行使追索权。前手付款后即取得票据持票人的权利，成为新的债权人，以此类推。本案中，再审申请人飞源公司自被申请人奥龙公司处取得案涉票据后，即应视为奥龙公司履行了付款义务。再审申请人飞源公司未经背书直接将票据交付山东飞源科技有限公司，山东飞源科技有限公司背书转让给山东飞源新材料有限公司，前后经过了15次之多。案涉票据虽经除权判决，但再审申请人飞源公司并未因此遭受损失。原审诉讼中飞源公司虽提供了山东飞源科技有限公司的“承兑托收银行拒付通知”，但未提供证据证明其损失已经实际发生。此种情况下，飞源公司以买卖合同关系诉请奥龙公司另行支付货款，没有事实和法律上的依据。原审判决驳回飞源公司的诉讼请求，结果上并无不当。
摘要2：
- 日期： 09-16 08:47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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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3)民提字第184号
【裁判摘要】根据我国现行法律规定，企业法人对外签署合同，以加盖公章或者法定代表人、代理人签字为形式要求，对合同相对人而言，加盖公章即表示合同得到法人的确认，发生法律效力，并没有要求法定代表人必须同时在合同上签字。刘××、崔××作为转让案涉交易的联系人代表鲁泉公司在合同上签字，符合股东会有关授权签约的决议要求，亦不违反法律的规定。鲁泉公司主张合同必须由法定代表人王××签字确认，理由不充分。其次，关于转让合同上加盖的公章问题。根据本案证据显示的内容，鲁泉公司成立后，没有向行政主管部门申请公章备案；鲁泉公司在经营管理过程中，存在使用两枚公章的情况。一审法院委托海南公平司法鉴定中心作出的鉴定意见可反映，鲁泉公司的两枚公章在公司年检、经营管理中均先后使用过。鲁泉公司主张合同上加盖的该枚公章系刘××私刻使用、鲁泉公司不认可，但就此没有充分证据证实，且与案件证据反映的内容不相符，本院不予采信。况且，陈××作为与鲁泉公司签订合同的相对人，根据经济交往常理，客观上也有充分理由相信合同上加盖的公章系鲁泉公司使用的印章。至于鲁泉公司使用公章不规范的问题，不属于本案审查的范围。因此，两枚公章对外均代表鲁泉公司，合同上加盖哪一枚公章，不影响合同的效力。
摘要2：
- 日期： 09-23 11:41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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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闽01民终8876号
【裁判摘要】（１）被挂靠人不承担向挂靠人支付工程折价款的义务；（２）发包人对挂靠人无约定和法定付款义务；（３）挂靠人仅有权请求被挂靠人参照挂靠协议约定向其转付从发包人处收取的工程款；（４）若发包人的特定行为使得层层转付工程款的流程受阻，在被挂靠人同意的情况下，为避免讼累，可判令发包人径行向挂靠人支付工程款。——一审法院认定张××与协胜公司之间系挂靠关系，二者之间的挂靠协议无效，并已就此充分说理，本院均认同，理由不再赘述。……现有证据不能证明恒兴公司在与协胜公司签订案涉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时，对协胜公司与张××之间借用资质的挂靠关系是知悉的，故恒兴公司的合同相对人仍然是协胜公司，恒兴公司和协胜公司之间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合法有效。．．．．．．第一，关于协胜公司是否有付款义务问题。首先，参照协胜公司与张××之约定，协胜公司应将收到恒兴公司款项及时转付张××。其次，就“在恒兴公司未向协胜公司付款的情况下，张××是否有权要求协胜公司向其支付工程款”的问题，本院注意到以下几点：一则，如前所述，张××与协胜公司之间系借用资质的挂靠关系，而非转包关系，张××在借用资质时即与协胜公司商定协胜公司仅需转付工程款，而不负有在未收到恒兴公司工程款情况下，向张××垫付工程款的义务，该工程最终盈亏风险均由张××自担。故此种转付约定，并非协胜公司为转嫁风险形成，一审就此相应论述，与在案证据相悖，本院予以指正。．．．．．．综上，本案中协胜公司对张××不负有法定或约定的垫付工程款义务，协胜公司应当将其收取的款项扣除税费和管理费后向张××支付。第二关于恒兴公司对张××是否有付款义务的问题。如前所述，恒兴公司合同相对方为协胜公司，其应当依约向协胜公司支付工程款。．．．．．．现张××撤场至今已四年有余，协胜公司、张××施工成果实际被恒兴公司接收，协胜公司亦在诉讼中明确表示同意在扣减管理费后由恒兴公司直接向张××支付未付工程款，在此情况下，为避免各方讼累，本院判令恒兴公司就未向协胜公司支付的工程款，直接向张××支付。
摘要2：
摘要1：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发布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十大典型案例之六：国泰公司与宝格丽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挂靠人以被挂靠人名义对外签订合同的效力认定
【裁判要旨】无资质的企业或个人挂靠有资质的建筑企业承揽工程，在合同效力的认定上，应区分内部关系和外部关系。在挂靠人与被挂靠人的内部关系中，因挂靠人无资质，挂靠人与被挂靠人之间签订的合同违反法律的禁止性规定无效。在挂靠人以被挂靠人名义签订合同的外部关系中，虽然被挂靠人具有资质，合同效力仍应根据合同相对人是否善意，即对挂靠的事实是否明知作出认定。如果相对人对挂靠的事实明知，则相对人与行为人通谋以虚假意思表示所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即双方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应认定无效。如果相对人不知道挂靠的事实，有理由相信承包人就是被挂靠人，则为善意相对人，其与被挂靠人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不属于无效合同。
摘要2：
- 日期： 10-07 18:41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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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最高法民终741号
【裁判摘要】票据“清单交易”中由于没有进行票据背书，因此当事人无法取得票据权利。但是，票据“清单交易”中的转贴现协议是合法有效的，具有合同约束力|（1）只有在票据上签章的票据行为方产生票据法律关系；（2）金融机构间办理票据转贴现业务应当予以背书，无背书票据行为的，仅产生合同法律关系；（3）金融机构间票据转贴现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亦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应为有效合同，双方应依照合同约定履行各自的义务——1.只有在票据上签章的票据行为方产生票据法律关系。根据票据法第四条关于“票据出票人制作票据，应当按照法定条件在票据上签章，并按照所记载的事项承担票据责任。持票人行使票据权利，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在票据上签章，并出示票据。其他票据债务人在票据上签章的，按照票据所记载的事项承担票据责任。本法所称票据权利，是指持票人向票据债务人请求支付票据金额的权利，包括付款请求权和追索权。本法所称票据责任，是指票据债务人向持票人支付票据金额的义务”的规定，在票据上签章是可以产生票据法律关系的票据行为，持票人行使票据权利的前提是在票据上签章，而票据债务人则是在票据上签章后方对票据所记载的事项承担票据责任。……2.金融机构间办理票据转贴现业务应当予以背书，无背书票据行为的，仅产生合同法律关系。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商业汇票承兑、贴现与再贴现管理暂行办法》第二条第三款关于“本办法所称转贴现系指金融机构为了取得资金，将未到期的已贴现商业汇票再以贴现方式向另一金融机构转让的票据行为，是金融机构间融通资金的一种方式”的规定，金融机构为融通资金办理票据的转贴现业务必须要实施转让票据的票据行为。另根据中国人民银行《支付结算办法》第九十三条关于“符合条件的商业汇票的持票人可持未到期的商业汇票连同贴现凭证向银行申请贴现。贴现银行可持未到期的商业汇票向其他银行转贴现，也可向中国人民银行申请再贴现。贴现、转贴现、再贴现时，应作成转让背书，并提供贴现申请人与其直接前手之间的增值税发票和商品发运单据复印件”的规定，结合前述票据法的相关规定，在票据上背书即为金融机构之间办理转贴现业务时必须实施的转让票据的票据行为。……3.持票人前手均为票据债务人，而合同债务人仅限于债权人的合同相对人。
摘要2：【解读】票据“清单交易”无背书票据行为的，不产生票据法律关系，仅产生合同法律关系——本案中，NB银行北京分行为办理案涉票据转贴现业务而与MS银行三亚分行签订《商业承兑汇票转贴现合同》,但并未按照规章要求以及合同约定在案涉票据上背书，因无票据行为而未能成为案涉票据所载票据法律关系当事人，该行并不享有案涉票据权利及承担票据责任，自不能援引票据法的相关规定行使抗辩权利。
- 日期： 10-16 10:43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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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新民终322号
【裁判摘要１】关于金城银行是否是《转贴现合同》相对人，金城银行认为其非本案适格被告的抗辩理由能否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起诉必须符合下列条件：（一）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二）有明确的被告；（三）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理由；（四）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即民事诉讼要求原告必须适格，而对于被告，只要求其有明确的被告即可。疏勒农信社基于其与金城银行作为合同相对方而签订的《转贴现合同》，以合同纠纷为由起诉金城银行，主张由金城银行按合同约定支付款项，是对双方之间签订合同中约定权益的主张，金城银行作为合同相对方明确具体，疏勒农信社以金城银行作为本案被告提起诉讼符合法律规定。
【裁判摘要２】关于本案案由是合同纠纷还是票据追索权纠纷。首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修改后的的通知》规定：民事案件案由应当依据当事人主张的民事法律关系的性质来确定。本案中，在存在票据追索请求权与合同请求权竞合的情况下，疏勒农信社依据双方签订的《转贴现合同》要求金城银行支付汇票本金、违约金、律师费等，其请求权基础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关于合同履行及违约责任的规定。虽然金城银行与疏勒农信社作为案涉票据的直接前后手，双方存在票据关系，疏勒农信社亦有权基于该票据关系向金城银行行使票据追索权，但疏勒农信社并未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的规定选择该法律关系行使请求权，故民事案件的案由应依据疏勒农信社主张的法律关系来确定。
【裁判摘要３】《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第102条规定：“【转贴现协议】转贴现是通过票据贴现持有票据的商业银行为了融通资金，在票据到期日之前将票据权利转让给其他商业银行，由转贴现行在收取一定的利息后，将转贴现款支付给持票人的票据转让行为。转贴现行提示付款被拒付后，依据转贴现协议的约定，请求未在票据上背书的转贴现申请人按照合同法律关系返还转贴现款并赔偿损失的，案由应当确定为合同纠纷。转贴现合同法律关系有效成立的，对于原告的诉讼请求，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当事人虚构转贴现事实，或者当事人之间不存在真实的转贴现合同法律关系的，人民法院应当向当事人释明按照真实交易关系提出诉讼请求，并按照真实交易关系和当事人约定本意依法确定当事
摘要2：（续）人的责任”。金城银行认为根据该规定，持票人只能在请求未在票据上背书的转贴现申请人返还转贴现款并赔偿损失的才能确定为合同纠纷。本院认为，上述规定并未禁止持票人向已在票据上背书的转贴现申请人按照合同法律关系返还转贴现款并赔偿损失。本案中，疏勒农信社与金城银行存在真实的转贴现合同法律关系，故一审法院确认本案属于合同纠纷并无不当。金城银行认为本案属于票据追索权纠纷的理由本院不予采纳。
- 日期： 02-15 08:14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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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裁判摘要１】关于原审判决判令黄××向伟富公司支付服务报酬是否适当的问题。本案中，伟富公司在签订案涉《咨询中介协议》之前，已委托东浩公司开展了一系列招商洽谈等工作，并向黄××推荐了磐石公司董事长王××。2012年11月26日，黄××与伟富公司签订了案涉《咨询中介协议》，并约定了咨询中介费的支付标准和支付时间，而磐石公司与新疆塔城公司、海成公司、黄××系于2012年11月签订《财务顾问框架协议》及补充协议，之后，东方外贸公司与海成公司、黄××、塔中矿业公司等于2012年12月13日签订以资产重组方式解决海成公司14亿元巨额债务的《调解协议》。原审法院据此认为，如此规模和复杂程度的资产重组方案，2012年11月26日时应已接近完成，如该重组方案与伟富公司提供的“投融资”服务无关，则黄××此时再与伟富公司签订案涉《咨询中介协议》显然不符合商业逻辑，并无不当。黄××作为一名理性的商人，应当预见到签订案涉《咨询中介协议》的后果，从其与伟富公司签订协议的时机分析，可以推定黄××对伟富公司工作予以认可并愿意支付相应的中介服务费，2015年10月29日、11月16日陆××与黄××两次对话内容也证实了这一点。综上，原审判决综合考虑伟富公司已经提供了一定的中介服务，在资产重组方案近乎完成的情况下黄××愿意与伟富公司签订案涉《咨询中介协议》等情况，认定伟富公司有权依据案涉《咨询中介协议》要求黄建荣支付相应的1490万元服务报酬，并无不妥。
【裁判摘要２】连带责任是一种法定责任，由法律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产生。由于连带责任对责任人苛以较为严格的共同责任，使得责任人处于较为不利地位，因此对连带责任的适用应当遵循严格的法定原则，即不能通过自由裁量权行使的方式任意将多人责任关系认定为连带责任，而必须具有明确的法律规定或合同约定，才能适用连带责任。本案中，首先，原审判决判令海成公司对黄××向伟富公司支付服务报酬义务承担连带责任并无明确法律依据。其次，案涉《咨询中介协议》系黄××以其个人名义签署，海成公司并非该协议的签约当事人，伟富公司也无充分证据证明黄××与其签订上述协议的行为系代表海成公司而实施或海成公司在该协议之外与其达成过为黄××的案涉债务承担付款责任的补充约定。虽然海成公司客观上从案涉资产重组方案中获得了利益，但是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海成公司不是合同相对人，不应承担该合同责任。
摘要2：（续）因此，原审判决判令海成公司承担连带责任也缺乏当事人约定依据。最后，原审判决不应直接适用公平原则，行使自由裁量权判令海成公司对黄××向伟富公司支付服务报酬义务承担连带责任。民事审判中，只有在法律没有具体规定的情况下，为了实现个案正义，法院才可以适用法律的基本原则和基本精神进行裁判。通常情况下，法院不能直接将“公平原则”这一法律基本原则作为裁判规则，否则就构成向一般条款逃逸，违背法律适用的基本规则。本案原审判决以公平原则认定非合同当事人的实际受益人海成公司对黄××的付款义务承担连带责任，既缺乏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又无视当事人在民商事活动中的预期，还容易开启自由裁量的滥用。综上，在既无法律规定也无合同约定的情况下，原审判决仅以黄××系海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其委托伟富公司提供案涉融资服务实际系为海成公司的利益而实施为由，判令海成公司对黄××支付服务报酬义务承担连带责任，确属不当，本院予以纠正。
【注解１】当事人在中介事务近乎完成完成的情况下签订中介协议，中介人有权依据中介合同要求支付相应的服务报酬.
【注解２】法定代表人以个人名义对外签订中介合同，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非合同当事人的实际受益人的公司不应承担连带责任。
【注解３】民事审判中，只有在法律没有具体规定的情况下，为了实现个案正义，法院才可以适用法律的基本原则和基本精神进行裁判。通常情况下，法院不能直接将“公平原则”这一法律基本原则作为裁判规则，否则就构成向一般条款逃逸，违背法律适用的基本规则。
- 日期： 02-17 08:38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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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裁判摘要】债权人在约定“纠纷由原告所在地法院管辖”条款情形下转让债权的，债权受让人起诉时如何确定管辖法院？｜此处的“原告”应为《协议书》的签订主体，债权受让人起诉的实质是行使债权转让人对债务人的请求权，故债权转让人住所地人民法院应为管辖法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十三条规定，“合同转让的，合同的管辖协议对合同受让人有效，但转让时受让人不知道有管辖协议，或者转让协议另有约定且原合同相对人同意的除外。”本案中，南昌××重庆渝北分公司向法院提起诉讼，主张受让了即科金融公司对黄×享有的债权，依据《金融信息服务居间协议》等提起诉讼，请求法院判令黄×履行债务。在南昌××重庆渝北分公司未主张受让案涉权利时不知道有管辖协议或者转让协议另有约定且原合同相对人同意情形下，案涉《金融信息服务居间协议》关于“纠纷由原告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的约定，对南昌××重庆渝北分公司有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五条规定，“合同或者其他财产权益纠纷的当事人可以书面协议选择被告住所地、合同履行地、合同签订地、原告住所地、标的物所在地等与争议有实际联系的地点的人民法院管辖，但不得违反本法对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的规定。”本案中，即科金融公司与黄×签订的《金融信息服务居间协议》关于“纠纷由原告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的约定，系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并不违反法律对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的规定，应当认定为合法有效。其中，《金融信息服务居间协议》签订时，“原告”虽无法具体确定，但能够明确的是，此处的“原告”应为合同签订主体即科金融公司、黄×。南昌××重庆渝北分公司作为即科金融公司对黄×债权的受让人，起诉的实质是行使即科金融公司对黄×的请求权，因即科金融公司住所地位于上海市杨浦区，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法院是本案的管辖法院。重庆市渝北区人民法院将本案移送太原市小店区人民法院处理不当，本院予以纠正。
摘要2：
- 日期： 03-08 08:39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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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裁判摘要】本案争议焦点在于莘城建设公司是否具有提起本案诉讼的原告主体资格。原审裁定以莘城建设公司不是实际施工人，对案涉合同无合法权益，进而驳回莘城建设公司的起诉，适用法律是否正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二条规定，起诉必须符合下列条件：(一)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二)有明确的被告；(三)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理由；(四)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本案中，莘城建设公司符合上述法律规定的起诉条件，具有提起本案诉讼的原告主体资格。首先，莘城建设公司是基于其与天乐置业公司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等证据提起本案诉讼，莘城建设公司是案涉《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签约主体和承包人，与天乐置业公司具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符合法律规定的原告起诉的主体条件。其次，从法律规定上，并未有就出借资质的承包人的诉权问题作出禁止性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规定：“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依据民法典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认定无效：(一)承包人未取得建筑业企业资质或者超越资质等级的；(二)没有资质的实际施工人借用有资质的建筑施工企业名义的；(三)建设工程必须进行招标而未招标或者中标无效的。承包人因转包、违法分包建设工程与他人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应当依据民法典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及第七百九十一条第二款、第三款的规定，认定无效。”依该规定，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承包人作为合同相对人，不管是出借资质还是其他原因，仅涉及合同无效的认定，并没有因出借资质就不能起诉发包人，结算工程款的限制性规定。即便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三条规定，实际施工人可以突破合同相对性，起诉发包人、转包人、违法分包人，亦未否定承包人基于合同起诉的权利。故虽然在另案判决中认定仇××是案涉工程的实际施工人及莘城建设公司出借资质的事实，但不能就此否定莘城建设公司作为承包人提起诉讼的权利。至于案涉合同效力，承包人主张工程款的诉请能否得到支持，则属于实体审理范畴。原审法院以莘城建设公司不是案涉工程实际施工人为由认定莘城建设公司与本案无利害关系，否定莘城建设公司的诉权没有法律依据。再次，从权利义务关系上，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莘城建设公司作为名义签订合同的承
摘要2：【注解】（１）法律并未有就出借资质的承包人的诉权问题作出禁止性规定（出借资质仅涉及合同无效的认定，并没有因出借资质就不能起诉发包人结算工程款的限制性规定；实际施工人可以突破合同相对性起诉发包人、转包人、违法分包人亦未否定承包人基于合同起诉的权利）；（２）以出借资质的承包人不是实际施工人为由认定其与案件无利害关系，否定其诉权没有法律依据。
- 日期： 03-13 08:28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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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裁判摘要】通常情况下协议管辖只能约束合同双方而不能约束第三人，但在合同转让中第三人受让合同权利或承担合同义务同时应视为接受合同关于协议管辖的约定——航汇公司与中航信托签订的《借款合同》第12.2条约定：“……如发生争议，双方应友好协商，协商不成的，任何一方均可向债权人住所地(即南昌市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该约定表明，中航信托、航汇公司就《借款合同》及后续协议发生争议的管辖法院已形成一致意见，由南昌市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管辖。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十三条规定：“合同转让的，合同的管辖协议对合同受让人有效，但转让时受让人不知道有管辖协议，或者转让协议另有约定且原合同相对人同意的除外。”该法条的立法本意为，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通常情况下，合同中关于管辖法院的约定，只能约束合同双方，而不能约束第三人。但在合同转让中，对第三人而言，其受让合同权利或承担合同义务同时应视为接受合同关于协议管辖的约定。本案中，鑫海汇公司亦自认接受原管辖条款。故债权转让后，管辖条款效力不变，对鑫海汇公司与航汇公司均有约束力。故本案应由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管辖。
摘要2：
- 日期： 04-18 17:12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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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注解１】票据再追索权纠纷中，票据法明确规定的再追索权范围为三部分：一是已清偿的全部金额；二是前项金额自清偿日起至再追索清偿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利率计算的利息；三是发出通知书的费用。
【注解２】票据法对“已清偿的全部金额”的范围未作出明确规定——（１）票据再追索权的范围为当事人已支付的票据本金、利息及前述本金与利息自清偿日起至再追索清偿日止的利息；（２）案件受理费、保全费、执行费及迟延履行金不属于可以基于票据关系行使再追索权的范围，其中，迟延履行金为当事人未及时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所产生，应自行承担；当事人已支付的诉讼费用，可以依据基础合同的约定，向与其发生票据基础关系的合同相对人主张权利。
摘要2：
- 日期： 09-10 14:15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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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裁判摘要】表见代理出具汇票的法律后果应由被代理人承担（根据《票据法》第１４条第２款规定，表见代理出具汇票的签章真实仍应承担票据责任）——票据伪造是指行为人假借或虚构他人名义在票据上为一定的票据行为。实践中，行为人未经他人授权而擅自在票据上以他人名义签章是票据伪造的典型特征。本案中，中宇公司主张案涉汇票系毕××偷盗并加盖中宇公司印章形成，出具汇票未经该公司授权，不是该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鉴于中宇公司在二审中自认案涉汇票签章真实，且毕××系中宇公司负责网银工作的员工，如经中宇公司授权，毕××即有权代表中宇公司出具汇票。根据上述出票事实及中宇公司的自认，可以认定毕××虽没有代理权，但相对人根据毕××在中宇公司的职责范围及案涉汇票签章真实的实际情况，有理由相信案涉汇票系根据中宇公司真实意思表示出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的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人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的规定，毕××出具票据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出具汇票的法律后果应由中宇公司承担。另外，《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十四条第二款规定：“票据上有伪造、变造的签章的，不影响票据上其他当事人真实签章的效力”。根据票据行为独立性和无因性的要求，票据上伪造签章虽不发生法律效力，但也不对真实签章产生任何影响，签章人仍应依据票据所载文义承担票据责任。现中宇公司对案涉汇票上签章的真实性无异议，且中宇公司不能举示证据证明西子西奥公司在取得案涉汇票时对汇票伪造一事知情，故西子西奥公司应享有合法有效的票据权利，有权要求真实签章人履行票据义务。中宇公司上诉主张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票据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十七条“依照票据法第十四条、第一百零三条、第一百零四条的规定，伪造、变造票据者除应当依法承担刑事、行政责任外，给他人造成损失的，还应当承担民事赔偿责任。被伪造签章者不承担票据责任”的规定，中宇公司作为被伪造签章者不应承担票据责任。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十四条第二款规定：“票据上伪造、变造的签章，不影响票据上其他真实签章的效力”。结合上述法律及司法解释的规定可以看出，案涉汇票虽系因缺乏授权被毕××伪造，但中宇公司的签章真实，中宇公司仍应就签章的真实性向西子西奥公司承担票据责任。
摘要2：
- 日期： 02-13 12:19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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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裁判摘要】《执行异议和复议规定》第二十八条规定：“金钱债权执行中，买受人对登记在被执行人名下的不动产提出异议，符合下列情形且其权利能够排除执行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一)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已签订合法有效的书面买卖合同;(二)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已合法占有该不动产;(三)已支付全部价款，或者已按照合同约定支付部分价款且将剩余价款按照人民法院的要求交付执行;(四)非因买受人自身原因未办理过户登记。”本案中，上诉人董××对案涉房屋提出的异议符合该条司法解释规定的情形。．．．．．．在执行法院依法查封案涉房屋之前，董××的购房行为完成在先，英泰公司、华融湖南分公司以房抵押的行为在后。英泰公司在取得案涉房屋交易对价后又抵押给他人的行为，是违约行为。华融湖南分公司庭审中未能举证证明其在设定抵押权时，按照行业规范的惯常做法对抵押物的现状进行核查，对董××购买并占有的案涉房屋进行抵押，未尽应有的审慎注意义务。董××在先签订购房合同、支付购房对价、合法占有案涉房屋、没有办理产权变更登记系因“英泰国际综合楼(1-5层)项目”未完成竣工验收、英泰公司未依合同约定履行办理产权证照义务所致，董××客观上无过错；华融湖南分公司设立抵押在后，董××没有应尽注意义务而未尽的问题，主观上亦无过失。董××在完成购房缔约及履约时没有过错，不应因合同相对人与第三人对其合法取得财产设立抵押的共同过错，而承担财产遭受侵害的责任和后果。英泰公司和华融湖南分公司未经案涉房屋在先权利人的同意，在后设立抵押，破坏了市场交易秩序，侵犯了他人财产权利，有违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秉持诚实、恪守承诺的原则。滥用优先权否定抵押制度，与滥用抵押制度破坏市场正常交易秩序，其危害是相同的。实践中时常发生开发商或销售商利用信息不对称、卖方市场的优势地位，从事一房二卖、卖后抵押、欺诈贷款、卷款跑路等坑害购房者的违法乃至犯罪活动，这种扰乱社会经济秩序的情形应当依法予以遏制；同时，应当通过个案司法使购房者的合法权益得到公平合理的救济。由于物权法公示制度与房地产开发、销售的行政登记制度脱节的问题长期存在，使得购房者在履行完购房全部义务后，不能及时公示物权变动的状态，此时，合法占有可以作为公示的形式证明物权交付的结果，这在《执行异议和复议规定》第二十八条第二项的规定中已经得以体现。本案中，董玉容购买并占有案涉房屋、履行了合同及法定义务，
摘要2：（续）没有过错，依法应当确认并保护其对案涉房屋所享有的物权期待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