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期： 03-07 15:50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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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7)最高法民申3622号
【裁判摘要】合同约定“经三方签字、盖章后生效”只有两方签章是否成立与生效？——案涉《协议书》是海纳公司与徐××就《合作协议》的解除及结算事宜达成的协议，并约定由海纳投资公司为海纳公司的清偿义务提供担保。据此，《协议书》涉及两层法律关系，一者为海纳公司与徐××之间解除《合作协议》及海纳公司偿还徐××垫付款的法律关系；二者为海纳投资公司对海纳公司的偿还义务承担保证责任的法律关系，前者为主合同关系，后者为从合同关系。主合同关系发生在海纳公司和徐××之间，与海纳投资公司无涉，从合同关系发生在徐××和海纳投资公司之间。由此可知，虽然《协议书》第七条约定“经三方签字、盖章后生效”，但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该约定的目的并非要求《协议书》中的所有条款均需三方签字、盖章后才生效，而是海纳公司与徐××之间的结算协议经由双方签字盖章成立并生效，徐××和海纳投资公司之间的保证合同经由双方签字盖章成立并生效。本案中，由于海纳公司和徐××均已签字、盖章，而海纳投资公司并未盖章，所以《协议书》中的主合同条款已成立生效，只是保证合同条款未成立。故原审关于担保人海纳投资公司未签署《协议书》，只产生担保合同（条款）未成立的法律后果，不影响主合同效力的认定正确，本院予以维持。海纳公司认为海纳投资公司未在《协议书》上签章导致《协议书》全部条款不生效的申请理由，并无相应的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
- 日期： 03-09 10:38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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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广西壮族自治区防城港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桂06民终1121号
【裁判摘要】基于合同相对性原则，成立后公司并非合同当事人，其主张合同权利义务原告主体不适格——《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七十五条规定：“设立人为设立法人从事的民事活动，其法律后果由法人承受；法人未成立的，其法律后果由设立人承受，设立人为二人以上的，享有连带债权，承担连带债务。设立人为设立法人以自己的名义从事民事活动产生的民事责任，第三人有权选择请求法人或者设立人承担。"《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条规定：“发起人为设立公司以自己名义对外签订合同，合同相对人请求该发起人承担合同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公司成立后对前款规定的合同予以确认，或者已经实际享有合同权利或者履行合同义务，合同相对人请求公司承担合同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上述两条款系对合同相对人向公司发起人或公司请求承担合同责任的规定。上诉人根据上述条款认为其已对涉案《合作协议》进行确认，并实际履行了合同义务，该合同的权利义务应由其继承的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此外，新东海公司对扬毅公司的加盖公章的行为不予认可，并坚称合同相对人为卜××。因此，基于合同相对性原则，扬毅公司无权请求确认《终止合同》无效以及要求新东海公司履行《合作协议》和《补充协议》，原审法院以扬毅公司的原告主体不适格为由，驳回其起诉并无不当，本院应予维持。
摘要2：
- 日期： 03-09 11:03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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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相对性原则
摘要1：问题：发起人为设立公司对外签订的合同，成立后公司能否以原告身份起诉主张合同权利和责任？
解读：（１）《公司法解释三》第２条（修订后）、第３条只是规定合同相对人可以请求成立后公司承担合同责任两种情况，未明确规定成立后公司能否向合同相对人主张合同权利和责任；（２）根据《民事诉讼法》第１１９条第１项“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之规定，成立后公司对发起人为设立公司签订的合同具有直接利害关系；（３）成立后公司虽然承担合同责任，但成立后公司并非合同当事人，其作为原告主张合同权利义务主体不适格。
摘要2：【注解】公司法解释（三）第２条是为保护合同相对人的利益而赋予合同相对人的选择权，该法条并未规定公司在对合同予以追认或者实际享有权利义务后有权要求合同相对人承担责任。
【风险提示】公司发起人对外签订租赁合同作为成立后公司经营场所，公司成立后没有变更成立后公司为承租人：（１）成立后公司并没有取得承租人权利；（２）但出租人有权选择承租人承担租赁合同责任。
- 日期： 05-11 15:52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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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目录】一、可以突破合同相对性原则请求发包人在欠付工程款范围内承担责任的实际施工人不包括借用资质及多层转包和违法分包关系中的实际施工人。(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2021年第20次专业法官会议纪要)；二、借用资质的实际施工人与发包人形成事实上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关系且工程经验收合格的，可以请求发包人参照合同约定折价补偿。(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2021年第20次专业法官会议纪要)；三、承包人已起诉发包人支付工程款的，实际施工人可以在一审辩论终结前申请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其另诉请求发包人在欠付工程款范围内承担责任的，不应受理。(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2021年第21次专业法官会议纪要)；四、实际施工人不享有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2021年第21次专业法官会议纪要)；五、合同无效，承包人请求实际施工人按照合同约定支付管理费的，不予支持。(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2021年第21次专业法官会议纪要)；六、承包人对违章建筑不享有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2021年第21次专业法官会议纪要)；七、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不因工程建成的房屋已经办理网签而消灭。(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2021年第21次专业法官会议纪要)；八、不能既判决驳回诉讼请求又告知当事人就此另行主张权利。(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2021年第21次专业法官会议纪要)
摘要2：
- 日期： 06-10 09:46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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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最高法民申4499号
【裁判摘要】首先，东升公司与治历公司具有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关系，案涉建设工程由东升公司实际建设完成，现已竣工验收并交付使用，东升公司有权利向治历公司主张工程款。．．．．．．同时，硚口劳动就业局与治历公司之间系委托代建法律关系，并非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关系，双方签订相关合同时是否招投标不影响委托代建合同效力，委托代建合同等协议的效力与东升公司主张工程款无直接关联，原审法院未予明确并无不当。其次，东升公司与治历公司签订《补充合同》时明知硚口劳动就业局与治历公司存在委托代建关系及《委托代建协议书》中的相关约定，且在二审判决书中显示东升公司认可《补充合同》只约束治历公司和东升公司，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二条规定“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在委托人的授权范围内与第三人订立的合同，第三人在订立合同时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的，该合同直接约束委托人和第三人，但有确切证据证明该合同只约束受托人和第三人的除外”，在《补充合同》只能约束治历公司和东升公司的情形下，该合同并不能直接约束硚口劳动就业局和东升公司。再次，硚口劳动就业局与东升公司之间签订了《施工合同》并备案，但未依法进行招投标，违反了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应为无效合同。在硚口劳动就业局已经向治历公司支付工程价款的情况下，东升公司应当按照合同相对性原则向治历公司主张权利，要求硚口劳动就业局承担法律责任缺乏法律依据。因此，原审判决认为东升公司无权向硚口劳动就业局主张工程款并无不当。
摘要2：
- 日期： 08-05 10:16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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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最高法民申4799号
【裁判摘要１】非借款实际使用人不改变借款人身份——关于案涉借款实际使用人的问题。葛××主张其不是案涉借款的实际使用人，弘博公司作为案涉借款的实际使用人，应承担还款责任，该主张不能成立。2012年4月26日，葛××向韦××出具借条借款2000万元，是其真实意思表示，葛××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当知晓签署借条的法律后果。至于案涉款项如何使用，并不能改变其借款人的身份，也不能免除其还款责任。
【裁判摘要２】出借人款项部分来源于第三人无需追加第三人参加诉讼——关于是否应当追加李××为第三人参加诉讼的问题。本案中，案涉借款法律关系成立于葛××与韦××之间，依据合同相对性原则，即便韦××出借的款项中部分来源于李××，也不影响其出借人的主体身份，其有权依据借条要求葛××履行还款义务。因本案事实清楚，无需追加李××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以查明事实，且本案处理结果与李××也无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故一、二审法院未予追加其为第三人参加诉讼，并无不当。
摘要2：
- 日期： 08-22 17:39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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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解读：（１）《执行异议和复议规定》第２７条规定的“除外”内容包括第２９条但不包括第28条；（２）《执行异议和复议规定》第２８条规定不能排除抵押权人强制执行。——参考案例：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最高法民再189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最高法民终604号
摘要2：【注解１】（１）《执行异议和复议规定》第２８条、第２９条属于第２７条的除外规定，满足第２８条即可对抗享有优先受偿权申请执行人的强制执行；（２）抵押权人同意抵押人转让抵押不动产，买受人对未能办理过户登记不存在过错，有权适用《执行异议和复议规定》第28条规定排除执行。——参考案例：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最高法民终714号
【注解２】（１）先抵后买仍可以适用《执行异议和复议规定》第２８条规定排除抵押权人对房屋强制执行；（２）法院未审查是否存在《执行异议和复议规定》第２８条规定而直接参照适用第２７条规定处理错误。——参考案例：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最高法民再240号
【注解３】先抵后售房屋买受人不符合《执行异议和复议规定》第２８条规定的要件，不能排除抵押权人强制执行：《执行异议复议规定》第２８条则规定了一般不动产买受人在何种情形下能够排除基于对出卖人的强制执行程序而对买受人所购不动产的强制执行，该规定解决的是在执行程序中买受人对所买受不动产的权利保护与基于金钱执行债权人的权利保护发生冲突时，基于对正当买受人合法权利的特别保护之目的而设置的特别规则，这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是对债权平等原则和合同相对性原则的突破，故一般而言，该种情形下的买受人对于所买受不动产的民事权益并不能够排除申请执行人基于在先成立的抵押权的强制执行。——参考案例：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最高法民申1684号
【注解４】先抵后售的一般房屋买受人不能排除抵押权人强制执行，适用《执行异议和复议》第２９条规定，不适用第２８条规定。——参考案例：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最高法民终1132号
【注解５】只有符合《执行异议和复议规定》第２９条规定情形的商品房买受人才能够排除金钱债权人基于抵押权而申请启动的对买受人所购房屋的强制执行。——参考案例：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最高法民申3273号
- 日期： 08-24 15:47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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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最高法民申5967号
【裁判摘要】银行分行有权转让所辖支行不良债权——《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第二十二条规定：商业银行对其分支机构实行全行统一核算，统一调度资金，分级管理的财务制度。商业银行分支机构不具有法人资格，在总行授权范围内依法开展业务，其民事责任由总行承担。本案中，浦发昆明分行与浦发曲靖支行均属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分支机构，均不具有独立的法人资格，其作出的相关行为均系代表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浦发昆明分行就案涉债权向云南资产公司转让，并未违反合同相对性原则。同时，浦发昆明分行作为一级分行，对其下辖的浦发曲靖支行有权进行管辖，并有权统一转让浦发曲靖支行的债权。宇恒公司主张案涉债权转让行为及登报公告行为对其不发生效力的理由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
- 日期： 09-09 18:32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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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渝民终374号
【裁判摘要】分公司承包人的案外人以其是建设工程的实际施工人请求排除作为分公司承包人的被执行人对他人到期债权执行不予支持——孙××对争议标的不享有排除强制执行的权利。事实和理由：1.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规定》第二十四条规定“对案外人提出的排除执行异议，人民法院应当审应查下列内容：（一）案外人是否系权利人；（二）该权利的合法性与真实性；（三）该权利能否排除执行。”孙××主张对争议标的享有排除强制执行的权利需要证明对执行标的享有真实合法的权利，并且该权利能够排除执行。2.本案中，根据2014年2月5日中建重庆公司与西泽建筑公司签订的《施工合同》，西泽建筑公司作为承包人对发包人中建重庆公司享有债权。根据2014年6月12日西泽建筑公司（甲方）与孙××（乙方）签订的《承包经营合同》，孙××对西泽建筑公司享有债权。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两个债权因主体不同、内容不同，故两个合同是相互独立的。案外人丰运工贸公司因对西泽建筑公司享有债权，故其有权申请冻结西泽建筑公司的到期债权。3.《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六条第二款规定：“实际施工人以发包人为被告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可以追加转包人或者违法分包人为本案当事人。发包人只在欠付工程价款范围对实际施工人承担责任。”据此，如孙××系实际施工人，其可以向中建重庆公司、西泽建筑公司主张债权。因该债权与强制执行的债权并非同一债权，故其不能排除强制执行。虽然欠付工程价款范围与被冻结的债权存在关联，但是此种关联不能成为对抗该冻结的债权的理由。该冻结的债权是否纳入中建重庆公司对西泽建筑公司的已付工程款范围、中建重庆公司对实际施工人的欠付工程价款范围、孙××对西泽建筑公司享有的债权金额均应在另案中审理确定。4.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八十条的规定“发包人未按照约定支付价款的，承包人可以催告发包人在合理期限内支付价款，发包人逾期不支付的，除按照建设工程的性质不宜折价、拍卖的以外，承包人可以与发包人协议将该工程折价，也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将该工程依法拍卖。建设工程的价款就该工程折价或者拍卖的价款优先受偿。”即“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是指承包人可以就工程折价或拍卖的价款在发包人欠付工程款范围内优先受偿。
摘要2：（续）现孙××主张其作为实际施工人对承包人在发包人处的到期债权享有“优先权”并无事实和法律依据。
- 日期： 09-29 16:43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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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2)粤01民终10259号
【裁判摘要１】关于乾鼎公司在二审中增加请求权基础是否符合相关法律规定的问题。本案案由是建筑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乾鼎公司起诉主张康景公司承担责任的理由和依据是康景公司作为发包人应当在欠付工程款额度内对承包人违法分包拖欠实际施工人的工程款承担连带责任，一审法院也是围绕建设工程的发包和分包关系进行了审理和判决。现乾鼎公司在二审时增加了其主张康景公司承担连带责任的理由，即康景公司系案涉工程发生时筑品公司的唯一股东，其未能证明财产独立于筑品公司，乾鼎公司的请求权基础发生了根本性改变，因请求权基础和法律关系涉及人民法院审理案件的范围和方向，乾鼎公司不能随意进行变更或增加，且对于乾鼎公司主张的康景公司财产是否独立于筑品公司的问题，一审法院并未进行实体审理，若允许乾鼎公司在二审增加请求权基础，将变相剥夺对方当事人的上诉权，违反法定程序。因此，对于乾鼎公司二审中关于增加请求权基础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本案二审亦不应当对康景公司财产是否独立于筑品公司的相关问题进行审理，乾鼎公司可以另案主张权利。
【裁判摘要２】《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司法解释》所指的实际施工人应系无效的转包合同和分包合同的承包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六条规定：“实际施工人以转包人、违法分包人为被告起诉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实际施工人以发包人为被告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可以追加转包人或者违法分包人为本案当事人。发包人只在欠付工程价款范围内对实际施工人承担责任。”该司法解释规定涉及的转包、分包行为均系违法行为，相应的转包合同、分包合同均系无效合同，故该司法解释规定所指的实际施工人应系无效的转包合同和分包合同的承包人。本案中，乾鼎公司与筑品公司均具备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筑品广州分公司与乾鼎公司设立的建设工程分包合同关系合法有效，故筑品广州分公司不是违法分包人，乾鼎公司也不是无效的分包合同的承包人即上述司法解释规定所指的实际施工人。因此，本案纠纷不适用上述司法解释规定处理。乾鼎公司以康景公司为发包人为由诉请康景公司对筑品广州分公司欠付涉案工程款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主张，违反合同相对性原则，也无法律依据，不应支持。
摘要2：
- 日期： 09-30 09:43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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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最高法民再431号
【裁判摘要１】从2010年4月1日《协议书》的表述看，并不能明确得出1200万元补偿款所对应的补偿内容为何。．．．．．．可见，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烟商初字第11号民事判决、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4）鲁商终字第203号民事判决、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5）鲁民再字第24号民事判决认定基于合同目的，《协议书》应包括案涉宿舍楼拆迁，显属对合同目的的片面解释，在逻辑上不能周延。
【裁判摘要２】证人与当事人存在诉讼纠纷对该方作出不利证言无其他证据作证不能采信——关于颜某的证言，由于颜某在本案一审中出庭作证时，鑫龙公司与颜某之间因颜某对鑫龙公司负有债务到期未偿还发生纠纷并正在诉讼之中，颜某因此与鑫龙公司之间存在利害关系，其作出的不利于鑫龙公司的证言，在无其他证据加以佐证的情况下，不应采信而得出鑫龙公司负有拆迁案涉宿舍楼的事实认定。
【摘要】本院再审认为，本案再审争议焦点是鑫龙公司是否负有对36户职工宿舍楼进行拆迁的合同义务，刘××等9人是否因鑫龙公司未完成对该宿舍楼的拆迁而应返还给牟维飞1200万元补偿费。具体分析如下：第一，从2010年4月1日《协议书》的表述看，并不能明确得出1200万元补偿款所对应的补偿内容为何。．．．．．．在《协议书》约定不明的情况下，鑫龙公司作为合同相对方对自己搬迁自己的财产设定义务，与一般合同当事人通过合同处分自己权利的做法相符，而在鑫龙公司并非专门从事拆迁事务的企业的情况下，若要认定鑫龙公司为自己设定了拆迁并非属于其自己所有也未占有和使用的财产的合同义务，则当事人需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否则，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对《协议书》约定的鑫龙公司的义务，即应解释为其搬迁自己财产。．．．．．．可见，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烟商初字第11号民事判决、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4）鲁商终字第203号民事判决、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5）鲁民再字第24号民事判决认定基于合同目的，《协议书》应包括案涉宿舍楼拆迁，显属对合同目的的片面解释，在逻辑上不能周延。第二，在牟××竞拍案涉土地和房产时，鑫龙公司已经租赁该块土地和厂房经营使用，并且在租赁期限届满后，作为重组方对案涉土地和厂房的原所有权人龙口棉纺织厂进行了重组，负责接收棉纺织厂职工。
摘要2：（续）因此，牟××与鑫龙公司就案涉土地和房产之间存在着较为复杂的关系，虽然在《协议书》签订时租赁已经到期，但据此即推定补偿内容包括鑫龙公司搬迁经营损失和设施损失等不符合常理，显然罔顾本案上述基本事实，存在重大逻辑缺陷。第三，关于颜某的证言，由于颜某在本案一审中出庭作证时，鑫龙公司与颜某之间因颜某对鑫龙公司负有债务到期未偿还发生纠纷并正在诉讼之中，颜某因此与鑫龙公司之间存在利害关系，其作出的不利于鑫龙公司的证言，在无其他证据加以佐证的情况下，不应采信而得出鑫龙公司负有拆迁案涉宿舍楼的事实认定。第四，本案无论是委托合同纠纷，还是拆迁补偿合同纠纷，抑或无名合同纠纷，均为一般合同纠纷，应适用“谁主张，谁举证”的举证责任原则。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证明。．．．．．．故牟××作为一审原告，应当对其主张刘××等九人返还1200万元补偿款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牟××所提交的证据中，仅有颜某的证言与1200万元对应的鑫龙公司合同义务是否包括36户职工宿舍楼拆迁存在直接关联，其他证据均与该待证事实没有直接关联，而且如前所述，颜某的证言不应采信而得出鑫龙公司负有拆迁案涉宿舍楼的事实认定。在这种情况下，牟××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该1200万元对应的鑫龙公司负有的合同义务中包含对案涉宿舍楼完成拆迁，无法达到人民法院确信该待证事实存在高度可能性的程度，故其应当承担相应的不利后果。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烟商初字第11号民事判决、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4）鲁商终字第203号民事判决、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5）鲁民再字第24号民事判决基于错误的举证责任分配得出的事实认定，应予纠正。第五，．．．．．．可见，从《协议书》的履行事实，亦得不出36户职工宿舍楼的搬迁应由鑫龙公司承担的结论。
【解读】双方对《协议书》第四条约定，即“牟××按约定付给鑫龙公司补偿费后，2010年9月底前拆迁完毕”双方存在争议，该约定并未明确载明拆迁内容是否包括涉案36户职工宿舍楼。牟××主张1200万元是对原棉纺织厂36户职工宿舍楼搬迁安置和拆除警务室的补偿款，刘××等九人则主张是对鑫龙公司经营损失、搬迁重建、成套设备及管线、变压器等附属设施、租赁期内新建的仓库和车间的补偿以及合作开发房地产的前期可得利益损失的补偿。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200万元补偿款中是否包括对36户职工宿舍楼的搬迁安置费用。
- 日期： 12-13 07:31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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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注解１】在发包人明知挂靠的情况下，发包人与挂靠人之间形成事实上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关系，建设工程经验收合格，实际施工人有权请求发包人参照合同关于工程价款的约定折价补偿。承包人对合同无效后果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
实际施工人未完成施工任务，承包人继续履行合同，完成施工任务后，有权与发包人进行结算，并主张相应的建设工程价款。
【注解２】发包人对挂靠的事实不知情，发包人与被挂靠人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有效。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和信赖利益保护原则，实际施工人无权向发包人主张权利，但实际施工人可以基于合同相对性原则向被挂靠人主张权利。
摘要2：
- 日期： 12-31 17:22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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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裁判摘要】案外人不能提供支付购房款转款凭证，法院不能推定其已经支付购房款——执行异议之诉不仅涉及案外人和被执行人的利益，还涉及到申请执行人的利益。人民法院审理执行异议之诉案件，应全面考虑不同当事人之间的利害关系，充分保护各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规定，目的在于加强对作为弱势者的房屋消费者权利的特别保护，在所购商品房系用于居住且买受人名下无其他用于居住的房屋的特殊情况下，将对房屋消费者生存权利的保护置于对房地产开发企业债权人金钱债权的保护之上，赋予房屋消费者对买受房屋享有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实际上，该规定赋予符合一定条件的商品房买受人对房地产开发企业所享有的转移所购房屋所有权之债权优先于其他债权人对房屋开发企业所享有的金钱债权的效力，是对债权平等原则的突破。同时，这一规定使此种情形下的买受人购买商品房的行为产生了对抗房屋开发企业金钱债权人效力，突破了合同相对性原则，但又缺乏足以产生公信力的公示方式，对交易安全和作为被执行人的房地产开发企业其他金钱债权人的利益影响巨大，也增加了被执行人和案外人通过执行异议恶意串通逃避强制执行的道德风险。因此，人民法院在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规定对案外人权利予以特别保护时，应当从严审查、严格把握。如严格审查被执行人和案外人签订的买卖合同是否真实有效，是否签订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是否倒签；所购商品房是否系用于居住且买受人名下无其他用于居住的房屋（不限于买受人所购房屋所在地）；支付房屋价款的证据是否充分，付款事实是否真实，已支付价款是否超过合同约定总价款的百分之五十；等等。在依法保护案外人合法权利的同时，也要切实防止被执行人和案外人恶意串通损害申请执行人利益的行为发生。关于本案二审判决认定郭××已经支付全部购房款是否缺乏证据证明问题。一审判决认定，郭××仅提交在合同签订当日以银行转账方式取款175000元的银行取款凭证，未提供证据证明该银行转账取款的收款方为众凯公司任丘分公司一方，即郭××不能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其已经支付房屋价款且支付的价款超过合同约定总房款的百分之五十，故郭××就涉案执行标的楼房不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二审判决改判的理由是，虽然郭××不能提交向众凯公司任丘分公司缴纳房款的转账凭证及正规销售
摘要2：（续）发票，但其提交的存款及取款凭证、众凯公司任丘分公司的原始收据、穆××的证人证言、徐××的证人证言、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完税证明，结合众凯公司任丘分公司的陈述，能够形成一个完整的证据链，在河间联社不能提供反证的情况下，能够推定郭××已支付全部房屋价款。本院认为，二审判决关于郭××已支付全部房屋价款的推定缺乏证据支持。第一，执行异议之诉涉及申请执行人的利益，仅依靠被执行人一方出具的收据或者对案外人付款事实的承认不足以认定已经支付购房款的事实。第二，对于一审判决驳回郭××诉讼请求的主要理由，即郭××未提供证据证明其提交的银行转账取款的收款方为众凯公司任丘分公司一方，二审判决未作分析。第三，二审判决对郭××提交的存款及取款凭证、众凯公司任丘分公司的原始收据、证人穆×的证人证言、证人徐××的证人证言、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完税证明以及众凯公司任丘分公司的陈述，如何形成一个完整的证据链证明郭××经支付全部购房款，未作分析。第四，执行异议之诉涉及申请执行人利益，对于案外人是否享有阻却强制执行的民事权利的事实，应采用较普通民事案件更高的证明标准，二审判决根据郭××提供的证据推定其已支付全部房屋价款，但并未对证据的质证、认证作分析认定。第五，《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一条规定：“案外人或者申请执行人提起执行异议之诉的，案外人应当就其对执行标的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本案应由案外人郭××就其对执行标的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承担举证证明责任。在郭××未完成举证责任前，举证责任并不转移至河间联社。二审判决认定，在河间联社不能提供反证的情况下，能够推定郭××已支付全部房屋价款，不妥当。因此，河间联社关于二审判决认定郭××已经支付全部购房款缺乏证据证明的再审申请理由成立，本院予以支持。
- 日期： 01-02 16:47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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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裁判摘要】挂靠的实际施工人不属于挂靠公司另案建设工程施工纠纷的当事人——郓城公司申请再审事由，不符合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八项规定。郓城公司申请再审称，二审判决遗漏应当参加诉讼的当事人孙××。经查，本案是原告郓城公司以澳能公司为被告提起的诉讼。案由是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郓城公司以原告身份提起诉讼，要求澳能公司向其给付工程款，所依据的是两者之间的施工合同法律关系。在该关系中并不存在孙××作为当事人一方与郓城公司共同履行案涉施工合同权利义务的问题。即便一审法院知道孙××是涉案工程的实际施工人，也不等于其必须作为共同原告或有独立请求权第三人在本案中主张其权益。一审中，孙××曾向法院回答“我是实际施工人，原告郓城县建筑公司安排我来处理这个案件，但我没有委托手续”。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即便孙××是借用郓城公司资质的实际施工人，其与郓城公司之间内部挂靠关系，也不足以对郓城公司与澳能公司之间的建设工程施工纠纷产生重大影响，不属于应当参加诉讼的当事人。即便如郓城公司申请再审认为，孙××应当作为有独立请求权第三人参加诉讼，也不存在人民法院依职权主动追加，强制其通过诉讼解决纠纷的问题。
摘要2：
- 日期： 02-07 10:06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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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裁判摘要】次承租人可以代承租人支付欠付的租金和违约金以对抗出租人提出的合同解除权，即承租人欠租并不必然导致次承租人租赁合同的解除，只有在次承租人不依法行使抗辩权时，解除行为才对次承租人有拘束力——上述解除租赁关系行为发生于2012年3月1日，随即在出租人李×与承租人华忆丽晶公司之间发生法律效力，但该解除租赁关系的行为对于次承租人百佳公司是否生效取决于出租人李×与承租人华忆丽晶公司是否将该解除的事实通知到百佳公司及百佳公司是否行使抗辩的问题。出租人李×与承租人华忆丽晶公司之间解除租赁关系虽然发生于2012年3月1日，但李×于2014年4月23日才向百佳公司送达《联合通知》，告知百佳公司其已与华忆丽晶公司解除《租赁合同书》，要求百佳公司搬离案涉房产并支付占用费等。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李×并非《房屋租赁合同》的相对方，李×作为案涉房产的业主单方向次承租人百佳公司发出函件要求百佳公司搬离案涉场地并不产生解除百佳公司及华忆丽晶公司之间《房屋租赁合同》的效力，亦不足以影响百佳公司根据该合同对案涉场地享有的占有使用权，且百佳公司在收到《联合通知》后也向李×发出《关于的询证函》求证该《联合通知》的真实性和关联性，故在百佳公司未收到《房屋租赁合同》的相对方华忆丽晶公司要求解除《房屋租赁合同》、搬离案涉场地的通知前，百佳公司仍系有权使用案涉房产。2014年11月28日华忆丽晶公司向百佳公司发出《关于限期腾空商铺并移交商铺的敦促函》，确认华忆丽晶公司与李×的租赁关系已于2012年3月1日解除，华忆丽晶公司无权将案涉场地提供给百佳公司使用并要求百佳公司在2014年12月15日前腾空、交还案涉场地后，如百佳公司未按期搬离，则应自2014年12月16日起向李×支付案涉场地的占有使用费。上述华忆丽晶公司的通知行为应对百佳公司产生如下的法律效力，一是应当认定百佳公司于2014年11月28日知道李×与华忆丽晶公司解除租赁关系的事实，二是百佳公司收到该通知后依法享有相应的抗辩权，如百佳公司不依法行使抗辩权则该解除行为对百佳公司有法律约束力。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城镇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的规定，次承租人可以代承租人支付欠付的租金和违约金以对抗出租人提出的合同解除权，即承租人欠租并不必然导致次承租人租赁合同的解除，只有在次承租人不依法行使抗辩权时，
摘要2：（续）解除行为才对次承租人有拘束力。由于百佳公司在出租人李×及承租人华忆丽晶公司通知因欠租而导致解除合同的情况下，并未在合理期限内行使抗辩权，代替承租人华忆丽晶公司偿付尚欠的租金，因此该解除租赁关系的行为对百佳公司具有约束力。华忆丽晶公司与李×的租赁关系虽于2012年3月1日解除，李×、华忆丽晶公司于之后一年多的时间才向百佳公司发出解除通知，要求百佳公司收到通知后一个月内腾空交还案涉场地，该延迟通知的行为未限制百佳公司的权利且没有损害百佳公司的利益，因此，该通知行为并无不当，二审判决认定该通知行为实际上剥夺了百佳公司提出异议、行使抗辩权的合法权利，解除行为对百佳公司没有约束力的认定属于适用法律错误，本院予以纠正。在承租人华忆丽晶公司的租赁权因租赁合同解除而消灭，及次承租人百佳公司不行使抗辩权对抗解除权的情况下，次承租人百佳公司不得主张继续履行租赁合同。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城镇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八条的规定，百佳公司应当按照通知要求在2014年12月15日前腾空、交还案涉场地，如百佳公司未按期搬离，则应自2014年12月16日起向李×支付案涉场地的占有使用费。
- 日期： 03-08 08:39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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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裁判摘要】本案争议焦点在于莘城建设公司是否具有提起本案诉讼的原告主体资格。原审裁定以莘城建设公司不是实际施工人，对案涉合同无合法权益，进而驳回莘城建设公司的起诉，适用法律是否正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二条规定，起诉必须符合下列条件：(一)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二)有明确的被告；(三)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理由；(四)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本案中，莘城建设公司符合上述法律规定的起诉条件，具有提起本案诉讼的原告主体资格。首先，莘城建设公司是基于其与天乐置业公司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等证据提起本案诉讼，莘城建设公司是案涉《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签约主体和承包人，与天乐置业公司具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符合法律规定的原告起诉的主体条件。其次，从法律规定上，并未有就出借资质的承包人的诉权问题作出禁止性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规定：“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依据民法典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认定无效：(一)承包人未取得建筑业企业资质或者超越资质等级的；(二)没有资质的实际施工人借用有资质的建筑施工企业名义的；(三)建设工程必须进行招标而未招标或者中标无效的。承包人因转包、违法分包建设工程与他人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应当依据民法典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及第七百九十一条第二款、第三款的规定，认定无效。”依该规定，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承包人作为合同相对人，不管是出借资质还是其他原因，仅涉及合同无效的认定，并没有因出借资质就不能起诉发包人，结算工程款的限制性规定。即便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三条规定，实际施工人可以突破合同相对性，起诉发包人、转包人、违法分包人，亦未否定承包人基于合同起诉的权利。故虽然在另案判决中认定仇××是案涉工程的实际施工人及莘城建设公司出借资质的事实，但不能就此否定莘城建设公司作为承包人提起诉讼的权利。至于案涉合同效力，承包人主张工程款的诉请能否得到支持，则属于实体审理范畴。原审法院以莘城建设公司不是案涉工程实际施工人为由认定莘城建设公司与本案无利害关系，否定莘城建设公司的诉权没有法律依据。再次，从权利义务关系上，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莘城建设公司作为名义签订合同的承
摘要2：【注解】（１）法律并未有就出借资质的承包人的诉权问题作出禁止性规定（出借资质仅涉及合同无效的认定，并没有因出借资质就不能起诉发包人结算工程款的限制性规定；实际施工人可以突破合同相对性起诉发包人、转包人、违法分包人亦未否定承包人基于合同起诉的权利）；（２）以出借资质的承包人不是实际施工人为由认定其与案件无利害关系，否定其诉权没有法律依据。
- 日期： 03-12 14:28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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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保险人代位求偿时无须扣除已获取的再保险赔偿
【裁判要旨】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保险人投保再保险的，保险人对第三人的代位求偿权不因此受到影响，保险人可以就全部赔偿金额向第三人行使保险人代位求偿权；保险人在向第三者行使代位求偿权时，并不需要扣除已经获取的再保险赔偿，可在追偿成功后再根据再保险合同的约定及相关规定或者惯常做法将追偿款返还再保险人；在法律、行政法规、司法解释对再保险人是否可直接向第三人（保险事故责任人）行使代位追偿权的情形没有明确规定的情况下，保险业主管部门及行业协会的规范性意见及惯常做法应予尊重。
【案号】一审：（2016）苏民初50号；二审：（2018）最高法民终1334号
【裁判摘要】关于再保险获赔金额应否扣除的问题（1）保险人在承保后，尤其在涉及巨额保险时，为分散风险往往通过分保的形式，将所承保的部分风险和责任向其他保险人再进行投保。由此，在保险合同法律关系之外，保险人与再保险人之间又形成再保险合同法律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二十九条规定：“再保险接受人不得向原保险的投保人要求支付保险费。原保险的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不得向再保险接受人提出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请求。再保险分出人不得以再保险接受人未履行再保险责任为由，拒绝履行或者迟延履行其原保险责任。”由此，再保险合同与原保险合同之间虽有关联，但在法律关系上是相互独立的。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保险人投保再保险的，保险人对第三人的代位求偿权不因此受到影响，保险人可以就全部赔偿金额向第三人行使保险人代位求偿权。（2）2012年7月1日原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发布实施的《财产保险公司再保险管理规范》第三章第一节第六条关于赔案管理中规定：“对存在追偿可能性的保险事故，分出公司应积极向责任方进行追偿，及时把追偿情况告知再保险接受人。追偿成功后，分出公司应把属于再保险接受人的追偿款及时返还再保险接受人。”2018年1月中国保险行业协会发布的《财产再保险合约分保业务操作指引》第6.7条亦规定，对存在追偿可能性的保险事故，再保险分出人应积极向责任方进行追偿，并及时将追偿情况告知再保险接受人；追偿成功后，再保险分出人应将属于再保险接受人的追偿款按照合约约定及时返还再保险接受人。由此，在法律、行政法规、司法解释对再保险人是否可直接向第三人（保险事故责任人）行使代位追偿权的情形没有明确规定的情况下，
摘要2：（续）保险业主管部门及行业协会的规范性意见及惯常作法应予尊重。（3）就本案而言，五保险公司承保海力士公司财产险后又将大部分风险和责任分保给其他境内外多家保险人;保险事故后，五保险公司也已经从再保险人处获得90%以上、甚至99%的再保险赔偿。但基于保险合同与再保险合同的相对独立性，五保险公司在向成道公司行使保险人代位求偿权时，并不需要扣除已经获取的再保险赔偿，可以就全部赔偿金额向第三人主张追偿权，并在追偿成功后再根据再保险合同的约定及相关规定或者惯常作法将追偿款返还再保险人，至于如何返还非本案审理范围，本院不再进一步审查。故本案中成道公司关于五保险公司就保险代位追偿金额应扣除已获再保险赔偿的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 日期： 03-13 08:28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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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裁判摘要】通常情况下协议管辖只能约束合同双方而不能约束第三人，但在合同转让中第三人受让合同权利或承担合同义务同时应视为接受合同关于协议管辖的约定——航汇公司与中航信托签订的《借款合同》第12.2条约定：“……如发生争议，双方应友好协商，协商不成的，任何一方均可向债权人住所地(即南昌市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该约定表明，中航信托、航汇公司就《借款合同》及后续协议发生争议的管辖法院已形成一致意见，由南昌市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管辖。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十三条规定：“合同转让的，合同的管辖协议对合同受让人有效，但转让时受让人不知道有管辖协议，或者转让协议另有约定且原合同相对人同意的除外。”该法条的立法本意为，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通常情况下，合同中关于管辖法院的约定，只能约束合同双方，而不能约束第三人。但在合同转让中，对第三人而言，其受让合同权利或承担合同义务同时应视为接受合同关于协议管辖的约定。本案中，鑫海汇公司亦自认接受原管辖条款。故债权转让后，管辖条款效力不变，对鑫海汇公司与航汇公司均有约束力。故本案应由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管辖。
摘要2：
- 日期： 06-05 15:53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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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裁判摘要１】退一步来说，即使申××是案涉工程的实际施工人，从本案的法律关系分析。申××借用大地公司施工资质承揽案涉工程，而在挂靠施工情形中，存在两个不同性质、不同内容的法律关系，一为建设工程法律关系，二为挂靠法律关系，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各方的权利义务关系应当根据相关合同分别处理。申××未提供证据证明其与德正公司形成了事实上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关系。因此，即便认定申××是案涉工程的实际施工人，其亦无权突破合同相对性，直接向发包人德正公司主张建设工程合同关系，德正公司不是本案的适格被告。因申××不能突破合同相对性直接向发包人德正公司主张权利，本案亦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的起诉条件。
【裁判摘要２】一审被告对驳回起诉裁定不服而提出的上诉不具有上诉利益——上诉利益是指当事人请求二审法院对一审法院作出的对自己不利的裁判结果予以救济的必要性和实效性。具体而言，只有上诉人通过上诉有可能得到比一审裁判更为有利的裁判结果，上诉人才具有上诉利益。上诉利益作为当事人上诉请求与理由的基本要素，是人民法院判断是否支持上诉请求的必要条件。首先，本案中，一审法院确定该案的争议焦点为：申××是否构成该案的适格原告。一审法院根据查明的事实，认为申××与该案没有直接的利害关系，其起诉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起诉条件，故裁定驳回原告申××的起诉。该裁判结果并未对德正公司的利益造成任何减损，德正公司作为一审被告对该裁定提起上诉不能取得比一审裁定更为有利的裁判结果，德正公司在上诉中亦未对一审裁定驳回起诉的处理结果提出异议，故德正公司在本案中不具有上诉利益，本院对德正公司上诉请求本院发回重审，由一审法院作出新的认定，不予支持。
摘要2：
- 日期： 06-12 16:27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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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裁判摘要】车辆安全统筹合同不属于法律意义上的保险合同，不能直接判决统筹公司承担赔偿责任——合同具有相对性，合同仅对缔约方产生效力,除合同当事人外，任何其他人不享有合同上的权利，也不承担合同上的义务。我国现行法律法规突破合同相对性原则，规定在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中可由承保商业三者险的保险公司根据保险合同予以赔偿,是基于法律的明确规定。而在本案中，涉案车辆安全统筹合同虽然具有类似商业三者险的作用和功能,但该合同是冀平运输公司制定的安全统筹合同，不属于法律意义上的保险合同，一审判决冀平运输公司承担赔偿责任不当，本院予以纠正。
摘要2：
- 日期： 10-15 11:26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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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裁判摘要１】实际施工人无权向与其无合同关系的转包人、违法分包人主张工程款（折价补偿款）——．．．．．．应认定张学珍是该工程多次违法转包、分包的实际施工人。《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关于实际施工的人能否向与其无合同关系的转包人、违法分包人主张工程款问题的电话答复》【（2021）最高法民他103号】载明，基于多次分包或者转包而实际施工的人，向与其无合同关系的人主张因施工而产生折价补偿款没有法律依据。根据上述答复，张××关于安徽三建公司应与吕××共同承担工程款返还责任的主张无事实、法律依据，不予支持。
【裁判摘要２】突破合同相对性原则请求发包人在欠付工程款范围内承担责任的实际施工人不包括借用资质及多层转包和违法分包关系中的实际施工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二）》（以下简称《建工解释(二)》）第二十四条规定，实际施工人以发包人为被告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应当追加转包人或者违法分包人为本案第三人，在查明发包人欠付转包人或者违法分包人建设工程价款的数额后，判决发包人在欠付建设工程价款范围内对实际施工人承担责任。该规定存在三方当事人，两层法律关系。一是承包人与发包人之间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关系；二是承包人作为转包人或者违法分包人与转包或者违法分包中的承包人之间的转包或违法分包关系。本案存在四方当事人，三层法律关系，除以上两层法律关系外，还有吕××违法将案涉项目肢解交给张××来承包的违法分包关系。本院认为，突破合同相对性原则请求发包人在欠付工程款范围内承担责任的实际施工人不包括借用资质及多层转包和违法分包关系中的实际施工人。本案张××的情形不属于可以突破合同相对性请求发包人承担相应责任的实际施工人，其关于蜀信公司应在欠付工程款范围内承担连带责任的主张无法律依据，不应予以支持。
摘要2：【裁判摘要３】（１）与发包人签订施工合同的承包人有权享有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与发包人未建立合同关系的分包人、实际施工人并不享有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２）行使代位权的前提条件是实际施工人对于转包人或违法分包人享有合法有效债权，实际施工人无法代为行使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建工解释(二)》第十七条规定，与发包人订立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承包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八十六条规定请求其承建工程的价款就工程折价或者拍卖的价款优先受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本院认为，与发包人签订施工合同的承包人有权享有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与发包人未建立合同关系的分包人、实际施工人并不享有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其次，张××主张即便自己不享有优先受偿权，根据法律规定，其也可以代位行使安徽三建公司在建设工程施工合同项下的合同权利。《建工解释（二）》第二十五条规定，实际施工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三条规定，以转包人或者违法分包人怠于向发包人行使到期债权或者与该债权有关的从权利，影响其到期债权实现，提起代位权诉讼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行使代位权的前提条件是实际施工人对于转包人或违法分包人享有合法有效债权。就本案而言，安徽三建公司系案涉工程的总承包人，享有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因张××并非是安徽三建公司的债权人，无法适用本条规定代为行使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
- 日期： 11-16 15:23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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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066.买受人从开发商处购买房屋，尚未办理产权登记，又将该房屋转卖给第三人，第三人能否直接请求开发商协助办理权属证书？——基于合同相对性原则第三人只能要求买受人协助办理房屋产权变更登记，不能直接向开发商主张。
摘要2：
- 日期： 11-25 10:23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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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裁判摘要１】实际施工人向突破合同相对性原则行使诉权，应证明其实际施工人地位，并提供起诉证据证明发包人可能欠付工程款，或者其合同相对方有破产、下落不明、法人主体资格灭失等严重影响实际施工人权利实现的情形——2005年1月1日起施行的《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六条规定：“实际施工人以转包人、违法分包人为被告起诉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实际施工人以发包人为被告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可以追加转包人或者违法分包人为本案当事人。发包人只在欠付工程价款范围内对实际施工人承担责任。”据此，实际施工人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突破合同相对性原则向发包人主张权利。但实际施工人起诉索要工程款的，首先应当向其合同相对方主张权利，这是实际施工人主张权利的主渠道，而不应直接向发包人(业主)主张权利。考虑到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监管制度的健全及建筑市场发生的客观变化，同时为防止实际施工人对发包人诉权的滥用及虚假诉讼的发生，实际施工人原则上不应向与其没有合同关系的转包人、分包人、总承包人、发包人提起诉讼。对实际施工人向与其没有合同关系的转包人、分包人、总承包人、发包人提起诉讼的，要严格依照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进行审查；不能随意扩大解释第二十六条第二款的适用范围，并且要严格依据相关司法解释规定明确发包人只在欠付工程款范围内对实际施工人承担责任。因此，具体到本案中，弘达路桥公司向核工业中南公司突破合同相对性原则行使诉权，应证明其实际施工人地位，并提供起诉证据证明发包人可能欠付工程款，或者其合同相对方有破产、下落不明、法人主体资格灭失等严重影响实际施工人权利实现的情形。从双方签订的《设备租赁合同》来看，并不必然可以认定弘达路桥公司的实际施工人地位。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起诉必须符合下列条件：(一)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四)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由于弘达路桥公司与核工业中南公司并无直接的合同关系，因此，原审法院裁定驳回弘达路桥公司对核工业中南公司提起的诉讼，并无不妥。
摘要2：【裁判摘要２】管辖权异议的裁定不再可以申请再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2007年修正)第一百七十九条规定，当事人的申请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再审：……(七)违反法律规定，管辖错误的。但根据2012年8月31日《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决定》，“违反法律规定，管辖错误的”不再成为人民法院应当再审的情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八十一条规定，当事人认为发生法律效力的不予受理、驳回起诉的裁定错误的，可以申请再审。可见，管辖权异议的裁定不再可以申请再审。因此，弘达路桥公司就二审法院(2014)湘高法立民终字第130号民事裁定申请再审，也应当予以驳回。
- 日期： 02-09 15:18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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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裁判摘要】“以租抵债”可以适用买卖不破租赁规则——根据已查明的事实，李××与天磊公司于2013年3月10日就涉案房屋签订了为期十年的房屋租赁合同，后涉案房屋于2013年4、5月分别设定抵押，2016年邰××通过司法拍卖程序取得涉案房屋的所有权。在邰××拍得涉案房屋之前，拍卖行提供的《特别告知》及涉案房屋的《房地产估价报告》均可显示，涉案房屋是带租约拍卖，且《房地产估价报告》中也表示涉案房屋的估值考虑了相关租赁合同对房屋价值的影响。由此可以认为，即使邰××已通过拍卖程序成为了涉案房屋的所有权人，亦不能导致李××基于其与天磊公司签订的租赁合同而对涉案房屋享有的使用权当然失效。恒企公司、邰××称李××与天磊公司之间的房屋租赁合同虽名为租赁合同但实为以租抵债，故李××与天磊公司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不能对抗邰××对涉案房屋享有的物权。但第一，仅因为租金的支付方式是以租抵债即认为李××与天磊公司的租赁合同在本质上不属于租赁合同，不能适用“买卖不破租赁”的规则，显然缺乏依据；第二，“买卖不破租赁”的规则本身就是对合同相对性原则的修正，是合同相对性原则能够被突破的特例，故本案中恒企公司、邰××欲以权利属性的差别来论证邰××之物权应当优先于李××之债权的主张，显然也是不能成立的。邰××称李××与天磊公司的债权债务关系是虚构的，是为了在涉案房屋被拍卖后仍能继续通过收取租金获利而故意为之，但邰××提供的证据尚不足以证实李××与天磊公司之间的借款关系是虚假的，亦不足以证实李××与天磊公司就涉案房屋签订租赁合同是恶意串通损害他人合法权益的行为。本案中，邰××并未就李××与天磊公司之间房屋租赁合同的效力问题提出主张，而在李××与天磊公司之间房屋租赁合同的效力被否定之前，李××仍然对涉案房屋享有使用权，其与恒企公司之间订立的合同也仍然应当履行。至于邰××所称即使是带租约拍卖亦不应当影响新产权人收益权的问题，不属于本案的处理范围，邰××可以另行主张。基于以上论述，恒企公司应向李××支付合同约定的租金，并应当在合同期满后将上海市杨浦区国宾路XXX号XXX-XXX室房屋交还给李××，逾期交还的亦应当向李××支付相应的占有使用费。
摘要2：
- 日期： 02-11 09:16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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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裁判摘要】实际出资人以其基于股份代持关系取得的股份主张排除强制执行不予支持——首先，从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之间的股份代持法律关系看，股份代持关系本质上是实际出资人和名义股东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从合同相对性原则出发，代持协议仅在实际出资人和名义股东之间发生债权请求权的效力，对合同当事人以外的第三人不产生效力。．．．．．．其次，从信赖利益保护角度看，法定事项一经登记，即产生公信力，登记事项被推定为真实、准确、有效，善意第三人基于对登记的信赖而实施的行为，受到法律保护，即使登记事项不真实、不准确，与第三人的信赖不符，善意第三人也可依照登记簿的记载主张权利。只要第三人的信赖合理，第三人的信赖利益就应当受到法律的优先保护。前述公司法第三十二条第三款的规定体现了在商事领域应遵循的外观主义原则。虽然一般而言，外观主义是为保护交易安全设置的例外规定，一般适用于因合理信赖权利外观或意思表示外观的交易行为，但这并不意味着对交易之外领域适用的绝对排除。尤其是在涉及强制执行程序中对名义权利人所代持的股份进行强制执行时，就更应当注意到申请执行人对于执行标的的信赖利益，并着眼于整个商事交易的安全与效率予以考量。一方面，执行债权人与被执行人发生交易行为时，本身也存在信赖利益的保护问题。因为执行债权人在与被执行人发生交易时，基于对被执行人的总体财产能力进行衡量后与之进行交易，被执行人未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进入执行程序后，被执行人名下的所有财产均是对外承担债务的一般责任财产与总体担保手段。另一方面，即使执行债权形成于股份登记信息公示之前，债权人不是基于股份登记信息与债务人进行交易，在执行阶段，仍存在债权人的信赖利益保护问题。由于法律规定明确否定了超标的查封，申请执行人为实现对某项特定财产的查封，必须放弃对其他财产的查封申请，如果对该查封信赖利益不予保护，不仅对申请执行人有失公允，同时也损害了司法执行机构的信赖利益。因此，在案涉股份的实际出资人与公示的名义股东不符的情况下，不应将善意第三人的保护范围仅限于就特定标的从事交易的第三人，将其扩张到名义股东的执行债权人，具有正当性与合理性。再次，从案涉股份未登记到实际权利人名下的原因看，公司法第一百二十九条规定，股份有限公司发起人的股份不能由他人记名。．．．．．．最后，从名义股东的债权人和实际出资人的权责与利益分配上衡量，
摘要2：（续）国家设立公司登记制度的原因在于公司的股东、经营状况等信息具有隐蔽性，公众无法知晓，将公司的必要信息通过登记的方式公之于众，有利于保护交易安全、降低交易成本。国家鼓励、引导公司以外的第三人通过登记信息了解公司股东情况和经营情况，对名义股东与实际出资人之间的代持关系，名义股东的债权人却难以知悉，属于其难以预见的风险，不能苛求其尽此查询义务，风险分担上应向保护债权人倾斜，制度以此运行则产生的社会成本更小。而实际出资人的权利享有相应的法律救济机制，即使名义股东代持的股份被法院强制执行，实际出资人依然可以依据其与名义股东之间的股份代持协议的约定，请求名义股东赔偿自己遭受的损失。从风险与利益一致性的角度看，实际出资人选择隐名，固有其商业利益考虑，既然通过代持关系，获得了这种利益，或其他在显名情况下不能或者无法获得的利益，则其也必须承担因为此种代持关系所带来的固有风险，承担因此可能出现的不利益。因此，由庹思伟承担因股份代持产生的相应风险和不利益，更为公平合理。此外，从法律制度的价值追求及司法政策的价值导向角度看，代持关系本身不是一种正常的持股关系，与公司登记制度、社会诚信体系等制度相背离，股东之间恣意创造权利外观，导致登记权利人和实际权利人不一致，在给实际出资人提供便利的同时，放任显名股东对外释放资产虚假繁荣信号，给公司的法律关系、登记信息带来混乱，增加社会的整体商业风险和成本，该风险和成本应当由实际出资人自行承担。．．．．．．综上，庹××就案涉股份不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