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解读：（１）买受人对房屋因抵押权无法登记的权利障碍的忽略，可以认定买受人对此存在过错；（２）买受人与出卖人之间约定涤除抵押权事宜的，视为买受人对抵押权可涤除产生合理信赖，买受人对房屋未能过户登记不具有过错。
【解析】购买已设定抵押的房屋未能办理过户登记能否认定买受人存在过错，司法实践中存在认定买受人存在过错和认定买受人不存在过错两种裁判观点。
摘要2：【注解】抵押权人同意抵押人转让抵押不动产，买受人对未能办理过户登记不存在过错，有权排除执行。——参考案例：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最高法民终714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最高法民申2999号
【裁判摘要】考虑普通消费者买房人不能便捷查询商品房抵押登记，不能当然推定消费者不能办理过户登记是因为其签订合同前未尽到审慎的注意义务，其自身存在过错——《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规定法规标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规定》第十七条规定：“被执行人将其所有的需要办理过户登记的财产出卖给第三人，第三人已经支付部分或者全部价款并实际占有该财产，但尚未办理产权过户登记手续的，人民法院可以查封、扣押、冻结；第三人已经支付全部价款并实际占有，但未办理过户登记手续的，如果第三人对此没有过错，人民法院不得查封、扣押、冻结。"本院认为，前述批复与规定系为保护公民的基本生存权利而在司法实践层面作出的特别规定。根据物权优于债权的原则，原则上物权期待权不能对抗担保物权。但是，在担保物权人和商品房买受人利益发生冲突时，在满足一定的特殊条件下，对于作为商品房买受人的消费者就其享有的必要的居住生存权益等，可以给予适当的保护。《执行异议和复议规定》第二十九条规定：“金钱债权执行中，买受人对登记在被执行的房地产开发企业名下的商品房提出异议，符合下列情形且其权利能够排除执行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一）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已签订合法有效的书面买卖合同；（二）所购商品房系用于居住且买受人名下无其他用于居住的房屋；（三）已支付的价款超过合同约定总价款的百分之五十。"该规定进一步对作为商品房买受人的普通消费者的物权期待权保护作出规定。根据前述规定，普通消费者以其享有的物权期待权可以对抗执行标的之上设立的物权，但是，须同时符合该规定的三项条件，且消费者自身无过错。此外，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规定：“出卖人未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明，与买受人订立的商品房预售合同，应当认定无效，但是在起诉前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明的，可以认定有效。"本院认为，在开发商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的情况下，消费者买房人基于对开发商取得预售许可而进行房屋销售的合理信赖，所签商品房预售合同可以认定为有效，且考虑普通消费者买房人不能便捷查询商品房抵押登记，不能当然推定消费者不能办理过户登记是因为其签订合同前未尽到审慎的注意义务，其自身存在过错。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最高法民申2575号
【裁判摘要】虽然房屋上存在抵押，但买受人与出卖人之间约定涤除抵押权事宜的，视为买受人对抵押权可涤除产生合理信赖，买受人对房屋未能过户登记不具有过错——根据原审查明的事实，刘某某与徐某某签订房屋买卖合同时,案涉房屋虽处于吉林省吉林市高新区人民法院查封中,但同年即被该院解封。而案涉房屋虽然因银行贷款而设定了抵押权,无法进行正常的更名过户手续，但刘某某与徐某某签订的补充协议约定徐某某协助刘某某办理贷款转贷手续，将房屋贷款转到刘某某、刘某、徐某某名下。在案涉房屋抵押权未涤除的情况下,因朱某某与徐某某之间的租赁合同诉讼纠纷，案涉房屋于2011年、2012年被法院查封,且此后分别于2013年、2014年被续封。原审基于上述事实，认定刘某某对于案涉房屋无法办理产权过户登记不存在过错，亦不缺乏证据证明，适用法律亦无不当。
摘要2：【注解】虽然买受人购买存在抵押房屋，无法进行正常更名过户手续，但是出卖人与买受人签订补充协议约定出卖人协助买受人办理办理贷款转贷手续将房屋贷款转到买受人名下，出卖人未履行其义务的，属于“非因买受人自身原因未办理过户登记”。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最高法民申1112号
【裁判摘要】股东延长出资期限债权人有权追加其为被执行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规定，“股东应当按期足额缴纳公司章程中规定的各自所认缴的出资额。股东以货币出资的，应当将货币出资足额存入有限责任公司在银行开设的账户；以非货币财产出资的，应当依法办理其财产权的转移手续。”股东对公司的出资是公司法人财产的重要组成部分，构成公司独立承担责任的基础。现行《公司法》确定的公司注册资本认缴制度，为股东出资赋予了更多地灵活性和自主性，但这并不意味着股东的出资义务可以当然或变相免除，特别是在可能存在公司股东利用注册资本认缴制逃避出资义务、损害债权人权益等道德风险时，应当对股东在宽泛条件下出资行为合法性、合理性严格审查、从严把握。……新元公司在修改前的公司章程规定的出资期限届满时不仅未缴纳出资，反而大幅增加认缴出资额并长期延长出资期限，在无证据证明中石大公司具有债务清偿能力的情况下，上述行为客观上对中科研究院债权的实现产生不利影响。中石大公司修改前的公司章程中规定的新元公司的相关出资信息经过工商登记确认，具有公示公信效力，原审认定债权人中科研究院基于公示公信效力产生的信赖利益应予保护，并无不当。案涉交易发生后，中石大公司修改公司章程对新元公司的注册资本及出资期限进行了调整，但在后发生的事实不能作为中石大公司在先交易主观认知的判断因素。况且，公司章程关于宽限公司股东自身相关义务及加大债权人潜在风险的修改，不足以对抗债权人中科研究院对债务人原章程产生的合理信赖。原审综合考虑中石大公司的履约能力、新元公司履行出资义务的实际情况、中科研究院的信赖利益应予保护等的情形，认定新元公司关于其不应对中科研究院承担责任的主张不能成立，并无不当。
摘要2：【注解】公司恶意延长股东出资期限能否追加股东为被执行人？——在无证据证明公司具有清偿能力的情况下，公司延长股东认缴出资期限客观上损害了公司债权人的利益，公司债权人有权追加该股东为被执行人要求该股东在未实缴出资范围内就公司债务承担补充赔偿责任。
摘要1：【案号】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沪民申2895号
【裁判摘要】保理商向征信征信进行审查应收账款是否存在重复登记、错误登记等情形尽到了审查、注意义务——2016年8月1日瑞力公司与畅富公司签订保理合同后，畅富公司即向中铁公司发送应收账款转让通知书，中铁公司于8月6日出具回执，确认该通知书及其列明的合同编号、发票号、应收账款金额等应收账款的信息，同时表示未收到任何冲突性的通知或与通知书指示不一致的通知，并承诺最迟不晚于2017年2月1日支付。8月9日，瑞力公司将本案应收账款转让在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进行了登记，并未发现涉案应收账款转让存在重复登记的情况。故瑞力公司在办理涉案保理业务过程中，已经尽到了审慎的注意义务。在中铁公司对应收账款真实性向瑞力公司作出承诺的情况下，瑞力公司对此产生合理信赖，该信赖应当受到法律保护。中铁公司事后以系争应收账款已转让给案外人为由否认对瑞力公司的还款承诺，既缺乏诚信亦无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
摘要1：隐名股东与名义股东债权人执行异议之诉的裁判规则
【案号】最高人民法院（2019）最高法民再45号民事判决书
【判决要旨】（１）确认代持股权的法律关系，并非对已查封股权的处分和转移，不构成执行阻碍，仅是保护实际出资人的实际权益，确权结果也不能阻却执行。（２）隐名股东怠于变更股权工商登记，同时股权代持形成在先，债权人享有的动态利益优于隐名股东享有的静态利益，名义股东名下股权可视为债务人的责任财产。（３）根据商事外观主义原则，第三人对股权工商登记体现出来的权利外观产生合理信赖，应受到法律的优先保护，名义股东的非基于股权处分的债权人亦应属于法律保护的“第三人”范畴。——故债权人依据工商登记中记载的股权归属，有权向人民法院申请对该股权强制执行，二审法院的认定并无不当。
《黄某某、李某某再审民事判决书》【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最高法民再45号
【摘要】首先，关于投资权益显名化其实质是否是变相请求对处于查封状态下的案涉股权权属进行变更和处分的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规定》第二十六条规定：“被执行人就已经查封、扣押、冻结的财产所作的转移、设定权利负担或者其他有碍执行的行为，不得对抗申请执行人。”而本案系因代持股权引发的纠纷，投资权益显名化的核心是确认代持股权的法律关系，并非是对已查封股权的处分和转移，仅仅是恢复事物的本来面目，进而保护实际出资人对案涉股权享有的实际权益。．．．．．．其次，．．．．．．黄××、李××作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应当具有预知法律风险的能力，基于对风险的认知黄××、李××仍选择蜀川公司作为代持股权人系其对自身权利的处分，发生的不利后果也应由其承担。．．．．．．且按照一般的商事裁判规则，动态利益和静态利益之间产生权利冲突时，原则上优先保护动态利益。本案所涉民间借贷关系中债权人皮×享有的利益是动态利益，而黄××、李××作为隐名股东享有的利益是静态利益。根据权利形成的先后时间，如果代为持股形成在先，则根据商事外观主义，债权人的权利应当更为优先地得到保护；如果债权形成在先，则没有商事外观主义的适用条件，隐名股东的实际权利应当得到更为优先的保护。
摘要2：（续）因案涉股权代持形成在先，诉争的名义股东蜀川公司名下的股权可被视为债务人的责任财产，债权人皮涛的利益应当得到优先保护。．．．．．．另外，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二条的理解与适用问题。该条规定：“公司应当将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向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登记事项发生变更的，应当办理变更登记。未经登记或者变更登记的，不得对抗第三人。”工商登记是对股权情况的公示，与公司交易的善意第三人及登记股东之债权人有权信赖工商机关登记的股权情况并据此做出判断。其中“第三人"并不限缩于与显名股东存在股权交易关系的债权人。根据商事外观主义原则，有关公示体现出来的权利外观，导致第三人对该权利外观产生信赖，即使真实状况与第三人信赖不符，只要第三人的信赖合理，第三人的民事法律行为效力即应受到法律的优先保护。基于上述原则，名义股东的非基于股权处分的债权人亦应属于法律保护的“第三人”范畴。本案中，黄××、李××与蜀川公司之间的股权代持关系虽真实，黄××、李××与蜀川公司之间的股权代持关系虽真实有效，但其仅在双方之间存在内部效力，对于外部第三人而言，股权登记具有公信力，隐名股东对外不具有公示股东的法律地位，不得以内部股权代持关系有效为由对抗外部债权人对显名股东的正当权利。故皮×作为债权人依据工商登记中记载的股权归属，有权向人民法院申请对该股权强制执行。二审法院的认定并无不当。
【注解】（１）《公司法》第３２条“第三人”并不限缩于与显名股东存在股权交易关系的债权人；（２）名义股东的非基于股权处分的债权人亦应属于法律保护的“第三人”范畴。
摘要1：【案号】江苏省宿迁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苏13民初120号
【裁判摘要】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权转让给第三人应当即使申请变更执行申请人，未及时变更申请执行人债权转让对案外人不具有拘束力，债权转让行为不能对抗案外人的执行到期债权行为，债权受让人享有的民事权益不足以排除案外人对到期债权的强制执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九条的规定，申请执行人将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权依法转让给第三人，且书面认可第三人取得该债权，该第三人申请变更、追加其为申请执行人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故申请执行人可以将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权转让给第三人，因而伍××基于债权转让行为对案涉执行标的享有民事权益。从文义解释角度看，该规定仅规定了申请执行人变更的形式要件：合法有效的债权转让行为和申请执行人的书面认可，并没有规定第三人未及时向人民法院申请变更申请执行人的法律后果。但是，本院认为，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权转让给第三人，应当及时申请变更执行申请人，未能及时变更申请执行人的，债权转让行为对案外人不具有拘束力。理由：1.该类债权转让的标的系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权，且系在强制执行程序中发生，故从债权转让的标的和形成时间看，该类债权转让不同于一般的债权转让。对该类债权转让行为的评价，除应遵循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外，还应当充分考虑强制执行所具有的公法属性，应及时通知人民法院并申请变更申请执行人。如第三人不能及时申请变更，则会导致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权的权利外观与实际权属情况不一致，不利于及时保障债权××的权益。2.在申请执行人暨是另案被申请执行人的情形下，存在申请执行人通过债权转让等形式规避执行的情形，故人民法院应对债权转让、变更申请执行人等情况进行审查，有利于规制恶意串通等规避执行行为。因此，对于第三人而言，及时向人民法院申请变更执行申请人既是权利也是义务。当事人之间的债权转让行为并不能直接导致第三人享有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权，有待于向人民法院申请变更申请执行人并经同意。3.生效法律文书具有较强的权利宣示和公示作用。一般而言，申请执行人就是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权的权利人，该种权利外观足以使案外人产生合理信赖，而从保护生效法院文书和强制执行程序的权威性角度，当申请执行人未予变更情况下，第三人与案外人权利产生冲突时，人民法院更应当保护案外人基于生效法律文书的公示
摘要2：（续）性而实施的法律行为。第三人怠于行使权利导致的不利后果应当由其自行承担。当然，第三人仍然可以基于债权转让协议来维护其权益，并不会加重第三人的权利负担。．．．．．．鉴于恒生小贷公司的强制执行行为发生在伍××申请变更执行人之前，恒生小贷公司基于申请执行人所具有的权利外观采取的强制执行措施于法有据，伍××与鼎力担保公司之间的债权转让行为不能对抗恒生小贷公司，故伍××享有的民事权益不足以排除恒生小贷公司强制执行。
摘要1：【案号】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2)闽09民终150号
【裁判摘要】二审法院认为，赔偿房屋增值损失应当按照合同解除的原因来确定——案涉房产增值损失产生原因是合同被解除，故此损失的责任承担应根据合同被解除的原因来确定，而非根据未过户即未履行完毕的原因来确定。一审法院以未过户原因来认定，该理由错误。案涉合同被解除系因孙××未经龚××同意出卖房屋，应由孙××承担主要责任，即承担房子增值部分70%的预期利益损失。黄××、林×系审查疏忽，仅需承担次要责任，即承担房子增值部分30%的预期利益损失。案涉房产2019年评估价为483900元，减去房产实际成交价76500元，增值价值为407400元。合同解除后，案涉房产需返还孙××，据此孙××应当赔偿黄××、林×预期利益损失285180元(房产增值部分金额407400元×70%)。
【摘要】一审法院认为，赔偿房屋增值损失按照未过户原因确定——黄××、林×于1994年9月4日向孙志洪购买案涉房屋，其作为买受人应当尽到合理的注意义务，即应当审查买卖契约中孙××的配偶龚××签章的真实性，但黄××、林×未尽到注意义务，未要求共有人龚××亲笔签名，在买卖契约签订二十多年后，才于2019年要求龚××协助办理产权转移登记手续，黄××、林×作为理性买受人，应当对合同无法履行的诉讼结果具有合理预期，若黄××、林×尽到注意义务并及时要求龚××办理过户登记手续，在龚××不同意出售的情况下，黄××、林×可以及时通过解除合同、主张定金罚则、要求违约赔偿并进行替代房屋购买等方式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而黄××、林×未在合理期限内购买替代性房屋，放任房屋未转移登记的状态长达二十多年，其对于此后房价上升的风险与损失应当承担主要责任。而孙××作为案涉房屋产权登记人，其向龚××隐瞒房屋出售的事实，并在买卖契约上加印了龚××的私章，造成有权处分的假象，致使黄××、林×产生合理信赖，其对黄××、林×的可得利益损失，应承担次要责任。龚××作为案涉房屋的共有人，其并未在房屋买卖契约中签名，其对房屋出售事实并不知情，其对此损失不存在过错，不应承担责任。
摘要2：【注解】（１）无权代理合同属于有效合同，由无权代理人承担违约责任；（２）房屋增值损失系违约赔偿损失，应当根据过错相抵规则承担责任（二审认为赔偿房屋增值损失应当按照合同解除的原因来确定，该裁判观点值得商榷）。
【关联法条】《民法典》《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七十三条【过失相抵】被侵权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
摘要1：【裁判摘要】抵押权人同意抵押人转让抵押不动产，买受人对未能办理过户登记不存在过错，有权排除执行——案涉抵押不动产销售引发的抵押权人优先受偿权与买受人物权期待权的权利冲突是执行异议之诉的一种典型形态。房地产开发中常因开发建设资金不足而需利用建设用地及在建工程抵押融资，在具备销售条件后又需销售以回笼资金偿还融资款，这时就需要抵押权人适度变更担保权利的实现形式。如果各方当事人都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九十一条的规定进行交易操作，则是对各方当事人均无风险的交易活动。但是，如果开发商不诚信，将不动产虚假、低价销售或转移销售资金，则会危及抵押权人的权利实现，从而引发抵押权人和买受人之间的权利冲突。为解决此类矛盾纠纷，最高人民法院出台了相关司法解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规定》第二十七条规定：“申请执行人对执行标的依法享有对抗案外人的担保物权等优先受偿权，人民法院对案外人提出的排除执行异议不予支持，但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一般而言，案外人就执行标的提出的异议，常因申请执行人享有担保物权等优先受偿权而得不到支持，但该司法解释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也分别针对不动产和用于居住的商品房规定了除外情形,其中第二十八条规定：“金钱债权执行中，买受人对登记在被执行人名下的不动产提出异议，符合下列情形且其权利能够排除执行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一）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已签订合法有效的书面买卖合同；（二）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已合法占有该不动产；（三）已支付全部价款，或者已按照合同约定支付部分价款且将剩余价款按照人民法院的要求交付执行；（四）非因买受人自身原因未办理过户登记。”符合该条规定的四个条件的不动产买受人的物权期待权，即可对抗享有担保物权等优先受偿权的申请执行人的强制执行。诉争房屋为不动产,赵××、王×作为买受人的权利能否排除东方资产重庆公司作为抵押权人的强制执行,需要从四个方面进行考察。首先，关于是否在查封前签订合法有效书面买卖合同的问题。．．．．．其次，关于是否在查封之前已合法占有的问题。．．．．．．第三，关于价款支付问题。价款是否全部支付是买受人能否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物权期待权最核心的问题。如果买受人将款项通过银行转账支付到被执行人名下账户，则付款事实没有争议，争议点在于款项用途是否为不动产买卖合同项下的款项，买受人主张系诉争不动
摘要2：（续）产买卖合同项下款项,应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如果买受人将款项通过银行转账支付到第三人名下账户，则买受人应提交当时的证据证明该款项支付的是诉争不动产买卖合同项下价款，由于涉及第三人的实体权利，常需第三人通过到庭作证等方式参与诉讼以便查明认定相关事实；如果买受人以收款收据而主张现金交付的，则买受人应当就交付时间、地点、接受人情况及其经济能力、财产变动情况等充分举证，供人民法院综合判断。．．．．．．第四，关于未办理过户登记原因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九十一条规定：“抵押期间，抵押人经抵押权人同意转让抵押财产的，应当将转让所得的价款向抵押权人提前清偿债务或者提存。转让的价款超过债权数额的部分归抵押人所有，不足部分由债务人清偿。抵押期间，抵押人未经抵押权人同意，不得转让抵押财产，但受让人代为清偿债务消灭抵押权的除外。”由于抵押登记具有公示公信效力，对于已有抵押登记的不动产买卖，抵押权人同意抵押人转让抵押财产，或买受人代为清偿债务消灭抵押权，是认定未办理过户登记非因买受人自身原因的两种情形。如未经抵押权人同意，除非买受人代为清偿债务以消灭抵押权，否则抵押权人对不动产上的抵押登记不负有涂销义务。但是,如抵押权人同意转让抵押财产，转让价款用以提前清偿抵押权人债务或提存的义务主体是抵押人，而非买受人，抵押人未将转让价款用以提前清偿抵押权人债务或提存的，仍应承担相应的担保责任；此时,抵押权人对不动产上的抵押登记负有涂销义务,除非抵押权人与买受人有约定或抵押权人有为买受人所知晓的相关声明。本案中，抵押权人东方资产重庆公司已向房管部门出具《抵押权人同意抵押房屋销售的证明》，抵押人中坤锦绣地产公司亦将其作为诉争房屋买卖合同的附件，赵××、王×对于诉争房屋的买卖产生合理信赖。虽东方资产重庆公司与中坤锦绣地产公司签订《监管协议》对销售回款进行监管，但该协议并不为诉争房屋买受人赵××、王×支付款项前所知晓，监管账户亦未在赵××、王×与中坤锦绣地产公司的买卖合同中约定为付款账号，中坤锦绣地产公司未将转让价款提存或清偿东方资产重庆公司债务，系中坤锦绣地产公司违反合同约定而严重失信，但也是东方资产重庆公司应当承担的合同风险，赵××、王×对款项支付亦无过错。因此，赵××、王×作为买受人，在购买诉争房屋过程中已尽到相应的注意义务，诉争房屋未能办理过户登记并非赵××、王×的原因。
摘要1：最高人民法院发布2022年全国法院十大商事案件之五——股东认缴出资未届期，却允许公司公示其已经实缴出资，则应以公示的出资日作为判断股东对债务人承担赔偿责任的应缴出资日
摘要2：【摘要】再审法院审理认为公示年报信息是企业的法定义务，各股东对于八源公司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对外公示的实缴出资信息应当知晓而未依法提出异议，应当认定为其明知且认可年报信息。债权人对于公示信息形成的合理信赖依法应当予以保护，虽然八源公司股东新章程中约定的出资期限未届满，但兴艺公司主张应按八源公司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公示的实缴出资时间作为出资期限，依据充分。因此，张××、颜××、黄××各自应在未出资本息范围内对八源公司欠兴艺公司的债务承担补充赔偿责任，各股东未缴出资的利息起算点，应按八源公司对外公示的股东实缴出资时间确定。颜××、黄××、任××明知张钜标未出资而受让其债权，应在各自受让股权占张钜标出让股权的比例范围内对张××的补充赔偿责任承担连带责任。
【解读】股东未届出资期限、未实缴出资，却放纵公司在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公示已经实缴出资，判决股东以其同意公示的实缴出资日期，作为其应缴出资日期，在未出资本息范围内对公司不能清偿的债务承担补充赔偿责任，利息自公示的实缴出资日期起算。以此平衡交易相对人的信赖利益，强化企业信用约束，维护企业信用信息公示制度的公信力，保护并促进交易。本案判决的重大意义有两个方面：一是明确应以公示的出资日作为判断股东对债务人承担赔偿责任的应缴出资日，二是彰显了公司登记的重大意义。
摘要1：【裁判摘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房屋登记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二条规定：“申请人提供虚假材料办理房屋登记，给原告造成损害，房屋登记机构未尽合理审慎职责的，应当根据其过错程度及其在损害发生中所起作用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本案中，蒙××因向案外人文××借款50000元，将涉案房屋抵押给文××并办理了抵押登记。后因该房屋被东方市人民法院另案执行，文××提出执行异议，东方市人民法院曾作出（2001）东法执裁字第16号民事裁定，但之后该裁定已被撤销。文××向东方市政府申请办理涉案房屋过户登记时提供已被撤销的（2001）东法执裁字第16号民事裁定作为其申请颁证的材料，属于提供虚假材料办理房屋登记的情形。东方市政府向文某英颁发房权证东字第××号《房屋所有权证》（以下简称04××07号房权证）时亦未尽到合理审慎的审查职责，致使该颁证行为被另案生效判决确认违法。案外人李某成基于文某英持有04××07号房权证的合理信赖向其购买涉案房屋并办理了过户登记，另案生效判决已确认李某成属于善意取得。文某英以借款过户为由提供虚假材料办理涉案房屋的变更登记，是导致蒙××财产损失的主要原因，应对蒙××的财产损失承担主要赔偿责任。但东方市政府未尽合理审慎职责，违法颁证行为客观上为李某成购买涉案房屋增加了内心确信，是造成蒙××财产损失的另一原因，亦应承担相应赔偿责任。二审法院综合考虑东方市政府在颁发04××07号房权证过程中的过错程度及在损害发生中所起的作用，酌定其承担相应的行政赔偿责任，符合上述法律的规定。
摘要2：
摘要1：【裁判摘要１】一审判决损害其利益的第三人有权提起上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一方面规定了“人民法院判决承担民事责任的第三人，有当事人的诉讼权利义务”，同时又规定了“前两款规定的第三人，因不能归责于本人的事由未参加诉讼，但有证据证明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的部分或者全部内容错误，损害其民事权益的，可以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民事权益受到损害之日起六个月内，向作出该判决、裁定、调解书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该规定赋予了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提起撤销之诉的权利。在此情形下，作为已经是本案第三人的农商银行，基于原判项中的优先受偿权与其抵押权之间存在民事权利的冲突，南通二建优先受偿权的享有损害其抵押权权益，在此情形下农商银行对优先受偿权提出异议而上诉，符合民事诉讼法的基本原理和精神，本院确认其有权提起上诉。
【裁判摘要２】本案的关键在于，南通二建的优先受偿权与农商银行的抵押权产生冲突的情况下，两权利相较应当如何保护的问题。本院注意到，农商银行与佳程房产公司签订《固定资产借款合同》、《抵押合同》，约定佳程房产公司向农商银行借款400,000,000元用于商业用房开发，并将系争工程抵押给农商银行并办理了抵押登记。农商银行在发放贷款过程中，一方面要求审核工程进度，一方面要求建设工程的施工方南通二建出某《施工方已收到资金确认函》。农商银行的上述行为，是对其抵押权的保护。南通二建明知出某《施工方已收到资金确认函》系配合佳程房产公司获得贷款发放仍予以出某，甚至在实际收到相应工程款后将款项返还给佳程房产公司，南通二建的资金处分行为是其对自己权利的处分，应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本院综合衡量南通二建的优先受偿权和农商银行的抵押权，认为农商银行已经尽其所能维护其抵押权利益，而南通二建返还已收款项后再主张欠付工程款优先受偿权，损害了农商银行的权益，本院难以支持。
摘要2：——承包人出具虚假的工程款收款证明对其行使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的影响
【裁判摘要】承包人不得滥用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承包人的过错行为使工程款债权形成已获清偿的外观，发包人的其他债权人基于该外观而产生的合理信赖利益应予保护。承包人事后就该部分工程款债权主张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案件索引与裁判日期】一审：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7）沪01民初1450号判决（2020年4月13日）；二审：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2020）沪民终433号判决（2020年12月4日）；再审：最高人民法院（2021）最高法民申3629号裁定（2021年8月10日）
摘要1：【裁判摘要】实际出资人以其基于股份代持关系取得的股份主张排除强制执行不予支持——首先，从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之间的股份代持法律关系看，股份代持关系本质上是实际出资人和名义股东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从合同相对性原则出发，代持协议仅在实际出资人和名义股东之间发生债权请求权的效力，对合同当事人以外的第三人不产生效力。．．．．．．其次，从信赖利益保护角度看，法定事项一经登记，即产生公信力，登记事项被推定为真实、准确、有效，善意第三人基于对登记的信赖而实施的行为，受到法律保护，即使登记事项不真实、不准确，与第三人的信赖不符，善意第三人也可依照登记簿的记载主张权利。只要第三人的信赖合理，第三人的信赖利益就应当受到法律的优先保护。前述公司法第三十二条第三款的规定体现了在商事领域应遵循的外观主义原则。虽然一般而言，外观主义是为保护交易安全设置的例外规定，一般适用于因合理信赖权利外观或意思表示外观的交易行为，但这并不意味着对交易之外领域适用的绝对排除。尤其是在涉及强制执行程序中对名义权利人所代持的股份进行强制执行时，就更应当注意到申请执行人对于执行标的的信赖利益，并着眼于整个商事交易的安全与效率予以考量。一方面，执行债权人与被执行人发生交易行为时，本身也存在信赖利益的保护问题。因为执行债权人在与被执行人发生交易时，基于对被执行人的总体财产能力进行衡量后与之进行交易，被执行人未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进入执行程序后，被执行人名下的所有财产均是对外承担债务的一般责任财产与总体担保手段。另一方面，即使执行债权形成于股份登记信息公示之前，债权人不是基于股份登记信息与债务人进行交易，在执行阶段，仍存在债权人的信赖利益保护问题。由于法律规定明确否定了超标的查封，申请执行人为实现对某项特定财产的查封，必须放弃对其他财产的查封申请，如果对该查封信赖利益不予保护，不仅对申请执行人有失公允，同时也损害了司法执行机构的信赖利益。因此，在案涉股份的实际出资人与公示的名义股东不符的情况下，不应将善意第三人的保护范围仅限于就特定标的从事交易的第三人，将其扩张到名义股东的执行债权人，具有正当性与合理性。再次，从案涉股份未登记到实际权利人名下的原因看，公司法第一百二十九条规定，股份有限公司发起人的股份不能由他人记名。．．．．．．最后，从名义股东的债权人和实际出资人的权责与利益分配上衡量，
摘要2：（续）国家设立公司登记制度的原因在于公司的股东、经营状况等信息具有隐蔽性，公众无法知晓，将公司的必要信息通过登记的方式公之于众，有利于保护交易安全、降低交易成本。国家鼓励、引导公司以外的第三人通过登记信息了解公司股东情况和经营情况，对名义股东与实际出资人之间的代持关系，名义股东的债权人却难以知悉，属于其难以预见的风险，不能苛求其尽此查询义务，风险分担上应向保护债权人倾斜，制度以此运行则产生的社会成本更小。而实际出资人的权利享有相应的法律救济机制，即使名义股东代持的股份被法院强制执行，实际出资人依然可以依据其与名义股东之间的股份代持协议的约定，请求名义股东赔偿自己遭受的损失。从风险与利益一致性的角度看，实际出资人选择隐名，固有其商业利益考虑，既然通过代持关系，获得了这种利益，或其他在显名情况下不能或者无法获得的利益，则其也必须承担因为此种代持关系所带来的固有风险，承担因此可能出现的不利益。因此，由庹思伟承担因股份代持产生的相应风险和不利益，更为公平合理。此外，从法律制度的价值追求及司法政策的价值导向角度看，代持关系本身不是一种正常的持股关系，与公司登记制度、社会诚信体系等制度相背离，股东之间恣意创造权利外观，导致登记权利人和实际权利人不一致，在给实际出资人提供便利的同时，放任显名股东对外释放资产虚假繁荣信号，给公司的法律关系、登记信息带来混乱，增加社会的整体商业风险和成本，该风险和成本应当由实际出资人自行承担。．．．．．．综上，庹××就案涉股份不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
摘要1：【裁判摘要】（１）审理涉及股东与外部第三人关系的公司纠纷案件时应当坚持外观主义原则；（２）夫妻共同出资而共同享有案涉股权的财产性权益在离婚时有权要求对该股权对应的财产性权利进行分割——关于案涉股权转让行为效力问题。一般而言，审理涉及股东与外部第三人关系的公司纠纷案件时，应当坚持外观主义原则，在维护公司内部约定效力的同时，优先保护外部善意第三人因信赖公示体现出的权利外观而作出行为的效力。本案中，邱××因与于××共同出资而共同享有案涉股权的财产性权益，在离婚时有权要求对该股权对应的财产性权利进行分割。而在外部关系中，于××作为登记的公司股东有权将其名下股权进行转让，并结合交易相对方的善意及主观信赖的合理性综合评判转让行为的效力。但案涉股权受让人邱×作为邱××与于××的女婿、中正公司发起人股东，不属于公司外部第三人，亦应明知案涉股权的出资来源于邱××与于××婚姻存续期间的夫妻共同财产，故其不产生对于××股东权利外观的合理信赖。同时，于××虽主张邱×因承债式受让股权已支付对价，但《股权转让协议》约定邱×无偿受让股权，现有证据无法证明双方存在承债式转让股权的合意。于××虽提供公司负债相关证据以证明邱×承债式受让股权，但基于公司人格独立性，公司债务不等同于股东债务，现有证据亦无法证明邱×作为股东代替承担该公司债务，故于××主张邱＊已支付股权转让对价缺乏事实基础。综上，对于××关于案涉股权转让不构成无权处分及物权处分行为有效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