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案号】山东省汶上县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鲁0830民初3978号
【裁判要旨】（１）对需要通过司法鉴定确认借据是否真实的，双方均可申请鉴定；（２）双方均不申请的，法院可以根据具体案情作出处理：如果债权人仅凭借据起诉，没有其他证据作证或者借据的真实性存在合理怀疑的，由债权人申请鉴定，债务人应提供笔迹比对样本；如果债权人提供的借据以及其他证据材料具备一定可信性，债务人对借据的真实性提出异议但未提供反驳依据的，由债务人申请鉴定。
摘要2：【备注】山东省济宁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鲁08民终186号裁定准许吴某某撤回上诉。
摘要1：解读：（１）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违约方主张违约金过高应当承担违约金过高的证明责任；（２）守约方也应提供相应的证据（如实际损失的证据、违约金合理的抗辩证据）——只有在违约方举出初步证据证明违约金可能过高时，守约方才有义务证明约定的违约金在合理范围内。
【解析１】《九民会议纪要》第５０条规定“主张违约金过高的违约方应当对违约金是否过高承担举证责任”——（１）违约金性质上是当事人关于损害赔偿的预定（省去守约方再去举证损失金额）；（２）违约金的担保功能是通过分配证明责任来实现的。
【解析２】《民法典合同编司法解释》第６４条第２款规定——（１）违约方主张约定的违约金过分高于违约造成的损失，请求予以适当减少的，应当承担举证责任。（２）非违约方主张约定的违约金合理的，也应当提供相应的证据。
摘要2：【注解】（１）违约金的请求权人无须证明因对方违约给自己造成损失及损失的数额；（２）违约方如果主张违约金过高应当承担相应的举证证明责任；（３）违约金调整事项属于法院自由裁量权范畴——参考案例：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7)最高法民申3423号
【注释】对于违约金过高，从客观证明责任角度应由违约方承担举证责任，从主观证明责任角度则双方都有举证责任——（１）《关于当前形势下审理民商事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第８条规定“人民法院要正确确定举证责任，违约方对于违约金约定过高的主张承担举证责任，非违约方主张违约金约定合理的，亦应提供相应的证据。”（２）《九民会议纪要》第５０条规定“主张违约金过高的违约方应当对违约金是否过高承担举证责任。”（３）《全国法院贯彻实施民法典工作会议纪要》第１１条第２款规定“当事人主张约定的违约金过高请求予以适当减少的，应当承担举证责任；相对人主张违约金约定合理的，也应提供相应的证据。”——客观证明责任：违约方主张违约金过高，违约方应当提供初步证据证明违约金过高，使得法官产生合理怀疑→主观证明责任：在违约方已经提供证明证明违约金过高使得法官产生合理怀疑的情况下，守约方如不能提供任何证明损失的证据，则可从合理怀疑变为内心确信，从而认定违约金过高。
摘要1：【案号】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17)浙01行终4号
【裁判摘要】根据《劳动法》第九条和《工伤保险条例》第五条、第十八条的规定，劳动行政部门在工伤认定程序中，具有认定受到伤害的职工与企业之间是否存在劳动关系的职权。本案中，拱墅人社局受理陆××的工伤认定申请后，应当对陆××与其主张的用人单位之间是否存在劳动关系作出判断，并作出是否认定工伤的决定。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八条的规定，提出工伤认定申请应当提交与用人单位存在劳动关系（包括事实劳动关系）的证明材料。申请人陆××在工伤认定申请时提交了《境外劳动派遣和雇用合同》，该合同显示与其签订合同的是“金厦建设集团有限公司阿尔及利亚公司第三项目部”。虽然没有直接证据证明“金厦建设集团有限公司阿尔及利亚公司第三项目部”与“金厦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存在隶属关系，但是金厦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官方网站显示，其设有阿尔及利亚公司；金华市磐安县人民法院（2016）浙0727民初1923号《民事判决书》显示，金厦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在阿尔及利亚设有项目部，且有第二、第四项目部。根据上述两点信息，可以产生“金厦建设集团有限公司阿尔及利亚公司第三项目部”与“金厦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存在隶属关系的合理怀疑。且境内官方无法查询到金厦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在阿尔及利亚设立公司的情况。鉴于上述情况的存在，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六条关于举证责任的规定：“发生劳动争议，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与争议事项有关的证据属于用人单位掌握管理的，用人单位应当提供；用人单位不提供的，应当承担不利后果。”案涉工伤认定过程中，应由金厦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承担证明其与“金厦建设集团有限公司阿尔及利亚公司第三项目部”不存在关系的相应义务。拱墅人社局未调查金厦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在阿尔及利亚的公司情况，未要求金厦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对其与陆××《境外劳动派遣和雇用合同》上的“金厦建设集团有限公司阿尔及利亚公司第三项目部”的关系作出合理解释，在此情况下，拱墅人社局作出被诉不予认定工伤决定，未尽到调查核实的义务。拱墅人社局未对陆××与其主张的用人单位之间是否存在劳动关系作出判断，直接作出不予认定工伤决定，属于主要证据不足，故依法应撤销拱墅人社区作出的不予认定工伤决定，责令其根据陆××的工伤认定申请重新作出处理。
摘要2：（续）一审法院在判决中认定拱墅人社局“应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十五条、第十六条的规定对是否存在劳动关系（进而能否认定工伤）进行实体判断，拱墅人社局适用《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第（二）项关于工伤保险受理条件的规定作出《决定书》，适用法律错误。”本院认为，根据条文本身的规定，适用《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十五条、第十六条的前提应当是已经确认劳动关系，故不可能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十五条、第十六条的规定作出是否存在劳动关系的判断。对一审法院的上述错误认定，本院予以指正。
摘要1：——特定情形下《企业年度报告》可以作为对股东未出资产生“合理怀疑”的证据
【裁判书字号】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20）京01民终5432号民事判决书
摘要2：
摘要1：【案号】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2)鲁01民终1765号
【裁判摘要１】根据查明的事实，曲××用于增资的1200万元、曲×用于增资的800万元，合计2000万元在2010年7月6日汇到验资账户，验资完成后于2010年7月8日完成增资的工商登记变更手续，于2010年7月9日转入正志公司、鑫阳公司各998万元，合计1996万元被转出德运机械公司。本院认为，德运机械公司在股东完成增资验资后无正当理由短期内转出大量资金不符合公司正常的财务制度，任××作为债权人对上述转账提出合理怀疑后，增资股东曲××、曲×应当提交相关的证据来证实德运机械公司与正志公司、鑫阳公司之间存在合法合理的转账事由。曲××、曲×作为德运机械公司仅有的两个股东仅仅提出抗辩而没有提供相关依据来证明转出款项的合理性，上述被转出的1996万元应当认定构成抽逃出资。按照曲×增资比例，一审法院认定曲剑抽逃出资798万元并在抽逃出资的范围承担补充赔偿责任合法有据，本院应予维持。
【裁判摘要２】《公司法解释三》对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与抽逃出资作出了不同规定，两者应区别开来，不能混淆适用。《公司法解释三》第十二条、第十四条分别对抽逃出资的认定、抽逃出资的责任作出了规定，第十三条、第十八条分别对未履行或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的责任、未履行或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即转让股权的责任作出规定。《公司法解释三》第十八条规定的是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即转让股权的法律责任，并未规定抽逃出资后转让股权的法律责任。因此，刘××、房××关于《公司法解释三》第十八条不包括抽逃出资即转让股权责任认定的主张成立，本院予以采信。任××根据《公司法解释三》第十八条规定要求抽逃出资后的受让人房××、刘××１、刘××２承担责任，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适用《公司法解释三》第十八条认定刘成昱承担责任有误，本院应予纠正。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最高法民申7490号
【裁判摘要１】（１）不可抗力与情势变更相似但不可抗力并非情势变更；（２）不可抗力免除民事责任的规定是指合同解除后继续履行的合同义务消灭，相应民事责任可以免除，不免除合同解除的法律后果——《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条第二款关于“不可抗力是指不能预见、不能避免且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七条第二款关于“本法所称不可抗力，是指不能预见、不能避免并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关于不可抗力的定义虽然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六条关于“合同成立以后客观情况发生了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无法预见的、非不可抗力造成的不属于商业风险的重大变化，继续履行合同对于一方当事人明显不公平或者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当事人请求人民法院变更或者解除合同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公平原则，并结合案件的实际情况确定是否变更或者解除”的规定所指的情势变更相似之处，但并不足以说明本案所涉情形应当认定为情势变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条第一款关于“因不可抗力不能履行民事义务的，不承担民事责任。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七条第一款关于“因不可抗力不能履行合同的，根据不可抗力的影响，部分或者全部免除责任，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当事人迟延履行后发生不可抗力的，不能免除责任”中关于可以免除民事责任的规定是指合同解除后继续履行的合同义务消灭，相应民事责任可以免除，而本案所涉情形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关于“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的规定，解决合同解除前一方已经获得的基于整个合同履行完毕才能实现的利益、相对方所形成的损失如何弥补问题，故原审法院适用法律并无错误。
【裁判摘要２】（１）鉴定或者评估报告上缺少鉴定或者评估人员签字并不足以否定其证明力；（２）评估报告期限仅表示其准确性将随一定时间经过有所变化，案件事实已无法另行查明情况下可以根据评估报告结合查明事实予以认定——审理民事案件应当根据证据所能证明的法律事实依法进行裁判，但并不要求证据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资产评估报告》上是否缺少评估人员的签字，并不足以否定其证明效力，
摘要2：（续）亦无法律规定缺少上述形式要件的情形将导致评估结果无效的法律后果。该评估报告虽有相应期限，仅表示其准确性将随一定时间经过有所变化，鉴于本案所涉事实已无法另行查明，该评估报告在相当程度上可以反映待查事实，而种苗场也未能举证证明该评估报告的结果与随后变动的事实产生已巨大差距，也未能否定公证的法律效力以及《资产评估报告》《计算成果报告》的专业性和权威性，故原审法院以前述具有专业资质的鉴定机构所作鉴定报告的内容为基础，结合本案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印证，并不存在所查明事实无证据支持的情形。
【案号】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新民终2号
【摘要１】合同履行中出现违法行为并不导致合同归于无效——《种苗场沙坑治理及土地承包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应属合法有效。合同履行中即使出现违法行为，但并不导致合同归于无效。《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四条、第四十四条规定的情形不适用于本案实际情况。一审法院以双方当事人签订合同将农用地及未利用地用于建设并对外转租经营，改变了土地用途，未经相关部门批准，更未进行变更登记，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四条、第四十四条规定为由，认定合同无效属适用法律错误，本院予以纠正。
【摘要２】（１）征收属于不可抗力；（２）直接起诉请求法院依法判令解除合同，自一审法院向被告送达起诉状副本时发生解除合同的效力——本案中，种苗场与通周建设公司签订合同约定承包期限至2037年5月31日止，在合同履行过程中，由于飞机场扩建工程，案涉土地于2016年被征收，致使通周建设公司无法继续再使用土地，应属不可抗力，合同所约定由通周建设公司对其承包后的土地进行综合开发利用的合同目的因土地被政府征收而无法实现，如果合同继续履行显然会造成双方的财产权益的重大损失，据此，通周建设公司享有当然的法定解除权，故通周建设公司起诉要求解除与种苗场于2007年6月1日签订的《种苗场沙坑治理及土地承包合同》的诉讼请求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通周建设公司未举证证明其在诉讼前已通知对方要求解除合同，而系直接起诉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判令解除合同，自一审法院向种苗场送达起诉状副本时可以视为通周建设公司请求解除合同的意思表示到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最高法民申6449号
【裁判摘要】抽逃出资举证责任分配适用《公司法解释三》第２０条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条规定：“当事人之间对是否已履行出资义务发生争议，原告提供对股东履行出资义务产生合理怀疑证据的，被告股东应当就其已履行出资义务承担举证责任。”《有关股东马洁股份的说明》记载内容显示马×1500万元出资款未实际入账，沃斯特公司仅完成了增资扩股的工商登记手续。如确系游××抽逃1500万元出资，马×在其出资款被转移后未提出异议，反而在记载其资金未入账的文件上签字确认，显然有违常理。马×不认可《有关股东马洁股份的说明》的真实性，但在法庭多次释明后未申请鉴定签名的真伪，又无法对该说明记载内容与其主张不符之处给予合理解释，其在多次诉讼程序中均未能证明其出资款的资金来源、去向以及出资过程，其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马×仅以游××为沃斯特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及大股东为由，主张系游××转移并抽逃股东出资、《债权转让承诺书》《债权债务抵销协议书》及《债权债务抵销协议书补充协议》并非沃斯特公司真实意思表示，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据此，原判决认定马×未向沃斯特公司出资1500万元，沃斯特公司有权向马×主张该出资款及利息，并无不当。
摘要2：
摘要1：解读：股东抽逃出资是否适用《公司法解释三》第２０条规定的举证责任分配，司法实践中存在两种情形——（１）股东抽逃出资适用《公司法解释三》第２０条关于举证责任分配规定；（２）股东抽逃出资区别于股东未履行出资义务，股东抽逃出资不适用《公司法解释三》第２０条关于举证责任分配的规定。
摘要2：【注解１】《公司法解释三》第２０条“合理怀疑”程度：（１）第一种观点，公司短时间内将股东出资以同等金额转出给第三方即已经达到正常人“合理怀疑”的程度，原告无须再证明该笔转出行为和公司股东有任何关系；（２）公司短时间内将股东出资以同等金额转出给第三方，无法达到正常人“合理怀疑”的程度，原告需要进一步举证该笔资金转出与公司股东的关联。——参考案例：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最高法民申6668号
【注解２】原告需证明小股东与资金转出行为存在一定管辖才能达到“合理怀疑”程度。——参考案例：江苏省宜兴市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苏0282民初3388号
【注解３】原告无须额外证明小股东与资金转出行为存在一定管辖即可达到“合理怀疑”程度。——参考案例：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粤03民终23812号
【注解４】股东出资后公司将出资转出，外观形式上符合抽逃出资的行为特征，依据《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第２０条“当事人之间对是否已履行出资义务发生争议，原告提供对股东履行出资义务产生合理怀疑证据的，被告股东应当就其已履行出资义务承担举证责任”的规定，将已履行出资义务的证明责任分配给股东。——参考案例：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最高法民申55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最高法民申6078号
【裁判摘要】是否构成抽逃出资，应当结合双方之间款项往来的全部情况，依据《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第十二条的规定作出认定。《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第二十条第一款规定的“当事人之间对是否已履行出资义务发生争议，原告提供对股东履行出资义务产生合理怀疑证据的，被告股东应当就其已履行出资义务承担举证责任”，是对股东是否履行出资义务的举证责任的规定，并不是对抽逃出资的举证责任的规定。二审判决依据该条规定认定由创展公司承担是否构成抽逃出资的举证责任，适用法律错误。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最高法民申6668号
【裁判摘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一条规定：“当事人之间对是否已履行出资义务发生争议，原告提供对股东履行出资义务产生合理怀疑证据的，被告股东应当就其已履行出资义务承担举证责任。”结合相关法律规定，该规定中的“原告”包括与“被告股东”产生争议的公司其他股东、公司债权人与公司。不同的“原告”举证能力存在较大差异，通常情况下，公司的举证能力最强，因此在认定当事人是否提供了产生合理怀疑的初步证据时，对公司、其他股东和公司债权人的要求应当有所区别。具体到本案，诉讼发生时陈××所持股份大部分已转让给现持股60%的中喔公司法定代表人洪××，陈××仅持股18.8%，郑×已不是中喔公司股东，在陈××、郑×提供证据证明案涉1600万元系用于与中喔公司厂房建设有关事项时，如中喔公司认为陈××、郑×的抗辩主张不能成立，中喔公司有能力也有责任提供其厂房建设、公司资产情况等相关证据以增强对陈××、郑×抽逃出资的合理怀疑，但中喔公司在原审中并未进一步提供相关证据，二审因此判定由中喔公司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并无不当。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6)最高法民申516号
【裁判摘要】原审判决认定毛××、刘××抽逃出资，并不缺乏证据证明。从凯航公司提供的巨丰公司工商登记材料、验资报告所载内容看，巨丰公司章程规定注册资金为1000万元，毛××、刘××各认缴出资300万元、700万元，分二期出资，第二次出资时间为2013年6月9日前，刘××、毛××分别于2012年3月27日、28日向巨丰公司出资各560万元、240万元，共计800万元。根据公司法解释（三）第十二条第四项之规定，未经法定程序将出资抽回的行为属于抽逃出资。应凯航公司申请一审法院调取了巨丰公司银行账户流水账单，该账单显示2012年3月30日巨丰公司分两笔向宇田公司汇出700万元。凯航公司依据上述证据主张巨丰公司股东毛××、刘××抽逃出资，已完成举证责任。公司法解释（三）第二十条规定，“当事人之间对是否已履行出资义务发生争议，原告提供对股东履行出资义务产生合理怀疑证据的，被告股东应当就其已履行出资义务承担举证责任”。据此，毛××主张700万元款项的汇出行为不属抽逃出资，应承担举证责任。而其对向巨丰公司转入800万元验资款后4天内向宇田公司汇出700万元是否系巨丰公司的经营行为，巨丰公司与宇田公司之间是否存在债权债务关系，该汇款行为是否经法定程序而为，未能举证证明。原审判决认定“对于该700万元汇出的原因，巨丰公司及刘××、毛××均不能提供存在正常的贸易往来证据，巨丰公司账面上没有记载，刘××、毛××作为巨丰公司的股东有能力控制巨丰公司，该笔资金的转出应视为抽逃出资的行为”，判决支持凯航公司关于认定刘××、毛××抽逃注册资金的主张，具备事实和法律依据。
摘要2：
摘要1：【案号】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2）桂民申799号
【裁判摘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条规定：“当事人之间对是否已履行出资义务发生争议，原告提供对股东履行出资义务产生合理怀疑证据的，被告股东应当就其已履行出资义务承担举证责任。”抽逃出资的行为系股东没有切实履行出资义务并维持公司资本充实，对债权人的权益造成损害，因此债权人在完成公司股东存在抽逃出资可能性的举证责任后，举证责任转移至公司股东，由公司股东承担举证责任证明其不存在抽逃出资的行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二条规定：“公司成立后，公司、股东或者公司债权人以相关股东的行为符合下列情形之一且损害公司权益为由，请求认定该股东抽逃出资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一）制作虚假财务会计报表虚增利润进行分配；（二）通过虚构债权债务关系将其出资转出；（三）利用关联交易将出资转出；（四）其他未经法定程序将出资抽回的行为。”晋中公司与泰华公司在成立安阳物流港公司时虽已足额出资5000万元，但在验资登记后的极短时间内，安阳物流港公司的注册资本5000万元便被转出至张XX个人名下账户，转出的金额与注册资本金额一致，晋中公司不能举证证明其不存在抽逃资金的行为，因此认定其构成抽逃出资，并无不当。
摘要2：
摘要1：【裁判摘要】竞买人在拍卖公告发布前缴纳拍卖保证金、与拍卖人接触的行为是否构成与拍卖公司恶意串通损害他人利益进而导致案涉拍卖无效？｜法律法规或部门规章并未明确规定竞买人在拍卖公告发布前即向拍卖公司提前支付保证金、与拍卖公司提前接触的行为属于与拍卖公司恶意串通——根据郑州银行、杜××的再审申请理由，本案需要审查的焦点问题为：竞买人在拍卖公告发布前缴纳拍卖保证金、与拍卖人接触的行为是否构成与拍卖公司恶意串通损害他人利益进而导致案涉拍卖无效。《中华人民共和国拍卖法》第三十七条规定：“竞买人之间、竞买人与拍卖人之间不得恶意串通，损害他人利益。”第六十五条规定：“违反本法第三十七条的规定，竞买人之间、竞买人与拍卖人之间恶意串通，给他人造成损害的，拍卖无效，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根据上述法律规定，认定拍卖无效，应当符合竞买人之间、竞买人与拍卖人之间恶意串通且损害他人利益的前提条件。一、郜×与国源拍卖公司是否存在恶意串通。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拍卖监督管理办法》第八条规定：“竞买人与拍卖人之间不得有下列恶意串通行为：（一）私下约定成交价；（二）拍卖人违背委托人的保密要求向竞买人泄露拍卖标的保留价；（三）其他恶意串通行为。”法律法规或部门规章并未明确规定竞买人在拍卖公告发布前即向拍卖公司提前支付保证金、与拍卖公司提前接触的行为属于与拍卖公司恶意串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九条规定：“当事人对欺诈、胁迫、恶意串通事实的证明，以及对口头遗嘱或者赠与事实的证明，人民法院确信该待证事实存在的可能性能够排除合理怀疑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本案中，志鹏公司并未提交符合上述法律规定的能够排除合理怀疑证明标准的证据证明郜×与国源拍卖公司之间存在恶意串通行为，从志鹏公司提交的证据及本案查明的事实来看，尚不足以认定郜×与国源拍卖公司构成恶意串通的事实存在。在此情形下，二审判决仅以国源拍卖公司与郜×在拍卖公告发布前即互相接触，国源拍卖公司又将该500万元作为该公司自有保证金向郑州银行缴纳为由即认定二者之间构成恶意串通，存在认定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适用法律不当的情形。二、是否损害他人利益。首先，商业拍卖的最根本目的，就是通过拍卖行为，实现对物的交换价值最大化，最大限度实现委托人的利益。拍卖法之所以规定拍卖企业与竞买人恶意串通损害他人利益的拍卖无效，
摘要2：（续）其原因就是恶意串通行为导致拍卖不能充分竞价，从而损害其他竞买人想通过拍卖买受拍卖物的利益，以及委托人充分实现拍卖物价值的利益。拍卖行为是否进行了公开充分竞价，也应贯穿整个拍卖过程来看。本案中，案涉拍卖提前向社会发布了拍卖公告，对拍卖权益的详情及权利瑕疵进行了说明，竞买人在此基础上报名参加拍卖。举牌时，郜×与志鹏公司均进行了举牌，进行了竞价。一方面，并没有其他竞买人主张被限制竞买权利受损，另一方面委托人郑州银行在本案一二审及再审申请中，均明确表示认可此次拍卖效力，要求确认拍卖有效，表示其权利没有受到损害。从本案中志鹏公司参与竞拍的一系列行为看，其在拍卖当天向郜×之弟郜××账户中支付1000万元，虽然关于该笔款项性质志鹏公司与郜×各执一词，一二审均未认定，但可以看出志鹏公司一直是积极争取并实际拍得了案涉债权，其本身亦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因郜×提前交纳部分保证金及与国源拍卖公司提前接触的行为受到了损害。志鹏公司并不属于“损害他人利益”中的“他人”。因此，二审判决认定案涉拍卖因郜×与国源拍卖公司恶意串通损害了他人利益，损害正常拍卖交易秩序，违反禁止性规定导致无效，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尚不充分。
摘要1：【裁判摘要1】股权质权人对质押股权增资扩股具有利害关系，请求确认增资扩股行为无效具有原告资格——关于利明泰公司作为一审原告是否适格的问题。本案中，利明泰公司因出让隆侨公司股权而对九策公司享有债权，依据案涉2012年3月7日《股权质押合同》，九策公司将拥有的隆侨公司100%股权出质给利明泰公司用以担保上述债务，利明泰公司就此成为九策公司所持隆侨公司100%股权的质押权人，有权以该部分股权在其债权范围内优先受偿。股权对应的是公司的相应资产价值，实质上利明泰公司系对九策公司所持隆侨公司股权所对应的价值在其债权范围内享有优先受偿权。九策公司、盛康达公司、惠泽津龙公司对隆侨公司的增资扩股行为，导致隆侨公司的股权结构发生变化，九策公司所持股权比例由100%缩减为29.98%，在新增股东盛康达公司和惠泽津龙公司认缴出资不到位的情况下，该29.98%部分股权所对应的公司资产价值会发生变化，由此影响利明泰公司质押权的实现，侵害利明泰公司的债权。因此，利明泰公司对隆侨公司的股权具有法律上的利益，案涉增资扩股行为与利明泰公司之间存在直接利害关系，利明泰公司就该增资扩股行为提起诉讼，符合《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项规定的起诉条件，即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盛康达公司、隆侨公司、九策公司上诉主张利明泰公司非本案适格原告，缺乏法律依据。
【裁判摘要2】（１）如果新股东认缴的出资未实际交付，公司的实际资产价值并未改变，则原股东持股比例的减少，必然导致所对应资产价值的减少，以增资扩股前所持原比例股份设定的质押权，在股份比例减少后通过优先受偿所能获得的实际利益亦会减少;（２）恶意串通增资扩股行为无效——在公司注册资本认缴登记制之下，公司经过增资扩股，如果新股东加入导致原股东持股比例发生变化，则新股东认缴的出资是否到位，直接影响到原股东所持股份对应的公司资产价值是否发生改变。如果新股东认缴出资实际到位，因有新的出资注入公司，虽然原股东持股比例发生变化，但其对应的公司资产价值并未变化，进而，以增资扩股前所持股份设定的质押权通过优先受偿所能获得的实际利益亦未发生变化。如果新股东认缴的出资未实际交付，公司的实际资产价值并未改变，则原股东持股比例的减少，必然导致所对应资产价值的减少，以增资扩股前所持原比例股份设定的质押权，在股份比例减少后通过优先受偿所能获得的实际利益亦会减少。
摘要2：（续）本案中，隆侨公司增资扩股后，新股东盛康达公司、惠泽津龙公司未将认缴的出资实际注入隆侨公司，隆侨公司的实际资产价值并未增加，原股东九策公司持股比例从100%降为29.98%，其所持股权对应的实际资产价值亦实际降低。……利明泰公司就九策公司所持隆侨公司29.98%股权通过优先受偿能够获得的实际利益，相比增资扩股前就九策公司所持隆侨公司100%股权通过优先受偿能够获得的实际利益，明显减少。盛康达公司和惠泽津龙公司亦未提供证据证明上述两公司具有将认缴出资实际交付的能力，利明泰公司债权可以得到清偿。同时，九策公司因持股比例降低而失去对隆侨公司的经营决策和控制权，存在致使九策公司所持股份原有的控制权溢价利益受损、实际市场价值降低的可能，进而影响利明泰公司质权的实现。因此，案涉增资扩股行为损害了利明泰公司的利益。……可见，隆侨公司的实际价值并未因增资扩股而增加，增资扩股并无合理的商业目的和经营目的，新增资本的认缴期限对于增强隆侨公司的资信度、竞争力和经营能力并无实际意义，而与九策公司关联的盛康达公司、惠泽津龙公司在没有实际投入的情况下取得了隆侨公司的控制权。综合以上因素和整体案情，依据《民事诉讼法解释》第一百零九条“当事人对欺诈、胁迫、恶意串通事实的证明，以及对口头遗嘱或者赠与事实的证明，人民法院确信该待证事实存在的可能性能够排除合理怀疑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的规定，九策公司、盛康达公司、惠泽津龙公司对隆侨公司的增资扩股行为存在恶意串通。
摘要1：【裁判摘要１】股东出资后公司将出资转出，外观形式上符合抽逃出资的行为特征，依据《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第２０条“当事人之间对是否已履行出资义务发生争议，原告提供对股东履行出资义务产生合理怀疑证据的，被告股东应当就其已履行出资义务承担举证责任”的规定，将已履行出资义务的证明责任分配给股东——原审已查明，根据贵阳银行来往账回单、贵阳银行账户详细明细查询及银行对公账户对账单等证据显示，朱××作为贵州玄武岩公司原股东，在2016年6月21日、22日分六笔向贵州玄武岩公司支付500万元出资款后，贵州玄武岩公司随即又分六笔转入北京强国者公司的银行账户。而对于该资金转出行为的合理性，朱××等人辩称系因贵州玄武岩公司与北京强国者公司签订了设备采购合同，但提交的贵州玄武岩公司与北京强国者公司签订的《玄武岩连续纤维制造成套设备订购合同》等证据，不能充分证实设备订购合同的真实性，其也未能补强证据。且无论朱××、易××还是贵州玄武岩公司，亦或北京汇金公司均主张或认可股东朱××现金出资500万已到位，而易××受让贵州玄武岩公司股权溯源于前述朱××的股权,但就出资到位情况，2019年12月4日贵州玄武岩公司的章程第十条又载有“易××现金认缴出资额500万......已于2017年12月31日前缴足”的内容，明显与朱××出资款已到位的诉讼主张矛盾。据此，原审认为朱××的行为在外观形式上基本符合抽逃出资的行为特征，属于通过虚构债权债务关系或利用关联交易将其出资转出，并不缺乏证据证明。．．．．．．原审判决已明确阐明，因案涉法律事实发生在2021年1月1日之前，援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但是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的规定，适用当时的法律法规，并依据(2014)《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第二十条“当事人之间对是否已履行出资义务发生争议，原告提供对股东履行出资义务产生合理怀疑证据的，被告股东应当就其已履行出资义务承担举证责任。”的规定，将已履行出资义务的证明责任分配给朱××、易××以及引用《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第十八条判令易××承担责任，举证责任分配及法律适用均无不当。
摘要2：【裁判摘要２】股东是否履行出资义务应以认缴的货币是否存入公司账户或非货币是否办理转移手续为标准，并不以工商行政部门的备案确定——虽然《内资企业基本注册信息查询单》显示贵州玄武岩公司章程及涉及的出资情况于2019年12月4日才进行备案，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八条“股东应当按期足额缴纳公司章程中规定的各自所认缴的出资额。股东以货币出资的，应当将货币出资足额存入有限责任公司在银行开设的账户；以非货币财产出资的，应当依法办理其财产权的转移手续。股东不按照前款规定缴纳出资的，除应当向公司足额缴纳外，还应当向已按期足额缴纳出资的股东承担违约责任。”规定，股东是否履行了出资义务，应以认缴的货币是否存入公司账户或非货币是否办理转移手续为标准，并不以工商行政部门的备案确定，且非专利技术的权属通常没有明确的证明文件，亦无明确的法律交付手段，只能以被出资企业和出资方的出资协议或其他相关法律文件为依据。
摘要1：【裁判摘要】（１）租赁合同领域扣点租金情况下的“末位淘汰制” 有效；（２）当解释和内部规则缺乏与承租人的合意即合同解除权的行使约定不明应视为合同解除条件未成就，不能据此行使末位淘汰解除权——首先，关于《租赁合同》第17.6条的效力。涉案合同第17.6条约定了爱琴海购物中心在一定条件下的单方解除权。该条款以销售坪效排名作为解除事由，实际上也就是确立了租赁合同领域的“末位淘汰制”。而销售坪效是衡量店铺经营效益和竞争力的重要指标。从王×与爱琴海购物中心约定的租金收取方式来看，双方约定的非固定租金，而是以销售额的18%作为租金的计算方式，即王×所承租商铺的经营状况与爱琴海购物中心的租金收益直接相关。在此情况下，出租人实际上与承租人共担经营风险、共享经营收益，客观上能促进双方共同改善和提高店铺的经营能力，对实体经营具有积极作用。因而，作为经营管理中的新形式，不能单纯因为该约定赋予了出租方末位淘汰解除权就认定该约定无效。在以扣点作为租金收益的情况下，约定末位淘汰不会使双方的利益失衡，也不会单方面加重承租人责任，故可以认定该约定有效。其次，《租赁合同》第17.6条约定的解除合同的条件是否已经成就。从第17.6条的内容来看，解除合同的条件为“乙方在甲方的同一经营区域、同品类销售坪效列倒数三名，甲方有权书面通知乙方进行经营调整，直至提前解除本合同”。但合同对何为同一经营区域、何为同品类、销售坪效采用日还是月的标准、哪些商铺列入排名（有无例外情况）、销售额的统计办法等均没有给出确定具体的约定。而在本案中，王×就提出爱琴海购物中心提交的坪效统计表不完整，有遗漏商户以及品类划分前后不统一等问题。爱琴海购物中心也在本案中对此作出回应，称某些商铺因已准备撤铺、存在擅自转租、欠缴租金等多种不列入坪效排名的情况。解除权的行使，是会产生合同权利义务终止的重大民事法律行为。在约定末位淘汰解除权的情况下，爱琴海购物中心未就销售坪效考核制定任何书面的考核办法或规则，还单方面确定某些商铺不参加排名，其做法显然缺乏与承租方的合意，亦使人对其坪效统计表的完整性和真实性产生合理怀疑。综上，本院认为爱琴海购物中心单方解除合同的条件未成就，租赁合同因爱琴海购物中心的原因提前解除，王×作为承租人有权要求爱琴海购物中心就相关装修损失予以赔偿，具体数额本院根据装修举证情况、剩余租期、装修折旧等因素酌情判处。
摘要2：
摘要1：【裁判摘要】（１）当事人主张的事实缺乏证据证明，不足以使人民法院确信该事实能够存在的情形不属于“原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的”情形；（２）人民法院确信恶意串通事实存在的可能性的证明标准为“能够排除合理怀疑”，而不是 “具有高度可能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规定：“原判决、裁定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的”，人民法院应当再审。原审判决认为阳江市国土局所举证据不够充分，并认定其主张本案挂牌出让竞买人之间存在恶意串通行为不存在，属于当事人主张的事实缺乏证据证明，不足以使人民法院确信该事实能够存在的情形，而不属于前引规定所要求的原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的情形。本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九条规定：“当事人对欺诈、胁迫、恶意串通事实的证明，以及对口头遗嘱或者赠与事实的证明，人民法院确信该待证事实存在的可能性能够排除合理怀疑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人民法院确信本案恶意串通事实存在的可能性的证明标准为“能够排除合理怀疑”，而不是前引司法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第一款规定的“具有高度可能性”。
【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民一终字第143号
【摘要１】挂牌出让不适用《拍卖法》——根据本案各方当事人确认并经一、二审查明的事实，案涉土地使用权出让交易是以挂牌出让的方式实施的。挂牌出让土地使用权交易作为一种特定的民事行为，应当按照国家有关土地使用权挂牌出让的规定执行并受合同法的规制。虽然土地使用权的挂牌出让与拍卖出让两种方式在部分操作程序上有相近之处，但却在交易的主体资格、竞买人人数要求、竞报价方式、成交条件等方面存有重大差异；而拍卖法约束和规范的只是拍卖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拍卖法》第二条明确规定，该法只适用于由拍卖企业所组织实施的拍卖行为，国家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在执法实践中，不但对于土地使用权的挂牌出让行为不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拍卖法》，而且对于不属于拍卖企业的土地管理部门组织实施的土地使用权拍卖行为，亦明确强调不适用该法。本案中，《土地使用权交易成交确认书》、《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是基于土地使用权的挂牌出让而非拍卖出让行为而签署，并且其组织实施的主体是当地土地管理部门设立的土地使用权交易机构，该机构属于专门的事业单位而非拍卖企业，故对于本案所涉土地使用权挂牌出让行为，不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拍卖法》的规定。
摘要2：（续）对于本案当事人因该项挂牌出让活动所签署的《土地使用权交易成交确认书》和《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的效力问题，应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相关规定进行审查认定。原审判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拍卖法》第三十七条、第六十五条的规定确认上述成交确认书和出让合同无效，属于适用法律错误，本院予以纠正。
【摘要２】（１）确认合同效力案件按件收费；（２）有过错的胜诉方应当承担案件受理费——根据《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的有关规定，财产案件的受理费按照诉讼请求的金额或价额交纳，“其他非财产案件每件交纳50元至100元”。本案中，阳江国土局的诉讼请求虽然包括双方相互返还财产的内容，但是当事人在一、二审中所争议的以及一、二审法院审理的只是案涉《土地使用权交易成交确认书》、《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的效力认定问题，并且一审法院在判决书中已经阐明相关财产争议问题需另循法律途径解决。故对于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均应按照非财产案件受理费的收费标准收取。关于诉讼费用的负担，《诉讼费用交纳办法》之所以规定诉讼费用由败诉一方承担，是基于败诉方对于纠纷的产生和诉讼的形成负有过错这一一般情况。．．．．．．据此应当认为，各方当事人之间的争议以及本案诉讼，完全是由于练达公司的上述不当行为所引发，阳江国土局并无过错。所以，尽管本院认为认定练达公司的行为构成恶意串通的证据不足，对该公司的诉讼主张应予支持，但并不能因此而否认练达公司对于引发本案争议和诉讼所负有的责任。故而，因本案诉讼所产生的案件受理费，理应由练达公司承担。．．．．．．．本案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各100元，均由阳江市练达×××××公司承担。
摘要1：【裁判摘要】投标文件创建标识码或制作机器码相同，视为其串通投标——《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第三十二条规定，投标人不得相互串通投标报价，不得排挤其他投标人的公平竞争，损害招标人或者其他投标人的合法权益。基于串通投标行为隐蔽性强，法律对于具有特定客观外在表现形式的行为采用法律拟制的技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2019修订)第四十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视为投标人相互串通投标：(一)不同投标人的投标文件由同一单位或者个人编制；(二)不同投标人委托同一单位或者个人办理投标事宜；(三)不同投标人的投标文件载明的项目管理成员为同一人；(四)不同投标人的投标文件异常一致或者投标报价呈规律性差异；(五)不同投标人的投标文件相互混装；(六)不同投标人的投标保证金从同一单位或者个人的账户转出。具体到本案，森×经营部的相关行为应视为与其他投标人相互串通投标，理由如下：《招标文件》第三卷评标办法明确规定不同投标人的投标文件创建标识码或制作机器码相同，视为其串通投标。华润集团守正网开评标系统截图显示，森×经营部于2020年12月3日8:03投标，昊×公司于2020年12月3日8:31投标，森×经营部与昊×公司的投标文件制作机器码相同。庭审中森×经营部亦认可与昊×公司用同一台电脑安装的软件制作投标。一审证人冯某陈述森×经营部投完标之后，昊×公司借用其电脑投标，但开标系统截图显示森×经营部提交营业执照是昊×公司的营业执照。且森×经营部和昊×公司投标人基本情况表中胡××是森×经营部的投标联系人，同时也是昊×公司的技术负责人。故森×经营部与昊×公司在投标文件制作地址、参与人员、材料混装等方面均存在令人产生合理怀疑的内容，其行为不仅符合前述实施条例中不同投标人的投标文件交由同一单位制作、不同投标人的投标文件相互混装的构成要件，亦符合案涉《招标文件》规定视为串通投标的情形。
摘要2：
摘要1：【裁判摘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八条规定，作为被执行人的企业法人，财产不足以清偿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务，申请执行人申请变更、追加抽逃出资的股东、出资人为被执行人，在抽逃出资的范围内承担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二条规定，公司成立后，公司、股东或者公司债权人以相关股东的行为符合下列情形之一且损害公司权益为由，请求认定该股东抽逃出资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一)将出资款项转入公司账户验资后又转出；(二)通过虚构债权债务关系将其出资转出；(三)制作虚假财务会计报表虚增利润进行分配；(四)利用关联交易将出资转出；(五)其他未经法定程序将出资抽回的行为。唐山赐成公司以世纪影音公司的股东中日青年中心及大都阳光公司抽逃出资为由申请追加其为被执行人，但其提交的证据仅能证明截至2011年3月15日，世纪影音公司的股东出资已经全部缴足，唐山赐成公司也未能说明中日青年中心、大都阳光公司抽逃出资的时间、金额、方式等。唐山赐成公司未能提供对中日青年中心或大都阳光公司具有抽逃出资行为产生合理怀疑的证据。同时，根据原审查明的事实，世纪影音公司对中日青年中心1000万元、对大都阳光公司7442497.91元的欠款在世纪影音公司2011年改制前已经存在，除偿还前述欠款外，世纪影音公司与中日青年中心及大都阳光公司之间并无其他不正常的资金划转以及利润分配，且世纪影音公司向中日青年中心偿还1000万元欠款是在世纪影音公司改制出资之前。唐山赐成公司关于中日青年中心及大都阳光公司构成抽逃出资的主张缺乏证据证明，其该项申请再审的理由不能成立。
摘要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