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隐名股东能否直接请求公司予以分红？
摘要1：解读：隐名股东可以根据实际出资人、名义股东与公司共同约定公司直接向实际出资人分红的协议直接请求公司予以分红。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6)最高法民申3132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6)最高法民申3132号
【裁判摘要１】名义股东的非基于股权处分的债权人亦应属于法律保护的“第三人”范畴——关于《公司法》第三十二条第三款规定的理解与适用问题，该条款规定：“公司应当将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向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登记事项发生变更的，应当办理变更登记。未经登记或者变更登记的，不得对抗第三人。”工商登记是对股权情况的公示，与公司交易的善意第三人及登记股东之债权人有权信赖工商机关登记的股权情况并据此作出判断。本案中，王××与詹××之间的《委托持股协议》已经一、二审法院认定真实有效，但其股权代持协议仅具有内部效力，对于外部第三人而言，股权登记具有公信力，隐名股东对外不具有公示股东的法律地位，不得以内部股权代持协议有效为由对抗外部债权人对显名股东的正当权利。本院认为，《公司法》第三十二条第三款所称的第三人，并不限缩于与显名股东存在股权交易关系的债权人。根据商事外观主义原则，有关公示体现出来的权利外观，导致第三人对该权利外观产生信赖，即使真实状况与第三人的信赖不符，只要第三人的信赖合理，第三人的民事法律行为效力即应受到法律的优先保护。基于上述原则，名义股东的非基于股权处分的债权人亦应属于法律保护的“第三人”范畴。因此，本案中詹××因其未能清偿到期债务而成为被执行人时，刘××作为债权人依据工商登记中记载的股权归属，有权向人民法院申请对该股权强制执行。
【注解】（1）依法进行登记的股东具有对外公示效力，隐名股东在公示对外关系上不具有公示股东的法律地位，其不能以其与显名股东之间约定为由对抗外部债权人对显名股东主张的正当权利；（2）显名股东的债权人有权向法院申请对显名股东股权的强制执行。
【裁判摘要２】股权代持关系并非买卖关系，不适用买卖执行异议规定——关于本案能否适用《民事执行规定》第十七条、第三十一条规定的问题。．．．．．．而《民事执行规定》第十七条规定的是被执行人将需要登记过户的财产出卖给案外人的情形，买受人得以排除强制执行的要件有四点：一是签订买卖合同，二是支付全部价款，三是实际占有财产，四是未经登记的过错不在于买受人。本案系代持股权引发的争议，并非买卖交易，不适用该条款，即使参照该条款的规定，王××将自有股份登记在詹志才名下的行为也不符合上述要件的第四项，即买受人对未经变更登记无过错。故本院对王××的该项主张不予支持。
摘要2：【裁判摘要３】超出申请再审期限增加申请再审事由不予审查——按照《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的规定，民事再审审查坚持事由审查的原则，王××在法律规定的申请再审期限内向本院申请再审所提出的事由仅为第二百条第六项，而其于2016年12月5日提出按照第十一项的事由申请再审，已经超过了六个月的再审申请期限，本院不应予以审查。
【裁判摘要４】执行异议之诉不能提起股权确权之诉——此外，王××提出的诉讼请求的第一项为请求确认其享有中汇公司10%的股权，本院认为，根据《公司法》的相关规定及《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第二十一条的规定，当事人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确认其股东资格的，应当以公司为被告，与案件争议股权有利害关系的人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而本案系执行异议之诉，中汇公司并非本案当事人，审理的法律关系亦非股权归属，在法律关系不同、诉讼当事人不同的情形下，二审法院仅在事实认定部分确认案涉10%股份的实际出资人，而未在判决主文中对该诉讼请求予以确认或驳回并无不当。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5)民申字第2381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5)民申字第2381号
【裁判摘要１】商事外观主义原则的适用范围不包括非交易第三人，隐名股东作为涉案股权的实际权利人能够对抗享有一般金钱债权的申请执行人对登记在被执行人名下股权的强制执行——关于公司股权实际权利人能否对抗该股权名义持有人的债权人对该股权申请司法强制执行问题｜在本案所涉及的执行案件中，中行南郊支行是申请执行人，成城公司是被执行人，华冠公司是提出执行异议的案外人，执行标的是成城公司名下登记的渭南市城市信用社股份有限公司（现更名为长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安银行）1000万股份。根据陕西高院（2009）陕民二终字第00053号生效民事判决，成城公司为该股权的名义持有人，华冠公司才是该股权的实际权利人。中行南郊支行在原审及申请再审时均主张，案涉执标的长安银行xxx0万股份登记在成城公司名下，中行南郊支行已经信赖该登记并申请将涉案股权采取执行措施，根据商事外观主义原则，上述股权应执行过户给中行南郊支行。商事外观主义作为商法的基本原则之一，其实际上是一项在特定场合下权衡实际权利人与外部第三人之间利益冲突所应遵循的法律选择适用准则，通常不能直接作为案件处理依据。外观主义原则的目的在于降低成本，维护交易安全，但其适用也可能会损害实际权利人的利益。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六条的规定，股权善意取得制度的适用主体仅限于与名义股东存在股权交易的第三人。据此，商事外观主义原则的适用范围不包括非交易第三人。案涉执行案件申请执行人中行南郊支行并非针对成城公司名下的股权从事交易，仅仅因为债务纠纷而寻查成城公司的财产还债，并无信赖利益保护的需要。若适用商事外观主义原则，将实质权利属于华冠公司的股权用以清偿成城公司的债务，将严重侵犯华冠公司的合法权利。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七十五条第二款之规定，中行南郊支行无权通过申请法院强制执行的方式取得案涉执行标的长安银行xxx0万股份。因此，二审判决适用法律正确，中行南郊支行基于商事外观主义原则要求强制执行取得案涉长安银行xxx0万股份的再审申请主张，依法不能成立。
摘要2：【裁判摘要２】关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二款能否适用于本案问题｜2015年5月5日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二款规定：“金钱债权执行中，案外人依据执行标的被查封、扣押、冻结后作出的另案生效法律文书提出排除执行异议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该条第四款规定：“申请执行人或者案外人不服人民法院依照本条第一、二款规定作出的裁定，可以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七条规定提起执行异议之诉”。．．．．．．另，本案为执行之诉，而上述规定仅适用于执行程序中的执行异议案件。故《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二款的规定依法不能适用于本案。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最高法民申4351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最高法民申4351号
【裁判摘要】法院裁定冻结股权后显名股东、隐名股东和公司作出确认隐名股东为公司股东合意不能对抗法院强制执行——本案中，何×主张其就执行标的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的首要条件是，何×在人民法院实施冻结案涉股权执行行为之前已经系中瑞公司的股东或实际出资人。经查，一审法院于2017年7月18日作出（2014）长执字第275-1号执行裁定，冻结被执行人天华伟业公司持有中瑞公司百分之百的股权。根据工商登记查询信息载明，中瑞公司系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有限责任公司，一审法院采取冻结措施时，被执行人天华伟业公司持有中瑞公司的全部股权。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四条的规定，实际出资人系与名义出资人订立合同，约定由实际出资人出资并享有投资权益，名义出资人为名义股东。何×主张其系中瑞公司实际控制人、经营人、实际投资人，并持有86.16%股权，其提交了向中瑞公司汇款的证据，但无法确定何×向中瑞公司汇款的性质，不能证明何×已经成为中瑞公司股东。何×提交的案涉《协议书》虽载明中瑞公司认可何晶的股东身份，但因该《协议书》签订日期是2017年12月18日，晚于人民法院对案涉股权采取冻结执行措施时间，不足以证明在2011年何×已经取得股东身份并实际持股的事实。何×与中瑞公司、天华伟业公司在人民法院已经裁定冻结股权之后，作出的确认何×为中瑞公司股东的合意，不能对抗人民法院冻结案涉股权的执行行为。一、二审法院认定何×不享有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并对何×要求确认股权的诉讼请求未予支持，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
摘要2：
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浙03民终6079号
摘要1：【案号】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浙03民终6079号
【裁判摘要】管理人代表公司向抽逃出资的股东追缴出资，股东仅以其为名义股东为由抗辩不予支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七条“公司债权人以登记于公司登记机关的股东未履行出资义务为由，请求其对公司债务不能清偿的部分在未出资本息范围内承担补充赔偿责任，股东以其仅为名义股东而非实际出资人为由进行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的规定，不管其在本案中是名义股东还是实际股东均应在未出资本息范围内承担补充赔偿责任，因此，吴××抗辩其为名义股东无需承担责任的主张无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
无锡法院公司诉讼十大典型案例（2021-2022）
摘要1：案例一 国有独资企业设立的全资子公司应当适用一人公司的有关规定——丁公司与甲公司及其全资子公司等买卖合同纠纷案；案例二 在公司经强制执行，不能清偿债务已具备破产原因，但未申请破产时，股东的出资义务应加速到期——张某与陈某、冯某股东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责任纠纷案；案例三 出资不实的股东不能以其对公司的债权抵销出资义务——丙公司与严某甲、严某乙股东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责任纠纷案；案例四 董事辞职虽致公司董事低于法定人数，但在公司不正常经营情况下，辞职发生法律效力——单某与甲公司请求变更公司登记纠纷；案例五 未征得全体股东一致同意作出的不同比减资决议不成立——夏某乙与丙公司、狄某等请求变更公司登记纠纷案；案例六 股东因抽逃出资被股东会决议除名的，在该除名决议未被否定效力前，不具有提起知情权诉讼的资格——汪某与甲公司股东知情权纠纷案；案例七 即使公司进入强制清算程序，股东在竭尽内部救济程序后，仍有权提起代表诉讼——徐某甲与徐某乙等租赁合同纠纷案；案例八 未实际参与经营且无实质性关联的挂名股东，在公司运转陷入僵局时，有权申请涤除其法定代表人身份——徐某与甲公司请求变更公司登记纠纷案；案例九 即使一人有限公司的股东为名义股东，也不当然免除其作为一人股东财产独立的举证责任——姚某与甲公司、赵某、丁某等买卖合同纠纷案；案例十 认缴制下不当减资，满足股东出资加速到期条件时，减资股东应在减资前的范围内承担补充清偿责任——甲公司与薛某股东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责任纠纷案
摘要2：
【笔记】股权让与担保受让股东应当承担股东出资责任？
摘要1：解读：（１）最高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２０１７）最高法执监１０６号确立裁判规则，受让股权后公司注册资本保持不变，受让股东不属于未缴纳或者未足额缴纳出资的股东，不应被追加为被执行人；（２）股权让与担保的受让股东在公司注册资本保持不变的情况下，不属于未缴纳或未足额缴纳出资的股东，不应追加为被执行人。
【注释】未缴纳或未足额缴纳出资、抽逃出资情形下申请追加受让股东为被执行人不予准许——（１）出资不是股东转让股东一般不宜在执行程序中申请追加受让股东为被执行人（受让股东知道或应当知道转让股东存在出资不实已被生效法律文书确认或者受让股东应当承担补充赔偿责任已经有生效裁判确认可以据此追加受让股东为被执行人）；（２）出资期限尚未届至的股东转让股权，不能追加未届出资期限的受让股东为被执行人（参考案例：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最高法民申4443号）。
【解析】（１）《公司法解释（三》》第１８条赋予债权人有权要求知道或应当知道瑕疵出资股东转让股权的受让人对该股东出资义务承担连带责任；（２）《执行工作规定》《变更追加规定》均未将受让股东列入可追加被执行人的情形（由于受让股东是否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转让股东瑕疵出资的事实通常不具有外观上的明显性，需要在审判程序中进行实体判断）。
摘要2：【注解】（１）《民法典担保制度解释》第６９条规定：“股东以将其股权转移至债权人名下的方式为债务履行提供担保，公司或者公司的债权人以股东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抽逃出资等为由，请求作为名义股东的债权人与股东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２）名义股东基于股权让与担保的目的并不取得股东资格，并非真正意义上的股东，故不应承担连带责任。
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闽民终1357号
摘要1：【案号】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闽民终1357号
【裁判摘要】湘融资产管理公司抗辩称，其并非衡阳中耀公司的股东，而是基于让与担保代衡阳信用担保公司持有衡阳中耀公司的股权，并非衡阳中耀公司的真正股东。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七条的规定：“公司债权人以登记于公司登记机关的股东未履行出资义务为由，请求其对公司债务不能清偿的部分在未出资本息范围内承担补充赔偿责任，股东以其仅为名义股东而非实际出资人为由进行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无论湘融资产管理公司该抗辩理由所依据的事实是否成立，湘融资产管理公司仅以自己是衡阳中耀公司的名义股东而非实际出资人为由，不足免除其作为衡阳中耀公司的股东所应负担的责任。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最高法民再370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最高法民再370号
【裁判摘要１】上述事实证明，尽管崔××并非以自有货币进行出资，但绿地公司认可崔××的股东身份以及其享有股东权益。综上，在绿地公司知道崔××的出资款并非来源于崔××本人的情况下，仍然在2012年首届二次股东会决议（01号）中写明崔××的股东权益和股权对价，其他股东不持异议，可以认定绿地公司、受让方股东愿意按照股东会决议给付崔××股权转让款和股权收益。该股东会决议并未将崔××应以其自有货币进行出资、其应将自有出资货币交付给公司作为其可以取得案涉股权转让款的对价。．．．．．．至于为何崔××的资金来源于吴××，崔××是否为名义股东，是与本案争议焦点不同的另一法律关系，当事人可以另行解决。综上，二审判决认定崔××必须补足出资之后才能获得相应的股权对价存在错误。
【裁判摘要２】《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规定：“未约定履行期限的合同，依照合同法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的规定，可以确定履行期限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计算；不能确定履行期限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债权人要求债务人履行义务的宽限期届满之日起计算，但债务人在债权人第一次向其主张权利之时明确表示不履行义务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债务人明确表示不履行义务之日起计算。”本案中，崔××与吴××事后没有对给付股权对价的时间达成合意。在崔××请求吴××给付股权对价时，吴××明确表示不履行义务，故崔××请求吴××给付股权对价款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崔××第一次向吴××主张权利、吴××明确表示不履行义务之日起计算。
摘要2：【注解】通过股东账户缴纳注册资本即应当认为属于该股东的出资，该股东已经完成出资。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最高法民申2827号
摘要1：【裁判摘要】一人公司股东股权转让，如原股东和现股东不能证明其发个人财产独立于公司财产，公司债权人有权追加一人公司原股东和现股东为被执行人——关于张××、原××个人财产是否独立于大润公司财产问题。1.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张××于2016年4月19日成为大润公司唯一股东，2017年6月2日变更其母亲原××为大润公司唯一股东。张××作为大润公司股东期间与大润公司之间频繁进行银行转账，大润公司一有入账，基本都是很快将其转入张××个人账号，在大润公司需要对外支付时，再从张××个人账户转入大润公司账户，然后大润公司再对外支出，且大润公司转账给张××时的转账备注为“劳务费演出费”“往来款”等，而大润公司的记账凭证中却均记载为“还款”，张××在原审庭审中亦承认曾伪造大润公司部分账目；此外，张××多次以个人账户收取应由大润公司收取的租金。原审法院据此认定张××、原××个人财产没有独立于大润公司财产有相应的事实依据。2. 张××、原××提交的《破产审计报告》《审计报告》，系为大润公司破产申报时使用和大润公司在本案诉讼期间形成，均不是大润公司在运营过程中依《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第六十二条之规定进行的正常年度审计，不能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财务状况，原审法院未予采信并无不当。2.张××作为大润公司唯一股东，称其名下银行卡实际系大润公司使用，其无权使用卡号内的资金，明显与常识不符。如其所称大润公司经营模式仅为收取房屋租金和水电费、物业费，在长期拖欠评审中心房租的情况下，张××将大润公司转租租金收入转到个人账户或以个人账户收取大润公司应收租金，再称其个人财产独立于大润公司的公司财产，亦有违常理。3.张××在将大润公司财产混同于个人财产，造成大润公司资不抵债的情形下，为逃避公司债务和股东责任，让其80多岁老母原××挂名一人公司大润公司的股东，有违道德伦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八条第一款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即转让股权，受让人对此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公司请求该股东履行出资义务、受让人对此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公司债权人依照本规定第十三条第二款向该股东提起诉讼，同时请求前述受让人对此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第二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公司债权人以登记于公司登记机关的股东未履行出资义务为由，
摘要2：（续）请求其对公司债务不能清偿的部分在未出资本息范围内承担补充赔偿责任，股东以其仅为名义股东而非实际出资人为由进行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一方面原××并未提交证据证明其财产独立于大润公司财产，另一方面按照前述规定法理，原××接替张××成为大润公司股东，对于张××与大润公司财产混同的事实系知道或应当知道，亦应与张××共同对大润公司的债权人承担连带责任。．．．．．．关于追加张××、原××为被执行人是否适当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条规定：“作为被执行人的一人有限责任公司，财产不足以清偿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务，股东不能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自己的财产，申请执行人申请变更、追加该股东为被执行人，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虽然张××、原××不是济南仲裁委员会（2017）济仲裁字第1284号裁决书的义务主体,但根据评审中心提出的追加被执行人的申请，一审法院在执行程序中追加张××、原××为被执行人符合前述法律规定。
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4)黑高商终字第54号
摘要1：【裁判摘要】（１）实际出资人并非公司法意义上的股东，其不能直接向公司主张股东权利，其只能依照公司章程规定或协议约定通过持股股东或名义股东间接行使股东权利既而实现其投资权益；（２）实际出资人在没有依法被确认为公司股东前其对公司股权并不享有优先购买权——解决本案的关键问题在于巢××和高××对案涉股权是否享有优先购买权。本案中，黑龙公司系1999年12月由齐齐哈尔市黑龙酿造一厂改制而来的国有控股企业，虽然2001年12月3日黑龙公司原国有股全部退出时，巢××和高××等该公司167名职工通过安置补偿金政策和缴取现金方式，以每股1元的价格各自购买了一定股份，但巢××和高××等162人并未记载于公司章程、公司股东名册或在工商机关办理股东登记，其所购股份由该公司股东张××代持，因而，在其与张××之间事实上建立起一种代持股合同法律关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五条的规定，巢××和高××等人属于实际出资人，并非公司法意义上的股东，其不能直接向公司主张股东权利，其只能依照公司章程规定或协议约定，通过持股股东或名义股东间接行使股东权利，既而实现其投资权益。实际出资人在没有依法被确认为公司股东前，其对公司股权并不享有优先购买权。故此，巢××、高××无权就案涉公司股权主张优先购买权。况且，根据目前的公司法理论研究与实践，即便股权转让协议侵犯了股东的优先购买权，该股权转让协议也并不当然无效。故原审判决以股权转让协议剥夺了巢××、高××的优先购买权为由，认定案涉股权转让无效不当，本院予以纠正。
摘要2：【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5)民申字第1090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