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 (2018)最高法民申1940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 (2018)最高法民申1940号
【裁判摘要】本案中，执行法院在查封案涉房产时，魏××并未合法占有该房产，且案涉房产系魏××购买商铺所获赠与而来，现魏××未提交证据证明该房产系用于居住且其名下无其他用于居住的房屋，故该房产不符合上述司法解释规定的情形，即魏××对该房产的实体权益并不能排除法院的强制执行措施，一、二审法院驳回其诉讼请求并无不妥。
摘要2：
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赣民终214号
摘要1：【案号】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赣民终214号
【裁判摘要】资金来源于工程款及挂靠人存款的，挂靠人有权排除债权人对被挂靠单位账户资金的强制执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零五条的规定，案外人提起执行异议之诉，必须有明确的排除对执行标的执行的诉讼请求。而案外人这一诉讼请求的依据是其对执行标的享有实体权益，且法院的强制执行措施会妨害其所享有的实体权益。故在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中，应对案外人对执行标的是否享有实体权益，以及法院的强制执行措施是否妨害了案外人的实体权益进行审查。．．．．．．．关于对案涉账户资金能否排除强制执行的问题。．．．．．．案涉账户资金应该排除强制执行。理由如下：首先，王××拥有案涉账户资金的实体权益有相应的法律依据和事实依据。从外观和形式上看，案涉账户及账户内的资金名义上的所有人是三建公司。但是，王××是“武宁建材家居综合大市场项目”的实际施工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六条的规定，实际施工人有权以自己的名义向发包人和承包人主张工程款。王××以三建公司名义开立银行账户，用于支付工程项目的日常费用和收取工程款，符合上述司法解释的规定；其次，欧阳××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案涉账户资金所有权不属三建公司。欧阳宗科申请执行案即欧阳宗科与三建公司、百合谷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中，欧阳××的身份正是实际施工人。也就是说，欧阳××也曾挂靠于三建公司，对建设工程承包市场的现状、三建公司与实际施工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是清楚的；再次，欧阳××与三建公司之间的债权债务形成于2013年6月之前，王××以三建公司名义开立银行账户和以该账户名义收取工程款的时间在2014年12月以后。即欧阳××对三建公司的债权发生在前，案涉账户开设及存取资金在后。由此可以看出，欧阳××对三建公司的债权形成之时，案涉账户的资金并非三建公司清偿欧阳××债权的责任财产。排除对案涉账户资金的执行并不损害欧阳××的信赖利益。所以，原审法院排除对案涉账户资金的强制执行，优先保护王××对案涉账户资金的所有权，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7)最高法民申4045号
摘要1：【裁判摘要】设立船舶抵押权无需转移船舶占有，抵押权人不事先实地查看船舶并不影响抵押权的设立，也不能由此认定抵押权人骗取抵押权登记——因设立船舶抵押权无需转移船舶占有，抵押权人事先实地查看船舶主要目的是核实船舶实际物理状况，以避免抵押权人承担船舶实际物理状况与船舶登记不符等商业风险。在船舶实际存在情况下，抵押权人不事先实地查看船舶并不影响抵押权的设立，也不能由此认定抵押权人骗取抵押权登记。鉴于在航运实践中存在租赁、挂靠等多种经营方式，船舶所有人与实际控制经营船舶的人可能并不一致，徐××认为只要沈××实地查看船舶就知道船舶实际所有人，并进而主张沈××在办理涉案船舶抵押权登记手续过程中不知船舶实际所有人具有过错，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尽管按照勤丰公司与徐××、韩××、梁××之间的协议约定，勤丰公司对“勤丰9”轮无处分权，但勤丰公司作为该轮的登记所有人，因向沈××借款而设立船舶抵押权，本案没有证据表明沈××在设立船舶抵押权登记以前知道勤丰公司对“勤丰9”轮并无处分权。沈××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关于善意取得所有权与其他物权的规定主张善意取得船舶抵押权。一、二审判决认定沈燕文对“勤丰9”轮享有抵押权并无不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第九条的规定，船舶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未经登记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该善意第三人，是指不知道也不应当知道物权发生了变动的物权关系相对人，不包括与标的物没有物权关系的普通债权人。最高人民法院（2013）执他字第14号复函系针对普通债权人申请执行挂靠且登记在被执行人名下营运的船舶作出的答复，二审法院认定该答复并非旨在解决抵押权与实际所有权之间的冲突并无不当。船舶抵押权具有对抵押船舶变价并从中优先受偿的功能，一、二审判决认定徐××、韩××、梁××对“勤丰9”轮实际享有但未登记的所有权不能对抗沈××对该轮已登记的抵押权，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并无不当。
摘要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能否对挂靠且登记在被执行人名下营运的船舶予以强制执行的请示》作出（2013）执他字第14号批复：在对登记在被执行人名下的船舶采取强制执行措施前，要查明船舶是否另有实际所有人；如果有证据证明登记在被执行人名下的船舶系基于船舶实际所有人与被执行人的挂靠经营关系，实际所有人与船舶登记所有人即被执行人不一致的，不宜对船舶采取强制执行措施。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 (2018)最高法民申1930号
摘要1：【裁判摘要】《执行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规定：“金钱债权执行中，买受人对登记在被执行的房地产开发企业名下的商品房提出异议，符合下列情形且其权利能够排除执行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一）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已签订合法有效的书面买卖合同；（二）所购商品房系用于居住且买受人名下无其他用于居住的房屋；（三）已支付的价款超过合同约定总价款的百分之五十。”据此，由于一审法院于2014年4月21日查封案涉房屋，而王××与千禧公司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的时间是2014年6月23日，即一审法院查封之后；案涉房产并不是居住用房，而是商铺，王××在与千禧公司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后，自己并未实际使用该房屋，而是将其出租给他人经营餐饮酒楼；且王××是从乐达公司处抵账取得该房产，实际并未向千禧公司支付购房款。故，王××对案涉房屋享有的权益不足以排除一审法院的强制执行措施，原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并不缺乏证据证明，亦不存在法律适用错误的问题。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最高法民申1049号
摘要1：【裁判摘要】（１）被执行财产上的抵押权预告登记并不具有阻却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的效力；（２）可以排除人民法院执行处分行为的系不动产买卖关系中已对标的物办理了预告登记的买受人而并非抵押权预告登记的权利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第40条规定：“人民法院对被执行人所有的其他人享有抵押权、质押权或留置权的财产，可以采取查封、扣押措施。财产拍卖、变卖后所得价款，应当在抵押权人、质押权人或留置权人优先受偿后，其余额部分用于清偿申请执行人的债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五百零八条第二款规定：“对人民法院查封、扣押、冻结的财产有优先权、担保物权的债权人，可以直接申请参与分配，主张优先受偿权。”根据前述规定，对于其他人享有抵押权的被执行人财产，人民法院可以采取强制执行措施，抵押权人则可以通过对拍卖变卖的价款参与分配、主张优先受偿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但不能排除强制执行。本案中，公积金中心对案涉房屋仅办理了抵押权预告登记，尚未享有抵押权，根据前述司法解释的规定，人民法院显然可以采取强制执行措施。即被执行财产上的抵押权预告登记并不具有阻却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的效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条规定：“金钱债权执行中，对被查封的办理了受让物权预告登记的不动产，受让人提出停止处分异议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符合物权登记条件，受让人提出排除执行异议的，应予支持。”根据文义可知，该条司法解释中可以排除人民法院执行处分行为的，系不动产买卖关系中已对标的物办理了预告登记的买受人，而并非抵押权预告登记的权利人。公积金中心以其对案涉房屋办理了抵押权预告登记为由要求排除人民法院的强制执行，没有法律依据。在此前提下，原审是否查明案涉抵押权预告登记的时效等事实，不影响原审对公积金中心不享有足以排除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的事实认定。如前所述，公积金中心仅是案涉房屋的抵押权预告登记权利人，在其未提供证据证明已经具备完成本登记条件的情况下，原审对其要求确认就案涉房屋享有优先受偿权的诉讼请求未予支持，并无不当。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19)最高法执复75号
摘要1：【裁判摘要】次债务人在法院送达保全裁定后提出执行异议但执行法院未回应，之后执行法院对被保全人擅自支付行为作出限期追回通知、追回不能时执行措施因丧失合法性应予撤销——根据江西高院查明的事实，中盛公司对限期追回股权收益通知明确提出异议，认为通知所述87984207元并非股权收益或分红款，而是中盛公司与郭××、郭××１、郭××２的往来累计款项等。鉴于此，江西高院有权对限期追回股权收益通知是否合法进行审查。而（2014）赣执字第15号执行裁定、（2014）赣执字第18号协助执行通知均是在限期追回股权收益通知基础上作出，在中盛公司未追回款项的情况下，决定直接对中盛公司的财产采取强制执行措施。既然江西高院异议裁定认定限期追回股权收益通知所认定的中盛公司擅自支付给郭××87984207元系股权收益并责令中盛公司追回的依据不充分，据此撤销该通知，以该通知为基础的裁定和协助执行通知亦丧失合法性，江西高院一并予以撤销并无不当，不存在超越异议请求的程序问题。
摘要2：
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18)鄂执复128号
摘要1：【裁判摘要】税务机关不能对法院已查封财产进行处置并优先受偿|税务机关未证明欠税人名下无其他财产可供执行要求法院解除在先查封以满足其税收优先权不予支持——本案焦点问题为黄冈中院划拨容国公司存款是否违法。现评析如下：本案中，因容国公司逾期未缴纳税款，丰城国税局遂向容国公司开户银行发出冻结存款通知，但相关存款已被黄冈中院在先冻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四十条规定“从事生产、经营的纳税人、扣缴义务人未按照规定的期限缴纳或者解缴税款，纳税担保人未按照规定的期限缴纳所担保的税款，由税务机关责令限期缴纳，逾期仍未缴纳的，经县以上税务局（分局）局长批准，税务机关可以采取下列强制执行措施：（一）书面通知其开户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从其存款中扣缴税款；（二）扣押、查封、依法拍卖或者变卖其价值相当于应纳税款的商品、货物或者其他财产，以拍卖或者变卖所得抵缴税款。”丰城国税局可选择容国公司名下其他财产予以查封处置。丰城国税局在未向黄冈中院提交容国公司名下无其他财产可供执行的前提下，要求黄冈中院解除在先查封以满足其税收优先受偿权，因不具有事实基础和法律依据，黄冈中院裁定予以驳回，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
摘要2：
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19)京03执复5号
摘要1：【裁判摘要１】朝阳区人民法院认为，依据本案执行依据京劳人仲字[2017]第456号裁决书，泰科公司应支付给吴××之款项为税前工资损失，泰科公司作为工资发放单位，履行代扣代缴义务，为吴××所得之工资缴纳个人所得税并无不当。本案中，泰科公司在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履行期限届满前将应支付款项的税后金额支付给了吴××，后就应支付款项实际缴纳了税款，泰科公司据此主张债务已经履行完毕，应当予以支持，对泰科公司采取的强制执行措施应当予以解除。至于，吴××所提泰科公司报税的计算方法不当的问题，可径行向税务部门反映。
【裁判摘要２】二审法院认为：京劳人仲字[2017]第456号裁决书裁决泰科公司自裁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向吴××支付2016年4月27日至2017年5月26日期间的工资损失487500元（税前），泰科公司致函东城区税务部门后代扣缴税额204295元，将余款发放给吴××。现吴××对朝阳区人民法院的执行异议裁定不服，复议至本院。但双方争点在于东城税务部门的征税权限，本案劳动仲裁裁决的487500元是否属于征税范围，进而按何种标准征税的问题，上述问题已超出了执行异议案件的审查范围，本案不予审查，一审法院异议裁定并无不当。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关于在非诉执行案件中没收的地上建筑物如何移交问题的电话答复
摘要1：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关于在非诉执行案件中没收的地上建筑物如何移交问题的电话答复（2009年9月27日 〔2009〕行他字第10号）
【摘要】国土资源管理部门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其依法作出的没收地上建筑物的行政处罚，人民法院在采取强制执行措施后，应当将没收的建筑物移交申请执行的国土资源管理部门。
摘要2：
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9)闽行申168号
摘要1：【裁判摘要】房屋登记机构为债务人办理房屋转移登记时，债权人是否具有对该转移登记行为提起诉讼的原告资格？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提起诉讼。保护规范标准，将法律规范保护的权益与请求权基础相结合，以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时所依据的行政实体法和所适用的行政实体法律规范体系，是否要求行政机关考虑、尊重和保护原告诉请保护的权利或法律上的利益，作为判断是否存在上述法条中规定的“利害关系"之重要标准。据此，影响原告主体资格是否成立的因素就可分为以下两种，一是起诉人诉请保护的权益类型，二是行政实体法律规范的规定。只有当起诉人诉请保护的权益，恰好落入行政机关作出被诉行政行为时所依据的行政实体法律规范的保护范围时，起诉人起诉该行政行为的原告主体资格才能被承认。反之，如果起诉人虽有某种权益，但并非行政机关作出被诉行政行为时需要考虑的，或者起诉人并不具有行政机关作出被诉行政行为时需要考虑的权益，人民法院均不宜认可其原告主体资格。《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十三条就债权人原告资格所作之规定，亦是遵循了上述原则。根据该条规定，债权人以行政机关对债务人所作的行政行为损害债权实现为由提起行政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其就民事争议提起民事诉讼，但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时依法应予保护或者应予考虑的除外。这主要是由于，债权是一种相对权，即债权的实现主要依靠作为债权债务关系相对一方债务人履行义务；这种特点就决定了债权人如果要主张债权，一般情况下只能对债务人提出要求，而不能向债权债务关系之外的第三人提出，这里的第三人也包括行政机关。故而，债权人通常不因其债权而与第三人形成法律关系，据此，债权人与被诉的行政行为之间通常亦不产生行政诉讼法上的利害关系。换言之，虽然债权是法律明确规定的一项权利，而且行政行为不利于债权行使的情况亦可能在事实结果层面出现，但行政机关在进行特定领域的行政管理活动时，法律不会要求其因相对人的负债情况而异；除非，有相关的行政规范明确，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时依法应予保护或者应予考虑。关于房屋登记机构为债务人办理房屋转移登记时，债权人是否具有对该转移登记行政行为提起行政诉讼的原告资格，《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房屋登记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规定了四种承认
摘要2：（续）债权人原告资格的例外情况：（一）以房屋为标的物的债权已办理预告登记的；（二）债权人为抵押权人且房屋转让未经其同意的；（三）人民法院依债权人申请对房屋采取强制执行措施并已通知房屋登记机构的；（四）房屋登记机构工作人员与债务人恶意串通的。可见，通常情况下，债权人并不具有基于其享有的债权而对债务人的房屋转移登记行为提起诉讼的原告资格，除非债权人对该房屋本身已经享有区别于其他普通债权人的需要保护的特别权益，且该特别的权利和利益于行政机关作出转移登记行为时已经知晓并应当予以考虑。．．．．．．之后，卓锦公司以其作为建设工程承包人的优先受偿权受损为由提起本案诉讼，请求撤销永安市房产管理局向原审第三人长城公司颁发的永房权证字第××号、第××号、第××号、第××号、第××号《房屋所有权证》。上述《房屋所有权证》均由长城公司于2016年9月12日登记取得。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八十六条之规定，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其所包含的法律直接规定的债权实现上的优先效力，通常应当符合以下条件：1.建设工程合同依法成立并生效，2.建设工程已竣工或超过合同约定的竣工日期，3.发包人未按约定支付工程价款，4.承包人在合理期限内对发包人进行催告，5.不属于“不宜折价、拍卖”的建设工程。因此，于房屋上是否可能存在承包人的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在相关的生效法律文书予以确定之前，显然不属于房屋登记行政机关在审查第三人就该房屋申请转移登记时应当予以考虑并保护的范围。具体到本案，永安市房产管理局于2016年9月12日作出被诉房屋转移登记行为时，显然无法考虑本院于2017年10月12日在后作出的（2017）闽民终312号民事判决所确定的卓锦公司所享有的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之情形，并予特别的权利保护。综上，卓锦公司作为债权人提起的本案行政诉讼，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房屋登记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规定的情形。原审法院认定卓锦公司不具有原告资格并裁定驳回起诉，并无不当。
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16)鲁02执复60号
摘要1：【裁判摘要】被执行人主张申请执行人未申请执行迟延履行利息应视为放弃迟延履行利息的复议理由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予驳回——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在于，被执行人林××应否承担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莱西市人民法院采取的强制执行迟延履行利息的执行行为是否合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53条明确规定，被执行人迟延履行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确定的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根据上述法律规定，被执行人林××距判决生效至今，未按照生效判决指定的期间完全履行给付金钱的法定义务，其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对迟延履行利息的执行，是人民法院在执行过程中根据法律规定应当采取的法定强制执行措施，莱西市人民法院依法扣划被执行人林××的银行存款并计付迟延履行利息的执行行为合理合法，并无不当。且申请执行人从未明示放弃被执行人因迟延履行而产生的债务利息，其向执行法院亦明确表示，要求被执行人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因此，被执行人主张申请执行人未申请执行迟延履行利息，应视为放弃迟延履行利息的复议理由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予驳回。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19）最高法执监424号
摘要1：【裁判摘要】债权转让在前，另案法院冻结到期债权在后但在变更被执行人之前，冻结债权无效——首先，《合同法》第八十条规定，债权人转让权利的，应当通知债务人。未经通知，该转让对债务人不发生效力。由此可见，债权人转让债权时，即便是未通知债务人，只是该转让行为对债务人不发生效力，而不是该转让行为本身无效。转让行为本身有效与否，需要根据债权转让的具体情况依法来认定。对此问题，根据查明的事实，2016年3月16日，武汉治历公司与润鼎泰公司签订《债权转让协议》，将其对湖北山河公司股权转让合同纠纷的债权（包括从属权益）全部转让给润鼎泰公司；2016年3月31日，武汉治历公司向湖北山河公司邮寄的EMS快递单上写明邮寄文件为“债权转让协议”和“债务转让通知书”。武汉治历公司、润鼎泰公司共同向武汉中院主张债权已转让，申请变更申请执行人。武汉中院和湖北高院两级法院依法审查后作出（2017）鄂01执异957号裁定和（2017）鄂执复117号执行裁定，认定债权转让主体适格、程序合法，予以认可，变更债权人为润鼎泰公司。因此，湖北山河公司的债权人已由武汉治历公司变更为润鼎泰公司，武汉治历公司不再对湖北山河公司享有到期债权。其次，根据查明的事实，本案中，虽然黄冈中院对武汉治历公司对湖北山河公司享有到期债权采取的冻结措施在先，武汉中院变更申请执行人，即变更湖北山河公司的债权人为润鼎泰公司的裁定在后，但武汉治历公司与润鼎泰公司的债权转让行为早于黄冈中院冻结行为。虽然在债权转让时，武汉治历公司与湖北山河公司股权转让合同纠纷一案，法院尚未作出生效判决，但武汉治历公司与润鼎泰公司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约定的转让债权数额是最终以法院生效判决或生效调解文书所确认的数额为准，实际上双方转让的就是法院将来作出的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权。武汉治历公司在一、二审诉讼过程中未向人民法院主张债权已转让而仍以其自己的身份参与诉讼并取得判决的行为，并未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也符合审判实践中的一惯做法。申诉人提供的现有证据，并不足以否定债权转让行为的效力。因债权转让，武汉治历公司对湖北山河公司已不存在到期债权。黄冈中院以武汉治历公司对湖北山河公司享有到期债权为由，继续对湖北山河公司采取强制执行措施，已缺乏事实依据。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21)最高法执监173号
摘要1：【裁判摘要】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是：广州中院直接将将红石公司列为本案被执行人并对其采取执行措施是否违反法律规定。根据本案查明事实，在云南高院(2017)云民初28号案中，中建公司、广州银行海珠支行的诉讼请求即是要求红石公司对(2013)穗中法金民初字第405号、第814号民事判决确认的石锁公司债务承担清偿责任。据此，云南高院作出(2017)云民初28号民事判决，判令红石公司应当“对广州中院作出的(2013)穗中法金民初字第405号民事判决书中第一项借款本金2亿元和第二项借款利息、复利、罚息及(2013)穗中法金民初字第814号民事判决书中第一项借款本金3亿元及利息、复利、罚息判决石锁公司应当承担偿还责任的两案款项”共同承担清偿责任，且应当结合广州中院两案的执行情况来确定红石公司的清偿义务，并且明确如果在红石公司实际履行了该判决项下的偿还义务，则在广州中院两案中不再偿还。由此可以看出，云南高院(2017)云民初28号民事判决本身即是根据中建公司和广州银行海珠支行的诉讼请求，对红石公司就广州中院(2013)穗中法金民初字第405号、第814号民事判决具体应当如何承担清偿责任作出的裁判，只有将云南高院(2017)云民初28号民事判决和广州中院(2013)穗中法金民初字第405号、第814号民事判决结合起来，才能明确本案中各债务人应当承担的清偿责任。云南高院(2017)云民初28号民事判决已经确认红石公司是广州中院两案的共同债务人，故广州中院依据生效判决确认的事实，直接将红石公司列为本案被执行人并对其采取强制执行措施，并不违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在广州中院已对同一笔案涉债权立案执行的情形下，从避免重复执行和提高执行效率的原则出发，云南高院也无需另立执行案件对(2017)云民初28号民事判决予以执行。因此广州中院将云南高院(2017)云民初28号民事判决一并予以执行，并不违反法律及司法解释关于执行管辖的相关规定。红石公司的申诉理由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案号】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20)粤执复764号
【摘要】执行法院对本案债务立案强制执行后，其他法院另案生效判决确定案外人应对本案执行债务承担共同清偿责任，执行法院对此判决能否合并管辖执行的问题，现行法律、司法解释尚无明确规定。本案中，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7)云民初28号民事判决是针对广州中院已经进入执行程序的债权债务关系作出的确认判决，判令云南红石公司因债务加入对本案执行债务承担共同清偿责任，申请执行的债权以及债权人均未改变，该判决亦指向本案执行依据确定的债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六条关于发生法律效力的民事判决、裁定，当事人必须履行。的规定，云南红石公司作为本案的共同债务人，必须与本案的其他被执行人共同向中建公司、广州银行海珠分行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务，故广州中院在本案执行中一并执行(2017)云民初28号民事判决，并未加重云南红石公司的债务负担，且能够避免重复执行，提高执行效率，更为有效地保护各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如将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7)云民初28号民事判决与广州中院(2013)穗中法金民初字第405、817号民事判决拆分由两地法院分别管辖执行，亦浪费司法资源。因此，广州中院将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7)云民初28号民事判决作为执行依据一并执行，符合民事诉讼法关于执行管辖的立法本意，有利于实现民事强制执行制度公正与效率的双重价值目标，本院予以维持。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19)粤执监170号
摘要1：【裁判摘要】在刑事裁判追缴违法所得的执行程序中，应当首先对违法所得财产予以执行追缴；如果被执行人违法所得的财产无法找到、价值灭失、被他人善意取得或与其他合法财产混合且不可分割的，可以强制执行被执行人的等值等额财产——追缴违法所得的执行范围是否限定在违法犯罪所得的财产之内。《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六十四条规定，犯罪分子违法所得的一切财物，应当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涉财产部分执行的若干规定》第十条规定，对赃款赃物及其收益，人民法院应当一并追缴。依上述法律和司法解释，对违法犯罪所得的财产包括收益，均应予以追缴。但在违法犯罪所得的财产查无下落等情形时，能否追缴罪犯其他的等值财产，上述法律和司法解释没有作出明确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2018年1月16日联合发布的法发〔2018〕1号《关于办理黑恶势力犯罪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第29条及2019年4月9日起施行的《关于办理黑恶势力刑事案件中财产处置若干问题的意见规定》第19条均规定，依法应当追缴、没收的涉案财产无法找到、被他人善意取得、价值灭失或者与其他合法财产混合且不可分割的，可以追缴、没收其他等值财产。上述规定，体现了任何人不能从违法犯罪中获得利益的基本原则。因此，在刑事裁判追缴违法所得的执行程序中，应当首先对违法所得财产予以执行追缴；如果被执行人违法所得的财产无法找到、价值灭失、被他人善意取得或与其他合法财产混合且不可分割的，可以强制执行被执行人的等值等额财产。本案依生效的刑事裁判应追缴邬××１、邬××２两人犯非法倒卖土地使用权罪的违法所得5033600元，执行法院经查无违法所得的款项时，可以在违法所得的限额内依法执行邬××其他等值财产。因此，执行法院对邬××名下的涉案房产采取强制执行措施，既未超出生效刑事裁判范围，也无违法不当之处。申诉人虽已证实涉案房产并非被执行人违法犯罪所得，但以此为由主张不得对涉案房产执行追缴，理由不能成立。
摘要2：
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20)浙执复49号
摘要1：【裁判摘要】对于依法应当追缴、没收的财产无法找到或者与其他合法财产混合且不可分割的，则可以追缴、没收其他等值财产——本案的争议焦点为执行法院对金××名下涉案房屋的执行行为是否合法。首先，本案执行依据刑事判决书明确，2006年3月金××成立杭州××电脑技术有限公司，2016年11月23日金××被刑事拘留。其主要犯罪事实均发生于2014年2月至2016年4月期间，非法获利共计人民币1663.339万元。《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六十四条规定，犯罪分子违法所得的一切财物，应当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裁判涉财产部分执行的若干规定》第十条第一款规定：“对赃款赃物及其收益，人民法院应当一并追缴。”对于犯罪分子违法犯罪所得的财产及其收益，应当一并予以追缴。而对于依法应当追缴、没收的财产无法找到或者与其他合法财产混合且不可分割的，则可以追缴、没收其他等值财产。任何人不得通过违法犯罪行为获得利益。本案生效刑事判决判令追缴金××因犯罪取得的不正当财产性利益1663.339万元，在上述财产查无下落时，执行法院对金××享有权属的涉案房屋采取强制执行措施，符合法律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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