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案号】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湘民申2104号
【裁判摘要】虽然约定最低利润但也约定了按出资共担风险属于合伙协议——从上述协议、承诺、收条来看，虽然协议约定了保证陈×年投资利润不低于8%，但同时也约定了双方按出资比例共担风险，结合在经营期间五月天公司其他股东也均是按年利润6%到8%分配投资利润的实际情况，原审认定双方系合伙关系并无不当，刘××申请称本案名为合伙实为借贷关系的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
摘要1：【案号】青海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青民终132号
【裁判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第六十一条第一款规定：“交付竣工验收的建筑工程，必须符合规定的建筑工程质量标准，有完整的工程技术经济资料和经签署的工程保修书，并具备国家规定的其他竣工条件。”《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第十六条规定：“建设单位在收到建设工程竣工报告后，应当组织设计、施工、工程监理等有关单位进行竣工验收。建设工程竣工验收应当具备下列条件：（一）完成建设工程设计和合同约定的各项内容；（二）有完整的技术档案和施工管理资料；（三）有工程使用的主要建筑材料、建筑构配件和设备的进场试验报告；（四）有勘察、设计、施工、工程监理等单位分别签署的质量合格文件；（五）有施工单位签署的工程保修书。建设工程经验收合格后，方可交付使用。”案涉施工合同通用条款第32.1条约定：“工程具备竣工验收条件，承包人按国家工程竣工验收有关规定，向发包人提供完整竣工资料及竣工验收报告。双方约定由承包人提供竣工图的，应当在专用条款内约定提供的日期和份数。”提交工程竣工报告和竣工资料是承包人的法定义务和合同约定义务。本院认为，煜豪置业公司与广宇建设公司签订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广宇建设公司又将该工程以分包名义交由梅××实际施工。广宇建设公司作为案涉工程承包方，对其承包的工程负有提供施工资料并协助发包方完成竣工验收的义务。梅××虽然不是《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相对人，但其是广宇建设公司的转承包人，也是案涉工程的实际施工人，依法负有协助广宇建设公司向发包方煜豪置业公司交付案涉工程施工资料和配合完成竣工验收的义务。二审庭审中，梅××和广宇建设公司均认可并同意提交案涉工程施工资料并配合竣工验收备案，故各方当事人应切实履行其承诺。一审法院判决梅××与广宇建设公司交付完整的工程竣工资料和验收报告，予以维持。
摘要2：
摘要1：解读：新《行政诉讼法》实施之后，被征收人不履行行政协议约定义务的，应当适用新《行政诉讼法》及《行政协议解释》的相关规定——（１）行政机关应当根据《行政协议解释》关于申请执行的规定主张合法权益；（２）行政机关不能提起民事诉讼，也不能提起反诉。
摘要2：【注解１】起草《房屋征收条例》时，对不履行房屋补偿协议行为属于民事性质还是行政性质存在争议，《房屋征收条例》第２５条第２款回避了补偿协议的性质——应作限缩性解释，即对被征收人不履行房屋补偿协议约定搬迁义务时，房屋征收部门可以以被征收人防对行政行为确定的义务不履行又不起诉的，申请法院强制执行搬迁义务。
【注解２】《房屋征收条例》和相关司法解释均未明确规定房屋征收补偿协议的性质，也未明确不履行协议产生纠纷是属于民事纠纷还是行政纠纷——（１）房屋征收补偿协议性质应当属于行政协议；（２）被征收人反悔，所提起的诉讼应当是行政诉讼；（３）被征收人拒不执行协议，政府可以依法申请法院强制执行。
摘要1：【裁判摘要】票据法第三十一条第一款规定：“以背书转让的汇票，背书应当连续。持票人以背书的连续，证明其汇票权利；非经背书转让，而以其他合法方式取得汇票的，依法举证，证明其汇票权利”。因此，票据法本身对于票据权利的转让并未限定在背书行为，未经背书的空白票据的交付仍然可以使持票人获取合法汇票权利。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票据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00）32号）第四十九条规定：“依据票据法第二十七条和第三十条的规定，背书人未记载被背书人名称即将票据交付他人的，持票人在票据被背书栏内记载自己的名称与背书人记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根据上述法律规定，背书人将空白背书票据交付他人，就包含有授权他人补充被背书人签章的意思表示，实际持票人所作的记载，产生与背书人记载相同的法律效力。因此，在杨××取得空白背书汇票时，完全有能力也有权利将自己或他人的名称记载于被背书人一栏，从而取得汇票权利。空白背书汇票的交付，发生了票据权利转让的法律效果。持票人将他人记载于被背书栏属于票据权利的让渡行使，票据权利实现的风险自其接受票据时发生转移。本案中，中茶园公司出具的汇票虽然未载明杨××与孟××为收款人，但古汉方公司依据中茶园公司的指令，向孟××交付了收款人及背书人均为古汉方公司，被背书人空白的汇票和加盖公章的空白《委托书》。孟××和杨××收取汇票时票据权利已经发生了转移，此后的背书及贴现行为即古汉方公司背书给晨润公司，晨润公司背书给闽赢公司，闽赢公司与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签订《商业汇票贴现合同》，将汇票贴现，均是杨××和孟××找到贴现人后填写的背书内容。委托书填写的贴现收款人为孟××朋友所有的虹馨麒公司。孟××在虹馨麒公司收到该笔贴现款后，承认收到中茶园1000万元，并支付给杨××200万元。票据关系和基础关系相独立是票据法上的重要原则，但该原则是为了保障票据的顺利流通，维护正常的市场交易秩序。本案中，杨××、孟××、汇票上载明的各个主体对于背书、被背书只是为了实现该汇票的贴现系明知，故在此种情形下不存在需要强调票据关系和各个基础关系相独立的情形。杨××及孟××二人亦明知并认可中茶园公司以银行承兑汇票的形式来偿还借款。本案中茶园公司空白背书汇票的交付及载有偿债内容收条的签收，表明中茶园公司借款债务履行的完成。
摘要2：
摘要1：【裁判摘要】原审判决认定案件基本事实存在错误或者违背法定程序，即使当事人未提起上诉也应当保护当事人申请再审的权利——案涉《房屋租赁合同》虽系2013年7月2日黄×代表野森公司与车沙龙公司签订，黄×在野森公司法定代表人处签名并作为收款人出具了租金收条，合同和收条均加盖了野森公司公章，但野森公司于2005年2月1日即变更为中安达公司，合同签订时黄×亦非中安达公司法定代表人。原审判决对于案涉租赁合同的实际出租人未予查明，判决中安达公司承担责任认定基本事实不清。且二审法院在邮寄送达未妥投情况下，未向中安达公司公告送达开庭传票、通知书等，亦违反法定程序。
摘要2：
摘要1：【裁判摘要】当事人申请如此宽泛的证据调查收集目的在于从中发现线索，对于调查收集上述证据的必要性缺乏有力的基础事实依据，不予准许其调查证据申请——西瑞公司认为李××没有资金出借能力．．．．．．故申请调取美登高公司、万润公司与袁××之间多个银行账户往来凭证及公司会计账薄，并对相关借款及担保协议、收条等书证的形成时间均申请进行鉴定。但西瑞公司申请如此宽泛的证据调查收集，目的在于从中发现线索，对于调查收集上述证据的必要性缺乏有力的基础事实依据；且西瑞公司并未因李××向袁××主张还款而受到损失，故原审法院不予准许其调查证据及鉴定申请并无不当。
摘要2：
摘要1：【裁判摘要】不构成恶意不诚信的迟延履行情形下恢复执行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是杨树房街道办事处按照《执行和解协议》及《补充和解协议》履行的最后一笔款项，是否构成迟延履行。本案中，被执行人杨树房街道办事处按照其与申请执行人迟××签订的《执行和解协议》及《补充和解协议》履行还款义务，前面五笔均在约定期限内履行，合计1300万元。虽然双方当事人在《执行和解协议》中约定，“乙方在约定的给付日前将相应的款项存入大连中院执行代管账户，即视为履行完该次给付义务。”但是，在双方履行和解协议过程中，杨树房街道办事处依照执行和解协议，按期支付的前五笔执行款，第一笔和第二笔执行款是以支票的方式付款，支付到大连中院，大连中院向其出具了《辽宁省行政事业单位资金往来结算票据》。第三笔、第四笔、第五笔执行款是在双方均在场的情况下，大连中院主持杨树房街道办事处将支票交给迟××，迟××在支票存根上签字并出具收条。可见，双方在履行和解协议过程中，通过第三笔、第四笔、第五笔执行款的实际履行方式实际变更了《执行和解协议》中约定的履行方式。因此，申诉人迟××所主张的杨树房街道办事处的最后一笔执行款未按照执行和解协议约定向法院账户付款的方式还款的理由不能成立。杨树房街道办事处在最后一笔执行款还款期限2016年12月31日前，于2016年12月20日开出了用途为迟××法院执行款，金额为280万元的中国农业银行转账支票一张。且2016年12月中旬，杨树房街道办事处的工作人员向大连中院工作人员反映，该单位向迟××履行和解协议约定应归还的欠款，但联系不到迟××。此后，大连中院工作人员多次拨打迟××的手机电话，均没有接通。可见，杨树房街道办事处积极按照《执行和解协议》和《补充和解协议》履行最后一笔款项。虽然杨树房街道办事处最终在2017年2月24日，才将280万元汇入大连中院账户。但是，杨树房街道办事处不存在恶意不诚信的迟延履行情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四百六十七条规定，一方当事人不履行或者不完全履行在执行中双方自愿达成的和解协议，对方当事人申请执行原生效法律文书的，人民法院应当恢复执行，但和解协议已履行的部分应当扣除。和解协议已经履行完毕的，人民法院不予恢复执行。本案按照《执行和解协议》及《补充和解协议》，约定的履行金额合计1580万元，
摘要2：（续）杨树房街道办事处在约定期限内已经履行了五笔，合计1300万元。大连中院（2017）辽02执恢202号执行通知书和报告财产令，载明大连中院已恢复对（2010）大民二初字第75号民事判决的执行，责令杨树房街道办事处自该通知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向迟××支付欠款1700万元。显然没有按照上述司法解释的规定，扣除和解协议已履行的部分。并且在最后一笔执行款履行，并不构成恶意不诚信的迟延履行情形下，大连中院（2017）辽02执恢202号执行通知书和报告财产令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辽宁高院裁定撤销大连中院（2018）辽02执异11号执行裁定、（2017）辽02执恢202号执行通知书和（2017）辽02执恢202号报告财产令，本院予以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