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解读：因履行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发生的争议，明确以法律事实发生时间作为判断是否适用《民法典》及新解释的基准点——（１）如果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成立于２０２１年１月１日之后，适用新解释；（２）如果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成立于２０２１年１月１日之前，合同的履行持续至２０２１年１月１日之后的，则以１月１日作为适用新旧解释的基准点：Ａ．２０２１年１月１日前履行合同发生争议的，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Ｂ．２０２１年１月１日后履行合同发生争议的，适用《民法典》第三编第四章和第五章及本解释的相关规定。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7)最高法民申1914号
【裁判摘要１】刑事案件执行终结后受害人可以另行提起民事诉讼对损失作出认定——刑事案件与民事案件在价值取向、保护法益、责任形式、证明标准、举证责任承担等方面均存在不同。因同一法律事实分别产生刑事法律关系和民事法律关系的，构成刑事责任和民事责任的聚合，刑事责任的承担并不能否定民事责任的承担。刑事案件没有执行终结也并不影响民事案件的受理和审理。为避免民事权利人（同时为刑事被害人）双重受偿，可在执行中对于刑事追赃与民事责任，依据实体责任的认定进行综合处理。因此，刑事案件未执行终结并不意味着民事案件不能受理。由于刑事案件和民事案件审理的法律关系和救济的法益不同，本案所涉刑事判决书认定远大公司实际损失的标准和依据与本案一二审法院认定的标准和依据存在不同，并不违反法律规定和客观事实。本案一二审法院依据中轻公司基于《代理协议》而提出的诉请，认定远大公司的损失为远大公司开立信用证支付的金额扣减追回的赃款、中轻公司支付的保证金后的数额，并无不当。
【裁判摘要２】一二审法院根据《审理经济纠纷案件涉及经济犯罪规定》第三条的规定判决中轻公司承担合同责任是否属于适用法律错误。《审理经济纠纷案件涉及经济犯罪规定》第三条规定：“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以该单位的名义对外签订经济合同，将取得的财物部分或全部占为己有构成犯罪的，除依法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外，该单位对行为人因签订、履行该经济合同造成的后果，依法应当承担民事责任。”如前所述，赵××在与远大公司签订《代理协议》时具有代理中轻公司签订该协议的身份和权限，其以中轻公司的名义与中远公司签订《代理协议》构成表见代理。中远公司以《代理协议》有效，中远公司已完全履行《代理合同》项下的义务、中轻公司构成违约为由，诉求中轻公司承担违约责任，一二审法院据此认定案涉《代理协议》有效、中轻公司承担合同责任符合《经济纠纷案件涉及经济犯罪规定》第三条的规定，并无不当。
【裁判摘要３】共同责任人承担民事责任，刑事被害人的民事权益得到全部救济的，民事案件的共同责任人有权向罪犯追偿，赃款应退还给共同责任——刑事判决与民事判决是否存在法律冲突。在民刑交叉案件中，由于救济的法益不同、责任形式不同，刑事案件与民事案件对于刑事被害人或者民事权利人的救济方式并不相同。在刑事判决明确进行追赃，
摘要2：（续）民事判决判决责任人承担民事责任的情形下，应对追赃与民事责任的认定和执行进行协调。在民事案件审理过程中，追赃款应从民事责任人赔偿范围内进行扣减。在执行过程中，执行法院应结合民事责任、刑事责任的认定，确定民事责任人应承担的民事责任范围和赃款的退还对象，避免民事权利人（刑事被害人）双重受偿。在民事案件已经执行完毕、刑事被害人的民事权益得到全部救济的情形下，因罪犯是民事责任的最终责任人，民事案件的责任人承担完民事责任后有权向罪犯追偿，因此，赃款应退还给民事责任人。本案中，中轻公司已全部履行本案项下全部给付义务，故案涉追赃款应给付中轻公司。一二审法院未明确该事项虽存在不当，但该不当不影响本案实体审理结果。
【裁判摘要４】违约金高于本金１.５倍是否过分高于实际损失？——本案违约金给付标准是否过高以及违约金总数过高是否系法院的过错导致。中轻公司认为其承担的违约金高于本金1.5倍之多，不符合我国合同法及其司法解释的规定。本院认为，其承担的违约金总额高于本金是因为给付违约金的时间过长而非给付利息的标准过高。违约金制度的功能主要在于填补民事权利人的损失，兼具惩罚责任方的功能。本案中，中轻公司占用资金期间导致中远公司资金损失。该损失主要是资金的利息损失。在当事人双方均为企业法人的情形下，按照民间借贷的利率计算的利息损失具有合理性。依照《代理合同》的约定，违约金按照日万分之五计算，折合成年利率为18.25%，并未超过依法保护的民间借贷利率24%的标准。因此，一二审法院判决中轻公司给付违约金的标准并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九条的规定的过高情形，法院不应调减违约金。中轻公司支付巨额违约金的根本原因是该公司拒绝履行《代理协议》项下的给付义务，而非法院审理程序过长。各级法院审理本案均系依据合法程序进行。在案情复杂、法律适用存在争议的情形下，由于正常的认识偏差导致的法律适用错误并不属于国家赔偿的范围。上级法院依法纠错正是依法保护民事主体的合法权利的程序价值所在。中轻公司认为系因法院审理期限过长导致违约金过高而主张国家赔偿的申请理由不能成立。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4)民提字第111号
【裁判摘要１】公司为逃避债务向与其存在关联关系的公司转移资产，则关联公司应在其关联交易的范围内向债权人承担赔偿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八条关于“二人以上共同实施侵权行为，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连带责任”的规定，以及该法第十三条关于“法律规定承担连带责任的，被侵权人有权请求部分或者全部连带责任人承担责任”的规定，紫云山庄公司应当在前述其虚构已付但实际并未支付的款项范围内承担连带责任。但对原审法院判决紫云山庄公司承担补充赔偿责任而非承担连带责任，一拖集团公司未提出再审申请，本院予以维持。．．．．．．本院认为，本案所涉罗兰德公司和紫云山庄公司之间共同被控制的关系属于前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一十六条第四项所定义的关联关系，亦为实际控制人利用以损害罗兰德公司利益，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仅以第二十一条规定利用关联关系侵权的责任主体但未包括共同被控制的关联公司的情况下，应参照适用该规定认定共同被控制的关联公司的侵权责任。因此，原审法院依据对案涉不当关联交易的依法认定，参照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一条规定，认定紫云山庄公司应当承担相应侵权赔偿责任并无不妥，本院予以维持。
【裁判摘要２】关于一拖集团公司诉罗兰德公司和紫云山庄公司应否合并审理的问题。一拖集团公司依据案涉反担保协议提起诉讼，请求判令罗兰德公司承担反担保责任，并认为紫云山庄公司与罗兰德公司恶意串通，转移罗兰德公司资产，造成罗兰德公司偿债能力丧失，损害了其合法利益，请求判令紫云山庄公司承担侵权责任。该两项诉讼请求涉及的法律事实具有牵连性，合并审理可以方便当事人诉讼。
【裁判摘要３】另一方面，在紫云山庄公司与罗兰德公司通过虚构已全部付款的不当关联交易损害罗兰德公司债权人利益的侵权事实成立的情况下，一拖集团公司作为罗兰德公司债权人既有权依法代位向紫云山庄公司主张债权，亦有权提起侵权诉讼，采取何种诉讼策略的权利应由一拖集团公司依法处分。因此，对紫云山庄公司关于在一拖集团公司未提起撤销权或者代位权诉讼的情况下，洛阳中院不应受理本案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最高法民申1034号
【裁判摘要】公证机构违反法律法规有关管辖规定异地取证而作出公证书不因程序瑕疵而否定其证明力——《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九条规定：“经过法定程序公证证明的法律事实和文书，人民法院应当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但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公证证明的除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十条规定：“已为有效公证文书所证明的事实，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当事人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法》第二十五条规定：“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申请办理公证，可以向住所地、经常居住地、行为地或者事实发生地的公证机构提出”。《公证机构执业管理办法》第三十六条第二款规定：“公证机构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法》第二十五条规定，跨执业区域受理公证业务的，由所在地或者设区的市司法行政机关予以制止，并责令改正。”上述法律规章对跨区域执业作出的公证书的效力问题并未规定无效,并不因此导致失去证明效力。故公证机构违反公证法律法规有关管辖规定异地公证取证的不能仅以该程序瑕疵否定公证文书对待证事实的证明效力。人民法院应根据优势证据规则，对该证据及其与其他证据是否足以形成完整证据链进行判断。本案中，陕西省西安市汉唐公证处就该过程出具(2019)陕证民字第010869号公证书，记载了购买被控侵权产品的全过程，公证购买过程合法，能够证明侵害著作权行为的真实性。虽然陕西省西安市汉唐公证处跨区域执业在程序上存在一定瑕疵，但不足以否定整个证据保全过程中记载事项的真实性。茹×在原审中并未对公证书记载事项的真实性表示质疑，且并未提供证据推翻公证事项的真实性，原审法院对陕西省西安市汉唐公证处出具的公证书所证明的事实予以确认并无不当。茹×关于涉案公证书程序违法不应采信的申请再审理由不能成立。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最高法民申4361号
【裁判摘要】注册商标权共有人在注册商标有效期届满时未能主动与其他共有人共同办理续展事宜不足以认定该共有人放弃注册商标专用权——《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第五条规定：“两个以上的自然人，法人或其他组织可以共同向商标局申请注册同一商标，共同享有和使用该商标专用权。”．．．．．．目前，该注册商标已经过商标局审核并获得续展，仍由陈×和刘××共有。在未经法定程序对此予以变更的情况下，不应变更该法律事实。．．．．．．因此，一审、二审法院认定涉案商标归陈震与刘恒中共同享有并无不当，陈×关于一审、二审法院未确认刘恒中已经放弃“千禧娃”商标专用权存在错误的再审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最高法知民终380号
【裁判摘要１】认定公司人格与股东人格存在混同的一般规则｜首先，关于公司法的基本原则。公司法第三条规定“公司是企业法人，有独立的法人财产，享有法人财产权。公司以其全部财产对公司的债务承担责任。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以其认缴的出资额为限对公司承担责任；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以其认购的股份为限对公司承担责任。”公司法第二十条第三款规定：“公司股东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逃避债务，严重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法人人格独立与股东有限责任是公司制度的基石，表现为公司具有独立财产、独立承担民事责任以及股东仅以出资额为限对公司债务承担责任两个方面。否认公司独立人格，由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的股东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是股东有限责任的例外情形，旨在矫正有限责任制度在特定法律事实发生时对债权人保护的失衡现象。其次，关于否定公司人格的判断标准和考虑因素。认定公司人格与股东人格是否存在混同，最根本的判断标准是公司是否具有独立意思和独立财产，最主要的表现是公司的财产与股东的财产是否混同且无法区分。在认定是否构成人格混同时，应当综合考虑以下因素：(1)股东无偿使用公司资金或者财产，不作财务记载的；(2)股东用公司的资金偿还股东的债务，或者将公司的资金供关联公司无偿使用，不作财务记载的；(3)公司账簿与股东账簿不分，致使公司财产与股东财产无法区分的；(4)股东自身收益与公司盈利不加区分，致使双方利益不清的；(5)公司的财产记载于股东名下，由股东占有、使用的；(6)人格混同的其他情形。
【裁判摘要２】法律并不禁止股东与公司之间的资金借贷或者借用等活动，这种使用活动并不必然属于无偿使用或用于偿还股东的债务。
【裁判摘要３】公司和股东之间的资金往来是否有财务记载是否定公司人格时的重要考虑因素之一。在有财务记载的情况下，则证明股东与公司之间的法律关系是借贷或者借用，股东与公司是两个独立的民事责任主体。即，如果公司作了财务记载，一般不构成人格混同。反之，股东无偿使用公司资金、财产，不作财务记载，可以证明公司人格不独立，已成为股东的工具、另一个自我。这时，应否定公司的人格。
摘要2：【注解】股东无偿使用公司资金和财产而不作财务记载应认定构成人格混同。
摘要1：【案号】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6)鄂民辖终92号
【裁判摘要】本案是华嵘公司基于其与中天信公司签订的《国内商业保理合同》中约定的应收账款转让，以债权受让人的身份向基础合同《ODM合作框架协议》的债务人烽火公司主张债权，涉及保理合同、债权转让、基础合同等多种法律关系。湖北省武汉市东湖新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受理的烽火公司诉中天信公司一案，系烽火公司要求中天信公司依据双方所签《ODM合作框架协议》赔偿各项损失提起的诉讼。虽然两案均涉及《ODM合作框架协议》，确有关联，但诉讼当事人、法律关系、法律事实均不尽相同，不属于基于同一法律关系或同一事实引发的纠纷，两个法院分别审理并无不当。上诉人主张将本案移送审理的理由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
摘要1：【案号】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6)云民终645号
【裁判摘要】本案系对反诉不予受理裁定进行上诉一案。上诉人在上诉中提出：上诉人主张的房款支付和被上诉人起诉的民间借贷系基于同一法律事实，是同一支付行为，双方的诉讼请求具有明确的牵连性。因此，应当合并审理。经本院审查，上诉人在一审反诉提出的诉讼请求主要是针对被上诉人支付房款的纠纷，而被上诉人本诉的诉讼请求是针对上诉人的民间借贷纠纷，两者确实是不同的法律关系，诉讼请求之间也不具有因果关系。因此，上诉人的反诉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的有关规定，一审法院裁定对上诉人的反诉不予受理是正确的，应予维持。综上所述，云南恒宸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吴××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一审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据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一条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摘要2：
摘要1：【案号】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京民申661号
【裁判摘要】保证人与合伙企业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为入伙投资人的投资款返还提供担保，即使保证人未直接与投资人签订保证合同保证人仍需承担保证责任——关于申请人上合诚公司是否应该承担保证责任的问题，原审法院充分分析了《保证合同》与《入伙协议》两个合同在目的、主体、合同指向、保证期间、保证方式及保证金额、范围六个方面的联系，结合最高额担保的性质，认定《保证合同》所应承担的保证责任及于上海泓澄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泓澄公司）优先级有限合伙人纪×并无不当；关于本案是否与在先裁定相矛盾的问题。虽然在先裁定以纪×与泓澄公司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和债务数额尚不明确为由裁定驳回了纪×的起诉。但是，该裁定生效后，纪×通过仲裁程序确认了与泓澄公司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和债权数额，发生了新的法律事实，因此，本案与在先裁定并不矛盾。
摘要2：【案号】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京03民终10939号
【摘要】上合诚公司上诉主张其未与纪颖直接签订过保证合同，亦未向纪颖承诺过保证责任，因此不成立保证合同关系。但是对照《保证合同》和《入伙协议》的内容来看，两份合同具有如下特征：1.目的相互衔接。《保证合同》是为约定期间内入伙上海泓澄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有限合伙人提供最高额保证担保，《入伙协议》则是约定了优先级有限合伙人入伙上海泓澄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享有的权利义务，包括利益保障和风险控制机制；2.主体身份一致。《保证合同》的委托保证人为泓澄公司、汉红公司，其作为上海泓澄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普通合伙人和管理人的身份，与《入伙协议》上所载一致。3.合同指向相互对应。《入伙协议》第十条明确约定了普通合伙人为入伙的优先级有限合伙人的出资提供第三方保证责任，上载保证合同编号与上合诚公司和泓澄公司、汉红公司签订的《保证合同》的合同编号一致。4.保证期间相符。2013年7月签订的《保证合同》约定保证期间为自该合同签订之日起36个月，同年8月签订的《入伙协议》则约定投资期限为有限合伙人基金权利起始日18个月退出，后该有限合伙企业（基金）于2013年8月30日成立，后者确定的主债务期间涵盖在前者保证合同期间。5.保证方式相同。《保证合同》第一条与《入伙协议》第十条均约定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6.保证金额及保证范围相符。《保证合同》约定最高额保证金额为壹亿元，保证范围为入伙协议项下的投资额本金，《入伙协议》第十条约定担保范围为本协议第五条项下的出资，而第五条则对有限合伙人纪颖出资额本金的数额、出资方式及缴付期限进行了约定，可见，保证范围均为投资额本金。根据以上两份合同紧密对应的条款及相互印证的内容，结合最高额担保的性质，可以认定上合诚公司与泓澄公司、汉红公司签订的《保证合同》所应承担的保证责任及于泓澄公司优先级有限合伙人纪×，对上合诚公司以未与纪颖签订保证合同为由，不应承担保证责任的上诉理由，不予支持。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最高法民辖60号
【裁判摘要１】当事人基于同一法律关系或者同一法律事实而发生纠纷，以不同诉讼请求分别向不同的法院起诉，为避免裁判之间的冲突，宜将多个案件由同一个法院合并审理。如果其中一个法院立案后发现对于案件没有管辖权，应当裁定将案件移送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合并审理；如果受理人民法院都有管辖权，后立案的人民法院得知有关法院先立案的情况后，应当裁定将案件移送先立案的人民法院合并审理。两个以上人民法院之间因管辖权发生争议，有关人民法院均应当停止进行实体审理，并按民事诉讼法第三十七条第二款的规定协商解决管辖争议，协商不成报请共同上级人民法院指定管辖。
【裁判摘要２】本案是基于双方履行《风电项目20MW风力发电机组采购合同》而发生两个关联纠纷案件的管辖问题：一是新誉公司诉长风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其诉讼请求主要是请求支付货款及迟延履行的利息；二是长风公司诉新誉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其诉求是因产品质量不合格而导致的损失赔偿，但是仍然属于对于合同履行的争议。关于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人民法院受理的新誉公司诉长风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争议标的为给付货币的，根据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十八条第二款的规定，接收货币一方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故本案原告为接受货币一方，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人民法院具有管辖权。而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中级人民法院受理的长风公司诉新誉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是因产品质量不合格而导致的损失赔偿纠纷，新誉公司为该案被告，同时属于该案中“履行义务一方”，根据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十八条第二款的规定，则新誉公司住所地既是被告所在地，又是合同履行地，故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人民法院具有管辖权。而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既非合同履行地，也不是被告所在地，对于该案没有管辖权。鉴于两案属于基于同一事实或同一法律关系而产生的纠纷,为了便于查清案件事实,保证裁判的统一性，上述两案应由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人民法院合并审理。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最高法民辖57号
【裁判摘要】（１）合同双方当事人基于同一份合同，基于同一法律事实，以不同诉讼请求分别向两地法院起诉应当合并审理；（２）合同同时约定履约地和交货地应以履约地确定合同履行地——江苏省江阴市人民法院受理的同发公司诉同鑫公司、姜××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与四川省武胜县人民法院受理的同鑫公司诉同发公司、朱××、谢××、谢××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系当事人履行同一案涉合同过程引发争议，基于同一法律事实，以不同诉讼请求分别向两地法院起诉，应当合并审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十八条第一款规定，合同约定履行地点的，以约定的履行地点为合同履行地。本案中，案涉合同右上角打印为“履约地点：江苏江阴”，第三条手写约定为“交货地点：四川省广安市武胜县经开区三期标准厂房B栋，提货方式：送货上门安装、调试OK”。分析案涉合同的上述约定，四川武胜县属于合同实际履行时双方当事人约定的交货地，江苏江阴市属于程序法意义上双方当事人约定的合同履行地。在双方当事人关于合同履行地和交货地的意思表示明确具体的情况下，同鑫公司、姜××关于应当以手写内容载明的“交货地四川武胜”作为合同履行地确定管辖的理由缺乏法律依据，双方当事人约定的合同履行地江苏省江阴市人民法院对本案有管辖权。四川省武胜县人民法院受理的同鑫公司诉同发公司、朱××、谢××、谢××等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应当移送江苏省江阴市人民法院合并审理。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最高法民申3667号
【裁判摘要１】民事诉讼中不宜简单以刑事判决所认定的有关事实原封不动作出事实认定而应综合判断——该刑事判决针对周××等人涉嫌刑事犯罪等法律事实所作的相关事实认定，与本案民事诉讼所涉法律事实并非同一法律事实。刑事诉讼与民事诉讼关于案件事实的认定所采信证据的证明标准以及证明目的并不一致，刑事诉讼与民事诉讼所调整的亦非同一法律关系，各自具有其独立的诉讼制度功能。民事诉讼中不宜简单地以刑事判决所认定的有关事实原封不动地作出事实认定，而应结合当事人之间诉争的法律关系、与诉争事实有关联性的案件事实以及当事人的诉辩主张等综合作出判断。就本案而言，海熙公司申请再审主张“该刑事判决认定，周××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合同的履行过程中，伪造工程签证单，取得被害单位海熙公司人民币2460481元”。经本院审查，江西省鹰潭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赣06刑终52号刑事判决查明，2011年周××授意他人在海熙御龙湾项目一期工程结算过程中制作一份编号为2011-017的虚假工程结算签证单，并伪造监理公司印章加盖在该签证单上，与海熙公司进行工程结算。海熙公司在扣除5％质保金后向东源公司支付2460481元。该刑事判决认为，“尽管周××等人实施了合同诈骗行为，但其伪造的工程签证，仅占涉案全部工程量中极小部分，且周永章继续履行了施工合同，完成工程施工任务并交付使用；在本案二审期间，其愿意从(2020)赣民终405号民事判决确定海熙公司应付的工程款中扣除这246万余元。”根据该刑事判决上述认定，周××系在海熙御龙湾一期工程结算过程中，通过伪造工程结算签证单的方式骗取海熙公司2460481元，而本案当事人之间有关工程款的纠纷系针对海熙御龙湾三期项目。虽然周××在刑事诉讼期间表示愿意从本案二审(2020)赣民终405号民事判决确定海熙公司应付的工程款中扣除这246万余元，但该刑事案件被告人周××并非本案的当事人，且本案查明的相关事实也未认定周××有权代表东源公司对于案涉工程款数额作出于己不利的让步。因此，海熙公司以相关刑事判决认定的事实足以推翻本案民事判决为由申请再审，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裁判摘要２】当事人判决生效后另行单方委托有关鉴定机构作出鉴定意见审核书不符合民事诉讼法关于鉴定结论作为证据使用的规定，不足以推翻生效判决认定的事实——鉴定机构系在原审法院主持下由双方当事人共同协商选定，鉴定机构以及鉴定人员均有相应资质，鉴定结论做出后鉴定人员多次出庭接受双方当事人质询，该鉴定结论并无程序瑕疵，可以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关于鉴定结论所涉项目的工程款数额是否正确，海熙公司在二审判决后另行单方委托其他鉴定机构针对鉴定结论进行审核，并以该《结算造价审核书》作为再审的证据据以证明自己的主张。本院认为，根据民事诉讼法以及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当事人可以就查明事实的专门性问题向人民法院申请鉴定。经当事人协商确定或者人民法院指定的鉴定机构出具的鉴定结论在送交当事人后，鉴定人员就当事人对鉴定结论的内容作出解释、说明或者补充的，或者出庭作证并接受当事人询问的，该鉴定结论可以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证据。现海熙公司在二审判决后另行单方委托有关鉴定机构作出的《结算造价审核书》，并不符合民事诉讼法关于鉴定结论作为证据使用的规定。因此《结算造价审核书》所反映的事实不足以推翻生效判决认定的事实。
摘要1：解读：刑事判决针对刑事犯罪等法律事实所作的相关事实认定，与民事诉讼所涉法律事实并非同一法律事实。刑事诉讼与民事诉讼关于案件事实的认定所采信证据的证明标准以及证明目的并不一致，刑事诉讼与民事诉讼所调整的亦非同一法律关系，各自具有其独立的诉讼制度功能。民事诉讼中不宜简单地以刑事判决所认定的有关事实原封不动地作出事实认定，而应结合当事人之间诉争的法律关系、与诉争事实有关联性的案件事实以及当事人的诉辩主张等综合作出判断。
摘要2：
摘要1：【案号】海南省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琼97民终1268号
【裁判摘要】“神头湾”、“新英湾”两船拆解以废钢船卖出，导致了其法律事实上灭失，显然6695万元补贴款是政府基于“神头湾”、“新英湾”两船的提前报废即灭失而补助的补偿金，而“神头湾”、“新英湾”两船是信达公司98883893.42元债权的担保抵押物，根据上述法律规定，故信达公司98883893.42元债权对“神头湾”、“新英湾”两船的政府补贴6695万元享有优先受偿权。泛洋公司上诉主张政府补贴款项6695万元不属于抵押物灭失补偿款，不应属于信达公司优先受偿范围，不符合事实和法律规定，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
摘要1：【案号】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京民终156号
【裁判摘要】中海阳公司进入破产程序后，主债权停止计息的效力是否及于成都禅德公司｜本院认为，中海阳公司进入破产程序后，主债权停止计息的效力不应及于担保人成都禅德公司。理由如下：首先，破产法第四十六条第二款规定：“附利息的债权自破产申请受理时起停止计息”，该条是债务人进入破产程序后，对债权利息如何止付所作的特别规定，但仅规定破产债务人与其债权人之间如何在该程序中计息问题，并未涉及担保人。其次，担保制度的设立目的即是为了预防债务人不能清偿的风险，成都禅德公司在签订《抵押协议》《补充协议》时，已经预见到其有可能要代替主债务人中海阳公司承担包括本金、利息在内的全部债务。无论债务人是否破产，该责任和风险在上述协议签订之时即已存在，并不因债务人破产这一事实的出现而消减或免除。因此，北京银行昌平支行要求成都禅德公司承担破产申请受理后的债权利息，本身并未加重成都禅德公司的担保责任。第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有关担保制度的解释》第二十二条规定，人民法院受理债务人破产案件后，债权人请求担保人承担担保责任，担保人主张担保债务自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之日起停止计息的，人民法院对担保人的主张应予支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三条明确规定，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没有规定而民法典有规定的，可以适用民法典的规定，但是明显减损当事人合法权益、增加当事人法定义务或者背离当事人合理预期的除外。因案涉《抵押协议》第二十一条约定，成都禅德公司或中海阳公司在本协议有效期内被宣告解散、破产或歇业的，北京银行昌平支行有权处分部分或全部抵押资产，并从处分后的价款中优先受偿。即在《抵押协议》签订时，北京银行昌平支行与成都禅德公司均认可在中海阳公司进入破产程序后，以抵押财产价值实现北京银行昌平支行的全部债权。如果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有关担保制度的解释》第二十二条的规定，显然背离了北京银行昌平支行的合理预期。故成都禅德公司应对担保协议项下的全部债务承担担保责任。一审法院相关认定正确，本院予以维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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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2)新民终137号
【裁判摘要】关于主债务人破产后，应否对担保债务停止计息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三条规定：“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没有规定而民法典有规定的，可以适用民法典的规定，但是明显减损当事人合法权益、增加当事人法定义务或者背离当事人合理预期的除外”。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有关担保制度的解释》第二十二条“人民法院受理债务人破产案件后，债权人请求担保人承担担保责任，担保人主张担保债务自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之日起停止计息的，人民法院对担保人的主张应予支持”的规定，山西金晖集团公司、李××１、李××２关于担保破产债务自2018年7月23日起停止计息的主张成立。一审法院对华融资产新疆分公司要求山西金晖集团公司、李××１、李××２承担2018年8月21日之后债务利息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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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豫民再511号
【裁判摘要１】关于泰瑞置业公司的再审请求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审判监督程序严格依法适用指令再审和发回重审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七条规定：再审案件应当围绕申请人的再审请求进行审理和裁判。对方当事人在再审庭审辩论终结前提出再审请求的，应一并审理和裁判。本案再审期间，本院再审开庭前，泰瑞置业公司亦提出再审请求，根据该条规定精神，应将泰瑞置业公司作为再审申请人对待，并将其再审请求一并审理和裁判。
【裁判摘要２】关于本案是否适用民法典及其相关司法解释等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三款规定：“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持续至民法典施行后，该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民法典的规定，但是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涉案借款合同于2020年4月14日签订，借款期限12个月，从2020年4月14日起至2021年4月14日止。民法典2021年1月1日起施行。涉案借款合同虽然签订在民法典施行之前，但借款期限这一法律事实跨越了民法典施行时间即持续至民法典施行后，根据该条规定，本案应适用民法典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有关担保制度的解释》系对民法典担保制度的司法解释，与民法典同时施行，当然亦适用于本案。
摘要2：【解读】一审判决确认利息计算至主债务人破产申请裁定受理之日。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18)最高法执监484号
【裁判摘要１】次债务人在强制执行程序中主张债务已履行完毕之异议按照执行行为异议程序进行生产而非案外人异议进行审查——康盈医院主张被执行人建工集团公司对康盈医院的到期债权系本案执行标的，康盈医院提出异议认为该债权已履行完毕，因而康盈医院应当界定为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七条规定的案外人，本案应当适用案外人异议程序进行审查。本院认为，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七条所规定的案外人异议程序，其程序适用情形基本限于案外人对执行标的主张所有权、使用权等实体权属，案外人提出异议的目的在于阻止执行标的经强制执行而转让、交付。本案中，被执行人建工集团公司对康盈医院的到期债权系本案执行标的，康盈医院所提异议虽然在形式上指向该到期债权，但其异议主张系认为债权已履行完毕而无需直接向申请执行人清偿，并非对该到期债权主张类似于所有权的实体权属。康盈医院所提异议之实质与案外人异议有本质区别，故宿迁中院及江苏高院将其定位于执行程序中的利害关系人，并进而通过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五条规定的执行异议程序审查其诉求，符合民事诉讼法的程序原理及相应规则。
【裁判摘要２】到期债权次债务人未按期提出异议而又不履行，人民法院得以对其裁定强制执行；而在对其强制执行进程中，该次债务人仍可提出债务已履行完毕的抗辩，人民法院应当对该项异议进行审查，进而认定债务是否确已履行——按照本案查明事实，宿迁中院因被执行人建工集团公司未能履行债务，依据申请执行人筑虞公司的申请，向康盈医院发出履行到期债务通知，因康盈医院到期未提出异议又未直接向申请执行人履行债务，宿迁中院裁定对康盈医院强制执行。宿迁中院上述执行行为完全符合相关法律及司法解释的规定，康盈医院因到期未提出异议且未履行债务，而由宿迁中院裁定强制执行，应当自行承担相应法律后果。但是，康盈医院在司法解释所规定到期债权履行异议期期满后，方提出债务已履行完毕的抗辩，对此，宿迁中院及江苏高院大致认为凡到期债权法律关系中的次债务人未按司法解释规定的期限提出异议，即已丧失在执行程序中的抗辩权，故不予审查认定。对于到期债权异议期满后是否丧失抗辩问题，执行实践中确属疑难问题，也存有较大争议。本院认为，按照执行工作若干规定第65条的规定，到期债权法律关系中的次债务人未在指定期限内提出异议而又不履行的，执行法院有权裁定对其强制执行，
摘要2：（续）此时该次债务人之法律地位已近似于被执行人，故应取得不劣于被执行人的程序救济权利。被执行人可以提出执行异议，主张其已履行生效法律文书所确定债务，人民法院应当对该项异议进行审查，进而认定债务是否确已履行。按此逻辑，对于已裁定准予强制执行之到期债权次债务人，理应可以提出异议而主张其已履行向债务人即被执行人所负到期债务。否则，如不保障到期债权次债务人此项程序救济权利，将导致该次债务人难循其他明确救济途径，且较大可能在实体上也难获公平结果。一旦如此，该次债务人因主观或客观原因而未行使到期债权异议权，其行为后果不免过于严苛。概括之，到期债权次债务人未按期提出异议而又不履行，人民法院得以对其裁定强制执行；而在对其强制执行进程中，该次债务人仍可提出债务已履行完毕的抗辩。依上分析，康盈医院虽超出异议期提出债务履行完毕抗辩，但宿迁中院仍应在执行异议程序中对其主张进行审查，认定债务是否确已履行完毕，并进而认定是否继续对康盈医院强制执行。因宿迁中院并未对康盈医院此项抗辩予以审查，有必要由该院对本案重新审查作出认定。此外，康盈医院向本院申诉时所提交黑龙江省明水县人民法院民事判决，属本案复议裁定作出后发生的新的法律事实，能否据此认定康盈医院与建工集团公司的债权债务已履行完毕，需宿迁中院在异议重审程序中一并审查认定。综上，因宿迁中院并未在执行异议程序中对康盈医院所主张债务履行完毕抗辩进行审查，且目前发生可能影响案件认定的新的法律事实，故本案应由宿迁中院通过执行异议程序重新审查，在查明本案所涉到期债权是否确已履行完毕后，重新作出认定结论。
摘要1：【案号】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5)浙民申字第2635号
【裁判摘要】借用他人名义购买商品房并占有使用的，真实权利人可以请求确认其享有所有权并对抗登记人的一般债权人。《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条规定“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肯定了不动产物权变动的登记生效原则，但并不否定例外情形的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十七条还规定“不动产权属证书是权利人享有该不动产物权的证明。不动产权属证书记载的事项，应当与不动产登记簿一致；记载不一致的，除有证据证明不动产登记簿确有错误外，以不动产登记簿为准”，明确不动产权属证书以及与之一致的不动产登记簿的权利推定效力，但权利推定属于可以推翻的法律事实。因此，真实权利人能够证明该登记簿的记载与真实权利状态不符的，有权提出确认其享有所有权的请求。当然，基于不动产登记的公示、公信原则，如果第三人信赖登记显示的物权状态而与登记人进行交易行为，真实权利人不得据此对抗该第三人。本案中，本案叶××、张××借用苏××、黄××名义购买商品房并占有使用的事实清楚，并无规避法律的情形，应××系申请执行人，对登记人仅享有金钱债权，不属于公示、公信原则需要保护的交易第三人，叶××、张××作为真实权利人有权请求确认享有所有权并据此对抗登记人的一般债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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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最高法民申4069号
【裁判摘要】首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二条规定：“承包人行使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的期限为六个月，自发包人应当给付建设工程价款之日起算。”《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八条规定：“利息从应付工程价款之日计付。当事人对付款时间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的，下列时间视为应付款时间：(一)建设工程已实际交付的，为交付之日；(二)建设工程没有交付的，为提交竣工结算文件之日；(三)建设工程未交付，工程价款也未结算的，为当事人起诉之日。”本案中，同程公司、安舒公司、博友公司于2018年7月5日签订了《和解复工协议》，约定“确认截止本协议签订时，同程公司前期施工完成工程安舒公司还应向同程公司支付的债权金额为3200万元”，并约定“1.在三方签订本协议后25日内(2018年7月底前)，安舒公司向同程公司支付600万元；同程公司必须在收到该笔款项后5日内进场复工，如同程公司未按时复工则……；2.同程公司实际进场复工后，每月15日前安舒公司向同程公司支付一次该欠款，支付金额不低于200万元；但上述欠款必须在2019年1月31日前付清”。据此，二审法院认定3200万元工程价款的应付款日期为2019年1月31日，并以此作为同程公司主张该笔价款的优先受偿权的起算时间并无不当，同程公司至迟应在2019年7月31日前主张优先受偿权。同程公司主张以合同解除时间作为优先受偿权起算时间，无事实与法律依据。．．．．．．二、关于应否将行使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的期限延长至十八个月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一)》的规定，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发生的争议，应以法律事实发生时间作为判决是否适用新解释的基准点。本案中，案涉工程争议发生在2021年1月1日之前，故应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即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行使期限为六个月。同程公司关于本案应适用优先受偿权行使期间应延长至十八个月的再审主张不能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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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最高法民终841号
【裁判摘要】未取得规划许可等手续不影响优先受偿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条规定：“未竣工的建设工程质量合格，承包人请求其承建工程的价款就其承建工程部分折价或者拍卖的价款优先受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案涉4号、5号楼、地库、地库虽未经竣工验收合格富房产公司已实际占有使用，应视为对工程质量的认可，一审认定中兴建设公司就4号、5号楼、地库、地库未付工程款享有优先受偿权并无不妥程未取得规划许可等手续责任在于百富房产公司，并不在于中兴建设公司，且法律并未以工程未取得相关手续作为承包人不享有优先受偿权的条件。
【摘要１】即使是非强招标工程，承包方在履行法定招标投标程序之前就已经进场施工属于串通投标无效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2017年修订)第四十三条规定：“在确定中标人前，招标人不得与投标人就投标价、投标方案等实质性内容进行谈判。”第五十三条规定：“投标人相互串通投标或者与招标人串通投标的，投标人以向招标人或者评标委员会成员行贿的手段谋取中标的，中标无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法释〔2004〕14号)第一条规定：“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的规定，认定无效：……(三)建设工程必须进行招标而未招标或者中标无效的。”双方当事人于2011年7月26日就百富明苑小区7号楼签订《承包协议书》，并于2011年9月20日通过招投标程序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上述合同虽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百富房产公司亦在向本院起诉前取得7号楼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等规划审批手续，但中兴建设公司认可在履行法定招标投标程序之前已就案涉工程进场施工，此行为属于先定后招、明招暗定的串标行为，依据上述法律及司法解释的规定，中兴建设公司关于案涉7号楼工程的中标无效，案涉7号楼《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亦因中标无效属无效合同。
【摘要2】关于百富房产公司主张的中兴建设公司应向其开具增值税普通发票诉讼请求是否应予支持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2019年修订)第十九条规定：“销售商品、提供服务以及从事其他经营活动的单位和个人，对外发生经营业务收取款项，收款方应当向付款方开具发票……”
摘要2：（续）依据上述规定，中兴建设公司应当向百富房产公司开具发票。“开具发票”虽从文义解释看是指由税务机关开具和履行，但从上述规定及建设工程合同交易习惯来看，其含义并非是指由税务机关开具发票，而是指在给付工程款时需由收款人向付款人给付税务机关开具的发票，该给付义务属收款人应当履行的法定义务，属于民事法律关系范畴，本院应当依法审理，中兴建设公司关于该项请求不属于法院民事案件受案范围的抗辩理由本院不予采信，中兴建设公司应当向百富房产公司移交税务机关开具的增值税普通发票。百富房产公司认可中兴建设公司就案涉工程已移交增值税普通发票数额为98903600.85元，中兴建设公司对该数额虽不认可，但在本院限定期限内未提交证据证实其实际移交发票数额，故中兴建设公司向百富房产公司移交增值税普通发票的数额应认定为81475609.72元(180379210.57元－98903600.85元)。
【案号】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新民初64号
【摘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一)》(法释〔2020〕25号)第四十一条规定：“承包人应当在合理期限内行使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但最长不得超过十八个月，自发包人应当给付建设工程价款之日起算。”《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法释〔2020〕15号)第二条规定：“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有规定，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但是适用民法典的规定更有利于保护民事主体合法权益，更有利于维护社会和经济秩序，更有利于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除外。”依据上述法律及司法解释的规定，本案虽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对于行使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的期限亦有规定，但适用新的解释更有利于保护实际施工人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和经济秩序、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故对本案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行使期限的认定应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一)》(法释〔2020〕25号)第四十一条规定的最长不超过十八个月的除斥期间。
摘要1：解读：（１）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一)》的规定，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发生的争议，应以法律事实发生时间作为判决是否适用新解释的基准点；（２）工程争议发生在2021年1月1日之前，应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即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行使期限为６个月，而不应将适用优先受偿权行使期间应延长至１８个月。
摘要2：【注解】另外裁判观点认为：适用新的解释更有利于保护工人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和经济秩序、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故对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行使期限的认定应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一)》第４１条规定的最长不超过１８个月的除斥期间。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最高法民终895号
【裁判摘要１】关于本案法律适用问题。《电子商业汇票业务管理办法》系由中国人民银行为统一规范电子商业汇票业务，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票据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签名法》《物权法》《票据管理实施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制定的规章制度，是对以往法律法规未能明确的事项进行了进一步的明确。电子商业汇票系统(简称ECDS)是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建立，依托网络和计算机技术，接收、存储、发送电子商业汇票数据电文，提供与电子商业汇票货币给付、资金清算行为相关服务的业务处理平台。电子商业汇票是指出票人依托电子商业汇票系统，以数据电文形式制作的，委托付款人在指定日期无条件支付确定金额给收款人或者持票人的票据。电子商业汇票分为电子银行承兑汇票和电子商业承兑汇票。电子银行承兑汇票由银行业金融机构、财务公司(以下统称金融机构)承兑；电子商业承兑汇票由金融机构以外的法人或其他组织承兑。电子商业汇票的付款人为承兑人。案涉票据系电子商业汇票，在《电子商业汇票业务管理办法》有明确规定的情形下，本案应当适用《电子商业汇票业务管理办法》，《电子商业汇票业务管理办法》未尽事宜，遵照《票据法》《票据管理实施办法》等法律法规执行。故一审法院适用《电子商业汇票业务管理办法》第三十二条、第六十九条处理本案并无不当。吉林集安农商行、龙里国丰村镇行上诉关于一审适用规避《票据法》第四十条、第五十三条、第六十五条的规定，而适用中国人民银行颁布的《电子商业汇票业务管理办法》第三十二条、第六十九条的规定有误的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根据《电子商业汇票业务管理办法》第五条关于“电子商业汇票的出票、承兑、背书、保证、提示付款和追索等业务，必须通过电子商业汇票系统办理”的规定、第十一条关于“电子商业汇票信息以电子商业汇票系统的记录为准”的规定以及第六十七条关于“追索时，追索人应当提供拒付证明。拒付追索时，拒付证明为票据信息和拒付理由。非拒付追索时，拒付证明为票据信息和相关法律文件”的规定可知，电子承兑汇票的拒付证明为全国电子商业汇票系统记录的票据信息，商票的一切活动均在ECDS上记载生成，而ECDS是由中国人民银行牵头建设的全国性金融业务运行系统，它通过采用电子签名和可靠地安全认证机制，能够保证其唯一性、完整性和安全性。
摘要2：（续）……根据《票据法》第五十三条第三款关于“通过委托收款银行或者通过票据交换系统向付款人提示付款的，视同持票人提示付款”的规定，《票据法》第六十一条关于“汇票到期被拒绝付款的，持票人可以对背书人、出票人以及汇票的其他债务人行使追索权”的规定，以及《票据法》第六十二条关于“持票人行使追索权时，应当提供被拒绝承兑或者被拒绝付款的有关证明”的规定，乌苏农商行并未丧失案涉票据追索权，向其前手、出票人、收款人进行追索，依法享有对案涉商业承兑汇票的追索权。故吉林集安农商行关于因其未收到拒绝事由的通知，故乌苏农商行不享有案涉票据追索权的上诉主张，本院无法采信。
【裁判摘要２】本案是否应中止审理或者移送刑事侦查部门处理的问题。本案系票据追索权纠纷，本案审理的是乌苏农商行与吉林集安农商行、龙里国丰村镇行之间的票据追索权纠纷，涉嫌票据诈骗刑事犯罪法律关系与本案均不相同，不属于同一法律关系。依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条第一款第五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中止诉讼：本案必须以另一案的审理结果为依据，而另一案尚未审结的”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同一公民、法人或其他经济组织因不同的法律事实，分别涉及经济纠纷和经济犯罪嫌疑的，经济纠纷案件和经济犯罪嫌疑案件应当分开审理”的规定以及第十条“人民法院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发现与本案有牵连，但与本案不是同一法律关系的经济犯罪嫌疑线索、材料，应将犯罪嫌疑线索、材料移送有关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查处，经济纠纷案件继续审理”的规定，由于本案的审理并非必须以涉嫌刑事犯罪案的审理结果为依据，故本案不应中止审理。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最高法民申7490号
【裁判摘要１】（１）不可抗力与情势变更相似但不可抗力并非情势变更；（２）不可抗力免除民事责任的规定是指合同解除后继续履行的合同义务消灭，相应民事责任可以免除，不免除合同解除的法律后果——《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条第二款关于“不可抗力是指不能预见、不能避免且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七条第二款关于“本法所称不可抗力，是指不能预见、不能避免并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关于不可抗力的定义虽然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六条关于“合同成立以后客观情况发生了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无法预见的、非不可抗力造成的不属于商业风险的重大变化，继续履行合同对于一方当事人明显不公平或者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当事人请求人民法院变更或者解除合同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公平原则，并结合案件的实际情况确定是否变更或者解除”的规定所指的情势变更相似之处，但并不足以说明本案所涉情形应当认定为情势变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条第一款关于“因不可抗力不能履行民事义务的，不承担民事责任。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七条第一款关于“因不可抗力不能履行合同的，根据不可抗力的影响，部分或者全部免除责任，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当事人迟延履行后发生不可抗力的，不能免除责任”中关于可以免除民事责任的规定是指合同解除后继续履行的合同义务消灭，相应民事责任可以免除，而本案所涉情形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关于“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的规定，解决合同解除前一方已经获得的基于整个合同履行完毕才能实现的利益、相对方所形成的损失如何弥补问题，故原审法院适用法律并无错误。
【裁判摘要２】（１）鉴定或者评估报告上缺少鉴定或者评估人员签字并不足以否定其证明力；（２）评估报告期限仅表示其准确性将随一定时间经过有所变化，案件事实已无法另行查明情况下可以根据评估报告结合查明事实予以认定——审理民事案件应当根据证据所能证明的法律事实依法进行裁判，但并不要求证据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资产评估报告》上是否缺少评估人员的签字，并不足以否定其证明效力，
摘要2：（续）亦无法律规定缺少上述形式要件的情形将导致评估结果无效的法律后果。该评估报告虽有相应期限，仅表示其准确性将随一定时间经过有所变化，鉴于本案所涉事实已无法另行查明，该评估报告在相当程度上可以反映待查事实，而种苗场也未能举证证明该评估报告的结果与随后变动的事实产生已巨大差距，也未能否定公证的法律效力以及《资产评估报告》《计算成果报告》的专业性和权威性，故原审法院以前述具有专业资质的鉴定机构所作鉴定报告的内容为基础，结合本案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印证，并不存在所查明事实无证据支持的情形。
【案号】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新民终2号
【摘要１】合同履行中出现违法行为并不导致合同归于无效——《种苗场沙坑治理及土地承包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应属合法有效。合同履行中即使出现违法行为，但并不导致合同归于无效。《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四条、第四十四条规定的情形不适用于本案实际情况。一审法院以双方当事人签订合同将农用地及未利用地用于建设并对外转租经营，改变了土地用途，未经相关部门批准，更未进行变更登记，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四条、第四十四条规定为由，认定合同无效属适用法律错误，本院予以纠正。
【摘要２】（１）征收属于不可抗力；（２）直接起诉请求法院依法判令解除合同，自一审法院向被告送达起诉状副本时发生解除合同的效力——本案中，种苗场与通周建设公司签订合同约定承包期限至2037年5月31日止，在合同履行过程中，由于飞机场扩建工程，案涉土地于2016年被征收，致使通周建设公司无法继续再使用土地，应属不可抗力，合同所约定由通周建设公司对其承包后的土地进行综合开发利用的合同目的因土地被政府征收而无法实现，如果合同继续履行显然会造成双方的财产权益的重大损失，据此，通周建设公司享有当然的法定解除权，故通周建设公司起诉要求解除与种苗场于2007年6月1日签订的《种苗场沙坑治理及土地承包合同》的诉讼请求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通周建设公司未举证证明其在诉讼前已通知对方要求解除合同，而系直接起诉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判令解除合同，自一审法院向种苗场送达起诉状副本时可以视为通周建设公司请求解除合同的意思表示到
摘要1：【案号】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沪02民终2453号
【裁判摘要】关于倾辉公司对案涉车辆是否享有转租权之事实对《单车租赁协议》效力的影响。根据查明事实，案涉车辆的所有权归于国际汽车城公司。根据当前已提交合同可知，国际汽车城公司只与骏伊公司之间签订了《汽车租赁服务合同》，该合同中约定的租赁车型荣威ERX5与案涉车辆的车型不相符，且该合同明确约定承租人不得对外转租。倾辉公司主张其通过与神捕公司签订合同的形式取得对案涉车辆的使用权，但鉴于无证据证明神捕公司自案涉车辆产权人处取得了处分该车辆的相应权利，故倾辉公司并未实际上取得向陈××出租案涉车辆的权利，两者之间签订的《单车租赁协议》实属无权处分条件下签订的合同。关于基于无权处分而签订的合同之性质认定，案涉《单车租赁协议》的签署和履行以及纠纷发生时间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以下简称《民法典》)施行之前。于此期间有效的《合同法》第五十一条只规定了权利人追认和无处分权人事后获得处分权的情形下无权处分合同有效。然而本案涉及的权利人即国际汽车城公司未对《单车租赁协议》进行追认且无权处分人即倾辉公司并未后续取得对案涉车辆的转租权的情形，《合同法》未对之进行规定。此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五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三条仅规定，基于无权处分而签订的买卖合同不可认定为无效合同，故针对无权处分下的租赁合同的效力无生效法律进行明确规定。然而，《民法典》第七百一十六条第二款明确规定“承租人未经出租人同意转租的，出租人可以解除合同”。未经出租人同意转租签订的出租合同，只有在合同生效的基础上方可谈及出租人可行使对该租赁合同的解除权，故依据《民法典》相关规定，案涉《单车租赁协议》应为有效合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三条的规定，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没有规定而民法典有规定的，可以适用民法典的规定。故本案可以适用《民法典》的规定。综上，案涉《单车租赁协议》应为有效。
摘要2：
摘要1：【裁判摘要】债权债务已经转移，原债务人并非协议义务人——本案中，唐山中院在一审审理过程中于2013年5月3日、5月16日分别向文投公司送达该院(2013)唐民初字第861号、第134号民事裁定及协助执行通知书，分别查封华宸公司在文投公司应得工程款1500万元、2200万元，未经唐山中院允许，所查封的工程款不得向华宸公司支付。显然，此系针对被执行人对第三人的到期债权采取的冻结措施，在执行法院对到期债权采取冻结措施后，该第三人不得对被执行人进行清偿。但是，既然是对被执行人到期债权的冻结，其前提是被执行人享有对第三人的到期债权，且冻结措施的对象只能是对被执行人负有到期债务的该第三人。而根据查明事实，文投公司与华宸公司虽然签订有两份BT投资建设合同，曾经有过债权债务关系，但在2011年5月6日，文投公司、华宸公司、南湖公司即已签订了《合同主体变更协议》，约定由南湖公司概括承受文投公司在前述合同中的权利义务。因此，自该合同签订生效之后，文投公司与华宸公司之间已经没有债权债务关系，华宸公司对文投公司不再享有债权。故唐山中院在2013年5月3日、5月16日查封华宸公司在文投公司应得工程款1500万元、2200万元的事实前提已经不复存在，该院对文投公司采取冻结到期债权的执行措施属于对象错误。．．．．．．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此情况下，冻结到期债权的义务主体是南湖公司，该公司违反冻结义务而擅自支付的，则应由该公司承担追回责任。至于该公司与文投公司之间存在母子公司关系，其支付相应款项可能需要经过母公司文投公司审批等内部股权架构及管理权限设置等情况，都不能改变南湖公司是冻结到期债权的义务主体这一法律事实，因此，如果南湖公司违反执行裁定擅自支付工程款，承担追回责任的只能是南湖公司，而不能是母公司文投公司。这与如果南湖公司应承担追回责任，不能由南湖公司内部的审批人员承担追回责任的法理类似。当然，如果文投公司作为母公司，存在其他故意不协助法院执行情形，构成妨碍执行的，可以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对其采取相应的强制措施。但在本案中，不得以母子公司之间存在资金审核关系为由，要求文投公司承担追回南湖公司擅自支付款项的责任。综上，文投公司与被执行人华宸公司之间没有债权债务关系，不是本案到期债权冻结措施的义务主体，对其采取到期债权冻结措施错误。如果南湖公司存在违反执行裁定而擅自支付冻结债权款项的情况，
摘要2：（续）应由南湖公司承担相应的追回责任，而不应由文投公司承担。故，文投公司的申诉请求成立，本院予以支持。
摘要1：【裁判要旨】根据《民诉法解释》第233条的规定，反诉与本诉的诉讼请求基于相同法律关系、诉讼请求之间具有因果关系，或者反诉与本诉的诉讼请求基于相同事实的，人民法院应当合并审理。原告以股权转让纠纷为由提起诉讼，要求被告支付所欠股权转让款。诉讼过程中被告提起反诉，以原告对其公司出资不实为由要求补缴股东出资。故本诉的法律关系是股权转让纠纷，依据的法律事由是双方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反诉的法律关系是股东出资不足的法律关系，依据的法律事由是股东出资不足的补缴责任。本诉与反诉并非基于相同的法律事实和法律关系，故法院对被告的反诉请求裁定不予受理，告知其另行起诉，并无不当。
【裁判摘要】股权转让纠纷与出资不足补缴责任不属于同一法律关系不构成反诉——本案一审原告曾×以股权转让纠纷为由提起诉讼，要求甘肃华慧能公司支付下欠股权转让款。在一审诉讼过程中，甘肃华慧能公司提起反诉，以曾×对深圳华慧能公司出资不实为由，要求曾×补缴股东出资。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三十三条的规定，反诉的当事人应当限于本诉的当事人的范围。反诉与本诉的诉讼请求基于相同法律关系、诉讼请求之间具有因果关系，或者反诉与本诉的诉讼请求基于相同事实的，人民法院应当合并审理。反诉应由其他人民法院专属管辖，或者与本诉的诉讼标的及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理由无关联的，裁定不予受理，告知另行起诉。本案中，本诉的法律关系是股权转让纠纷，依据的法律事由是双方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反诉的法律关系是股东出资不足的法律关系，依据的法律事由是股东出资不足的补缴责任。本诉与反诉并非基于相同的法律事实和法律关系，故一审法院对甘肃华慧能公司的反诉请求裁定不予受理，告知其另行起诉，并无不当。
摘要2：
摘要1：解读：股权出让人起诉受让人支付股权转让款依据的法律事由是双方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股权出让人补缴不足出资依据的法律事由是股东出资不足的补缴责任，两者并非相同的法律事实和法律关系，股权受让人不能反诉出让人补缴不足出资。
摘要2：
摘要1：【裁判摘要１】股东出资后公司将出资转出，外观形式上符合抽逃出资的行为特征，依据《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第２０条“当事人之间对是否已履行出资义务发生争议，原告提供对股东履行出资义务产生合理怀疑证据的，被告股东应当就其已履行出资义务承担举证责任”的规定，将已履行出资义务的证明责任分配给股东——原审已查明，根据贵阳银行来往账回单、贵阳银行账户详细明细查询及银行对公账户对账单等证据显示，朱××作为贵州玄武岩公司原股东，在2016年6月21日、22日分六笔向贵州玄武岩公司支付500万元出资款后，贵州玄武岩公司随即又分六笔转入北京强国者公司的银行账户。而对于该资金转出行为的合理性，朱××等人辩称系因贵州玄武岩公司与北京强国者公司签订了设备采购合同，但提交的贵州玄武岩公司与北京强国者公司签订的《玄武岩连续纤维制造成套设备订购合同》等证据，不能充分证实设备订购合同的真实性，其也未能补强证据。且无论朱××、易××还是贵州玄武岩公司，亦或北京汇金公司均主张或认可股东朱××现金出资500万已到位，而易××受让贵州玄武岩公司股权溯源于前述朱××的股权,但就出资到位情况，2019年12月4日贵州玄武岩公司的章程第十条又载有“易××现金认缴出资额500万......已于2017年12月31日前缴足”的内容，明显与朱××出资款已到位的诉讼主张矛盾。据此，原审认为朱××的行为在外观形式上基本符合抽逃出资的行为特征，属于通过虚构债权债务关系或利用关联交易将其出资转出，并不缺乏证据证明。．．．．．．原审判决已明确阐明，因案涉法律事实发生在2021年1月1日之前，援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但是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的规定，适用当时的法律法规，并依据(2014)《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第二十条“当事人之间对是否已履行出资义务发生争议，原告提供对股东履行出资义务产生合理怀疑证据的，被告股东应当就其已履行出资义务承担举证责任。”的规定，将已履行出资义务的证明责任分配给朱××、易××以及引用《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第十八条判令易××承担责任，举证责任分配及法律适用均无不当。
摘要2：【裁判摘要２】股东是否履行出资义务应以认缴的货币是否存入公司账户或非货币是否办理转移手续为标准，并不以工商行政部门的备案确定——虽然《内资企业基本注册信息查询单》显示贵州玄武岩公司章程及涉及的出资情况于2019年12月4日才进行备案，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八条“股东应当按期足额缴纳公司章程中规定的各自所认缴的出资额。股东以货币出资的，应当将货币出资足额存入有限责任公司在银行开设的账户；以非货币财产出资的，应当依法办理其财产权的转移手续。股东不按照前款规定缴纳出资的，除应当向公司足额缴纳外，还应当向已按期足额缴纳出资的股东承担违约责任。”规定，股东是否履行了出资义务，应以认缴的货币是否存入公司账户或非货币是否办理转移手续为标准，并不以工商行政部门的备案确定，且非专利技术的权属通常没有明确的证明文件，亦无明确的法律交付手段，只能以被出资企业和出资方的出资协议或其他相关法律文件为依据。
摘要1：【裁判摘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三条规定，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没有规定而民法典有规定的，可以适用民法典的规定，但是明显减损当事人合法权益、增加当事人法定义务或者背离当事人合理预期的除外。本案的法律事实虽然发生于民法典施行前，但对于设定抵押权的财产能否转让问题，民法典对此前的规定进行了发展性的修订，如果适用民法典不会明显减损当事人合法权益、增加当事人法定义务或者背离当事人合理预期的，可以适用民法典相关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四百零六条规定，抵押期间，抵押人可以转让抵押财产。当事人另有约定的，按照其约定。抵押财产转让的，抵押权不受影响。抵押人转让抵押财产的，应当及时通知抵押权人。涉案房产抵押期间，深华城市公司与深华物业公司、案外人深圳市深华贸易发展公司签订《协议书》及《补充协议》，约定深华物业公司代深华城市公司向改制时符合补偿安置条件的深圳户籍在岗员工和已实行内部退养的员工支付补偿安置费和内部退养人员生活费7199335元，深华城市公司则同意将案涉房产抵偿给深华物业公司。该方案已经得深圳市深华集团公司同意，符合当时国有企业改制财产处置审批政策要求。上述协议签订之后，深华物业公司已经付清前述款项，深华城市公司也将案涉房产已经交由深华物业公司占有、使用。在此情况下，一审法院适用民法典上述规定，认定案涉物业虽然设立了抵押，但可以转让，从而支持深华物业公司要求深华城市公司协助将案涉房产过户至其名下的主张，符合上述民法典司法解释规定精神，本院予以支持。一审法院根据深华物业公司一审诉讼请求，依据相关房产过户规定，判令深华城市公司协助深华物业公司办理涉案物业过户手续，并未超出一审起诉请求。一审法院该判决亦未改变涉案协议约定深华物业公司自行与抵押权人协调办理过户，深华城市公司予以配合的内容。至于深华城市公司协助办理过户的具体义务，相关房产过户规定已有相应规定，一审法院该判项并无不当。
摘要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