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案号】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闽02民终5303号
【裁判摘要】隆晖公司以陈××与骏灏盛公司构成财产混同并损害债权人利益为由，请求判决陈××对案涉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但是，认定股东个人与公司的财产混同必须有充分的证据。从本案证据来看，骏灏盛公司不仅通过陈××的个人银行账户收付款项，也通过廖××等个人账户收付款项。因此，判断陈××与骏灏盛公司之间是否存在人格混同并损害债权人利益的事实，应当对骏灏盛公司的账目进行整体审查才能得出结论。鉴于陈××是否存在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的争议与本案讼争的买卖合同关系属于不同法律关系，在前者争议较大的情况下不宜合并审理，故本院对隆晖公司基于公司法向陈××提出的诉讼请求不予审查。当事人如有争议，可另案处理。
摘要2：
摘要1：【案号】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闽民终1043号
【裁判摘要】《物权法》第一百九十条规定，“订立抵押合同前抵押财产已出租的，原租赁关系不受该抵押权的影响。抵押权设立后抵押财产出租的，该租赁关系不得对抗已登记的抵押权”；确立了同一财产上租赁权与抵押权并存时，两者的关系根据设定的先后，具有不同的对抗效力。租赁权源于租赁合同，作为一种特殊债权，受到了物权化的特殊保护。基于租赁合同，承租人主要享有两种权利：一是依据租赁合同，请求出租人按照约定的标准交付租赁物的权利；二是占有租赁物后，对于租赁物占有使用的权利。前者属纯粹债权性的权利，适用债权的相对性及平等原则；后一种权利因具备“占有”这一公示性表征，则会产生物权化与特殊保护之问题，亦为真正意义上之租赁权。即，对租赁权的物权化特殊保护与其具有“占有”这一物权公示状态密不可分，亦因此，实质性租赁权的成立以占有为条件，判断租赁权产生对抗性的时间起点亦为占有时；此亦符合确立“所有权变动不破租赁”原则，以避免由于出租人处分租赁物的行为危及承租人基本的生存权或居住权之制度本意。于不动产执行之时，在先设立的租赁权得以对抗抵押权，承租人须同时满足以下条件：一是于抵押权设立前成立真实有效的租赁合同关系；二是承租人实际占有使用该不动产；承租人有权在租赁期内阻止向受让人移交占有被执行的不动产。具体言，就租赁权与抵押权的对抗效力，承租人在债权人设立抵押权之前已经与被执行人签订了合法有效的房屋租赁合同，且已按约履行支付租金的合同义务，并实际占有使用租赁物的，可以认定成立在先租赁权；在此情形下，租赁权之物权化保护规则得以适用。．．．．．．(一)旌展贸易公司与佳宇电机厂是否成立真实有效的租赁合同关系．．．．．．．书面合同作为当事人之间达成一致合意之载体，于依法成立时对合同双方产生拘束力及履行效力，但于认定合同双方之间的合同关系或者合同当事人所享有合同项下之权益，得以对抗合同之外权利或其他法律关系时，除审查是否签订真实的书面合同外，还应综合考量该合同是否进行了备案或公证、是否实际履行了合同项下义务、是否基于合同义务之履行产生一定的对外公示状态等合同履行事实，以评判当事人之间是否真实形成足以产生外部对抗效力的合同关系。．．．．．．(二)旌展贸易公司是否实际占有使用案涉厂房｜租赁权就性质而言属债权而非物权。
摘要2：（续）合同法上之“所有权变动不破租赁”，突破合同相对性之一般规则，赋予承租人特殊的权益保护，故亦称之为租赁权之物权化。债权之物权化保护，应具有一定形式的权利外观作为公示方式；合法有效的公示，方能产生对抗买受人的效力。因此，承租人请求在租赁期内阻止向受让人移交占有被执行的不动产，应当提交证据证明其于所主张的租赁期内实际占有使用该不动产。同时，基于租赁权得以对抗其他一般债权之本质，在于保护承租人对承租物实际利用之自由和利益，故上述“占有使用”，通常认为应是承租人实质意义上的实际占有使用；这是由于，如果离开承租人对租赁物具有直接支配、控制的物权化权利外观和内涵，则很难产生优于普通债权之特别效果。．．．．．．综上所述，旌展贸易公司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租赁权，其请求确认带租拍卖、中止要求其腾房、停水停电等强制措施的执行异议，不能成立。
摘要1：【案号】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京民终108号
【裁判摘要】（１）《执行异议复议规定》第２８条之规定并未将通过以房抵债形式建立房屋买卖法律关系的情形排除在外；（２）仅以《执行异议复议规定》第２８条第１项“书面买卖合同”之表述，将通过以房抵债形式建立房屋买卖法律关系的情形排除在外，既无法律和理论根据，亦缺乏合理性——《执行异议复议规定》对判断案外人是否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作出了相应的规定，人民法院应予参照。该司法解释第二十八条规定：“金钱债权执行中，买受人对登记在被执行人名下的不动产提出异议，符合下列情形且其权利能够排除执行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一)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已签订合法有效的书面买卖合同；(二)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已合法占有该不动产；(三)已支付全部价款，或者已按照合同约定支付部分价款且将剩余价款按照人民法院的要求交付执行；(四)非因买受人自身原因未办理过户登记。”《执行异议复议规定》第二十八条之规定，考量案外人对房屋是否享有足以排除执行的实体权利时，并未将通过以房抵债形式建立房屋买卖法律关系的情形排除在外。对于案外人与被执行人签订的以房抵债协议，如果确系双方当事人为终止原债权债务关系，而达成的建立商品房买卖法律关系的真实意思表示，在不存在法律法规规定的合同不成立、无效等情形时，应该依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认定双方建立了商品房买卖法律关系。仅以《执行异议复议规定》第二十八条第(一)项“书面买卖合同”之表述，将通过以房抵债形式建立房屋买卖法律关系的情形排除在外，既无法律和理论根据，亦缺乏合理性。故本院不予采信北方国际公司就此问题提出的上诉主张和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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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河北省武邑县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 (2020)冀1122民初1342号
【裁判摘要１】没有履行法定登记及审批手续，没有依法取得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的人防办，不属于非法人组织和其他组织，不具备民事主体资格——关于被告武邑县人防办是否具有主体资格的问题，根据武邑县人民政府办公室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中显示武邑县人防办是武邑县政府办的内设机构，武邑县人防办没有履行法定登记及审批手续，没有依法取得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零二条规定的非法人组织，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五十二条中所列的其他组织的情形，故被告武邑县人防办不具备民事主体资格，其行为后果应由武邑县政府办承担。
【裁判摘要２】关于原告投标涉案工程项目是否违反法律规定而致投标无效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第三十四条“与招标人存在利害关系可能影响招标公正性的法人、其他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参加投标……违反前两款规定的，相关投标均无效”的规定，投标人与招标人之间存在利害关系且可能影响招标公正性会导致相关投标无效，本案中招标人为武邑县人防办，投标人为原告，衡水市人防办是原告的股东之一，衡水市人防办是本案涉案工程项目的审批、核准单位，履行的是行政职能，属于行政法律关系，武邑县人防办针对涉案工程项目招标并确定原告中标的行为是民事法律行为，衡水市人防办在项目招标过程中，并未利用行政职权干预中标结果，并无导致招标公正性存在重大瑕疵，或违反法律规定的情形。综上，原告与武邑县人防办之间不存在利害关系，武邑县人防办招标程序合法，衡水市人防办未利用行政职权干预招标程序及中标结果，不存在影响招标公正性的情形，故武邑县人防办的招标行为、原告的投标行为以及中标结果均合法有效，二被告辩称原告投标违反法律而无效不成立，武邑县人防办以此为由拒绝与原告签订施工合同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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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16)最高法执监25号
【执行裁定１】民事诉讼法及《执行规定》第36条所规定负有“支取收入”义务的协助执行人，具有特定含义，系指负有向被执行人给付工资、奖金、劳务报酬等义务的用人单位。本案被执行人李××与华北建设公司因承揽建设工程而产生债权债务关系，该类案件往往法律关系复杂，明显不属于前述劳动者与用人单位所发生的劳务报酬关系。在被执行人为工程承包方、第三人为工程发包方的情况下，如申请执行人主张对第三人予以强制执行，只能适用《执行规定》关于“被执行人到期债权的执行”相关制度。因此，江苏高院将华北建设公司定位于到期债权执行中的第三人，适用法律正确。
【裁判摘要２】《执行规定》第61条至第69条规定了“被执行人到期债权的执行”相关制度。对于被执行人到期债权的执行，必须符合三项要件：一是第三人向被执行人负有金钱债务。二是该债务已届履行期限。三是第三人对该债务并未提出异议。申请执行人在执行程序中根据到期债权执行制度对第三人申请执行，前提是第三人对债务并未提出异议，一旦提出异议，则不得对第三人强制执行，且对异议不进行审查，这是现行法律对限缩执行裁量权的制度要求。本案立案执行后，执行法院于2013年10月23日向华北建设公司送达相关法律文书，要求该公司支付到期工程款1000万元，华北建设公司表示李志军工程进度未达到节点要求，即对债务尚未届满履行期限提出异议。执行法院扣划华北建设公司银行存款350万元并冻结银行存款650万元后，华北建设公司再次以李志军在其公司已无债权为由提出执行异议。华北建设公司在本案中系作为到期债权第三人，该公司在执行过程中已对债务提出异议，无论异议是否成立，执行法院均不应进行实质审查，应释明申请执行人提起代位权诉讼予以救济，而不得对华北建设公司予以强制执行。实际上，安徽省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亳民一初字第00181号民事判决已确认华北建设公司对李志军不负有债务，反而李志军应向华北建设公司负有返还超付的工程款义务。因此，江苏高院认定执行法院不应直接对华北建设公司予以强制执行的认定结论，具有相应事实与法律依据。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最高法民申5931号
《黄某某与厦门双润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等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案》【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最高法民终1946号
【摘要】股权受让人提出执行异议之诉成立要件应当包括：其一，受让人与被执行人应当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签订真实有效的转让合同；其二，受让人应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完成公司股东名册的变更，其可依据股东名册向公司主张股东权利；其三，受让人在查封之前已足额支付转让价款或已依约支付部分价款且将剩余价款按照人民法院的要求交付执行——关于股权被依法查封后，受让人提出执行异议之诉成立的要件|执行异议之诉的基本功能在于通过实体审理程序判断金钱债权申请执行人基于生效裁判对执行标的享有的权利与异议人对执行标的享有的权利谁更具有优先性。申请执行人基于对被执行人享有合法债权，而对被执行人名下执行标的具有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处置，所得价款用于清偿其债权的权利。执行异议之诉制度基本价值取向是基于公平原则，给予符合特定条件的异议人优于普通债权人的特别保护。基于执行异议之诉基本功能与价值取向，除存在法定优先权情形下，受让人提出对执行标的具有优先性因而可以排除强制执行的，一般应当具备以下要件。1.受让人对执行标的权利应当是真实的，且该权利早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即已客观存在。真实性是受让人提出的执行异议能够成立的前提条件，如受让人对执行标的权利为虚假，则无保护之必要，遑论优先保护。人民法院查封之后，任何针对执行标的处分行为均应属无效，故受让人的权利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即已客观存在亦属于其异议能够成立的前提条件。因此，受让人与被执行人应当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签订真实有效的转让合同。2.受让人已实际占有或控制执行标的。在受让人没有实际占有或者控制执行标的情况下，其所享有的仅是请求被执行人依约交付执行标的的权利，该权利属于债权请求权，而债权具有平等性，不能对抗强制执行。在受让人因被执行人的履约行为已实际取得对执行标的占有或控制后，受让人已经可以对执行标的进行占有、使用、收益，而被执行人对执行标的即不再享有上述权益。人民法院在执行程序中对被执行人所采取的强制执行措施，应当以其实际享有的财产或财产性权益为限。在被执行人因丧失对执行标的的占有或控制而对该执行标的不享有任何权益之时，即具有将该财产排除强制执行的可能，
摘要2：（续）也即受让人实际占有或控制执行标的是赋予其优先保护的实质要件。在转让对象系股权的情况下，在认定受让人实际控制执行标的要件时应当考虑到股权的基本特性。股权是股东或出资人对公司所享有的资产收益、参与重大决策和选择管理者等权利，该权利行使的对象是公司。《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二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应当置备股东名册，记载下列事项：（一）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及住所；（二）股东的出资额；（三）出资证明书编号。记载于股东名册的股东，可以依股东名册主张行使股东权利”。据此，股东名册是股东行使股东权利的依据。受让人能够实际行使股权的前提应当是公司股东名册已经变更、受让人已经作为股东记载于股东名册。故受让人应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完成公司股东名册的变更，其可依据股东名册向公司主张股东权利。3.被执行人的责任财产没有因转让行为而不当减少。首先，执行标的原本属于被执行人的责任财产，系债权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处置，用于清偿债务的对象。受让人取得对执行标的占有或控制是基于转让合同关系，而在该基础法律关系中，被执行人转让执行标的的目的是为了获得转让价款。被执行人转让执行标的与受让支付价款构成对待给付关系，两者相互依存，相互构成受领给付的基础。在受让人已经实际支付转让价款或者已依约支付部分价款、剩余价款交由人民法院执行的情形下，被执行人名下财产由该执行标的转化为转让价款，其责任财产范围并没有因转让行为而不当减少。考虑到受让人依约履行支付价款等合同主要义务的情况下，其有权继续保持受领给付状态，可以赋予其排除强制执行的权利。而在受让人未按照合同约定支付转让对价的情况下，受让人因未履行对待给付义务，缺乏对执行标的继续占有的基础。在该执行标的被人民法院依法查封时，即不应赋予受让人排除执行的权利。其次，执行异议之诉基本价值系公平原则。在受让人未支付价款且不愿意将剩余价款交付人民法院执行的情况下，如赋予受让人优于对执行标的采取查封措施且已支付对价的债权人特别保护则有悖于执行异议之诉制度基本价值。再次，现行司法解释关于受让人能够排除执行的规定中均将转让价款的支付作为核心要件之一。2004年颁布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规定》（以下简称为《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规定》）第十七条规定：“被执行人将其所有的需要办理过户登记的财产出卖给第三人，......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最高法民终218号
【裁判摘要】原告系多起执行案件的被执行人且缺乏可供执行财产而未得到清偿，对于被告诉讼抵销抗辩不予支持——关于陈××主张以其从案外人吴××处受让的对黄×的债权抵销陈××对黄×的债务的问题｜首先，人民法院应当对当事人提出的抵销诉求进行审查。陈××在一审中提出的债务抵销主张属于以行使抵销权的方式对黄×的债权请求权进行抗辩，也即诉讼抵销抗辩。一般情况下，被告在诉讼过程中提出诉讼抵销抗辩在法律上并无不当，为了实现诉讼经济目标及免除个案中当事人另行起诉的诉累，人民法院应当在案件中对被告提出的诉讼抵销抗辩予以审查处理，确定这一抗辩是否成立。一审法院以黄×与案外人吴××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与本案不属于同一法律关系、且黄×不同意将其与吴××之间的债务与陈××所欠债务抵销为由，对陈××的抵销主张不予审查存在不当，本院在此予以指出。其次，抵销权的行使不应损害第三人的合法权益。抵销权作为合同法规定的一项实体权利，债务人可通过行使抵销权免除自己的债务，实现自己的债权，但抵销权的行使，不得损害第三人的合法权益。为此，我国企业破产法在承认抵销权的同时，又对用来抵销的主动债权进行了限制，特别是规定了债务人的债务人在破产申请受理后取得他人对债务人的债权，或者已知债务人有不能清偿到期债务或者破产申请的事实而对债务人取得债权的，不允许抵销。该制度的主要目的在于防止债务人资不抵债时，债务人的债务人通过新取得债权来主张抵销，使自己的新取得债权得到优先清偿、使自己的债务得以免除，而损害其他债权人利益。与此同理，在我国目前没有自然人破产法的司法现状，在诉讼审理程序和执行程序存在关联的情形下，出现个人债务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的情况时，应当防止损害第三人特别是个人债务人的其他债权人的合法权益。由于黄×已是多起执行案件的被执行人，这些案件中的债权均因黄×缺乏可供执行财产而未得到清偿，若在本案中径行准予陈××以受让的债权抵销债务，将导致黄×的可供执行财产的直接减损，并损害涉及黄×的其他执行案件中的其他债权人的合法利益。再次，诉讼审理程序中抵销权的行使不应与执行程序中公平分配原则相冲突。在一般情况下，有效的诉讼抵销抗辩在经法院审查后可以获得支持，但当存在诉讼审理程序中抵销权行使与执行程序参与分配有关联的情形下，抵销权的行使应受到一定限制。
摘要2：（续）本案中，黄×作为多起执行案件的被执行人一直无法履行债务，陈××受让并主张用以抵销的主动债权即来自于其中的一起执行案件，且该债权原本便存在因黄×无可供执行财产而被迫终止执行的情况。在本案中径行准予陈××以受让的债权抵销债务，这就意味着源自吴××的未能通过执行受偿的债权，反而以此种方式间接地较黄×的其他债权人得到优先受偿，与执行程序参与分配制度的公平分配原则直接冲突。最后，人民法院应根据诚实信用原则确认是否支持抵销权的行使。对于债权转让情形下债务人以受让取得的债权主张抵销的，且取得的债权在执行程序中无法实现时，人民法院应当对诉讼抵销抗辩予以审慎的实质审查。即，人民法院应根据诚实信用原则审查用于抵销的主动债权的取得情况，以保护善意抵销权的同时不损害第三人的合法权益。本案中，在陈××明知黄×作为多起案件被执行人缺乏可供执行财产的情形下，在本案一审庭审之后受让债权并主张抵销的行为，违反了诚实信用原则。此外，当陈××能举证证明黄×事实上仍存在其他可供执行财产，诉讼抵销抗辩事实上不会损害被执行人的其他案外债权人利益的，对于此类诉讼抵销抗辩，法院仍可予以支持。但陈××未能提出有效证据证明黄×仍有充分的其他可供执行财产，亦未能证明其诉讼抵销抗辩不会在结果上损害黄×案外的其他债权人利益。因此，对于陈××的诉讼抵销抗辩，本院不予支持。
《陈某某等与黄某民间借贷纠纷再审案》【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最高法民申3168号
摘要1：【案号】江苏省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苏09民终1011号
【裁判摘要】自然人参加投标的招投标行为实质为竞价，不适用《招标投标法》——关于陈××与堤闸管理处之间是何种法律关系。根据《招投标法》第二十五条的规定，投标人是响应招标、参加投标竞争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依法招标的科研项目允许个人参加投标的，投标的个人适用本法。陈××系自然人，本案虾塘的承包经营亦无涉科研项目，虽参照了《招投标法》的程序，但双方并非招投标行为，故本案不适用《招投标法》。案涉所谓招投标行为，其实质为竞价，对此一审判决说理部分已进行详细阐述。
摘要2：【摘要】一审法院认为：案涉所谓招投标行为，其实质为竞价，不属于《招投标法》及其实施条例调整范围。1、根据《招投标法》第二十五条的规定：“投标人是响应招标、参加投标竞争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依法招标的科研项目允许个人参加投标的，投标的个人适用本法。"本条所列个人，为对科研项目投标的个人，可作为投标主体参加科研项目投标活动，系对科研项目投标的特殊规定。本案不符合自然人作为投标人的法定情形。2、《招投标法》第九条规定：“……招标人应当有进行招标项目的相应资金或者资金来源已经落实，并应当在招标文件中如实载明。"本案系发包人将鱼塘经营权出让，并不属于“招标人应当有进行招标项目的相应资金或者资金来源已经落实"的情况。3、《招投标法》第二十七条规定：“投标人应当按照招标文件的要求编制投标文件。投标文件应当对招标文件提出的实质性要求和条件作出响应。"可见，投标人往往要详细制作投标文件，需要付出智力成果。根据《招投标法》第二条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进行招标投标活动，适用本法。"依据前述分析，适用《招投标法》及其实施条例是有限制条件的，即普通个人进行的商业竞价行为不能适用《招投标法》及其实施条例的规定。堤闸管理处对外发包涉案对虾场水面，采用招投标合同的名称，其实质是商业竞价，应当以其实质确定合同的性质。故，案涉纠纷不能适用《招投标法》及其实施条例。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２０２２）最高法民申706号
【裁判摘要１】不能仅以存在通谋虚伪便认定合同无效（通谋虚伪意思表示无效但隐藏意思表示有效不能直接认定合同无效）——《合伙协议》《收购协议》作为案涉民事法律关系的载体，尽管双方约定设立合伙企业并定期回购合伙企业财产份额系通谋虚假意思表示，依法应属无效，但隐藏的关于借贷的相关约定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应为有效。殷××自愿为该借贷提供担保而作出的《承诺函》亦应为有效。二审判决在认定本案应按当事人隐藏的借贷法律关系进行处理的同时，直接将作为案涉法律关系载体的《合伙协议》《收购协议》确认无效，表述有失妥当，但不影响本案的实体处理。
【裁判摘要２】（１）在当事人对违约金和利息有明确约定的情况下不宜将违约金等同或者混同于利息；（２）在没有特别约定时违约金并在优先抵充的顺序之列——原《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一条规定：“债务人除主债务之外还应当支付利息和费用，当其给付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时，并且当事人没有约定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下列顺序抵充：(一)实现债权的有关费用；(二)利息；(三)主债务。”就本案而言，各方当事人确认博森企业已收取91617021.62元，且对该部分款项的清偿顺序没有特别约定，依法应遵循实现债权的费用、利息、本金的清偿顺序进行抵充，而违约金并不在优先抵充的顺序之列。一、二审判决将乔普公司已支付的91617021.62元款项先抵充违约金，与上述司法解释规定明显相悖，适用法律有误。具体分析如下：首先，违约金不等同于利息。违约金与利息的内涵、性质并不相同，在当事人对违约金和利息有明确约定的情况下，不宜将违约金等同或混同于利息。二者的区别主要体现在：违约金是依照约定或者法律规定，一方当事人违约时应向另一方支付的金钱或相应财产；违约金具有担保债务履行的功效，又具有补偿守约方损失及惩罚违约方的效果，往往作为违反合同义务的一种责任承担方式；而利息作为本金的孳息，是指资金所有者因出借资金而取得的报酬，在经济学上系指生产者使用该笔资金发挥营运职能而形成的利润的一部分，是货币资金向实体经济注入并回流时所带来的增值额。由此，违约金与利息的内涵、性质并不相同，具有不同的制度功能、目标定位。鉴于民商事交易的意思自治原则，
摘要2：（续）法律允许当事人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自主约定违约金、利息的有无以及相应的具体标准。就本案而言，《收购协议》中约定的目标权益收购溢价款实则为年利率12%的借款利息，逾期还款，则按照日万分之五的标准支付违约金。就上述约定而言，双方就利息和违约金的约定均是明确的，不存在因约定不明而将违约金视为利息的情形。其次，违约金、利息合计在一定范围内可以同时支持，但不意味着可以同时先行抵充。《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2015年施行)第三十条规定：“出借人与借款人既约定了逾期利率，又约定了违约金或者其他费用，出借人可以选择主张逾期利息、违约金或者其他费用，也可以一并主张，但总计超过年利率24%的部分，人民法院不予支持。”该规定是对逾期利息、违约金及其他费用合计最高限额的规定，当事人在总计不超过年利率24%的范围内一并主张，人民法院应予以支持。实际上，在不存在先付款项以及抵充顺序的情形下，违约金、利息并不一定需要进一步区分，但若存在先付款项以及抵充顺序的情形，就有必要进行区分。就本案而言，博森企业已收到91617021.62元，应先行抵充借款本金157000000元依约产生的利息(按年利率12%计算)，若有余款再抵充本金；因余款已不足抵充本金，故不存在再抵充违约金的问题。当然，案涉逾期付款违约金可依约正常核算，并作为乔普公司应付款项的一部分依法给予认定，但不能优先抵充。最后，二审判决认为借款期限内按年利率12%计算的利息加上逾期日万分之五违约金，合计并未超过总借款金额按年利率24%计算的利息总和，系理解错误，二者合计实为30%，显然已经超过当时生效司法解释所保护的24%最高年利率上限。基于上述审查分析，一、二审判决认定已付款项91617021.62元应先行抵充违约金，然后再抵充借款本息，适用法律有误，进而导致最后认定的尚欠借款本息存在较大错误，需要重新核查认定相关具体事实。二审法院再审本案过程中，应严格依据原《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一条的规定，遵循先息后本的抵充顺序重新核算尚欠借款本金、利息、违约金等，依法确定应支持的金额。
摘要1：【案号】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苏民申5672号
【裁判摘要】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发包人将工程发包给同样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承包人，承包人将工程层层分包或者转包给不具有用工主体资格的承包人或者实际施工人，该承包人与其招用的劳动者之间不构成劳动关系，而是形成劳务雇佣法律关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于都县科力源建材有限公司与郭荣林劳动关系争议一案的答复》意见和劳社部发［2015］12号《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第四条的规定，宏润公司与潘××虽不存在劳动法律关系，但其仍负有支付劳动者工资报酬的法定义务。本案中，宏润公司与郭××签订《爬升脚手架、外脚手架和四口五临边防护搭拆劳务用工协议》，将其承建的句容鸿锦府1＃-3＃楼外脚手架工程分包给郭××施工，郭××负责聘用管理包括潘贤坤在内的所有务工人员,故宏润公司有义务向潘××支付劳动报酬。因郭××作为架子班组代表，全权处理施工中一切事务，由其代领生活费、代为结算面积及工程款，故郭××有权代表潘××与宏润公司结算并领取工资。2018年2月14日，宏润公司与郭××根据实际施工面积进行结算，并将余款268506元支付给郭××，郭××同时出具承诺书，确认仍需支付工人工资268506元，宏润公司款项已支付到位。决算单另载明：“搭拆面积有差距，以后甲乙双方审计后多退少补；在2018年6月1日之前乙方没有提出面积差距书面意见报给甲方，否则认可甲方上述面积，乙方放弃面积误差，按以上决算面积为准结清认可"。宏润公司与郭××就脚手架的搭拆工程量进行结算后，郭××未在2018年6月1日前上报结算面积有误差，表明其对决算数额认可，宏润公司已按决算单支付完毕工程全部款项。据此，应认为宏润公司已经履行了向劳动者支付劳动报酬的法定义务，现潘××再次要求宏润公司向其支付劳务费的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一、二审法院驳回潘××对宏润公司的请求并无不当。
摘要2：
摘要1：【案号】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川民再485号
【裁判摘要】（１）“由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发包方承担用工主体责任”仅为普通民事责任，而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因劳动关系产生的法律责任不仅包括工伤保险待遇赔偿责任，还包括加班工资、劳动保护、职业教育、社会保险以及未签订劳动合同应承担的双倍工资责任等劳动法上特有的法律责任；（２）仅从原劳社部通知第四条规定中反推出，有用工主体资格的发包方与无用工资质的建筑分包人违法招用劳动者之间存在劳动关系，超出了该条文规定的原意和效力范围——劳动关系属于合同关系的一种，劳动关系的双方当事人仍然享有一定程度的意思自治。结合原劳社部通知第二条规定，在用人单位未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的情况下，认定双方存在劳动关系时，劳动者应提供以下证据：用人单位向劳动者发放的“工作证”、“服务证”等能够证明身份的证件或者其他劳动者的证言。本案中，吴××并未提供相关的证据。相反，一审在案证据足以证明吴××系由吴××招用，并由吴××向其支付工资。因此，吴××与永星公司之间不存在合同关系，更谈不上双方在主观上具有建立劳动关系的合意。客观上，吴××与永星公司亦不具备劳动法律关系最基本的特征，包括管理与被管理、支配与被支配等从属关系以及因支付劳动报酬所产生的债的关系。其次，原劳社部通知第四条规定：“建筑施工、矿山企业等用人单位将工程（业务）或经营权发包给不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组织或自然人，对该组织或自然人招用的劳动者，由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发包方承担用工主体责任。”其中“由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发包方承担用工主体责任”仅为普通民事责任，比如工伤保险待遇赔偿责任，而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因劳动关系产生的法律责任不仅包括工伤保险待遇赔偿责任，还包括加班工资、劳动保护、职业教育、社会保险以及未签订劳动合同应承担的双倍工资责任等劳动法上特有的法律责任。因此，仅从原劳社部通知第四条规定中反推出，有用工主体资格的发包方与无用工资质的建筑分包人违法招用劳动者之间存在劳动关系，超出了该条文规定的原意和效力范围。二审法院据此推定吴××与永星公司之间存在事实劳动关系，违背了当事人的意思自治以及客观事实，适用法律确有错误，本院予以纠正。
摘要2：
摘要1：【案号】广东省湛江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粤08民终257号
【裁判摘要】被执行人提起的执行异议之诉不符合执行异议之诉的客观要件，主体不适格，裁定驳回起诉—— (1997)赤法执字第272号执行案的申请执行人为肖×，被执行人为深圳湛深工贸发展公司、湛江市赤坎振兴物资供销部、林×。上述执行案在执行过程中，作为被执行人的湛江市赤坎振兴物资供销部、林×认为市政府在开办深圳湛深工贸发展公司时出资不到位，故提起执行异议之诉要求追加市政府为上述执行案件的被执行人。根据《民事案件案由规定》第四十三条：“我国执行异议之诉包括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申请执行人执行异议之诉、执行分配方案异议之诉”的规定。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是指案外人对于执行依据所确定的执行标的主张自己享有实体上的权利，而请求法院对该实体上法律关系进行裁判，以阻止法院对执行标的进行强制执行的救济方法；申请执行人执行异议之诉是指申请执行人根据《民事诉讼法》第204条的规定提起诉讼，以案外人为被告，请求对执行标的许可执行；被执行人反对申请执行人请求的，案外人和被执行人为共同被告；执行分配方案异议之诉，是指在多个债权人对同一被执行人申请执行或者参与分配的案件中，执行法院作出分配方案后，如果债权人或者被执行人对分配方案提出书面异议，未提出异议的债权人、被执行人对异议人的意见提出反对意见，异议人有权以提出反对意见的债权人、被执行人为被告，向执行法院提出诉讼。故林×、湛江市赤坎振兴物资供销部提起的执行异议之诉不符合执行异议之诉的客观要件，主体不适格，一审裁定驳回林×、湛江市赤坎振兴物资供销部的起诉并无不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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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最高法民申4175号
【裁判摘要】债权人对债务人与他人赠与合同纠纷不具有第三人撤销之诉原告主体资格——一方面，(2017)湘民再56号案件的诉讼标的是刘××与刘×之间的赠与合同法律关系。谢××不是该法律关系主体，不具备“独立性”。在该法律关系中，谢××不享有法律权利，也不承担法律义务，其亦无充分证据证明刘××与刘×之间的诉讼是恶意进行的虚假诉讼。其不是有独立请求权第三人，不享有对(2017)湘民再56号民事调解案件提出独立请求的资格。故原审裁定认定谢××对刘×与刘×之间的赠与合同法律关系无独立请求权，并无不当。另一方面，谢××与(2017)湘民再56号案件的诉讼标的没有法律上的关联性。虽(2017)湘民再56号案件的处理结果对谢××债权的实现可能会有一定影响，但这仅仅表明谢××与(2017)湘民再56号案件的处理结果存在事实上的利害关系，而非存在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且(2017)湘民再56号案件的处理结果，也未导致谢××承担法律责任。故原审裁定认定谢××不是(2017)湘民再56号案件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亦无不当。因此，原审裁定认定“谢××不具备提起本案第三人撤销之诉的主体资格”的事实具有证据支持，且适用法律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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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最高法民终1292号
【裁判摘要】第三人撤销之诉是针对生效裁判提起的诉讼，一方面是为因故未能参加诉讼而没有获得程序保障、却可能受到生效裁判拘束的第三人提供救济途径，另一方面则是防止第三人的合法权益受到他人诉讼可能导致的侵害。鉴于生效裁判的既判力和法律稳定性，第三人撤销之诉在原告适格性问题上，应当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之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规定的第三人撤销之诉，是指对当事人双方的诉讼标的有独立请求权，或者虽然没有独立请求权，但案件处理结果同他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的第三人，因不能归责于本人的事由未参加诉讼，但有证据证明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的部分或者全部内容错误，损害其民事权益的，可以向作出该判决、裁定、调解书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改变或者撤销原判决、裁定、调解书损害其民事权益的部分或者全部内容。据此，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的主体必须是原案诉讼中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或者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在本案中，谢××所针对的原案之诉讼标的是刘××与刘×之间的赠与合同关系。原案法律关系发生的时间是2006年。谢××不是赠与合同关系中的一方当事人，其将款项借给刘××并非基于对刘××享有案涉房屋权益的依赖，其更非对案涉房屋享有优先权的债权人。谢××作为刘××的普通债权人，对原案的诉讼标的无独立请求权，并非原案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进而言之，原案的处理结果不会导致谢××承担法律义务或责任，谢××亦没有证据证明刘××与刘×存在恶意串通、虚假诉讼的情形。虽然谢××依据（2015）郴民一终字第1156号民事判决申请执行案涉房屋一半产权，原案的处理结果会影响刘××的责任财产情况，进而影响到谢××债权的实现，但这种利害关系仅为事实上的利害关系，而非法律上的利害关系，谢××依旧享有对刘××的债权，故谢××亦非原案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因此，谢××不具备提起本案第三人撤销之诉的主体资格。
摘要2：
摘要1：【案号】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2)鲁民申9492号
【裁判摘要】用工主体责任不等同于劳动关系，仅包括工伤保险赔付和工资报酬支付——根据在案证据和已查明事实，申请人系案外人龚××雇佣，在龚××承包的黄牛岭矿区务工，工作内容、工资支付、考勤等均由龚××负责安排，被申请人并不知情。在申请人未能提供证据证实与被申请人存在建立劳动关系的合意，受被申请人管理的情况下，原审法院认定申请人与被申请人不存在劳动关系并无不当。申请人申请再审主张被申请人将案涉矿区承包给不具备用工主体责任的案外人，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应认定申请人与被申请人存在事实劳动关系。本院认为，申请人申请再审主张适用的原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第四条等相关法律法规是对法律责任承担而非法律关系建立所作的规定。承担用工主体责任并不以存在劳动关系为前提，更不等同于劳动关系，是在特殊情况下保护劳动者的一种特殊救济制度，仅包括工伤保险赔付和工资报酬支付。
摘要2：
摘要1：【案号】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甘民终221号
【裁判摘要】在施工挂靠之外的其他领域法院并没有从被挂靠单位名下账户资金是否特定化角度来认定挂靠人能否排除执行，而是直接适用《执行异议和复议规定》第２５条第１款第３项的规定根据银行存款的账户名称判断权利人——杨××与兴达石化公司签订了挂靠协议，明确约定了杨××借用兴达石化公司的银行账户，双方也存在利益核算、管理费收取等挂靠事实，兴达石化公司也认可案涉账户已借给杨××使用，其中的资金为杨××所有，故可以认定杨××挂靠兴达石化公司并借用了兴达石化公司账户进行经营的事实，因此，杨××依据挂靠协议和借用账户的事实对案涉账户中的资金享有一定的权益，但是，杨××享有的权益不足以排除孟××对案涉账户依法申请法院强制执行，原因有三：第一，杨××与兴达石化公司签订挂靠协议并借用兴达石化公司的账户经营，这属于内部法律关系，孟××以对兴达石化公司享有债权为由申请法院强制执行案涉账户，这属于外部法律关系，案涉账户的户名毕竟是兴达石化公司，账户名称具有一定的公示效力，杨××不能以其与兴达石化公司的内部法律关系对抗孟××与兴达石化公司的外部法律关系；第二，杨××借用兴达石化公司的账户经营本身违反相关法律规定，法律禁止借用他人银行账户进行经营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该行为会导致金融秩序混乱，存在较大风险，容易产生纠纷，本案恰恰是因杨××借用兴达石化公司账户进行经营出现的风险和纠纷，法院判决具有一定社会导向作用，若杨××对案涉账户资金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权利，相当于杨××将违法行为导致的风险转嫁出去，会助长借用账户经营的违法行为；第三，执行异议之诉中如何判断银行账户内资金的归属，《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三项已有明确规定，即通过银行账户户名进行判断，故杨××的主张并没有法律依据。综上，杨××对案涉账户资金享有的权益不足以排除孟祖焱的强制执行，至于杨××权益可通过另诉或其他方式解决。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最高法民终1260号
【裁判摘要】（１）承包人或者实际施工人“施工”与物权法中的“建造”并非同一概念，建造是事实行为；（２）以房抵顶工程款可以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２８条的规定——根据原审查明的事实，沃尔德公司与中宁县第二建筑安装工程公司、李×于2013年8月21日签订《协议》，约定：都市花园19某楼1号商铺工程竣工后，一半产权归二建公司李×所有。李×据此主张因其作为施工人“合法建造”取得涉案商铺所有权。需要说明的是，“施工”与物权法中的“建造"并非同一法律概念，建造是事实行为，李×的该主张法律依据不足，不能成立。一审判决关于李×依据合资合作开发房地产法律关系中关于不动产物权分配的约定依法享有涉案房屋一半面积所有权的认定，说理不当，本院予以纠正。本案中，沃尔德公司开发建设的都市花园项目中的涉案商铺及6某楼、广场工程及室外辅助工程由李×实际施工完成，沃尔德公司与李×于2013年8月21日签订《协议》，于2014年12月25日签订《商品房顶工程款协议》，约定以交付涉案商铺的另一半抵顶工程款。一审结合双方已作价抵顶工程款、李×已实际占有或控制使用房屋至今、李×对未办理过户登记没有过错等情况，综合考虑全案因素，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的规定作出认定，长城资产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最高法民终258号
【裁判摘要１】（１）确认之诉客体是法律关系而不包括事实和事实关系；（２）当事人起诉请求法院确认其实际借款金额的诉求不属于诉的内容，也不属于法院审理范围——所谓诉，是指当事人向法院提出的，请求法院就特定的法律主张或权利主张进行裁判的诉讼行为。诉的内容有两个因素，诉讼标的与诉讼理由。诉的标的是原告依法提出的，与被告有争议并要求法院通过审判解决的法律关系及权利主张。诉的理由是原告提出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是指引起当事人之间实体法律关系发生、变更、消灭的事实或者权利受到侵害或法律关系发生争议的事实。从诉的类型看，一般可分为给付之诉、确认之诉、变更之诉。其中确认之诉在于确认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存在或者不存在，其客体是法律关系，不包括事实和事实关系。某某请求确认其实际借款金额为5.1亿元，利息按约定计算的诉讼请求属于事实和事实关系，不属于诉的内容，不属于人民法院审理范围。
【裁判摘要２】诉讼请求附条件|当事人以清偿债务为前提但并未实际清偿债务即提起诉讼要求法院判决被告履行义务，法院作出的判决内容无法具体明确，应当裁定驳回诉讼请求——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三项规定，起诉必须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理由。本案中，某某第二项、第三项诉讼请求均附有条件，即第二项诉讼请求为在“某某清偿全部借款5.1亿元及相应利息的同时”，由陈××１、陈××２解除相关担保并向某某返还质押的股权，协助某某取得公司印鉴及其他资料，第三项诉讼请求中主张陈××１、陈××２和南华公司“在某某履行还款义务后”协助将南华公司法定代表人和高管人员变更为某某指定的人、返还南华公司印鉴和证照。上述请求均以某某清偿债务为前提。现某某并未实际清偿相应债务，却提起诉讼，以自己履行义务为前提要求人民法院判决被告履行义务，但其是否实际履行义务属于不确定的事实，因此某某请求的给付义务并不明确，在此情况下人民法院作出的判决内容亦无法具体明确，不符合人民法院司法裁判的要求，故一审裁定驳回某某上述诉讼请求并无不妥。
摘要2：
摘要1：【案号】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2)京02民终13738号
【裁判摘要】代售货物的委托销售不同于买卖合同关系，直接要求支付未售商品货款不予支持——委托人和受托人约定由受托人处理委托人事务的合同，属于委托合同。本案中，乔××主张其系受计××委托代其销售货物，计××在庭审中明确表示认可乔××系代其销售货物，据此可以认定双方事实上形成以代售货物为内容的委托合同关系，而非买卖合同关系。人民法院受理民事案件后，经审理发现当事人起诉的法律关系与实际诉争的法律关系不一致的，应当根据法庭查明的当事人之间实际存在的法律关系的性质，相应变更个案案由。计××虽以买卖合同纠纷为案由提起本案诉讼要求乔××向其支付货款，但一审法院经审理发现双方之间事实上并非买卖合同关系，据此变更了本案的案由，计晓明在一审法院释明案由变更的情况下仍坚持其原诉讼请求，要求乔××支付货款，考虑到双方之间并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作为代售委托人的计××虽有权随时解除代售委托合同关系，但在双方就委托事项解除后续事项无明确约定的情况下，计××无权直接要求乔××按照双方认可的现存货物价值向其支付货款，一审法院直接判决乔××向计××支付货款，确有不当，本院依法予以变更。双方如就委托合同关系及货物的后续处理存在争议，可依法另行解决。
摘要2：
摘要1：【裁判摘要】（１）债权人代位权诉讼和普通的债权债务诉讼可以并存，债权人可以同时向债务人提起普通的债权债务诉讼和向次债务人提起代位权诉讼；（２）代位权诉讼已经得到法院支持，在次债务人实际履行清偿义务前，债权人有权向债务人提起普通的债权债务诉讼；（３）债权人提起代位权诉讼并得到法院支持后、次债务人实际履行债务前，不能当然免除债务人对债权人的清偿责任及保证人的保证责任——关于债权人提起代位权诉讼并得到法院支持后，次债务人实际履行债务前，能否免除债务人的清偿责任及保证人的保证责任问题。本院认为，从债权人代位权纠纷的请求权基础规范看，债权人可以同时向债务人提起普通的债权债务诉讼和向次债务人提起代位权诉讼。同时，债权人代位权不是形成权，即债权人单纯行使代位权，提起代位权诉讼并得到人民法院支持后，次债务人实际履行债务前，不能直接引起债权人与债务人、债务人与次债务人之间的民事法律关系发生变动的法律效果，故也就不能当然免除债务人对债权人的清偿责任及保证人的保证责任。具体评述如下：其一，设立债权人代位权诉讼制度是为保障债权人实现其债权，也是为保持债务人的财产。如果按照债权平等原则，债权人只能代为受领次债务人的给付或者只能由债务人受领后加入债务人的责任财产。那么，债权人提起代位权诉讼并得到法院支持后，次债务人实际履行债务前，如免除债务人的清偿责任及保证人的保证责任，既不利于债权人实现债权，也不利于债务人的次债权的保护，这与债权人代位权诉讼制度设计的初衷不符；其二，在次债务人未实际履行债务前，债权人无法实现债权受偿的目的。债权人代位权纠纷的请求权基础规范主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三条第一款规定：“因债务人怠于行使其到期债权，对债权人造成损害的，债权人可以向人民法院请求以自己的名义代位行使债务人的债权，但该债权专属于债务人自身的除外。”债权人的代位权是指债务人怠于行使自己的到期债权，因此对债权人造成损害时，债权人为保全自己的债权，可以诉请法院以自己的名义行使债务人对第三人享有的债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以下简称《合同法解释一》）第十五条规定：“债权人向人民法院起诉债务人以后，又向同一人民法院对次债务人提起代位权诉讼，符合本解释第十四条的规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八条规定的起诉条件的，应当立案受理；
摘要2：（续）不符合本解释第十四条规定的，告知债权人向次债务人住所地人民法院另行起诉。受理代位权诉讼的人民法院在债权人起诉债务人的诉讼裁决发生法律效力以前，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六条第（五）项的规定中止代位权诉讼。”根据该规定，债权人可以同时向债务人提起普通的债权债务诉讼和向次债务人提起代位权诉讼，即债权人代位权诉讼和普通的债权债务诉讼可以并存。浦发银行忻州支行提起的代位权诉讼不必然导致华融资产公司失去向债务人另行起诉的诉权。《合同法解释一》第二十条规定：“债权人向次债务人提起的代位权诉讼经人民法院审理后认定代位权成立的，由次债务人向债权人履行清偿义务。债权人与债务人、债务人与次债务人之间相应的债权债务关系即予消灭。”本案中，浦发银行忻州支行提起的代位权诉讼已经得到法院支持，在次债务人实际履行清偿义务前，即债权人与债务人间的债务未实际清偿前，债权人有权向债务人提起普通的债权债务诉讼。原审法院在没有审查案涉债权是否已经实际履行的情况下，仅以“债权人与债务人、债务人与次债务人之间相应的债权债务关系消灭的条件是人民法院审理后认定代位权成立”为由作出裁判，适用法律不当。
摘要1：【摘要１】实务中，挂靠法律关系的认定应重点审查——（１）投标保证金的缴纳主体和资金来源；（２）实际施工人是否以承包人的委托代理人身份签订合同；（３）实际施工人是否与发包人就合同事宜直接磋商；（３）实际施工人是否全程参与投标、保证金的支付、合同的订立、实际施工等；（４）是否以劳务分包形式来掩盖挂靠行为等，以此来确定法律关系的性质是否为挂靠。
【摘要２】以下情况一般认定为挂靠——（1）假借内部承包名义，但没有人员聘用合同、没有缴纳社保、没有工资发放记录，办公场所是各自独立的；（2）挂靠协议签订后，挂靠人再以被挂靠人的名义与发包人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在没有挂靠协议的情况挂靠人以被挂靠人代理人的身份签订合同的；（3）工程款直接流向挂靠人，被挂靠人仅收取管理费，无实质参与工程管理，各自财务独立的；（4）从履行合同看，现场管理人员由挂靠人聘请、发放工资，挂靠人实际出资，以自己的名义或以被挂靠人的名义对外聘用人员、购买机械、材料或租赁设备的。
摘要2：
摘要1：【裁判摘要1】一审法院认为，金磊公司将工程违法转包给昌源公司，对外昌源公司以金磊公司项目部的名义与灵通电缆厂签订《采购合同》，使得灵通电缆厂产生信赖，符合挂靠的特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五十四条规定，以挂靠形式从事民事活动，当事人请求由挂靠人和被挂靠人依法承担民事责任的，该挂靠人和被挂靠人为共同诉讼人。金磊公司作为工程违法转包方，案涉买卖合同材料使用在案涉工程上，金磊公司是实际受益人。金磊公司与昌源公司虽约定，对外发生债务均由昌源公司承担，该约定不能对抗善意第三人。故金磊公司应对昌源公司欠款本息承担连带给付责任。
【裁判摘要2】二审法院认为：本案中，灵通电缆厂虽提供加盖有天津金磊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辰翔大厦项目部印章的《采购合同》，但纵观整个合同的履行、包括接收货物及付款、催款等环节以及昌源公司实际承包案涉工程的情况，本案买卖合同关系的买受方应为昌源公司。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案涉合同系灵通电缆厂与金磊公司所签订，或金磊公司知晓该项目部印章存在并授权昌源公司进行使用，故金磊公司并非买卖合同的相对方，灵通电缆厂要求金磊公司给付货款没有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同时，根据另案查明的事实，金磊公司将案涉工程整体转包给昌源公司，双方之间系转包法律关系，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昌源公司与金磊公司构成挂靠关系，且挂靠关系并不能突破买卖合同的相对性，亦不能产生被挂靠方就买卖合同货款承担连带责任的法律后果，故一审法院判令金磊公司就案涉货款承担连带给付责任缺乏依据，本院予以纠正。
摘要2：【注解】挂靠关系不能突破买卖合同相对性，要求被挂靠方承担连带责任无依据。
摘要1：【裁判摘要】受让人申请执行后转让人不能以转让协议无效变更申请执行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2020年修正)第16条规定：“人民法院受理执行案件应当符合下列条件：……(2)申请执行人是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权利人或其继承人、权利承受人;……”据此，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权利承受人，有权已自己的名义申请执行。由于执行程序的特点在于提高执行效率，人民法院受理执行案件时，判断申请人是否属于生效文书权利承受人，一般进行形式审查而非实体审查，只要申请执行人向人民法院提交承受权利的证明文件符合权利受让的形式要件，足以证明自己是生效法律文书的权利承受人，即符合受理执行案件的条件。本案中，吴××向山东高院申请执行执行时，提交了其与凹凸凹公司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以及凹凸凹公司出具的《债权让与确认函》，山东高院据此将吴××列为本案申请执行人立案执行，符合法律及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并无不当。关于凹凸凹公司在执行程序开始后，又主张其与吴中平之间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无效等问题，属于其二者间债权转让法律关系中产生的实体争议，不应通过执行程序审查处理，其可通过另行提起诉讼等途径寻求救济。
摘要2：
摘要1：解读：（１）债权转让人主张转让协议无效属于债权转让法律关系中产生的实体争议，可通过另行提起诉讼等途径寻求救，不应通过执行程序审查处理；（２）债权受让人变更为申请执行人后，债权转让人不能以转让协议无效为由要求变更申请执行人。
摘要2：【注解】另外裁判观点认为：人民法院执行中，因债权转让而变更申请执行人的，必须以转让人认可债权转让的真实性、合法性为前提。在执行法院依据债权受让人的申请作出变更申请执行主体裁定后，转让人提出异议的，除已有生效法律文书对相关争议作出裁判的以外，执行法院有权对债权转让协议及相关事实和法律问题进行实体审查，认定债权转让不成立或无效的，有权作出裁定撤销原变更主体裁定。受让人如对协议内容仍有争议，可另行提起诉讼。——参考案例：最高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18)最高法执监506号
摘要1：【裁判摘要】让与担保——综上所述，尽管丽湖公司并未提供证明其与陈××、张××之间以案涉226套《商品房买卖合同》为借贷提供担保的直接证据，但陈××、张××与丽湖公司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从所购房屋数量、实际购房单价与市场交易价的差异、支付的购房款数额以及所谓的居间费用的支付方式、丽湖公司在一定期限内保有回购权等事实，均与以支付购房款取得房屋所有权为目的的房屋买卖合同关系的法律特征不符，而与民间借贷中以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并进行备案的方式为借贷提供担保的通常做法相吻合。一审基于在案证据对双方签订合同的真实意思经合理性分析判断认定陈××、张××与丽湖公司之间不属于真实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关系，系以案涉226套房屋的买卖合同为担保的借贷法律关系，并经向陈××、张××释明后，陈××、张××明确拒绝变更诉讼请求的情形下，裁定驳回陈××、张××的起诉，认定事实及适用法律并无不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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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裁判摘要１】在金钱债权执行中，《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均是对买受人在何种情形下能够排除人民法院的强制执行而作出的规定，虽然两条法律规定在适用情形上存在交叉，但买受人只要符合其中一条规定的要件，即可以选择适用，并以此主张自己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一审期间，宋××抗辩主张其符合第二十八条规定的要件，一审法院对此予以审查并适用第二十八条审理本案，不存在适用法律错误的情形。长富基金主张本案应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无相应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裁判摘要２】关于宋××是否在查封前签订合法有效书面买卖合同的问题。不动产买受人享有的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必须建立在合法有效的基础法律关系之上，前提条件是以物权变动为内容的买卖合同成立且有效。本案中，宋××早在案涉房屋查封前即于2015年8月20日与中然公司就案涉房屋签订了《丽都国际商品房认购书》，该认购书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并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条关于“商品房的认购、订购、预订等协议具备《商品房销售管理办法》第十六条规定的商品房买卖合同的主要内容，并且出卖人已经按照约定收受购房款的，该协议应当认定为商品房买卖合同”的规定，案涉《丽都国际商品房认购书》载明了买卖双方的基本情况及房屋的位置、面积、付款方式（工程款抵顶）等商品房买卖合同应具备的内容，且宋××已经以工程款抵顶的方式支付了案涉房屋的购房款，应认定案涉《丽都国际商品房认购书》的性质为商品房买卖合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关于“出卖人未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明，与买受人订立的商品房预售合同，应当认定无效，但是在起诉前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明的，可以认定有效”的规定，中然公司已于本案诉讼前取得案涉房屋的《商品房预售许可证》，案涉《丽都国际商品房认购书》应认定合法有效。
摘要2：
摘要1：【裁判摘要】案外人申请再审必须是原审必要共同诉讼的当事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四百二十二条规定，必须共同进行诉讼的当事人因不能归责于本人或者其诉讼代理人的事由未参加诉讼的，可以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八项规定，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之日起六个月内申请再审，但符合本解释第四百二十三条规定情形的除外。该条是关于被遗漏的必要共同诉讼人申请再审的规定，即依据该条申请再审的当事人须是原审必须共同进行诉讼的当事人。从本案再审申请人肖××等七人提交再审申请书及相关材料看，其主张权利的标的物虽与原判决争议的标的物有部分重合，但肖××等七人与东鑫公司之间签订房屋买卖合同关系产生纠纷，与原判决因东鑫公司与三店农场、台商管委会之间合作开发合同、拆迁安置补偿、商品房买卖合同关系产生的争议，各方主体并未处于同一法律关系中，解决的也并非同一争议。肖××等七人不属于必须共同参加原审诉讼的当事人，且其在再审申请书中亦自认系对争议房产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肖丽君等七人以此为由申请再审，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该七人认为对案涉标的物享有权利，可依法另行主张。
摘要2：
摘要1：【裁判摘要】（１）第三人撤销之诉的原告主体必须是第三人；（２）必要共同诉讼当事人无权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而只能提起案外人申请再审程序——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规定：”对当事人双方的诉讼标的，第三人认为有独立请求权的，有权提起诉讼。对当事人双方的诉讼标的，第三人虽然没有独立请求权，但案件处理结果同他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的，可以申请参加诉讼，或者由人民法院通知他参加诉讼。人民法院判决承担民事责任的第三人，有当事人的诉讼权利义务。前两款规定的第三人，因不能归责于本人的事由未参加诉讼，但有证据证明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的部分或者全部内容错误，损害其民事权益的，可以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民事权益受到损害之日起六个月内，向作出该判决、裁定、调解书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人民法院经审理，诉讼请求成立的，应当改变或者撤销原判决、裁定、调解书；诉讼请求不成立的，驳回诉讼请求。”民诉法解释第二百九十二条规定：“第三人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提起撤销之诉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民事权益受到损害之日起六个月内，向作出生效判决、裁定、调解书的人民法院提出，并应当提供存在下列情形的证据材料：（一）因不能归责于本人的事由未参加诉讼；（二）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的全部或者部分内容错误；（三）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内容错误损害其民事权益。”据前述法律及司法解释的规定，林×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首先应当具备（2013）桂民再终字第7号民事案件第三人的主体资格。本案中，林×主张自己未退出龙××与宇恒公司之间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关系，与龙××是案涉商品房的共同购买人。（2013）桂民再终字第7号民事案件审理的是宇恒公司与龙××之间的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即使林×的主张成立，其也应是该案的诉讼标的即案涉商品房买卖合同法律关系的主体之一，与龙××共同享有该合同项下的权利义务，即林×的诉讼地位应当是该案的必须共同进行诉讼的当事人，而非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规定的有独立请求第三人或者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确立的第三人撤销之诉制度，赋予了第三人对错误生效裁判的救济途径。第三人撤销之诉意味着对已生效裁判的效力进行评价，打破已经稳定的法律关系，是对判决的终局性和稳定性的挑战。第三人撤销之诉作为一种事后救济途径，不同于普通民事诉讼，其起诉条件被严格限定。
摘要2：（续）鉴于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第三款明确将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的原告限定为“前两款规定的第三人”，因此不宜再对“第三人”做扩大解释。对于非因自身原因未参加诉讼的必须共同进行诉讼的当事人，民诉法解释第四百二十二条另行规定了救济途径，即“必须共同进行诉讼的当事人因不能归责于本人或者其诉讼代理人的事由未参加诉讼的，可以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八项规定，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之日起六个月内申请再审，但符合本解释第四百二十三条规定情形的除外。”根据前述分析，从程序条件上审查，林×并非广西高院（2013）桂民再终字第7号民事案件的第三人，不具备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规定的第三人撤销之诉的原告资格，原审裁定不予受理林×的起诉正确。若林×认为自己仍然是案涉商品房的共同买受人之一，可以被遗漏的必须共同进行诉讼的当事人身份依照相关规定主张自己的权利。
摘要1：【裁判摘要】挂靠的实际施工人不属于挂靠公司另案建设工程施工纠纷的当事人——郓城公司申请再审事由，不符合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八项规定。郓城公司申请再审称，二审判决遗漏应当参加诉讼的当事人孙××。经查，本案是原告郓城公司以澳能公司为被告提起的诉讼。案由是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郓城公司以原告身份提起诉讼，要求澳能公司向其给付工程款，所依据的是两者之间的施工合同法律关系。在该关系中并不存在孙××作为当事人一方与郓城公司共同履行案涉施工合同权利义务的问题。即便一审法院知道孙××是涉案工程的实际施工人，也不等于其必须作为共同原告或有独立请求权第三人在本案中主张其权益。一审中，孙××曾向法院回答“我是实际施工人，原告郓城县建筑公司安排我来处理这个案件，但我没有委托手续”。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即便孙××是借用郓城公司资质的实际施工人，其与郓城公司之间内部挂靠关系，也不足以对郓城公司与澳能公司之间的建设工程施工纠纷产生重大影响，不属于应当参加诉讼的当事人。即便如郓城公司申请再审认为，孙××应当作为有独立请求权第三人参加诉讼，也不存在人民法院依职权主动追加，强制其通过诉讼解决纠纷的问题。
摘要2：
摘要1：【裁判摘要】必要共同诉讼当事人的诉讼标的是同一的，且应当考虑合同相对性原理——天池热力公司申请再审的争议焦点为：（一）蓝天热力公司和阜康有色公司是否为本案必要共同诉讼当事人；．．．．．．关于争议焦点一。本院认为，必要共同诉讼当事人的诉讼标的是同一的，本案中蓝天热力公司和阜康有色公司与华能热电公司的法律关系与本案并非同一法律关系，案涉纠纷发生在华能热电公司和天池热力公司之间，根据合同相对性原理，蓝天热力公司和阜康有色公司并非本案必要共同诉讼当事人。且天池热力公司在一审、二审中并未主张追加，现就此申请再审，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