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 (2020)最高法民申2158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 (2020)最高法民申2158号
【裁判摘要】公司法第六十三条的规定虽系股东为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但目前司法实践中，在股东与公司人格混同的情形下，公司亦可为股东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解读】本案系最高人民法院对于一人有限责任公司可适用“法人人格逆向否认”制度的肯定。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最高法民终1093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最高法民终1093号
【裁判摘要１】无法证明一人公司与股东财产是否相互独立的审计报告不能作为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股东财产的证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条是否认公司法人人格的原则性规定，适用于所有的公司形式，而一人有限责任公司为有限责任公司中的特殊形式。因一人有限责任公司只有一个自然人或者一个法人股东，股东与公司联系更为紧密，股东对公司的控制力更强，股东与公司存在人格混同的可能性也更大，因此，在债权人与股东的利益平衡时，应当对股东课以更重的注意义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六十三条对一人有限责任公司财产独立的事实，确定了举证责任倒置的规则，即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应当举证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股东自己的财产。在其未完成举证证明责任的情况下，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此为法律对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特别规定，应当优先适用。本案中，从举证情况看，能源公司虽提交了置业公司2013年度和2014年度的审计报告以及所附的部分财务报表，但从审计意见的结论看，仅能证明置业公司的财务报表制作符合规范，反映了公司的真实财务状况，无法证明能源公司与置业公司财产是否相互独立，不能达到能源公司的证明目的。而且，根据审计报告所附的资产负债表，2013年10月15日置业公司成立后，即有对张家口华富财通公司投资款2900万元，与能源公司在本院二审庭审中关于置业公司只开发案涉国储大厦，无其他业务和对外活动的陈述相矛盾。能源公司与睿拓公司的《股权转让合同》第三条约定看，不管是能源公司还是睿拓公司，与置业公司的财务均不是独立的，在股权转让中，双方又将置业公司的财产进行了处置。因此，在能源公司未能提供充分证据证明的情况下，其应当对置业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对于睿拓公司，其在本院二审庭审中自认，在受让能源公司股权时对置业公司欠付工程款一事知情，这与《股权转让合同》第二条“乙方陈述与保证"中睿拓公司“已知悉天津国储置业有限公司全部债务情况"的约定一致。而且，案涉工程竣工验收备案与签订《支付协议》均在睿拓公司受让能源公司股权，成为置业公司一人股东之后。在其未提供证据证明置业公司财产独立于自己财产的的情况下，应当就置业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摘要2：【裁判摘要２】工程款支付方式由预付款加进度付款改为承包人全垫资施工属于实质性变更——《总包补充协议》与中标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相比，工程款支付方式由预付款加进度付款改为承包人全垫资施工。而款项支付方式系工程价款的重要内容，因此，应认定《总包补充协议》构成对中标合同的实质性变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第四十六条的规定，该协议无效，对双方当事人不具有法律约束力。南通二建依据《总包补充协议》第26条第2项约定，请求置业公司支付欠付工程款利息，依据不足。从合同实际履行情况看，在案涉工程竣工验收前，置业公司未支付任何预付款和工程进度款。即便2018年2月7日南通二建向置业公司借款1000万元并自愿按照年利率4.5%支付资金占用费时，亦未提出抵扣前期预付款和进度款的主张。可见，双方并未实际履行《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约定。2018年8月17日双方签订的《支付协议》首部明确，“鉴于双方分别于2015年4月15日和2016年1月18日签订了国储中心大厦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和《补充协议》"。《支付协议》是《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履行完毕后对所有工程款数额的最终结算，并详细约定了工程款的具体支付时间。因此，虽然中标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约定了工程预付款和进度款的支付事宜，但双方并未实际履行，而且工程结算的《支付协议》中又对工程款支付作出新的约定，应视为是对《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工程款支付方式的变更。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应以变更后的合同内容确定。《支付协议》并未约定预付款和进度款迟延付款违约金的事宜，南通二建关于支付2018年8月17日之前逾期付款违约金的主张，依据不足，一审判决对其该项诉讼请求未予支持，并无不当。
【注解】《支付协议》具有决算性质，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
浙江省余姚市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浙0281民初2750号
摘要1：【案号】浙江省余姚市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浙0281民初2750号
【裁判摘要】关联企业成员之间不当利用关联关系形成的债权，应当劣后于其他普通债权顺序清偿。本案中，原、被告即使是关联企业，其买卖关系、借款关系是受安排形成的，但原告是以自己的名义采购货物再销售给被告，也是以自己的名义向银行贷款再出借给被告使用，对外是以自己的名义发生法律关系，被告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原、被告之间财产存在混同或原告的债权是不当利用关联关系形成的，若将原告的债权认定为劣后债权，亦会损害原告债权人的利益，故被告管理人将原告的债权认定为劣后债权缺乏相应依据。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最高法民申168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最高法民申168号
【裁判摘要】本案中，陈××、章××、邱××于2010年3月29日签订的《星泰公司合股投资补充协议》载明：“根据目前投资现状，经三股东协商一致同意，以投产时间为准对投资比例进行调整，以签字为准”，该补充协议是经星泰公司全体股东一致表示同意的书面文件，可以认定星泰公司就股东之间出资比例进行调整形成了决议，但该补充协议的内容仅是拟对投资比例进行调整的约定，并不包括公司注册资本数额应当如何调整的事项。．．．．．．一审判决根据该补充协议以星泰公司股东的实际出资数额为依据认定各该股东的股权比例，混淆了股东的认缴出资与实际缴纳出资之间的关系，系司法权对公司自治事项的僭越，其判决结果明显不当。二审判决以该补充协议约定的内容有待各方进一步协商确定、不能据此以实际出资额来调整股东认缴出资为依据，对一审判决予以纠正，事实和法律依据充分，本院予以确认。因本案并非星泰公司或其股东所提起的缴纳出资诉讼，陈××在本案中主张的向星泰公司实际出资2631576.46元的数额是否真实，本无加以审理、认定的必要，二审判决将该节事实纳入本案的审理范围不当，但这一瑕疵并不影响二审判决结果的公正性。
摘要2：邱某某等与陈某某等股东出资纠纷上诉案
【案号】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赣民终307号
【摘要】二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五条、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二条之规定，认定股东出资额及出资比例的依据是公司章程、公司签发给股东的出资证明书或者是置备的股东名册。星泰公司既没有给股东签发出资证明书，也没有置备股东名册，那么公司章程就成为认定股东出资及出资比例的依据。本案中，星泰公司各股东在订立了公司章程之后，又于2010年3月29日签订了《星泰公司合股投资补充协议》，欲调整星泰公司章程中确定的各股东投资比例。．．．．．．本院认为，该份补充协议约定简单、模糊，仅有调整的意思表示而无具体调整办法，其约定的主要内容有待于各方进一步协商确定，不能据此以实际垫资来调整股东认缴出资。．．．．．．本院在星泰公司各股东就出资及出资比例没有达成新的协议或者公司清算程序之前对星泰公司各股东的出资及出资比例均不予认定。星泰公司各股东应缴出资及股份比例仍应当根据星泰公司的公司章程予以确定。一审法院没有分析股东出资的特定性，及公司账册与股东个人账目的混同，而仅根据鉴定意见，将各股东在公司经营中垫付的资金不作区分地笼统认定为股东出资，据此确定各股东的出资比例，属事实认定不当，应当予以纠正。
【解读１】陈××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确认陈××在星泰公司出资2631576.46元，占星泰公司66.54%股份；邱××、习××出资20万元，占星泰公司5.06%股份；章××出资1123264.4元，占星泰公司28.4%股份。
【解读２】一审判决：一、确认陈××为星泰公司出资2631576.46元，占星泰公司59.07%股份；确认邱××、被告习××为星泰公司出资790000元，占星泰公司17.74%股份；确认章××为星泰公司出资1033264.4元，占星泰公司23.19%股份；二、驳回陈××其他诉讼请求。
【解读３】二审判决：一、撤销江西省新余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赣05民初13号民事判决；二、驳回陈××的诉讼请求。
【笔记】破产案件有关债务人民事案件是否应当中止审理和中止执行？
摘要1：解读１：以破产债务人为被告的就债务人财产个别清偿民事诉讼或者仲裁案件，破产受理前已经受理尚未审结——（１）应当中止诉讼→（２）恢复审理（裁定驳回破产申请或终结破产程序）→（３）判决驳回诉讼请求（破产宣告）。
解读２：以破产债务人作为被告的非债务人财产个别清偿民事诉讼或者仲裁案件，破产受理前已经受理尚未审结——（１）应当中止诉讼→（２）继续审理（破产管理人接管债务人财产后）。
解读３：破产申请受理后，债权人就债务人财产向法院提起债务人财产分别清偿诉讼（不包括仲裁）的不予受理。
解读４：破产债务人作为原告的民事案件——（１）一审应当移送受理破产法院；（２）二审应当继续审理。
解读５：破产申请受理后尚未执行完毕的有关债务人财产个别清偿应当中止执行，债权人应当依法向管理人申报相关债权。
摘要2：【注解１】（１）受理破产申请后中止诉讼（含仲裁）和执行主要是债务人作为被告之债务人财产个别清偿诉讼；（２）债权人针对债务人财产个别清偿诉讼在破产宣告后依法申报债权。
【注解２】债务人财产个别清偿诉讼或者仲裁案件（《企业破产法规定二》第２１条第１款）：（１）代位权：主张次债务人代替债务人直接向其偿还债务的；（２）出资不实或者抽逃出资责任：主张债务人的出资人、发起人和负有监督股东履行出资义务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或者协助抽逃出资的其他股东、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实际控制人等直接向其承担出资不实或者抽逃出资责任的；（３）人格混同：以债务人的股东与债务人法人人格严重混同为由，主张债务人的股东直接向其偿还债务人对其所负债务的；（４）其他就债务人财产提起的个别清偿诉讼。
【注解３】（１）法院裁定受理破产申请后债务人个别清偿诉讼或者仲裁案件应当中止；（２）法院宣告破产后债务人仲裁案件应当继续仲裁。
【注解４】（１）对债务人财产个别清偿诉讼（即《企业破产法规定二》第２１条之规定），破产受理前基于债务人财产个别清偿诉讼，破产申请受理时案件尚未审结的，人民法院应当中止审理；债务人破产宣告后，法院应当判决驳回债权人的诉讼请求（但是，债权人一审中变更其诉讼请求为追收的相关财产归入债务人财产的除外）；债务人破产宣告前，法院裁定驳回破产申请或者终结破产程序的，中止审理的案件应当依法恢复审理。（２）非对债务人财产个别清偿诉讼或者仲裁，应当根据《企业破产法》第２０条之规定，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后，已经开始而尚未终结的有关债务人的民事诉讼或者仲裁应当中止；在管理人接管债务人的财产后，该诉讼或者仲裁继续进行。
【注解５】破产程序终结后是否还可重新启动执行程序？——（１）破产程序终结后，原则上应当不再可能根据个别债权人的申请启动个别执行程序；（２）破产终结２年后发现破产人有应当供分配的其他财产，债权人应无通过破产法上的程序获得救济的可能，能否再启动执行程序进行处理目前尚无明确的规则，但实务中不应否定根据相关债权人的申请启动执行程序的合理性。——参考：最高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16)最高法执复69号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最高法民辖终51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最高法民辖终51号
【裁判摘要１】向有管辖权的法院起诉属于约定不明应当依法确定管辖法院——《委托协议》《补充协议》对于争议解决条款，均约定为“因本协议引起的任何争议，各方应协商解决；协商不成，各方均应向有管辖权法院提起诉讼。”该条款对管辖法院约定不明，故应依据《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三条规定，由被告住所地或合同履行地法院管辖。
【裁判摘要２】关于睿鹏合伙企业诉中科招商公司的诉讼应否合并审理问题。睿鹏合伙企业以中科招商公司与中科发明公司系关联公司，实际控制人均为单××，二公司构成人格混同为由，起诉中科招商公司应对中科发明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与依据《委托协议》《补充协议》《质押合同》起诉中科发明公司、单××、深圳前海合伙企业承担合同违约责任及担保责任，虽请求权基础不同，但诉讼标的是共同的并具有合并审理的事实基础,属于《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二条规定应当合并审理的情形。中科招商公司关于两诉系不同法律关系，不构成共同诉讼，不能合并审理的上诉理由缺乏法律依据。
摘要2：
【笔记】破产申请受理前已经对债务人提起给付之诉能否在宣告破产后作出裁判？
摘要1：解读：（１）《企业破产法规定二》第２１条规定的对债务人财产个别清偿诉讼在破产宣告后应当驳回债权人个别清偿诉讼请求（变更为追收债务人财产诉讼请求除外）；（２）除《企业破产法规定二》第２１条规定的对债务人财产个别清偿诉讼外，应当根据《企业破产法》第２０条规定在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后中止审理或者中止仲裁，在管理人接管债务人的财产后继续审理或进行仲裁，该诉讼或者仲裁继续进行，但在判项上判决给付内容应改为在破产程序中清偿的字样（即明确禁止个别清偿或执行）。
【注释１】（１）针对债务财产个别清偿诉讼（代位权诉讼、承担出资不实或者抽逃出资责任、人格混同、其他债务人财产个别清偿诉讼）在宣判破产后驳回诉讼请求；（２）其他针对债务人给付之诉继续审理并作出裁判（判项上判决给付内容应改为在破产程序中清偿的字样，即明确禁止个别清偿或执行）。
【注释２】对于享有优先受偿权的债权人的判决可以判决支付（即破产别除权人不受个别清偿限制）。
摘要2：【注解】破产申请受理后，债权人有权对破产企业提起确认之诉。——参考案例：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吉民终296号；吉林省松原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 (2019)吉07民初64号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粤民再162号
摘要1：【案号】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粤民再162号
【裁判摘要１】终结破产程序裁定后债权人起诉债务人的有关人员裁定责任不违反“一事不再理”原则——丁××、丁×、王×主张一审法院在布鲁克林公司破产清算后受理本案，违反了“一事不再理”的原则。经查，瓯海法院就布鲁克林公司破产一案作出终结破产程序的裁定之后，意港公司又以布鲁克林公司债权人的身份向一审法院提起本案诉讼，以布鲁克林公司的股东未提交公司账册及重要文件、致使公司无法完全清算及公司的财产与法定代表人的财产混同、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为由，主张丁××、丁×、王×、姚××就布鲁克林公司的债务承担责任。因本案的当事人、诉讼请求及事实与理由与瓯海法院受理的布鲁克林公司破产案件均不相同，故意港公司提起本案诉讼并不构成重复起诉，一审法院作为被告住所地有权管辖一审涉外商事案件的法院受理本案并无不当。
【裁判摘要２】意港公司提起本案诉讼、主张丁××、丁×、王×未提交公司账册及重要文件、致使公司无法全面清算以及公司的财产与丁小园个人的财产混同，其应对该诉讼主张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意港公司为此所提交的主要证据系2013年8月5日《关于管理人执行职务的工作报告》。管理人在该报告称其曾要求丁××、丁×、王×提供公司完整的财务账册，但债务人未能提供企业经营期间完整的会计报表等资料。在布鲁克林公司的破产程序中，瓯海法院未采纳管理人在报告中所称上述内容而认定布鲁克林公司的股东存在怠于提供公司完整的财务账册而影响清算顺利进行、导致公司无法清算或无法全面清算，而是以布鲁克林公司的管理人已经将该公司破产财产分配方案执行完结为由作出终结破产程序的裁定。同时，丁××、丁×、王×于本案中亦提交了交接清单等证据，以证明其不存在怠于履行义务，导致公司主要账册、重要文件等灭失，无法进行清算的情形。在此情况下，仅凭管理人工作报告中管理人自行陈述的相关内容，并不足以认定丁××、丁×、王×确有存在怠于提交公司账册及重要文件，造成无法进行清算的行为。
摘要2：
【笔记】能否将接收公司转账股东追加为被执行人？
摘要1：解读：股东与公司之间转款行为是否应认定为公司股东挪用、侵占公司财产或恶意转移财产、逃避债务应通过其他程序确认，而不能在执行程序中追加股东为被执行人。
【注释】能否申请追加转移公司财产的法定代表人为被执行人？——（１）法定代表人转移财产不是《变更追加规定》等法律和司法解释规定的追加被执行人的法定事由，不能直接以法定代表人转移公司财产为由追加被执行人；（２）如果有充分证据证明法定代表人作为股东转移公司资产符合《变更追加规定》第１８条、第２０条规定的抽逃出资及一人有限公司股东财产与公司财产混同的情形，可以追加被执行人。
摘要2：【注释】（１）不能追加转移公司资产的法定代表人（股东）为被执行人；（２）可以追加抽逃出资的股东为被执行人。——参考案例：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琼民终48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最高法民申4680号
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苏01民终11200号
摘要1：【案号】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苏01民终11200号
【裁判摘要】股东并非破产清算程序中清算义务人，无保管财务账簿、公司财产的法定义务，对公司债务不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恒和公司上诉主张九位被上诉人对欣力公司的案涉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基本理由有二，一是九位被上诉人作为欣力公司股东，怠于履行义务，导致公司主要账簿灭失，无法进行全面清算；二是九位被上诉人与欣力公司构成财产混同。本院认为，第一，九位被上诉人不存在怠于履行义务的行为，包括清算义务及保管账簿义务的行为，理由为：1.欣力公司系经人民法院审查进入破产清算程序，在进入之前，该公司并未现法定解散事由，九位被上诉人作为公司股东，尚无需因此组织对公司进行清算。根据破产法的相关规定，进入破产程序后，破产清算事务亦由人民法院指定的管理人主导，负有协助配合义务的亦非全体股东，而是法定代表人和经人民法院决定的财务负责人等经营管理人员，亦非九位被上诉人。2.九位被上诉人包括两名董事、一名监事在内，均不负责管理公司账簿，既非法定代表人，也非经人民法院决定在破产清算中负有协助配合义务的财务管理人员和其他经营管理人员，且***作为公司控股股东，亦确认公司账簿等均由其掌管，九位被上诉人并未掌管，恒和公司虽对此持有异议，亦无证据佐证，因此，九位被上诉人对公司账簿亦无保管义务。第二，恒和公司并未提供证据证明九位被上诉人与恒和公司存在财产混同，应由其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恒和公司主张欣力公司账册下落不明，无法全面清算，且欣力公司被股东过度控制，故应当认定公司财产与股东财产混同，于法无据，本院不予采纳。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最高法民终1301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最高法民终1301号
【裁判摘要１】垫付股权转让款成立事实借款法律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六条规定，法律、行政法规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采用书面形式订立合同，当事人未采用书面形式但一方已经履行主要义务，对方接受的，该合同成立。本案施××与霖阳公司虽未采用书面形式订立借款合同，但施××已经履行主要义务即垫付本应由霖阳公司支付40275万元款项，且霖阳公司已接受，借款合同成立。施××请求霖阳公司向其归还借款本金40275万元，应予支持。本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15]18号)第二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自然人之间借贷对利息约定不明，出借人主张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除自然人之间借贷的外，借贷双方对借贷利息约定不明，出借人主张利息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民间借贷合同的内容，并根据当地或者当事人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市场利率等因素确定利息。施××与霖阳公司对借贷利息约定不明，结合当事人交易习惯，施××与冯×于2014年6月20日签订的《借款合同》约定借款利息为年利率6.5%，故施××请求霖阳公司按年利率6.5%支付利息应予支持。由于借款分两笔支付，借款利息也应自施××实际出借款项之日起算。
【裁判摘要２】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六十三条规定，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不能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股东自己的财产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施××已举证证明常江公司100%持股霖阳公司，常江公司的总经理兼董事与霖阳公司的监事均为杨××。作为一人有限责任公司股东的常江公司未提供证据证明霖阳公司财产独立于其自己的财产，应当对霖阳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摘要2：【裁判摘要３】百家达公司作为霖阳公司设立的一人有限责任公司可否为其股东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认识不尽一致。有观点认为，一人有限责任公司治理结构的特殊性决定其独立法人地位极易被股东滥用而与其股东发生人格混同，因此，公司法第六十三条在第二十条一般规定基础之上对一人公司作出了特别规定。至于一人公司可否承担其财产独立于股东的举证证明责任，并在举证不能的情形下为股东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公司法没有明文否定。否认股东全资子公司之法人人格，判令该子公司为股东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同样有助于规制股东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以逃避债务的行为。根据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原理和一人公司的治理缺陷，股东与其一人公司只要存在人格混同，均应对彼此债务承担连带责任。(2020)最高法民申2158号民事裁定等多件案例也持此结论。故而，对这种反向情形应当类推适用公司法第六十三条，即只要债权人能够证明作为债务人的股东设立了一人公司，就应当推定该一人公司与其股东存在人格混同的事实；如果一人公司或其股东要推翻这个事实，应当承担举证证明责任。这并不是举证责任倒置，仍属于“谁主张谁举证”的规则范畴。在施××已尽到举证证明责任的情形下，百家达公司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与股东财产相互独立，应当对霖阳公司的案涉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但是，具体到本案，本院认为，本争点所涉情形并未在公司法第六十三条中作出规定，应当适用该法第二十条第三款规定，即公司股东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逃避债务，严重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施××仅举证证明霖阳公司与百家达公司法定代表人同为罗×，且霖阳公司为百家达公司的100%持股股东，未举证证明霖阳公司、百家达公司存在前述法条中所列滥用行为，且达到严重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的程度，应承担相应举证不能的责任。施××请求百家达公司应对霖阳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缺乏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该请求不予支持。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最高法民再372号
摘要1：【安徽】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最高法民再372号
【裁判摘要】用夫妻共同财产设立的夫妻公司实质为一人公司，债权人有权按照一人公司股东承担连带责任规定追加股东为被执行人——《公司法》第五十八条第二款规定：“本法所称一人有限责任公司，是指只有一个自然人股东或者一个法人股东的有限责任公司。”本案中，青曼瑞公司虽系熊××、沈××两人出资成立，但熊××、沈××为夫妻，青曼瑞公司设立于双方婚姻存续期间，且青曼瑞公司工商登记备案资料中没有熊××、沈××财产分割的书面证明或协议，熊××、沈××亦未补充提交。《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七条规定，除该法第十八条规定的财产及第十九条规定的约定财产制外，夫妻在婚姻存续期间所得财产归夫妻共同共有。据此可以认定，青曼瑞公司的注册资本来源于熊××、沈××的夫妻共同财产，青曼瑞公司的全部股权属于熊××、沈××婚后取得的财产，应归双方共同共有。青曼瑞公司的全部股权实质来源于同一财产权，并为一个所有权共同享有和支配，该股权主体具有利益的一致性和实质的单一性。另外，一人有限责任公司区别于普通有限责任公司的特别规定在于《公司法》第六十三条，该条规定：“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不能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股东自己的财产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即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法人人格否认适用举证责任倒置规则。之所以如此规定，原因系一人有限责任公司只有一个股东，缺乏社团性和相应的公司机关，没有分权制衡的内部治理结构，缺乏内部监督。股东既是所有者，又是管理者，个人财产和公司财产极易混同，极易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故通过举证责任倒置，强化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财产独立性，从而加强对债权人的保护。本案青曼瑞公司由熊××、沈××夫妻二人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设立，公司资产归熊××、沈××共同共有，双方利益具有高度一致性，亦难以形成有效的内部监督。熊××、沈××均实际参与公司的管理经营，夫妻其他共同财产与青曼瑞公司财产亦容易混同，从而损害债权人利益。在此情况下，应参照《公司法》第六十三条规定，将公司财产独立于股东自身财产的举证责任分配给股东熊××、沈××。综上，青曼瑞公司与一人有限责任公司在主体构成和规范适用上具有高度相似性，二审法院认定青曼瑞公司系实质意义上的一人有限责任公司并无不当。
摘要2：【摘要】关于猫人公司申请追加熊××、沈××为被执行人应否支持问题。如上分析，青曼瑞公司系实质意义上的一人有限责任公司，适用《公司法》第六十三条规定，而《变更追加执行当事人规定》第二十条的实体法基础亦在《公司法》第六十三条规定。据此，熊××、沈××应对青曼瑞公司财产独立于双方其他共有财产承担举证责任，在二审法院就此事项要求熊××、沈××限期举证的情况下，熊××、沈××未举证证明其自身财产独立于青曼瑞公司财产，应承担举证不力的法律后果。二审法院支持猫人公司追加熊××、沈××为被执行人的申请，并无不当。
【笔记】执行法院能否直接追加恶意转移资产受让方为被执行人？
摘要1：解读：执行程序中即使被执行人恶意转移财产也不得直接追加受让人为被执行人，而需通过撤销权诉讼进行确认。
【注释】能否申请追加转移公司财产的法定代表人为被执行人？——（１）法定代表人转移财产不是《变更追加规定》等法律和司法解释规定的追加被执行人的法定事由，不能直接以法定代表人转移公司财产为由追加被执行人；（２）如果有充分证据证明法定代表人作为股东转移公司资产符合《变更追加规定》第１８条、第２０条规定的抽逃出资及一人有限公司股东财产与公司财产混同的情形，可以追加被执行人。
摘要2：【注解１】（１）不能追加转移公司资产的法定代表人（股东）为被执行人；（２）可以追加抽逃出资的股东为被执行人。——参考案例：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琼民终48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最高法民申4680号
【注解２】《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制裁规避执行行为的若干意见》第２０条规定的恶意转移财产不属于法定追加被执行人事由｜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制裁规避执行行为的若干意见》第14条规定，被执行人放弃债权、无偿转让财产或者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对申请执行人造成损害的，执行法院可以告知申请执行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四条的规定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撤销权诉讼。本案中，被执行人转让财产，申请执行人如果认为该转让行为对其债权造成损害，申请执行人可以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相关规定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撤销权诉讼，通过诉讼明确被执行人转移财产的协议以及申诉人占有案涉财产的行为是否合法有效，进而明确能否继续执行案涉财产。执行程序上，对上述财产转让协议及占有行为无权作出裁定，依法应当通过诉讼解决。龙岩中院直接以财产无偿转让为由，在执行中追加福×公司为本案被执行人错误，应予纠正。——参考案例：最高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14)执监字第00030—1号
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沪02民终7892号
摘要1：【案号】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沪02民终7892号
【裁判摘要】超过法定期间出具的一人公司年度审计报告不予采信——信盛公司于2019年4月8日之前均为一人有限责任公司，沈×为该公司唯一股东，并于2018年10月19日之前担任该公司法定代表人。朱××主张的8597号案件所涉事实均发生于2017年，沈×在此期间系信盛公司唯一股东、法定代表人。根据《公司法》第六十三条规定，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不能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股东自己的财产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任。首先，根据《公司法》第一百六十四条规定，公司应当在每一会计年度终了时编制财务会计报告，并依法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沈×在一审中自认信盛公司2017年度未依法进行年度财务会计审计，违反了法律规定的强制性义务，其于二审中提交上海XX事务所于2021年7月12日制作的信盛公司2017年度审计报告已经超过了法定期间，本院对该份证据不予采信。其次，信盛公司并无公司专用银行账户，仅有沈×个人银行账户管理公司开支，存在唯一股东与公司财产混同的可能性。沈×在审理中表示其名下信盛公司是以咨询、出租WIFI业务为主、天某以广告编辑业务为主、C公司负责网络系统开发运营、A公司经营旅游业务（包括周某、签证、机酒预定）。沈×还表示其名下中国民生银行账户（尾号1824）为现金管理账户、沈×名下中国工商银行账户（尾号8878）为收款账户（涉及WIFI业务、签证业务、机酒预定业务）、沈×名下招商银行账户（尾号2597）为付款账户（90％退WIFI押金、10％退周某和签证）。可知沈×名下中国工商银行账户（尾号8878）、招商银行账户（尾号2597）均同时管理了信盛公司、A公司的业务款收支，存在关联公司之间财产混同的可能性。再次，根据信盛公司向朱××发送的《解聘通知书》，可知信盛公司曾计划将朱××调换到周某等OP主管岗位，而周某属于A公司的业务范围，存在关联公司之间业务混同的可能性。最后，根据一审法院调取的沈×名下各银行账户的流水，沈×名下各关联公司之间、以及关联公司与沈×之间的财产存在混同且无法区分。综上，沈×并未提交充分证据证明其作为唯一股东与信盛公司之间财产相互独立，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其应对信盛公司对外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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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沪破监1号
摘要1：【案号】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沪破监1号
【裁判摘要】企业破产法有关破产清算的规定，主要针对的是单个破产企业如何进行破产清算，并未规定不同企业合并破产清算。人民法院在审理关联企业破产案件时，既要通过实质合并审理方式处理法人人格高度混同的关联关系，确保全体债权人公平清偿，也要避免不当采用实质合并审理方式，损害相关利益主体的合法权益。当关联企业成员之间存在法人人格高度混同、区分各关联企业成员财产的成本过高、严重损害债权人公平清偿利益时，可以适用关联企业实质合并破产方式进行审理。．．．．．．综上，四家公司法人人格高度混同，不具备分别破产清算的法律基础，上海三中院裁定四家公司合并破产清算符合相关法律规定，并无不当。九江银行的申请复议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予以驳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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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衢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6)浙08民破10号之一
摘要1：【案号】浙江省衢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6)浙08民破10号之一
【裁判摘要】依据管理人提供的材料及查明的情况，元泰公司、宏泰公司、步升公司经营场所相同，人员、资产及债务存在明显混同，而且均由同一人实际控制，资产、人员等方面存在高度混同的关联关系，管理人依此申请三公司进行合并破产清算，有利于保障各方当事人之间的实质公平，也有利于提高破产清算效率，不违反相关法律规定，符合破产法宗旨。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十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浙江元泰玻璃有限公司、浙江宏泰玻璃有限公司、衢州步升玻璃有限公司进行合并破产清算。本裁定自即日起生效。
摘要2：
浙江省诸暨市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6)浙0681民破16号之二
摘要1：【案号】浙江省诸暨市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6)浙0681民破16号之二
【裁判摘要】浙江裕鑫聚磐实业有限公司与裕鑫集团有限公司、浙江东易进出口有限公司、浙江裕润科技有限公司虽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登记为彼此独立承担责任的企业法人，但四家公司均为陈漫实际控制，公司的业务、人事、财务等表征公司法人人格的要素存在高度混同，四家公司的各自财产无法明确区分、界限模糊，已经构成法人人格混同。现四家公司均已进入破产清算程序，为公平清理债权债务和平等保护各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对四家公司应当予以合并破产清算，且经浙江裕鑫聚磐实业有限公司债权人会议表决，亦同意合并清算。合并破产清算有利于厘清公司的债权债务，有效推进破产清算的进行。浙江裕鑫聚磐实业有限公司管理人提出的合并破产清算申请，依法应予准许。
摘要2：
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深中法破初字第77号
摘要1：【案号】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深中法破初字第77号
【裁判摘要】投标保证金转入债务人基本账户后未特定化并与其他资金混同不符合取回权的条件——本案为取回权纠纷。企业破产法第三十八条规定：“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后，债务人占有的不属于债务人的财产，该财产的权利人可以通过管理人取回。但是，本法另有规定的除外。”本案中，原告向被告转账5万元作为投标保证金，在招投标项目未开标、后续工作未实际开展的情况下，被告进入破产程序，原告能否取回保证金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在破产程序中，取回权的行使一般限于原物取回，本案原告申请取回的标的系货币。货币作为一般等价物，转账之后即与被告账户中的资金产生混同，原告申请取回应举证证明其资金在转账后仍能与被告账户中的其他资金清晰区分，即具备特定化的特征。经查，被告接收涉案保证金的账户系其公司基本账户，账户内有被告的自有资金、其他企业的保证金及往来款等，原告的保证金存入后已与上述资金混同；且该基本账户为活期存款账户，账户内资金无法特定化，在原告的保证金存入之后，账户内款项进出频繁，余额锐减，具体的资金权属无法区分。鉴于涉案保证金转入被告基本账户之后未特定化并与其它资金混同，不符合取回权要求的权利归属清晰的条件，因此，原告要求行使取回权条件不成立，对其从被告基本账户中取回涉案保证金的诉请，本院不予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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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浙10民终22号
摘要1：【案号】浙江省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浙10民终22号
【裁判摘要】对货币资金行使取回权的前提在于该笔资金已特定化，不具有特定化资金不能行使取回权——案系一般取回权纠纷，一般取回权的基础来源于民法规定的物上请求权，其发生的依据只能是物权关系，而非债权关系，因此对物享有所有权是权利人行使取回权的前提。本案中，上诉人胡××主张取回的标的物为货币，由于货币作为一般等价物的特殊属性，通常情况下，货币的占有者即为所有者，故要对货币资金行使取回权的前提在于该笔资金已特定化，这种特定化不仅仅能从款项性质、合同约定来判断，而且必须开立专门账户用于存放资金，使其没有与其他资产混同。讼争的70万元质量保修金系工程款的一部分，基于上诉人胡×８与被上诉人金耀公司的挂靠关系，涉讼工程款先由发包人普陀山佛教协会汇入被上诉人金耀公司账户，待扣除管理费用后再转汇至上诉人胡××账户，而上诉人胡××未能举证证明其在前期已支付完毕全部管理费，故该笔质量保修金存在工程款和管理费混同的可能，未能特定化的货币就不具有物的所有权判断指征，上诉人基于所有权主张取回缺乏事实依据，其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
江苏省宿迁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苏13民初290号
摘要1：【案号】江苏省宿迁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苏13民初290号
【裁判摘要】货币资金取回权应当举证证明该笔资金已经特定化（即该笔资金的具体流向和该笔资金没有被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三十八条规定：“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后，债务人占有的不属于债务人的财产，该财产的权利人可以通过管理人取回。但是，本法另有规定的除外。”本案中，被告货物的买家LGNE公司于2014年8月5日向被告在中国银行宿迁宿豫支行开设的47×××73账户支付6252.21澳元的货款，因被告就其和该买家的货款问题已经原告保险理赔，根据原、被告签订《委托代理协议》的约定，该货款中的按5366.18美元（原告起诉时折合成人民币为36550.13元）应属债务人占有的不属于债务人的财产。因本案原告要求取回的系货币型财产，而货币属于种类物，一旦进入被告账户即与其他资金产生混同，故而原告要取回货币资金，应当举证证明该笔资金已经特定化，即被告应当能够证明其行使取回权时该笔资金的具体流向和该笔资金没有被使用。本案中，根据本案证据和原、被告的确认，该笔资金系以LGNE公司支付的货款方式进入47×××73账户，此时该笔资金已经特定化。后被告将47×××73账户中包含本案原告主张取回权的资金转为人民币进入510558225715账户，可以清楚地表明该笔资金的流向，也可以判定为该笔资金已经特定化，但根据510558225715账户的银行交易流水，可见在原告提起诉讼主张取回权时该笔账户上资金已经为零，原告主张取回的资金已经被被告使用，其后进入该账户的资金与原告取回的资金已没有关联性，故原告主张取回该账户的资金没有事实依据。原告还主张510558225715账户上的两个保证金账户也应当作为行使取回权的资金账户，本院认为，原告不能提供证据证明涉案资金在何时以何种方式特定化后进入保函保证金账户47×××70和信用证保证金账户49×××34，故其主张行使对该二个账户资金取回权依据不足，且该两个保证金账户的资金在2018年2月28日亦已经为零，故原告要求取回该两个账户中的相应资金也没有事实依据。虽然原告主张取回权的主张不能成立，但其相关权利可以转化为普通债权，由其向破产管理人行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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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京02民初177号
摘要1：【案号】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京02民初177号
【裁判摘要】租赁物未被拍卖法院不支持取回——关于长城公司是否应当返还租赁物。《融资租赁解释》第二十二条第一款规定：出租人依照本解释第十二条的规定请求解除融资租赁合同，同时请求收回租赁物并赔偿损失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依据该规定，涉案融资租赁合同解除，租赁物归泰和公司所有，长城公司理应返还租赁物，但该解释第四条同时规定:融资租赁合同被认定无效，当事人就合同无效情形下租赁物归属有约定的，从其约定；未约定或者约定不明，且当事人协商不成的，租赁物应当返还出租人。但因承租人原因导致合同无效，出租人不要求返还租赁物，或者租赁物正在使用，返还出租人后会显著降低租赁物价值和效用的，人民法院可以判决租赁物所有权归承租人，并根据合同履行情况和租金支付情况，由承租人就租赁物进行折价补偿;第十条规定：当事人约定租赁期间届满后租赁物归出租人的，因租赁物毁损、灭失或者附合、混同于他物导致承租人不能返还，出租人要求其给予合理补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上述规定表明在承租人应当返还租赁物的情形下，法院并非必须判决返还租赁物,亦可以根据个案情况，判决租赁物归承租人所有。综合本案具体情形，本院认为不宜判决返还涉案租赁物,理由如下：一是涉案租赁物系长城公司定制的生产设备，返还泰和公司会显著降低租赁物的使用价值和效用。二是涉案租赁物已经固定于厂区土地上及生产车间内，返还泰和公司必须先行拆卸，拆卸会导致租赁物受损，甚至不能使用，价值明显降低。三是本院依据泰和公司提供的发票及照片等证据能够确定涉案合同项下的具体租赁物，但照片并未完全反映租赁物的全貌，故租赁物的范围不能完全确定，返还租赁物可能存在争议。四是泰和公司开展融资租赁交易的主要目的为获取租金，取得租赁物并非其主要合同目的，而长城公司现进入破产重整阶段，租赁物系其生产设备，租赁物归长城公司，有利于破产重整顺利进行,亦有利于保护破产债权人的利益。五是在本院已经判决确认泰和公司享有的债权为其依法在涉案融资租赁合同项下享有的全部利益的金钱化债权（下文详细论述）的情形下,不支持泰和公司返还租赁物的请求，亦不损害其合法利益，不会产生明显不公平的结果。
摘要2：
浙江省温岭市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浙1081民初436号
摘要1：【案号】浙江省温岭市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浙1081民初436号
【裁判摘要】（１）《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二条第１项规定，债务人基于合同或者其他法律关系占有、使用的他人财产不应认定为债务人财产；（２）基于建筑工程施工合同关系（系特殊承揽合同）取得质量保修金不属于破产财产——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二条规定：下列财产不应认定为债务人财产：（一）债务人基于仓储、保管、承揽、代销、借用、寄存、租赁等合同或者其他法律关系占有、使用的他人财产；（二）债务人在所有权保留买卖中尚未取得所有权的财产；（三）所有权专属于国家且不得转让的财产；（四）其他依照法律、行政法规不属于债务人的财产。建筑工程施工合同系承揽合同中的特殊合同，被告金耀公司基于上述合同关系取得质量保修金300000元，不属于金耀公司破产财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三十八条规定：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后，债务人占有的不属于债务人的财产，该财产的权利人可以通过管理人取回。本案原告要求取回的质量保修金虽为货币，但并未与其他货币混同，具有特定化。只有特定化的货币才具有所有权关系，才可行使取回权。被告金耀公司关于涉讼保修金属于工程款的一部分，是金耀公司财产的抗辩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
江西省抚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赣10民初24号
摘要1：【案号】江西省抚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赣10民初24号
【裁判摘要】实际施工人对承包人账户工程款有权主张取回权——本案经审理查明，张××、章××是江西陶瓷学院礼堂兼食堂工程的实际施工人，该事实双方当事人在庭审中均予以认可，故张××、章××对江西陶瓷学院礼堂兼食堂工程的工程款享有所有权。根据合同约定，江西陶瓷学院礼堂兼食堂工程的工程款从2007年至2019年每年需汇入631923元至二建公司的账户，然后由二建公司负责如数将该款转汇入江明指定账户或者汇入承包人张××账户，且从2007年至2016年，江西陶瓷学院每年均向二建公司账户汇入了631923元工程款，二建公司在收到该款后均已将该款转支付给了两原告。两原告与二建公司之间存在事实上的借用账户的法律关系。虽然货币作为动产的特殊属性，通常情况下，货币的所有者与占有者一致，不同于一般物品能够取回。但在特定情况下，可以认定特定化的货币占有与所有相互分离。本案中，由于二建公司在破产申请受理之前对江西陶瓷学院并不享有任何债权，2018年12月21日江西陶瓷学院汇入二建公司账户的631923元是在二建公司破产申请受理之后汇入的，是江西陶瓷学院根据合同约定支付给两原告的尚欠工程款，且与二建公司账户内的其他资金没有混同，该631923元工程款具有特定化，两原告对该631923元工程款享有所有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企业破产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七十一条第（一）项“债务人基于仓储、保管、加工承揽、委托交易、代销、借用、寄存、租赁等法律关系占有、使用他人财产不属于破产财产”的规定，故2018年12月21日江西陶瓷学院汇入二建公司账户的631923元不属于二建公司的破产财产，应属两原告所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三十八条规定：“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后，债务人占有的不属于债务人的财产，该财产的权利人可以通过管理人取回。但是，本法另有规定的除外”。就本案而言，本院于2018年6月5日受理二建公司破产清算案，目前该案尚在审理过程中，张××、章××对案涉的631923元工程款享有所有权，且该款现由二建公司实际占有，故张××、章××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及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要求取回属于两原告的工程款631923元，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支持。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最高法民申265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最高法民申265号
【裁判摘要】多家企业实质合并破产债权停止计息时间统一截止至先破产企业破产裁定受理日——镭宝公司、天外公司等七家关联公司资金使用和收益难以按各个企业进行区分，人财物高度混同，无法准确界定各企业资产、债权债务的对应性，构成法人人格高度混同，符合关联企业实质合并的要件。七家企业均不能清偿到期债务，本案进行合并破产清算，统一各个合并破产企业的普通债权清偿率，有利于保障债权人等各方当事人之间的实质公平，也有利于厘清各公司债权债务，提高破产清算效率。原判决有关“孳息债权计算统一截止至先破产企业镭宝机械破产裁定受理日”的做法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一条“公平清理债权债务，保护债权人和债务人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的立法目的，也不违反该法第四十六条“附利息的债权自破产申请受理时起停止计息”的规定，并且充分保障了全体债权人能公平有序受偿的立法目的。而且原判决已经释明，本案所涉债务，主债务人为唐××、胡××，镭宝公司、天外公司仅为担保人，对担保人停止计息，并不影响郑××向主债务人唐××、胡××继续主张清偿剩余孳息债权的权利。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3)民提字第18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3)民提字第18号
【裁判摘要】公司与股东人格严重混同则股东的财产应当属公司破产财产的一部分，应当由管理人通过实体合并破产等有关制度将其纳入到破产财产中一并管理和处分，而不能仅以此部分破产财产优先满足于个别债权人受偿；债权人在债务人破产申请受理后无权要求以人格混同的公司股东的破产财产单独清偿其个别债权——根据企业破产法的规定，破产申请受理时属于债务人的全部财产，以及破产申请受理后至破产程序终结前债务人取得的财产，甚至破产程序终结后发现的债务人的应当供分配的其他财产，均为破产财产。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后，管理人应当依法追收所有破产财产并在破产程序中依法管理和处分，公平保护全体债权人利益。基于破产财产的个别清偿行为均为无效。烟台银行在人民法院受理其债务人金属材料公司破产申请后，以本案原审被告交易公司与案外人金属材料公司人格严重混同、人员财产无法区分为由，请求法院判令交易公司以其财产直接偿付金属材料公司所欠其3200万元债务的诉讼请求，不符合法律规定。如烟台银行关于交易公司与金属材料公司人格严重混同的主张成立，则交易公司的财产当属金属材料公司破产财产的一部分，应当由管理人通过实体合并破产等有关制度将其纳入到破产财产中一并管理和处分，而不能仅以此部分破产财产优先满足于个别债权人受偿，否则，将与破产法公平受偿的基本原则相违背。虽然，在认定交易公司与金属材料公司人格严重混同后追收回来的破产财产，在清偿破产费用、共益债务、职工债权、税收债权等后，尚有剩余时可以按比例清偿烟台银行及其他普通破产债权人的相关债权，但是，由于人格严重混同追收回来的破产财产与烟台银行之间仅为间接的利害关系，而非直接利害关系。烟台银行在金属材料公司破产申请受理后，无权要求以金属材料公司的破产财产单独清偿其个别债权。因此，原审法院裁定驳回烟台银行起诉并无不当，烟台银行关于原审法院驳回其起诉不当的再审理由，本院不予支持。烟台银行如认为交易公司与金属材料公司确实构成人格严重混同的，可以在金属材料公司破产程序中，通过债权人会议或者债权人委员会监督管理人依法对人格严重混同的交易公司的财产进行追收。管理人无正当理由拒绝追收的，债权人会议可以依据企业破产法第二十二条的规定，申请人民法院更换管理人。管理人不予追收的，烟台银行也可代表全体债权人提起相关诉讼进行追收，
摘要2：（续）但因此追回的财产性质上仍为破产财产，不得用于烟台银行个别债权的优先清偿。如因管理人不依法履行追收职责给烟台银行造成损失的，烟台银行也可以要求管理人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
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15)苏执监字第00041号
摘要1：【案号】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15)苏执监字第00041号
【裁判摘要】破产债务人的股东人格混同生效判决在破产受理后应当中止执行｜破产申请受理前债权人因债务人股东人格混同提起诉讼并经法院作出生效民事判决书或调解书但尚未执行完毕，破产申请受理后相关执行行为应当中止执行，债权人应当向管理人申报债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十九条规定，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后，有关债务人财产的保全措施应当解除，执行程序应当中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二十二条规定，破产申请受理前，债权人就债务人财产向人民法院提起本规定第二十一条第一款所列诉讼，人民法院已经作出生效民事判决书或者调解书但尚未执行完毕的，破产申请受理后，相关执行行为应当依据企业破产法第十九条的规定中止，债权人应当依法向管理人申报相关债权。由于昌平法院已于2014年9月1日裁定受理浩海公司破产申请，并于同年10月28日通知滨湖法院中止涉及浩海公司的民事执行程序，而华立公司申请执行浩海公司一案尚未执结，滨湖法院应当中止该案执行程序，并告知申请执行人华立公司依据生效法律文书向破产案件管理人申报相关债权。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7)最高法民申2193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7)最高法民申2193号
【裁判摘要】挂靠借用资质无效并不导致内部合伙协议无效——首先，二审判决在认定权××、姜××、罗××之间合伙关系的基础上，适用《土地使用权司法解释》第十五条第二款关于房地产开发经营资质的规定认定合伙关系无效，属于适用法律不当。．．．．．．再次，个人合伙的内部关系与对外从事的交易行为应有区别，不能混同。《项目合作开发协议》及补充协议作为合伙人内部的权利义务约定，对权××、姜××、罗××具有约束力，不存在无效的情形，故在合伙关系内部是合法有效的。至于他们从事房地产开发因借用施工资质而导致施工合同无效，并不影响合伙内部关系的效力。《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六条规定：“无效的合同或者被撤销的合同自始没有法律约束力。合同部分无效，不影响其他部分效力的，其他部分仍然有效。”根据该条规定，即使合伙人约定借用资质从事房地产开发，违反《土地使用权司法解释》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而无效，但合伙人关于分配合伙财产的条款约定不存在违反法律法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的情形，合伙协议也属于部分无效、部分有效的合同。合伙人也有权依据约定的分配比例，参与合伙积累财产的分配。
摘要2：【案号】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川民再267号
【案号】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川民终857号
【摘要】合伙组织借用资质开发房地产与出借资质公司之间不形成合作开发房地产关系——《项目合作开发协议》和《项目合作开发补充协议书》约定甲乙双方就开发案涉项目共同出资、共同经营、共享收益、共担风险。两份协议载明的合同甲方虽是中科公司，但《项目合作开发协议》将中科公司所占50%份额明确约定为“公司参与人权××占20%、姜××占30%”，权××、罗××、中科公司二审中也均认可两份协议的实际签订主体是权××、姜××、罗××，系三人合伙挂靠中科公司开发案涉项目。即《项目合作开发协议》签订时，权××、姜××、罗××对借用中科公司资质合伙开发案涉项目系明知。因此，上述两份协议因合伙目的违反国家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而归于无效。且上述协议签订后，权××、姜××、罗××也未成立具有房地产经营资质的企业来开发案涉项目，而是通过权××与中科公司签订《内部承包开发协议》的方式，挂靠中科公司开发经营案涉项目。中科公司仅出借资质、收取挂靠费，不参与案涉项目的实际开发建设经营，权××、姜××、罗××才是案涉项目的实际开发经营者。故中科公司作为企业资质出借者，亦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国有土地使用权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四条规定“本解释所称的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是指当事人订立的以提供出让土地使用权、资金等作为共同投资，共享利润、共担风险合作开发房地产为基本内容的协议。”中的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的一方当事人。
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鲁民申10272号；山东省临沂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鲁13民终6393号
摘要1：【案号】山东省临沂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鲁13民终6393号
【裁判摘要】深圳市聚创机电设备有限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是基于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关系，诉请解除合同并由临沂润峰光伏能源有限公司承担违约金，同时基于公司法的规定诉请张聪敏、黄守芳、山东光德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杨中华、郑振江、刘建光、赵勇对临沂润峰光伏能源有限公司的违约责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虽然股东瑕疵出资承担的补充赔偿责任属于侵权责任，与合同关系不属同一法律关系，但是从债权人的权利救济角度来看，债权人将合同关系与股东侵权责任关系一并起诉，救济成本更低，诉讼效率更高，对于深圳市聚创机电设备有限公司合并起诉的救济行为，应当予以支持。最高人民法院于2013年1月31日发布的第15号指导案例《徐工集团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诉成都川交工贸有限责任公司等买卖合同纠纷案》，将买卖合同关系与侵权责任关系一并审理，认定该案关联公司人格混同，严重损害债权人利益，违反诚实信用原则，判决关联公司对外部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此外，一审法院受理本案后，相关股东并未对案件合并审理提出异议，一审法院应当对深圳市聚创机电设备有限公司诉请张××、黄××、山东光德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杨××、郑××、刘××、赵×对临沂润峰光伏能源有限公司的违约责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诉讼请求进行审理。深圳市聚创机电设备有限公司在一审法院判决后于2019年6月3日向一审法院提起本案诉讼，构成重复诉讼，依法应当驳回起诉。本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三十条规定，裁定如下：一、撤销山东省临沂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2019)鲁1392民初1467号民事判决；二、驳回深圳市聚创机电设备有限公司的起诉。
摘要2：【案号】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鲁民申10272号
【摘要】在前诉一审(2018)鲁1392民初2433号案件中，深圳市聚创机电设备有限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是基于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关系，诉请解除合同并由临沂润峰光伏能源有限公司承担违约金，同时基于公司法的规定诉请张××、黄××、山东光德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杨××、郑××、刘××、赵×对临沂润峰光伏能源有限公司的违约责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2018)鲁1392民初2433号民事判决作出后，深圳市聚创机电设备有限公司、临沂润峰光伏能源有限公司提出上诉，临沂中院于2019年11月1日作出(2019)鲁13民终6862号维持原判的民事判决，而深圳市聚创机电设备有限公司于2019年6月3日又以侵权责任为由，以前诉基本相同的当事人向一审法院提起本案诉讼，故原审法院认为其构成重复诉讼并无不当。同时，原审判决依据本案事实作出驳回深圳市聚创机电设备有限公司起诉的裁定亦不属于超出当事人的上诉请求作出裁判的情形。
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闽02民终5303号
摘要1：【案号】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闽02民终5303号
【裁判摘要】隆晖公司以陈××与骏灏盛公司构成财产混同并损害债权人利益为由，请求判决陈××对案涉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但是，认定股东个人与公司的财产混同必须有充分的证据。从本案证据来看，骏灏盛公司不仅通过陈××的个人银行账户收付款项，也通过廖××等个人账户收付款项。因此，判断陈××与骏灏盛公司之间是否存在人格混同并损害债权人利益的事实，应当对骏灏盛公司的账目进行整体审查才能得出结论。鉴于陈××是否存在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的争议与本案讼争的买卖合同关系属于不同法律关系，在前者争议较大的情况下不宜合并审理，故本院对隆晖公司基于公司法向陈××提出的诉讼请求不予审查。当事人如有争议，可另案处理。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２０２２）最高法民申706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２０２２）最高法民申706号
【裁判摘要１】不能仅以存在通谋虚伪便认定合同无效（通谋虚伪意思表示无效但隐藏意思表示有效不能直接认定合同无效）——《合伙协议》《收购协议》作为案涉民事法律关系的载体，尽管双方约定设立合伙企业并定期回购合伙企业财产份额系通谋虚假意思表示，依法应属无效，但隐藏的关于借贷的相关约定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应为有效。殷××自愿为该借贷提供担保而作出的《承诺函》亦应为有效。二审判决在认定本案应按当事人隐藏的借贷法律关系进行处理的同时，直接将作为案涉法律关系载体的《合伙协议》《收购协议》确认无效，表述有失妥当，但不影响本案的实体处理。
【裁判摘要２】（１）在当事人对违约金和利息有明确约定的情况下不宜将违约金等同或者混同于利息；（２）在没有特别约定时违约金并在优先抵充的顺序之列——原《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一条规定：“债务人除主债务之外还应当支付利息和费用，当其给付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时，并且当事人没有约定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下列顺序抵充：(一)实现债权的有关费用；(二)利息；(三)主债务。”就本案而言，各方当事人确认博森企业已收取91617021.62元，且对该部分款项的清偿顺序没有特别约定，依法应遵循实现债权的费用、利息、本金的清偿顺序进行抵充，而违约金并不在优先抵充的顺序之列。一、二审判决将乔普公司已支付的91617021.62元款项先抵充违约金，与上述司法解释规定明显相悖，适用法律有误。具体分析如下：首先，违约金不等同于利息。违约金与利息的内涵、性质并不相同，在当事人对违约金和利息有明确约定的情况下，不宜将违约金等同或混同于利息。二者的区别主要体现在：违约金是依照约定或者法律规定，一方当事人违约时应向另一方支付的金钱或相应财产；违约金具有担保债务履行的功效，又具有补偿守约方损失及惩罚违约方的效果，往往作为违反合同义务的一种责任承担方式；而利息作为本金的孳息，是指资金所有者因出借资金而取得的报酬，在经济学上系指生产者使用该笔资金发挥营运职能而形成的利润的一部分，是货币资金向实体经济注入并回流时所带来的增值额。由此，违约金与利息的内涵、性质并不相同，具有不同的制度功能、目标定位。鉴于民商事交易的意思自治原则，
摘要2：（续）法律允许当事人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自主约定违约金、利息的有无以及相应的具体标准。就本案而言，《收购协议》中约定的目标权益收购溢价款实则为年利率12%的借款利息，逾期还款，则按照日万分之五的标准支付违约金。就上述约定而言，双方就利息和违约金的约定均是明确的，不存在因约定不明而将违约金视为利息的情形。其次，违约金、利息合计在一定范围内可以同时支持，但不意味着可以同时先行抵充。《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2015年施行)第三十条规定：“出借人与借款人既约定了逾期利率，又约定了违约金或者其他费用，出借人可以选择主张逾期利息、违约金或者其他费用，也可以一并主张，但总计超过年利率24%的部分，人民法院不予支持。”该规定是对逾期利息、违约金及其他费用合计最高限额的规定，当事人在总计不超过年利率24%的范围内一并主张，人民法院应予以支持。实际上，在不存在先付款项以及抵充顺序的情形下，违约金、利息并不一定需要进一步区分，但若存在先付款项以及抵充顺序的情形，就有必要进行区分。就本案而言，博森企业已收到91617021.62元，应先行抵充借款本金157000000元依约产生的利息(按年利率12%计算)，若有余款再抵充本金；因余款已不足抵充本金，故不存在再抵充违约金的问题。当然，案涉逾期付款违约金可依约正常核算，并作为乔普公司应付款项的一部分依法给予认定，但不能优先抵充。最后，二审判决认为借款期限内按年利率12%计算的利息加上逾期日万分之五违约金，合计并未超过总借款金额按年利率24%计算的利息总和，系理解错误，二者合计实为30%，显然已经超过当时生效司法解释所保护的24%最高年利率上限。基于上述审查分析，一、二审判决认定已付款项91617021.62元应先行抵充违约金，然后再抵充借款本息，适用法律有误，进而导致最后认定的尚欠借款本息存在较大错误，需要重新核查认定相关具体事实。二审法院再审本案过程中，应严格依据原《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一条的规定，遵循先息后本的抵充顺序重新核算尚欠借款本金、利息、违约金等，依法确定应支持的金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