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期： 07-04 10:52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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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典型案例】
一、对被执行人公司法定代表人采取限制措施后，公司法定代表人发生变更
典型意义：公司作为被执行人，法院可以对其法定代表人采取限制消费措施，在公司法定代表人依法进行公司登记信息变更后，则不能再以公司法定代表人的名义对原法定代表人采取限制消费措施。
二、法院以异议人为被执行人公司法定代表人为由对其采取限制措施后，异议人主张其并非被执行人公司法定代表人，而是其身份信息被冒用成为被执行人公司法定代表人
典型意义：公司作为被执行人，法院可以对其法定代表人采取限制消费措施。对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认定应以工商登记信息为准，异议人主张工商登记信息有误，应通过其他法律途径予以纠正。
三、异议人认为法院对其采取限制消费措施不当，径行提出执行异议
典型意义：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执行工作中进一步强化善意文明执行理念的意见》第18条规定：自然人、法人或其他组织对被纳入失信名单申请纠正的，人民法院应当依照失信名单规定第十二条规定的程序和时限及时审查并作出处理决定。对被采取限制消费措施申请纠正的，参照失信名单规定第十二条规定办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公布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的若干规定》第十二条规定：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对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申请纠正的，执行法院应当自收到书面纠正申请之日起十五日内审查，理由成立的，应当在三个工作日内纠正；理由不成立的，决定驳回。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对驳回决定不服的，可以自决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上一级人民法院申请复议。上一级人民法院应当自收到复议申请之日起十五日内作出决定。
四、法院认定异议人为被执行人公司实际控制人，据此对其采取限制措施后，异议人主张其并非被执行人公司实际控制人
典型意义：该案涉及到“实际控制人”认定的问题。关于公司实际控制人的认定散见于《公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且认定标准并不一致。而在执行程序中没有对“实际控制人”和“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的明确界定，导致实践中认定标准不统一。鉴于现执行工作方面的法律、司法解释没有明确规定实际控制人的认定标准，执行实施和裁判部门可以参照《公司法》第二百一十六条规定的“实际控制人是指虽不是公司的股东，但通过投资关系、协议或者其他安排，能够实际支配公司行为的人”进行认定。
五、法院以异议人为被执行人公司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为由对其采取限
摘要2：
- 日期： 07-04 10:56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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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20)最高法执监102号
【裁判要旨】在执行过程中，被执行人的法定代表人发生变化时，要判断原法定代表人是否为被执行人的主要负责人或者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本案中，申诉人提交的证据确认徐某与王某某于2018年10月26日签订的铭友公司股权转让合同系双方恶意串通，损害了第三人利益，应为无效合同，故唐山中院执行异议、河北高院复议裁定书中认定的“徐×已不是铭友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且其持有的股份已全部转让给现法定代表人王××，并有证据支持”的裁定依据已发生变化。执行异议及复议裁定驳回吉利木业的异议、复议请求确有不当，应予撤销。执行法院应根据案件执行情况，决定对徐某是否继续采取限制高消费措施。
摘要2：
- 日期： 07-04 11:09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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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执行决定书(2017)最高法执复73号
【裁判要旨】被执行单位不履行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并将法定代表人变更的，法院可以被执行单位主要负责人或者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的身份对原法定代表人采取限制出境措施。
【裁判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五条规定：“被执行人不履行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的，人民法院可以对其采取或者通知有关单位协助采取限制出境，在征信系统记录、通过媒体公布不履行义务信息以及法律规定的其他措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执行程序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七条规定：“被执行人为单位的，可以对其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或者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限制出境。”据此，在被执行人不履行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的情况下，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确有必要的，可以对被执行人及其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或者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采取限制出境措施。具体到本案而言，根据本案据以执行的（2014）鲁民四初字第8号民事判决查明的事实，侯某某原为新大地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股东及董事。而后，新大地公司将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变更为鞠某某，而侯某某本人也向执行法院表示其为新大地公司与日本水产公司案涉贸易项目的经办人，在本案执行中曾协调新大地公司的关联公司代为清偿本案债务，并实际负责与申请执行人沟通债务偿还方案。综合上述事实，可以认定侯某某仍实际负责新大地公司的管理运营，并对该公司的债务清偿安排产生直接影响。此外，虽然侯某某主张其积极配合法院执行工作，但其提出的债务偿还方案尚未得到申请执行人的认可，即截至目前新大地公司尚未履行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且未与申请执行人达成执行和解，限制其出境有利于保障法院执行程序顺利进行，维护债权人合法权益。因此，山东高院根据日本水产公司的申请，认定侯某某为新大地公司的主要负责人、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在本案执行中对其采取限制出境措施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并无不当。
摘要2：
- 日期： 07-14 07:49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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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19)粤03执复38号
【裁判摘要】就限制消费措施的具体适用对象而言，应当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限制被执行人高消费及有关消费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条、第三条的规定进行界定。即被执行人未按执行通知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给付义务的，人民法院可以采取限制消费措施；被执行人为单位的，被采取限制消费措施后，被执行人及其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实际控制人不得以单位财产实施上述规定第三条第一款所禁止的消费行为。但是，上述人员应当是该单位的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并履行职责，或者虽不具有上述特定身份，但能够通过其行为直接对单位的实际经营活动以及相关债务的履行产生重要影响的直接责任人员、实际控制人。因此，人民法院在确定限制消费措施的具体适用对象时，应当结合上述规定的立法目的并根据适用对象的主体性质、履行能力、职务、身份以及相关行为的影响、后果等进行综合判断。就本案而言，盐田法院执行案件对中太绵阳分公司的财产状况进行查证后并未发现其有可供执行的财产线索，且目前尚无证据证明中太绵阳分公司以及其负责人存在直接影响执行案件所涉债务履行、规避抗拒执行的行为或其能够通过自身的行为直接对被执行人中太集团公司的实际经营活动以及相关债务的履行产生重要影响。在此情形下，对中太绵阳分公司及其负责人有关消费行为进行限制并不符合上述法律规定，应予解除。
摘要2：
- 日期： 08-27 06:22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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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产报告
摘要1：解读：被执行人拒绝报告、虚假报告或者无正当理由逾期报告财产情况的：（１）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情节轻重对被执行人或者其法定代理人、单位主要负责人或者直接责任人员予以罚款、拘留；（２）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３）人民法院应当依照相关规定将其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摘要2：【注解】违反报告财产令（拒绝、虚假、逾期报告财产）法律后果：（１）罚款、拘留；（２）追究刑事责任；（３）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 日期： 08-27 06:34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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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解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财产调查若干问题的规定》第１５条规定，执行法院可以传唤到法院接受调查询问的人员包括：（１）被执行人；（２）执行人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实际控制人、直接责任人员。
摘要2：解析｜对必须接受调查询问人员，经依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场的：（１）法院可以拘传其到场；（２）下落不明的，法院可以依照相关规定通知有关单位协助查找。
- 日期： 10-28 15:47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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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山东省枣庄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21）鲁04执复8号
【裁判摘要】当事人对限高或者失信措施异议由执行实施部门审查作出决定而非执行异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第二款规定：“作为被执行人的法人，直接管理的责任财产不能清偿生效法律文书确定债务的，人民法院可以直接执行该法人分支机构的财产。”本案中，中达公司作为被执行人，其财产不能清偿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务，市中法院可直接执行其分支机构即中达公司上海第十分公司的财产，但直接将该分支机构作为被执行人并对其采取限制消费措施没有法律依据。复议申请人沈某某作为中达公司上海第十分公司的负责人，现有证据不能证明其为被执行人的主要负责人、实际控制人或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市中法院对其采取限制消费措施亦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另当事人、利害关系人对被采取限制消费措施申请纠正的，执行法院应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程序中进一步强化善意文明执行理念的意见》第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公布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的若干规定》第十二条的规定，由执行实施部门对其申请进行审查，市中法院另立执行异议案件进行审查属程序错误，本院依法予以纠正。
摘要2：
- 日期： 11-09 08:48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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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20）苏行申642号
【裁判摘要】按时足额缴纳社会保险费是法定义务，即使解除劳动关系协议约定“不要求公司缴纳社保”，写明无任何纠纷，因该协议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无效——根据《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第三条规定，国务院劳动保障行政部门主管全国的劳动保障监察工作。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劳动保障行政部门主管本行政区域内的劳动保障监察工作。第十一条第（七）项规定，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对用人单位参加各项社会保险和缴纳社会保险费的情况实施劳动保障监察。．．．．．．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八十四条规定，用人单位不办理社会保险登记的，由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对用人单位处应缴社会保险费数额一倍以上三倍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五百元以上三千元以下的罚款。．．．．．．根据2009修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七十二条规定，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必须依法参加社会保险，缴纳社会保险费。《社会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第四条规定，缴费单位、缴费个人应当按时足额缴纳社会保险费。因缴费单位、缴费个人按时足额缴纳社会保险费是法定义务，故申请人认为沈某某、黄某某美已与其约定“不要求公司缴纳社保”，该协议有效的主张违反上述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不能成立。
摘要2：
- 日期： 12-23 21:29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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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四川省广元市利州区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2020)川0802刑初423号
【要旨】装饰工程公司违反国家有关规定，以从他人处购买的方式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公司和公司直接负责公司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均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
摘要2：
- 日期： 01-14 15:50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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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7)最高法民申1914号
【裁判摘要１】刑事案件执行终结后受害人可以另行提起民事诉讼对损失作出认定——刑事案件与民事案件在价值取向、保护法益、责任形式、证明标准、举证责任承担等方面均存在不同。因同一法律事实分别产生刑事法律关系和民事法律关系的，构成刑事责任和民事责任的聚合，刑事责任的承担并不能否定民事责任的承担。刑事案件没有执行终结也并不影响民事案件的受理和审理。为避免民事权利人（同时为刑事被害人）双重受偿，可在执行中对于刑事追赃与民事责任，依据实体责任的认定进行综合处理。因此，刑事案件未执行终结并不意味着民事案件不能受理。由于刑事案件和民事案件审理的法律关系和救济的法益不同，本案所涉刑事判决书认定远大公司实际损失的标准和依据与本案一二审法院认定的标准和依据存在不同，并不违反法律规定和客观事实。本案一二审法院依据中轻公司基于《代理协议》而提出的诉请，认定远大公司的损失为远大公司开立信用证支付的金额扣减追回的赃款、中轻公司支付的保证金后的数额，并无不当。
【裁判摘要２】一二审法院根据《审理经济纠纷案件涉及经济犯罪规定》第三条的规定判决中轻公司承担合同责任是否属于适用法律错误。《审理经济纠纷案件涉及经济犯罪规定》第三条规定：“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以该单位的名义对外签订经济合同，将取得的财物部分或全部占为己有构成犯罪的，除依法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外，该单位对行为人因签订、履行该经济合同造成的后果，依法应当承担民事责任。”如前所述，赵××在与远大公司签订《代理协议》时具有代理中轻公司签订该协议的身份和权限，其以中轻公司的名义与中远公司签订《代理协议》构成表见代理。中远公司以《代理协议》有效，中远公司已完全履行《代理合同》项下的义务、中轻公司构成违约为由，诉求中轻公司承担违约责任，一二审法院据此认定案涉《代理协议》有效、中轻公司承担合同责任符合《经济纠纷案件涉及经济犯罪规定》第三条的规定，并无不当。
【裁判摘要３】共同责任人承担民事责任，刑事被害人的民事权益得到全部救济的，民事案件的共同责任人有权向罪犯追偿，赃款应退还给共同责任——刑事判决与民事判决是否存在法律冲突。在民刑交叉案件中，由于救济的法益不同、责任形式不同，刑事案件与民事案件对于刑事被害人或者民事权利人的救济方式并不相同。在刑事判决明确进行追赃，
摘要2：（续）民事判决判决责任人承担民事责任的情形下，应对追赃与民事责任的认定和执行进行协调。在民事案件审理过程中，追赃款应从民事责任人赔偿范围内进行扣减。在执行过程中，执行法院应结合民事责任、刑事责任的认定，确定民事责任人应承担的民事责任范围和赃款的退还对象，避免民事权利人（刑事被害人）双重受偿。在民事案件已经执行完毕、刑事被害人的民事权益得到全部救济的情形下，因罪犯是民事责任的最终责任人，民事案件的责任人承担完民事责任后有权向罪犯追偿，因此，赃款应退还给民事责任人。本案中，中轻公司已全部履行本案项下全部给付义务，故案涉追赃款应给付中轻公司。一二审法院未明确该事项虽存在不当，但该不当不影响本案实体审理结果。
【裁判摘要４】违约金高于本金１.５倍是否过分高于实际损失？——本案违约金给付标准是否过高以及违约金总数过高是否系法院的过错导致。中轻公司认为其承担的违约金高于本金1.5倍之多，不符合我国合同法及其司法解释的规定。本院认为，其承担的违约金总额高于本金是因为给付违约金的时间过长而非给付利息的标准过高。违约金制度的功能主要在于填补民事权利人的损失，兼具惩罚责任方的功能。本案中，中轻公司占用资金期间导致中远公司资金损失。该损失主要是资金的利息损失。在当事人双方均为企业法人的情形下，按照民间借贷的利率计算的利息损失具有合理性。依照《代理合同》的约定，违约金按照日万分之五计算，折合成年利率为18.25%，并未超过依法保护的民间借贷利率24%的标准。因此，一二审法院判决中轻公司给付违约金的标准并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九条的规定的过高情形，法院不应调减违约金。中轻公司支付巨额违约金的根本原因是该公司拒绝履行《代理协议》项下的给付义务，而非法院审理程序过长。各级法院审理本案均系依据合法程序进行。在案情复杂、法律适用存在争议的情形下，由于正常的认识偏差导致的法律适用错误并不属于国家赔偿的范围。上级法院依法纠错正是依法保护民事主体的合法权利的程序价值所在。中轻公司认为系因法院审理期限过长导致违约金过高而主张国家赔偿的申请理由不能成立。
- 日期： 04-01 10:45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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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6)最高法民申1017号
【裁判摘要】个人以单位名义对外签订合同及骗取资金的行为因构成犯罪被追究刑事责任后单位应承担民事责任——关于二审判决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条规定，是否属于适用法律错误的问题。该条司法解释规定：“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以该单位的名义对外签订经济合同，将取得的财物部分或全部占为己有构成犯罪的，除依法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外，该单位对行为人因签订、履行该经济合同造成的后果，依法应当承担民事责任。”根据天宝公司申请再审时向本院提交的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厦刑初字第99号刑事判决载明的事实和法院认定情况，梁×利用其实际控制的普和公司、铉澈公司与启润公司签订《代理采购协议》，骗取启润公司资金用于归还其个人债务并构成犯罪。根据上述司法解释的规定，对梁×追究刑事责任后，其以单位名义对其他民事主体签订、履行合同的行为所产生的民事责任，该单位仍应依法承担。天宝公司为上述《代理采购协议》项下普和公司对启润公司所欠款项出具《担保书》的法律效力及天宝公司民事责任的认定，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等相关民事法律规定确定。二审判决适用上述司法解释规定，对天宝公司在本案中应承担的民事责任作出认定，适用法律并无不当。
摘要2：
- 日期： 06-23 15:33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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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执行决定书(2020)最高法执监320号
【裁判摘要】不再担任法定代表人执行阶段仍然可以限制消费措施——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限制被执行人高消费及有关消费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三条的规定，被执行人未按执行通知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给付义务的，人民法院可以采取限制消费措施，限制其高消费及非生活或者经营必需的有关消费。被执行人为单位的，被采取限制消费措施后，被执行人及其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实际控制人不得实施前款规定的行为。虽然孟××在上海三中院采取限制消费措施时已不是斯坦福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但其作为发生争议时斯坦福公司、酒井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及大股东，同时参与了案件调解过程，案件执行过程中仍是本案主债务人斯坦福公司的监事，且根据该公司章程显示，公司仅设有执行董事和监事，综合本案事实，可以认定孟××对本案债务履行仍负有直接责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限制被执行人高消费及有关消费的若干规定》第三条第二款的规定，因私消费以个人财产实施该条第一款规定行为的，可以向执行法院提出申请。执行法院审查属实的，应予准许。故在斯坦福公司未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还款义务前提下，上海三中院对孟××采取限制消费措施并无不当。综上，申诉人孟令国关于撤销限制消费令的理由不能成立，上海高院(2020)沪执复16号执行决定应予维持。
摘要2：
- 日期： 07-15 22:29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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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浙江省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19)浙10执复12号
【裁判摘要】（１）被执行企业只是进入破产程序尚不属于应当解除限制消费令的法定事由，对不影响破产程序正常进行的限制消费措施并不必然解除；（２）被执行人被宣告破产执行法院应当裁定终结执行，包括限制消费令在内的所有执行措施均应解除——本案中，复议申请人被执行法院限制消费，是因为被执行人汇都公司被执行法院采取限制消费措施后，作为时任汇都公司法定代表人的复议申请人也同时被限制消费。因此，本案争议的焦点是：被限制消费的被执行人企业进入破产程序后至宣告破产前，是否应当解除限制消费措施。首先，限制被执行人高消费及非生活或者经营必需的有关消费，是人民法院对执行人予以信用惩戒的重要措施。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限制被执行人高消费及有关消费的若干规定》第三条第二款的规定，被执行人为单位的，被采取限制消费措施后，其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实际控制人也同时被限制消费。如果法定代表人等四类责任人员因私消费以个人财产实施被限制消费的行为的，可以向执行法院提出申请。执行法院审查属实的，应予准许。对于解除限制消费令的情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限制被执行人高消费及有关消费的若干规定》第九条规定：“在限制消费期间，被执行人提供确实有效的担保或者经申请执行人同意的，人民法院可以解除限制消费令；被执行人履行完毕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的，人民法院应当在本规定第六条通知或者公告的范围内及时以通知或者公告解除限制消费令。”因此，如果被执行企业只是进入破产程序的，尚不属于应当解除限制消费令的法定事由。其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05条的规定，被执行人被人民法院宣告破产的，执行法院应当裁定终结执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五百一十五条第一款规定，“被执行人住所地人民法院裁定受理破产案件的，执行法院应当解除对被执行人财产的保全措施。被执行人住所地人民法院裁定宣告被执行人破产的，执行法院应当裁定终结对该被执行人的执行。”上述规定以裁定宣告破产为终结执行的条件，是因为破产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后至宣告破产前，作为被执行人的债务人企业仍有退出破产程序的可能，而一旦退出破产程序，对该被执行人的执行程序就有可能恢复。故此时应当解除的是对该被执行人财产的保全措施，
摘要2：（续）以便破产程序正常进行，而对不影响破产程序正常进行的限制消费措施并不必然也要解除。如果破产法院已经裁定宣告被执行企业破产的，则该企业就将确定地进入破产清算程序，执行法院就应当对该被执行人裁定终结执行。终结执行后，所采取的包括限制消费令在内的所有执行措施均应解除。本案中，根据查明的事实，执行法院在被执行人汇都公司进入破产程序前即已裁定终结了本次执行程序，而申请执行人的债权至今尚未得到实现，被执行人汇都公司也未被裁定宣告破产。故不存在复议申请人所称的破产清算程序与强制执行程序相冲突的情形，也无法律依据应当对被执行人汇都公司终结执行。复议申请人仅以被执行人汇都公司已进入破产程序，且申请执行人也已申报破产债权为由，要求解除限制消费令，缺乏依据。
- 日期： 08-14 18:22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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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摘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上述司法解释、司法文件规定，解除法定代表人限制消费措施的应符合两个要件：1.证明原法定代表人并非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实际控制人或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即证明自己不再是上述“四类人员”；2.证明法定代表人的变更确系因为公司经营管理需要而进行。
摘要2：
- 日期： 08-14 18:59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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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青海省高级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20)青执异14号
【裁判摘要】对被执行人汇华公司采取限制消费措施期间，王××已经不是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也不是主要负责人、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实际控制人。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执行工作中进一步强化善意文明执行理念的意见》第十七条第（2）项“单位被执行人被限制消费后，其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确因经营管理需要发生变更，原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申请解除对其本人的限制消费措施的，应举证证明其并非单位的实际控制人、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人民法院经审查属实的，应予准许，并对变更后的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依法采取限制消费措施”的规定，对王××的限制消费措施应予解除，异议人的异议理由成立，应予支持。
摘要2：
- 日期： 08-14 19:03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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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21)川执复10号
【裁判摘要】马××在执行异议期间提供的证据证明，从2020年9月4日起，其已经不是大同兴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且大同兴公司于2014年10月15日召开股东会，同意将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由马××变更为***，同意马××将所持公司50.06%的股权份额中49%转让给***。同日，大同兴公司变更章程载明公司注册资本9010万元，其中***持股98.94%，马××持股1.06%。马××提交的上述证据证明，其并非该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或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2020)川01执异2206号执行裁定对马××提交的上述证据材料未作审查认定，系案件基本事实不清。且(2020)川01执异2206号执行裁定与(2020)川01执异1343号执行裁定对类似情况的认定处理标准不一致，亦未说明其作出不同处理意见具有法定事由，导致同一法院对类似情形作出前后矛盾的处理意见，不利于裁判尺度统一。综上，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执行工作中迸一步强化善意文明执行理念的意见》第17条第二项的规定，在大同兴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已经变更登记，且无证据证明马××系该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或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时，(2020)川01执1034号限制消费令继续对大同兴公司的原法定代表人马××实施限制消费措施缺乏依据，应予撤销。同时，因(2020)川01执异2206号执行裁定因认定事实不清，处理结果错误，本院予以撤销。
摘要2：
- 日期： 09-28 15:23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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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9)粤行申3576号
【裁判摘要】承租人在租赁场所违法储存危险化学品，行政机关能否对出租人进行处罚？——行政机关不能证明出租人存在主观过错，故意或者重大过失将场所租赁给承租人违法储存危险化学品，对承租人作出行政处罚依据不足应予撤销——《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六条第一款规定：“生产经营单位不得将生产经营项目、场所、设备发包或者出租给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或者相应资质的单位或者个人。”第一百条第一款规定：“生产经营单位将生产经营项目、场所、设备发包或者出租给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或者相应资质的单位或者个人的，责令限期改正，没收违法所得；违法所得十万元以上的，并处违法所得二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不足十万元的，单处或者并处十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一万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的罚款；导致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给他人造成损害的，与承包方、承租方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本案中，粤丰公司向上通公司出租的是普通厂房，而上通公司是具备汽车维修经营资质和许可的单位，且双方在租赁合同中明确约定了“乙方（上通公司）用于经营汽车维修，乙方不按约定用途经营的，视为乙方违约”“乙方及其员工应当守法经营、遵守消防、安全、工商、劳动、合同、消费者、产品质量、侵权赔偿责任”“乙方应守法经营，做好环保和消防防火及其他安全工作”等内容。虽然上通公司在租赁涉案场所期间超出其经营资质范围储存危险化学品的事实客观存在，但仅依据该事实尚不足以推断出粤丰公司存在主观过错，故意或者重大过失将涉案场所租赁给上通公司违法储存危险化学品。行政处罚的归责应以相对人存在主观过错为原则，南海区应急管理局未考虑粤丰公司是否存在主观过错，径行认定粤丰公司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并根据该法第一百条第一款的规定作出（南）安监罚［2018］409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决定对粤丰公司处以没收违法所得及罚款的行政处罚，属于适用法律不当。
摘要2：
- 日期： 06-06 11:53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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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裁判摘要】根据《安全生产法》发包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条件之一是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给他人造成损害——《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2021年修正)第一百零三条第一款规定：生产经营单位将生产经营项目、场所、设备发包或者出租给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或者相应资质的单位或者个人的，责令限期改正，没收违法所得；违法所得十万元以上的，并处违法所得二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不足十万元的，单处或者并处十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一万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的罚款；导致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给他人造成损害的，与承包方、承租方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该条规定表明，发包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条件之一是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给他人造成损害。第一百一十八条第一款规定：本法规定的生产安全一般事故、较大事故、重大事故、特别重大事故的划分标准由国务院规定。2007年4月9日发布的国务院令第493号《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第三条规定，事故分为(一)特别重大事故，(二)重大事故，(三)较大事故，(四)一般事故；其中，一般事故，是指造成3人以下死亡，或者10人以下重伤，或者1000万元以下直接经济损失的事故。本案中，陈×受雇于胥×，工作期间因其他员工操作不当，被砸伤右脚，构成十级伤残，该损害结果并不符合上述规定四种事故的情形，故陈×此再审理由不能成立。
摘要2：
- 日期： 06-08 16:14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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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裁判摘要】（１）违法违纪犯罪材料移送并非诉讼程序范畴，再审申请人称一审法院未将本案有关材料移送刑事侦查机关处理构成审判程序违法缺乏法律依据；（２）未将本案有关材料移送刑事侦查机关处理不属于法定再审事由——《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六条第一款还规定：“人民法院在审理行政案件中，认为行政机关的主管人员、直接责任人员违法违纪的，应当将有关材料移送监察机关、该行政机关或者其上一级行政机关；认为有犯罪行为的，应当将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检察机关。”作出这一规定的主要考虑是：第一，人民法院在对被诉行政行为进行审查中，比较容易发现行政机关的主管人员、直接责任人员违法违纪或者犯罪的线索。第二，人民法院无权对涉嫌违法违纪或者犯罪的问题自己直接处理，但有义务将有关材料移送有权机关处理。但是，该条所规定的移送并非诉讼程序范畴。是否启动移送程序属于人民法院依职权判断决定的事项，法律既没有赋予当事人申请移送的权利，也没有赋予当事人通过诉讼程序质疑人民法院所作处理的权利。另外，行政行为是否违法与行政机关的主管人员、直接责任人员是否违法违纪或者是否有犯罪行为属于两个不同层面的问题，即使被诉行政行为被确认违法，也并不必然意味着行政机关的主管人员、直接责任人员违法违纪或者有犯罪行为。因此，再审申请人称一审法院未将本案有关材料移送刑事侦查机关处理构成审判程序违法，缺乏法律依据。二审法院认定再审申请人的主张不能成立，并无不当。《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认为确有错误的，可以向上一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其后的第九十一条则规定了人民法院应当再审的具体情形。这些具体情形均属于裁判本身存在的各种错误。人民法院在审理行政案件中，对于行政机关主管人员、直接责任人员是否存在违法违纪或者有犯罪行为线索的认定，以及是否启动移送程序的决定，并非裁判的组成部分。再审申请人对原审判决并未持有异议，其仅就一、二审法院未将本案有关材料移送刑事侦查机关处理向本院申请再审，不属于法定再审事由，其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九十一条规定的情形。
摘要2：
- 日期： 07-24 20:09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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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裁判摘要１】“政府信息不存在“内涵和外延｜（１）行政机关未制作、未获取、未保存相关信息以及保管不善造成信息灭失是否合法问题不属于政府信息公开行政案件的审查范围；（２）在现行立法未对“政府信息不存在”的内涵和外延作出明确界定的情况下，除明确答复政府信息不存在外，行政机关答复“未制作”“未获取”“未保存”“未找到”相应的政府信息，均可视为属于“政府信息不存在”范畴——政府信息依申请公开，是指行政机关根据申请人的申请公开其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制作或者获取的，以一定形式记录、保存的信息，以此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依法获取政府信息的权利，提高政府工作透明度，促进依法行政，充分发挥政府信息对人民群众生产、生活和经济社会活动的服务作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以下简称《条例》）的规定，依申请公开的义务主体，仅具有在根据申请查找、检索相关政府信息后，依法提供其已经制作或者保存的可以公开的政府信息的义务，并不具有另行制作政府信息再予以公开的义务。国办发〔2010〕5号《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做好政府信息依申请公开工作的意见》第二条第三款也规定：“行政机关向申请人提供的政府信息，应当是现有的，一般不需要行政机关汇总、加工或重新制作（作区分处理的除外）。依据《条例》精神，行政机关一般不承担为申请人汇总、加工或重新制作政府信息，以及向其他行政机关和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搜集信息的义务。”也即行政机关未制作、未获取、未保存相关信息以及保管不善造成信息灭失是否合法问题，不属于政府信息公开行政案件的审查范围。《条例》第二十一条第三项规定，政府信息不存在的，应当告知申请人，对能够确定该政府信息的公开机关的，应当告知申请人该行政机关的名称、联系方式。在现行立法未对“政府信息不存在”的内涵和外延作出明确界定的情况下，除明确答复政府信息不存在外，行政机关答复“未制作”“未获取”“未保存”“未找到”相应的政府信息，均可视为属于“政府信息不存在”范畴。行政机关在尽到合理的查找和检索义务后，将相应查找和检索情况告知申请人，并就应当制作、获取、保存但未制作、未获取、未保存等情况作出合理说明的，即应视为履行了政府信息公开义务。原告起诉行政机关“政府信息不存在”答复违法的，应当提供该政府信息系由被告制作或者保存的相关线索；
摘要2：（续）并可以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政府信息公开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第五款规定，申请人民法院调取证据。
【裁判摘要２】需要说明的是，《条例》为保障申请人的知情权，促进行政机关依法履行政府信息公开义务，对行政机关履行政府信息公开法定职责，不仅规定了司法审查程序，而且规定了行政机关内部监督程序和行政监察程序。因此，并非所有政府信息公开纠纷均需通过行政诉讼渠道解决。鉴于司法审查强度的有限性和人民法院依职权调取证据的局限性，行政机关内部监督程序和行政监察程序在解决政府信息不存在引发的纠纷方面有其自身优势。行政机关未尽合理检索查找义务，或者故意隐瞒政府信息，构成不依法履行政府信息公开义务的，信息公开申请人可依据《条例》第三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向上级行政机关、监察机关或者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主管部门举报。收到举报的机关应当予以调查处理。依据《条例》第三十五条第一项之规定，行政机关不依法履行政府信息公开义务的，由监察机关、上一级行政机关责令改正；情节严重的，对行政机关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 日期： 08-06 10:35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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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裁判摘要】（１）对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或者未按照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规定进行建设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负责进行查处；（２）对未经批准，非法占用土地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查处——《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六十四条规定：“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或者未按照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规定进行建设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责令停止建设；尚可采取改正措施消除对规划实施的影响的，限期改正，处建设工程造价百分之五以上百分之十以下的罚款；无法采取改正措施消除影响的，限期拆除，不能拆除的，没收实物或者违法收入，可以并处建设工程造价百分之十以下的罚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七十六条第一款规定：“未经批准或者采取欺骗手段骗取批准，非法占用土地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退还非法占用的土地，对违反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擅自将农用地改为建设用地的，限期拆除在非法占用的土地上新建的建筑物和其他设施，恢复土地原状，对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没收在非法占用的土地上新建的建筑物和其他设施，可以并处罚款；对非法占用土地单位的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由前述规定可见，对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或者未按照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规定进行建设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负责进行查处；对未经批准，非法占用土地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查处。本案中，钱××等56人要求南通市人民政府对案涉违法建设行为进行查处。根据上述规定，该诉讼请求明显不属于南通市人民政府的法定职责。如钱××等56人认为人民政府相关工作部门存在不履行查处违法建设法定职责的情形，应以相应工作部门为被告直接提起行政诉讼。一审据此裁定对钱××等56人的起诉不予立案，二审裁定驳回上诉，并无不当。
摘要2：
- 日期： 09-23 07:21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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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裁判摘要】金融机构员工协助他人非法贴现给他人造成损失的，金融机构及其直接责任人员依法承担责任——长治中行在办理本案票据贴现业务中具有一定过错。李××将该汇票交给长治中行英雄路分理处职员黄××后，黄××在无相关交易合同、增值税发票的情况下，为编造票据贴现业务所需资料提供帮助，并通过了该行相关业务部门的审核，致使该票据最终顺利贴现。本院认为，长治中行办理贴现业务时，在贴现申请表上载明黄××为经办人，黄××的犯罪行为虽属个人行为，但因其作为长治中行下属部门的工作人员，违反规定办理本案票据贴现业务，亦因长治中行未能尽到严格审查义务，在业务办理及管理上存在一定过错，故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票据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七十五条关于“依照票据法第一百零五条的规定，由于金融机构工作人员在票据业务中玩忽职守，对违反票据法规定的票据予以承兑、付款、贴现或者保证，给当事人造成损失的，由该金融机构与直接责任人员依法承担连带责任”的规定，长治分行应就其在本案中的过错行为对煤运公司的损失承担相应的民事赔偿责任。长治中行关于“黄××的行为属个人行为，其所在长治中行英雄路分理处无贴现业务；长治中行办理本案汇票贴现合法合规，不存在过错，不应对煤运公司的损失承担责任”的诉讼请求及理由不能成立。
摘要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