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典型意义】本案是人民法院推动和保障金融创新的典型案例。案件涉及“对赌协议”效力的认定。所谓“对赌协议”又称估值调整协议，主要发生在风险投资、证券市场等领域，是资本运作的一种方式，其核心条款通常表现为，投资方与融资方约定目标公司需要在未来一定期间内实现一定业绩或达到一定条件，一旦目标公司未达到上述约定业绩或条件，则投资方有权要求融资方给付一定的现金补偿或以股权回购、转让的方式获得补偿。承认并维护该类协议的法律效力，保证投资方的交易安全，更有利于资本市场合作的多样化，促进资本市场的繁荣与发展。本案判决承认了股东间“对赌协议”效力，支持了原告方行使赎回权的诉讼请求。该案的审判对于推动京津冀金融改革及创新发展，维护诚信交易秩序，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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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典型意义】“对赌协议”又称“估值调整协议”，其核心条款通常表现为，投资方与融资方约定目标公司需要在未来一定期间内实现一定业绩或达到一定条件，一旦目标公司未达到上述约定业绩或条件，则投资方有权要求融资方给付一定的现金补偿或以股权回购、转让的方式获得补偿。“对赌协议”主要发生在风险投资、证券市场等领域，是资本运作的一种方式，对该类纠纷的依法审理，将对企业的资本运作产生正确的导向作用。本案中，人民法院通过证据交换，查清基本事实，在此基础上对双方当事人签订的《增资协议》准确定性，不轻易否定新型交易方式和交易结构的合同效力，消除当事人对合同效力的疑惑，引导当事人的资本运作依法有序进行，最大限度地鼓励市场交易，优化了企业营商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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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最高法民终54号
【裁判要旨】股权相互转让目的实质是为加工协议提供股权担保，未作其他用途，在加工协议履行终结后将全部股权退回，受让人不应对转让人出资不实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裁判摘要】为保证海峡公司与山东金石公司签订的《加工协议》顺利履约，叶某某、朱某某将二人持有的金石财富公司的全部股份转让给海峡公司，在《加工协议》履行终结后，海峡公司又将其持有金石财富公司的全部股份退回叶某某、朱某某。双方明确约定，金石财富公司股权相互转让的目的实质为《加工协议》提供股权担保，并不作其他用途，且转让已经过股东会决议，符合公司法的相关规定。新投公司以海峡公司作为曾经受让金石财富公司的股份而成为该公司股东为由，认为海峡公司应承担股东出资不实的补充赔偿责任的上诉理由，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不能成立。
【要旨】控股股东承诺以年化收益率作为投资分红，且在约定期限内公司不能完成股票公开发行并成功上市时由其无条件回购股份的约定有效。
【摘要】根据《增资协议》《补充协议》及《备忘录》的约定内容，可以认定本案的基本事实是，新投公司出资6000万元成为山东金石公司的股东，对该出资，山东金石公司的控股股东金石财富公司承诺以年化收益率15%作为投资分红，且在约定的期限内，山东金石公司不能完成股票公开发行并成功上市时，由金石财富公司无条件回购新投公司持有的山东金石公司的股份。《补充协议》及《备忘录》有双方公司的签字及盖章，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尽管《增资协议》第六条约定，新投公司在持有标的股份期间，未取得山东金石公司书面同意，不得将股份转让给与山东金石公司主营业务存在竞争关系的主体，但金石财富公司作为山东金石公司的控股股东，在随后的《补充协议》及《备忘录》承诺对其控股公司的股份进行回购，应当视为取得了山东金石公司的同意，意思表示真实，内容不违反法律的禁止性规定，合法有效。故金石财富公司上诉认为《补充协议》约定的股份回购的内容违反了《增资协议》的约定，应为无效的主张，不能成立。其上诉认为《补充协议》和《备忘录》中对新投公司的投资款6000万元承诺的15%的年化收益率，侵犯了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亦不能成立。
摘要2：【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最高法民申1656号
【摘要】石财富公司于2011年4月设立，股东有叶××、朱××二人，注册资金3.8亿元，其中叶××认缴出资3.78亿元，其在公司设立时出资0.99亿元，应在2016年2月15日出资2.79亿元，但其一直未履行，其时出资不实的股东系叶××。2015年8月19日，海峡公司与叶××、朱××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将二人在金石财富公司的全部股权无偿转让给海峡公司；2017年1月16日，三方又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海峡公司无偿退还股权。2017年1月24日，金石财富公司已在工商行政管理机构进行了股权变更信息登记，股东仍为叶××、朱××。在此情况下，应履行出资义务的股东仍为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三条第二款“公司债权人请求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的股东在未出资本息范围内对公司债务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的规定，承担补充赔偿责任方应为叶××，而非海峡公司，故原审判决系结果正确。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最高法民终309号
【裁判要旨】股东在增资持股期间获取固定红利的约定不符合有关利润分配的相关管理性规定，但不影响增资扩股协议的效力。
【裁判摘要】案涉《委托信托合同》、《增资扩股协议》、《股权收购协议》均系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为有效。按照上述协议的约定，中航公司作为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将委托人中国建行的信托资金1.2亿元以增资扩股方式向被投资公司菊隆公司进行股权投资，约定增资持股期限为二年,自2010年6月30日起至2012年6月30日止,并约定了股权质押、派驻人员、资金监控、股权回购等风险控制及退出安排。其中特别约定，当发生被投资公司合并、分立、解散、破产等可能导致标的股权变更或灭失的事宜时，谢某某、孙某某或菊隆公司仍应对中航公司所持有的全部股权进行回购。如谢某某、孙某某到期不履行义务，由赣县世瑞新材料有限公司履行全部收购义务，不提出任何抗辩。从上述协议内容及履行方式看，中航公司不参与菊隆公司的日常经营管理，派驻一名董事的目的主要是对公司对外借款、担保等重大事项的监督、把关，不承担公司经营风险，只是按固定利率收取约定的红利，持股期满收回资金后未再收取菊隆公司的红利等，可见，中航公司进行股权投资的实质是以增资扩股方式取得固定投资回报，而非参与或控制目标公司的经营管理。中航公司虽然通过工商变更登记取得了菊隆公司的股东身份，但其股东权利义务与普通股东有所不同。尽管中航公司占有菊隆公司54.55%的股份，但中航公司实际上并不是该公司的控股股东，亦没有证据表明中航公司滥用大股东身份获取了投资回购款和红利。中航公司在两年增资持股期间获取固定红利的约定不符合公司法有关利润分配的相关管理性规定，但不影响案涉《增资扩股协议》、《股权收购协议》的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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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解答：公司章程可设置《公司法》第７４条之外的回购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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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4)鄂民二终字第00037号
【裁判摘要】公司法第七十四条规定，公司转让主要资产，对股东会该项决议投反对票的股东可以请求公司按照合理的价格收购其股权。本案中，徐某某投出反对票的决议为三峡矿业公司作出的“湖北恒达石墨集团（系三峡矿业公司子公司，以下简称石墨集团）有关资产处置方案”、“石墨集团慈溪分公司整体转让方案”、“金昌石墨矿（系三峡矿业公司子公司）50%股权转让方案”。上述决议涉及多处石墨矿及子公司的资产转让，从三峡矿业公司的经营范围包含石墨矿销售的内容看，该部分资产转让应涉及到三峡矿业公司的重要资产。徐某某汉投出反对票后，向三峡矿业公司提出公司收购其股权的请求。之后，双方就股权回购一事进行了协商，并在就收购价格未达成一致意见的情况下，共同委托东方公司对三峡矿业公司资产进行审计，从而确定收购价格。因此从双方的诉前行为看，双方对于三峡矿业公司收购徐某某的股权一事已达成共识。在一审诉讼期间，三峡矿业公司亦作出无论评估价格高低均愿意收购徐景汉的股权的陈述。故徐某某提出的三峡矿业公司收购股权的诉讼请求既符合法律规定，又符合双方的约定，一审法院根据评估的价格认定三峡矿业公司以合理收购徐某某所持有的股权并无不当，三峡矿业公司提出一审法院强行判令其收购股权违反法律规定及公司意思自冶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解读】判断公司的主要财产需要考虑公司的经营范围，进而衡量某财产是否会影响到公司正常经营，转让是否会导致公司发生根本性变化。
摘要1：【摘要】《股权转让协议》的内容是附事实条件的股权转让，即只有在埃尔凯公司改制成为股份有限公司后，华立公司才能将其所持有的埃尔凯公司的股权转让给LKE公司。该协议对将来发生事实的约定未违反中国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依法应认定有效。股权投资估值调整协议是投资公司在向目标公司投资时为合理控制风险而拟定的估值调整条款。订约双方一般会约定在一个固定期限内要达成的经营目标，在该期限内如果企业不能完成经营目标，则一方应当向另一方进行支付或者补偿。但《股权转让协议》并没有将埃尔凯公司改制成为股份有限公司作为双方预先设定的经营目标，且协议中也没有约定作为股东的LKE公司在目标公司埃尔凯公司无法完成股份制改造情况下应承担股权回购的责任。双方在履行协议过程中，既没有出现违约行为导致协议终止的情形，华立公司也已于2011年6月9日取得埃尔凯公司的股权，故华立公司依据《股权转让协议》和《增资扩股协议》请求收回增资扩股投资款的理由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据此，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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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名股实债协议的性质与效力（最高人民法院民二庭第5次法官会议纪要）
【法律问题】当事人通过增资扩股取得目标公司股权，同时约定其他股东在一定期限届满后以固定收益回购股权，目标公司直接向投资人支付股权回购款项的，是否构成抽逃出资？
【法官会议意见】名股实债并无统一的交易模式，实践中，应根据当事人的投资目的、实际权利义务等因素综合认定其性质。投资人目的在于取得目标公司股权，且享有参与公司的经营管理权利的，应认定为股权投资，投资人是目标公司的股东，在一定条件下可能构成抽逃出资。反之，投资人目的并非取得目标公司股权，而仅是为了获取固定收益，且不享有参与公司经营管理权利的，应认定为债权投资，投资人是目标公司或有回购义务的股权的债权人。不论在哪种情形中，投资人取得的固定回报都来自于其先前的投入，故其退出公司亦非无偿退出，一般不存在抽逃出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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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沪01民终13187号
【裁判摘要】融资方未履行多项合同义务，构成严重违约，达成股东回购条件的，投资方可要求回购——《股权投资框架协议》2.10.1条约定，如各原股东、Z公司或XX公司严重违反协议的约定，且未能及时补救，华栎基金有权要求各原股东中的任何一方向华栎基金购买其所持有的Z公司股份的全部或部分，或要求Z公司回购华栎基金所持有的Z公司股份的全部或部分。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华栎基金主张XX公司的知识产权未过户至Z公司、华栎基金对Z公司的股东知情权未能实现、Z公司未达到约定业绩等情形确实存在，符合《股权投资框架协议》约定的回购条件。华栎基金关于股权回购的诉请应当得到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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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粤03民终349号
【裁判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五条规定公司成立后，股东不得抽逃出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七十七条规定，公司需要减少注册资本时，必须编制资产负债表及财产清单。公司应当自作出减少注册资本决议之日起十日内通知债权人，并于三十日内在报纸上公告；债权人自接到通知书之日起三十日内，未接到通知书的自公告之日起四十五日内，有权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本案中，上诉人卓尔教育公司回购被上诉人易某持有的公司股权，应先履行减资程序，现上诉人卓尔教育公司未履行减资程序，《股份退出意向书》并不具备履行条件，被上诉人易某主张上诉人卓尔教育公司支付股权回购款250000元，不符合法定要求，应予以驳回。一审判决上诉人卓尔教育公司支付易某股份回购款250000元，处理有误，本院予以纠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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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沪01民终11265号
【裁判摘要】已经工商变更登记的增资款不能适用合同法关于合同解除“恢复原状”规定——其次，《合同法》第九十七条规定：“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因此，本案中上诉人虽主张恢复原状、返还钱款，但仍须基于系争合同的性质、钱款的性质，依照法律的具体规定处理解除后果。其三，从增资协议书的约定来看，上诉人投入的3,250万元是其作为目标公司新股东所需缴纳的出资，并非是对被上诉人西北工业公司、北方能源公司享有的普通债权。在经过公司章程修改及工商变更登记后，其股东身份、认缴数额、股权比例及公司注册资本均已对外公示，该3,250万元转化为公司资本性质，已形成公司资产。其四，上诉人所谓因增资协议书解除而要求返还出资，从本质上说，系基于其股东身份的退出。但正如上述认缴、出资、登记等均需由各方当事人按照《公司法》关于公司增资的程序完成，股东退出公司，包括采取何种退出方式、资本、股权的处分等等，亦应当适用《公司法》作为特别法的相关规定。其五，上诉人要求将其出资直接返还以“恢复原状”，实质上等同于股东未经法定程序任意抽回出资，将造成公司资产的不当减少，显然有违公司资本的确定、维持和不变原则，直接影响公司的经营能力和债权人利益保护。综上所述，本案系争增资协议书的解除虽然适用《合同法》规定，但协议解除的后果，实际系处理上诉人作为原增资股东的退出问题。在上诉人出资已转化为公司资本的情况下，应按照《公司法》的特别规定适用执行。现本案各方当事人虽均确认协议解除，但未予明确上诉人退出的具体方式，如通过股权转让、股权回购、公司减资、公司解散等，更未经相应的法定程序，上诉人仅就返还出资一节单独提出主张，不符合《公司法》的规定，本院不予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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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解读：（１）《公司法规定四》第１５条规定：“股东未提交载明具体分配方案的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请求公司分配利润的，人民法院应当驳回其诉讼请求，但违反法律规定滥用股东权利导致公司不分配利润，给其他股东造成损失的除外。”（２）在公司存在可分配利润，满足进行盈余分配的条件下，在大股东滥用多数表决权不通过股东会分红决议，并存在变相分配利润、隐瞒或转移公司利润等滥用股东权利情形下，法院可以在没有股东会决议的情形下强制公司分红，且不以股权回购、代位诉讼等其他救济措施为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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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冀民终8号
【裁判摘要１】约定股权转让的受让方“参与出价”合同未成立——依据《股东协议》6.1条款约定，元泓公司的履行内容为公开转让股权，天威集团的履行内容为参与出价。按通常的理解，参与出价方只是受让方之一，不是唯一的受让方。说明双方签订《股东协议》时股权的转让方为元泓公司，但股权的受让方尚未确定。买卖合同的成立，卖方和买方都必须确定。一方不确定，仅有卖方确定而买方不确定，就不能认定买卖关系的成立，故6.1条款不能视为双方就股权买卖达成了合意。换言之，该6.1条款的内容应解释双方协商，元泓公司为确保在产权交易机构对外公开挂牌转让股权时，天威集团参与出价，即向元泓公司发出要约而已。
【裁判摘要２】股权买卖不成立不能申报破产债权——《破产法》第十八条规定，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后，管理人对破产申请受理前成立而债务人和对方当事人均未履行完毕的合同有权决定解除或者继续履行，并通知对方当事人。管理人自破产申请受理之日起二个月内未通知对方当事人，或者自收到对方当事人催告之日起三十日内未答复的，视为解除合同。由于本案《股东协议》元泓公司一方已经履行了该协议6.1条款约定的公开转让股权义务，而另一方天威集团却履行参与出价的义务，不属于双方均为履行完毕的合同，故不适用《破产法》第十八条的规定。天威集团不能依据该条款，主张《股东协议》解除或者视为解除，一审判决以《破产法》第十八条的规定认为《股东协议》已经解除属适用法律不当，应予纠正。由于双方签订的《股东协议》中股权买卖的条款不成立，即使《股东协议》签订后双方股权买卖又达成了合意，但元泓公司没有向天威集团过户股权，天威集团也未支付转让价款。故元泓公司要求确认其享有天威集团破产财产债权385,028,087.20元的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解读】股权回购协议中对赌目标公司破产，如投资人与目标公司并未成立股权回购合同不能直接向目标公司管理人申报债权。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最高法民申2543号
【裁判摘要１】中科汇银公司提交的2013年8月1日的《会谈纪要》虽无原件，但与2013年8月1日王××(中科招商公司员工)发送给吕×(东洋之花公司财务总监)的电子邮件中所附的《会谈纪要》内容基本一致，2013年8月2日王××又将8月1日的《会谈纪要》作为电子邮件的附件分别发送给熊××、张××、蔡××、刘××等人。二审中，王××作为证人也到庭陈述了2013年8月1日，其与吕×、庄×商谈案涉股权回购款支付事宜，并由各方签字形成《会谈纪要》的过程。庄×虽然对上述《会谈纪要》的真实性不予认可，但未提供充分证据予以证明，且其未按二审法院的要求到庭并就案件有关事实接受询问，二审法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一十条之规定，对庄×主张的事实不予认定，适用法律正确。二审法院综合上述事实认定2013年8月1日《会谈纪要》的真实性，并无不当。
【裁判摘要２】2017年7月20日，中科招商公司将向庄×催款的函件邮寄至东洋之花公司，且该邮件已签收。虽然庄×主张其已于2013年4月离开东洋之花公司，东洋之花公司的注册地址不能作为向其送达的有效地址。但是截至目前庄×仍担任东洋之花公司的董事兼总经理，邮寄单上收件人填写的也是庄×的名字及其联系电话。二审法院据此认定东洋之花公司为庄×的工作单位，上述邮件寄至东洋之花公司被签收后，可视为向庄×主张权利，构成诉讼时效的中断，并无不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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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最高人民法院发布2022年全国法院十大商事案件之四——投资人和上市公司股东、实际控制人签订的与股票市值挂钩的回购条款应认定无效
摘要2：【解读】二审认为，案涉《修订合伙人协议》系绍兴闰康的合伙人之间签订，但房某某、梁某某系江苏硕世的实际控制人，高科新浚、高科新创借合伙形式，实质上与上市公司股东、实际控制人签订了直接与二级市场短期内股票交易市值挂钩的回购条款，不仅变相架空了禁售期的限制规定，更是对二级市场投资人的不公平对待，有操纵股票价格的风险，扰乱证券市场秩序，属于《民法典》第一百五十三条违反公序良俗之情形，应认定无效，故驳回上诉，维持原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