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 (2021)最高法民申2919号
【裁判摘要】公司之间存在相互担保关系的，即使未经工商机关决议亦可认定担保有效——《会议纪要》中明确在公司与主债务人之间存在相互担保关系的情况下，即使债权人知道没有公司机关决议，担保合同也属有效，该规定充分考虑了担保公司的自身利益，与《公司法》的立法宗旨相一致。因《会议纪要》并非司法解释，虽然不能作为裁判依据进行援引，但裁判时可参照其中的内容进行说理。结合本案事实，华仪电气公司的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和董事会临时会议公告中明确华仪电气公司与华仪集团公司之间存在互相担保的情况，且在公告材料中载明华仪电气公司为华仪集团公司提供担保系本着共同发展的原则而为，因此案涉担保行为并不损害华仪集团公司的利益，对华仪电气公司也存有利益，原审法院在此基础上认定《保证合同》系华仪电气公司的真实意思且合法有效并无不当。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最高法民申1475号
【裁判摘要】判决论理部分并非是认定事实部分，不属于法律规定的无须举证证明的事实——《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十条规定，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基本事实当事人无须举证证明。该规定是针对生效判决确认的事实免除当事人的举证责任，而卫某某申请再审所称的原判决针对相同事实作出了与《374号判决》不同的认定是指判决论理部分，并非是指认定事实部分，《374号判决》所作出的相关认定不属于法律规定的无须举证证明的事实。再者，《374号判决》系铭方公司起诉卫某某等人返还出资，主要围绕卫占青等人是否抽逃出资进行审理，与本案的审理范围不同。因此，原判决未以《374号判决》作为本案裁判依据，适用法律并无不当。
【摘要】股东签订共有协议约定各方按持股比例持有公司资产无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条第一款“公司是企业法人，有独立的法人财产，享有法人财产权。公司以其全部财产对公司的债务承担责任”的规定，公司财产独立于股东财产。股东对公司出资后，其出资权益转化为公司股权，股东依据股权享有资产收益、参与重大决策等权利。黄河公司股东康某某与赵某等人签订《共有协议》，约定各方按比例持有黄河公司资产，损害了黄河公司利益及其债权人利益，原判决认定《共有协议》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而无效，适用法律并无不当。
摘要2：
摘要1：解读：当事人超出申请再审期限增加申请再审事由不予审查。
摘要2：【注解１】再审案件立案后再审申请人变更再审请求时已超过６个月法院不予审理。——参考案例：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2)最高法民再286号
【注解２】再审期限６个月经过后以“发现新证据”、“主要证据伪造”、＂裁判依据错误”、“审判人员违法犯罪”再审事由申请再审不能同时一并提出其他再审事由。——参考案例：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最高法民申6278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最高法民终1863号
【裁判摘要１】发包人申请鉴定工程质量是否必须先举证工程质量有缺陷？——联合利丰公司在一审时提起反诉，请求昆仑公司赔偿因施工质量不合格造成的损失800万元（最终以司法鉴定为准），为此联合利丰公司在一审时申请依据施工图纸对已完成工程进行工程质量鉴定并计算已完成工程不合格需返工及加固修复的费用，一审以联合利丰公司未提供工程质量存在缺陷的相关证据未完成基本举证义务为由未准许鉴定申请。工程质量是否合格，是否需要进行修复以及修复费用的确定均属于专业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七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联合利丰公司对此有权向法院申请鉴定，一审未准许工程质量鉴定不仅影响当事人的实体权利，而且影响当事人的程序利益，剥夺当事人的举证权利。
【裁判摘要２】双方对结算依据存在重大争议时鉴定机构可按照双方主张的结算依据分别作出造价鉴定作为法院裁判依据——另外，双方当事人对案涉桩基基础工程款结算依据存在争议，昆仑公司认为应当以其与山西冶金岩土工程勘察总公司签订的《联众国际大厦地基处理及桩基工程施工承包合同》作为结算依据；联合利丰公司认为应当以其与昆仑公司签订的《联众国际大厦建设工程施工补充协议》作为结算依据。在双方对结算依据存在重大争议的情况下，鉴定机构可按照双方主张的结算依据分别作出造价鉴定作为法院裁判依据。本案中鉴定机构仅依据昆仑公司主张的结算依据作出该部分工程造价，重审时可依据联合利丰公司主张的结算依据作出补充鉴定意见。
摘要2：
摘要1：解读：双方对结算依据存在重大争议时鉴定机构可按照双方主张的结算依据分别作出造价鉴定作为法院裁判依据。
摘要2：
摘要1：【案号】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4)闽民终字第518号
【裁判摘要】根据原审原告福州宏键公司的诉讼请求、所述的事实理由及起诉提供的《购销合同》等证据材料，其系作为出卖人诉请买受人厦门国贸公司支付拖欠的货款并承担逾期付款的违约责任而提起诉讼，本案系买卖合同纠纷。讼争《购销合同》第六条第2项约定，“本案合同若有争议，双方应友好协商；协商不成，由原告方所在地法院管辖。”上述约定对管辖法院的选择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四条对协议管辖可选择法院范围的规定，应属有效。原审原告福州宏键公司住所地在福州市辖区，本案的诉讼标的额为16508028.9元，根据《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和中级人民法院管辖第一审民商事案件标准》的规定，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本案享有管辖权。．．．．．．虽然厦门国贸公司在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立案受理本案前，已就同一份《购销合同》产生的纠纷向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但根据级别管辖的规定及本院（2013）闽民提字第50号生效民事裁定，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对该案不享有管辖权。因此，厦门国贸公司向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的起诉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经济审判工作中严格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若干规定》第2条规定的“向有管辖权的不同法院起诉”的情形，故不以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受理该案的时间作为判断该案和本案何为“立案在先”的依据。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根据级别管辖的规定将该案移送有管辖权的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及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4年2月10日以（2014）厦民初字第217号立案受理，均在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本案之后，故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本案立案在先。综上，本案与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的（2014）厦民初字第217号案件是当事人基于同一法律事实而发生纠纷，分别以不同的诉讼请求向不同法院起诉的案件，应当合并审理。本案的立案时间先于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的立案时间，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经济审判工作中严格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若干规定》第2条“当事人基于同一法律关系或者同一法律事实而发生纠纷，以不同诉讼请求分别向有管辖权的不同法院起诉的，后立案的法院在得知有关法院先立案的情况后，应当在七日内裁定将案件移送先立案的法院合并审理。”的规定，本案应由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管辖。
摘要2：【注解】（１）厦门国贸公司诉请解除合同；（２）福州宏键公司作为出卖人诉请买受人厦门国贸公司支付拖欠的货款并承担逾期付款的违约责任；（３）本案裁判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经济审判工作中严格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若干规定》第２条规定：”当事人基于同一法律关系或者同一法律事实而发生纠纷，以不同诉讼请求分别向有管辖权的不同法院起诉的，后立案的法院在得知有关法院先立案的情况后，应当在七日内裁定将案件移送先立案的法院合并审理。”已经废止，本案按照新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规定不再属于移送合并管辖之情形，而应当分别审理。
摘要1：问题：电子商业承兑汇票持票人未发起线上追索而直接线下追索是否构成合法追索？电子商业汇票线下追索是否有效？
解读：（１）电子商业汇票应当通过电子商业汇票系统（ＥＣＤＳ）线上行使票据追索权；（２）持票人未通过电子商业汇票系统行使追索权不产生追索法律效力；（３）电子商业汇票线下追索行为无效。
解析：（１）电子商业汇票业务应当遵循《电子商业汇票业务管理办法》确定的各项规则；（２）持票人未按《电子商业汇票业务管理办法》通过电子商业汇票系统行使追索权不产生追索法律效力。
【注释】电子商业承兑汇票持票人未发起线上追索而直接线下追索是否构成合法追索存在两种裁判观点——（１）线下追索不构成有效追索；（２）线下追索构成有效追索。
摘要2：【注解１】电子承兑汇票的拒付证明为全国电子商业汇票系统记录的票据信息，商票的一切活动均在ECDS上记载生成，而ECDS是由中国人民银行牵头建设的全国性金融业务运行系统，它通过采用电子签名和可靠地安全认证机制，能够保证其唯一性、完整性和安全性。
【注解２】（１）《电子商业汇票业务管理办法》可以作为审理案件的裁判依据；（２）电子商业汇票的线下追索因不具备有效签章，不符合《电子商业汇票业务管理办法》第１４条、第５条关于电子商业汇票签章和追索等票据行为要式性的要求而无效；（３）未通过电子商业汇票系统行使追索权，不属法定的票据追索行为，对被追索人不产生追索效力；自被拒付之日起６个月内未通过电子商业汇票系统行使追索权，对其前手的票据权利消灭。——参考案例：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粤03民终23818号
【注解３】通过电子商业汇票系统审核的电子签名系电子商业汇票唯一合法有效的签章，线下追索不具有签章效力，电子商业汇票线下追索行为无效。——参考案例：湖南省株洲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湘02民再30号
【注解４】（１）汇票遭拒付未通过汇票系统发出追索通知并不影响行使票据追索权（《电子商业汇票业务管理办法》第５条规定仅对电子商业汇票的业务办理方式作出规范，并未限定持票人未经电子商业汇票系统追索即丧失追索权）。——参考案例：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2)浙06民终2887号；（２）承兑人在电子商业汇票系统中对于持票人的付款提示既不承兑亦不明确拒绝，阻碍了持票人依据该系统正当行使票据权利。在此情形下，持票人以起诉的方式行使追索权并无不当，并未丧失追索权。——参考案例：吉林省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吉01民终3491号
【注解５】虽然《电子商业汇票业务管理办法》第５条规定，电子商业汇票的出票、承兑、背书、保证、提示付款和追索等业务，必须通过电子商业汇票系统办理，但该条规定仅系对电子商业汇票的业务办理方式作出规范，且该办法第三章第八节明确规定了追索，并未限定持票人未经线上追索即丧失追索权，故线下追索无效的主张不予采纳。——参考案例：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鲁01民终11897号
摘要1：【案号】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粤03民终23818号
【裁判摘要】电子商业汇票持票人未通过电子商业汇票系统行使追索权不产生追索法律效力——关于线下行使电子商业汇票追索权的法律效力问题。这一问题至少需要考量三个因素：其一，《电子商业汇票管理办法》能否作为本案的裁判依据；其二，电子商业汇票线下追索是否满足票据的要式性；其三，电子商业汇票线下追索的法律后果。具体分析如下：首先，《电子商业汇票管理办法》能否作为本案的裁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一百零九条规定：“票据管理的具体实施办法，由中国人民银行依照本法制定，报国务院批准后实施。”中国人民银行依据该授权，于2009年10月16日以中国人民银行令〔2009〕第2号颁发并实施《电子商业汇票业务管理办法》，并随后下发系列配套管理办法。《电子商业汇票业务管理办法》系中国人民银行在职责权限范围内，为规范电子商业汇票业务，保障电子商业汇票活动中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促进电子商业汇票业务发展的实际需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的直接授权而制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票据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十三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票据纠纷案件，适用票据法的规定；票据法没有规定的，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等民商事法律以及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中国人民银行制定并公布施行的有关行政规章与法律、法规不抵触的，可以参照适用”。在其它法律法规均未就电子商业汇票管理作出规定的情形下，鉴于电子商业汇票的特殊性，《电子商业汇票业务管理办法》作为专门规范电子商业汇票的部门规章，在立法目的正当、程序合法且与上位法不冲突的情况下，可以作为审理案件的裁判依据。其次，电子商业汇票线下追索是否满足票据的要式性。票据行为具有法定的形式，凡违反票据法关于票据行为要式规定的，除法律另有明确规定者外，所为行为无效。票据的签章系票据行为要式性的重要表现形式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四条规定：“票据出票人制作票据，应当按照法定条件在票据上签章，并按照所记载的事项承担票据责任。持票人行使票据权利，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在票据上签章，并出示票据。其他票据债务人在票据上签章的，按照票据所记载的事项承担票据责任。”《电子商业汇票业务管理办法》第十四条规定：“票据当事人在电子商业汇票上的签章，
摘要2：（续）为该当事人可靠的电子签名。电子签名所需的认证服务应由合法的电子认证服务提供者提供。可靠的电子签名必须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签名法》第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电子商业汇票是以数据电文形式制作的票据，需要通过特定的信息系统的记录、解读才能以被人理性感知的形式呈现，必须依赖电子商业汇票系统这一载体来运行和完成，电子商业汇票业务活动中应当使用数字证书作为票据活动的电子签名，通过电子商业汇票系统审核的电子签名系电子商业汇票唯一合法有效的签章。《电子商业汇票业务管理办法》第五条规定：“电子商业汇票的出票、承兑、背书、保证、提示付款和追索等业务，必须通过电子商业汇票系统办理。”因此，电子商业汇票的线下追索因不具备有效签章，不符合《电子商业汇票业务管理办法》第十四条、第五条关于电子商业汇票签章和追索等票据行为要式性的要求而无效。最后，从电子商业汇票线下追索的法律后果看。《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七十条第二款规定：“被追索人清偿债务时，持票人应当交出汇票和有关拒绝证明，并出具所收到利息和费用的收据。”如果电子商业汇票采用线下追索的方式，则可能产生以下后果：1.因持票人客观上无法依法交付票据，导致被追索人清偿后无法获得相应票据，无法行使再追索权；2.因线下追索未被电子商业汇票系统记载，导致电子商业汇票系统默认持票人已对除出票人、承兑人、保证人等外的前手丧失追索权；3.如果在电子商业汇票系统之外以司法判决的形式另行确立、确认其他票据状态，导致法院判决认定的票据状态与电子商业汇票系统中登记的票据状态不一致，造成该票据脱离中国人民银行及其他金融监管机构对电票领域的监管，加大电票参与者的经营风险，冲击甚至破坏已经建立的电子商业汇票规则和市场秩序，威胁票据金融市场安全等不良后果。综合以上考量因素，本院认为，工行高新园支行未通过电子商业汇票系统向山东高速公司行使追索权，其行为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四条、《电子商业汇票业务管理办法》第五条、第十四条的规定，不属法定的票据追索行为，对被追索人即山东高速公司不产生追索效力。《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十七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票据权利在下列期限内不行使而消灭：持票人对前手的追索权，自被拒绝承兑或者被拒绝付款之日起六个月。故工行高新园支行自被拒付之日起六个月内未通过电子商业汇票系统行使追索权，对其前手山东高速公司的票据权利已消灭。
摘要1：【案号】湖南省株洲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湘02民再30号
【裁判摘要１】在双方已约定使用商业承兑汇票支付作为唯一结算方式的情况下，南京东宇公司能否在合同债权请求权与票据追索权中择一诉权行使？本案中，使用万福客运公司的商业承兑汇票支付是双方当事人约定的唯一结算方式，中车电动公司依合同约定方式将票据交付给南京东宇公司，实际上是在按约履行合同的主债务，债权人南京东宇公司在获得该票据后，债务人中车电动公司的义务已经履行完毕，债权人基于原因关系对于债务人的债权因此消灭。在此情形下，如南京东宇公司在获得票据后，置票据权利于不顾，又来主张原因关系之债权，则违反合同约定，其仅能通过票据关系来实现其债权。如果当事人对于清偿既存原因关系之债的方式未作约定，或约定以票据方式结算但票据付款后原因关系才消灭的，债权人应当先提示票据付款，如果票据被拒绝承兑或付款的，则债权人可在票据之债和原因之债法律关系中，择其一行使。本案不符合此种情形。本院二审认为“双方交易本意是由南京东宇公司先凭票据取款”与事实不符。南京东宇公司称其有权选择行使原因债权和票据债权的理由不能成立。
【裁判摘要２】通过电子商业汇票系统审核的电子签名系电子商业汇票唯一合法有效的签章，线下追索不具有签章效力，电子商业汇票线下追索行为无效——南京东宇公司能否通过线下追索的方式请求支付票款？首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一百零九条规定：“票据管理的具体实施办法，由中国人民银行依照本法制定，报国务院批准后实施。”《电子商业汇票业务管理办法》系中国人民银行在职责权限范围内，为规范电子商业汇票业务，保障电子商业汇票活动中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促进电子商业汇票业务发展的实际需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的直接授权而制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票据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十三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票据纠纷案件，适用票据法的规定，票据法没有规定的，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等民商事法律以及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中国人民银行制定并公布施行的有关行政规章与法律、法规不抵触的，可以参照适用”。故电子商业汇票业务管理办法》作为专门规范电子商业汇票的部门规章，可以作为裁判依据参照适用。其次，电子商业汇票线下追索行为无效。
摘要2：（续）票据行为具有法定的形式，《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四条规定：“持票人行使票据权利，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在票据上签章，并出示票据。其他票据债务人在票据上签章的，按照票据所记载的事项承担票据责任。”电子商业汇票是以数据电文形式制作的票据，需要通过特定方式的信息记录、解读才能以被人理性感知的形式呈现，必须依赖电子商业汇票系统这一载体来运行和完成。因此，《电子商业汇票业务管理办法》第十四条进一步明确：“票据当事人在电子商业汇票上的签章，为该当事人可靠的电子签名”，故通过电子商业汇票系统审核的电子签名系电子商业汇票唯一合法有效的签章。南京东宇公司在线下追索的行为不符合电子商业汇票签章的法定程序，不具有签章效力。《电子商业汇票业务管理办法》第五条规定：“电子商业汇票的出票、承兑、背书、保证、提示付款和追索等业务，必须通过电子商业汇票系统办理。”因此，电子商业汇票的线下追索因不具备有效签章，不符合《电子商业汇票业务管理办法》第十四条、第五条票据行为要式性的要求而无效。而且，电子商业汇票的线下追索将导致：线下追索未被电子商业汇票系统记载，致使该票据脱离中国人民银行及金融监管机构对电票领域的监管；持票人主张的追索权与系统默认的追索权不一致，导致所有前手对其票据义务理解不同而产生纠纷；持票人客观上无法线下交付票据，被追索人清偿后无法行使再追索权等多重不利后果。综上，本院认为，南京东宇公司未通过电子商业汇票系统向中车电动公司行使追索权，而以向法院起诉的方式进行的追索，其行为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四条、《电子商业汇票业务管理办法》第五条、第十四条的规定，不属法定的票据追索行为，对被追索人中车电动公司不产生追索效力。《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十七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票据权利在下列期限内不行使而消灭；持票人对前手的追索权，自被拒绝承兑或者被拒绝付款之日起六个月。故南京东宇公司自被拒付之日起六个月内未通过电子商业汇票系统行使追索权，对其前手中车电动公司的票据权利已消灭。
摘要1：【案号】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粤03民终18493号
【裁判摘要１】电力体制改革承继关系的主体资格——康兴华商场主张案涉《供用电合同》系广东电网公司深圳供电局与保安简龙分公司之间签订，深圳供电局非《供用电合同》的当事人，故深圳供电局在本案中不具备诉讼主体资格。本院认为，虽然深圳供电局未与保安简龙分公司直接签订合同，但根据已查明的事实可以确认，深圳供电局系广东电网公司深圳供电局改制后新设立的公司，改制后深圳供电局承继了原广东电网公司深圳供电局的权利义务并在康兴华商场所在用电地址按约提供了电力，康兴华商场在庭审过程中亦确认深圳供电局是实际的供电方，因此，深圳供电局在本案中具备原告的诉讼主体资格，康兴华商场的该点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采纳。
【裁判摘要２】康兴华商场主张原审适用《供电营业规则》的相关规定认定康兴华商场支付三倍违约使用电费属法律适用错误。本院认为，首先，《供电营业规则》系电力行业的行政规范性文件，在全国范围内有强制约束力。按照我国合同法的规定，只有在对合同效力作否定性评价时，才以“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为评判标准，康兴华商场以《供电营业规则》系行政规章为由主张其不能作为民事诉讼的裁判依据，系对法律理解不当。本案中，康兴华商场在使用电力过程中存在窃电行为，深圳供电局依据《供电营业规则》第一百零二条“窃电者应按所窃电量补交电费，并承担补交电费三倍的违约使用电费”之规定，要求康兴华商场补交电费及电费三倍的违约使用电费法律依据充分。其次，深圳供电局发现康兴华商场存在窃电行为后，先后向康兴华商场出具《用电检查问题通知书》、《关于保安村简龙经济合作社窃电案件的处理方案说明书》、《用电检查处理意见通知书》，其中《关于保安村简龙经济合作社窃电案件的处理方案说明书》、《用电检查处理意见通知书》清楚列明康兴华商场因窃电行为应补交的电费、电费三倍的违约使用电费、燃气燃油加工费等各项费用的数额以及计算方法，康兴华商场对该处理意见不持异议且之后补交了部分电费160184元，故深圳供电局在康兴华商场拒绝付清电费及三倍的违约使用电费的情况下，诉请康兴华商场支付上述款项的余额，事实依据充分。最后，关于深圳供电局主张的三倍的违约使用电费是否过高的问题。本院认为，窃电行为直接影响供用电秩序，涉及公共安全和利益，其违约程度严重，
摘要2：（续）明显有别于一般的违约行为，不宜按一般合同的违约计算标准调整，以免减少窃电行为的违约成本。否则，不利于惩戒窃电行为，以保障供用电安全。因此，康兴华商场主张调整违约使用电费的数额，理由不充分，本院不予采纳。
摘要1：解读：（１）《供电营业规则》系电力行业的行政规范性文件，在全国范围内有强制约束力。按照我国合同法的规定，只有在对合同效力作否定性评价时才以“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为评判标准，《供电营业规则》系行政规章可以作为民事诉讼的裁判依据；（２）供电企业直接根据《供电营业规则》第１０２条“窃电者应按所窃电量补交电费，并承担补交电费三倍的违约使用电费”之规定，诉请窃电补交电费及电费三倍的违约使用电费法律依据充分。
摘要2：
摘要1：【裁判摘要】（１）《电子商业汇票管理办法》可以作为裁判依据；（２）票据当事人在电子商业汇票上签章为该当事人可靠的电子签名，电子商业汇票的线下追索因不具备有效签章而无效——首先，《电子商业汇票管理办法》能否作为本案的裁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一百零九条规定：“票据管理的具体实施办法，由中国人民银行依照本法制定，报国务院批准后实施。”中国人民银行依据该授权，于2009年10月16日以中国人民银行令〔2009〕第2号颁发并实施《电子商业汇票业务管理办法》，并随后下发系列配套管理办法。《电子商业汇票业务管理办法》系中国人民银行在职责权限范围内，为规范电子商业汇票业务，保障电子商业汇票活动中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促进电子商业汇票业务发展的实际需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的直接授权而制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票据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十三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票据纠纷案件，适用票据法的规定；票据法没有规定的，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等民商事法律以及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中国人民银行制定并公布施行的有关行政规章与法律、法规不抵触的，可以参照适用”。在其它法律法规均未就电子商业汇票管理作出规定的情形下，鉴于电子商业汇票的特殊性，《电子商业汇票业务管理办法》作为专门规范电子商业汇票的部门规章，在立法目的正当、程序合法且与上位法不冲突的情况下，可以作为审理案件的裁判依据。其次，电子商业汇票线下追索是否满足票据的要式性。票据行为具有法定的形式，凡违反票据法关于票据行为要式规定的，除法律另有明确规定者外，所为行为无效。票据的签章系票据行为要式性的重要表现形式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四条规定：“票据出票人制作票据，应当按照法定条件在票据上签章，并按照所记载的事项承担票据责任。持票人行使票据权利，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在票据上签章，并出示票据。其他票据债务人在票据上签章的，按照票据所记载的事项承担票据责任。”《电子商业汇票业务管理办法》第十四条规定：“票据当事人在电子商业汇票上的签章，为该当事人可靠的电子签名。电子签名所需的认证服务应由合法的电子认证服务提供者提供。可靠的电子签名必须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签名法》第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
摘要2：（续）电子商业汇票是以数据电文形式制作的票据，需要通过特定的信息系统的记录、解读才能以被人理性感知的形式呈现，必须依赖电子商业汇票系统这一载体来运行和完成，电子商业汇票业务活动中应当使用数字证书作为票据活动的电子签名，通过电子商业汇票系统审核的电子签名系电子商业汇票唯一合法有效的签章。《电子商业汇票业务管理办法》第五条规定：“电子商业汇票的出票、承兑、背书、保证、提示付款和追索等业务，必须通过电子商业汇票系统办理。”因此，电子商业汇票的线下追索因不具备有效签章，不符合《电子商业汇票业务管理办法》第十四条、第五条关于电子商业汇票签章和追索等票据行为要式性的要求而无效。最后，从电子商业汇票线下追索的法律后果看。《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七十条第二款规定：“被追索人清偿债务时，持票人应当交出汇票和有关拒绝证明，并出具所收到利息和费用的收据。”如果电子商业汇票采用线下追索的方式，则可能产生以下后果：1.因持票人客观上无法依法交付票据，导致被追索人清偿后无法获得相应票据，无法行使再追索权；2.因线下追索未被电子商业汇票系统记载，导致电子商业汇票系统默认持票人已对除出票人、承兑人、保证人等外的前手丧失追索权；3.如果在电子商业汇票系统之外以司法判决的形式另行确立、确认其他票据状态，导致法院判决认定的票据状态与电子商业汇票系统中登记的票据状态不一致，造成该票据脱离中国人民银行及其他金融监管机构对电票领域的监管，加大电票参与者的经营风险，冲击甚至破坏已经建立的电子商业汇票规则和市场秩序，威胁票据金融市场安全等不良后果。
摘要1：【裁判摘要】（１）电子商业汇票的持票人通过发送“追索函”“律师函”或直接向法院起诉的方式请求支付票款的行为不属于行使票据追索权；（２）持票人行使票据付款请求权遭拒付后６个月内未通过电票系统发起追索行使追索权，持票人对除出票人和承兑人外的其他票据前手丧失追索权——二审争议焦点为：线下行使电子商业汇票追索权的法律效力问题。这一问题至少需要考量三个因素：其一，《电子商业汇票管理办法》能否作为本案的裁判依据；其二，电子商业汇票线下追索是否满足票据的要式性；其三，电子商业汇票线下追索的法律后果。具体分析如下：首先，《电子商业汇票管理办法》能否作为本案的裁判依据。．．．．．．在其它法律法规均未就电子商业汇票管理作出规定的情形下，鉴于电子商业汇票的特殊性，《电子商业汇票业务管理办法》作为专门规范电子商业汇票的部门规章，在立法目的正当、程序合法且与上位法不冲突的情况下，可以作为审理案件的裁判依据。一审法院认为《电子商业汇票业务管理办法》作为专门规范电子商业汇票的部门规章，在立法目的正当、程序合法的情形下，理当优先适用，作为案件审理的实体法依据之一，法律适用正确，本院予以维持。其次，电子商业汇票线下追索是否满足票据的要式性。票据行为具有法定的形式，凡违反票据法关于票据行为要式规定的，除法律另有明确规定者外，所为行为无效。票据的签章系票据行为要式性的重要表现形式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四条规定：“票据出票人制作票据，应当按照法定条件在票据上签章，并按照所记载的事项承担票据责任。持票人行使票据权利，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在票据上签章，并出示票据。其他票据债务人在票据上签章的，按照票据所记载的事项承担票据责任。”《电子商业汇票业务管理办法》第十四条规定：“票据当事人在电子商业汇票上的签章，为该当事人可靠的电子签名。电子签名所需的认证服务应由合法的电子认证服务提供者提供。可靠的电子签名必须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签名法》第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电子商业汇票是以数据电文形式制作的票据，需要通过特定的信息系统的记录、解读才能以被人理性感知的形式呈现，必须依赖电子商业汇票系统这一载体来运行和完成，电子商业汇票业务活动中应当使用数字证书作为票据活动的电子签名，通过电子商业汇票系统审核的电子签名系电子商业汇票唯一合法有效的签章。
摘要2：（续）《电子商业汇票业务管理办法》第五条规定：“电子商业汇票的出票、承兑、背书、保证、提示付款和追索等业务，必须通过电子商业汇票系统办理。”因此，电子商业汇票的线下追索因不具备有效签章，不符合《电子商业汇票业务管理办法》第十四条、第五条关于电子商业汇票签章和追索等票据行为要式性的要求而无效。一审判决对电子商业汇票的“签章”和“出示票据”的法定程序必须通过电子商业汇票系统操作才能成立以及浙商银行深圳分行在案涉电子商业汇票纸质打印件上加盖实物印章的行为不具备签章效力的理由已进行详细阐述，本院不再赘述。浙商银行深圳分行主张票据追索不属于票据行为，行使票据权利无需满足票据要式性的理由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最后，从电子商业汇票线下追索的法律后果看。《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七十条第二款规定：“被追索人清偿债务时，持票人应当交出汇票和有关拒绝证明，并出具所收到利息和费用的收据。”如果电子商业汇票采用线下追索的方式，则可能产生以下后果：1.因持票人客观上无法依法交付票据，导致被追索人清偿后无法获得相应票据，无法行使再追索权；2.因线下追索未被电子商业汇票系统记载，导致电子商业汇票系统默认持票人已对除出票人、承兑人、保证人等外的前手丧失追索权；3.如果在电子商业汇票系统之外以司法判决的形式另行确立、确认其他票据状态，导致法院判决认定的票据状态与电子商业汇票系统中登记的票据状态不一致，造成该票据脱离中国人民银行及其他金融监管机构对电票领域的监管，加大电票参与者的经营风险，冲击甚至破坏已经建立的电子商业汇票规则和市场秩序，威胁票据金融市场安全等不良后果。一审判决基于上述法律后果，考虑浙商银行深圳分行作为金融机构，不仅是电子商业汇票系统的接入机构，其还为其他电子商业汇票参与者提供服务，也与上海票据交易所签署了会员服务协议，对必须通过电子商业汇票系统办理追索业务这一规定是明知的，应当对《电子商业汇票业务管理办法》负有更高的注意义务和严格遵守的示范义务，与理有据，本院予以维持。
摘要1：解读：当事人在庭外和解协议中协商一致的内容对当事人具有约束力，可以作为法院裁判的相关依据。
【注释】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调解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第１８条规定“当事人自行和解或者经调解达成协议后，请求人民法院按照和解协议或者调解协议的内容制作判决书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该条款已删除不再适用。
摘要2：
摘要1：【裁判摘要】当事人的异议内容鉴定机构已经在开庭前予以回复，对申请鉴定人员出庭的申请不予准许并无不当——在科健公司已对远达公司关于科健公司资质以及鉴定意见的异议作出了书面答复后，远达公司仍以鉴定人不具有鉴定资质，现场勘验流于形式，缺乏专业水准为由申请鉴定人出庭，鉴于远达公司的异议内容科健公司已经在开庭前予以回复，故一审法院对远达公司申请鉴定人员出庭的申请不予准许并无不当。．．．．．．。因此，鉴定程序合法，一二审法院以鉴定意见作为裁判依据并无不当。
摘要2：
摘要1：——保证人在主债务履行期限届满前死亡可作为保证合同约定事项
【裁判要旨】对于自然人作为保证人在主债务履行期限内死亡，无论是主张继承人承担责任的“即时产生保证责任”观点，还是主张继承人免除责任的“待时转换保证责任”观点，均过分追求逻辑上的圆满而忽视实践中的运用，司法裁判不宜将其直接作为裁判依据。基于风险管控和利益平衡，司法应侧重于保护保证人继承人的利益。同时，债权人对风险管控能力更强，应主动规避保证人死亡风险，可在合同中约定当保证人死亡时，债权人可提前行使保证债权。
【案号】一审：(2016)浙0902民初1965号 二审：(2016)浙09民终666号
【裁判摘要】保证人去世时债务还未到期，相应的保证义务还未转化为保证责任，而相应的保证义务也因其死亡而消灭，保证人的继承人无须在继承遗产范围内对涉案借款承担还款责任——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王××、陈××作为王××的继承人是否应对其担保的涉案债务承担还款责任。保证义务是债权人和保证人通过订立保证合同为保证人设定的民事义务，保证义务自保证合同有效成立时产生，并在条件成就时转化为保证责任，因此被称为保证人的“或有负债”。保证责任是债务人到期未清偿债务，保证人依照约定所承担的民事责任，属于保证人真实的债务负担。保证义务是保证责任的前提，保证责任是保证义务的转化。本案中，王××作为保证人在借条上签字，对涉案借款承担相应的保证义务，但只有在债务人傅××到期未清偿债务的情形下，张××向王××主张还款，其相应的保证义务才转化为保证责任。根据审理查明的事实，涉案借款并未载明借款期限，在王××2015年5月18日去世时，涉案借款还未到期，债务是否能够得到清偿也并不确定，王××相应的保证义务还未转化为保证责任，而相应的保证义务也因其死亡而消灭。因王××对涉案借款不承担保证责任，其继承人也无须在继承遗产范围内对涉案借款承担还款责任。
摘要2：
摘要1：【裁判摘要】原审认定构成重复起诉依据的一审未生效裁判文书并非生效裁判，即使该法律文书被撤销也不属于裁判依据错误再审事由——本案与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2009）川民初字第9号案件的当事人及其诉讼地位完全相同，两案起诉状中载明的诉请请求及诉讼请求记载数额完全一致，且两案诉讼标的均为雅砻江水电公司的排渣行为是否给冕里稀土选矿公司财产造成损失的民事争议，因此本案二审裁定据此认定两案诉讼标的相同，并不缺乏证据证明。．．．．．．另案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2009）川民初字第9号民事判决并非生效裁判，基于各方当事人对该判决的上诉所形成的本院（2011）民一终字第44号民事裁定才系终审生效裁判，该民事裁定亦未被再审程序撤销，因此冕里稀土选矿公司申请再审主张的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十二项事由亦不能成立。
摘要2：
摘要1：【裁判摘要】非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公证债权文书被撤销不属于裁判依据错误再审事由——关于案涉《公证书》被撤销是否足以构成本案应予再审情形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十二项规定的应当再审情形为"据以作出原判决、裁定的法律文书被撤销或者变更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三条规定："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十二项规定的法律文书包括：（一）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书、裁定书、调解书；（二）发生法律效力的仲裁裁决书；（三）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公证债权文书。"本案中，辽西公证处制发的《公证书》内容为证明祖××、张××声明书的签字属实，其性质不是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公证债权文书，故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十二项规定的法律文书。且原判决认定祖××、张××等名下的用海面积实际归邵××所有，并非仅依据涉案《公证书》，而是根据《公证书》以及所附的祖××、张××等出具的声明书、海域使用金收据保管情况、投资账目、邵××的上访材料以及相关部门答复等多份证据予以综合认定。《公证书》被撤销并不能否定祖××、张××等出具的关于其名下海域使用权实际是邵××个人投资的声明书之真实性以及其他证据的证明力，故《公证书》的撤销不影响本案事实的认定。原判决不具有据以作出原判决的法律文书被撤销的应予再审情形，也不存在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之应予再审情形。
摘要2：
摘要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最高人民法院公开各类司法依据文件”的答复（2016年）
【摘要】您在来信中提到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济南讯华传媒广告有限公司与威海海澄水务有限公司股权确认纠纷一案中涉及法律问题的请示答复[2013]执他字第12号”文件，已在2013年《山东商事审判》一书中予以收录，可供您查询。该答复属于具体个案的请示答复，其法律拘束力仅限于个案本身，而不具有普遍的法律效力，在其他案件中法官不能将上述答复直接作为裁判依据。而对于具有普遍效力，指导各级法院的文件，最高人民法院一般采用司法解释等形式予以公开发布，并可以在报刊、互联网上进行查询。
摘要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