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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9)最高法行申9767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9)最高法行申9767号
【裁判摘要】违法行为持续存在的情况下行政处罚时效从终了之日起计算——首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违反行政管理秩序的行为,依法应当给予行政处罚的,行政机关必须查明事实;违法事实不清的,不得给予行政处罚。本案中,北海养殖场2010年8月的违法行为包括围海和填海两部分,旅海执处罚〔2010〕008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仅对围海行为进行了处罚,对填海行为未进行处罚,对填海面积及上述围海、填海行为是否占用他人海域或公共海域亦未进行测量和认定。002号处罚决定的作出依据为大连宇翔测绘有限公司于2017年1月25日出具的《旅顺北海工厂化海水鱼养殖场在北海海域违规填海测量技术报告》,其测量结果数据包括北海养殖场2010年8月围海、填海的面积,且北海养殖场海域内有历史遗留原防波堤,而002号处罚决定对于这些情形均未进行扣减或修正,故002号处罚决定对于违法事实认定不清,应予以撤销。其次,因北海养殖场的案涉违法行为从2010年开始持续存在,故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二十九条第二款“前款规定的期限,从违法行为发生之日起计算;违法行为有连续或者继续状态的,从行为终了之日起计算"之规定。一、二审法院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二十九条第一款之规定,认定002号处罚决定超过两年处罚期限属于适用法律错误,本院予以纠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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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肇庆市中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17)粤12行终134号

摘要1:【案号】广东省肇庆市中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17)粤12行终134号
【裁判摘要】本案中,被上诉人作出的肇公积金罚字[2017]1号《行政处理决定书》,是对上诉人致美公司没有履行办理住房公积金缴存登记、设立公积金账户、为职工缴纳公积金的行为进行处理,属于行政处理行为。被上诉人根据原审第三人赵××的投诉,对上诉人是否存在违反公积金管理行为进行立案调查,先后向上诉人发出《行政执法调查通知书》(肇公积金查[2017]1号)、《行政处理告知书》(肇公积金罚告字[2017]1号)、《补充提供材料通知》(肇公积金通[2017]5号),告知上诉人拟处理的内容及相关权利,程序合法。虽然在上述《行政执法调查通知书》、《行政处理告知书》中参照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相关规定,并不能据此认为本案属于行政处罚行为。被上诉人根据(2015)肇端法民三初字第417号民事判决书、(2016)粤12民终48号民事判决书、原审第三人的投诉资料、上诉人的《行政处理陈述书》和《关于对等的相关意见》等证据,认定上诉人存在从未缴纳住房公积金等违反公积金管理的行为,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本案中,因上诉人从未缴纳住房公积金,被上诉人要求上诉人限期缴存,符合《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第三十八条“违反本条例的规定,单位逾期不缴或者少缴住房公积金的,由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责令限期缴存;逾期仍不缴存的,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和《关于住房公积金管理若干具体问题的指导意见》(建金管[2005]5号)第六条“单位补缴住房公积金(包括单位自行补缴和人民法院强制补缴)的数额,可根据实际采取不同方式确定:单位从未缴存住房公积金的,原则上应当补缴自《条例》(国务院令第262号)发布之月(1999年4月)起欠缴职工的住房公积金。单位未按照规定的职工范围和标准缴存住房公积金的,应当为职工补缴。单位不提供职工工资情况或者职工对提供的工资情况有异议的,管理中心可依据当地劳动部门、司法部门核定的工资,或所在设区城市统计部门公布的上年职工平均工资计算”的规定,上诉人认为超过两年期限,不应补缴的理据不充分,本院不予采纳。被上诉人根据查明的事实,限期上诉人办理住房公积金缴存登记和办理住房公积金账户设立手续,应当适用《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第三十七条“违反本条例的规定,单位不办理住房公积金缴存登记或者不为本单位职工办理住房公积金账户设立手续的

摘要2:(续),由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责令限期办理;……”,但被上诉人在肇公积金罚字[2017]1号《行政处理决定书》中遗漏援引该条文作为处理的依据,属于适用法律上的瑕疵。本案中,被上诉人对上诉人欠缴原审第三人的住房公积金全部按照原审第三人离职前十二月的平均工资核算,不符合《关于住房公积金管理若干具体问题的指导意见》(建金管[2005]5号)第六条的规定,原审法院作出撤销该部分处理决定,并责令被上诉人重新作出行政行为的判决,处理得当。
【解读】责令补缴住房公积金属于行政处理,不是行政处罚,没有时效限制,也不适用《行政处罚法》关于听证程序的规定。

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7)湘行终442号

摘要1:【案号】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7)湘行终442号
【裁判摘要】本案中,签订《开通竹园路、拆迁仲贤组院子协议书》的县城建开发公司虽非行政主体,但该协议系县城建开发公司经县政府同意与重贤组签订,内容涉及行政管理职能,且被生效民事裁定定性为行政协议,一审将该协议视为行政协议并无不当。重贤组签订该协议时应当知道协议的内容,请求确认协议第一项关于征地问题的内容无效的起诉期限,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若干问题的解释》的四十一条的规定,应为签订协议之日即从2002年9月28日起计算两年,其于2016年9月才提起诉讼,确已超过了起诉期限,且无正当理由。

摘要2:【摘要】原审经审查认为:行政协议兼具行政与合同的双重属性,但其首先是在行政领域中出现的一种执法手段。对于协议无效的内容,涉及对行政行为效力的判断问题,按照法律适用的基本原则,应优先适用行政诉讼法相关规定。对于无效行政行为提起诉讼应适用六个月起诉期限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一条规定,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诉权或者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诉权或者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具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两年。本案中,重贤组以县城镇开发公为一企事业法人,不具有征收土地的行政主体资格,请求确认县城镇开发公司采取欺骗手段与重贤组签订的《开通竹园路、拆迁仲贤组院子协议书》中第一项关于征地问题的内容无效。县城镇开发公司经县政府同意,根据县政府的决定及会议纪要,与重贤组签订的《开通竹园路、拆迁仲贤组院子协议书》,应视为行政协议,对该协议提起诉讼,应适用行政法上起诉期限的规定。县城镇开发公司与重贤组于2002年9月28日签订的该协议,有时任组长江三云等人的签字盖印,重贤组于协议签订之日应当知道该协议的内容,其于2016年9月29日提起诉讼已超过法定期限,且无扣除或延长期限的正当理由。遂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一款(二)项之规定,裁定:驳回重贤组的起诉。重贤组预交的案件受理费50元,予以退还。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最高法民申6476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最高法民申6476号
【裁判摘要】在《公司法解释二》施行之前,没有相关法律法规明确规定清算主体不履行清算义务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相应责任,而在《公司法解释二》于2008年5月19日起施行后,相关债权人应当知道若其权利受到侵害有权据此提起诉讼。2010年10月18日,伍峰公司以受让象屿工行债权为由,申请变更其为(2001)厦经执字第284号案件的申请执行人。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0年11月1日作出的(2001)厦经执字第284-1号执行裁定,将伍峰公司变更为该案的申请执行人。即便认为本案的诉讼时效应当自2010年11月1日伍峰公司变更为申请执行人之日起算,诉讼时效也已在2012年11月届满。原审判决认定伍峰公司于2015年2月2日才向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已超过两年诉讼时效并无错误。换言之,即便认为《公司法解释二》对本案具有溯及力,且同济公司无法清算确系杨××怠于履行清算义务所导致,但也因伍峰公司的起诉超过诉讼时效,而无法得到支持。至于伍峰公司提出的本案诉讼时效应当适用《强制清算纪要》第29条的特别规定,则属理解错误。《强制清算纪要》第29条规定“债权人申请强制清算,人民法院以无法清算或者无法全面清算为由裁定终结强制清算程序的,应当在终结裁定中载明,债权人可以另行依据公司法司法解释二第十八条的规定,要求被申请人的股东、董事、实际控制人等清算义务人对其债务承担偿还责任。股东申请强制清算,人民法院以无法清算或者无法全面清算为由作出终结强制清算程序的,应当在终结裁定中载明,股东可以向控股股东等实际控制公司的主体主张有关权利”。该条是对终结强制清算裁定中法院释明义务的规定,并非对诉讼时效的特别规定。不论法院是否进行释明,当事人认为自己权利受到侵害的均有权依法主张权利,伍峰公司诉请主张股东怠于履行清算义务的责任不以法院必须在裁定中进行释明为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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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14)黔高行终字第28号

摘要1:【案号】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14)黔高行终字第28号
【裁判摘要】本案中,上诉人馨原食品公司在未经有审批权的土地主管机关审批,未取得土地使用权证以及没有办理任何建设用地审批手续的情况下,即进行了圈地占用搭建房屋,其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四十三条、第四十四条、第七十六条的规定,依法应当受到处罚。对上诉人提出“行政处罚法明确规定两年内未被发现的,不得给予行政处罚,上诉人即使有违法行为,也不应该受到行政处罚”的主张,《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集体土地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规定:“土地权利人以土地管理部门超过两年对非法占地行为进行处罚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行政处罚法第二十九条第二款的规定处理。”《最高人民法院函(关于如何计算土地违法行为追诉时效的请示)》进一步明确:“对非法占用土地的违法行为,在未恢复原状之前,应视为具有继续状态,其行政处罚的追诉时效,应根据行政处罚法第二十九条第二款的规定,从违法行为终了之日起计算;破坏耕地的违法行为是否具有连续或继续状态,应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区别对待。”据此,大方县国土局对馨原食品公司作出的行政处罚未超过追诉时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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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常商终字第387号

摘要1:(2017)参阅案例39号
【载《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公报》2017年第6辑(总第54辑)第34-37页】
【裁判摘要】诉讼时效期间是指权利人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期间,应当从权利人能够主张权利时开始计算。根据《保险法》第六十五条规定,责任保险是指以被保险人对第三者依法应负的赔偿责任为保险标的的保险,责任保险的被保险人未向第三者赔偿的,保险人不得向被保险人赔偿保险金。即责任保险的被保险人只有在向第三者实际赔偿之后,才有权向保险人主张支付保险金。据此,被保险人在向第三者实际支付赔偿款后请求保险公司支付保险金,保险公司以距离损害事故发生已超过两年为由拒付保险金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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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民事判决书(2015)沪一中民一(民)终字第3116号

摘要1:【裁判摘要】机动车6年免检期内未按时申领检验标志,保险公司以“未在规定检验期限内进行机动车安全技术检验或检验未通过”为由主张商业险免赔不予支持——本案的争议焦点是平安保险公司是否可以事故车辆未在规定检验期限内进行机动车安全检验或检验未通过为由拒赔商业三者险。对此本院认为,公安部、质检总局于2014年4月19日发布《关于加强和改进机动车检验工作的意见》,其中第11条明确,对注册登记6年以内非营运小型车辆,每2年检验一次,检验时,机动车所有人提供交强险凭证,车船税纳税或免征证明后,可直接向交管部门申请领取检验标志,无需至检验机构进行安全技术检验。本案中,事发时肇事车辆即在上述规定的6年免检期内,应视为事发时肇事车辆的安全技术状况符合规定,无需另行进行车辆安全技术检验。而根据商业保险合同条款,明确约定了只有未在规定检验期限内进行机动车安全技术检验或检验未通过的才构成拒赔事由。事发时事故车辆行驶证虽超过两年一次的检验,但仍在6年的车辆安全技术检验期限内,且事故车辆在事后经审验合格,所以事故车辆不属于保险合同约定的未在规定检验期限内进行机动车安全技术检验或检验未通过的情形,故不能免除平安保险公司在商业三者险内的赔付责任。

摘要2:【案号】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6)沪民申2147号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7)最高法民申2127号

摘要1:【裁判摘要】权利人自执行裁定作出之日才知道其装修的房屋归属他人所有,据此请求返还不当得利诉讼时效期间从执行裁定作出之日起算——关于万都公司的起诉是否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如前所述,虽然北京银行自120号刑事判决生效之日起确定为案涉土地房屋和营业设备的权利主体,但由于相关证据表明双方在120号刑事判决生效后存在对案涉土地房屋和营业设备的具体返还方式进行协商的事实,案涉房屋的最终归属在协商期间具有不确定性,因而对万都公司装修改造而形成的附属物的归属也处于不确定状态。至2012年12月14日391-11号执行裁定作出时起方才确定案涉土地房屋和营业设备实物返还给北京银行。据此,原审判决以万都公司知道或应当知道该裁定的时间作为本案诉讼时效起算时间,认定万都公司提起本案诉讼并未超过诉讼时效,并无不当。

摘要2:【解读】原审法院认为——关于本案的诉讼时效问题:如前所述,本案案涉财产的所有权转移发生于2012年12月14日。原所有权人万都公司提起本案诉讼,要求现所有权人北京银行支付其对案涉财产进行装修改造的相关费用的时间为2013年9月17日,并未超过两年的诉讼时效期间。

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4)鄂民二终字第00135号

摘要1:【裁判摘要】权利人通过会计师事务所向义务人发送询证函的行为不能证明武钢集团有委托第三方向物资公司主张债权的委托行为”——此后的2003年至2010年期间,武钢集团提供华寅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和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的说明,用以证明武钢集团向物资公司主张权利。本院认为,上述证据不能证明武钢集团有委托第三方向物资公司主张债权的委托行为,同时,武钢集团也未提供两审计机构向物资公司发出询证函的底稿和邮寄凭证,故从2001年2月6日起至2010年,武钢集团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其向物资公司主张过权利,武钢集团的诉讼请求已经超过两年的诉讼时效期间。

摘要2

 共39条 ‹‹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