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最高法民申5701号
【裁判摘要】转包合同无效不影响合同相对性原则适用，当事人主张转包合同无效应当按照有效的承包合同计算工程价款不予支持——根据本案事实，就案涉工程，双江城投公司与洪宇公司签订了《施工合同》，洪宇公司与邱某某签订了《内部承包合同》，邱某某、洪宇公司双江县2011年度保障性住房项目部与邓某某签订了《合作协议书》。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上述各方应当依据各为当事人的合同主张相应合同项下权利，合同效力问题不影响该原则的适用。即便《合作协议书》无效，邓某某亦应依据该协议而不能依据其非为当事人的《施工合同》主张其应收取的工程款。原审判决依据《合作协议书》约定的固定包干价确定邓某某应收取的工程款，以及未予支持邓某某关于应按《施工合同》的审定价确定本案工程款的主张，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并无不当。邓某某以《合作协议书》无效以及洪宇公司、邱某某收取的管理费过高等为由主张应按《施工合同》的审定价确定本案工程款，缺乏法律依据，不能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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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最高法民再141号
【裁判摘要】名为工程内部承包实为非法转包合同无效——2002年8月12日，东方开发公司通过招投标方式与东方建筑公司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将欧洲新城二期G区住宅及地下车库发包给东方建筑公司，该协议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符合相关法律规定，应为合法有效。随后，杨××及其项目部与东方建筑公司签订的《工程内部承包合同》，是东方建筑公司将从东方开发公司承包的涉案工程交给杨××项目部实际施工，并以东方建筑公司的名义使用该公司资质对外施工，东方建筑公司不履行施工义务，只收取工程造价的10%（含营业税3.4%）的管理费。东方建筑公司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与杨××之间存在劳动关系，杨××项目部系为了涉案工程临时设立的组织。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四条：“承包人非法转包、违法分包建设工程或者没有资质的实际施工人借用有资质的建筑施工企业名义与他人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行为无效。”的规定，承包建设工程应当依法进行，法律禁止建筑施工企业以任何形式允许其他单位或个人使用本企业的资质证书、营业执照以本企业的名义承揽工程。杨××项目部与东方建筑公司签订的《工程内部承包合同》名为承包，实为转包关系，违反了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认定为无效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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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2)粤01民终10259号
【裁判摘要１】关于乾鼎公司在二审中增加请求权基础是否符合相关法律规定的问题。本案案由是建筑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乾鼎公司起诉主张康景公司承担责任的理由和依据是康景公司作为发包人应当在欠付工程款额度内对承包人违法分包拖欠实际施工人的工程款承担连带责任，一审法院也是围绕建设工程的发包和分包关系进行了审理和判决。现乾鼎公司在二审时增加了其主张康景公司承担连带责任的理由，即康景公司系案涉工程发生时筑品公司的唯一股东，其未能证明财产独立于筑品公司，乾鼎公司的请求权基础发生了根本性改变，因请求权基础和法律关系涉及人民法院审理案件的范围和方向，乾鼎公司不能随意进行变更或增加，且对于乾鼎公司主张的康景公司财产是否独立于筑品公司的问题，一审法院并未进行实体审理，若允许乾鼎公司在二审增加请求权基础，将变相剥夺对方当事人的上诉权，违反法定程序。因此，对于乾鼎公司二审中关于增加请求权基础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本案二审亦不应当对康景公司财产是否独立于筑品公司的相关问题进行审理，乾鼎公司可以另案主张权利。
【裁判摘要２】《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司法解释》所指的实际施工人应系无效的转包合同和分包合同的承包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六条规定：“实际施工人以转包人、违法分包人为被告起诉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实际施工人以发包人为被告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可以追加转包人或者违法分包人为本案当事人。发包人只在欠付工程价款范围内对实际施工人承担责任。”该司法解释规定涉及的转包、分包行为均系违法行为，相应的转包合同、分包合同均系无效合同，故该司法解释规定所指的实际施工人应系无效的转包合同和分包合同的承包人。本案中，乾鼎公司与筑品公司均具备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筑品广州分公司与乾鼎公司设立的建设工程分包合同关系合法有效，故筑品广州分公司不是违法分包人，乾鼎公司也不是无效的分包合同的承包人即上述司法解释规定所指的实际施工人。因此，本案纠纷不适用上述司法解释规定处理。乾鼎公司以康景公司为发包人为由诉请康景公司对筑品广州分公司欠付涉案工程款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主张，违反合同相对性原则，也无法律依据，不应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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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裁判摘要】土地承包经营权人有权排除强制执行——本案中，万庆村委会与垦农公司于2014年4月25日签订《土地租赁合同书》，该份合同经过万庆村村民代表三分之二以上表决同意，并进行备案。该合同系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亦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应为有效协议。万庆村委会与垦农公司《土地租赁合同书》约定，“乙方在本合同有效期内有权同他人联营、转租他人经营的权利，也可抵押贷款、继承等权利。但必须告知甲方并提供相关手续，否则无效。”垦农公司与王××签订《万庆村土地转包合同》时，万庆村委会作为《万庆村土地转包合同》一方当事人加盖了公章,时任万庆村村委会主任刘××亦在合同上签名，虽然刘××在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询问笔录中称加盖公章的行为系其个人帮垦农公司法定代表人柳××的忙，村委会不知情、不代表村委会，否认该行为系村委会认可垦农公司将案涉土地转租给王××。但根据《土地租赁合同书》的约定，垦农公司在合同有效期内转租他人经营，只需告知甲方，并提供相关手续。刘××作为村委会主任知道垦农公司将案涉土地转租王××的事实，并加盖了公章，其行为可以视为村委会知情并认可转租的事实。原审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二十七条的规定，认定王××对案涉土地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可以阻却案涉土地的执行，并无不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十二条的规定，承包合同自成立之日起生效，承包方自承包合同生效时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万庆村土地转包合同》第十条约定：“本合同经甲、乙、丙三方签章生效”，故在案涉《万庆村土地转包合同》订立时，该合同已生效，王××是否支付土地转包费用及是否实际占有使用案涉土地，是合同履行的问题，不影响其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
摘要2：
摘要1：【裁判摘要】根据民事诉讼理论，民事诉讼分为确认之诉、给付之诉、形成之诉三种类型。其中确认之诉是指当事人请求法院确认某种民事法律关系是否成立、存在或有效的一种诉讼类型。理论通说认为，民事法律关系的事实不能成为民事诉讼确认之诉的确认对象，当事人不能就某一事实提起确认之诉。实际施工人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创设的一个概念，是指建设工程施工领域中的建筑资质借用合同关系、转包合同关系、违法分包合同关系等合同法律关系之下的一方合同主体。即使当事人自认为是某建设工程的实际施工人，其能提起确认之诉的也只能是请求确认资质借用合同关系、转包关系、违法分包关系是否成立、是否有效。工程由谁实际施工完成的，是基于签订并履行资质借用合同、转包合同、分包合同所形成的客观事实，需要根据相关证据作出判断，是属于事实认定；而双方当事人之间构成何种合同法律关系，该法律关系是否成立、是否有效则是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根据法律规定作出的法律性质判断。事实是法律关系产生的基础，法律关系是对事实在法律性质上的判断。认定事实是民事诉讼裁判的基础和前提，原告的诉讼请求是否成立是裁判的结果。因此，原告杨××请求确认其为履行案涉《园林绿化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实际施工人，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金房集团请求确认其为案涉景观工程的唯一实际施工人，均不符合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其该诉讼请求均应驳回。
摘要2：【解读１】杨××一审诉讼请求：一、确认杨××为履行案涉《园林绿化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实际施工人，二、判令被告支付杨××工程款18745364.5元，并按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及交易习惯支付原告利息损失至债务清偿完毕（暂计算至2017年6月20日为11415118元），三、二被告支付违约金937268元。
【解读２】第三人金房集团一审中提出独立诉讼请求:1.确认金房集团为韶山高速公路至南环线景观工程项目（下称案涉景观工程）的唯一实际施工人，2.森鑫公司支付工程款1245364.5元及逾期付款利息1704177元(须付至工程款付清之日)，3.韶山市政府在欠付工程价款1245364.5元及相应利息范围内对本案承担连带付款责任，4.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负担。
【解读３】一审判决：一、驳回原告杨××的诉讼请求；二、被告韶山市政府在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向第三人金房集团支付工程款1245364.5元；三、被告韶山市政府按未按期拨付的工程款额（××××××）；四、驳回第三人金房集团的其他诉讼请求。
【解读４】二审判决如下：一、撤销湖南省湘潭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湘03民初25号民事判决；二、驳回原审原告杨××溪的诉讼请求；三、驳回原审第三人湖南金房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
摘要1：【裁判摘要】对于张×的损害，虽然继升公司对张×承担了工伤赔偿责任，但其仅是因为雇佣张×的姚××无生产用工资质，基于法律的规定，在特定条件下保护劳动者权益，而让违法转包单位代为承担赔偿责任，实为对外承担责任的一种形式。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条第一款规定：“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认定下列单位为承担工伤保险责任单位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一）……（四）用工单位违反法律法规规定将承包业务转包给不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组织或者自然人，该组织或者自然人从事承包业务时因用工伤亡的，用工单位为承担工伤保险责任的单位；”该条第二款规定：“前款第（四）、（五）项明确的承担工伤保险责任的单位承担赔偿责任或者社会保险机构从工伤保险机构从工伤保险基金支付工伤保险待遇后，有权向相关组织单位和个人追偿”，继升公司有权利向姚××行使追偿权。本案中，继升公司将案涉工程分包给没有资质的姚××，违反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四条规定，双方签订的转包合同属于无效合同，该合同中关于事故责任承担的约定也为无效，双方承担工伤赔偿责任的大小本院依法予以确定。继升公司作为一家有钢结构工程施工资质的企业，本应以自己的生产设备，组织自己的从业人员进行相应的施工安装工作。继升公司为规避风险，将案涉钢结构安装工程承包给不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自然人姚××，属于违法转包，在主体选任上存在过错。而作为姚××受经济利益的驱动，在无相应生产资格和安全生产管理的条件下，从继升公司承包案涉工程，亦属违法承包，存在过错，且姚××与受害人之间系雇佣关系，根据法律规定，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结合雇主责任应重于具有选任过错的用人单位责任的法律归责原则，姚××应承担主要的过错责任。根据以上分析，本案的事故损失由姚××承担主要的赔偿责任，以60%为宜，即继升公司可向姚××追偿264,808.2元（441,347.63×60%=264,808.2元）。
摘要2：
摘要1：【裁判摘要】根据华泰公司与中泰公司签订的《合同协议书》中关于“本合同如发生争议，双方当事人应及时协商解决；协商解决不成时，双方当事人同意由华泰公司工商注册地的仲裁委员会仲裁”的约定可知，双方请求仲裁的意思表示和提交仲裁事项的约定已经明确，同时，双方还选定由“华泰公司工商注册地的仲裁委员会”仲裁。华泰公司工商注册地为南昌市西湖区，而南昌市仅有唯一仲裁委员会，即南昌仲裁委员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十条第一款“仲裁委员会可以在直辖市和省、自治区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市设立，也可以根据需要在其他设区的市设立，不按行政区划层层设立”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中“仲裁协议约定由某地的仲裁机构仲裁且该地仅有一个仲裁机构的，该仲裁机构视为约定的仲裁机构”的规定，可以确定双方约定的仲裁机构为南昌仲裁委员会。二审法院将双方约定的仲裁条款作为事实基础并援引上述法条认定案涉仲裁条款合法有效并无不当，胡××、万××、李××关于案涉仲裁条款因约定的南昌市西湖区不存在仲裁机构而无效的再审申请事由不能成立。
摘要2：【案号】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赣民辖终78号
【摘要】实际施工人应受仲裁条款约束不能向发包人主张权利——本案被上诉人是以实际施工人身份向其转包人华泰公司、分包人有色公司及发包人城投公司提起本诉的。实际施工人向发包人主张权利，基础法律关系是其与转包人的合同关系。本案不仅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挂靠公司中泰公司的转包合同中订有仲裁条款，同时，上诉人与分包人有色公司的分包合同中亦订有仲裁条款，这些仲裁条款均合法有效，且具有独立性，不因转包或分包合同的无效而失效，仲裁条款已排除了法院的管辖权，故受仲裁条款的约束，被上诉人不能突破转包及分包合同向发包人主张权利。
摘要1：【裁判摘要】挂靠人不能突破承包合同约定仲裁条款对发包人提起诉讼主张权利——电力建设公司与大年建筑公司于2018年11月1日签订的《施工合同》约定，一切由执行合同引起或者与合同有关的争端，均应通过双方友好协商解决，对于不能自行协商解决的争端，提交呼和浩特仲裁委员会仲裁（依其当时有效的仲裁规则进行裁决）。该约定合法有效。关于赵××所主张权利是否应受到上述仲裁条款的约束，一方面，赵××作为大年建筑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在《施工合同》中签字，其对大年建筑公司与电力建设公司签订的《施工合同》中的仲裁条款应当是明知的。另一方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规定：“实际施工人以发包人为被告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应当追加转包人或者违法分包人为本案第三人，在查明发包人欠付转包人或者违法分包人建设工程价款的数额后，判决发包人在欠付建设工程价款范围内对实际施工人承担责任。"该规定明确了对转包合同的承包人和违法分包合同的承包人的权益保护问题，但不包含对借用有资质的建筑施工企业名义与他人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承包人的权益保护。赵××主张其借用大年建筑公司的资质，故其无权依据上述法律规定，突破合同的相对性向电力建设公司主张权利。赵××向电力建设公司主张的权利来源于《施工合同》中的权利，故赵××向电力建设公司主张权利应受到《施工合同》中仲裁条款的约束，法院对此无管辖权。一审法院裁定驳回赵××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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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裁判摘要】实际施工人在向发包人主张合同项下权利时，应受发包人与承包人之间的合同的约束包括合同中约定的争议解决方式条款——本案管辖权的争议焦点为：当实际施工人同时向发包人、承包人、转包人及分包人等主张工程款请求权的，是否受发包人与承包人之间合同仲裁条款的约束。《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六条规定，“实际施工人以转包人、违法分包人为被告起诉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实际施工人以发包人为被告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可以追加转包人或者违法分包人为本案当事人。发包人只在欠付工程价款范围内对实际施工人承担责任。”该条规定涉及两层的法律关系，即实际施工人与转包人、违法分包人之间的合同关系和转包人、违法分包人与发包人(业主)之间的合同关系；其中第二款明确了实际施工人在特定情形下得以突破合同相对性而以发包人为被告向人民法院起诉主张权利之例外情形，及在此情形下可追加转包人或者违法分包人为共同被告或者第三人。但是，该规定在明确了实际施工人对发包人、转包人、违法分包人享有诉权的同时，也将实际施工人的权利作了限定，即，准许实际施工人以发包人为被告提起追索工程价款的诉讼，应以实际施工人作为转包合同、违法分包合同关系中的承包人，已经全面实际履行承包人与发包人(业主)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并形成事实上的权利义务关系，实际施工人事实上已经取代第一手的承包人与发包人形成合同关系作为前提；亦据此，该款才规定“发包人只在欠付工程价款范围内对实际施工人承担责任”。因此，这种情况下，实际施工人在向发包人主张合同项下权利时，应受发包人与承包人之间的合同的约束，包括合同中约定的争议解决方式条款。本案中，发包人耀隆公司与承包人赛鼎公司签订的《福州耀隆化工集团公司搬迁改造项目合成氨、硝酸及公用工程装置工程合同协议书》第一部分第14条约定：“……若双方仍有争议，提请北京仲裁委员会进行仲裁。”该仲裁条款经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闽01民特6号民事裁定认定为有效的仲裁协议。据此，因该合同的履行发生争议时，争议各方当事人应当将纠纷提请北京仲裁委员会进行仲裁。综上，王××以实际施工人身份并以耀隆公司、中寰公司、远升宜昌分公司、远升公司、赛鼎公司为共同被告主张工程款之起诉，应受上述有效仲裁条款之约束，其无权单方改变仲裁条款的约定。
摘要2：（续）然而，王××作为其与中寰公司、远升宜昌分公司之间合同关系的一方当事人，若仅起诉中寰公司、远升宜昌分公司，则可不受上述仲裁条款的约束，王××亦可另案主张。据此，人民法院对本案起诉不享有管辖权。耀隆公司关于人民法院对本案没有管辖权的上诉理由成立，对其上诉请求，本院予以支持；原审裁定以王××不应受总承包合同仲裁条款约束及本案属不动产专属管辖为由，认定其对本案享有管辖权不当，本院予以纠正。
摘要1：——转包合同无效后管理费的收取
【裁判要旨】建设工程施工合同被确认无效后，已履行的合同内容无法直接返还，应折价补偿。建设工程经竣工验收合格，实际施工人可参照合同约定主张工程款；发包人实际参与了管理，亦可参照合同约定主张管理费。
【案号】一审：(2013)渝一中法民初字第00429号；二审：(2016)渝民终194号；再审审查：(2017)最高法民申4383号
【裁判摘要】《项目合作补充协议》虽无效，但因中环公司对案涉工程实际进行了管理，故可参照补充协议约定，在工程结算时扣除管理费。
摘要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