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15)执复字第14号
【裁判摘要】执行程序中就履行《民事调解书》产生争议不属于异议及复议案件的范围——宇通公司与鑫恒公司就履行《民事调解书》产生争议，不属于异议及复议案件的范围。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的规定，当事人及利害关系人认为执行法院的执行行为违反法律规定的，可以提出执行异议，对执行法院作出的异议裁定不服的，可以向上一级人民法院申请复议。其审查的客体是执行法院的执行行为是否违法。本案立案后，执行法院根据《民事调解书》第一项内容采取了执行措施，其执行行为符合法律规定。其后宇通公司和鑫恒公司在履约过程中对违约责任的构成和承担问题产生了分歧，对如何履行《民事调解书》主张不一，双方当事人对于彼此实体权利义务关系产生争议，继而由于这一争议导致案件无法继续执行，并不存在执行法院的执行行为违反法律规定，损害当事人合法权益的情形，故宇通公司的异议及复议请求不属于执行异议及复议案件的审查范围。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最高法民申2814号
【裁判摘要１】当事人未在债权人会议作出决议之后１５日内申请法院撤销重整计划，破产重整计划已经由债权人会议投票通过并经法院批准产生约束力，当事人起诉撤销破产重整计划不予受理——《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六十四条第二款、第三款规定：“债权人认为债权人会议的决议违反法律规定，损害其利益的，可以自债权人会议作出决议之日起十五日内，请求人民法院裁定撤销该决议，责令债权人会议依法重新作出决议。债权人会议的决议，对于全体债权人均有约束力。”本案中，平安银行太原分行的第一项起诉请求为：确定金晖兆丰公司合并破产重整一案普通债权的清偿率。破产重整清偿率为破产重整计划中的内容，平安银行太原分行的该项诉讼请求实质上是对破产重整计划提出异议，但案涉破产重整计划已经由债权人会议投票通过，并经阿克苏中院批准。因平安银行太原分行未在债权人会议作出决议之后的十五日内申请人民法院撤销该重整计划，该重整计划对其产生约束力。阿克苏中院出具函件要求计算清偿率系基于破产重整案件作出，与本案并无关联。一、二审法院对其该项诉讼请求不予受理并无不当。
【裁判摘要２】在破产重整程序中管理人对债务人财务账册等不予提供的，债权人可以请求法院作出决定而非提起诉讼——平安银行太原分行的第二项起诉请求为：判令保障平安银行太原分行知情权，配合平安银行太原分行查阅金晖兆丰公司财务账册、核查债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条第一款规定：“单个债权人有权查阅债务人财产状况报告、债权人会议决议、债权人委员会决议、管理人监督报告等参与破产程序所必需的债务人财务和经营信息资料。管理人无正当理由不予提供的，债权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作出决定；人民法院应当在五日内作出决定。”根据该规定，在破产重整程序中，管理人对债务人财务账册等不予提供的，债权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作出决定，而非提起本案诉讼。
摘要2：【裁判摘要３】在债权人会议结束之后１５日内并未向法院提出确认债权的诉讼即应当视为对确认债权的认可，债权人起诉确认债权不予受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八条规定：“债务人、债权人对债权表记载的债权有异议的，应当说明理由和法律依据。经管理人解释或调整后，异议人仍然不服的，或者管理人不予解释或调整的，异议人应当在债权人会议核查结束后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债权确认的诉讼……”根据上述规定，债权人就确认债权存在异议的应当向管理人提出，管理人不予解释或调整的，在债权人会议核查结束后十五日内可以提起债权确认诉讼，由人民法院对债权的真实性及合法性进行实质审查并作出裁判。本案中，平安银行太原分行的第三项起诉请求为：对金晖兆丰公司债权债务及资产进行重新审计、评估。该项诉讼请求实质上是请求对金晖兆丰公司债权的重新确认，而平安银行太原分行在债权人会议结束之后十五日内并未向人民法院提出确认债权的诉讼，即应当视为对确认债权的认可。一、二审法院对其该项诉讼请求不予受理并无不当。
【裁判摘要４】债权人认为管理人不适格应当在债权人会议提出异议由债权人会议申请法院更换管理人而非提起诉讼——另关于平安银行太原分行提出山西华炬律师事务所不具备适格管理人资格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二十二条第一款、第二款规定：“管理人由人民法院指定。债权人会议认为管理人不能依法、公正执行职务或者有其他不能胜任职务情形的，可以申请人民法院予以更换。”平安银行太原分行作为债权人认为山西华炬律师事务所不是适格管理人，应当在债权人会议时提出异议，由债权人会议申请人民法院更换管理人，而非提起本案诉讼。
摘要1：【案号】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浙03民终173号
【裁判摘要１】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四十六条第（二）项的规定，债务人的股东主张以债务人股东滥用股东权利或者关联关系损害公司利益对债务人所负的债务与债务人对其负有的债务抵销，债务人管理人提出异议的，法院应予支持。本案返还涉案款项所形成的上诉人的债务实际上是上诉人作为瑞田钢业的实际控制人，滥用股东权利对利润进行分配后而形成的债务，这不仅损害了公司利益，而且损害了其他债权人权益。在瑞田钢业管理人明确提出异议的情况下，该债务依法不能抵销。上诉人主张该债务应与其对瑞田钢业所享债权予以抵销的上诉理由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裁判摘要２】《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六十六条规定，公司分配当年税后利润时，应当提取利润的百分之十列入公司法定公积金。公司的法定公积金不足以弥补以前年度亏损的，在依照前款规定提取法定公积金之前，应当先用当年利润弥补亏损。股东会、股东大会或者董事会违反前款规定，在公司弥补亏损和提取法定公积金之前向股东分配利润的，股东必须将违反规定分配的利润退还公司。《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三十六条规定，债务人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利用职权从企业获取的非正常收入和侵占的企业财产，管理人应当追回。综上，新雅集团作为瑞田钢业的实际股东，违反法律规定收取股东分红，依法应予以返还。
摘要1：【案号】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高民终字第761号
【裁判摘要】通过按揭贷款付清了购房款的房屋买卖合同不适用破产解除权——杨×与英嘉公司在平等基础上于2001年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并未违反法律规定，是有效合同。双方签订合同后，杨×为支付7C号房屋的购房款，于2002年3月29日与建行城建支行、英嘉公司签订了《个人住房贷款借款合同》，借款金额195万元，用于购买7C号房屋，建行城建支行将贷款款项直接划入英嘉公司在建行城建支行开立的存款账户内。杨×并据此接收了7C号房屋并交由物业公司进行经营管理，据此可以确认杨×履行了支付购房款的义务，双方之间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已经履行完毕。由于英嘉公司的原因致使杨×没有及时取得房屋所有权证书，不能由此就推论英嘉公司与杨×之间的合同没有履行。故英嘉公司坚持认为其与杨×之间的合同没有履行，按照《企业破产法》的规定，要求确认双方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已于2007年8月1日解除的上诉请求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据此，原审法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企业破产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七十一条第（五）项的规定，特定物买卖中，尚未转移占有但相对人已完全支付对价的特定物不属于破产财产。确认诉争的7C号房屋，虽然尚未转移占有，但杨×已经支付了全部房款，应不属于债务人财产的认定并无不当。原审法院确认7C号房屋目前虽然登记在英嘉公司名下，但英嘉公司负有向杨×转移所有权的义务。同时认定鉴于英嘉公司已经进入破产程序的特定事实，杨×起诉要求确认7C号房屋归其所有，英嘉公司配合其行使取回权，将7C号房屋的所有权登记到杨×名下的判决亦无不妥。且《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企业破产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七十一条第（五）项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并不抵触，《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企业破产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七十一条第（五）项亦未被相关法条予以废止。故英嘉公司有关《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企业破产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七十一条因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二条相矛盾不应当被引用的意见，无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信。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16)最高法执监447号
【裁判摘要】在执行程序中，双方当事人协商以物抵债是一种私法行为，属于执行和解的一种形式，人民法院一般不宜出具执行裁定予以确认。但由于法律并未作禁止性规定，在协议以物抵债事实客观存在并且已经部分实际履行的情况下，不宜仅以法律无明确规定为由撤销以物抵债裁定。
摘要2：【案号】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16)新执复50号
【摘要】本案中，申请执行人双银公司与被执行人黎明公司在案件执行过程中，于2012年8月29日签订《执行协议》，协议：“黎明公司同意将哈密中院查封扣押的位于江苏江阴市XX的5902.7平方米的工业用地[土地证号为xxx]以人民币236万元及该土地上的附着物980多平方米库房（简易）和590多平方米办公用房（无房产权证书）以人民币102万元，共计338万元执行抵债归双银公司。土地变更过户水费由双银公司承付。”该协议并未损害国家、集体的利益，至今也未出现主张损害其利益的第三人，且我国现行法律对此也未有禁止性规定。申请执行人双银公司据该《执行协议》向执行法院申请依法将被执行人以物抵债的上述财产裁定抵债归其所有，并未违反法律规定。执行法院依据双方当事人自愿达成的以物抵债协议及申请，作出（2012）哈中法执字第123-2号执行裁定，将被执行人的财产裁定归申请执行人所有，亦未违反法律规定。另，执行法院作出该裁定早于被执行人黎明公司申请破产程序，被执行人对抵债财产有权处分权。因此，哈密中院作出的（2012）哈中法执字第123-2号执行裁定并未违反法律规定。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四百九十三条规定：“拍卖成交或依法定程序以物抵债的，标的物所有权自拍卖成交或者抵债裁定送达买受人或者接受抵债物的债权人时转移。”据此，该抵债财产于申请执行人双银公司收到裁定书时已发生转移，该财产根据相关法律规定不应被纳入破产财产。
摘要1：【案号】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19)甘执复120号
【裁判摘要】债务人破产后执行法院仍执行债务人财产的执行错误行为纠正：采取执行措施的执行法院应当将执行的价款返还给破产管理人，债权人可向破产管理人申报债权——《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十九条规定，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后，有关债务人财产的保全措施应当解除，执行程序应当中止。根据本案查明事实，2013年12月11日，兰州中院作出（2013）兰民破预字第9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受理以被执行人兰州远东公司为债务人的破产清算申请。按照上述法律规定，兰州中院受理破产申请后，应当中止对远东公司的执行程序，但该院并未中止执行，仍对被执行人远东公司的土地使用权及地上建筑物公告变卖，违反法律规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五条的规定，破产申请受理后，有关债务人财产的执行程序未依照企业破产法第十九条的规定中止的，采取执行措施的相关单位应当依法予以纠正。因本案案涉土地及地上建筑物已通过变卖程序由第三人甘肃仁达管业有限公司竞得，为平等保护各方当事人合法权益，兰州中作出（2017)甘01执恢91号执行裁定，冻结对已向兰州银行支付的2317万元的变卖款，对其错误执行行为进行纠正并无不当。且该院（2017)甘01执恢91号执行裁定并未否认兰州银行对案涉财产变卖款享有的优先受偿权，该院将上述变卖款返还破产管理人后，兰州银行依然可通过破产管理人主张债权。另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二十二条的规定，系对该司法解释第二十一条第一款所列诉讼如何处理的特别规定，本案执行依据虽不属该解释第二十一条第一款所列情形，但依然适用破产法第十九条的规定。兰州中院（2019）甘01执异11号异议裁定以该案执行依据不属上述司法解释第二十一条第一款所列诉讼为由，认定该案不能依据破产法第十九条的规定中止执行，认定事实、适用法律错误，裁定撤销该院（2017)甘01执恢91号执行裁定处理结果不当，应予以纠正。
摘要2：【解读】（１）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１１日，中院裁定受理债务人破产清算申请；（２）２０１４年４月１３日经公告变卖第三人成功竞买被执行人所有的土地及地上建筑物，中院裁定土地及地上建筑物归第三人所有，将拍卖款划拨至债权人银行，并裁定本案终结执行；（３）破产管理人向中院提出书面异议，请求撤销拍卖土地使用权的执行行为以及将拍卖价款划拨至债权人银行的行为，将案涉土地使用权及拍卖交付管理人；（４）中院以执行终结为由驳回异议请求，管理人向高院申请复议，高院支持管理人的异议请求；中院作出执行裁定冻结、划拨债权银行存款。
摘要1：【案号】海口市龙华区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17)琼0106行初2号
【裁判摘要】《税收征收管理法》相较于《行政强制法》是特别法，税款加收滞纳金的数额可以超过税收本金的数额——《征管法》和《行政强制法》均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进行立法，属于同一为位阶的法律，且《征管法》开始施行的时间远远早于《行政强制法》，就税收事项而言，《征管法》是特别法，《行政强制法》是一般法，因此，当《征管法》与《行政强制法》在法律适用上发生冲突时，特别法优于一般法，故应当适用《征管法》。就滞纳金的数额来说，《征管法》并没有规定上限，也就是说，滞纳金的数额可以超过税收本金的数额，虽然《征管法》第四十五条第二款规定：“加处罚款或滞纳金的数额不得超出金钱给付义务的数额。”但是这里针对的是行政处罚，不包括税收滞纳金。因此，税收滞纳金的数额超过税收本金的数额不违反法律规定。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6)最高法民申1279号
【裁判摘要１】“两个以上无利害关系人证明有口头合伙协议”并非在没有书面合伙协议时认定个人合伙关系的必备条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50条规定：“当事人之间没有书面合伙协议，又未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登记，但具备合伙的其他条件，又有两个以上无利害关系人证明有口头合伙协议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为合伙关系。”该条并非将“两个以上无利害关系人证明有口头合伙协议”作为在没有书面合伙协议时认定个人合伙关系的必备条件，没有排除在既无书面合伙协议，又无两个以上无利害关系人证明有口头合伙协议的情形下，根据其他证据并结合有关事实，认定存在合伙关系的可能。因此，二审法院以《自行和解协议》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并不违反法律规定。
摘要2：【裁判摘要２】《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七条规定：“在诉讼中，当事人为达成调解协议或者和解协议作出妥协而认可的事实，不得在后续的诉讼中作为对其不利的根据，但法律另有规定或当事人均同意的除外。”该条是关于诉讼调解或者和解过程中对事实的认可不适用自认规则的规定，旨在保护一方当事人因调解或和解而对某种案件事实的认可不能对后续的诉讼产生不良影响，鼓励当事人以和解方式解决纠纷。该条规定适用于同一案件诉讼过程中，当事人希望达成调解协议或和解协议而未达成的情形，此时，在后续的诉讼中，不得将当事人为达成调解协议或者和解协议作出妥协而认可的事实作为对其不利的根据。该条规定一方面未将当事人为达成调解协议或和解协议而认可的全部事实，均排除于在后续诉讼或另案诉讼中作为认定事实依据使用的可能；另一方面亦未排除将当事人之间已经达成的调解协议或和解协议，在另一诉讼案件中作为书证使用。对于此类证据的证明力，人民法院审查判断所遵循的原则与其他证据并无不同，均应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客观地审核，并根据当事人提交的其他证据，结合相关事实，综合认定待证事实存在的可能性。因此，一方当事人欲推翻调解协议或和解协议所证明的事实的，应承担提供相应证据加以证明的证明责任。本案系王××与李××、郭××之间的合伙协议纠纷，与曾××和以上三人的退伙纠纷系不同诉讼，《自行和解协议》能够作为书证在本案中使用，王××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七条为依据排除《自行和解协议》证据效力的主张，不符合该条规定的精神，于法无据，二审法院将《自行和解协议》中相关当事人认可的事实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并无不当。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2)最高法民再94号
【裁判摘要】（１）法定代表人被免职但一直未予变更工商登记的，判决公司办理法定代表人工商变更登记；（２）公司股东并非办理或者协助办理法定代表人工商变更登记主体——本案争议的问题是宝塔房地产公司应否为韦××办理公司法定代表人工商变更登记。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本院认为，宝塔房地产公司应当为韦××办理法定公司代表人工商变更登记，理由如下：(一)宝塔房地产公司已经终止与韦××之间的法定代表人委托关系，韦××已经不具有代表公司的法律基础｜法定代表人是对外代表公司意志的机关之一，登记的法定代表人依法具有公示效力，但就公司内部而言，公司和法定代表人之间为委托法律关系，法定代表人行使代表人职权的基础为公司权力机关的授权，公司权力机关终止授权则法定代表人对外代表公司从事民事活动的职权终止，公司依法应当及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本案诉讼中，嘉鸿公司明确其知晓并同意公司决定，因此，可以认定宝塔房地产公司两股东已经就韦××免职作出股东会决议并通知了韦统兵，该决议符合宝塔房地产公司章程规定，不违反法律规定，依法产生法律效力，双方的委托关系终止，韦××已经不享有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职责。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三条规定：“公司法定代表人依照公司章程的规定，由董事长、执行董事或者经理担任，并依法登记。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应当办理变更登记”，宝塔房地产公司应当依法办理法定代表人变更登记。(二)宝塔房地产公司怠于履行义务，对韦××的权益造成了损害，依法应当办理法定代表人变更登记｜按照原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制定的《企业法定代表人登记管理规定》(1999年修正)第六条“企业法人申请办理法定代表人变更登记，应当向原企业登记机关提交下列文件：(一)对企业原法定代表人的免职文件；(二)对企业新任法定代表人的任职文件；(三)由原法定代表人或者拟任法定代表人签署的变更登记申请书”。以及第七条“有限责任公司或者股份有限公司更换法定代表人需要由股东会、股东大会或者董事会召开会议作出决议……”之规定，宝塔房地产公司只需提交申请书以及对原法定代表人的免职文件、新法定代表人的任职文件，以及股东会、股东大会或者董事会召开会议作出决议即可自行办理工商变更登记。
摘要2：（续）本案中，韦××被免职后，其个人不具有办理法定代表人变更登记的主体资格，宝塔房地产公司亦不依法向公司注册地工商局提交变更申请以及相关文件，导致韦××在被免职后仍然对外登记公示为公司法定代表人，在宝塔房地产公司相关诉讼中被限制高消费等，已经给韦××的生活造成实际影响，侵害了其合法权益。除提起本案诉讼外，韦××已无其他救济途径，故韦××请求宝塔房地产公司办理工商变更登记，依法有据，应予支持。至于本案判决作出后，宝塔房地产公司是否再选任新的法定代表人，属于公司自治范畴，本案不予处理。综上，原一、二审判决以宝塔房地产公司未形成决议等为由驳回韦××的诉讼请求有误，本院依法予以纠正。另外，宝塔投资公司、嘉鸿公司仅是宝塔房地产公司的股东，且其已经就免除韦××法定代表人作出决议，依法也非办理变更登记的义务主体，韦××请求该两公司办理或协助办理法定代表人工商变更登记，依据不足，不予支持。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最高法民终517号
【裁判摘要1】采取BT模式实施的大型市政基础设施工程属于必须招标范围——案涉“一湖、两桥、四路”工程属于通许县政府投资建设的大型市政基础设施项目，工程关系社会公共利益及公众安全。工程建设虽然采取BT模式实施，但不改变其大型市政基础设施的工程性质，原审法院由此认定案涉工程属于上述法律规定必须进行招标的建设工程项目，并无不当。在涉及使用国有资金进行大型市政基础工程建设的情况下，即便存在相关市场竞争不够充分的情形，也须采取与工程项目建设相适应的缔约机制或履行相应的监管程序，否则难以保障项目建设正当合规的程序要求。浙商公司以签订其时社会认知不足、政策规范缺乏、市场竞争不充分为由主张案涉工程项目不属必须招标的范围，理据不足。案涉BT合同及补充合同约定先由中希投资公司或浙商公司投资建设，工程建设完成后再由政府回购，项目建设资金最终来源于政府财政资金。BT合同虽有政府借以实现融资的目的，但仅此既不足以改变案涉工程作为大型市政基础设施项目的性质，也不构成免于履行招标程序的充分理由。浙商公司以案涉《BT合同》及补充合同约定内容属于政府融资行为为由主张原审法院认定合同无效错误，缺乏充分的事实和法律依据。
【裁判摘要2】法院在庭审辩论结束后又接受原告补充的证据并同意就其调整后的诉求进行审理不违反法律规定——司法实践中，当事人在案件审理过程中根据诉辩对抗情况，对其所主张事由或请求适当调整并补充相应证据的情况并不鲜见。一般来讲，只要没有实质上超出之前诉请主张的范围，人民法院可以适时安排对质答辩等审理活动，以便查明事实作出裁判。所以，即便之前已经进行过庭审辩论，原审法院根据案件实际情况同意接受浙商公司补充的证据并就其调整后的诉讼请求进行审理，亦不违反法律规定。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驳回申诉通知书(2021)最高法执监353号
【裁判摘要】申请执行人将债权转让后并不丧失申请执行人资格——首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九条规定，申请执行人将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权依法转让给第三人，且书面认可第三人取得该债权，该第三人申请变更、追加其为申请执行人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变更当事人需遵循法定原则，且以当事人申请为前提。本案中，王××虽在执行案件终结本次执行程序期间将债权转让给张×，并在金凯进公司破产程序中告知破产审查法院债权转让事宜，但在本案执行程序中，债权受让人张×未向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深圳中院)申请变更其为申请执行人，甚至出具《关于债权受让情况的说明》，确认由王××继续申请执行。张×此做法属于对其自身权利的处分，并不违反法律规定。在相关当事人未向深圳中院申请变更申请执行人的情况下，广东高院(2020)粤执复1109号执行裁定认定王××并不因将本案债权转让给他人而直接丧失申请执行人的主体资格，并无不当。
摘要2：
摘要1：【案号】广西壮族自治区贵港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3)贵民二终字第241号
【裁判摘要】合伙人可以承包合伙企业，承包协议（不同于合伙协议）中约定自负盈亏的条款不违反法律规定——本案中，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共同投资建设信耀羽毛粉厂后，合伙双方经协商，签订了由上诉人承包该厂，支付承包金给被上诉人的承包协议，该协议内容没有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一审判决认定该协议合法有效并无不当。关于上诉人上诉主张该厂未办理营业执照不能发包的问题，因该厂刚建成投产便依双方的协议交由上诉人生产经营，是否办理营业执照的主要责任应由上诉人承担，上诉人没有举证证实被上诉人拒绝协助办理营业执照的情形，上诉人以此作为协议不合法的抗辩的理由显然不能成立。关于上诉人主张合伙企业不能由其中的合伙人承包的问题，合伙人对合伙企业的经营方式的约定，只要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均有效，上诉人的这一主张显然没有法律依据，依法不予采信；关于上诉人主张双方所订的承包协议约定承包期间由上诉人自负盈亏条款属于违法条款的问题，因该协议是承包协议而非合伙协议，上诉人的这一主张显然是对协议性质和法律条文的误解；．．．．．．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20)最高法行申3011号
【裁判摘要】村民之间宅基地上房屋买卖应视为宅基地一并出卖——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七十条的规定，生效的人民法院裁判文书确认的事实，可以作为定案依据。蒋××１与蒋××２、王××关于涉案三间房屋的买卖关系已经生效的(2002)桂市民终字第812号民事判决确认成立。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四十七条规定，建筑物、构筑物及其附属设施转让、互换、出资或者赠与的，该建筑物、构筑物及其附属设施占用范围内的建设用地使用权一并处分，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六十二条规定的精神及实践，农村村民出卖住房亦包括宅基地一并出卖。本案系同一农村村民之间的宅基地上房屋买卖，应视为宅基地一并出卖。兴安县政府根据生效的民事裁判文书确认蒋××１已将涉案三间房屋转让给蒋××２、王××，并将争议的三间房屋所占的土地使用权，确权归蒋素芳、王兴元所有，未违反法律规定。
摘要2：
摘要1：【案号】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闽民申4461号
【裁判摘要】范××与陈×通过协商达成和解，履行法院生效判决。虽然范××与陈×签订《协议书》约定的金额比民事判决书判决的金额少9万多元，但其约定的金额为38万元，多于范××需偿还胡××的20万元及利息和违约金。当事人自觉履行法院生效判决系当事人自觉履行义务的行为，范××适当放弃部分权利的行为，目的是为了其自身债权的顺利实现，最大限度地保全其债权，实际上并未减损其偿债能力，客观上亦未损害范××之债权。虽然范××与陈×签订的《协议书》约定的款项系通过代理人黄××的账户收款，但并不能据此得出范××通过与陈×签订案涉《协议书》逃避法院强制执行的结论。因此，范××与陈×通过协商达成和解，履行法院生效判决的行为，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四条规定的债权人可予行使撤销权之情形。
摘要2：【案号】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闽01民终7005号
【摘要１】一审法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和解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规定：“当事人可以自愿协商达成和解协议，依法变更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权利义务主体、履行标的、期限、地点和方式等内容。和解协议一般采用书面形式。”陈×与范××就履行（2013）仓民初字第4453号判决书及（2014）榕民终字2406号民事判决签订《协议书》不违反法律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四条规定：“因债务人放弃其到期债权或者无偿转让财产，对债权人造成损害的，债权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债务人的行为。债务人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对债权人造成损害，并且受让人知道该情形的，债权人也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债务人的行为。撤销权的行使范围以债权人的债权为限。债权人行使撤销权的必要费用，由债务人负担”。虽然陈×与范××就履行×××民事判决签订的《协议书》约定的执行款金额比上述民事判决书判决的金额少了9万多元，但是范××所放弃的债权的额度不属于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的行为，胡××亦未提交充分有效证据证明范××有恶意放弃到期债权或者无偿转让财产行为，故胡××的要求依法撤销范××和陈×于2014年11月18日签订的《协议书》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摘要２】二审法院认为，通过法院执行生效判决并不是履行生效判决的唯一方式，当事人通过自动协商、达成和解，履行法院生效判决并非法律所禁止；当事人自觉履行法院生效判决系当事人尊重法院判决，自觉履行法定义务行为。在自动履行法院生效判决过程中也大量存在通过协商适当放弃部分权利，并达成和解协议的情况，这些放弃部分权利的情形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
【解读】（１）事实和理由：三、本案中胡××对范××的债权为20万元，合同法第74条规定撤销权的行使范围以债权人的债权为限，一审判决收取上诉人8546元诉讼费，不合理。（２）一审法院：案件受理费8546元，由胡××负担。（３）二审法院：上诉认为“一审法院未按撤销权的行使范围收取诉讼费不合理”有理，予以支持，本院依法对诉讼费予以认定。二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2125元，二审案件受理费2125元，均由胡××负担。
摘要1：【案号】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卫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附带民事裁定书（2021）宁05刑终69号
【裁判摘要】原审法院在审理本案时，审判组织的组成不合法，违反法律规定的诉讼程序（发回重审）。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16)最高法执监151号
【裁判摘要】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五条所规定的执行异议程序，系现行立法所设定的主要执行救济制度之一。该程序设定之目的，在于依当事人、利害关系人的申请，通过审执分离监督机制，由执行裁决部门评判执行实施行为是否符合法律规定，从而维护当事人、利害关系人合法权益。．．．．．．综上，经逐一分析天菱公司所主张异议事由及请求，无论该公司作何表述，究其诉求实质，或主张执行行为违反法律规定，或主张因执行行为产生关联损失而请求赔偿，沈阳中院应当纳入执行异议程序进行审查或审查后明确告知其救济程序。辽宁高院复议裁定及沈阳中院异议裁定判定天菱公司所主张事由及请求不属于执行异议程序审查范围，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损害了当事人的程序救济权利，应予纠正。
摘要2：
摘要1：解读：（１）《民事诉讼法》第２２５条将可以提出执行行为异议的对象规定为“违反法律规定的执行行为”；（２）《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５条、第７条规定了执行行为异议受理范围（侵害合法权益的行为）。
摘要2：【注解】申请人认为执行法院消极不作为以及上级法院提级执行或者指定其他法院执行、委托执行等法院内部管理行为不能作为执行异议案件受理。
摘要1：解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信访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第１２条规定，信访当事人未向执行法院提交《执行异议申请》，但以“申诉书”、“情况反映”等形式主张执行行为违反法律规定或对执行标的主张实体权利的，应当参照执行异议申请予以受理。
摘要2：
摘要1：解读：（１）申请执行人认为执行法院消极执行，不能根据《民事诉讼法》第２３２条规定提出执行行为异议；（２）申请执行人认为执行法院消极执行，应当根据《民事诉讼法》第２３３条规定向上级法院申请执行。
摘要2：【注解】另外观点，对执行法院的执行不作为行为能否提出执行异议？｜执行行为是指法院在执行阶段所采取的一切行为，包括积极作为的执行行为，也包括消极不作为的执行行为。当事人、利害关系人认为执行行为违反法律规定的，可以向负责执行的人民法院提出书面异议。因此，对执行不作为行为也可以依法提起执行异议。——最高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17)最高法执复58号
摘要1：【案号】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辽民申930号
【裁判摘要】劳动者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是劳动合同终止情形——《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条第(二)项规定，劳动者开始依法享受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的，劳动合同终止。同时，第四十四条第(六)项规定，有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的，劳动合同终止。《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一条规定，劳动者达到退休年龄的，劳动合同终止。因此，劳动者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亦是法律规定的劳动情形终止情形之一，两者均可产生劳动合同终止的法律效果。本案中，孟××于2014年7月与锦州美联桥汽车部件有限公司建立劳动关系，于2019年4月16日年满50周岁，在劳动合同到期前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且孟××亦陈述称“2019年11月17日双方协商解除了劳动关系”，其与锦州美联桥汽车部件有限公司之间劳动关系因此终止,并无不妥。原审以孟××虽然已经达到退休年龄，但未享受退休待遇，认定孟××仍然具备劳动关系主体资格，锦州美联桥汽车部件有限公司在劳动合同未到期限的情况下解除劳动合同系违反法律规定，认定事实及适用法律错误。
摘要2：【案号】辽宁省锦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辽07民再53号
【摘要】已达法定退休年龄但不能享受退休待遇终止劳动合同需要支付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但不需支付经济补偿金——本案的焦点是再审申请人锦州美联桥汽车部件有限公司是否应该向被申请人孟××支付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41509元、经济补偿金10377.25元。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是工伤职工在解除劳动合同后由用人单位支付的，对职工因工伤致残后在就业方面受到影响所进行的补偿。本案中孟××虽然达到退休年龄，但不能享受退休待遇，仍需就业以获取生活来源。在此情况下，伤残对就业的影响客观存在，有权利享受伤残就业补助金。原审关于伤残就业补助金的判决正确，应予维持。关于经济补偿金，因本案中双方均认可是通过协商解除劳动合同，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21条规定：“劳动者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的，劳动合同终止。”，依据这一规定，不能认定用人单位违法单方解除劳动合同。因此，被申请人要求给付经济补偿金的主张没有法律依据，依法不能得到支持。
摘要1：【案号】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21)京02执异114号
【裁判摘要】案外人的债权人代位提出案外人执行异议不违反法律规定——因现行法律及司法解释并无案外人的债权人是否可以代位提出案外人执行异议的明确规定，且东城法院(2018)京0101执异322号执行裁定、(2019)京0101民初1400号民事判决及本院(2019)京02民终9028号民事判决已就同一涉案房屋杨×的另案债权人郭×提出案外人执行异议及后续的申请执行人异议之诉进行实体审理，并裁判中止对涉案房屋的执行。并且，第三人杨×所称的鹿港公司与杨×之间债权数额未定、需等待另案判决的主张，因杨×并未提交相关证据，现亦无法律程序对(2018)苏05民初1429号民事调解书所确认的鹿港公司对杨×享有的债权进行变更或撤销。鉴于上述情况，本院认为鹿港公司代位杨×提出本案执行异议并不违反相关法律规定。
摘要2：
摘要1：解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严格规范终结本次执行程序的规定（试行）》第７条规定，当事人、利害关系人认为终结本次执行程序违反法律规定的，可以提出执行行为异议。
摘要2：
摘要1：问题：次债务人能否作为案外人提出执行异议之诉？
解读：次债务人以不存在到期债权为由提出异议，并非作为利害关系人对执行标的享有实体权利而提出异议，不属于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的审理范围，不应通过执行异议之诉程序审查，应通过执行异议、执行复议等执行监督程序解决。
摘要2：【注解１】（１）次债务人在执行程序中处于协助执行人的位置，根据《执行异议和复议规定》第５条第４项“认为人民法院要求协助执行的事项超出其协助范围或者违反法律规定的”可以作为利害关系人提出执行行为异议，其对执行行不服无权提出执行异议之诉；（２）执行法院不顾次债务人的异议而继续对该到期债权执行的情况下，次债务人应通过执行行为异议和复议程序维护自身权益，而无权提起执行异议之诉。
【注解２】次债务人仅为《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５０１条规定的“他人”而并非执行标的的“利害关系人”，不具备提起执行异议之诉的主体资格。
【注释】（１）针对”对他人的到期债权“享有执行异议之诉的起诉主体资格的主体必须是针对执行标的享有实体权利的人；（２）次债务人对到期债权不存在之异议不属于案外人异议，而是对法院执行行为异议。
【注解３】次债务人对协议执行通知有异议应根据执行行为异议进行审查——《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５０１条对“他人”与“利害关系人”加以区别：（１）“他人”是执行法院要求履行协助义务或者通知履行到期债人的人，包括正确的次债务人和被执行法院错误指定为次债务人的人，其对应的是《民事诉讼法》第２２５条规定的“利害关系人”，对“他人”所提出的异议应当通过执行异议和复议程序解决；（２）“利害关系人”并非执行行为异议的“利害关系人”，而是案外人异议的“案外人”（“对他人的到期债权”享有执行异议之诉的起诉主体资格须是对执行标的“对他人的到期债权”享有实体权利的人）。
【注解４】申请执行人对次债务人提出异议法院不予执行不能提起执行异议之诉，只能提起代位权诉讼。——参考案例：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最高法民申1099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7)最高法民申4037号
【裁判摘要】开庭时向当事人告知合议庭成员变更情况未违反法律规定——依据《最高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合议庭工作的若干规定》第三条规定“合议庭成员的更换情况应当及时通知诉讼当事人。”，一审法院在开庭时向当事人告知合议庭成员变更情况，并未违反法律规定。肖××等人亦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对变更后的合议庭组成人员提出异议，其主张一审该项程序违法，依据不足。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最高法民申3462号
【裁判摘要】关于赖××与黄×签订的《股权及出资转让协议书》中1440万元出资款性质问题。．．．．．．据此，首先，根据上述《股权及出资转让协议书》《股权转让协议》的约定，赖××将其持有的汇鑫公司8%股权以80万元转让给黄×，将1440万元的出资款一并转让，两项合计1520万元。赖××主张其以原价1520万元转让汇鑫公司8%的股权给黄×，与上述协议约定内容不符。同时，赖××主张股权与出资款不得分开转让，亦缺乏法律依据。原审判决认定《股权及出资转让协议书》中有关将汇鑫公司8%股权与1440万元出资款分开转让的约定有效，并不违反法律规定。其次，赖××主张的汇鑫公司1440万元出资款来源于赖××与邓某2之间的《协议书》，即将邓某2在汇鑫公司项目投入资金5100万元中的1440万元转为赖××在该项目的投资，以抵销邓某2欠赖北京14某某万元债务。根据已生效的刑初104号刑事判决及执333号函，邓某2向汇鑫公司项目投入的5100万元属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的涉案金额，赖××为邓某2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的受害者。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三条第五款的规定，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事实，当事人无须举证证明。虽然汇鑫公司当时的登记股东在《协议书》上均签名确认，汇鑫公司出具了合计1440万元的投资款收条，186号民事裁定亦对该行为进行确认，但以上行为并不足以推翻刑事判决对款项性质的认定，且刑事判决已经确认邓某2非法吸收赖北京14某某万元款项造成的损失为1030.3515万元，赖北京可以通过刑事追赃、退赔的方式解决。因此，原审判决认定邓某2以非法来源资金与赖北京抵销债务形成的《协议书》无效，进而认定《股权及出资转让协议书》中涉及1440万元出资款债权转让的条款无效，并无不当。
摘要2：赖某某、黄某股权转让纠纷二审民事判决书
【案号】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赣民终23号
【摘要】当事人能否约定将股权与出资款分开转让？——虽然赖××与邓××签订的“10.1协议"约定将邓××欠赖××14某某万元的债权转化为投资款，汇鑫公司的股东均签名确认，且汇鑫公司也出具了1440万元的投资款收条，但是因邓××用于抵债的这1440万元的投资款是其非吸所得，按照有关法律和规定，应当予以追缴。也就是说，通过刑事判决认定，邓××用于抵债的1440万元出资款的来源非法，因此导致邓××以1440万元投资款来个别抵消所欠赖××14某某万元债务的行为归于无效，即邓××与赖××的抵债协议“10.1协议”无效。而邓××与个别债权人以债务抵销的方式进行清偿，也损害了邓××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中其他受害人的均等公平受偿权利。综上，赖××转让8%的股权合法有效，其转让的1440万元的投资款因非其本人直接出资，而是来源于已纳入邓××非法吸收公众存款事实中的债权债务抵偿，因此“4.21协议”中涉及该1440万元出资款债权转让的部分条款无效。．．．．．．黄×按照其他股东的股权收购价格，与赖××签订《股权及投资款转让协议》即“4.21”协议，约定以1520万元的价格收购赖××所占的8%股权及投资款。其中，赖××出资80万元占股8%依法可以由其转让，黄×应支付该80万元给赖××。而本案中1440万元的出资款，被法院认定为是邓××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赃款，应当在刑事追赃程序中予以追缴。
【注解】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进行投资，该投资债权（区别于股权）经转让后再转让，两次转让均无效。
摘要1：【案号】湖南省郴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21)湘10执复65号
【裁判摘要】在生效法律文书未明确指定金钱给付义务的履行方式的情形下，债权人有权拒绝债务人以背书转让或签发电子商业承兑汇票的方式履行金钱给付义务——法律文书生效后，湘电公司应当按照法律文书内容履行金钱给付义务。本案中，根据临武县法院查明的事实,湘电公司并未直接向工业公司支付判决的工程款，而是向工业公司提供了一张案外人100万元电子商业承兑汇票。由于该承兑汇票的承兑人是案外人湖南高创新能源有限公司,其出票日期为2020年9月18日，汇票到期日为2021年9月18日，工业公司拒不接受该汇票，并不违反法律规定。工业公司未接受该汇票，且目前湘电公司的给付义务确未履行完毕。据此,工业公司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符合法律规定，临武县法院作出(2020)湘1025执746号执行裁定，冻结、划拨湘电公司名下的银行存款并无不当。
摘要2：
摘要1：解读１：（１）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一）》第２３条之规定——“发包人与承包人因客观情况发生了在招标投标时难以预见的变化而另行订立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仅限于“依法不属于必须招标的建设工程”，即“黑合同”对“白合同”实质性内容进行合理变更仅限于非必须招投标工程（性质等同于废标，双方当事人在废标后不再进行招投标程序直接另行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不违反法律规定）；（２）对于必须招投标范围内的中标合同，不得对工程范围、建设工期、工程质量和工程价款进行变更——否则变更内容不具有法律约束力，仍继续按中标合同的白合同执行。
解读２：“黑合同”对“白合同”非实质性内容进行合理变更合法有效。
摘要2：【注解１】（１）属于必须招标项目的中标备案合同无效，对中标合同中约定的工程价款的实质性内容进行变更的补充协议属于另行订立的与经过备案中标合同实质性内容不一致的无效协议。——参考案例：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最高法民终175号；（２）不属于必须招标的项目建设单位与施工单位在招投标程序之后签订合同的行为应视为对合同内容的变更（合理变更的性质等同于废标后直接另行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参考案例：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最高法民终1156号
【注解２】确定是否对中标合同实质性内容进行变更应考虑以下两个方面｜（１）是否足以影响其他竞标人能够中标或者以何种条件中标（发包人与承包人的补充或变更协议的内容排除其他竞标人中标的可能或其他竞标人中标条件的，构成对中标合同实质性内容的变更）；（２）是否对招标人与中标人的权利义务产生较大影响（发包人与承包人另行订立的补充或变更协议较大的改变了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导致双方利益严重失衡的，则背离了中标合同的实质性内容）。——参考案例：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2)最高法民申262号
摘要1：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发布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十大典型案例之九：市政中心与×××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财政评审结论是否应作为建设工程造价结算依据
【裁判要旨】以财政评审结论作为工程造价结算依据，应严格遵循意思自治原则，只有在双方明确约定以财政评审结论作为结算依据的情况下，才能将其作为认定工程造价的依据。同时，财政评审结论作为民事诉讼证据，其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亦需经人民法院审查后，方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若有证据证明财政评审结论违反法律规定或合同约定，当事人申请对工程造价争议部分进行鉴定的，应予准许。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最高法民终532号
【裁判摘要１】发包人擅自使用建设工程不影响最终验收通过日期为竣工日期——涉案工程竣工日期应认定为2014年4月28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四条规定，当事人对建设工程实际竣工日期有争议的，按照以下情形分别处理：（一）建设工程经竣工验收合格的，以竣工验收合格之日为竣工日期；（二）承包人已经提交竣工验收报告，发包人拖延验收的，以承包人提交验收报告之日为竣工日期；（三）建设工程未经竣工验收，发包人擅自使用的，以转移占有建设工程之日为竣工日期。由此可知，在建设工程已经竣工验收合格的情况下，应当以竣工验收合格之日为竣工日期，在建设工程未经竣工验收，发包人擅自使用的情况下，才应当以转移占有建设工程之日为竣工日期。涉案工程虽然从2014年1月2日开始进行了部分实际使用，但在2014年4月28日才竣工验收合格，并由建设单位、施工单位、设计单位、监理单位共同出具了《工程竣工报告》、《单位工程验收证明》，依法应当以工程竣工验收合格之日即2014年4月28日为竣工日期。原审判决在该工程已经竣工验收合格的情况下，以工程转移占有之日为竣工日期的认定错误，依法应当予以纠正。
【裁判摘要２】安泰公司已经放弃涉案工程的优先受偿权。第一，安泰公司已放弃了涉案工程优先受偿权。本案中，安泰公司出具的《承诺书》明确载明，无论嘉合公司现在及以后是否欠付安泰公司在建工程的工程款，其自愿放弃上述《抵押合同》中约定的在建工程的优先受偿权。本承诺书一经签发不可撤销。该《承诺书》是安泰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安泰公司上诉称该《承诺书》是为了嘉合公司取得贷款作出的，不是其真实意思表示。但其作为专业建筑企业，应当知道出具《承诺书》的法律后果，而且，其也没有证据证明在出具《承诺书》时存在欺诈、胁迫、乘人之危等违背真实意愿的情形，应当为出具《承诺书》的行为负责。因此，安泰公司该项上诉请求，证据不足，不应支持。安泰公司上诉主张该《承诺书》是其针对吉林银行大连分行出具的，并不是针对嘉合公司、恒源公司出具的，该《承诺书》对嘉合公司、恒源公司不产生效力。但嘉合公司是涉案工程的建设单位，该《承诺书》也明确载明承诺对象包含嘉合公司，《承诺书》一经作出，即对嘉合公司产生效力。
摘要2：（续）在安泰公司明确放弃优先受偿权之后，再次提起诉讼主张涉案工程优先受偿权，违反了《承诺书》的约定，也违背了诚实信用原则，依法不应支持。第二，安泰公司放弃优先受偿权不违反法律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十三条规定，当事人有权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处分自己的民事权利和诉讼权利。建设工程优先受偿权是法律赋予建设工程施工人的法定权利，属于具有担保性质的民事财产权利。作为民事财产权利，权利人当然可以自由选择是否行使，当然也应当允许其通过约定放弃。而且，放弃优先受偿权并不必然侵害建设工程承包人或建筑工人的合法权益，承包人或建筑工人的合法权益还可通过其他途径的保障予以实现。因此，安泰公司关于优先受偿权属于法定权利，不能通过约定放弃的上诉理由，于法无据，不应支持。需要强调的是，本案安泰公司已经明确放弃了涉案工程的优先受偿权，其优先受偿权已不复存在，也就不存在是否能够对抗恒源公司债权的问题。嘉合公司答辩时虽对原审判决的工程款利息及违约金提出异议，但其并未对此提起上诉，该问题不属于二审审理范围，本院依法不予审理。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最高法民终337号
【裁判摘要１】质保金条款属于结算条款，合同解除不影响质保金条款效力，在合同约定的条件满足时，工程质量保证金应返还施工方——工程总价款5%的质保金是否应当扣除。福建九鼎认为合同解除后，质保金条款不再适用，故不应扣除质保金。本院认为，质保金条款属于结算条款，合同解除不影响质保金条款效力，因此在合同约定的条件满足时，工程质量保证金才应返还施工方。虽然案涉工程未完工，但福建九鼎的质量保修义务并不因此免除。根据《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中《工程质量保修书》之约定，工程质量保修金按实际完成工程结算总价款5%扣留5年，案涉工程于2016年1月8日完成主体封顶，至今工程未竣工验收，也未交付使用，质量保修期尚未届满，故福建九鼎主张质保金不应扣除的理由不能成立。
【裁判摘要２】关于福建九鼎是否享有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的问题。佳鸿宇合主张，福建九鼎自认的停工时间距离起诉时已超过六个月，超过了优先受偿权的行使期限，且会影响到案涉工程后续承包方的优先权。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二条规定：“承包人行使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的期限为六个月，自发包人应当给付建设工程价款之日起算。”本案中，建设工程施工合同解除时工程尚未完工，且双方对于已完工程价款尚存争议，后经司法鉴定得以明确案涉工程价款的具体数额。故一审法院以福建九鼎起诉之日确定佳鸿宇合应当给付建设工程价款的时间，于法有据。
摘要2：【裁判摘要３】（１）即使承包人日实际开工但因工程欠缺开工的基本条件亦属于违法开工；（２）在约定的竣工日期届满后发包人仍在向承包人发出关于图纸变更调整、施工工艺细化的相关通知，把控工程进度，故发包人对于逾期竣工存在过错，其要求承包人承担逾期竣工违约金的请求不予支持——关于福建九鼎是否应当承担逾期竣工违约金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第七条、第八条，《建筑工程施工许可管理办法》第二条、第四条，建设工程的施工必须取得施工许可证，办理施工许可证是建设单位即佳鸿宇合的法定义务。同时，《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专用合同条款7.3.2约定“发包人应按照法律规定获得工程施工所需的许可”；专用条款7.5.1对因发包人原因导致工期延误只载明“其他情形”，故应参照通用条款。《建设工程施工合同》通用条款7.5.1约定：“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因下列情况导致工期延误和(或)费用增加的，由发包人承担由此延误的工期和(或)增加的费用：……(2)发包人未能按合同约定提供施工现场、施工条件、基础资料、许可、批准等开工条件的；……因发包人原因未按计划开工日期开工的，发包人应按实际开工日期顺延竣工日期……”佳鸿宇合取得建设工程施工许可证也是合同约定的义务。经查，双方当事人于2015年1月15日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约定开工日期为2014年10月10日、竣工日期为2015年2月6日。案涉工程于2015年9月才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迟于前述约定竣工日期，至今仍未取得土地使用权证、建设工程施工许可证等相关手续，既违反法律规定，也违反合同约定，还致使案涉工程处于无法正常施工的状态。即使福建九鼎于2014年10月8日实际开工，但因工程欠缺开工的基本条件，亦属于违法开工。同时，在约定的竣工日期届满后，佳鸿宇合仍在向福建九鼎发出关于图纸变更调整、施工工艺细化的相关通知，把控工程进度。故佳鸿宇合对于逾期竣工存在过错，其要求福建九鼎承担逾期竣工违约金的请求，本院不予支持。